hr公司的战略变革之路

第一篇：hr公司的战略变革之路

传统金融的变革之路

阿里商业评论 | 传统金融的变革之路

方德华|阿里研究院

随着战后最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变革的序幕正徐徐拉开，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业饱受诟病，要求改革的呼声盛嚣尘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业展开了集体反思。中国金融业虽然在本次百年一遇的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展望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体系所处的大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全行业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犹存，传统金融的固有缺陷正在显现，加速行业变革，转变经营模式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最重要的命题!

一、我国金融行业体系的建立、健全

金融被称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健康、完整、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在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1949年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 “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文革”期间，银行独立性消失，196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银行体系沦为政府的“大钱库”和“出纳员”。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银行体系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及其“左”倾错误得到纠正，我国建立金融体系的摸索进入新阶段。

1979年后，国家先后恢复了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分设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以及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专业银行为骨干的银行体系。

1995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银行也迅速发展。在交通银行于1986年7月重组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之后，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行相继成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银行体系雏形初显。但是，整个金融体系还是银行的天下，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层次感不强，金融战略纵深没有搭建起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入世承诺强制性地将金融改革推上了快车道，在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措施下 ，一度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 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浴火重生，“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上海、香港两地上市。继中国银行之后，工商银行于2013年被列为全球28家系统性重要银行之一。 图1：中国的金融体系

过去十数年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证券业股权分置改革和证券机构综合治理已经完成，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迅速发展;现代保险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农村金融和小企业金融方面，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蓬勃发展;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取得初步成果。

二、传统金融存在的问题

正如有学者和业内人士所观察到的，传统金融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传统的管理理念仍然根深蒂固。许多落后的管理方式依然存在。 “部门利益至上”的观念很难改变，不少经营管理人员习惯于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管理金融机构。

第二，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仍旧以传统模式为主。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客户至上观念不强，日常业务仍然更多地以产品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二是业务单元自上而下的垂直运作和管理机制尚未形成。三是后台业务集中处理能力有限，前中后台分离与制约仍不完善。

第三，信息化建设未完全适应业务发展需要。传统金融机构数据集中还停留在物理集中层面，没有上升到逻辑集中的层次，与国际先进的金融机构相比，中资传统金融机构业务流程信息化、自动化、无纸化和智能化水平依然不高。 第四，传统金融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没有显著提高，对新的经济形态、新的需求和新的增长点的把握不到位。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传统的增长点正在消逝，农村经济和小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传统金融机构在工业经济思维和马太定律的约束下，难以很好地服务这些新增长点，也无法分享他们成长的收益。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在突破时空限制等方面也有待提高。

三、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发展

(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领域的八字箴言¬——实业为本，金融为末——为互联网金融指明了方向。本轮危机发生后，主要工业国家对现行金融体系和构架展开了集体反思。他们对银行体系、监管构成的意见和建议莫衷一是，但对金融回归并服务实体经济却达成了高度一致。金融最基本的功能和终极任务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实体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人体，金融就是血管。血管体系再完善、再复杂也必须是根植于人体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比于传统金融脱胎于保管和支付业务，互联网金融从实体经济而来，有着更好的实体经济基因。从服务的对象看，互联网金融更多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而创业企业的风险系数与一般企业是不同的。一般企业面临的是可持续经营和成本控制等风险，创业企业的风险更像是二进制的电脑程序，1代表成功，0代表失败，失败的代价极为高昂，传统金融无法有效支撑，所以才产生了风险投资。而互联网金融能比风险投资更好地适应创业企业的需求。从经济的角度看，大量的创业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保证。互联网金融与该类企业结合，可以有效解决此类问题，也使金融更好地发展。从宏观方面看，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跨区域、跨时期分布的，传统金融的资源配置方式存在极限问题，即使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远期市场也无法完全解决资源的跨时期、跨区域配置问题。互联网金融的无地域、无物理网点的网状分散式分布可以推动该问题的解决。金融行业的未来来自于实体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实现“从实体经济中来，到实体经济中去”的闭环。

(二)更先进的业务流程

互联网金融信息化程度更高。传统金融行业风险控制是基于大数定理和抽样调查，采取线性方式，主要手段是事前“尽调”、贷前抵押、客户维护和贷后管理。以事前尽调为例，传统金融业，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都会按照“了解你的顾客”的原则进行数据采集，详细了解客户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过去信用情况等。虽然线性数据有很强的实用性，便于处理，占用空间小，处理速度快，但是，其准确性和代表性都存在一定问题。互联网金融将不再完全依赖统计上的大数定理和抽样法则来界定风险，而是依靠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直接揭示个人金融行为，精确锁定和控制风险水平，通过海量的行为数据、位置数据和交易数据定位消费者的资金需求、时间分布、购买偏好等，突破传统金融简单依靠统计模型进行期限匹配的方式，为风险管理提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传统金融变革的建议

所谓“时势造英雄”，中国金融资源在时空上的不均匀分布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超常规发展。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跑马圈地”，传统金融企业在最初阶段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依旧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机遇。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于大型银行这样的传统金融机构，思维与机制的转变是关键。凭借坚实的资金、人员、风控基础服务大企业、高端客户的复杂需求仍将是大中型银行独有的优势。但大中型银行业不应忽视互联网金融所开启的广大长尾市场。面对快速迭代的互联网金融，BCG进一步明确了传统金融机构应该采取的措施，“(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从银行的数字化洞察、数字化渠道、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创新、风险管理、流程管理、技术平台、组织管理等八个方面进行改进，建立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战略。” 图2：数字化战略

(四)未来金融的方向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互联网的厉害之处在于——动员更多的人满足更多的人，不是靠少数公司、少数厂商，而是动员千军万马。”金融和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精神融合后，产生了全新的场景，创造了无穷的可能，其精髓在于动员了更多的人去服务别人，使“精英金融”向着“人人金融”演变，实现随时随地都有金融机构跟随的理想。人人金融的初级表现是所有的金融数据和资产可通过统一的入口、统一的账号和统一的界面得到全面管理。用户所需要的各种金融服务都围绕这个统一的入口展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积累，统一账户入口和场景应用会进一步融合，通过复杂的算法和模块化的金融工具组合，实现随身金融服务，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获取金融咨询和金融资源。这种金融服务方式是无法依靠有限的金融机构完成的，而是要凝聚更多的人来为别人提供服务，让金融朝着平等、分散、网状、点对点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本金融，也完成传统金融真正的变革。

第二篇：不同的变革,不同的近代化之路

摘要：众所周知，日本由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拉开了近代化历程的帷幕。在明治政府实施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推动下，日本迅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开展了戊戌维新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戊戌维新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发生的。中国的维新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政治舞台上完美亮相但又迅速离场如同“昙花一现”。那么，以日本为师努力学习的中国，为什么同样的革新换来的是不同的结局。本文试图探究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是那样的有戏剧性。

关键词：近代化;明治维新;戊戌维新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37-03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中日两国变法背景与原因

(一)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之前国内状况的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8年以前，日本幕府的权利越来越弱，相反西南诸藩的改革却特别活跃，并伴随着近代工业的萌芽出现在日本全国各地。另外一方面，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寻求更为广阔的商品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也同样有助于打开东方亚洲大门。这期间，中国和日本同样面对外敌的强压。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更加加强了锁国政策。

同时，1868年前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开始。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更无法维持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统治。对于清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

(二)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改革内容的比较

明治维新中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的。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措施，打破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在政治上新政府顺应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取消封建割据的形势，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另外，为了安抚旧藩主的利益，采取了“赎买”的方式，减少了他们对“废藩置县”的抗拒作用。在此基础上，日本废除了以前的贵族的封建特权，允许各阶层之间通婚，实现了“四民平等”。明治政府还改革了封建俸禄制，解决为数众多的封建武士的问题，这无疑是新政府改革各种封建制度中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政府修改了俸禄制度，削减俸禄，由幕府末年的总额1 300万石减为900万石。1872年后进一步减为492万石。减少了五分之三并规定这些俸禄以(库存米)支付。这样不仅减少了新政府的经济负担，而且由于不再从封建领地的收入中支付，使俸禄与封建领地收入脱钩，俸禄的封建性质开始有所改变。经济上的独立使得政治上不再受阻于封建势力的限制。

我们说，明治政府实施政治改革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新政权，推动社会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经济，强大自己的国家。其中最值得提的便是“殖产兴业”政策。

再看相同历史时间段里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早已腐朽不堪，吏治黑暗，贿赂公行，封建体制早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在中国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变法来势凶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刚开始变法便取得不错的效应，似乎事情可以顺利发展下去。但历时103天，变法却以失败告终，变法的革命人士更是死的死，逃亡的逃亡。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成败原因的比较

两国的维新变法从表面上特别相似，因为历史背景相近，时间也相隔不远。目标也十分相似，措施也大体相同。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主要通过政府发布命令推行改革。可以说，戊戌维新本身就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图进行的，然而，同样进行变法，两者取得的成效或者结局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不仅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并且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迅速失败，维新人士不但没有像日本那样成为建设国家的领导人物，反而遭到疯狂镇压，改革之路何其艰难。

(一)经济制约因素

从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在日本封建领主制度下，商品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也比中国要快。客观上说，日本国土小，资本主义萌芽的密度大，并形成了几个经济中心。城乡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渴望变革腐旧的政治现状，为了发展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利益。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在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自然经济瓦解很缓慢。对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抵抗也很顽强。比如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军事企业就是例子。由于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天又营养不良，动不动还会被扼杀。所以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为了保身，他们很少直接参加和支持戊戌变法。 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要比日本的发展要低。自古以来中国人潜意识里面的重义轻利和信仰孔孟之道，重农抑商充分地随着儒家温文尔雅的态度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总之，客观经济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更没有足够的乳汁哺育资产阶级健康成长。

(二)政治制约因素

戊戌变法刚刚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日本，曾就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来总结中国变法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变法相比之下有三个不利的条件，一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一旦打出拥护天皇，“尊王讨幕”大旗，“以君臣大义名分”作号召，就立刻能得到四方相应。而认为清政府统治者西太后由于天下人怀疑其名，中国维新派尽管也打起了拥护皇帝的旗号，却没有多大的号召力，相比起日本维新派的力量，中国维新派势单力薄。二是日本幕府和天皇实际上处于两个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变法比较自由，直达最高决策层。但是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同处一宫，后院起火，皇上稍微有所举动，西后无所不知。加之光绪是慈禧的人质，想通过统治者颁布命令达到变法特别难。三是“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权”，明治维新时，天皇可以依靠萨摩、长州等强藩的武力作为基地，而中国维新派曾想把湖南等省作为中国的维新基地可是，“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微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

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住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按康梁的分析，戊戌维新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光绪皇帝，政变以后，仍死死抱住皇帝不放，当新的革命高潮来临之际，依旧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但，旧政权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反对维新的保守派势力如旧，是不是维新派不愿意掌权，不是，他们想象着和平取得政权，想象着通过设立一些制度局的机构，但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抵制。

(三)文化传统制约因素

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能很好地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相融合。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因此，在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时，阻力较小，成效显著。另外，日本固有提倡的武士精神，从实不从虚浮。这种精神有助于推动变法。

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始终抛不掉文化的优越感的包袱。不少人仍崇尚祖宗之法，喜欢脱离实际的空谈。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封建制度束缚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这对新改革十分不利。当时的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有一些在维新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清政府和以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对于学者的创新立意和更切实际的研究却给予压制。虽然维新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关心重大现实问题时，往往措辞比较谨慎，有的明明意识到清王朝的衰弱，但在表达自己思想，却竭尽阿谀奉承之辞。由于大多数学者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受政治约束的世界里，自然思想和行动方面就无意识地受到了限制。1895年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其所造成的震惊倒不是因为上书的内容，而是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读书人不插手政治事务的禁规。

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声称，日本将“为帝国统治根基的强盛，拓新知于海外”。为什么一个去海外寻求解决办法，另一个则首先转向自己的传统来谋求问题的答案?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做是与各自不同的教育目的和背景联系起来的。德川时期的日本，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借来的，儒教也还有它一定的活力，而在本土的民族礼仪中，神道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思想，普遍认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当官，宦途的大门对于这些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关闭的，其他能发挥专长的出路又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政府当时迅速地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然而在清廷只是不时地要求百姓知晓儒家原则和臣民义务的前提下，在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要把儒家的忠君转变为现代爱国主义，事实证明是困难的。

(四)其他制约因素

梁启超曾经比较了中日两国维新时国际形势不同，指出中国戊戌变法是处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下，已经与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国际形势大不一样了。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是否可以说，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所以，我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三、结语：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

唯物史观认为，时势造英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维新派的君子们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灿烂而悲壮的悲剧。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也因为在改革过程中保存了封建残余，鼓吹对外扩张，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虽然戊戌维新失败了，但正是由于维新派的大声疾呼，爱国救亡，进行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在鲜血和失败教训之上，取得的成功是唤醒了更多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更多更及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这点来说，戊戌维新，功不可没。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影响，对比两国革新之路的时候，就会发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中日近代，是多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可以说，在近代史上，中国日本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让历史的长河白白流逝，我们应该回顾、思考找出有益于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和启示的有用之处。

近代化是一个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如果用静止的观点就无法把握近代化的实质，应该把中日近代化放在历史的动态中去考察。要善于学习，善于与本身国情结合。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中日近代化现状。

在探索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善于不拘泥于经济领域，而是展开拓及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考察这些领域与近代化的内在联系，突破现成传统模式，系统把握近代化进程，才能全面系统构建自己国家的精神(国民性)。

日本的近代化革新与中国存在着共同的规律，对于近代的史实，也可以为目前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在探讨两国近代化的历程时，必须明白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革新留给我们现代人怎么一份历史遗产。只有这样，这个探讨才有意义。

第三篇：网一管家眼中网络营销的精准化变革之路

网络营销的精准化变革之路

互联网时代的大发展，让网络营销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以至于网络营销已经成为现代企业营销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如今，很多企业管理者通过加大网络营销的投入而收获了很好的投资回报率，这也让更多的企业主对网络营销抱有很大的希望。那么，网络营销整合推广专家--网一管家，就来和大家说说网络营销比大部分的传统营销更有优势，效果更好的原因。

既然提到了网络营销，就势必要提出概念，那就是“精准营销”。精准营销不是下属于网络营销的概念。但是网络广告最能体现精准化网络营销的价值!广告投进的精准化，必需经过许多数据的剖析和必定的技能手法来完成。网络营销人员都清楚如今的网络营销跟营销技术的联系时越来越紧密。也只有在网络营销中，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技术的力量。

提起网络营销，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搜索引营销，而搜索营销的关键又在于网络广告的精准。对于这一点，百度对于潜在客户的培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在小县城，很多小老板都会对百度充满好感。即便有些时候百度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明显的效果，但是以你为成功案例的引导，他们依然无法抗拒百度的诱惑。百度的成功，真正的原因是搜索营销广告投放的高度精准。

社交网络营销同样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交际网站存储有还海量的用户精准信息，因此完全可以对网络营销的各种手段产生冲击。网一管家对社交网络营销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海量的信息完全可以为搭建一个不亚于搜索引擎的网络营销平台。这将为网络营销推广人员带来历史性的变革。查找引擎可以精准的定向有需要的用户，而社交网站则可以精准的定向到潜在用户集体。

除了上面提到几种网络营销方式，还有现在开始渐热的移动互联网营销。移动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在于用户定位比传统互联网更加的精准。那我们就举例说明，一个大型商城内部的品牌服饰专卖店有促销活动，单独为此做网络营销有些困难，能做的就是在商场入口处贴几个海报做宣扬。借助移动互联网，或许可以给正在商场邻近逛街的用户手机直接投进促销信息。这种方式带来的效果恐怕是在商场门后贴海报要来的更有效吧。

精准营销将是网络营销公司和人员公共的目标，也是网络营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这个技术进步快速的时代，网络营销将朝着精准化越走越远。

第四篇：揭秘建行风控变革之路

揭秘建行风控变革之路:从垂直管理到层级管控

2013-07-2905:00:26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史进峰北京报道

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正在酝酿一场席卷全行的信贷管理机制和风控体系组织架构调整、优化，这场变革、再造的核心，是要对已经运行七年之久的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模式进行手术，以解决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原有模式出现的种种“不适应症”。

7月26日，建行有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为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外部经济形势与市场竞争要求，建行需要从过去更多地强调垂直的风险管理体制向强调各级经营机构对本层级经营风险管控负责转变，从过去更多地强调风险独立、管控向同时兼顾效率与风险转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酝酿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建行未来一二级分行将不再设独立的风险总监，由分管副行长取而代之，而这一体系衍生出的“平行作业”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作为首家实现境外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大型商业银行，建行在业内率先示范实行了以“垂直管理、平行作业”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制改革。这场与国际银行业接轨的治理革命，最为人称道之处，便是建立了一条由首席风险官、风险总监、风险主管、风险经理组成的独立的风险报告线。 这套打着鲜明建行烙印的风控制度，在2009年“四万亿”后的信贷投放潮中，始终发挥“缰绳”威力，建行也因此博得最“稳健”银行之美名。然而，其在运行七年之后，垂直管理模式的“不适应症”也显现出来。

“从分行层面讲，我们非常欢迎总行的改革方案。”7月25日，建行南方分行一位中层人士如是告诉记者，建行目前实施的风控体系，内部岗位制约的效果是达到了，总行统一的风控政策也得以贯彻。“但问题在于，风险总监独立于分行的制度框架下，风险部门往往只会说NO。”

“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只会说NO，会使建行失去很多市场机会。”一位建行总行中层如是告诉记者，一句话，经营部门和风险部门的沟通成本是在提高的。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以来，信贷资产风险加速暴露，同业市场竞争压力剧增，中国银行业遭遇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此背景下，原有的风险管理体制遭遇到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倒逼改革成为题中之义。

6月底，建行副行长赵欢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目前建行正在推进的授信业务流程、机制优化，目的就是针对市场中的一些新变化，通过制度创新，“让银行的经营效率更高，风险管控更有效，并使效率和风控在更高水平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观察建设银行风控体系七年嬗变之路径，从最早将国际通行做法植入到中国体制，再到逐步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回归，正如赵欢此前所言，建行的风控体系改革不能简单解读为体制的倒退。

如何实现效率与风险兼顾，重中之重在于如何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各环节进行责权设计，使得责权利统一平衡?这个问题恰是促使建行进行风控改革的真正原因，亦是风险管理体系是否能顺利运行的关键。

垂直管理模式变迁

一级分行的风险总监捧着总行的饭碗，听命于首席风险官，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总行统一制定的风险制度和政策顺利贯彻。

2005年9月，建行公开向海内外招聘首席风险官一职，成为其海外上市前轰动一时的亮点，这也曾被视为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性事件。此时，建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已在酝酿之中，建行亦是国内最早实施独立信贷审批人制度的银行。

半年后，建行总行颁布《风险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在江苏、湖北、广西和厦门四家分行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完成，其确立的改革目标相当清晰，即“构建集中、垂直的风险管理体制和覆盖各种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有效平衡风险与回报管理能力的商业银行内控和运行机制。”

这一风控体制有两大关键词，垂直管理和平行作业。 所谓垂直管理，指总行对风险条线(包括风险管理部门和信贷审批部门)现行实施垂直化管理，建立一条由首席风险官、风险总监、风险主管、风险经理组成的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报告线路，即总行设首席风险官，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向县级支行派出风险经理。

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总行设置首席风险官，协助行领导组织全行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运行工作;而在各分支机构内，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相对独立，实施垂直管理。即一级分行的风险总监则由总行统一派出，对首席风险官负责，向首席风险官和所在分行负责人双线报告，但以纵向的“负责报告线”为主、以横向的“报告线”为辅。

通俗地讲，一级分行的风险总监捧着总行的饭碗，听命于首席风险官，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总行统一制定的风险制度和政策顺利贯彻。2006年7月，38个风险总监走马上任，开始履行全新的岗位职责。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38个风险总监中有36个是异地任职。

所谓平行，指的是在信贷业务流程上，建立由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共同参与贷前评估、客户评级、贷款申请等各个业务环节的平行作业方式，风险经理参与授信业务全流程管理，实现了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的有效衔接。

通俗地说，风险经理不是“看”客户经理的脸色，而是风险经理、客户经理“四只眼”共同看客户、看市场、看风险。

建行是国内公认的最早、最彻底实施风险管理体系的银行。2006年，工商银行亦设立了首席风险官，协助行长对全行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和决策，但这一管理体系并非垂直。在总行层面，首席风险官需与主管信用风险管理的副行长一起对授信额度、贷款或其他交易进行双签审批;而在分行层面，也并非像建行一般垂直设立对首席风险官纵向负责的风险总监。

相对而言，中行则与国际化接轨力度大一些。总行层面，早在2005年，中行便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LonnieDounn)担任信贷风险总监;而在一级分行，中行随即也设立信贷风险总监，实现风险管理具有独立机构、人员和视角的风险管理体制。

“四大行的发展历程接近，风险体系雷同，也不能超越监管范畴，但相对而言，建行迈得步子大一些。”一位风险专家如是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几大行都在不断对垂直/独立风险管理体制在中国实际运行中出现的“不适应症”进行总结和调整。

进入2012年后，一系列内外部检查通报情况和重大案件或风险事件的爆发，触动了建行内部风险管理体制变革的神经。建行内部评估报告认为，一系列风险事项显示，建行的信贷管理机制流程还存在一些风险管控薄弱的环节，主要集中在授信评估评审、放款审查、贷后管理、抵质押物管理、统一风险监控等五个方面。

是时候对症下药了。

新问题VS旧体制：效率与风险之间

建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对风险体系各环节进行责、权、利设计，使得三者能够统一平衡。

“经济上升时期，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较小，管理的重点在于防范个别企业、个别项目风险，垂直平行的风险管理体制可以较好地控制风险，又不失效益。”

“然而，目前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银行面临的系统性、整体性风险不断凸显。”7月26日，建行内部一位人士如是告诉记者，新的形势要求银行风险管理条线具有全面平衡总风险和总收益的职责和动力，而垂直平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架构下的风险管理人员很难做到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总分行式的组织架构在与发达国家垂直平行的风险管理体制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不适应”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经营部门和风险部门沟通协调成本较高等。

垂直管理体系之下，其弊端之一，便是业务门槛高准入扼杀创新冲动。风控部门决策僵化往往成为业务部门抱怨的主题，也暴露了垂直管理体系与中国银行业总分行层级管理内在基因冲突，“业务门槛应该更多地授权给业务部门，我知道什么样的门槛，客户能够接受，风险部门做好后台监督就好了。”

仅以2010年以来各家银行兴起的理财和资金池业务为例，一位建行分行人士如是比较了工行和建行的应对策略，考虑利率市场化之后区域特点会很突出，2011年，工行便将资金池业务权限向分支机构下放，“但建行总行却在这一年将资金池业务进行了上收。”

“根本原因还是风险管理体系没有很好地嵌入银行的管理流程。”上述人士指出。

更复杂的挑战则来自于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随着金融脱媒和影子银行的膨胀，中国商业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仍侧重于单个行业、单个客户、单笔业务的风险管控，单项风险控制良好，但多项风险叠加的组合风险却可能大增。

正如建行一位内控部门人士所言，在大型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发生较大改变的情况下，风险爆发正从单个交易风险为主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转变，由表内业务风险为主向表内外关联风险同时爆发转变，由贷款业务风险为主向全业务风险连锁爆发转变等。

“这就要求大型商业银行超越侧重单项风险的管理理念，牢固树立组合风险管理理念，对全部资产和业务进行统一摆布和动态调整，提高银行的风险收益匹配结构，实现资本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如此背景下，是时候适度调整风险管理体制了。正如一位资深银行家所言，新形势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本着统筹平衡风险、资本及收益的准则和权责对等的原则，对目前完全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制进行适度调整，不断探索分层管理和垂直管理的恰当结合方式。

建行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便是大型商业银行总行层面、分行层面主要负责人应对一定范围内的经营风险收益负主要责任，相应的，对风险管理的部门设置也应做适当调整，做到部门分工和职责明确，授信风控体制中的各部门、各岗位均承担相应的风险管理责任。

信息不充分前提下的精准决策是风险体系的关键。上述资深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任何体系的建设都必须与国情匹配。尤其在中国，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而信息在当代任何市场都是关键要素。

当前“影子银行”开始盛行，而在“一行三会”的管理体系下，监管不统一导致了更大的信息屏蔽和监管套利。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成了风险体系成功与否的标志、试金石。

建行风控体系新改革，仍然要面对同样的考验，而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对风险体系各环节进行责、权、利设计，使得责权利三者能够统一平衡。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体系能否顺利运行的关键。”一位建行投行部人士如是坦言。

对症下药：分行党委作用加大

“某种意义上，各银行风险体系正逐步走向一致化，以工行等为代表的风控模式，被证明在风险与收益方面更能取得平衡。”

建行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原先7年风险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外部经济形势与市场竞争要求，“需要从过去更多地强调垂直的风险管理体制向强调各级经营机构对本层级经营风险管控负责转变，从过去更多地强调风险独立、管控向同时兼顾效率与风险转变。” 授信流程优化调整成为突破点和主要方向。本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建行此次进一步调整优化授信业务流程、机制的核心思路有四个方面：

一是按照流程银行建设要求，在现有授信流程大框架下进行局部优化，建立简捷、集约、高效的对公授信流程，根据流程原理设置部门并科学界定部门责任和权力。

授信流程局部优化的重点在于减少重复操作、缩短管理链条、明确岗位职责、提升管控效率和质量，力求使得提升流程效率和强化风险管控在更高层次达到平衡。

第二大问题，便是着重解决风险管理各个环节的“权责”问题。建行内部资料显示，下一步将按照管理方法中的“授权有限、权责对等”的要求，科学界定流程中的各个部门责任和权力。

“要强化信用风险牵头部门职责，确保全行信贷政策风险政策有机统

一、偏好一致;要明确信贷前、中、后台职责分工，前台部门专注于业务发展和营销，中台部门负责授信评审和审批把关，后台部门负责风险监控和提示，确保有效履职。”

这意味着原先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信贷业务全流程平行作业的模式，将被完全改写。

第三个方面，则从组织在管理分工上，由原有的更多地强调垂直风险条线对风险负责，转变为强调各级机构党委对风险负全责，充分发挥分行党委在领导和推动分行经营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核心作用;在流程岗位上，由原有的更多地强调风险经理、审批人的风险制衡，转变为强调信贷经营岗位、授信岗位、审批人各自履责、做好风险收益平衡，切实落实全员风险管理理念。

这部分印证了此前报道的分行风险总监一职将被裁撤的传闻。

最后，建行再度强调主动授信管理，在审批之前增加授信评审环节，信贷前、中、后台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客户经营策略，前置了风险关口，主动了解市场和客户需求，主动制定综合授信方案，主动安排客户信贷经营策略和风险应对，切实加强对经办行信贷经营的主动介入和积极引导，促进全面提升信贷经营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各家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正在逐步走向一致化，以工行模式等为代表的风控模式，也被证明在风险与收益方面更能取得平衡。”上述银行业资深人士说。

第五篇：引领学校变革，走特色发展之路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刘国华

当今的中学校长总是被赋予多样化的角色形象，诸如决策者、组织者、管理者、协调者、策划者等等。而十几年校长工作的历练，令我深深意识到校长的主要角色应是一个引领者：引领学校的变革，引领学校的特色发展。

一、变革的动因：特色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校变革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是校长自觉引领的结果。校长是集决策者、探索者和研究者于一身，更应当是一位富有创新、改革精神的引领者，校长只有以引领者的形象出现时，才能以一往无前的创新胆识带动和推进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要让甘泉外国语中学这所老完中顺应时代呼唤，实现新的跨越，动力在于解放思想，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我在对甘泉的办学历史及其他主客观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对学校变革进行了以下战略思考：

思考一：变革要有独特性。要在具有一般学校办学水平的基础上把学校办成富有个性特征办学风貌的学校，主要表现在有独特的办学思想、独特的办学内容、独特的办学策略，独特的发展道路。

思考二：变革要有预见性。全球化和信息化突飞猛进，世界变成“地球村”，国际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加快，包括日语在内的小语种人才将会日益受到青睐。

思考三：变革要有时效性。要及时跟进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战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呼唤外语人才的快速培养，数以千计的日方企业、中日合资落户沪上，日语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升温，这是我们发展日语教育的良好时机。

思考四：变革要有校本性。我校作为一所普通完中，并无明显的综合优势。只有创建特色品牌，以特色求发展，才能使学校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特色品牌将使学校成为永远的赢家。

因此，我们确立“探索教育国际化，走‘日语见长，多语发展’的特色之路”的发展战略。

学校变革是在校长引领下不断推进的过程，要求校长善于以战略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国内外的办学环境，挖掘学校的办学资源，预测和把握学校变革的趋势，抓住不同时期学校变革的特点、关键、重点和发展项目，以坚定的执行力予以推进，实现学校的特色发展。

二、变革的关键：特色发展的内涵定位 本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学实习研究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学校管理机制创新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0060

2世界级战略大师迈克·波特曾经说过：“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只有两种战略：一是差异化，二是成本领先。”他把企业发展定位一个指向“特色”，另一个指向“效益”，这对于学校发展定位有重要参考价值。校长作为学校的掌门人，在学校发展定位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通过对学校外部办学环境和学校内部办学资源的调研思考，我对学校特色发展定位作如下描述：

1.培养目标定位：学校特色不是供人欣赏的风景，特色“物化”直接表现在育人的规格和素养上。我们提出培养“有教养、有个性、有竞争力、有国际视野的现代人”，这是对从日语教育开始的办学特色的最好概括。

2.管理效能定位：办学理念先进、管理高效、队伍精良、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品牌学校;探索出一条关注母语和民族文化的有甘泉特色的教育国际化发展道路。

3.发展路径定位：以日语教育为抓手，以外国学生部作为新的生长点，以双外语教学为载体，以国际理解教育为重要内容，以迈向教育国际化为追求，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日语及其他小语种后备人才，逐步把甘泉办成“日语见长，多语发展”的特色学校。

对学校特色发展定位是基于以下思考：

特色发展是“日语见长”资源优势的必然要求。特色学校的特色不可能是外界赋予的，只能是由它的历史发展的积淀和自身资源优势等内在条件决定的。我们学校有34年的日语办学历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日语教育经验，而且形成了雄厚的日语教师资源，以及韩、法、德、俄语种的师资条件。

特色发展是避免学校之间同质竞争的唯一选择。确定“日语见长、多语发展”特色学校建设的定位既顺应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对人才多元化的需求，又满足了学生及其家长对多语学习的愿望。上海市普通中学中将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开设的，只有我们学校，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在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学校同质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今天，走出一条错位发展之路，无疑是一种战略选择。

特色发展是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特色”是“出色”的最大本钱，特色是核心竞争力的本质。特色意味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胜人一筹，只有特色学校才能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日语，发展多语，办好外国学生部，这有利于扬我所长、展我所优。我们追求的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难以模仿”且能长期保持的竞争优势。

特色发展是树立良好而独特学校公众形象的最好渠道。良好而独特的公众形象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特色学校比一般学校更容易为社会所识别，能使学校拥有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为学校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三、变革的保障：特色发展的支持系统

1.课程建设：根基

特色系于课程。战略愿景的实现，离不开治校方略的支撑，离不开项目载体的设计和落实。特色定位必须有相应的课程来承载和表现，课程特色是特色学校发展的根基。我们采取“充实——改造——渗透——统整”的方法，对基础型课程进行优化;建设“日语见长，多语发展”外语品牌课程;构建国际理解教育特色的拓展型课程;发展具有“重构活动，打造能力”特色的研究型课程。完善双外语教育的三种模式：(1)主修日语，辅修其它语种;(2)主修英语，辅修其它语种;(3)日语、英语双主修。开发校本特色课程，形成外语(听力、口语)、双语、对外汉语、国际教育(JA课程、EPT课程、IB课程等)、艺体、民族文化、科技(“2049”课程等)、综合实践、社交礼仪、演讲与辩论等课程系列。

2.教师队伍：原色

特色学校发展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是特色学校的原色。为此我们依托“青蓝工作室”制订并组织实施“529工程”，即培养5名领军人才，20名骨干教师，90名教有特长的教师，提高甘泉教师的整体素质;每年选拔10名以上教师出国专业进修、交流与学习，并且保证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开设“教师专业发展创新论坛”，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教师文化;成立“对外汉语教育研究中心”，加强对外汉语的师资队伍建设;聘请多语种外教，现在学校的外教数量已经增加到8名。

3.学生活动：活力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活动是学校特色发展的生命和活力，并最终将体现在学生个性化的成长上。我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国际比赛，开展中外交流活动，增强学生对中外文化差异性的体验，还组织学生参加“AFS”(国际交流学生派遣)项目，组织学生修学旅行;广泛开展将棋、空手道、跆拳道、茶道等社团的活动，并鼓励学生社团参与外事接待活动，促进体现国际理解的学生社团文化的健康发展;承办中学生国际比赛，开展与国际友好学校的学生互访活动，扩展学生视野，提高他们国际沟通、理解、合作的能力。

4.制度创新：平台

在一片“强化管理”声中，制度似乎变成了一种强制、外控的手段，不利于创设教师和学校发展的生态环境。我以为制度创新要体现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和谐统一，我们的探索在于：⑴构建“规范+情感+权变”的管理模式，设计符合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效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流程”。⑵采用人文精神促科学精神，淡化垂直领导，强化横向沟通的管理策略，以感化促转化。⑶改革管理机构设置，将现有中层机构整合，成立课程教学部、人力资源部、事业发展部、学生工作部、外国学生部和后勤保障部。⑷完善中层干部“民主推荐，竞争上岗”的选拔任用机制，继续推行“主任助理制”、“任期责任制”、“年度述职报告制”。⑸建设学

习研究型团队，改革会议制度，定期举行以“创新——让工作充满活力”为主题的教育、管理创新论坛。⑹借鉴企业管理理念与机制，采用项目招标制和项目管理制，推进目标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管理文化。

5.文化积淀：灵魂

校长引领学校变革，是一种学校文化重建，绝不是某一领域、某一局部、某一点的变革，而是整体的学校文化的变革。不断增加学校的文化积淀，才是学校特色发展的灵魂。为此，我校确立和谐发展的办学价值观，重点是营造奋发有为、舒心愉快、多元文化交融的学校文化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让和谐发展积淀为学校的价值追求，促进教师、学生、学校的和谐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发现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素质，张扬人的个性”的学校观念文化;在制度建设上维护人的尊严，体现生命的价值，以生命生成的观点重建学校制度文化，使学校成为生命的寓所，工作学习的乐园，放飞理想的天地;重建富有多元文化交融特色的环境文化，使环境凸现民族文化，彰显学校个性，体现多元特色，赋予学校环境生命性和育人功能;建设学习型团队，力求通过“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和“团队学习”三种学习方式的推进，使学校成为开发群体智力、激发集体智慧、彼此理解支持的能持续发展的学习共同体。

“十年磨一剑”，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引领学校变革，走特色发展之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改革的道路还很长，我们愿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激流勇进的毅力、敢为人先的魄力，继续引领甘泉外国语中学的变革，“不做机械重复的事，做出灵光来;不做不动脑筋的事，做出思想来;不做人云亦云的事，做出个性来;不做应付检查的事，做出实效来”，努力将我校建设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特色品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