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精选6篇）

篇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和谐语境下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作者：申遇友发布时间：2007-12-17 10:22:40

一、引言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又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英文名称为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法院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ADR对于消除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院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尚属比较单一的纠纷解决模式，大多数法院的案件以判决结案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贸易复杂性的加深，我国的民商事纠纷日益繁多和复杂，国内法院同样也面临着诉讼案件过多的压力，不断积压的案件导致了诉讼效率的低下。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单一的纠纷解决模式一方面难以满足当事人程序选择追求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难以有效化解法院日益增多的积案。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构筑我国法院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愈显重要。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机制的比较法考察

（1）美国

美国是当代司法ADR最为发达的国家，1990年美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改革民事司法程序和推广ADR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98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ADR法》，并授权联邦地区法院制定具体规则，进一步推动了ADR的应用。目前美国的 许多州都制定了ADR法。其特点是：

其一，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结合。美国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诉讼爆炸”、积案如山的巨大压力之后，法院清醒的认识到必须寻找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担诉讼的压力，实现纠纷的分流。于是将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方式与法院诉讼相结合，增强了法院对案件的宏观调控能力，还创设了“法院附设仲裁”、“调解—诉讼”、“早期的中立评估”、“小型审判”、“和解会议”和“聘请法官”等新颖多样又各具特色的纠纷解决程序。①这些程序并非相互孤立，通常都是根据个案在法院的指导下穿插灵活运用。

其二，调解制度的灵活运用。法院附设调解是美国司法ADR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调解的大量使用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编辑：向曼琦

篇2：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矛盾纠纷，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感情、利益等因素形成的对立现象，其产生的过程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交杂和转换。矛盾纠纷源于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同领域。当前，我国三期叠加，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突发，总体呈现出类别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调处疑难化的特点。而县、乡、村三级及中介组织调处机制不畅，导致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冲突显现。只有建立高效、灵活、便捷的调处机制，通过多方联动、主动出击，才能达到“小事不出村、中事不出乡、大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良好调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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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

（二）人口与资源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

（三）新旧体制转轨是直接原因。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一）类别多样化。

（二）主体多元化。

（三）内容复杂化。

（四）调处疑难化。

三、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政府机构健全但运行不畅。

（二）中介组织专业但下沉不到基层。

（三）旧有村级调解机制打破但新机制未全面形成。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一）分级负责，分级办理。

（二）清仓见底，集中交办。

（三）统筹协调，包案解决。

（四）利用中介，多元调处。

五、参考资料 完善我国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我不是潘金莲》，一部反映上访的电影成为了矛盾纠纷化解的影视教材，矛盾纠纷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总结形成一套调解机制非常有必要。矛盾纠纷，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感情、利益等因素形成的对立现象，其产生的过程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交杂和转换。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从性质来说，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它有着起因、经过、高潮、化解、结束的一个发展过程。社会矛盾纠纷要历史的看、全面的看、发展的看，才能把握其实质及脉络，在解决中才能切中命门，综合利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治人、以利引人，以道化人等方法，最终解决矛盾纠纷。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矛盾纠纷从大的方面来说源于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同领域，在打破旧的格局形成新的格局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碰撞。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你有我无、你大我小、你强我弱、你多我少的对比和斗争。主观因素是直接原因，受到道德、情感、认知等方面的支配；客观因素是根本原因，受到利益、体制、等方面的支配。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为了激发社会活力，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主义就是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一个阶段的主旋律。随着多年来政策、资本等资源的积累，东部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富有，城市要 比农村富有，权贵阶层要比劳苦大众富有，区域中心要比周边城市富有，而且差距越拉越大，“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并未形成，反之出现为富不仁、为官不为等现象。这种不平衡是矛盾纠纷的根源所在。

（二）人口与资源发展不平衡是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均基数少。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是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认清的一个基本情况。人们获取生活和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二是差距因素多。资源向来具有集聚性，虽然现在取消了城市与农村户口，但是绑架在户口上的原有福利待遇机制并未取消。这一少一多恰恰是人口与资源不平衡的体现，在本来就不多的“雪”上增添了一分不均的“霜”，是产生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

（三）新旧体制转轨是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体制的变革是社会的转型，在思想、经济、政治等方面都会带来深刻影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又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共存，这是长期将会保持和发展的一种趋势。改革任何时候都会有新利益集团和旧利益集团的斗争，这个博弈过程反映在方方面面。如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住房保障体制等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都是矛盾纠纷多发地，各种各样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也是产生矛盾纠纷的直接原因。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内容 一是社会资源配置失衡的矛盾和纠纷。社会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由于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失衡，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纠纷大量涌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拆迁补偿问题逐渐成为热点。二是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在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领域，出现的矛盾和纠纷是很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治安方面的矛盾、公共交通方面的矛盾等。三是历史遗留领域的矛盾和纠纷。由于历史时期主观条件的限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无法做到完整无缺。加之一些部门、行业在贯彻执行改革政策的过程中并不十分彻底，使一些矛盾和问题积少成多。四是婚姻家庭方面的矛盾和纠纷。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家庭方面的矛盾和纠纷逐步升温。

三、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当前，我国三期叠加，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突发，呈现出矛盾纠纷的数量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群体越来越多样，同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推动下，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具体有以下特点。

（一）类别多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别增多。从行业来看，有劳动保障纠纷、有企业商务纠纷、有住房保障纠纷、有交通运输纠纷等；从区域来看，有城乡纠纷，有国际纠纷等；从数量来看，比如有个人与个人的合同或者婚 姻纠纷，个人与群体的维权性质纠纷，群体与群体之间对抗性质的纠纷等。

（二）主体多元化。当前，社会处于大流动、大沟通、大竞争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交流频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层次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纠纷体现在方方面面，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纠纷，有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纠纷，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等等。

（三）内容复杂化。矛盾纠纷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会发生到的。它是个历史积累的过程，交杂着多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不断转化。有时很难从一方面窥其所用，对与错、好与坏、正与邪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没有完全的大正大反。比如，一件案件中，有政府的政策主要导向，也有群众的意愿要求，还可能有公务人员的执行倾向，三者寻找一个平衡点可能非常复杂。

（四）调处疑难化。类别多样、主体多元、内容复杂，直接对治理者来说就是调查要素多、调处时间长、沟通主体多，调处疑难非常头疼。怎么样寻找一个突破口，捋出一条脉络来对于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哪些是正面要素？哪些是负面要素？是适合单一沟通？还是适合团体作战？这都是调处方必须面临的种种问题。

四、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政府机构健全但运行不畅。从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来看，矛盾纠纷解决的职能部门已经健全，从政法、综治部门到司法部门，再到信访部门都有着不同的机构和职能，各 级各部门在协调处理矛盾中大多也都明确了相关负责人。从表面来看，可以说机构健全、人员齐备、考核到位，但实际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首先是缺人手，乡村一级面临的矛盾案件非常多，但矛排、矛调部门的人员多是单兵作战，其他好多是兼职，精力上无法保证。其次是缺经费，尤其是现在公车改革后，无人愿意下乡，误餐补贴、交通补贴不到位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开展。第三是缺培养，矛调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经验比较丰富，老同志嫌麻烦不肯干，新同志缺经验干不了的现象也很多，但这方面的培训、培养投入还是不足。

（二）中介组织专业但下沉不到基层。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有着专业的法律知识和队伍，但多是在县城中心服务，无法真正下沉到基层提供上门讲解和咨询服务。群众的疑惑和困难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这就导致法院门庭若市，中介组织门庭冷落。

（三）旧有村级调解机制打破但新机制未全面形成。以往村里的矛盾纠纷是靠乡绅、乡贤来调解处理的，比如一些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退休老干部凭借多年来的威信和工作经验来进行调解，大家也比较信服。后期由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较多，思想多元化，有的人甚至道德沦丧，对同姓、同族、长辈和对政府组织的认同感在下降，原来的调解机制已经被逐步打破，现在出现的村规民约等形式效力不足，村干 部有时也怕得罪人，所以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有时也会拿一句“有事去找政府”来推卸出去。

五、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机制是一个综合体，包含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制度规范、思想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这里主要以县乡村三级调处作为探讨重点。

（一）分级负责，分级办理。村级以下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村民自治要求，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村民小组设矛盾纠纷协调员。坚持以乡（镇）基层为主体，县、乡分级负责、分级化解。对乡村涉纪信访问题，县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涉及违法犯罪的，司法部门依法办理；调查后不属于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按普通信访事项办理。对中央、省交办进京非正常上访事项，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公安部门主要领导“三包案”；对进京赴省非正常上访事项以及市交办重要信访事项，严格落实“四包一”措施，由一名县级领导、一名乡科级干部、一名村（社区）干部、一名公安民警包一名重点信访人员；对一般信访事项，分解落实到各乡镇、县直各有关部门，明确包案领导和承办责任人，依法按政策办理。既强化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的主体责任，又严格落实分管领导“一岗双责”，通过层层分解责任，严格落实到人，形成了领导重视、责任明确、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逐案建立了台账，做到信访人基本情况、反映诉求、包案领导、具体责任人、处理过程、化解情况、后续措施、稳控情况八个明确；做到责任落实全程留痕，资料证据有备可查。

（二）清仓见底，集中交办。对列入专项治理范围的信访事项，认真排查、集中梳理、弄清底数、分清类别，按照属地和问题性质进行划分，依照事权，集中交办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同时，召集纪委、政法委、信访局、公安局召开信访联席会议，重点对进京非正常上访，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非正常上访以及接待处理群众反映涉纪的信访事项进行排查摸底，全部分类建档。

（三）统筹协调，包案解决。进一步落实信访问题包点责任制，按照县级领导包乡（镇）、行业分管包单位的原则，推动问题解决。对本县内跨乡镇、跨部门的信访事项以及其它重大信访事项，分管县领导直接牵头协调，包案解决。对县级包案领导仍不能解决的，由责任单位写出书面申请，报县级包案领导加注意见，提请县政府常务会或县委常委会研究解决。

（四）利用中介，多元调处。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法律援助服务、仲裁、行业部门的咨询协调、信访部门的分流处理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是认清问题实质、对阵下药、命中要害才能够有效化解。

篇3：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又称ADR, 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形式, 它产生发展的社会契机就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民事诉讼的骤增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诉讼爆炸。ADR原本是指美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诉讼之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但是现在其范围已被推广, 引申扩展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 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 是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后, 人民法院将制作调解书, 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送达当事人, 即产生法律效力, 其效力与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内容, 对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 司法调解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彻底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公民遵纪守法意识;有利于促进社会团结稳定, 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二、我国司法调解工作的困境

司法调解灵活高效, 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民事审判工作首次提出了“能调就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案结事了”的工作方针。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又简明设置了协调调解人制度、独立调解人制度、和解调解人制度、调解协议确认制度。2由此可见我国是提倡通过司法调解结案的, 相关法律虽然对司法调解做了相应的规定, 但是在实践中司法调解工作由于种种原因, 存在着很多问题。

1、衔接不畅

在我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民调解等非司法调解方式在解决纠纷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发展, 这些非诉讼的调解方式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少, 现行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之间衔接不畅, 且缺乏组织上和程序上的连通。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裁判工作量过大, 裁决比例过高, 不仅使得人民法院业务压力沉重, 与此同时, “当诉讼被过度使用时, 程序的复杂性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 案件的积压, 使得诉讼的迟延在所难免, 无形中降低了正义的价值。”这不仅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 同时也使得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公信力有所减弱。

2、方法单一

做好调解工作需要调解员掌握多方面的调解技巧, 懂得分析当事人的心理, 适时抓住有利时机, 巧妙运用语言技巧, 借助社会各方力量来化解矛盾。但司法机关在调解工作方面存在利用力量相对单一、渠道有限等问题, 可利用、可整合的资源还有待挖掘, 加上法官往往只注重自身法律素质方面的修养, 使得调解工作在方式方法上出现单一化的现象。

三、我国司法调解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司法调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司法调解中应当规范与完善司法调解的相关制度, 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诉调对接”的调解模式, 妥善解决民商事权益纠纷, 从而促进我国法制建设发展。

1、以提升专业能力为基础, 加强培训指导机制

法院应同人民调解员建立调解员联合培训、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和法官担任基层人民调解指导员等制度, 可以组织法官为调解员集中授课、法官指导员定期下基层现场解难答疑, 通过种种形式培训, 增强人民调解员调解的能力和素质。人民法院应当指派业务水平高, 经验丰富, 责任心强的审判人员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员可以担任辖区内人民调解组织指导员, 深入人民调解组织调查研究, 增强指导工作的实效性, 使得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内各种方式平衡发展。

2、以搭建互动平台为抓手, 加强沟通联络机制

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 建立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络制度, 加强双方的沟通交流, 实现信息分享、案例研究、经验交流等互动, 从而进一步丰富调解技巧, 提高司法调解工作的能力。同时人民法院要成立调解指导委员会, 及时协调处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中的问题, 确保诉调衔接更加顺畅。

3、以合理分类为原则, 加强诉前引导机制

人民法院在立案接待时, 应向当事人宣传人民调解的优势、特点, 告知诉讼风险, 对一些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 征得当事人同意后, 可暂缓立案, 告知当事人选择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予受理, 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民间纠纷, 应及时将案件转移至当事人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好调处工作。

4、以整合社会资源为补充, 加强委托调解机制

对已经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 法官在审理中认为可以通过调解结案的, 出具书面委托函, 委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 出具民事调解书给予确认;调解不成的, 由人民调解组织向法院反馈原因及主要分歧, 提高案件审理的针对性。

5、以维护合法权益为目的, 加强协议确认机制

对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特别是涉及标的较大、履行期限较长的人民调解协议, 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或调解员认为有必要, 法院都给予履行确认程序;对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 依法予以支持。

整合我国目前的司法调解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构筑一个有效的社会纠纷解决系统, 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司法公正共同面临的课题。要克服我国目前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问题, 可以从理顺司法调解与法院审判的角度着眼, 从加强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联动着手,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ADR制度的构建, 使和谐社会与公正司法真正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摘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在我国当下的社会司法资源总量不足, 然而社会司法需求迅速膨胀的情况下产生的。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长期以来的成功经验, 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通过对司法调解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研究, 不断促进司法调解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的普及, 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协调统一, 通过对这两种调解方式的有效整合, 能够对今后审判方式改革带来一定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司法调解,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民事争议

参考文献

[1]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第88页。

篇4：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机制；多元化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固然可行，但往往不符合经济原则。为此，人们开始寻求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便应运而生。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直接来自诉讼与司法制度本身，日益增多的讼累、诉讼费用的高昂、诉讼程序的繁杂等，这使得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概述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英文简称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或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虽然有不同的称谓，但其所指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通过诉讼以外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

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解，从以下几个要素体现出来：第一，替代性，即对法院审判或判决的代替。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判决的代替，法院的审判是在当事人之间无法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才予以适用的最后一道程序。第二，选择性，即以当事人的自愿和选择为前提条件。当事人可以选择诉讼解决纠纷，也可以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可以基于自身的综合因素来考虑是否选择ADR程序。第三，解决纠纷，这是ADR的目的。此处的ADR专门适用于民事纠纷，不同于信访或申诉等单向的问题解决方式。ADR一方面通过促成当事人和解或妥协来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与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形成互补，进而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现状

在我国，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以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东方经验”。目前，我国除了调解外，还有不少其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一）调解

调解的种类有多种，现今在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种：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等。人民调解主要就是针对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权利纠纷、财产权益纠纷和损害赔偿纠纷等进行调解，其特点就是群众性和自治性。所谓群众性就是指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全国，各基层单位一般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治性突出了其独立性，不受行政和司法的干涉。人民调解工作的方针是“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即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进行调解时，既要调解纠纷，又要预防纠纷的发生，要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中国基层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权利保护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即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所进行的调解。法院不能强制调解，必须要贯彻自愿合法、分清是非的原则，而不是“和稀泥”。法院的调解可根据当事人的协议制作调解书，并可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法院调解所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在现今条件下，有些地方法院过分强调调解结案率，导致盲目调解、久调不决等，损害了法院的权威性。“特别是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人们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法官扮演调解者与判决者的角色冲突对法官中立性和自愿调解的影响”等。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势在必行，方向应该仍然是将调解贯穿于诉讼中，我们相信经过改革后的法院调解更合理、更科学。

行政调解是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调解，本文主要探讨民事领域的调解，行政调解在此不赘。

（二）仲裁

我国现代仲裁制度的确立以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为标志。《仲裁法》的实施给我国的仲裁制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其在经济纠纷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效果显著。其确立的“一裁终局”原则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仲裁机关不仅独立于行政机关，也不附属于法院。不过，《仲裁法》也存在不足，如有一些规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对仲裁庭的自主权限限制较多，从而限制了仲裁程序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需要就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以及仲裁程序等几个方面作出修订。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地对司法和诉讼补偏救弊，并具有特殊的优势，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纠纷解决、保障当事人的自治、协调社会关系和提供积极对话的渠道等作用，因此，它的存在符合当代人自主、自律、平等协商的精神，具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

（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更加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当事人不愿意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则不能强制进行。如果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中不能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毫无任何优势可言。意思自治原则具体体现为是否选择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哪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否赋予其强制效力等。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种类不断增多

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法律实践的不断探索，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许多法律机构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皆旨在快速、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如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法院，这类法院的纠纷解决程序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功能上和方式上相差无几，从而为ADR的正当化提供了依据和实践的榜样。把小额诉讼法院建立在社区内，开展免费法律咨询，进行简易审判，大幅度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全体现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所在。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去“诉讼化”的意识更为强烈

在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非常重要，但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程序“诉讼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其灵活性，如果因为繁琐的程序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成为诉讼的翻版，那么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将毫无竞争力可言。所以，要凸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去“诉讼化”趋势极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J.法学评论，1996（4）.

[2]宋连斌、赵健.关于修改1994年中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探讨？C//陈安.国际经济法论丛（第4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08—610.

作者简介：

篇5：积极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广东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在开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更加便捷、灵活、高效，为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繁荣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联动人民调解，夯实大调解格局

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模式，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无缝对接”。在全省各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由司法行政机关选派人民调解员长驻工作室开展调解工作；经工作室调解成功的，可就地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再由法院进行审理。

构建全程对接模式，延伸诉调对接功能。通过建立诉前调解、诉中委托调解和邀请协助调解三种调解对接模式，积极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人民调解，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同时在诉讼中征得当事人同意委托或邀请人民调解员调解。此外，部分基层法院还建立了执行和解、判后回访等制度，延伸诉调对接功能。

建立协作机制，夯实诉调对接的组织基础。成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交流信息、总结经验、解决和协调有关问题，并对人民调解指导制度、衔接工作的考核、规范化建设等问题作了细化规定。

开辟诉讼“绿色通道”，实现调解案件的快速审理。对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当事人共同要求人民法院赋予法律效力的，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法院也坚持“三优先原则”，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能动发挥指导作用，提高调解水平。各地法院举办对口专题讲座、以案释法、以会代训、观摩庭审等活动，实行人民调解案件质量反馈制度，帮助规范人民调解人员的工作程序、调解方式及文书制作，提升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和调解能力。

联动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联动交警部门，快速化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缓解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法院收案数剧增的压力，广东省高院与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前或送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应告知各方当事人申请交警部门调解的权利，并向当事人发送空白调解申请书。同时要求有能力的法院指派法官长驻交警部门，充分利用法官的专业优势，提高交警调解与诉讼调解衔接工作的效率。

联动劳动争议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调处劳动争议纠纷。很多法院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合作，与其共享信息，提前介入纠纷，建立联动机制，引导当事人参与联动调解。特别是对于欠薪逃匿的群体性案件，共同合作，做到先行指引（法院对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指引）、先行通报（立案庭先与执行局通报情况）、先行处理。

联动行业调解，发挥社会团体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优势，促进民商事案件妥善解决。为发挥省工商联合会的专业优势与示范效应，广东省高院与广东省工商联合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见》，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如推行保险公司专职和解员制度，以便法院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开展诉前和诉讼调解工作，不定期召开座谈会，及时交流解决有关问题。又如各地法院借助商会的力量对当事人是商会会员的案件进行调解。

发挥妇联调处婚姻家庭纠纷优势，化解家庭纠纷。不定期选派法官到妇联服务站，对于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件进行现场指导。积极邀请妇联干部作为特邀调解员或以人民陪审员身份参与法院敏感案件的处理，借助妇联干部的优势，做好调解工作。

加强与消费者委员会的沟通协调，化解消费纠纷。消费者委员会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妥善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部分法院尝试与消费者委员会建立联动机制调解案件，主要是根据案情需要请求消费者委员会协助查明案件事实、提供证据。

联动律协，督促引导律师主动参与调解。实践中不少律师与当事人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如调解结案，其自身利益会受到影响，因此律师参与诉讼调解的积极性不高，有时甚至阻碍案件调解。为此，部分法院加强与律协沟通联系，适时发出司法建议，联合下发指导意见，推动法律服务与诉讼工作的和谐发展。

联动综治信访维稳平台，构建联调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优势，建立工作联动机制。由人民法庭庭长挂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促进法院与其他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同时以人民法庭为依托，在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设立诉前调解室和巡回法庭，前移司法工作关口。

搭建诉前联调工作平台，整合社会力量。在全省诉前联调工作调研座谈会上，省高院确定了21家基层法院作为试点单位，在立案大厅建立“诉前联调工作室”，充分发挥诉前联调的综合职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多渠道、多方法地将矛盾纠纷平息在诉讼之前，降低纠纷起诉率、上诉率、申诉率和信访率。

开展法官进社区工作，有效整合辖区维稳资源。部分基层法院通过向社区派驻法官，以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为平台，联动其他职能部门共同调处矛盾纠纷。社区法官还通过参与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接待来访咨询以及开展法律宣传等活动，力促以非诉方式解决纠纷。

健全司法确认机制，促进调解有效衔接

篇6：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江西法院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纪实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江西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广泛开展立案、庭前、庭中、庭后等各个诉讼阶段的调解工作，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司法协理员和基层组织代表协助、参与法院调解工作，积极探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省法院研究室对此进行调研总结，并形成了调研报告。现将该报告予以刊发，供各级法院参阅。一、三项举措全面铺开诉调对接工作

调动多元主体。坚决贯彻落实最高法院牡丹江会议提出的“加强指导，民调优先，互动协作，各显优势，多元解纷，社会和谐”的工作原则和目标，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和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诉讼调解，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有效衔接，已建立起多元调解机制融合发展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加强横向沟通。截止2010年12月底，江西高院已与省工商局、省环保局、省保监局、省保险行业协会、南昌海关等十二家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建立起联系人制度、交流制度、联合调解机制以及案件办理协助机制，对于上述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主持下形成的调解意见，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司法确认。

强化纵向指导。针对诉调对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江西高院专门下发指导意见，将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全省法院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内容，规定上级法院应当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引导下级法院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努力形成“法院主导，多方参与”的纠纷解决格局。二、五类范本创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上饶范本：“司法协理网络”机制。上饶市两级法院经过长期实践，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司法协理网络，在基层群众中选聘大批司法协理员，司法协理员不仅要协助法官开展司法审判工作，还负担着诉前的人民调解、诉后的社会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司法协理员2008年参与调解并促成调解、撤诉结案的有7387件，占参与案件总数的71%；协助调处涉诉信访案件417件，已息诉罢访209件，息诉罢访率达50.6%。2009件参与法院调解案件4294件，调解成功3256件；接受委托调解案件425件，调解成功370件。该市婺源、鄱阳等基层法院在建成覆盖全县范围的司法协理网络的基础上，还为司法协理工作建立台帐，进行归口管理。

崇仁范本：“四定四对接”机制。一是定点引入，实现调解程序的对接，根据各诉讼环节的特点，分别确定对接重点：“诉前重分流、诉中重委托、诉后重协助”；二是定期联络，实现调解信息的对接，成立专门的指导委员会，由县法院、司法局、工会、妇联、社区等相关单位派员，每季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有关情况，分析矛盾纠纷新动向，会诊重大、疑难纠纷；三是定人指导，实现调解人员的对接，固定一批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各乡镇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水平；四是定向互动，实现调解业务的对接，围绕民事纠纷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根据参调人员特长，确定对接案件，防止行外人调解行内纠纷。2007年以来，崇仁县法院在民事案件逐年下降的同时，调解率、执结率、自动履行率、群众满意度显著上升，形成案件数量和司法绩效反向运动的良性发展模式。

安源范本：“诉前司法性调停”机制。为实现诉讼分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自2010年推行“诉前司法性调停机制”，在立案前由法院从律师、司法所、人民调解员、行业协会的专业人士中选聘的调停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促使双方达成调停协议，达到于诉讼外解决纠纷的机制。调停中心自成立以来共接待立案咨询、来访群众3400余人次，其中息诉2300余人次，息访160余人次，解决涉法涉诉积案14件；受理各类案件192件，已调停101件，调停成功率达52.6%；为当事人减少各种诉讼开支30余万元，平均每件案件为当事人节省时间二个月以上。

万载范本：“流动调解庭”机制。万载县法院在每个行政村、街道及社区建立调解室，在未设人民法庭的乡镇设立巡回审判点，作为“流动调解庭”的工作点。“流动调解庭”由法律知识丰富、业务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老法官组成，对各乡镇采取定时、定人、定点的办法，每月在全县组织排查，调解成功的纠纷，以纠纷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制作调解书。“流动调解庭”设立以来，该院的案件调撤率在2008年63.77%的基础上上升了15个百分点。

大余范本：“法官挂点包片”机制。2007年大余县法院实行“法官挂点包片”制度，对各乡镇推选确认的矛盾纠纷频发村，由一名法官挂点包片一个或数个村，负责对挂点片村提供司法服务，要求法官负责加强与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的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开展巡回审判活动等。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在诉外有效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较之前下降了20%，近四年来案件的平均调撤率达75.5%。三、三大支点趟出矛盾化解新路子

支点一：依靠党委领导。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坚持“党委领导、步调一致、分工负责、密切协作”的工作思路，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矛盾纠纷解决工作。全省法院均与本级党委、政府部门建立起有关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力量，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支点二：拓展调解范围。积极拓展调解范围，延伸调解职能，由诉中向诉前、判后、执行、信访环节延伸；由一审向二审、再审阶段延伸；由普通的民商事案件向疑难、复杂、新型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延伸，构建起“全方位，宽领域”的诉讼调解局面。全省法院着力加强立案前调解工作，探索新时期法院立案调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在立案阶段调解完成。如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瑞昌市法院、兴国县法院等基层法院开展了庭前准备程序、立案调解、立案速裁等工作，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配套衔接的诉讼程序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