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摘要：全面衡量一国银行开放度是研究所有银行业开放程度的基础性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商业银行开放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银行业开放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官方承诺视角，还是基于现实法则，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均低于对内开放水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1：

美墨加协议全解及启示

美国正在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新格局，我们将其概括为“三条腿走路”：第一，修改多边贸易规则，以WTO为代表，谈不拢，就“退群”;第二，重建双边（或区域）贸易体系，以美-加-墨协定（USMCA）、美韩协定，和正在谈判的美日协定为代表;第三，重新定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两个选择：要么谈判，达成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可能是美国占优的;要么被孤立，USMCA中的排他性条款就是证明。极端情形是，G2脱钩，各自循环。

经过长达14个月的贸易谈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方于9月30日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以取代1994年以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特朗普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白宫先后发表演说，庆祝USMCA的签署。特朗普称USMCA创造了历史，称其为“历史上最现代、最先进、最平衡的贸易协定”。莱特希泽称USMCA将成为美国后续贸易协定的模板。他总结了USMCA的三大支柱：公平;保护美国竞争优势的数字产品、知识产权、服务（包括金融服务）贸易条款;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新条款，包括对国有企业、汇率操纵、与非市场经济体的关系等方面的严格规定。

通读USMCA条款后不难发现，除了“非市场国家”条款，还有很多排他性条款值得中国关注。
USMCA总览

USMCA將是美国签署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号称覆盖规模为1.2万亿美元的贸易。表1为美国前十大进口来源国。可以看出，过去五年，中国均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17年，中国占美国总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1.8%。墨西哥与加拿大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2017年，总占比为25.9%，超过中国4个百分点。

表2为美国前十大出口目的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位列第一与第二，总和占比达到了34%，即美国出口的三分之一卖给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中国占比仅为8.4%，与表1形成反差。可以看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明显。USMCA对美国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北美，更为其在全球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树立了标杆。

USMCA共包含34章内容，协定对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原产地原则、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投资、跨境贸易服务、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监管实践、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的标准与实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章节与TPP重合。除了增加数字贸易等章节外，USMCA还增加了诸多排他性条款，具有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与NAFTA相比，新协定的名称中已删除了“自由”二字，整体内容并没有进一步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该协定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双边贸易体系的开端，它将中国等西方社会认定的非市场经济体排除在这一体系外。莱特希泽在演讲中称，当初特朗普布置任务时，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保护美国工人，为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战，维护美国的竞争创新优势，确保我们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准入，最重要的是，为美国带回就业机会。这些目标在协定中都有体现。

美国是新协定的最大受益方，其实现了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公平、对等”、“让美国获益”的贸易准则。USMCA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墨、加经济依赖美国市场的软肋，以威胁退出NAFTA重启谈判为开端，以加征钢铝、汽车关税为手段不断施压和墨、加方做出妥协的产物。新协定使得加拿大对美国进一步开放乳制品和酒类市场（加拿大已同意对美国开放约3.5%），缓解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困境，为特朗普赢得了农业州的选票。作为交换，加拿大和墨西哥换来了美国汽车关税的豁免、延长至16年的日落条款，以及与加拿大保留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新协定通过实施汽车产业苛刻的原产地规定以及高工资劳动含量要求，力图培育产业链相关技术人员，提振美国汽车业的同时保证相当部分制造业生产回流至美国，增加美国本土就业机会。

此外，新协定在延长生物制药数据保护期、版权等方面提高原来加拿大主张的标准，有利于对美国医药行业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排他性条款的三个表现

第一，汽车原产地规定的区域内价值比例高于旧协定，在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至美墨加三国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当前，各国汽车产业依赖于复杂的跨境供应链，但是新协定规定（五年过渡期内）一辆汽车零部件的北美原产地占比须从目前的62.5%逐步提高到75%，并且要求汽车制造商至少70%的钢铁和铝原料必须来自美墨加，这将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到这三个国家。同时，新协定在原产地规则规定，乘用车高工资劳动占比（每小时工资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需要从2020年以前的30%，逐步增加到2023年的40%。

新协定下，美国提高了加、墨的汽车出口量，但同时设定了排他条款，即75%的汽车和配件必须由北美制造，这一规定将很大一部分中国、日本、欧盟等汽车制造商排除在外。新协定通过实施苛刻的原产地规定，力图培育产业链相关技术人员，保证相当部分的制造业生产回流至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高工资地区，同时支持配套的北美钢铝产业。这一原产地规定在帮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机会目的的同时，也使得全球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商更难在墨西哥廉价生产汽车。

第二，美墨间取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这意味着第三方投资者将无法利用这一机制提起仲裁。墨西哥与美国间取消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而加拿大与美国间依然保留这一机制。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如果投资者来自美墨以外的第三方，而该方被美或墨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体，那么这一投资者不能成为申诉方提起投资仲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该企业不能作为申诉方对美方提起诉讼。

第三，新协定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规定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歧视性，美国意在通过新协定来约束墨、加两国与第三方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新协定中引入了前所未有的排他性条款。第32章第10条规定：如果美加墨三方正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事宜，则缔约方不仅应在启动谈判前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还应该尽早将缔约目标应尽可能告知其他缔约方;还需要在签署前至少30天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各缔约方审阅，以评估该文本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影响;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后的六月内，允许其他缔约方终止美墨加贸易协定，并以缔约方的双边协定取代。

也就是说，未来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否与中国等签署自贸协定、其希望通过自贸协定实现的目标及谈判文本、拟签署文本都需要递送美国政府审阅。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加、墨与中国的双边协定对其有任何不利影响，美方均可以美墨加协定为筹码要挟加墨两国放弃对美方不利的条款。当前加拿大有意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非市场经济体只有越南和中国，而加拿大已经与越南谈妥了相关贸易协定，因此这一规定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基于这一规定，未来中加自贸区谈判进程可能受阻。若中国今后有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不包括美国）的意向，该规定也将对中国构成障碍。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将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模板。这意味着非市场经济国家自贸区限制性条款也可能被美国推广至其与欧、日等双边贸易协定中。
USMCA核心条款分析

政府采购（第13章）

美国在多份官方文件中指责中国利用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标准来实施产业政策和支持本土企业的行为不符合WTO规则。莱特希泽在2018年最新的评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于WTO规则的遵守情况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国务院曾承诺将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政策脱钩，但均未付诸实施。鉴于此，在USMCA第13章，美国主导设定了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则，意在维护不同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公平和对等地位。文件要求，签约各方政府应保证政府采购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对供应商的限制性条件应尽可能地减少，即使有，也应该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应该采用国际标准加以界定;应供应商的需求，各方政府应提供其所需的所有可公开的信息和文件;文件还规定应该由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第三方对采购流程进行评估等。总之，美方的诉求就是，美国企业在国外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时，应被给予与当地企业同等的身份。采购方政府不应通过任何歧视性规定将美国企业排除在外。

投资（第14章）

众所周知，投资是中美龃龉较多的领域。莱特希泽在2018年WTO报告中指出，中国通过限制性投资机制保护国内产业，缺乏实质性的自由化。具体表现为：继续实行外资股本上限和合资要求、对大量的投资实行逐案行政审批制度、新的和过于宽泛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等。另外，中国政府官员还要求外资企业转让技术、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满足与出口或国产化率有关的业绩要求或做出有价值的涉及具体交易的商业让步等。USMCA条款基本上将这些行为都列入了“负面清单”（主要参考条款14.10——绩效要求）。UAMCA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由与公平。

就投资而言，所谓自由，就是给予任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共同的约束条件内的行动自由，而不应该施加任何多余的限制。比如，条款14.9对资产、资本和投资收益的“转移”做了说明——“任一缔约方应允许与协定覆盖的投资相关的所有‘转让’自由地、不迟延地进出其领土。”转让的具体内容包括资本金、利润、红利、利息、资本利得、管理费等等。协定还规定任何缔约方政府不得要求本国企业将资金从其他缔约方转出，也不得惩罚不服从其命令的投资者;这条规定，等于要求开放资本与金融账户。所谓公平，就是当某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外两个缔约国家投资时，应获得与其本土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此外，本协定还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

值得中国注意的是，本协定实际上也包含一条排他性条款。条款14.14的第1条规定，如果缔约方投资者的实际控制人是其他非缔约方。并且，该投资者除了在拒绝方以外没有別的实质性投资。那么，协定中规定的权益，都将被否决。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想通过收购一家墨西哥或者加拿大的公司来专门对美国进行投资，美国可以不遵守UAMCA中关于投资的规定。该条款第2条还规定，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制裁某一非缔约国家或该国的投资者（或投资），该国（或投资者）绕道墨西哥或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也不能享受USMCA规定的权益。比如，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芯片。那么中兴通讯要想通过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公司做转口贸易，美国可以拒绝向墨西哥或加拿大的这家公司出口。附录14-D还对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体”不包含在内。

金融服务（第17章）

金融服务是美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之一，除了常规性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比较关注的还有“市场准入”问题，这也是其指责中国未履行WTO义务的常见说辞。条款17.5规定，任一缔约方不应对其他缔约国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供应商设置包括分支机构数量、垄断性和排他性要求、交易金融、交易数量、吸纳就业人数等方面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USMCA首次引入禁止本地数据存储要求的条款（17.20），这一点与中国有关规定有密切关系。

数字贸易（第19章）

数字产品贸易属于贸易的新领域，所以这一章节内容是在原来的NAFTA基础上新增的。协定覆盖的数字产品包括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录音或者其他经过数字编码、用于商业的、能够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产品。协定规定，对该类商品，应实施零关税，且不应收取其他类型的费用;确保数据的跨境自由传输、最大限度减少数据存储与处理地点的限制以促进全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为促进数字贸易，缔约方应确保产品供应商在应用数字化认证或签名时不受限制;确保应用于数字市场的可落实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包括隐私与未经同意的通讯;为更好地保护数字供应商的竞争力，限制政府要求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的能力;促进打击网络安全挑战的合作并推广行业最佳实践来实现网络与服务安全;促进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限制互联网平台对其托管或处理的第三方内容的民事责任。

知识产权（第20章）

USMCA特别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的主要考虑。具体内容包括：为生物药和范围广泛的产品提供为期10年数据保护;版权及相关权利享有完整的国民待遇;更强的专利保护（尤其是针对医药和农业）;最低版权保护期为作者寿终后70年（诸如版权人组等不以寿命为基础的作品，为首次授权出版后75年）;提高标准打击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与US法律相应）建立版权安全港来保护IP并为不直接受益于版权侵害行为的合法企业提供可预见性;为新地理标识的确认提供程序保障;加强商标保护;迄今为止最广泛的执法合作条款（强化执法人员法定职权，可在任何时候取缔涉嫌赝品或走私的货物;对窃取卫星与线缆信号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针对窃取商业机密（包括国有企业）的行为制定广泛的保护措施）。

国有企业（第22章）

协定规定的国有企业，不仅包括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股份比例超过50%）的企业，还包括政府那些即使不拥有控股权，但却有实质性控制能力的企业，如拥有对企业高管的任命权等。协定强调，并不是不允许政府设立或保留国有企业，只是规定政府应该运用市场化的手法来管理企业，以股东的身份来享有权益、分担责任;协定允许国企的垄断，但规定在买卖产品和服务时，应该给予本国私营企业和其他缔约方企业“竞争中性”地位（允许例外情况），即商业行为，应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这意味着公平和对等。

条款22.6关于“非商业援助”的“负面清单”值得关注。协定明确规定：所有缔约方的国有企业都不能为其信誉不佳或资不抵债的另一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国有企业选择债转股时，必须与私营企业的行为相一致，否则就不允许（市场化要求）;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在向本国其他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援助”时，不应对其他缔约方造成負面影响，例如不应该对其他国家产品产生替代，或者损害其公平竞争地位等。条款22.10对国有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另外，协定还规定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协定的履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等。委员会成员由所有缔约方代表组成。

宏观政策与汇率问题（第33章）

主要强调汇率问题，协定规定任一缔约方都应该确立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避免人为干预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平衡，或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如果确实有必要干预，也要提前通知其他各方。另外，协定还对外汇和头寸信息的透明性以及通知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结语

上任之初，莱特希泽就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以确定它们是否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否则就要重谈。他直言，特朗普政府更喜欢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多边贸易协定。他说，“如果你有18万亿美元的经济，单独谈判可以做得更好——你不仅可以谈判达成更好的协定，而且你还可以更容易地执行这些协定，因为通常在多边协定中，有太多东西打扰，很难执行这些协定。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亚洲保持非常多的接触。”

双边主义（或区域贸易协定）是反全球主义的，本质上就是保护主义。所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沃蒂将其称为贸易体制中的“白蚁”，认为其蛀蚀了自由贸易体系。与之相反，中国推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显是一种全球主义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及其助理纳瓦罗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保护主义者，特朗普总是以退出WTO、G7、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作为威胁，来迫使伙伴国做出实质性让步，并称其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那么，通过特惠，或者双边贸易协定，是否能够推动全面自由贸易？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中国国务院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表示要“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自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以来，中国持续不断地宣布金融开放、降低关税等措施，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立场的体现，也是对全球政经形势变化的反应。

我们认为，如同刘鹤副总理在10月21日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狠抓落实。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沓纲领的关键时刻，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出一些具体政策。”在向世界摆明立场之后，需要的是行动，以及确保政策意志在执行过程中不发生扭曲，才是当务之急。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秦培景、琳琦对此文亦有贡献;编辑：苏琦）

作者：邵宇　陈达飞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2：

中国银行业开放水平的全面测度

摘 要：全面衡量一国银行开放度是研究所有银行业开放程度的基础性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商业银行开放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银行业开放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官方承诺视角，还是基于现实法则，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均低于对内开放水平。自1979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对外开放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世贸组织99个成员国中，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自200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和对内开放水平都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和对内开放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自200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相对稳定在5%左右，受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出现向下转折；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明显偏低。

关键词：官方承诺； 现实法则；对外开放；对内开放

一、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对银行业开放水平的测度是国内外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也产生了从官方承诺（de jure）视角和现实法则（de facto）下不同的测度方法。从官方承诺（de jure）视角研究的有：Mattoo[1] 在对WTO成员国的金融市场承诺开放水平进行测度时，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一部分，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三种贸易方式出发对银行业的自由化承诺进行量化。张金清和刘庆富[2]构建了衡量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体系，该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和末级指标层四个层次，以此体系为基础从官方承诺视角对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进行了研究。从现实法则（de facto）研究的有：Bayraktar和Yan[3]衡量银行业开放水平采用的是外资银行资产占比指标，即该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该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之比。王伟[4]建立了商业银行开放程度指标体系框架和评价方法，指标体系不仅涵盖官方承诺指标和现实指标，而且涉及银行业对内开放的指标。张海冰[5]从银行服务贸易开放水平（该国其他金融服务贸易余额占金融服务贸易的比重）、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东道国境内外资银行资产对银行业总资产的比率）和银行业对内开放水平（东道国境内注册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总和占境内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三个方面来测量银行业的开放度。孔艳杰[6]选取中国境内外资银行总资产及外资控制的中资银行资产与中国境内银行业机构总资产的比值测算2003—2007 年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

综上所述，目前对银行业开放水平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官方承诺水平或现实开放水平的衡量，两个角度全都顾及到的较少。同时，研究更侧重于外资银行进入，然而将银行对外开放视为银行开放比较片面，对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关注较少。基于此，笔者对中国银行业开放水平进行定量研究，不仅考虑外资银行进入，还要考虑中资银行走出，兼顾银行业的官方承诺水平和现实开放水平，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银行业开放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银行业开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公式的建立

对银行业开放水平的测度，宏观考虑官方承诺水平和现实的开放水平两个维度，中观考虑外国（或地区）商业银行服务本土化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服务国际化两个层面，微观考虑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等四种角度。

从官方承诺（de jure）视角和现实法则（de facto）建立了银行业开放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银行业开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问题，最终指标体系由五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即最终指标）为银行业开放水平。二级指标由银行官方承诺开放水平和银行现实开放水平两个指标构成。三级指标分别是银行业对内开放和银行业对外开放指标。四级指标由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等三种模式构成。五级指标下对于官方承诺水平主要从存款和贷款的官方承诺水平来探讨，对于银行现实开放水平主要从银行类业务进口额占比、外资银行资产额占比、银行类业务出口额占比和中资银行境外资产占比来衡量。

图1 银行业开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

1. 银行业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测度说明

实际上，银行业的官方承诺开放水平主要为东道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和经营开放的限制，对本国银行到境外提供服务的限制比较少。例如，英国、日本及中国均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只有美国1953年法律做出了有关于银行走出去的限制。中国银监会对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态度为审慎支持、有的放矢、防范风险和持续监管。因而，在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测度上主要考虑对外资银行走出去的限制，将本国银行走出去的银行开放水平统一赋值为1。

官方承诺对外开放包括市场准入开放和经营开放，对于开放水平的测度借鉴Valckx[7]的研究，将银行开放按实现途径和方式不同限制措施情况划分为0、0. 10、0. 25、0. 50、0. 75 和1. 00 六个等级，若某一项目的受限不止一个时，可取其平均值。Mattoo[1]在研究WTO各成员国提交的具体承诺表时采用了简化的方法，对三种贸易方式的权重设置如表1所示。Matto着重探讨了商业存在这种贸易方式的承诺水平，对于跨境交易和境外消费这两种方式unbond赋值为0，none赋值为1，对银行的具体业务Mattoo从存款和贷款角度进行测度。本文继续采用上述赋值和权重来测度本国银行业的开放水平，对于承诺的银行开放水平选取最严厉的措施给予赋值。存款和贷款权重的设定如下：存款权重=银行业存款额/（银行业存款额+ 银行业贷款额），贷款权重= 银行业贷款额/ （银行业存款额+ 银行业贷款额）。

表1银行不同贸易方式的权重

2. 银行业现实开放水平的测度方法

由于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这种模式在实际交易中所占的份额很小，

根据2005年国际贸易统计报告显示，WTO估测的全球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构成如下：跨境交付占35%；境外消费占10%—15%；商业存在占50%；自然人流动仅占1%—2%。本文对银行业现实开放水平度量主要从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两个服务贸易模式来测度。用国外获得的商品与劳务、国内私人国外资产的增加或国外负债的减少来衡量跨境交付模式下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用外国提供的商品与劳务、国内私人国外资产的减少或国外负债的增加来计量跨境交付模式下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水平。

商业存在模式下通常衡量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指标有两个：第一个是用外资银行数目份额，第二个是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Claessens等[8]认为当国内银行对外国银行进入的反应非常迅速时，采用数量比例方法得到的结果显著性较强；而当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反映较慢时，也就是说外国银行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后才开始对国内银行的定价、利润等产生影响时，应采用资产比例方法，很明显，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叶欣[9]与黄宪和熊福平[10]等在分析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效率影响的结果为：外资银行营业机构占中国国内银行机构数比例这一变量对各被解释变量都不存在明显的影响关系。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外资银行占东道国国内银行资产比重来测度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水平。

三、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测度与国际比较

1. 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演进

1979年，伴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开始启动。按照Mattoo对金融服务贸易的不同提供方式和贸易政策的评估方法，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从1979年到现在共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84年，外资银行的进入显示为非营业性的常驻代表机构阶段；

第二阶段是1985—1996年，外资银行的进入表现为营业性机构进驻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第三阶段是1997—2001年，外资银行的进入表现为上海浦东和深圳部分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

第四阶段是2002—2006年，为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过渡阶段；

第五阶段是2007年至今，外资银行的进入表现为法人导向阶段。

2. 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测度

自1979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官方承诺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是上升的。在前三个阶段1979—2001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较低，1979—1984年间仅为0. 20；1984—1996年间为0. 24，1997年后，银行对外开放水平上升幅度较大，1997—2001年间为0. 32，然而整体而言，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对外开放处于较低水平。

在入世过渡期间，对外开放水平上升最快，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0. 52；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0. 62，对外开放水平继续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仅为过渡期的1. 19倍。说明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快，在2002—2006年的世贸组织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的上升幅度达到62. 97%，在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上升速度有所下降，为19. 45%，主要是呈现过渡期前后对外开放水平稳步上升的局面。

3. 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国际比较

截至2013年6月底，WTO成员国中有108个国家对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做出承诺（07. B. 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然而其中文莱、古巴、危地马拉、列士敦士登、马拉维、黑山共和国、萨摩亚、中国台北和瓦努阿图等9个国家并没有对存款和贷款做出承诺。采用上文所拟定的测度方法对WTO成员国中99个国家的银行业官方承诺开放水平进行评估，

受篇幅所限，省略了99个成员国官方承诺下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值，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并对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的对外开放水平做国际比较。首先，对这99个国家的银行业存、贷款的官方承诺开放水平进行比较，按照开放程度分别对存款和贷款进行自然排序。中国银行业开放水平目前处于第五阶段，该阶段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值存款为0. 62、贷款为0. 62。在所评估的99个国家中，中国存款的测度值排在第52位，贷款的测度值排在第44位。其次，由于某些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同，比如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加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圭亚那、蒙古、海地、汤加、乌克兰和巴拿马等国家存款的开放程度都是完全开放，并列第一位。按照这种分组排序，将99个国家存款的开放程度排成24位，贷款的开放程度排成28位，在这种排序中，中国存款的开放程度排在第11位，贷款也排在第11位。由此可知，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的对外开放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与发达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存款均值0. 77、贷款均值0. 72相比，

在经合组织提出的发达国家的概念中，有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瑞士、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和南非等10个国家对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业务的开放水平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对这10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取平均值，其存款和贷款的平均值分别为0. 77和0. 72。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本文认为其原因可能如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因为金融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普遍愿意开放银行业市场，对市场准入和以市场准入为前提的国民待遇的限制相对较少；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虽然中国银行业已拥有一定的竞争实力与防范风险冲击的能力，但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在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结束后，仍然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管理方式，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比如，由于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大多是国际性大银行，这些银行拥有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风险容易在各国之间传递。为了有效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安全，中国对外资银行实施法人导向监管，对外资银行分行只允许经营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业务，而对在中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

我们看到银行业开放水平和一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完全正相关，非洲的一些国家，比如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尽管是发展中国家，测度其银行业开放水平的存款和贷款的值均为1，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其银行业开放水平存款测度值仅为0. 67、贷款测度值仅为0. 61。也就是说，虽然发达国家银行业开放水平普遍较高，但开放水平最高的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非洲国家。这说明一国官方承诺的银行业开放水平不仅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是本国意愿的影响，而且与成员国的谈判能力相关。

四、中国银行业现实开放水平的测度与国际比较

1. 外资银行进入本国的银行现实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与国际比较

（1）测度

由表2可知，自2002年以来，无论是跨境交付模式还是商业存在模式，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曲折变化趋势。从数据上看，2007年是趋势向下发生变化的拐点，时间节点正好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相吻合，说明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有所下降。2009年是趋势向上的拐点，从该时间节点之后中国银行业现实对外开放重拾升势，说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银行业的现实对外开放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表2中国银行业现实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单位：亿元，%

（2）国际比较

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这里与美国做一对比。

由表3可知，中国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比相比美国比较低，美国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基本处于10%以上（除了2004年9. 90%之外），而中国的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考察期间内，2007年该比值最高为2. 38%，2002年该比值只有1. 30%。将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与美国对比发现，美国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基本位于9. 00%之上（只有2003年为8. 77%），而中国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考察期间，最高值为3. 97%。综上比较可知，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表3美国和中国银行业现实对外开放水平比较分析单位：%

2. 本国银行国际化的银行现实对内开放水平的测度与国际比较

（1）测度

由表4可知，跨境交付下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整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其时间拐点是2007年，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相吻合。商业存在模式下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以中资银行海外资产占比表示）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10年才重拾升势，主要是由于2008年后中国商业银行积极推行走出去的策略。从数据上看，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自2002年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稳定在5%左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的服务出口、其他资产的交易以及海外资产的下降导致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呈现向下的趋势，2009年后重拾升势。

表4中国银行业现实对内开放水平的测度单位：亿元，%

（2）国际比较

选择美国与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水平进行国际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占比相比美国明显较低，美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占比在考察期间一直处于15%以上，而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占比不超过6%。对考察期间美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占比进行平均化处理可知为21. 30%，中国银行业的平均海外资产占比仅为4. 10%。由中国与美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对比可知，在2002—2011年间，美国银行现实业的对内开放水平最低为13. 54%，2010年最高为25. 14%，而中国业银行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相对稳定在5%左右。这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海外资产占比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与美国银行业的对内开放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5美国和中国银行业现实对内开放水平的比较分析单位：%

五、中国银行业开放水平的比较分析

一个完整的金融开放水平的测度体系，应该同时包含官方承诺开放水平和现实开放水平，本文对于银行开放度的测算依从该视角。下面对上述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1. 中国银行业对外和对内开放水平比较

上文已有阐述，商业银行的官方承诺开放水平主要为本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和经营开放的限制，对本国银行到境外提供服务的限制比较少。因而，在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度量上主要考虑外资银行走出去的限制，将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银行开放水平统一定为1。若将公式（1）和公式（2）中对外开放ε和对内开放φ的权重均设为0. 5，则银行官方承诺视角和现实视角下的开放水平如表7和表8所示。

表7官方承诺视角下银行业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水平的比较单位：%

由表7可知，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的对外开放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然而，与对内开放水平相比，差距还是显著的。这不是个例，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大部分国家在保持金融市场对外高度开放的同时，对本国金融业提供了保护，使得对外开放水平打了折扣。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金融深化理论的指引下开始了金融开放的进程，而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引下也重新重视金融自由化。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有众多的限制，对于本国银行走出去却基本没有限制，即奉行有条件的金融自由化。据世贸组织网站显示，在143个WTO 成员国中只有99个国家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进行了水平承诺，在这99个国家中银行业对外开放存款承诺水平在0. 50以下的有43个国家，可见大部分国家对银行业对外开放进行了限制。

表8现实视角下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内开放水平的比较单位：%

由表8可知：现实法则下，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低于对内开放水平，这一点和官方承诺水平的结果一致。这一结果预示着不仅各个国家官方意愿形态上奉行有条件的金融自由化，现实层面上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2. 中国银行业开放官方承诺水平和现实开放水平的比较

表9官方承诺视角下和现实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开放水平的比较单位：%

如表9所示：将银行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测度值换算为百分数，以对官方视角和现实视角下的银行业开放水平进行比较。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官方承诺的开放水平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中国官方承诺的开放水平值为81%，表明中国当前官方承诺的银行开放属于“中度开放”状态。然而实际层面，中国银行现实的开放水平相对非常低，自2002年以来，最高值为4. 59%（2007年），最低值仅为2. 73%（2009年），不仅明显滞后于国内官方的承诺水平，和美国的现实银行开放水平相比，也要低得多。

五、结 论

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对外开放水平自197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7—2011年第五阶段内，中国官方承诺对外开放水平值为0. 62，存款的官方承诺水平值为0. 62、贷款为0. 62。在世贸组织99个成员国中，中国银行业官方承诺的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自2002年以来，无论是在跨境交付模式还是商业存在模式下，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曲折变化。

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自200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相对稳定在5%左右，

银行业开放的背景是国际金融大环境，银行业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金融形势密切相关，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大。

同时，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现实的对内开放水平呈现向下的趋势。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明显偏低。

无论是官方承诺视角，还是基于现实法则，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均低于对内开放水平，这也是国际普遍现象。各个国家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有众多的限制，对于本国银行走出去却基本没有限制。意识形态必然反映到现实层面，银行现实的对外开放水平低于对内开放水平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官方承诺的银行开放水平属于“中度开放”状态。相比而言，我国银行现实的开放水平相对非常低，不仅明显滞后于国内官方的承诺水平，和美国现实的开放水平相比，也要低得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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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宪，熊福平.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2006，（5）：21-27.

（责任编辑：巴红静）

作者：宋翠玲

WTO与中国金融开放论文 篇3：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2000年11月,在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到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拥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为双方带来了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综合利益。也为东亚、亚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合作的动力来源问题:政治主导下的经济驱动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究竟在多大成分上是出于经济考虑的,如何平衡经济与政治、外交利益是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双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性与互补性来看,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东盟担心失去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以新加坡为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在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再加工制造的(该类产品结构与新加坡极为类似)。

中国与东盟单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如果与整个东盟相比,双方的制造业结构非常相似。机电设备是中国和东盟中发达成员最大的制造业产业,服装、制鞋等轻工业产品则是东盟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新成员国的主要制造业。原有的东盟发达成员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新加入的成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与中国竞争。东盟的中等发展水平的成员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都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集中体现在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争夺上。因为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均无一例外的高度依赖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

(二)区域合作的主导权问题:中国主动但不主导

1.东盟牢牢把握住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东盟国家由于市场狭小,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东盟通过巧妙而稳妥的策略,利用其对别国不具威胁性的优势和自身一体化的经验,赢得了大国的信任,掌握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东盟采取“同心圆”战略(“concentric” strategy),将主要大国整合在一起。以东盟经济体位中心,以几个并行的“10+1”机制为第一环绕,“1”包括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第二个环形是10+3。东亚峰会是第三个环形,包括10+3+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

2.东盟立足东亚意在亚太区域整合。从东盟的战略布局可以看出,东盟不仅是想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其长远意图是为自身在亚洲和亚太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积累经济、政治和外交资本。

就现实而言,东盟所设计的一体化机制特别灵活,10+1、10+3之中的1和3是灵活多变的,而且是根据战略需要自由组合,在适当的时候甚至有计划有步骤的增加区域经济合作对象。东盟主导的这一套机制有可能成为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甚至亚洲经济合作,乃至整个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的版本。东盟已经被推到了东亚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车的主驾驶位置上,并将长期发挥主导作用。从东亚和亚洲的现实来看,由东盟主导区域一体化进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大国博弈

1.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国之间角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东亚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在美国、日本等亚太大国纷纷融入开始博弈的时候,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2.东盟的困境是既担心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东盟各国希望日本能在美国与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发挥平衡器的作用。不过东南亚各国也担心自己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东盟各国的普遍心态是:如果中日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东南亚各国对夹在中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担心就不会消除。此次日本民主党选举获胜,鸠山由纪夫提出了创设“东亚共同体”等重视亚洲的设想。

3.欧盟紧随美日等大国之后,迅速推进与东盟的FTA谈判。在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纷纷与东盟签署或者准备谈判FTA的背景下,欧盟恐怕自己被排除在东亚事务以外。为了确保在东南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利益,欧盟开始与东盟接触商谈FTA问题。2007年4月, 欧盟各成员国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与印度、韩国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2007年5月, 欧盟贸易委员会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同意启动双方的FTA谈判。并且于2007年7月双方进行了首轮自由贸易区(AEFTA),探讨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构架。随后欧盟与东盟之间的FTA谈判进程加快,2007年11月22 日, 欧盟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了联合宣言,提出在“区域对区域”方式的基础上迅速推进欧盟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扩大经济联系, 在更深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过程中注重东盟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和能力差异。这两大区域进行FTA谈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又有政治、外交和地缘因素的考虑。对欧盟来说,要想保持其全球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就需要通过加强与东盟的联系深入到东亚这一世界经济新兴区域。考虑到东盟在2050年以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区域,欧盟已经将东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战略对象。东盟是欧盟重要的市场,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欧盟与东盟之间建立FTA对双方来说都将会是有利的,但是欧盟与东盟实力相差悬殊,FTA谈判呈现出不对称的状态。

(四)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区域整合问题

1.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也成为东亚整合的契机。东盟自身也知道,单纯的东南亚区域很难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效果,对中日韩的区域整合,蕴含着东亚乃至亚洲的区域整合意图,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整合都在进行之中。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加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也成为东亚整合的契机。

2.中国与东盟在东亚合作的模式上存在分歧。在具体的整合方式上存在分析,就东亚合作模式而言,中国倾向于10+3的整体合作模式,也就是由东盟与中日韩共同推进东亚区域整合。但是,东盟显然将目光投向的更远,希望采取10+6(中、日、韩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必要的时候引入美国,变为10+7)的模式进行整个亚太的整合。因为东盟的目标是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整合,这从其FTA战略实施进程中可以看出来,2009年8月16日第41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东盟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与印度签署《货物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东盟已经完成了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亚太国家的FTA谈判,如今东盟的一体化触角已经延伸到更远的印度。东盟就是利用自身设计的合作机制,试图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其中,来推动亚太区域的整合,由于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过于强大,10+6模式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希望印度进入合作框架,借以平衡中国。而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7月代表美国政府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该条约则是加入东亚峰会的条件之一。一旦美国介入东亚峰会形成“10+7”机制则将进一步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所倾向的10+3合作模式很可能无法实现。

(五)敏感的农产品贸易问题。CAFTA对中国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北方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将从中获益,但是华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区域影响与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不同,加入WTO对中国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则是一种利好。预计2010年,东盟国家从CAFTA中将获得经济福利16.24亿美元,中国将获益5.17亿美元。CAFTA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贸易都将增加,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加66.67亿美元和97.69亿美元。东盟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34.92亿美元和60.73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虽然是亚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东盟10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出口规模却大大超过了中国,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东盟3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东盟l0国农产品出口总量中占有近80%的份额,在整个亚洲农产品出口中仅次于中国。未来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可能会出现增多的趋势。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主导下的政府驱动,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实质性合作

中国曾经甚至正在被东盟视为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往往与机遇并存,有时候可以相互转化。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取决于双方的政策实践,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动力与合作意愿来推动,以便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东盟10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或策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通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直接竞争。第二是通过出口多元化、寻求新的市场,避免双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第三,通过横向和垂直的国际分工,进行产业链条的整合,分享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机会。第四,出口导向战略加上鼓励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巩固国内产业发展。

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减少经常账户盈余,通过大幅降低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同时减少对出口企业的刺激措施。通过鼓励合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减少FDI流入规模,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发行债券和股票,通过疏通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国外高新技术。中国应该扩大国内消费,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更应该如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只是为双方的企业和产品进入提供了机会,为提升整体经济福利提供了可能,但是,具体经济福利在双方之间的分配,则要看市场的力量,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实力。因此,应该构建利益平衡机制,完善已有的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二)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由于东盟都是小国,其固有的不安全、不安定和自卑感使得东盟热衷于获得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东盟整个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核心就是牢牢把握住“主导权”。在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签署FTA后,东盟的战略蓝图已经很清晰,就是构建以东盟为核心,以东盟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为支撑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网络。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中国、日本等大国相比处于弱势的东盟可以保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自身的主导权受到挑战或者威胁的时候,东盟不惜引入区域外的大国稀释地区性大国影响力。从而使东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绝对的中心和核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淡化区域主导权问题,奉行“主动但不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稳住东盟,获取实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而不至于被所谓的虚名所累。

(三)战略布局与战术对决应对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博弈

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中日韩由于区域和地缘优势成为率先与东盟进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东盟起初也将三国当作优先合作的国家,但是在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东盟态度和心态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中日韩三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又担心中日韩三国在参与推动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主导权之争会给东盟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梦想破灭。

在这种担心和两难困境下,东盟就作出了将更多的大国纳入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策略,在中日韩之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进行区域合作,当发现仍然无法确保自身的绝对主导权之后,又不惜将美国拉入到区域合作的进程中来。美国一进入,欧盟也感到自身利益需要维护,尤其是在亚太的利益需要欧盟参与到东盟主导的一体化进程中来,于是小小的东盟成为大国博弈的平台。

(四)妥善处理农产品贸易和金融合作等敏感问题

1.构建农产品贸易利益平衡机制。中国与东盟双方均将部分农产品视为敏感产品,而且在协议中加以规定,鉴于农产品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可以在执行双方区域协议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让步,通过农业技术和种业培育之间的实质性合作来平衡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可以成立农业发展基金,目的是促进中国和东盟的农产品更多的出口到国际市场中,提升双方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在区域内相互竞争,影响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局。

2.金融货币一体化进程滞后,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明显加快。但是金融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滞后无法满足货物和服务的一体化。金融货币一体化的障碍依然存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金融市场的融合。根据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已经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人民币业务也已经对外资银行开放。不过,当前人民币仍然无法自由兑换,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 金融的敏感性和中国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使得中国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上显得特别谨慎。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自由化需要审慎监管制度的配合,以便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在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借助于东盟业已存在的良好的经济关系,试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推进人民币在自由贸易区内成为结算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给予金融服务业特别的关注。货币领域的合作可以避免由于贸易结构相似而导致的个别成员借助货币贬值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货币安排是影响开放程度和汇率变动程度的重要因素。东亚区域一体化(例如FTA)能够将区域的开放程度提升10%,使区域内FDI增加2%。区域汇率安排能够把区域汇率的波动性降低一半,进而使区域内FDI提升10%。

3. 适当对东盟在区域层面开放资本账户,促进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我国与东盟的大部门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这表明我国与东盟经济的对称性特点不突出,区域内经济环境并不具备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流动的改革,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区域内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转变,这将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的资本要素流动。但是,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的条件并不充分,其区域化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应顺势而为,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作者：冯伟杰 魏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