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摘要：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自形成以来已获WTO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后各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由于入世时间不长，缺乏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刻了解，在国际贸易争端处理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篇1：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之审视

摘 要：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的制度模式从学理角度可分为私人直接诉权与私人间接诉权两种。前者包括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与WTO协议直接适用；后者的行使方式包括以传统外交保护为理论基础的国家诉权制度与作为国内行政调查程序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私人直接诉权模式不仅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而且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只有在坚持国家诉权的基础上，构建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为私人间接诉权提供行政程序性制度保障，才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WTO各成员方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WTO；DSM；私人诉权；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以下简称DSM)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作出的最独特的贡献。根据传统国际法原理与WTO协议的规定，只有WTO成员(主权国家与单独关税区)才有资格将相互之间的贸易争端提交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从而实现其法定诉权，而私人(包括个人与企业，主要指跨国公司)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从而不享有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诉权。当前，WTO所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贸易商(Traders)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强烈指责，它们认为WTO的争端解决过程是不透明且不民主的，缺乏合法性的，私人不能直接享有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诉权，从而无法实现由各国政府通过主权让渡而签订的国际条约下的本应最终归属于自己的贸易权利。各国学者及政府官员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或观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似乎意见分歧较大。基于对上述不同观点的回应及DSM下私人诉权实现制度安排的现实考量，本文试图从WTO体制之经济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国际条约法与国家主权、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国际法主体理论及国内宪政与国家主权等诸角度系统论证DSM下私人诉权之法理基础，据此构建符合各国国情且不违反WTO协议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这将对私人实现国际条约下的贸易权利制度模式的研究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法范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私人诉权制度确立的学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自WTO成立以来，西方学界对私方参与WTO争端解决(Privateparties access to or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的主体与方式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从整体上说，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私人与非政府组织，而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作为观察员(rights to observe )；其二是作为法庭之友出庭陈述( rights to submit amicus briefs)；其三是直接出庭提起诉讼(rights to bring lawsuits directly)^[1]。其中WTO体制下允许私人出庭享有诉权是最受关注的焦点。WTO争端解决机制向私人诉权开放问题是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由美国单独提议WTO启动此项议题谈判的。但是总理事会没有采纳该项建议。WTO协议从本质上讲是以堪称“世界贸易宪章”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条约群。根据传统国际法原理，国际条约的执行主要由主权国家来完成，这种执行机制被称之为“国家对国家执行”(State-to-state enforcement)或“公力执行”(Publicenforcement)^[2]；而“私力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是晚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范围内的私人对人权、环境、反垄断及贸易等领域中的国际条约，从实现自己切身利益出发，通过主权国家的主权让渡^[3]，赋予私人直接通过国际司法机制实现条约所确认的权利，或根据国内宪法及宪政体制的要求，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体系之后通过国内法院来主张权利的程序或方式。“私人诉权”(Private rights of action)正是国际条约之私力执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与私人诉权相对应的，由国家执行国际条约的制度，可称之为“国家诉权”(State rights of action)。是故，从国际条约的执行方式角度看，基于国际条约的诉权形式有“国家诉权”与“私人诉权”之分。

现 代 法 学 徐 泉：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之法理探析当前DSM下主权国家垄断诉权，私人不能享有诉权从而无法直接参与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的执行，而由主权国家政府及单独关税区的政府代表国内或域内的私人通过间接适用或转化适用的方式来执行WTO协议的。这种完全由主权国家作为传统国际法主体与单独关税区作为现代有限国际法主体主导的多边贸易条约的谈判与执行，给成员方域内及域外的贸易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对此种条约的缔结与执行机制所造成“合法性与民主性赤字”(注：有关WTO所引发的“合法性与民主性赤字”问题的争论在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此起彼伏。主流观点认为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的谈判与缔结过程是缺乏合法性与民主性的，但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在遏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的同时，WTO可以增强民主性。(约翰.O.麦金尼斯，马克.L.莫维塞西恩.世界贸易宪法[M].张保生，满运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0-161.))问题(Legitimacy-democracy deficit problem)留下了口实^[4]。私人及各成员方国内或域内的代议机构，即国会或议会在对外贸易事务中缺乏足够的参与，而有关贸易条约的决策权往往被以总统或总理为首的行政部门所掌控，且决策过程一般也缺乏透明度，从而造成了结果上的不公平，即DSM对贸易商的需求没有真正兼顾。WTO协议缔结过程的不透明及合法性与民主性赤字的产生主要是由各成员方国内或域内的宪政体制决定的，WTO无法干预^[5]。但对私人参与执行WTO协议的制度回应问题，国外WTO政府官员及专家主要讨论以下两种方式：第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直接向私人诉权开放(Direct access)(注：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私人直接诉权”从学理角度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此处是指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而下文与“私人间接诉权”学理模式相对应的是广义的私人直接诉权。)赋予私人直接参与诉讼的资格；第二，WTO 协议在成员方国内直接适用 (Direct effect)，让国内私人直接在国内法院依据WTO协议主张其国际法上的权利。从国家主权与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之间的关系、WTO在国内或域内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理论与实践及国内或域内宪政制度与私人贸易权利实现的三个不同路径，笔者根据私人本人是否可以直接依据WTO协议主张贸易权利或对其他成员方的违反WTO协议的措施提出控诉，将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的学理模式归纳为以下两种，即“私人直接诉权”(Directprivaterights of action)与“私人间接诉权”(Indirectprivaterights of action)。前者包括上述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与WTO协议直接适用方式；后者包括传统的由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代表私人行使外交保护与WTO转化或间接适用条件下的国内行政程序性制度安排。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通过修改WTO协议而赋予私人直接诉权，即采用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主张采纳直接适用的方式^[6]。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WTO成员是在国内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实践，同时，转化适用WTO协议并在国内为私人实现诉权提供制度保障的却是大多数成员的现实选择。

二、 私人直接诉权模式分析

(一)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

WTO 多边贸易体制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并以国际法作为其法理支撑的。对此，国内外学者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其主体和受益者应当是各国的贸易商，特别是跨国公司^[7]，但是，在以主权国家及单独关税区为主体的WTO体制下，私人只能间接享有并行使贸易权利^[8]。WTO专家出于对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利益诉求的关注，对能否赋予私人直接向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的权利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意见^[9]。赞成派，即“规则导向派”(Rule-oriented approach)或“遵法派”(Legalistic approach)认为应当允许私人直接参与争端解决，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利益并不必然与国内私人的利益相一致^[10]，这就造成了政府在代表私人利益过程中不能兼顾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利益诉求，从而产生不公平，而私人直接行使诉权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为WTO协议下的权益最终是归属于私人的；第二，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出口贸易中他国侵害贸易权利的行为诉至DSM是基于传统的“外交保护理论”(The doctrine of diplomatic protection)^[11]，WTO迄今为止仅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三大领域间接赋予私人贸易救济权利，而其他方面对他国不公平做法或违反WTO协议的措施必须请求本国政府进行外交保护。对此，WTO没有统一要求各成员方制定国内行政程序为贸易商提供救济，但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贸易商往往处于比贸易政府官员更加了解外国政府不公平贸易做法所造成的实际后果^[12]；第三，一国是否对他国提起诉讼往往是对两国关系的政治考虑并兼顾整体利益的结果，个体贸易商的利益无法通过国家诉权得以救济，而同时赋予私人诉权可以有效弥补诉权实现中的不足；第四，遵法派认为赋予私人直接诉权来执行WTO协议会更好地促使DSM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从而更加有效地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第五，尽管WTO协议没有对私人诉权作出规定，但许多WTO专家组的报告已经明确阐明了私人在WTO中的贸易权利，这说明WTO通过条约解释的方式确认了贸易商的私人权利^[13]。尽管赞成派提出了向私人开放诉权的种种理由，但还是遭遇反对派，即“外交导向派”(Diplomacy-oriented approach)或“实用派”(Pragmatic approach)强力阻击，他们认为赋予私人直接诉权是有悖于传统国际法理论并将成为政府间贸易争端解决中的绊脚石^[7]197：第一，赋予私人直接诉权，允许其控告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政府，这等于承认私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同时对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严峻挑战；第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停止相互之间的贸易纷争，保持各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平衡，而向私人诉权开放将打破这种平衡^[14]；第三，争端解决机制向私人诉权开放不但会大大增加其运作的司法成本，而且会由于案件数量的攀升而最终不堪重负。

当前有关私人参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律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是欧盟人权保护机制；第二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机制，即ICSID机制；第三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章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15]。三种机制均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赋予私人直接诉权，而国家主权让渡是实现私人直接诉权的制度保证。结合上述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直接诉权的赞成论与反对论，本文认为，首先，无论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向私人直接开放诉权，从而形成与国家诉权并列的“二元制”诉权体制，还是另外三个私人直接诉权实现机制都是主权国家通过主权让渡，缔结国际条约并最终确立的。换言之，由国际条约所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实现机制是国家主权让渡的产物；其次，尽管国内外学界对私人能否或是否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尚有争论，但“能否”与“是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能否”是指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既然国家可以协议创造政府间国际组织这种派生的国际法主体，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国家可以通过条约形式直接赋予私人诉权从而使私人在特定范围内成为部分或有限国际法主体^[16]。而“是否”恰是对现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通过实现直接诉权，从而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作用的事实评价。考察上述三大机制不难发现，私人已经成为区域或部门国际法的部分或有限主体，这昭示着国际法主体与国家主权理论的重大变革^[17]，同时也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及国际法研究范式的转变^[18]；再次，虽然DSM向私人诉权开放可能会成为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主权国家愿意让渡主权，谋求更深层次的国际经贸合作，确立私人直接诉权制度就有可能，但是在当前主权国家处于强势的国际社会中垄断贸易谈判权的政府官员是不愿意放权让私人来挑战自己的地位的。而且事实上这对高度珍惜国家主权的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19]；最后，西方学者对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私人直接诉权进行了制度设计，虽然从技术层面仍无法解决诉因安排、执行制度等潜在的难题，但这并非最主要的问题，而焦点是各成员方国内宪政体制下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因此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WTO协议直接适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中的理论难点之一。作为现代国际法主要渊源，国际条约在当事国的执行或适用就是为了解决条约在当事国国内法中产生实际效力问题，其核心就是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以及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20]。一般而言，国际条约的地位及其与国内法的互相关系问题由当事国的国内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作出明确规定^[21]。美国、日本、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条约是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或承认条约在国内的效力。俄罗斯与中国的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条约的国内法效力，而是个别有关部门法规定条约优先于该部门法^[22]。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内(法院)适用或执行的问题，国际法没有统一的规则，而将此问题留给当事国自主决定。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是转化(Transformation)，即需国内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后才能对国内适用；第二是纳入(Adoption)，即无需转化而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法律规定条约是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可以在国内直接适用；第三，混合方式，即根据条约的不同性质与内容，同时采用转化与纳入两种方式。

WTO协议在各成员方国内或域内的执行或适用由各成员方自主决定，WTO宪章对此没有作统一规定。如果将执行条约的前两种方式应用于WTO协议的话，可以将WTO协议的适用方式归纳为以下两种，即WTO协议的间接转化适用或“间接适用”(Indirect effect)与直接纳入适用或“直接适用”(Direct effect)。从理论上讲，WTO协议的直接纳入适用是有可能的。但从各成员方的实践来看，几乎没有成员方采用单一的直接纳入适用方式的。从私人直接诉权角度看，WTO协议直接适用是指各成员方的私人通过国内法院或域内法院直接依据WTO协议(即在国内或域内法院直接援引WTO协议)主张贸易权利或对其他成员方的违反WTO协议的措施提出控诉。这种理想化的条约适用方式对私人诉权的保护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但它由于存在诸多的障碍而最终无法实现。本文认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首先，根据传统国际法原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一般由当事国自主决定，国际法不予干涉。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明确规定“各国不得援引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该条规定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但并未界定条约履行的方式。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其执行方式也应当遵从国际法原理；其次，从GATT 到WTO的发展是贸易争端的外交解决迈向法律解决的重大转变，而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的新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提供更为可靠的制度保障。通过WTO专家组的条约解释与适用，WTO协议基本上得到了统一实施，这避免了各成员方由于国内或域内法院对WTO协议解释的不统一而最终导致该协议无法实施。据此，从WTO协议直接适用的角度来探讨私人直接诉权的实现问题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似乎只有私人间接诉权模式才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制度安排的基础。

三 、 私人间接诉权模式构建

(一)私人间接诉权行使方式之一：以传统外交保护为理论基础的国家诉权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由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垄断诉权是不争的事实，因为WTO作为多边贸易条约并没有直接为私人创设权利与义务。WTO是一个“成员驱动型”(Member-driven organization)的国际组织^[23]。WTO没有要求各成员方加入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是各成员方自主要求加入该国际组织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无论是WTO的历史进程(当然也包括它的前身GATT的沿革)，还是当前停滞已久的“多哈回合”的重启都需要主权国家及单独关税区政府相互推动，因此，现行“合作国际法”是国家同意为基础的主权让渡，WTO为各成员方制定的贸易规则也应当由各成员自己享有执行的权利。从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及各成员方参与争端解决的实践角度看，DSM下以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代表私人行使外交保护为理论基础的国家诉权制度整体上运行良好。截止于2006年8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已经受理了348起争端案件，其中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解决争端报告100份。这充分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对WTO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4]。然而，这种建立在传统外交保护理论基础之上的国家诉权制度在“共存国际法”时代有其正当性，但在WTO多边贸易体制这种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之上的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受到了贸易商，特别其中的跨国公司的强烈指责。对此，本文认为首先，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的共存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趋瓦解，“民族国家走向衰弱”(The decline of nation states)，国际市民社会开始兴起，但以“国家同意”为核心的国际条约缔结机制及以外交保护权为基础的国家诉权制度仍将占据主导地位^[25]，这是国际法的本质决定的，私人参与国际法制定与执行的范围与程度注定是有限的，私人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在对外事务中始终体现为私人利益由国家代表^[26]。国际法始于国际主权，必将终于国家主权。WTO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演进不仅牵动着各成员方的神经，同时受到国际社会私方(包括私人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27]；其次，当私人认为其他成员方违反WTO协议时可以通过国内行政程序性制度安排，向本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调查，若查证属实则可以要求政府进行外交保护，对违反WTO协议的单边措施或做法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控诉。这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启动外交保护的国内行政程序性制度安排完全由一国的宪政制度所决定的，WTO本身没有作出统一规定^[28]。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正式确立的“301条款”(以下简称“301”条款)调查制度；另一个是欧盟1994年第3286/94《反贸易壁垒条例》(Trade Barrier Regulation)(注：国内学者均将欧共体于1994年12月发布的“Trade Barrier Regulation”翻译成《贸易壁垒条例》，本文将其译成《反贸易壁垒条例》，这既遵循了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要求，也符合该条例作为欧共体反击国外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条约下贸易权利的贸易政策工具的立法目的。) (以下简称TBR)所建立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美国“301条款”以其“单边性较强”而著称，它的产生主要是源于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无效，不能有效维护美国在GATT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利益^[29]。尽管在1999年欧盟诉美国“301条款”案中专家组认定该条款违反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而迫使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行政行动声明(Statement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on)”来确保其国际适法性^[30]，但作为美国国内私人利用该条款要求联邦政府对他国采取的违反WTO协议的单边贸易做法或措施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审查的地位依旧没变。欧盟TBR是学习并借鉴美国“301条款”过程中由它的前身，即欧共体1984年“新商业政策工具”(New Commercial Policy Instrument)演化过来的^[31]。它赋予欧盟私人要求欧委会对他国违反WTO协议的行为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决的权利。上述两种程序均是私人诉权间接实现的国内法上的制度保障。当然中国在2005年1月21日修订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所初步确立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也应当被视为国内私人要求中国政府在贸易领域进行外交保护，将与他国的贸易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行政程序性制度安排。

(二)私人间接诉权行使方式之二：作为国内行政调查程序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事实上，美国“301条款”与欧盟TBR分别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第一，“301条款”是美国在1999年前单方面打开外国市场及指控他国违反GATT/WTO协议的贸易政策法律化的利器，而欧盟TBR是欧盟“市场进入战略”(Market Access Strategy)中有效的商业政策工具^[32]；第二，两者都是要求本国政府行使国家诉权的国内行政程序性制度安排；第三，两者都是国内私人间接实现WTO协议下贸易权利的国内行政调查制度。此处主要从第三个层面讨论私人在WTO协议下如何行使间接诉权的。美国“301”条款及欧盟TBR分别为国内的私人实现国际条约，特别是WTO协议下的贸易权利提供切实可行的程序制度保障。经过1999年的“301条款”案，虽其“单边性”大大地被削弱，但从理论上讲它仍将是美国私人执行WTO协议，维护其贸易权利的有效手段。欧盟TBR在1994年修订中增加了“第三套程序”，即欧盟企业申请调查程序^[33]，其实用性大大加强，实践证明TBR已经成为欧盟共同商业政策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结合中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所确立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除了应当增加对贸易壁垒调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及注意调查规则在WTO体制下的国际适法性之外，其他若干实体法概念应当重新界定，相关程序法规则应当重构，这一系列问题牵涉我国宪法及相关行政法的规定。但尽管如此，它仍将是我国国内私人寻求WTO协议下贸易权利救济的较好的行政调查制度。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以美国“301条款”，中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及欧盟TBR为代表的国内行政程序调查制度，即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在确保不违反WTO协议的前提下，应当成为现行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实现的较好方式。

四、余论

如果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从本质上说是各缔约方之间的“国际合同”(International Contract in nature)，互相之间主要承担关税减让的国际义务，即“义务本位”(Obligation-oriented)，那么WTO在规制关税壁垒的同时更加关注非关税壁垒的多边管制，强调各成员方政府为国内或域内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遭遇他国不公平贸易措施或做法提供权利救济，即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以下统称“两反一保”)，并统一要求各成员方对与反倾销、反补贴等有关的贸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企业贸易权利角度看，WTO正朝“权利本位”(Right-oriented)的方向发展。WTO体制下的“两反一保”制度是作为进口商贸易权利救济的国际经济法；而对反倾销、反补贴等有关的贸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却是对出口商贸易权利救济的行政诉讼法。这是两个不同的向度。但无论如何，在WTO非歧视性原则的约束下，“两反一保”与反倾销、反补贴等有关的贸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均为各成员方企业贸易权利救济(即私人贸易诉权)提供了统一的制度保障。假如我们将各成员方的“两反一保”及相关贸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因具有多边统一规定而认为是“强制型”(Compulsoryin nature)的，那么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因WTO没有赋予其“国际合法性”而仅仅是由各成员方“自由选择型”的(Optional in nature)单边贸易措施。这种“进攻型”(Offensive in nature)的私人诉权实现工具不仅是对WTO框架下只具“防御型”(Defensive in nature)的“两反一保”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是本国国内或域内私人参与执行WTO协议的较好的行政程序性制度。当然，该单边调查制度对WTO多边法制的遵从及对调查过程中贸易行政行为的有效、及时的司法审查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中国加入WTO至今已过五年。中国政府对其他成员方政府的国际法义务的履行得到其他成员方及WTO总干事的好评，但如何确保WTO协议下我国国内私人贸易权利实现恰恰是WTO未明确规定。它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直接向私人诉权开放也许是WTO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但这种通过国家主权让渡实现的狭义的私人直接诉权不仅会受传统国际法的制约，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坚持有效行使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国家诉权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学习欧美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特别是欧盟TBR，根据我国宪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定并结合我国转换适用WTO协议的有关立法与实践，重构中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应当是实现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私人诉权的最佳方式。

参考文献：

[1] Joel P. Trachtman，Philip M.Moremen.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hose Right Is It Anyway? [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4，No.1，Winter 2003，p.221.

[2] Amanda Bixler. Privat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s： Could a Small Church Group Successfully Combat Slavery in the Sudan?[J].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No.2，2002，p.511.

[3]金晓晨.国家主权让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发展-兼评外经贸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贸易壁垒、反补贴、反倾销的三个规定[J].政治与法律，2003(2)：92-96.

[4] Americo Beviglia Zampetti，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Justice Dimension，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7，No.1，2003，p.105.

[5] Markus Karajewski，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WTO Law，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5，No.1，2001，pp.167-169.

[6]金晓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的探讨[J]. 法学杂志，2003(2)：32.

[7] Martin Lukas，The Role of Private Parties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29，No.5，October 1995，pp.196-197.

[8]斯蒂夫·查诺维兹. WTO与个人权利[C]. 张若思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349.

[9] Glen T.Schleyer ，Power to the People ： Allowing Private Parties to Raise Claims before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Fordham Law Review，Vol. 65，1997，pp.2288-2289.

[10] Is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Traders? Would a System of Direct Action by Private Parties Yield Better Results? 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2，No.2，April 1998，pp.147-148.

[11]余敏友. 欧共体贸易壁垒条例(TBR)评述[J]. 外国法译评，2000(1)：79.

[12] Jacques H.J.Bourgeois，EC Rules Against “Illicit Trade Practices”： Policy Cosmetics or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Fordh.Corp.L.Inst.，1989，p.128.

[13]蔡从燕. 国际法语境中的宪政问题研究——WTO宪政之意蕴[J]. 法商研究，2006(2)：89.

[14]刘笋. WTO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私方参与问题[J]. 法学家，2004(1)：159.

[15]叶兴平.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及意义[J]. 当代法学，2002(7)：85-87.

[16]汪自勇. 对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反思-对新近国际法主体理论之简要分析[J]. 法学评论，1998(4)：72.

[17]江国青. 论国际法的主体结构[J]. 法学家，2003(5)：144.

[18]蔡从燕. 市民社会、协商民主与国际法的范式转化[J].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9)：268.

[19]徐泉. 国家经济主权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4-177.

[20]潘抱存. 论国际法的发展趋势[J].中国法学，2000(5)：154-156.

[21]张乃根. 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研究[J]. 政治与法律，1999(3)：11.

[22]曾令良. 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及我国法制建设的革命[J]. 中国法学，2000(6)：41.

[23]江国青. 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J]. 外交学院学报，2000(3)：16-17.

[24]刘勇. WTO体制内国内法的可诉性问题[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3)：96.

[25]张乃根. 论我国入世对国内体制的影响及反思[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12)：4.

[26]徐崇利.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经济立法模式[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85.

[27] Herwig C.H. Hofmann，Private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rade Policy Instruments-A Different View，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rgration，Vol.31，No.2，2004，p.115.

[28] Steve Charnovitz，Opening the WTO to Nongovernmental Interests，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24，p.173.

[29] Thomas J. Schoenbaum，WTO Dispute Settlement：Praise 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47，No.3，July 1998，p.654.

[30] Marco C.E.J.Bronckers，Private Response to Foreign Unfair Trade Practices—United States and EEC Complaint Procedures，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Vol.6，Fall，1984，pp.654-655.

[31]孔庆江. 浅论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J]. 现代法学，2006(6)：32.

[32] Marco C.E.J.Bronckers and Natalie Mcnelis，The EU 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Comes of Age，Vol.35，No.4，2001，pp.427-428.

[33]蔡从燕. 中欧贸易壁垒调查立法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2003(6)：159.

[34]Robert M.Maclean and Bettina Volpi，EU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Tackling Unfair Foreign Trade Practices，Palladian Law Publishing Ltd，2000，p.37.

A Jurisprudential Study of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Framework

XU Qu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本文责任编辑：林士平

作者：徐　泉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篇2：

我国运用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自形成以来已获WTO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后各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由于入世时间不长，缺乏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刻了解，在国际贸易争端处理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本文重在研究如何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我国国际经贸活动的顺利开展，从2008年7月18日“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的终裁引入，虽肯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客观地指出我国运用该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并针对不足探讨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DSM)；国际贸易争端；倒协商一致；交叉报复

2008年7月18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公布“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三方汽车零部件争端的裁决报告”，最终裁定我国对超过整车60％以上的进口汽车零部件按整车征收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是发达国家成员首次联手请求对我国的贸易行为进行正式调查，也是我国自加入WTO以来首次在贸易争端中败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的产业发展政策，符合WT0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宗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自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之后，先后5次调整汽车关税，进口车关税从2001年的70％(发动机排量在3升以下的轿车)和80％(发动机排量在3升以上的轿车)降到了25％；零部件进口税率降至10％；从2006年7月1日起，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整车的进口税率南28％降至25％，车身、底盘、中低排量汽油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的进口税率由13.8％～16.4％降至10％；并取消了国产化率的提法以及修改汽车服务贸易的相关条款等。至此，我国已基本兑现有关汽车及其零部件的人世降税承诺。但是，从汽车零部件案败诉的结果来看，我国在规则运用方面和欧美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及我国的运用现状

(一)从GATT争端解决机制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跨越

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ehanism.DSM)已被公认为“WTO最独特的贡献”，是在总结关贸总协定(CATT)近半个世纪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克服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所存在的严重缺陷，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具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国际制度，是WTO成员之间处理贸易纠纷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这个多边机制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通过援引争端解决机制来为自己谋求公正，反之，任何成员若违反WTO的协议开展贸易，也将受到争端解决机制的质疑和纠正。因此，自WTO成立以来，争端解决机构一直都是其中最活跃、最繁忙的机构之一，截至2007年12月10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了369个贸易纠纷，远远超过关贸总协定47年的案件总和，专家组做出了142个裁决报告，上诉机构做出了84个报告。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投诉案件141件，其中，以发达国家为应诉方的83件，以发展中国家为应诉方的58件。

从本质上讲，WTO争端解决机制无疑是成功的，它比GATT更具法律性，给各成员国提供了新的多边途径，使贸易纠纷可以在多边框架内获得合理和妥善的解决。具体表现在：(1)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明确其对争端解决的自动强制管辖权。(2)增设期间评审程序和上诉程序，有效地防止专家组审案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失误。(3)规定争端解决各个阶段的时限，在迅速解决争端方面成绩突出。(4)采用“倒协商一致”(reverse consensus)或“反向协商一致”(inverted consensus)的表决方式，确保了专家小组的设立，并且使得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可以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即除非DSB协商一致表示反对，否则有关决定自动予以通过。也就是说，只有全体成员一致反对，才能阻止有关程序的进行，它的运用使DSB更易取得管辖权，也使得各种程序的进行更加明确快捷，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5)引入“交叉报复”(cross-retaliation)概念。允许胜诉方在败诉方不执行裁决的情况下，可以跨部门实行报复。这种新的报复方法，大大增强了裁决的执行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弱小国家得以与贸易大国抗衡的力量。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I?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实践中，新规则的运用仍然暴露出不少缺陷：专家组成员不是职业化的，要得到各方的普遍认可还很困难：缺少对各成员国实施争端解决的机构建议和裁定的一体化机制：特别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还普遍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很多建议和要求长期没有通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也未得到很好的使用。因此，通过各方的努力共同改进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某些问题，使争端解决机制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入WTO后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

历经15载，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入世的成功无疑对我国的外贸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就贸易争端来看，成为WTO成员方的最大好处，本来应是在我国的权利遭受到WTO其他成员方的损害时，可以通过正式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寻求救济。然而，自我国在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贸易摩擦却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态势向我们袭来，如欧美纺织品“特别调查”，欧盟对我自行车、鞋产品反倾销，美国对我橡胶轮胎等的337条款调查等。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我国发起了贸易救济调查，尽管涉案金额不大，但其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绝对不可小觑，不能掉以轻心。

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DSU这颗WTO皇冠上的明珠，并未在神州大地上散发出它应有的光芒。入世以来，作为被诉方，我国参与的WTO争端解决案件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案、美国就中国贸易税收补贴政策在WTO与中国磋商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特定措施”在WTO与中国磋商案、我国刚刚败诉的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等；作为申诉方，中国在2002年继欧共体、日本、韩国之后，针对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正式提出申诉，作为中国入世第一案，申诉以胜利记人了历史的相册。此外，2008年中国就铜版纸反

倾销和反补贴案向美国提出WTO磋商请求。可见，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中国所参与的WTO争端解决的案件都屈指可数，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度明显不足。因此，研究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探讨如何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权利义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GATT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有了诸多重大改进，作为一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多边途径，理应成为我国趋利避害、解决贸易摩擦的首选工具，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似乎我国总是对它敬而远之。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先天不足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针对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制定了许多优惠条款，如规定在协议过程中，各成员国都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利益；在挑选专家小组的成员时，至少要包括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在应诉时，可要求更充分的准备和陈述答辩时间；在执行裁定时，需考虑裁决和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整体影响。但透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未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经济实力在贸易争端解决中仍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使一些表面上似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程序或规则，在实践中却会对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甚至“歧视性”的效果。其问题主要包括：

1　执行期限过于冗长。按照DSU规定，从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诉讼开始，各个环节消耗的合理时间加总长达27个月。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争端解决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所以当严重滞后的最终的救济手段得以落实时，旷日持久的延误往往已使有关国家的进出口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贸易实力偏弱，大多出口产品品种单一，不合理的贸易措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足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2　报复制度存在缺陷。虽然DSB允许合理程序下报复措施，但实际上只有在大国对小国或水平相当的成员国之间实施报复才会奏效。因为任何贸易报复本身都含有经济成本，报复的结果往往只会对弱小国家自身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依赖，报复对它们来说可能不是一项可行的措施。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成员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和不菲的开支而胜诉，所得到的贸易救济可能也只是杯水车薪。

3　差别待遇缺乏实质内容。与乌拉圭回合最后谈判成果达成的其他协议一样，DSU也在许多条款中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S&D)，其目的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司法保障，使其能够更加公平合理地参与WTO的争端解决。但从实际来看，这些条款大多缺乏实质性内容，属于一种原则性和宣示性的规定，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实际意义颇为有限。

(二)中国自身在运用DSU中所存在的问题

除了DSU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通病”。我国在入世后，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来说，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用也显得十分冷淡。究其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1　传统观念习惯影响。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制约了我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运用。在处理国际贸易摩擦时，我国比较倾向于运用谈判协商、外交方法等双边机制下的解决方式。这样的选择不但使我国在外贸谈判上需要承担高额的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DSU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将自己置于双边贸易谈判的相对劣势地位。

2　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综合来看，贸易争端通常涉及国际关系问题，应将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为争取到一个较长的、稳定的发展时间，在制定贸易政策、处理贸易争端方面也必然会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和地区安全、国家安全等问题，以谋求政治与经济的最佳平衡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应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性。

3　应对经验严重不足。由于我国人世时间不长，应对争端的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集中表现在，缺乏WTO相关问题的专家，对多边体制下的法律规则不甚熟悉，导致在贸易争端的谈判中时常处于弱势的一方：国内立法与国际规则尚未接轨，同时缺乏一个快速有效的负责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政府交涉机构；行业组织尚不健全，不能适应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需要，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贸易摩擦的积极性。

三、我国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措施

鉴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整个WTO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的现实，我们应该针对自身的弱点，在重视发展双边和区域经济关系的同时，有的放矢、认真研究，逐步选择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

(一)熟悉和掌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和程序

要正确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就必须熟悉和掌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和程序。作为一套比较完备的司法体制，任何当事方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的过程中，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则和程序进行。因此如果我们连根本的规则、程序都没有掌握，就更谈不上妥善制订申诉、应诉和实施策略以便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了。在汽车零部件争端案中，世贸组织的裁决所指的是我国汽车产业政策中的一个具体条款，即《办法》中关于进口汽车零部件的价格达到、超过整车比例的60％就构成整车特征的百分比数字，违背了世贸协议法律框架第三条下的“国民待遇原则”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规定，导致我国在诉讼过程中授人以柄，处于被动局面。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当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仅需要研究DSU及其附件所列协定的规则与程序，而且还要研究主要的贸易国家单边、双边、多边贸易争端解决的程序，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与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差距和教训，以便为我国充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帮助。

(二)加快国内经济法规和贸易政策的修订以适应WTO的要求

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裁决的主要依据就是检查各争端当事方是否按照WTO的有关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就要求各成员国应尽量使本国的经济法规和贸易政策内容与WTO的要求相吻合。近年来，我国已经废除和修改了大量与WTO规则不符的立法，涉及对知识产权、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法规清理，但仍存在许多与国际规则相违背的法律法规。这些差异环节

都极易引起贸易纠纷，如果在纠纷发生时才去被动地修改国内法规，将面临DSU程序要求的时间限制压力，对我国的立法改革和争端解决十分不利。因此，我国应尽快通过自主学习研究，修改补充国内相关立法和贸易政策，使之与WTO的有关规定尽快接轨。这不仅有利于我国顺利通过贸易政策评估机制的评审需要，有效减免贸易争端的发生，也可以更好地依法处理所卷入的贸易争端，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三)加强能力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争端解决队伍

杰克逊曾说过，在新的贸易体制下，国家利益的维护不单需要政治家和外交家，更加需要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来共同实现。WTO争端解决便是新贸易体制下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很多极为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事项，不仅要求从业人员深入了解WTO规则，还要求其具有高超的外语能力和诉讼技巧。以往许多涉外贸易法律案件，我国都是重金聘请外国的专业律师解决。入世后，随着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外贸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精通外语、熟悉国际经贸业务、诉讼经验丰富的法律专门人才。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培养一支自己的律师队伍，可以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利用专业知识来争取对我国最有利的裁决。

(四)企业和政府应该形成合力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苦练内功，加强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主动迎接全球性竞争对手的挑战，才能在保证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减少贸易摩擦所带来的损失。政府则应联合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中发挥引导与协调作用，通过政策指导，合理扶持国内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应与行业协会等各种中间组织一起，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国内行业的各项标准，向有关具体部门提供企业的相关信息，使之及时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并通过司法援助、信息服务、机构设置等途径，在发生贸易摩擦时，迅速汇集各方力量，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好我国的国际贸易权利。

(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入世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WTO的重要成员之一，我国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WTO争端解决机制虽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其中许多条款仍存在漏洞，使一些成员国可以借此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特殊保障等贸易限制措施。因此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发挥自己的大国魅力，团结其他发展中成员国，一起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要求进一步改革争端解决机制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设定。减少其他国家不合理的贸易保护行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发生，为国内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自形成以来已获WTO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在“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中真刀真枪的“练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驾驭WTO规则的能力，学会在WTO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定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当其他成员违背WTO有关协定并对我国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时，我国应能够及时地提起申诉，充分合理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利益；反之，在其他成员对我国提起申诉时，我们应该积极应诉，据理力争，运用专业知识，化被动为主动，尽可能避免其他成员采取报复手段，减少争端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文责编　苏君

作者：田　晖　朱振荣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篇3：

韩国利用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与启示

2006年10月26日，应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的请求，WTO争端解决机构决定成立专家小组，着手调查上述WTO成员与中国在汽车零部件进口政策方面的争议。2007年2月2日和26日，美国和墨西哥又分别就中国的工业品禁止性补贴问题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向中国提出磋商请求。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加。作为WTO新成员，如何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正当贸易利益，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韩国依靠出口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与中国具有很多相似性，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考察分析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概况与特点，提出对我国有益的几点启示。

一、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概况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65～199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7.1％，列世界各国之首(WorldBank，1992)。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带来了韩国经济增长奇迹，也带了繁多的贸易摩擦，韩国出口商品成为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重要实施对象。

韩国于1967年正式加入GATT。然而在GATT体制下，韩国对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相当有限，主动提起的唯一争议通过协商得以解决，被动应诉的争议也只有两起(Ahn，2003)。WTO成立后，韩国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由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利用，截至2006年10月，韩国作为起诉方主动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争议13起，作为被诉方应诉争议13起，分别占发展中国家提起争议和应诉争议总数的10％左右。起诉韩国的WTO成员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尼，韩国起诉的WTO成员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菲律宾。

二、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一)从介入态势看，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起诉

1995和1996年，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后的头两年，韩国分别遭遇三起(DS3、DS5、DS20)和两起(DS40、DS41)争议，特别是最初两起争议在整个争端解决记录中都是比较早的。在上述5起争议中，韩国都是作为被诉方被动参与的，此时韩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处于被动应诉阶段。1997—1999年，韩国开始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主动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2起(DS89、DS99)和1起(DS179)争议，韩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进入应诉与起诉并存、以应诉为主阶段。2000年以后，韩国开始在WT0争端解决机制中占据主动，2000年至今主动提起10起争议，被动应诉2起争议，韩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进入主动起诉为主阶段。

(二)从争议对象看，被诉案和起诉案均以发达国家为主

韩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1990-2005年，韩国对美出口额约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0％，韩国自美国进口额约占韩国进口总额的19％。韩国因此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更容易产生贸易争议，韩国作为应诉方的13起争议中，由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提起的达到12起；其中美国最多，起诉韩国6起，占韩国被诉案件总量的45％；欧盟次之，起诉4起，占韩国被诉案的31％；另外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起诉l起。发展中国家针对韩国提起的争议只有1起，即2004年印尼诉韩国对部分纸产品反倾销案。

韩国作为起诉方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争议也主要针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达到12起；其中针对美国7起，占韩国起诉案的54％；针对欧盟3起，占韩国起诉案的23％；针对日本2起，占韩国起诉案的15％。韩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争议只有起，即2000年韩国诉菲律宾聚丙烯树脂反倾销案。

(三)从涉案事由看，被诉案涉及面广，起诉案重点针对贸易救济措施

韩国国内市场狭小，为了保护本国产业，韩国经济起飞之初实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政策，很容易引致贸易伙伴的不满，GATT时期争端解决机构的两次裁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然而进入WTO时期，韩国限制进口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无论是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还是服务贸易壁垒，韩国有关规定都是比较严厉的。因而，外国针对韩国提起的争议针对韩国相关政策，事由繁多，涉及卫生检验检疫措施、国内税制、零售制度、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保障措施、政府采购等。

相对而言，WTO时期韩国出口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比较多，1995～2005年韩国遭遇反倾销调查218起，占WTO成员反倾销调查总数的7.7％，遭受反补贴调查15起，占WTO成员反补贴调查总数的8.2％。因而，韩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争议主要针对贸易救济措施，达到10起，占韩国起诉案的76.9％；其中涉及反倾销措施5起，占韩国起诉案的38.5％；涉及反补贴3起，占韩国起诉案的23.1％；涉及保障措施2起，占韩国起诉案的15.4％。

(四)从涉案商品看，被诉案较为分散，起诉案集中于优势产品

由于韩国进口限制措施比较多，影响到的进口商品种类比较多，外国针对韩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争议涉及的商品，从农产品、奶制品、牛肉，到酒类、瓶装水，再到船舶以及机场建设和电信服务，涉案商品种类分散，范围广泛。

韩国向W10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争议主要涉及本国的优势产品，比如钢铁、集成电路、船舶、化工产品等。韩国是世界钢铁第五大出口国，1999-2005年钢铁出口额均达到世界钢铁出口总额的4.5％以上；韩国的集成电路也很有竞争优势，2000年和2005年集成电路出口额均达到世界集成电路出口总额的8％，目前居世界第7位。在韩国提起的争议中，涉及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的最多，达到4起，占韩国起诉案的30％；钢铁次之，达到3起，占韩国起诉案的23％。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涉及船舶的争议。由于劳动力相对丰裕和政府大力扶持，韩国造船业迅速崛起，在国际船舶市场与日本和欧盟企业激烈竞争。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接受IMF建议执行了企业重组计划，对国内造船企业给予了多种方式的扶持和补助，引起了其主要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的不满，在多次磋商未果的情况下欧盟请求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支持欧盟和日本作为第三方参加，同时欧盟颁布条例要建立一种有关造船业的临时防卫机制，声称要抵消韩国不公平贸易的不利影响。为此，韩国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反诉欧盟，要求就欧盟对商船的补贴措施进行磋商。

(五)从处理结果看，被诉案败诉率高，起诉案胜诉率高

韩国作为被诉方介入的13起WTO争议中，对前5起争议，韩国政府基本上都在磋商阶段促成解决，没有更深入地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他程序。这一方面因为争议事实比较清楚，涉及的经济利益不大；另一方面也因为韩国还没有做好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备(Ahn，2003)。从1997年酒税案(DS75、DS84)开始，韩国通过雇用国外法律顾问等方式积极应诉，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专家组报告积极上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全部程序。总体来看，在韩国13起被诉争议案中，5起在磋商程序阶段解决，3起通过专家组程序解决，5起通过上诉程序解决。专家组发布报告的8起争议中，专家组建议对韩国不利的有5起，对韩国部分不利的2起，只有1起韩国胜诉。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专家组建议，韩国均提出上诉，尽管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仍对韩国不利，韩国败诉率达到87.5％。如果把韩国通过磋商程序解决的被诉争议也视为败诉案件，则韩国败诉率高达92.3％。

韩国克服经验、语言和法律专家不足等困难，企业和政府密切配合，充分准备，于1997年针对美国对韩国彩电实施的不合理反倾销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首起投诉，促使美国撤销了违反反倾销协议和WTO义务的反倾销措施，使该案在磋商阶段得以解决。之后韩国提起的12起争议中，5起在专家组程序阶段解决，4起通过上诉程序解决，2起在磋商阶段结束，1起正处在专家组程序中。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发布报告的9起争议中，1起由双方在专家组阶段达成满意协商结果，5起有利于韩国，1起部分有利于韩国，2起不利于韩国，韩国胜诉率达到77.8％。如果把在磋商阶段达成对韩国有利结果的争议也视为韩国胜诉，则韩国的胜诉率达到81.8％。

(六)从执行情况看，被诉案韩国相对配合，起诉案对方执行不力

作为WTO中经济实力中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员，韩国注重树立自己拥护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和依规则办事的形象，对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是比较配合的，在裁决结果对其不利或部分不利的7起争议中，均能在“合理期限”内按照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纠正其违规措施。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多方妥协的结果，本身难免存在不足。按WTO争端解决程序规定，从双方磋商到上诉机构发布报告一般需要1年零3个月的时间，但现实执行中解决争议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延长，一般要28个月(孔庆峰、张萌，2006)。对于裁决结果对自己不利或部分不利的7起争议，韩国从磋商到完成执行平均每起用了30个月，结果对韩国某些违规措施的实际影响有限，比如1997年奶制品案(DS98)历时31个月，协商中止非法保障措施的日期仅比该保障措施原定终止日期提前9个月(Ahn，2003)。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另一个缺陷是制裁和报复力度不够。根据规定，对于违反WTO义务的成员，优先选择是建议其纠正不符合有关协议的规定或做法，其次是自愿补偿，最后才是中止减让。这使得韩国的争议对手，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有时明知违反WTO协议，也采取迎合国内利益集团的措施；有时故意拖延争端解决的时间；有时不完全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对此，韩国要利用WTO规则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时还要考虑政治因素。比如在2002年美国钢铁保障案(DS251)中，当欧盟、日本、挪威等起诉方向货物贸易理事会请求终止减让的时候，韩国提出保留报复的权利，推迟3年到2005年3月19日，而事实上美国该保障措施原定终止日期为2005年3月20日，这样韩国就避免了和美国的激烈冲突(Ahn，2003)。

三、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

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首先，两国都依靠出口导向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比较高，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都比较多；其次，两国初期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都不熟悉，面临经验不足和法律人才缺乏等困难；再次，两国文化相近，公众初期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相近的理解，对其带给社会经济的影响感受都不强烈；最后，两国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WTO经济实力中等的成员国，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要受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影响。为此，借鉴韩国经验，对于我国更好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借用外部智力，提升应用规则能力

WTO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不仅适用于按照适用协定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起的争议，而且适用于成员在WTO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因此，一起WTO争议案件往往涉及两个以上的协定，需要专门的法律专家，这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一种挑战。韩国在第1起全程参与的争议——1997年韩国酒税案(DS75、DS84)中就是通过雇用国外法律专家解决这一问题的，为此还确立了私人顾问进入WTO专家组的惯例，之后韩国在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中一直依赖国外顾问，一直到2000年美国钢管案(DS202)，韩国才有能力独立完成上诉程序。我国在参与WTO争端解决时同样面临法律专家瓶颈。截至2003年3月，韩国有8位法律专家进入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可的专家清单，而中国大陆到目前仅有5位。为此我国可以考虑在早期争议解决中借用国外法律顾问的力量完成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一方面打好当期官司，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借机培养自己的法律专家，积累争端解决经验。

(二)积极准备应诉，充分利用有关程序

韩国对不利于自己的专家组报告几乎全部上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一方面可以为自己争取最有利裁决，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措施的存在争取时间。2004年3月，美国就我国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问题提出磋商请求，我国首次作为被诉方介入WTO争端解决程序。双方经多轮磋商，于2004年7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争议得以迅速解决。目前，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就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政策提起的争议案已进入专家组程序。建议我国学习韩国应诉策略，积极应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即使判决对我国不利，我国也可以赢得保护我国汽车产业的时间，同时积累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

(三)边干边学，扭转被动参与局面

韩国在被诉七起争议案件以后，于1997年7月首次向争端解决机构提起争议(DS89)，这是一个“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韩国经过充分准备，迫使美国取消违法措施，取得了对自已有利的结果，对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是很大的鼓舞。特别是韩国第二起起诉案(DS99)的胜诉正好发生在韩国首次全程参与的争议案(DS75、DS84)败诉之后，很大程度上中和了政府和民众的消极情绪。我国可以学习韩国做法，在起诉对象、涉案措施和涉案商品等方面仔细甄选，选择的起诉对象最好是对我国有重大出口利益、采取的不合理措施严重影响我国优势商品出口的国家。我国要做好充分准备，密切政府和相关企业的联系、聘请高水平的法律专家，力争打赢独立起诉的首次争议案，然后再接再厉，就其他WTO成员损害我国正当利益的做法主动向争端解决机构申诉，扭转目前被动参与的局面。

(四)结合报复措施，缩短争端解决时间

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保证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迅速有效地得到执行，不能有效地惩戒违规成员，违规成本低，容易被发达国家利用，这在韩国作为被诉方或起诉方参与的争议案中都能得到体现。我国经济实力虽然增长很快，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韩国，不能不考虑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问题。有些情况下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一手准备报复措施。据研究，在成员方有能力进行贸易报复的时候，它们更愿意通过报复威胁而非上诉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争端，这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报复威胁比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更有效(Bown，2005)。

作者：朱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