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信贷风险防控论文

防控金融风险为何成当务之急？系统性风险如何排解和规避？2017年开年以来，一系列防控金融风险的信号相当明确——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財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商行信贷风险防控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商行信贷风险防控论文 篇1：

经济新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探析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新资本协议推行、外部监管趋严、范同业竞争加剧，我国银行业逐步陷入经营困局，曾经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我国商行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完善的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而在经济转型新时期下突入其来的重大疫情，也对银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商行现如今身处数字化转型洪流之中，其信贷风险管理深耕细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本文主要围绕当前形势下我国商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新形势 商业银行 信贷风险管理 转型

一、前言

在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结构性矛盾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内寻经济升级转型新动能，外扩一带一路新空间;市场层面面临传统经济领域整体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消费性社会;近来新冠疫情爆发又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冲击。在此形势下，商行传统的信贷风险管理方式已逐渐显示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的不适配性，其规模驱动发展模式已成为过去式。作为区分不同商行核心竞争力的风险管理能力及管理“风险管理”的水平，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新形势下商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现状问题

（一）银行信贷投向较集中，新冲击下银行资产质量下滑

我国商行信贷资金投放领域一直较为集中且具有政策性投向，资金主要投向于基建领域和房地产、批发零售、电子信息等高速发展行业，这些行业发展与经济周期运行密切相关，尤其如房地产行业等往往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震荡时期信贷风险较大。此外，与国外相比，近年国内商行虽对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监管趋严，但总体不良率一直高于世界合理水平，有潜在风险和隐患存留。随着当前新冠疫情冲击，商行资产质量短期受经济超预期下滑影响，不良率存在进一步上升压力，信用风险集中暴露。在贷款存量投放方面，受到疫情冲击较严重的个人或企业贷款存在逾期可能，在新增领域方面，政策激励下信用下沉将更加考验商行的风险管控能力。

（二）质押贷款存在价值变动风险，商行风险预警机制缺乏

我国商行信贷业务中质押贷款占比较大，关于质押物估值问题对商行信贷风险管理尤为重要。质押物估值时效性强，遇经济上行期时估值高，相应地在下行压力大时估值会较低。企业常通过有价证券质押来获取资金，若经营不善无法按期还款，常会出现在处置质押物时由于金融动荡导致质押物价值下跌，或实际工作中因违法违规操作导致后期质押物难以及时处置变现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长期趋稳形势不会变，但短期内特别是资本市场受疫情冲击较大，银行受损风险增加。此外，商行传统的风险控制模式无法通过海量大数据获取价值信息，由于信息处理瓶颈存在、信用立法滞后、数据不集中、客户违约成本低、报表不真实等客观因素存在，商行风险预警机制也不够完善，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技术赋能风险管理的应用经验尚匮乏，数据勘测深度和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三）风险管理过程重视形式合规，实质风险管控弱化

国内商行虽已按照新资本协议构建其内部评级体系，但在管理工具的使用上常表现出“舶来主义”，存在静态割裂状况。另在现有营销和风控职能分设大背景下，部分商行客户经理岗位存在身兼二职现象，其在营销业绩压力下易以信贷风险控制底线来作为尽职免责的指引开展工作，甚至会出现协助借款人规避政策监管，以促成交易，完成绩效目标。目前部分商行审查人员在远离客户情况下，仅通过客户经理过滤后的信息进行决策，只能实现的是形式合规。近年频频暴雷的商行大额客户信贷违约事件，反映了普遍存在的实质风险管控弱化的问题。

（四）贷款难、耗时长、普惠金融畸形发展现象仍存在

在客户经理和借款人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面前，银行的客户经理只能通过实实在在的抵押物来控制终极风险，而很多企业因为缺少足够的抵押担保无法获得融资，导致普惠金融在很多场景中流于形式。前中后台分离模式下，贷款需要经过建立信贷关系、调查、审查、审批、规模配置、放款等多个环节的交互、制衡、判断，全流程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贷款与用款脱节，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效率。

三、新形势下商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全面提升风险资产质量，强化风险合规管理意识

信用风险是商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提升风险资产质量是商行风险防范化解的首要之务。一方面，商行需制定明晰的不良资产、逾期资产和潜在问题资产的压降目标，组建专门的资产保全团队，提升信用风险防范化解的前瞻性与主动性，实现“降存量”目标。另一方面，应加强贷款审批过程把关，以风险文化理念为指引，以风险管控为目标，构建好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全流程，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零售业务、公司业务采取差异化的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控增量”目標。此外，商行要强化风险合规管理的意识，实现集中授信审批，充分满足客户需要。

（二）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金融新理论、新技术、新业务的日益创新，商行需建立一套系统化、高效化、规范化的内控体系。应加强领导层对于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视，以内部控制为保障，增强业务的拓展和对内部管理的监督，提升总分行全体人员的风险意识，设置第一责任人机制。内部控制检查部门应当将原来被动式的监督转变为主动监督，加强对事前的监督，除对每一项业务操作进行检查之外，还需加强工作防范，将稽核环节提前，对存在倾向性、特殊性问题的业务及时评估与分析，做出相应的更改方案及意见。

（三）推进人才兴行战略，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随着银行业务快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张，对一线业务人员及风险管理人员的风险控制能力、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日益趋严，建立一支高效、高能、高专的队伍及完善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已成为商行等信贷机构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培育高素质的金融科技专业人才梯队，加强对数字化风险管理及创新人员的研发费用及人才薪酬支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在激发全行风险管理人员创新动力的同时，尽可能利用信息系统或者科技手段做到考核数据真实性、有效性。

（四）积累创新技术应用经验，加快数字化转型

总行要牵头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鼓励具有实力的分行率先在非核心、批量化的金融场景授信业务上应用风险控制创新技术，进行模型试用并深度观测数据，积累先进经验，打造数字化风控优势，形成示范带头效应。此外，要利用好信息技术，形成标准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将大数据等在信用风险监测、反欺诈管理和合规监管等操作风险及市场风险防范中广泛应用，利用客户信用评分、客户交叉违约预警信息、反欺诈模型等开展贷前调查、贷中审批和贷后管理工作。在金融科技时代，商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建立全行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搭建整合金融与范金融应用场景，积聚动力与能力，通过智能定价模型和数字化审批、机器人催收等手段获取新客、提高收入、降低成本，使得三者实现有机共生。

四、结束语

经济新形势下，商行信贷风险管理的传统模式优势已逐渐侵蚀，其不足之处亦日益凸显。基于此，全面提升商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加快商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陆岷峰，王婷婷.基于数字银行背景下数字信贷风险控制管理的战略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01）：21-26.

[2]杨洋.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J].财经界（学术版），2019（18）：75.

[3]宋贺.新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7（22）：212-213.

[4]朱文娟，汪于平.探析新形势下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问题[J].现代经济信息，2018（03）：335.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魏妍

商行信贷风险防控论文 篇2：

阻击金融风险

防控金融风险为何成当务之急？系统性风险如何排解和规避？

2017年开年以来，一系列防控金融风险的信号相当明确——

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財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并点名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3月10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央行负责人，十多次提及“风险”。

此前的2月17日，央行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更是70次提到“风险”、16次提到“泡沫”;2月中旬，多家P2P平台传出“跑路”消息;同时，我国1、2月份外汇储备6年来首次徘徊于3万亿美元关口。加之长期存在的去产能、去杠杆和地方债务及银行坏账等问题，防控金融风险被提到更高的位置。

事实上，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控金融风险就被明确要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7年以来，“一行三会”亦先后表态。3月2日，刚履新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公开“首秀”上就明确表态，要排查监管漏洞，完善预警机制，坚决治理各种金融乱象，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证监会此前亦表示，要摸清风险隐患，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加强监管协调，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保监会强调，要对风险“露头就打，出手要快、下手要狠”。

春节前后，央行祭出“三连招”——调整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和逆回购，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其核心风险来自于资金“脱实向虚”。中国是全球唯一未经历系统性风险的巨型经济体，对此要借鉴的内容有不少。

“风险并不可怕。”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从某种角度看，风险也可视为改革机会、改革动力，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生了中国国有经济重大调整，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中国能躲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

在曹远征看来，正如1998年“山雨欲来风满楼”，问题交织，却蕴藏前行之机。

防交叉传染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在市场人士看来，各类风险并非孤立存在，比如债券违约和银行不良资产可谓“同根同源”。

“春节以来，资金成本不断走高，线下中长期资金价格一天一个价。”一名债市交易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市场情绪不高，对资金很渴望。

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债市违约攀升，一级市场发行成本逐月上升。企业负债率高和利润下行，使其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而此时，一些强周期的信用债到期，兑付压力升高，煤炭、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迎来集中兑付期。

在前述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快，债券品种也更加丰富，投资者日益多元。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债券市场的发展正日渐重要。

“正是因此，债券已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融资受阻会制约企业生长，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分析。

2014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逐步从高风险环节向低风险环节传递，从表面风险最高的互联网金融到低等级的信用债，再到高等级信用债直至利率债。部分受访人士因此认为，中央要求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信用风险或是其中大概率事件。

而最主要的两个落点——债券违约和银行坏账，集中在我国金融体系核心的两大领域：目前债券市场托管存量为56.3万亿元，银行机构境内外资产总额超过232万亿元。

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不良贷款率1.74%。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表示，由于统计口径原因，真正的坏账规模可能会更高一些。债券违约和银行坏账多源于企业运行状况下行，并将传导出去。

他介绍说，过去5年间，地方融资平台等企业部门债务余额扩张超过120%，债务率膨胀了约40个百分点，而PPI则连续4年下跌。由此，实际融资利率居高不下，推高了债务负担。

由此带来的影响，一是银行体系坏账压力增加，2016年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增加41%;二是在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流动性充裕之下，股市、一线城市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上涨，冲击金融体系稳定;三是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汇率下跌有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需要根本性支撑才能防止资本大量外流。

债市违约、银行坏账、汇率贬值、股市下跌、楼市泡沫和互联网金融风险等，看似独立却容易交叉传染，源头是在企业层面。

“如果说早期对此还有分歧，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界已经达成了共识。”管清友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我国经济基本面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比较高，可动用的工具和手段多。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有信心和底气、有能力和办法。

三大减震器

长期以来，金融风险均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我国宏观经济的三大部门——居民、政府和对外部门，拥有各自的风险减震器。

其一，居民拥有高储蓄率。

早期，国内金融环境高度抑制，居民储蓄大量集中于中资银行，以低利率利好企业和银行——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维持较高的杠杆，银行能赚取不菲的利差收益。充裕的社会资金，有效地保护着企业和银行。

近年来，居民观念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等降低了储蓄率。尤其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使金融机构必须为获取居民存款给出更高的利率，利差收窄让其盈利能力降低。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也随之增加。

其二，政府部门曾经的低债务率和拥有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大量资产，也是减震器之一。

但2008年以来，地方债引发了一轮偿债危机，依靠债务展期暂时得到缓解。并且，国有资产长期面临变现难题，尤其当前一些国企、民企处于经营困难之际。

“现在即便是地方政府想卖地变现，也受缚于楼市市场现实。”经济学家易宪容表示。

其三，对外部门的减震器是外汇储备。

十多年来，中国积累了峰值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而2016年外汇储备缩水约1万亿美元。

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特别强调，我国外汇储备总量仍处于全球首位且远超出第二位，因而政策和市场都不应反应过度。并且，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利大于弊，动用外汇储备是卖出美元收回等价人民币，是等价交换的过程。

“尽管如此，三大减震器都要注意防范失灵风险。”易宪容说。

早前暴露的小额贷款、担保、互联网金融等风险，实则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等缺漏，而2016年以来信用债违约、国债期货下跌和银行间拆借利率的结构变化，倒可视为风险传染的警示。

前述监管人士说，国债这一零风险资产几乎成为普通的风险资产，人民币这一并无长期贬值基础的强势货币成为被做空的货币，这都不正常。
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防范银行业风险举足轻重。

紧盯资本外流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关键的一环是守住对外部门，即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

导致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外生因素，如美联储加息和特朗普新政;二是内生因素，特别是风险上升导致境内外投资者看空预期。若资本大量外流会引发流动性下降，继而导致利率上升，央行或随之以降准等冲销方式加以干预。

问题在于，央行的冲销能力不能出现随着资本外流而降低的状况，一旦逆市冲销不能完全对冲资本外流，流动性下降、利率攀升就容易影响到企业层面。

“这样的话，企业负债可能还会被进一步抬高。”易宪容认为。此外，利率上升还会使楼市恶化，导致去杠杆、去库存压力增大。此时，若叠加企业去杠杆、房地产去库存，金融风险或将加速显性化，致使银行坏账上升。

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防范银行业风险举足轻重。当下部分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的情况不很乐观。2016年11月，中诚信国际就将贵阳农商行的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担心其偿债能力和资产质量下降。2016年3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一些金融机构集体降级，包括12家商业银行、3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3家金融租赁公司、3家券商和1家资产管理公司等。

“从小银行到大中型银行，都值得警惕。”前述监管层人士认为。

但这还不是风险传导链条的终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一些金融风险一旦没有防控住，就可能超出金融体系范畴，与货币体系、财政体系、实体部门乃至内外经济互动等形成丝丝相扣的风险。

“因而要紧盯资本外流。”前述监管层人士表示，外部因素如美联储加息等很难把控，但必须遏制企业经营困难、高负债高杠杆等内部因素。

去杠杆为纲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也成为化解风险的主要抓手。

“与金融系统最为密切的是去杠杆。”前述监管层人士说。

去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权威人士”访谈指出，“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的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高负债即高杠杆。”管清友说，企业加杠杆是为了构建产能、放大收益，但同时也必然会放大风险。

中央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前述3月10日记者会上提出，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算高，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全球却较高，其中包含几层含义：

一是杠杆率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且将不断积累风险。处理问题时，要首先考虑稳杠杆，让总杠杆率增速少一些、慢一些。二是在总杠杆比例下，对家庭、政府、企業间的杠杆结构做优化。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形成了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高杠杆。

那么，怎样探索出一条出路？

易纲表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让企业能加大资本金和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杠杆率。这就要求企业“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对自有资本金和借贷进行最优配置并把控风险，从而激发各行各业的资本约束机制，优化全社会的融资结构。

与高杠杆相伴生的是过剩产能，尤其是2008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下行、内外需求萎缩，致使中国长期高投资形成的一些产能无法更充分有效利用，变成过剩，并逐步从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制造业发展至光伏、风电、造船和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

“每年毛利润约8%左右，除去人力物力成本，只剩4%。”国内一位轮胎制造企业董事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现在银行贷款的显性和隐性成本达到10%以上，“企业一贷款，就是亏本生存。”

梳理2012年以来相关政策发现，有关部门推动了几轮政策性去杠杆，但由于种种原因，伴生了一些问题。比如，2013年打击非标业务、规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成为当年所谓“钱荒”的导火索;2015年在唱多牛市后清理配资账户，没料想触发当年6月的“股灾”;2016年去杠杆过程中，四季度出现债券市场的激烈调整。

于是，中央当前力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务院还于2016年10月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拉开了新一轮去杠杆的大幕。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曾公开表示，要重点遏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绝对不能比现有水平高，且还要防止少量企业恶意逃废债。

金融监管层方面，央行前述的“三连招”——调整MLF、SLF和逆回购，就旨在抑制资产泡沫，强力去杠杆。银监会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则提出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银监会、保监会分别规范了理财业务、万能险，并通过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来控制银行信用扩张。”前述监管人士介绍，2017年将重在查漏补缺，弥补监管短板。

管清友表示，杠杆风险存在于各个资产领域，下一步还要重视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杠杆风险。他在调研中发现，有的PPP项目的企业杠杆率达到26倍，总体杠杆率达到50倍，已远超股市、债市水平。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应对风险不需要大规模刺激，宏观经济一旦企穩，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推进改革。”曹远征说，他最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定下的300多项改革任务的继续推进。

多位受访人士都认为，风险隐患不可怕，关键是要明确治理方向，并落实到位。“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规划要重新设计，而是要加强落实。”前述监管人士说。

作者：聂欧

商行信贷风险防控论文 篇3：

论基层农发行案件防控

近几年来，基层农发行各类金融案件频频发生，发案率仍然高居不下，形势严峻。综观基层农发行金融案件，尽管形式各异，色彩纷呈，痛定思痛，究其根源是基层农发行队伍职业道德滑坡，攀比主义至上；农发行内控制度未落实到位，且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近几年来，基层农发行注重了业务发展，忽视了案件防控，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尤其是在基层农发行，完成指令性任务至上，片面追求几大主要业务指标的考核，不重视内部管理和案防教育，守土有责意识淡薄。基层农发行员工身处最基层，长期以来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学习、业务技能培训较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够，汲取新知识的能力较弱，哪怕是刚入行的大学生、研究生，工作了几年以后也“江郎才尽”，与其它员工比较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队伍法律法规观念得不到净化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防腐拒变能力较差。特别是队伍流动性差，员工工作负荷轻，无事生非，员工之间“小团体”较多，累积十多年的生活矛盾、工作矛盾、成才矛盾难以净化，人心不古，不是化解案件，而是巴不得发生案件，甚至制造案件。农发行既不是企业单位，也不是事业单位，其性质界定为“企业化经营事业化管理”。建行初期，农发行人均待遇在农村金融系统（农发行、农行、农信社）排名首位，现在排名末位（农行、农商行、农发行）。在金融系统内，当前农发行人均效益最高，但人均待遇最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市场物价偏高，并且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呈现通货膨胀态势，农发行收入水平低，导致员工队伍思想不稳定，对农发行前景信心不坚定，“跳槽”、信访等苗头事件时有发生，并潜伏着案件风险。

加强案防基础管理，防范员工职业道德风险

一是积极预防职务犯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经不起来自各方面物质利益的诱惑、糖衣炮弹的攻击而沦为阶下囚的事例屡见不鲜。作为基层农发行员工必须警钟长鸣。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仆意识。建立行务公开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制度，通过这些制度使基层农发行员工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强政治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袭，经得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执政的考验。要加强党风党纪教育，以反面典型为镜子，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否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多反省自己，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签订从业承诺，增强从业人员合规经营自觉性。依据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反商业贿赂承诺》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等规定，认真组织开展全体从业人员签署从业承诺的活动。三是加强员工行为排查，动态监控重点人员异常行为。重点监督员工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对苗头性问题做到早了解、早掌握、早沟通、早化解，防范员工参与社会高息融资或非法集资活动、参与非法的或大额的博彩活动、充当资金“掮客”。四是开展专项治理，推动案防工作向纵深发展。依托内部审计，借助条线管理的监控合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治理活动，通过纵横联动、条块结合的案件风险排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揭示案件风险点和内控薄弱环节，特别是与企业法人代表“打麻将”的行为。五是以人为本，抓好队伍企业文化建设。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切实抓好队伍企业文化建设是提高基层农发行风险防范能力，杜绝各类案件事件发生的关键。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案件防范环境，强化“案防就是效益”的观念，在大力抓好业务经营的同时，抓好以文化人和案件的防控工作，完善监督制约体系，对各个重要的环节、岗位实施有效的监督。要加大打击、惩处、警示和教育的力度，让每一位员工具备为农发行事业负责、为自己人格负责、为个人家庭负责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品质，对各类案件或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发现一件，化解一件，严肃查处一件。五是强化教育，构筑思想道德防线。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优良、作风清正、纪律严明”的要求，落实“一岗双责”，配备一定数量的政工干部，加强法纪教育，保证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通过深入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教育引导基层农发行干部职工积极向先进典型、英雄人物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培养基层农发行干部职工良好的敬业精神和道德品质、职业规范、行为准则，加固思想道德防线，经常警示自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加强信贷风险分析，防范内外勾结、挪用资金等案件发生

一是加强信贷“三查”。督促信贷人员重点做好贷款申请人资信和履约能力等情况的真实性调查和对贸易背景、保证责任等内容的严格审查，加强贷后跟踪检查力度，及时通过海关、税务、电力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分析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动，严防弄虚作假和欺诈行为。二是加强企业资金链的监控。从企业结算账户、企业主个人储蓄账户的资金变动分析资金使用和回款情况，重点关注贷款发放后长期无回款或资金使用与回款均严重偏离企业主营业务及授信方案的企业，关注企业社会性融资、非法集资或其他民间借贷等情况，切实防范突发性信贷风险案件。三是开展重点企业风险排查。通过系统内的联动和沟通，确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防止留在本地的企业空壳化、空心化。

加强政府平台贷款业务管理， 防范虚假配套资本金等案件发生

一是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资本金不能足额到位风险的防范，实行“六不贷”。高度关注政府一般财政收入水平，对达到警戒水平的政府融资平台一律不贷；对未能列入银监会名单制的，一律不贷；对项目资本金不能到位的，一律不贷；对虚假配套项目资本金，先到位后抽出的，一律停贷，并收回已经发放的贷款；对挪用项目资金的，一律停贷；对不按一定比例存入社保资金存款、住房公积金存款、土地出让金存款、非税收入存款等财政性存款的，一律不贷。要重视与政府融资平台借款人法人代表的面谈和信息沟通，尽可能多方面、多渠道收集借款人的真实意图，发挥基层农发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优势和信贷杠杆作用，增强实贷实付报帐制度的执行力，防止项目资金被权力部门挪作它用。

加强科技风险监控，防范非法套现、冒名盗用等案件发生

针对媒体披露和监管提示的科技风险及案件隐患，基层行要围绕虚假消费、非法套现等开展案件防控工作。一是加强员工合规用卡教育。确保每一位员工都知晓信用卡交易的禁止规定，明确违规套现等禁止行为的严重后果，提升员工遵章守纪的意识。二是严把客户及商户行业准入关。建立前台营销责任制，进行严格的实名审核和现场调查制度，确保客户办卡及商户签约的真实意愿，防范套现风险。三是加强现场检查及非现场监控。做好客户及商户交易数据的分析和监控机制，建立对特约商户的定期现场检查制度。四是加强客户网银注册管理。

加强与司法机关的信息交流，为防控案件的发生奠定基础

要邀请司法机关业务骨干到行开展普法教育，积极扫除法盲，增强员工依法、守法的自觉性。

基层农发行案件的发生，内因固然在基层农发行，但同时也折射出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强化对基层农发行的监督管理。作为监管部门，要从发生的案件中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并认真汲取教训，查找问题和不足，提升监管能力。

要牢固树立审慎监管、快乐监管的观念。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与辖内基层农发行员工的工作、生活联系，与其同呼吸共命运，既要加强对辖内基层农发行重要岗位人员和重点业务的管理，又要加强对机构负责人及重要岗位、重要业务、敏感环节人员八小时以外的行为监督，以增强监督管理和检查的针对性。

要切实完善严密的防控体系。一方面，要督促辖内基层农发行在内控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健全规章制度，严格内部管理，构筑防范操作风险，特别是案件风险的内部防控体系。重点要在创新业务风险控制和防范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根据农发行运行的特点，及时对已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在提升制度执行能力上下功夫。督促辖内基层农发行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重点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坚决杜绝以信任、习惯代替制度规定和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行为，绝不允许怕麻烦图省事而违规操作简化工作程序，自觉把“铁规章”落到实处。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监督管理部门要运用农发行的制度对辖内基层农发行开展制度落实情况检查活动，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督促制度贯彻落实。

要不断加大监督管理查处力度。一是严格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加大对案件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和及时叫停发案机构的相应业务，亮出“特别金融监督管理区黄牌”，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二是认真贯彻落实银监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第九次会议精神，凡发生百万元以上大案，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开除直接责任人，其中票据诈骗案件主犯和从犯一律开除，绝不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要采取果断措施叫停发案机构的相应业务，哪个层次发案的，暂停该范围内办理相应业务的权利，待整顿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对辖区内发生重大案件、造成巨额损失、影响极其恶劣的机构，吊销其金融许可证。对辖区内发生重大案件的机构高管人员，依法取消其任职资格。三是将案件治理工作评价纳入日常监管考评，与机构准入和评级挂钩，对发案率高、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内控薄弱的机构在新业务准入审批时“一票否决”，促使案件防控成为基层农发行高管层的中心工作，保持杜绝各类案件发生的高压态势。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市新洲区支行）

作者：廖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