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贸易组织协议管理论文

在举世瞩目之中，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周年诞辰。70年来，我国各个行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在我国70年发展的历程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抉择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的思想大解放、发展战略大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法制建设大进步的起步。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世纪贸易组织协议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世纪贸易组织协议管理论文 篇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初探（1996—2005年）

摘 要：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市场日益活跃，尤其是我国汽车工业，不论产销量及进出口量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时间中心点，从政府政策和企业行为两方面，比较分析前后两个“五年”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变化，并结合现今国内汽车工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或对策，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汽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政策;企业行为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汽车市场状况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汽车的销量和产量基本保持均衡，其总趋势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两者增长缓慢，2011年后增长速度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年，情况颠倒过来，但2004年、2005年又回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两年的状态。仅就2011年前后的六年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一项政策性因素短期内起到了刺激国内汽车生产作用，但在20世纪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汽车市场本应进入卖方市场，但中国汽车生产能力未能依据市场需求提高，这反映了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中国汽车进口量处于4万—8万辆，2011年后，我国汽车进口数量保持了两年的迅猛增长势头，在2003—2005年间逐渐稳定下来，且有小幅下降。毫无疑问，政策因素是重要的推动力，参与世界市场交换满足了人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相比较进口量的增长，入世对刺激汽车企业生产的影响在3—4年之后显露出来：2002—2004年增长较平稳，到2005年出口量大幅度提升，并超过进口量，这当然有赖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家刺激出口需求的政策，但汽车企业数量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尚需一定时间。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1.关税减让。长期以来，高关税一直是我国政府保护国内汽车工业的重要手段。虽然自1994年起我国多次大幅度降低汽车关税，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照承诺，中国政府将汽车进口关税逐年下调10%，到2006年时，整车进口关税平均下降25%，导致进口汽车完成海关各项税收后的价格大约是到岸价的1.54～1.6倍，平均价格水平下，降30%左右，与国内同种轿车相比，价格优势明显。而且档次越高，优势越突出，加之国产车质量的短板，导致国内市场对进口车的需求大增，2002年我国进口汽车数量增长率高达78.5%，较2001年不足20%的增长率，有了质的提高。

2.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方面的逐步取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我国政府对整车进口实施进口配额，配额目录的汽车产品多达85个税目，约占国家机电产品配额产品目录总税目的60%。国内汽车产销量虽然在逐年递增，但增长速度却十分缓慢，1996—2001年五年时间，我国汽车产量平均增长率为9.7%，不足10%，且1998年产量仅增长3%;我国汽车销量同样如此，1996—2001年之间，其平均增长率也仅为10.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限定时间内，可以有限度地保留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性措施，但必须符合“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具体来说，进口配额须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2005年1月1日，我国正式取消了汽车进口配额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汽车及关键件实施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制度，直接影响的就是汽车的进口量，2001年汽车的进口量还不足80 000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仅第一年增长到将近130 000辆，增长率高达78.6%。

3.投资管理措施的缓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投资管理措施的实施缓和了外资汽车企业在我国的经营环境，尤其是在2002年中期取消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执行了十余年的40%国产化率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国产化率优惠级差税率政策，促进了我国汽车进口量，放开了国内外资汽车企业的产能限制。中国还取消了外汇平衡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当地含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并逐步放开了地方审批汽车类合资企业的权限以及统一适用国民待遇，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强制性认证制度（3C标志）中规定，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采用统一标准。这些投资管理措施的逐步实施，使得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短期内，不论是产量还是进口量均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国产汽车产业创新与转变发展分析

1.轿车行业再掀合资高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汽车市场环境良好，但竞争也日益白热化，跨国公司为抢占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内汽车企业为了在短短的“保护器”内迅速做大做强，双方都有合资合作的强烈意愿和要求。因此，合资合作在2001—2005年再次掀起一轮高潮，且合资项目也扩展为全系列车型、全方位的合作，其中，一汽与丰田的联合最为全面、突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汽与丰田汽车公司便有所交往，但丰田公司并没有把战略重点放在中国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伴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一汽与丰田合资合作迎来了新契机。2002年8月29日，一汽与丰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合資合作框架协议，一汽与丰田开启广泛的战略合作。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资合作工作分别在天津、成都、长春三个城市展开。并且，一汽与丰田的“强强联手”合作的项目是全系列产品，而不是单一的轿车;合作的领域又是跨越长春、天津、成都南北三个城市，全方位促进了企业发展。

2.加快联合重组步伐，增大产业整合力度。2001年，国家明确提出到2005年形成两三家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这一时期，汽车行业资产重组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市场化的特点，资产重组以三大集团为中心，以国外企业为重要依托，重组动力不是计划性的，而是市场化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一汽集团与天汽集团的联合重组。2002年6月14日，一汽与天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联合重组协议，协议规定：天汽集团将其持有的天津汽车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84.97%股权中的60%，即夏利公司总股本的50.98%股份转让给一汽。重组后，夏利逐步实现扭亏，由5万多量的产销量，突破20万辆的销量。与此同时，天汽集团还将其下属华利公司拥有的70%中方控股权全部一次转给一汽。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求生存、求发展，在兼并、重组方面做出的一次改革性尝试，也是政府支持下一次成功的市场运作，被称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次重组”。

3.中国汽车开始大步走向海外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汽车企业面临更加开放的海外市场，国家对汽车出口给予鼓励，中国汽车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出口整车数量由2001年的2.6万辆，增加到2005年将近17万辆。特别是以前出口较少的轿车，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当吉利汽车开始行销国内市场后，就在探索出口海外途径，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好为吉利产品走出国门提供了时机。2003年，来自叙利亚的马洛克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吉利位于上海负责出口业务的美嘉峰国际贸易公司，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敲定了“比较适合叙利亚市场的车型，价格也能为消费者接受”的吉利订单。同年8月2日，首批吉利豪情轿车驶向叙利亚，吉利首次走出国门，也实现了中国本土的民营汽车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四、结语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从政府政策和国内汽车企业行为两方面提出以下建议对策：首先，政府可以针对国内企业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内容，颁布优惠政策或直接给予补贴;对外资企业的产销行为进行适当限制，给予国产企业更大空间去创新研发;加强国家科研机构与国产汽车企业的联合开发工作。其次，对国内汽车企业要积极向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加大培养研发人才力度，将国内汽车研发力量向国际投资规模比例贴近;强强联合，不仅是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更加需要合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史（1991—2010）[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5）[K].1995.

[3]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5）[K].2005.

[4]  许进禄.中国汽车市场年鉴（2002）[K].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作者：曹志存

世纪贸易组织协议管理论文 篇2：

改革开放引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成长

在举世瞩目之中，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周年诞辰。70年来，我国各个行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在我国70年发展的历程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抉择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的思想大解放、发展战略大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法制建设大进步的起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使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伴随改革开放健康成长，经过40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健全、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大概可以分为5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探索、试验阶段，属于基本空白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初步建立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基本形成阶段；21世纪初到2008年是融入国际化阶段；2008年6月5日，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为标志，是战略提升阶段的开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和思考这段历史，对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度过40年的年华。

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它和人权不同，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基础才能产生的特定法律制度的产物。必须先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才能有知识产权。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建立在一定經济基础之上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结合我们中国的现实来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也曾经对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过多次探索、试验，但在这一段时期内，我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没有太大妨碍，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国主要是发展计划经济。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初步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筹备、酝酿，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起步的。1982年出台的《商标法》是我国内地的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律，标志着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开始建立。随着1984年《专利法》、1990年《著作权法》、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推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初步建立。

1978年我国选择改革开放之时，市场经济在我国还是理论“禁区”，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经历了探索、比较、思考、争论的漫长过程，最终才得到确认。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起步至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恰恰也是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作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基石之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市场经济是建不起来的，也发展不了的。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制度，是国际间进行科技、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之一，没有国际化的国（域）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残缺不全的，不能被认同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如果说，我国1980年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即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这一联合国所属的重要国际专业组织，是揭开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序幕，随后陆续加入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是持续推进了国际化的进程，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这一国际上另一最为重要的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则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国际化，开启了进一步深入参与、积极推动、主动融入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新征程。从这一视角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日，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形成之时。

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递交申请，要求恢复在该组织的合法缔约方席位（简称复关）。1987年3月，GATT设立中国工作组，同年10月举行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国复关谈判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的外贸体制进行审议，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议，工作组在审议中一共提出了4万多个问题，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欧美缔约国代表认为世界上只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英文里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使得中国复关谈判的外贸体制审议难于通过，复关进程受阻。直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才基本结束，开始第二个阶段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并起草议定书。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同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WTO的申请，自此“复关”变为“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复关”的基本条件和标准相比，“入世”增加了知识产权的内容和要求，主要集中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之中。为了“入世”，中国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要求完成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

中国的“复关”与“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之路。中国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开始，经历了多达15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12月11日正式“入世”。中国的“入世”要求中国必须全面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多达20余个一揽子协议。中国全面履行TRIPs协议的直接结果是推动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立法层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促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起步开始就站上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中国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伴随改革开放健康成长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经过40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健全、完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分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政策两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分为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一般规范性文件等四个层次，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

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截至2019年9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76部。

中国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国自行制订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属于国内法；另一部分是国际法，主要包括我国参加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以及簽署的双边或多边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6个部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也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根本大法；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法律部门中的一个法律制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及与之配套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20余部法律，以及法规；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合同法、公司法、对外贸易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反垄断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电子商务法等20余部法律，以及《兽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10余部法规；

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知识产权法的司法解释30余件，最高人民法院其他相关的司法解释20余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的司法解释6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3件；

我国所加入的国际公约是我国国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0年以来，我国已经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等18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我国与境外国际实体签订的知识产权协议：这类的协议已有上百件。

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

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性文件为数甚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

1.《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年6月5日）

标志着我国已经将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7号）（2011年11月13日）

国务院下发该《意见》，决定设立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务部），明确将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简称“双打”）专项行动建立健全为长效机制，从2012年开始，每年制定印发一个年度《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大力推进《意见》的落实。

3.《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2015年12月18日）

《意见》提出“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实现从大向强、从多向优的转变，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2月6日印发）

《意见》是中央首次专门针对特定审判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和重点规划，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随即发布的有《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印发新华社2018年3月21日发表）、《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18年3月17日新华社发布 ）

根据这些《决定》《方案》进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对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政管理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健康成长起来，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国际化的步伐加快、程度加深、影响加大。2012年6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北京召开的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上签署、通过《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成为首个在中国诞生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助推改革开放必须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同样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同样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我国专利申请总量达到第一个100万件用了15年，第二个100万件经历了4年2个月，第三个100万件花了2年3个月，第四个100万件仅有1年6个月，第五个100万件只用了1年4个月时间。截至2019年6月底，我國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74.0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5件；有效商标注册量为2274.3万件，平均每5.2个市场主体拥有一件有效商标，商标申请量连续18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有效量为3.5万件。

截至2018年底，我国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5090件，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80个（含国外地理标志61个），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295家，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24个。

我国每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通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提交的国家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分别位居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

2019年上半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7.8万件，同比增长8.6%；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为12.7万件，同比增长15.4%。国外在华发明专利、商标申请量的持续稳定增长。

2018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345.7338万件，相比2017年的274.7652万件，同比增长25.83%。其中，作品登记235.1952万件，增长率为17.48%；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10.4839万件，同比增长48.22%。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但不是知识产权强国，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矛盾非常突出，不容回避，必须正视。面对这一现实，优化知识产权质量意识，正确对待知识产权的“质”和“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我们对知识产权“量”和“质”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印发，明确提出“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知识产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场合，以及在向“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所致贺信中，阐明了中国在知识产权工作上的重大原则立场和重要政策取向，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为我国大力实施“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不断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作者：李顺德

世纪贸易组织协议管理论文 篇3：

开放之桥梁：中国与WTO的“世纪情缘”

2018年7月11-13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总部，接受了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查。这次受到世界各经济体高度关注的政策审查，在当前高度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下，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贸易额的“四强之一”，中国按照世贸组织的审议规则需要每两年接受一次审议，从2006年至2016年，对于中国的审议已经举行了六次。而这第七次，共有42个成员向中国提交了1963个书面问题，在审议现场，共有70个成员代表发言。这些数字都刷新了审议纪录，足见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以及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巨大影响力。

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对世界造成严重危害的局面下，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携手各方共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和多边贸易规则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国自身来说，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中国开放崛起，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中国与WTO之间有着一场“世纪情缘”。
旷日持久的“复关+入世”谈判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恐怕都对“入世”这个词印象深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而言，似乎就如同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一样，是一件充满机遇和挑战，同时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事情。实际上，中国从1986年就开始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但是由于自身经济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对外经济联系还不是非常广泛，初期的谈判进展缓慢。1993年，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APEC会议，阐明了中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从此，中国与相关各方开展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1月1日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后，中国的“复关”使命变成了“入世”。

在“入世”谈判中，要论最艰苦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谈判，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中美之间寸土必争的“持久战”。在中美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之前，1997年8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中国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同年，中国还与韩国、匈牙利、捷克等国签署了入世双边协议。11月，中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宣告基本结束。1998年4月7日，中国在第七次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提出了一揽子降低关税的方案，先后4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并签署了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

1993年11月13-15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最后的谈判，并达成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而谈判中分毫必争、剑拔弩张的气氛让人至今回忆起来都津津有味。

在谈判中，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对美国贸易代表的刁难和绕圈子，直言不讳地回应：“你们这次来，说美国作了前所未有的让步，而中国没有作出相应反应，你们就大发脾气。我提醒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农业上作了多大让步。我为此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可以重申，我们4月在农业上的让步，我基本上不会后退，但如果这次不达成协议，那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在农业方面让步！”

这只是那场火药味十足的谈判的一个小片段。美方的代表斯珀林在确定达成协议后感慨道，他们很荣幸，能够见到中方如此强硬的谈判对手。斯珀林还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因为巴尔舍夫斯基同中国谈了非常久也没有达成协议，而斯珀林一到中国协议就达成了。朱镕基总理此时则不免带着幽默的口吻回应，斯珀林不是“和平缔造者”，而巴尔舍夫斯基却是位“麻烦的制造者”。

在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与欧盟的谈判也取得了突破。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6月9日和21日，美国和欧盟先后与中国就中国入世多边谈判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2001年9月13日，中国和墨西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至此，中国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签字后同各国代表一起举杯庆祝

2001年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在日内瓦通过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这意味着中国工作组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全部结束。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11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中国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2月11日生效。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最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与WTO真正实现了互利双赢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国内有很多人非常担心，认为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将在国际激烈的竞争中损失惨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论延续不断。经过17年的实践检验，事实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而且是对于中国和世贸组织而言互利双赢的决定。

2018年6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其中对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例如，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長的重要引擎。在创造就业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首份《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关系报告》，1990-2016年，中国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创造了180万个就业岗位。在脱贫减贫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为世界提供了最高的减贫贡献率。

对于全球贸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对于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困难和挑战、促进全球贸易恢复增长可谓功不可没。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0.2%和12.8%，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01-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1/5的出口。另外，2001-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从393亿美元增至4676亿美元，年均增长16.7%，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接近10%。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为带动出口国当地消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2013-2017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累计投资超过70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2万个就业岗位。自2018年起，中国将在3年内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17年来，中国在经济和贸易发展过程中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當地时间2018年7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进行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

中国既有的发展成就是在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积极与其他成员开展合作取得的，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深化开放，为全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5年中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降至4.4%，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差1.5-2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调减900多个税目产品的税率。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宣布将进一步扩大降税范围，为了实现自身高质量的发展，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

在对中国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结束后，会议主席、贝宁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埃洛·劳鲁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世贸组织的成员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主降税和大幅度放宽金融等领域的外资准入的举措、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简化外商投资管理的各项改革以及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表示赞赏。同时，成员们也期待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大开放的力度，与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开创互利共赢的崭新局面。

作者：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