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分析商行信贷风险论文

摘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劣变趋势不容忽视，其形成原因已成共识。本文着重从社会及商业银行自身角度来探索建立商业银行防范化解信贷风险体系，从而达到降低信贷风险。保证商行的正常运营，提高其经营效益的目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会计分析商行信贷风险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会计分析商行信贷风险论文 篇1：

浅析湖北省内城商行的问题和对策

摘要：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重点通过分析了湖北省内各主要城商行发展的现状和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和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

关键词：风险控制 授信管理 盈利模式

Key words: risk control credit management profit model

作者简介：刘畅，男，汉族，1981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银行管理，金融创新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一、湖北省内城商行的现状和问题

对于湖北省内城商行的现状和问题，本文并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相对有代表性的几家城商行进行了走访和资料搜集，包括汉口银行、黄石银行、孝感市商业银行、宜昌市商业银行、荆州市商业银行和襄樊市商业银行。同时，笔者选取了若干重要的指标分别对这几家城商行进行考察，例如，经营模式的选择、资本管理情况、风险内控情况、业务设计情况、人力资源和分支机构管理情况。

（一） 经营模式的选择

随着合作、重组、并购的频繁开展，城商行近年来依次走出了股权重组、业务合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股权合作这三条路径。其中，前者的典型形式是以推倒重来的方式重组省内城商行，将法人层级做高，如徽商银行、江苏银行以及吉林银行。河北城商行合作组织属第二种模式，第三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今年3 月成立的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 纵观以上提到的六家能内城商行，基本上都是属于股权重组的模式，实际上省内的城商行几乎都是由城市信用合作社股权重组或者财政、地方主要骨干企业出资组建。

隐藏在经营模式选择背后的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却更加值得人们关注，更令人们疑虑重重，那就是地方政府对城商行改革重组的介入方式。由于各地城商行多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股，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发展往往具有强势话语权，造成了现实中诸多城商行成为当地“第二财政”，进而包袱累累。因此，在这轮城商行改革进程中，如何做强城商行而又不至于让行政之手过度介入，成了探寻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一个关键。而徽商银行模式之所以惹来争议，与当地政府强势推动不无关系。

（二） 资本管理

这六家城商行的资本情况不一而同，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以汉口银行情况最为良好，2009年以来，汉口银行各项业务实现快速增长，至上半年末，汉口银行资产总额564.75亿元，其中贷款266.93亿元；负债总额529.77亿元，其中存款446.53亿元；上半年，实现税前利润4.01亿元，净利润3.35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3.04%，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25%，拨备覆盖率为113.38%，不良贷款率为1.90%。然而，相比较全国城商行中的领头军而言，如北京银行，其资产总额截至2009年9月末，达到5017亿元，资本充足率14.52%，年化资本收益率（ROE）16.67%，不良贷款率1.01%，拨备覆盖率达212.45%，汉口银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提高资产总额，降低不良贷款率。

第二梯队包括黄石银行、宜昌市商业银行和荆州市商业银行，其资产总额分别为60亿、93亿和70亿元，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不良贷款率情况都要稍逊于汉口银行，第三梯队则为孝感市商业银行和襄樊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分别为26和19.37亿元，其它指标情况情况也是令人忧虑，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风险抵御能力还很弱。

（三） 风险内控

由于信贷风险还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和基于国际间对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的普遍认识,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风险划分的原理,将银行风险划分为国家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对于本文中提到的六家城商行而言，虽然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广义上说是包括了上述各种风险，但在现实中,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对当前信贷风险的影响最大,银行目前所面临的大部分的风险都来自其中,而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良贷款率的居高。我国正处于完善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性阶段,法制建设、企业的市场化正在不断的进行之中。信贷风险的成因既有其一般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特征,又表现出了在我国当前特有的经济条件下的不同特征。

纵观这六家城商行，其风险内控都还处在较为初期的阶段，也就是说其内控机制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贷风险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1. 缺乏信贷风险与效益整合管理的机制

安全是银行经营贷款业务的前提目标,但这个安全是有利于业务发展和扩大收益的安全,而不是不讲求效益的安全,更不是负效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近年来,省内城商行的信贷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大多数在信贷经营管理过程中已经比较重视信贷风险控制。但是,大部分城商行还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往往在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进行单向选择,有些支行片面追求信贷资产质量,机械地追求贷款零不良,以致信贷业务持续萎缩,经营效益居低不上,反过来又制约了信贷资产质量的提升,造成信贷资产质量、业务发展、经营效益之间的恶性循环。

2. 缺乏有效的信贷评估和检测机制

对城商行的贷款进行有效的贷款决策及贷后检测防范信贷风险的很重要的一种途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有效的监督机制还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从银行内部控制风险的角度分析,信贷风险主要源于贷款的“三查”制度执行不力,“三查”工作做得不深不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三查”制度流于形式的问题。一是贷前调查作为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需要调查人员深入企业查阅账薄凭证,核实相关数据,了解企业的产品、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各种情况,通过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客观、公正、有决策价值的结论,但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信贷人员作不出有深度的调查,不对相关的数字进行核实,只是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文字材料,对于企业提供的报表数据轻易采信和运用,按照银行信贷管理的要求进行摘录、整合,做出表面文章,根据这样的贷前调查报告做出的结论已经使贷款失去了安全性。二是贷后检查作为风险控制的重点环节,需要信贷人员深入企业监控其经济活动和资金流向、认真分析其贷款风险变化情况。可是,信贷人员对不少贷款企业的后续管理则放松了,由于到企业了解情况的时间少,无法随时把握企业生产经营变化情况,贷后管理主要是为了应付日常制度检查的需要,这种检查是企业报表数据的移位和凭印象做出的书面反映,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失去了贷后检查的真正意义,这是造成贷款预警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三是没有建立起直观科学的风险控制指征体系。对企业财务指标的风险预警、监控信息体系过于复杂,不易于操作。现行的贷后管理文本中,有关企业财务指标分析方面的信息预警达到40 多项,这些指标主要是根据企业财务报表的每一科目的变化幅度设置提示关注等相关信息,如此多的比对指标需要相关人员搜集同行业、企业同期、年初等大量的财务数据,而且这些指标基本上是零散的而非系统的,每一个分项指标很难说明企业的财务变化趋势、贷款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对银行的贷款风险分析来说,这些指标缺少指征性,不易于实践操作。

3. 缺乏完善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

长期以来,城商行，甚至于很多股份商业银行缺乏风险全程控制的理念,忽略对风险事前、事中控制。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环境的不成熟,信息资源的不对称,使商业银行在对客户目标的选择定位、贷款发放、贷后管理和贷款责任等方面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形成了许多风险控制的“真空区”。

（四） 业务设计

现代商业银行的业务按其服务对象分为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批发业务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存贷款、转账汇兑等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其特点是规模大,业务集中。零售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以普通居民和私人业主为服务对象,针对个人不同的金融需求,利用自身的信用和信誉优势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上，连同我们的调查说明，省内各城商行的基本路线是对的，例如武汉汉正街日均客流量达20万人次，长期以来一直是武汉中小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在对汉正街市场深入分析后，汉口银行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信息：市场的经营业态与以前相比日新月异，传统“小商小贩”、“小作坊”的零散经营方式逐步被规模化的经营业态所取代，各类中小经营户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抱团发展”，形成集合优势，纷纷组建成立商业民间自律组织———商会，并以此作为经营发展的基础和平台，以求“共享资源、共享信息、共同发展”。商会经济的发展，成为近年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目前在汉正街市场总商会辖下登记造册的商会组织共有19家，其中有15个基层商会，3个联谊会，1个异地商会，会员计1200多人，涵盖了汉正街市场内各主要专业市场、各地域经营者，成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骨干经营力量。汉口银行的“会商银”九通旺业贷款，就是根据商会经济特点设计出的，依托商会平台能解决中小商户的担保抵押瓶颈。

（五） 人力资源和分支机构管理

城商行因为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区域优势，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城商行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l)人员素质总体不高

省内的城商行多由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基于原有的信用社从业人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金融专业知识和全面的业务操作技能，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从业人员的总体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人员素质不仅影响了现有业务的高效开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业务创新，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人才培训机制不健全

现代商业银行特别强调人才的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人才培训也向来是商业银行发展和成功的一条光明大道。外资银行历来十分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并把培训当作是一种对员工的福利。如香港汇丰银行仅香港地区每年花在员工培训的开支就达9000亿港币，其培训体系也是相当完善的，对培训的巨大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已使该银行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处于令人瞩目的地位，他们在市场份额占用率上均已超过对手而名列前茅。而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内部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银行的有关部门忽视培训工作，几家尝试过每年的培训费用基本都控制在工资总额的 1.5%左右，而一部分银行职员则放松自身的学习，这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才的知识却迅速老化，智力储备枯竭，而这势必影响银行职员的整体的素质，直接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服务质量的优化。

(3)人才选拔不科学，晋升渠道狭窄

城商行在员工甄选上过于注重服务型，导致复合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等高端人才缺乏。虽然今年来城商行员工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体上远不能满足商业银行发展的要求。这种与员工结构不足已从事知识密集型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要求。此外，人才晋升渠道狭窄，晋升严重受阻，这使一些有能力的人才看不到自身发展的前景，工作激情减退，或另谋高就寻求自身发展。

(4)激励机制不健全

城商行目前薪酬机制也难以与大中银行竞争，不能起到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的作用。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传统的激励机制已慢慢失效，其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比如对普通员工的激励手段单一，激励力度不足，激励作用有限。此外，员工的报酬仍与职务、工龄、学历等相挂钩，却忽略岗位，业绩等，这使员工的心态不平衡，为求公平，往往跳槽到外资银行。而在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方面，过多讲求行政激励和精神激励，而忽视货币化薪酬激励，同时激励手段过于短期化，缺少激励高层经理人员追求银行长远利益的经营者股权分配或股票期权制度，从而不能较好地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员工的工作热情下降，严重影响员工对银行的忠诚度。

(5)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

城市商业银行对员工的考核大多停留在传统的“德、能、勤”方面，过于主观性，难以真正凸显为商业银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因此，有些商业银行开始实行新的业绩指标来对一线员工进行考核，对全员仍然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考核。

二、湖北省内城商行未来发展的一些对策

简而言之，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把省内城商行所面对的挑战大致总结为六个方面：第一，规模有限。相比中国的其他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较小。第二，客户集中度高。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归属于地方市或省政府，因此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第三，品牌并不突出。第四，产品缺乏差异化。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只提供传统的银行产品。和更精明的股份制银行和四大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往往缺乏先进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财富管理和现金管理等），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在向日益成熟的客户积极推进。尽管有些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向这些领域迈进，但它们在服务水平、产品组合和系统支持等方面，与先进的对手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五，生产力低下。在许多生产力的关键指标（例如，每名雇员的净收入、每个支行存贷款比率等）上，城市商业银行远远落后于四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六，即使大部分城商行已经开始跨区域经营之路，但分行网络覆盖依然有限。这也就说明，实际上城商行都是勒紧裤腰带在过日子。

对于省内的这些城商行而言，如何寻找出路，笔者认为核心措施在于转型二字，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银监会正积极鼓励城市商业银行转型业务，从而变得更具竞争力。银监会的主要官员，包括主席刘明康和副主席唐双宁最近就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发表了言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银监会将按照‘分类监管、全面提高、扶优限劣、科学发展’的原则，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措施，促进城市商业银行再上新台阶。”

这样的转型实际上在国内已经开始，位于合肥的徽商银行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那以后，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的合并案例，如江苏银行（按资产排名目前是第四大城市商业银行）和吉林银行。还有一些交易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如天津农村信用合作社）。我们相信，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甚至加速。当然我们所说的转型并不是盲目的，它有几个不同的转型路径供我们思考和选择的。

结束语

转型之路任重道远。首先，银行需要拥有清晰的、明确的愿景和战略，同时还需一个完全致力于实现该愿景和战略目标的高管层，他们要能明确地将愿景和战略目标传达到整个组织。此外，高管层要以身作则，动员整家银行向实现共同目标努力。银行战略不仅需要确定其应专注于哪些客户细分群体、哪些地理区域以及提供哪些产品，还需要列出实现战略举措的优先次序和时间表。其次，该战略必须细化，并得到具有差异化业务模式的支持。差异化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服务质量往往是金融服务行业实现差异化的核心。最后，银行需要确定为了实现管理层制定的目标，而需要具备哪些类型的能力。为了能有效地执行新的战略，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组织、职责、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同时，现代化的IT平台和更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将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为了提供所需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银行避免不必要的、过度的风险。对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积极地选择转型之路以取得领先地位，能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巨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植凤寅.城商行的联合重组与跨区域经营[J].中国金融，2008,(2).

［2］周雪平.村镇银行或将推进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J].金融会计，2008,(6).

［3］王礼.城商行刷新中国银行业版图[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8,(7).

［4］王择.风起云涌的城商行更名扩张路[J].今日财富(金融版)，2008,(4).

［5］胡东东.三股“演义”:优化城商行股权结构[J].中国金融家，2008,(8).

［6］植凤寅.城商行做大做强之后……[J].中国金融，2008,(19).

作者：刘畅

会计分析商行信贷风险论文 篇2：

关于建立商业银行防范化解信贷风险体系的思考

摘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劣变趋势不容忽视，其形成原因已成共识。本文着重从社会及商业银行自身角度来探索建立商业银行防范化解信贷风险体系，从而达到降低信贷风险。保证商行的正常运营，提高其经营效益的目的。

关键词：商业银行　防范化解　信贷风险体系

近年来，我国对防范化解信贷风险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办法，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信贷风险控制已成为商业银行商业化经营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制约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状况及其原因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状况

1．高比例的不良信贷资产大大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部分为工商企业和居民储蓄存款，其他资金来源很少，资本金只占很小的比例，且为数不多的资本金又几乎被经营办公所需的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所占用。在资产业务中约有近70％的资产配置于信贷资产，按当前信贷资产质量分类方法，不良信贷资产比例也在25％左右，这些不良资产使国有商业银行15％左右的资金失去流动性或流动性很差。

2．高额的不良信贷资产和较低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很弱，难以通过自我留利补充资本，使其经营运行的安全性降低，动摇了稳健发展的基础。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收入来源的80％以上是信贷业务的利息收入，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状况不佳，一方面刚性的筹资成本难以降低，另一方面贷款利息实收率不高，存在大量欠息，使应得效益难以实现。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中许多已成为事实呆账，保守的估计其损失率也在50％以上，不良信贷资产造成的资金损失率即占到总资产的7％左右，若加上其它资产业务中的损失，资金损失比例将超出自有资金比率。大量不良信贷资产的存在既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盈利能力降低，几乎没有通过自我留利补充资本的能力，又造成本不牢固的资本充足率防线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尽管国家在1998年8月以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形式补充了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目前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难达到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二)原因分析

1．宏观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失去了对信贷资金的调配权，资金投入取决于计划而非风险效益评价，银行扮演着政策性银行的角色，成为企业信贷资金的供给者。如4大国有商业银行都被指定了特定的服务范围，根据产业政策和政策意图实行倾斜式贷款。这些贷款的期限、利率与风险是脱节的，甚至是倒挂的。银行的自主经营原则让位于国家宏观政策，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关系。形成了资金长期低效率低效益运行的恶性循环。带来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

2．法制方面。我国法制尚不很健全，金融法律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主要金融法律1995年才得到颁布实施，而主要用于指导、规范银行工作的《贷款通则》中的有些规定已落后于银行的信贷服务。另外，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追讨和清理不良贷款的难度。依法收贷困难重重。

3．银行方面。在国有制产权结构模式下，我国的银行被当作国家机关，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产权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1)银行的经营受政府干预很大。我国银行长期以来由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种政企合一的制度必然导致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干预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政府的这种干预往往是不承担具体经营责任的，也就不可能以经济效率的原则作出科学决策，往往为了维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以行政方式促使银行向这类企业投放无法收回的贷款。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银企债权债务关系的恶化。(2)银行的内部经营机制不健全。在国有制产权结构模式下，银行的经营受上级和政府的双重控制，经营自主权受到很大制约。同时，银行又受政府的保护，在某些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它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却又对资产安全不承担责任。这样，银行内部就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和利益机制，吃大锅饭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此外，银行对有效防范信贷风险也缺乏应有的压力和责任感，关于银行必须具备的信贷风险管理的经营管理机制也十分不健全。因此。我国银行从内部管理机制来看，缺乏自我约束和保护的能力，那么，各种不良资产大量增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建立商业银行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体系

(一)借助社会力量，综合治理。化解信贷风险

1．以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为依据，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处理好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必须紧紧抓住信贷结构调整的机遇。对每一个企业的每笔贷款，都要从这两面分析研究进入退出、贷与不贷和贷多贷少。看企业经济效益，必须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进行远期预测；看产业政策。则要结合企业自身状况和近期效益。分析条件是否成熟，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确保投向和投量准确无误。

2．建立防范信贷风险的政务疏导机制。上级机关对地方政府及干部的考核，不能只看吸收资金的多少，上项目大小。应主要通过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投产后的社会效益来衡量，以此奖优罚劣。促使地方政府改变思路，变对银行的硬性干预为服务指导，进而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行为。

3．建立防御信贷风险的法律保护机制。修订与完善《贷款通则》。政府部门要广泛开展社会信用宣传教育，让企业充分认识到银行信贷资产是一种有偿使用的国有资产，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就是一种侵蚀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

4，建立和完善防御信贷风险的企业经营机制。

(二)建立商业银行内部防范信贷风险模式

1．完善资产安全保障制度，确保银行信贷资金营运的安全。避免信贷集中。分散信贷风险。银行往往认为把信贷资金集中投向国有大企业，大项目是最安全的选择。有的甚至总想独揽贷款垄断权。但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仍然不佳的形势下，导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恰恰是国有工商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主体。优先支持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分散金融风险的角度考虑，还是应避免投放过于集中、风险过于集中的弊端；使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以上和4％以上的比例要求，及时足额提取风险呆账准备金，缴足留足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按规定提足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使其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率逐渐接近和达到国际公约，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国际地位；探索建立银行主营业务的第三责任保险制度。

2．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解决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要以《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等法律

为准绳。严格规范企业的会计信息。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标准化。银行可以借助社会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和有关信息部门，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进行披露和报告，提高企业信息公开程度，强化企业信息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疏通银行信息渠道。银行应全方位疏通信息渠道，建立和完善动态的容量较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信贷决策：提高银行信息识别能力。一方面尽快改善银行信息识别的技术手段，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软件对信息进行加工、识别和运用，使之与企业的信息技术手段相适应，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3．完善银行内部信用评级制度。进一步健全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系统，提高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科学性。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以有效控制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系统。积极学习国外同业的成熟经验，引进其评级思想技术。借助专业评级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弥补其在内部评级水平不高、专业人员不足的缺陷：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对不同行业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为受评对象在同一行业内部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比较提供必要的评判依据，从而为信用级别的确定创造条件。

4．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近几年一些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专门从事风险管理，正在探索风险预警机制，初步建立了风险预警体系，它是一种事前引导的管理模式。实际上较为成熟的商业银行不仅从事风险工作的人员占银行总人数的比例达到约50％，而从事风险预警的人员又占到从事风险工作总人数的50％。国外银行界研究出一个风险管理的“三倍定律”：通过风险预警规避的损失是贷后通过各种措施挽回损失的3倍：贷款出现问题后不可挽回的损失是可挽回损失的3倍。可见，风险预警何等重要。

5．提高风险管理水平。逐步建立风险量化管理。风险量化管理主要是建立风险测算模型，是指对信贷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事实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做出评价和估值。VAR(value at risk)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进行风险量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测算模型。VAR即在险价值，就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金融参与者在给定的时间区间内的最大期望损失。它是一种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来评价风险的方法，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在险价值法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管理的新标准和新方法。虽然。我们目前的管理水平及数据积累尚不完全具备运用在险价值法的条件，但我们的信贷风险管理应该努力向国际先进管理水平靠拢，以使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为实现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服务。

作者：张艳芳

会计分析商行信贷风险论文 篇3：

农商行经营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明显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受经营能力、历史包袱等影响，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依然存在下行压力。本文梳理农商行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分析资产质量恶化的原因及面临的经营困境，初探破局之道，提出针对农商行金融市场业务合作的风险管理建议。
农商行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

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03年8月，农信社开始改制，先后出现了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联社）三种主要模式。其中，农商行模式发展最为迅速，2017年末全国共有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总资产规模约24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32.5%和74.46%，分别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7.74%和10.07%。预计2020年农信社改制基本完成后，农商行将超过2200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近50%。

改制形成差异化管理模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区域金融体系成熟度不尽相同，农信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主要包括4种模式：省社强管理模式、省社弱管理模式、农商行控股治理模式和直辖市的省级农商行模式。另有个别地区农商行改制后脱离了省社管理。

农商行逐步走向资本市场。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已有11家农商行登陆资本市场，其中在A股上市5家、在H股上市3家、新三板上市3家。拟上市的农商行逾30家，上市目的地主要为A股和新三板。
近年来农商行经营状况分析

不良率高企并呈恶化趋势。農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企，长期居于各类商业银行之首。其平均不良率从2016年末的2.49%已连续7个季度上升至2018年6月末的4.29%，接近5.0%的监管红线。截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4.23%）略微下降，但远高于国有行（1.47%）、股份制银行（1.70%）及城商行（1.67%），也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87%）。

拨备覆盖率明显偏低。受不良率高企影响，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9月末已降至125.60%，接近120.0%的监管红线。多家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如2017年末山西广饶农商行以33.16%的拨备覆盖率创同业最低。

资本充足率下降，急需“补血”。2018年9月末，虽然农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01%，仅次于国有行（15.04%），高于城商行（12.70%）和股份行（12.48%），但是部分农商行受资本来源少、风险资产多等影响，资本充足率远低于监管红线，补充资本迫在眉睫。
表1 近期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负面展望的农商行

净息差有所扩大。得益于以中小微企业与农村客户为主，农商行存款成本较低、贷款收益较高，净息差持续保持在行业较高水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净息差（净利息收益率）为2.95%，同比增加5bps，在各类商业银行中最高。今年以来，紧信用提升银行资产端议价能力，同业利率下行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推高净息差水平。
农商行资产质量恶化加剧信用风险

资产质量恶化特点

外部评级频频下调。截至2018年9月末，已有8家农商行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负面展望（山东5家、吉林1家、贵州1家、江西1家）。除吉林蛟河农商行是因应收款项类投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被连续2次下调评级，其余农商行评级降级均源于不良贷款率。（见表1）

区域差异大。高不良率的农商行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与2016年整体银行业不良率突出的地区相重合，2017年不良率最高的30家农商行所属地域主要集中于：山东省（11家），江西省（3家），安徽省（3家），吉林省（2家）;沿海和华南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平稳，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甚至出现下降。2017年末，行业平均不良率为3.16%，山西侯马农商行以26.28%的不良贷款率居于榜首。

不同管理模式下资产质量差异大。不良率偏高的银行绝大部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省联社强管理模式，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共同出资成立省联社，省联社不作为经营实体，仅承担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这种模式下，县级联社在法律上独立，但在经营、管理上均受到农联社诸多掣肘。相比而言，市场化程度高、省联社弱管理模式及省级农商行模式，资产质量无明显异常。

资产质量恶化原因

历史包袱较重，风险逐渐暴露。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较为严重，政府以现金注资帮助农村信用社化解不良资产或者以优质资产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一方面，部分农信社为达到改制标准，人为地隐藏不良资产（包括修饰报表等手段），原有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化解，改制完成后风险逐渐暴露。另一方面，资产置换虽然能够以“外科手术”方式快捷有效地改变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指标表现，但出现了“甩掉旧包袱，增加新负担”的现象，真正变现或管理时，农商行仍需付出代价。

信用环境偏紧，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近期信用环境偏紧，地方经济下行，部分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

数据来源：市场公开数据

图1 2016年各地区农商行不良率情况

监管强化资产质量真实性，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提高。过去，很多农商行打政策擦边球，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偏低，更多隐藏于关注类贷款，资产分类普遍存在偏离度较高的现象。2018年5月，监管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部分农商行对不良贷款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导致不良贷款增加。
当前农商行经营困境分析

区域、行业集中度高，产业链爆发连锁风险

農商行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高区域和行业集中度加剧资产质量波动。在当地（县级区市）的存款市场份额普遍达到20%以上，本地业务收入占比普遍在70%以上，最高甚至超过90%。而在贷款行业分布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占比均较高。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整治等政策对当地区域经济产生较大冲击，部分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甚至被迫关停，导致资金链断裂，难以还本付息，信用风险不断暴露，并通过企业之间的担保链条逐步传导，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明显恶化。

金融产品较为单一，创新能力不足

农商行以传统存贷款为主，2017年全国商业银行整体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2.65%，而上市农商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都低于20%。主要原因：一是农商行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与三农客户，金融服务的需求简单。二是大部分小型农商行所在业务区域大中型商业银行进入少，市场竞争不激烈，减缓了农商行业务创新。三是农商行在获取牌照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不具备多类金融业务的开展资质。农商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一旦市场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颓势。

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

一是近年来农商行负债端普通存款占比逐渐下降，负债稳定性减弱;资产端贷款占比逐年下降，同业资产占比大量增加，而这些资产期限长、流动性差，同业业务错配严重。在央行MPA考核和金融去杠杆环境下，同业资金市场成本高且敏感波动，推高资金成本。二是农商行为增加业务品种大量发行理财产品，高收益驱使资金转投理财，挤占存款。在资管新规及地方监管的窗口指导下，农商行理财产品种类受限、投资范围受限，从而导致理财收益率降低，难以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等大行的理财产品竞争，存款客户、理财客户大量流失，市场份额逐渐降低。

内控管理水平不足，化解不良能力有限

互联网金融和技术带动银行业务加快创新，同时也要求银行建立大数据风险管理体系。农商行普遍规模不大，主要依赖央行的征信和传统人工征信，对于互联网渠道下的风险管理体系不适应。不少农商行为了解决风险管理的短板纷纷与第三方合作，但对于如何筛选并有效应用于整个风控体系则缺乏经验，甚至出现信息泄密的法律风险。不良资产的处置主要依靠自身，面临着化解难度大、人力和时间成本高、处置手段少等问题。

资本补充渠道单一，转型战略不清晰

部分农商银行缺乏清晰可行的长远战略规划，资本补充渠道单一，较少采用利润转增资本公积和盈溢公积增加资本，次级定期债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混合资本债“内涵式”资本补充渠道不足。主要是采取“外延式”的股金增扩方式，并用股金溢价购买消化不良，成本较高，分红压力较大，容易诱发农商银行资本盲目扩张的恶性循环，降低农商银行在自我发展中增加积累、化解不良的动力。
农商行经营破局之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收入水平提升，基础设施改善，现代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的发展，将产生大量金融需求。农商行扎根农村地区，应适时而变，摒弃同质化竞争，丰富金融产品类型，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探索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化经营优势。

丰富金融产品，特色化经营

一是构建完善的零售产品体系，覆盖农村居民和大小商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发展融入农村生活的电商服务，如利用O2O到店消费、B2C送货上门等方式，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生活场景服务，带动刷卡消费、个人理财、POS机收单、资金结算等。二是针对企业初创期缺乏资金问题，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超市和社区银行，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提供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一站式服务，掌握中小企业经营数据，打造区域知名度较高的品牌农商行。三是通过“商行+投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如拓展、延伸融资顾问服务、债券承分销业务、私人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支付结算业务等。

拓宽渠道，化解不良贷款

一是拓宽不良贷款清收创新渠道。针对不良借款户的不同情况，“量体裁衣”，尝试“招标清收”“代理清收”“公证清收”“内部员工人人清收”等分类清收模式，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尝试新的如债权转股权等清收方式，形成清收处置大氛围。二是发挥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用。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集中打包收购辖内农商行的不良资产，保持合理的价格，降低农商行处置不良成本。出台放宽和推动不良处置的政策措施，探索不良资产处置商业化道路，加强不良资产评估体系，规范不良资产定价机制。三是通过互联网处置平台处置不良资产。借助互联网平台，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投资方、第三方中介等各类市场主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流互动受时间、地域等因素的限制，自动匹配市场资源。

科技创新，加强风险管理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金融科技创新，可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六大金融领域，是金融业未来的主流趋势，是农商银行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农商行要加强金融科技建设，完善风险偏好指标体系，加强集中度风险、金融市场板块限额、信息科技风险等的预警及监测。以个人贷款为例，农商行的信贷授信主要通过人员实地检测及基础数据进行，贷款多为物品的担保抵押贷款，但很多客户往往没有符合规定的抵押物。农商行要利用科技对有贷款需求人群的信用等级、还款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进行风险测评，根据测评结果设计不同类型的信用贷、消费贷等贷款，不仅增加贷款品种、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又可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加强资本管理，多渠道补充资本

一是增强盈利能力，积累内源资本。通过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从内部补充资本。二是发行资本工具，拓展外源资本。农商行要根据自身实际充分运用IPO、二级资本债、定向增发、可转债、优先股、配股等工具补充资本。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加大经营利润转增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的比例;优化业务和收入结构，大力拓展零售业务、中间业务等“轻资产”业务，实现“轻资本”的内涵式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作者：王文娟 余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