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缺陷矫正论文

2022-04-16

摘要：未成年犯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应当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我国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关注度不够，而且存在着诸多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家庭教育缺陷矫正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家庭教育缺陷矫正论文篇1：

浅谈家庭教育方式对幼儿个性行为的影响

摘要：目前我国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家长忽视了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而孩子一旦进入幼儿园这个社会环境后，所暴露出来的不良行为习惯就会引起小朋友间、家长与教师间或家长之间的矛盾。简单粗暴的打骂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恶化。因此，家庭教育在矫正幼儿问题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家庭教育；个性行为

家庭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特别对于3-6岁孩子是一个人性格行为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儿童身心需要都得到满足和受到父母良好的教养，儿童就会成为人格健全的人，否则，儿童可能会出现行为障碍、人格缺陷等问题。3-6岁时期，家庭是幼儿主要的生活环境，父母是幼儿接触时间最多的人，所以家庭教育方式在幼儿行为问题发生中起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探讨家庭教育方式对幼儿行为的影响，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全面的认识.

一、家庭教育的界定

（一）家庭教育的含义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家长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家长根据自己的期望对孩子实施的一种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家庭环境、心理氛围、长辈语言等行为去影响孩子，孩子根据自己的表现反作用于家长的双向的互动过程。家庭教育比较完整的涵义是它不是单独的讲家长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对孩子有什么命令，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它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助手，又是社会教育的一个方面。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是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消除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一个战略措施。

（二）家庭教育的特点

1、启蒙性

我们的孩子对外部世界的認识和了解，人格、品格的形成的起点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是有区别的，孩子在没有上学之前，是以在家庭中生活为主的。

2、长期性

家庭教育的时间最长，远远超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伴随着孩子从出生、上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参加工作，一直在起作用。一个孩子在走向成人、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和家庭的距离在拉大，但是家庭教育的影响仍然存在，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学校教育还要深远。

3、全面性

家庭教育涉及到的内容极其广泛。学校要管的，家长要管，学校不管的，家长也要管，孩子的衣、食、住、行、安全、能力、爱好、审美等都离不开家庭对他的教育，所以家庭教育的覆盖面很宽。

二、家庭教育方式的基本类型

民主型：这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家长会给孩子一定自主权利，满足孩子合理要求，正确对待孩子犯错，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对子女既有约束，又有鼓励。这种民主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自尊、自信、自律性强，具有创造性，社交能力强，具有成就动机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个性特征。

权威型：权威型的父母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自己。无视孩子合理要求，不能容忍孩子犯错，过于苛求孩子把事做好，经常惩罚斥责孩子。这种教养方式以家长说了算，父母和孩子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孩子，会比较多的表现出焦虑、退缩等负面情绪和行为，他们在学校中却有较好的表现。

溺爱型：溺爱型的父母对孩子表现出很多的爱与期待，但是很少对孩子提要求和对其行为进行控制。这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家长经常娇惯放纵孩子，迁就孩子任何要求，迁就孩子的错，一切为孩子代劳，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威信。在这种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孩子，容易表现得很不成熟且自我控制能力差。一旦他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往往会表现出哭闹等行为。对于父母，他们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往往缺乏恒心和毅力。

忽视型：这类家庭教养方式的家长不干预孩子做任何事，不把孩子要求放在心上，不了解孩子的优缺点，孩子的事自己定，不过问或者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在这种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孩子，很容易出现适应障碍，他们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往往较差。

三、教育方式对幼儿个性行为的影响

（一）民主型教育方式对幼儿个性的影响

人的交往需要沟通和交流，沟通是联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民主权威型的父母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不管自己工作有多忙多辛苦，每天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陪孩子，陪他们玩游戏，听他们讲各种有趣地事情，给他们说故事，和孩子成为朋友，让幼儿与家长之间不再有隔阂，彼此的心灵靠得更近。幼儿与父母有了良好的交流与沟通，就会变得开朗、外向，愿意自我表现并会对自我进行肯定。

（二）权威型教育方式对幼儿个性的影响

在权威型家庭中充满着严肃的命令、规范和要求，父母对幼儿的行为有着绝对的控制，他们不能随意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久而久之，幼儿就会习惯性地、盲目地按父母的指令做事，逐渐失去自我和丧失自信，遇事后只能习惯性地等待着父母替自己解决，而不会主动去处理问题。

（三）溺爱型教养方式对幼儿个性的影响

现在的幼儿都是聪明的、机智的，对外界事有着很强的接受力和适应力，但在看智力的同时再来看他们的生活能力，却是如此的不堪。现实送经常会看到5、6岁的孩子还需要父母在后面追着喂饭，帮忙系鞋带穿衣服等，这就是我们社会未来的主人，这样的主人如何能肩负起社会的重责？我们幼儿园老师组织小朋友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画，所有的小朋友都开始画，只有马悦小朋友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老师问她：“为什么不画啊？”她说：“妈妈说弄脏衣服的东西不能玩。”老师突然发现像马悦这样的还很多，不会搭积木，不会涂色，是啊，父母的一句不能，阻挡了幼儿尝试与探索的道路，湮灭了幼儿的想象，也阻碍了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四）忽略型教育方式对幼儿个性的影响

现在的生活节奏不断地加速，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强，迫使许多年轻父母要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己的工作上，于是对幼儿的关心就少了，有的父母认为只要满足幼儿的物质要求就可以了，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忽略不计。小孩觉得吃饱穿暖可以，在物质方面并不会刻意去追求什么，而在情感方面他们却要求的很多，他们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父母和他们一起玩，一起讲故事等，需要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这是任何物质所无法取代的。

综上所述，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对幼儿个性有不同的影响，绝对权威型、忽略冷漠型、娇惯溺爱型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只有民主型教育方式才是我们所追求和提倡的。在民主型的教育方式下，幼儿才能形成自信、乐观、向上、独立、宽容、勇于创新的个性，才能健康地成长。因此，我们年轻的父母在寻求合适教育方式的时候，一定要以幼儿为主体，为幼儿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与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以身作则，为幼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作用，并将不同的教育方式融合使用，才能让幼儿健康成长并且形成优良的个性。

作者：王小平

家庭教育缺陷矫正论文篇2：

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的缺陷与治理对策

摘要：未成年犯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应当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我国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关注度不够，而且存在着诸多问题。当前我国存在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性的匮乏、社区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社会公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不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积极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制定针对未成年的个性化矫正方案、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等多方面对策，来促进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问题;对策;完善

一、引言

未成年社区矫正是近年来热议的一个问题。在我国的现有立法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于未成年犯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不够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从而误入歧途，因此对未成年犯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是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能够以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对其惩罚与教育，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

二、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的缺陷

（一）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够

社区矫正是一项较为复杂且具有综合性的工作。而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来说，由于他们的生理、心理都不够成熟，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因此从事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应当对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较为熟悉，专业化水平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志愿者。而司法所工作人员除了社区矫正工作以外，还要兼顾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其他工作。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极强针对性的工作，需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身体力行，再加上部分未成年犯不予以积极的配合，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更加难以继续。另外，目前从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工作方法简单，其自身的专业素养、法律知识和工作水平难于满足未成年犯矫正工作的要求，使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难以提高。[1]

（二）社区矫正项目针对性不够

未成年犯普遍具有生理、心理不够成熟、认知程度的限制、家庭教育受到缺失等特点，他们无法正确地判断事件的危险性。由于未成年犯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不同于成年人犯的诸多特点，因此制定对他们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社区矫正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社区矫正法》第 52条中虽然规定了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但是现实中，矫正工作仅有法制教育、定期谈话、思想汇报等项目，没有根据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身心所具有的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等方面进行分类细化进行有效管理。[2]

（三）社会公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不够

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是非监禁的刑罚，因此部分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尤其是未成年社区矫正是不够包容与理解的，他们认为犯罪就应当受到一定的刑罚，并且应当采取监禁刑罚，而将犯罪分子置于社区内正常生活，并没有起到惩罚犯罪的效果与作用。他们还会对未成年犯实行社区矫正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导致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丧失信任感，同时也会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产生排斥心理，给他们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达不到对未成年犯的教育与改造。因此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3]

三、完善我國社区矫正的治理对策

（一）社区矫正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

美英等许多西方国家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选拔是十分苛刻的要求工作者须具有社会学、心理学、青年学、教育学、法学等十分细化的专业知识;须定期、不定期地参加有关的专业培训以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知识的替代更新。[4]而我国社区矫正人员虽具备一定的社区矫正经验，但大部分缺乏对未成年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社区矫正的专业知识，无法针对未成年犯自身的独有特征来进行矫正工作。因此应当首要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水平，才能更好地开展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

（二）制定针对未成年犯的个性化矫正方案

由于未成年犯具有身心不成熟、适应能力较差等特点，各国都要求对未成年的矫正要单独进行。适用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最不愿意接受上门走访、集中教育等方式，主要原因是担心由此致使更多的邻居知晓其身份，影响其正常生活。国外通常会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安排日间治疗、群体之家、居住式治疗中心、少年教养所等矫正计划。[5]因此应当结合未成年犯独有的身心特点等，针对性地制定其矫正方案。

（三）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未成年社区矫正的积极性

社区矫正虽然是一种非监禁刑罚，但是仍然可以达到惩罚犯罪的效果，各社区应当加大宣传力度，让公众对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包容度提高，让他们知道不是只有监禁刑罚才能惩罚犯罪分子。这样才能提高公众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为矫正工作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才能更好地开展矫正工作并达到一定的效果。同时，未成年社区矫正是将未成年犯置于社区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来参与未成年社区矫正活动，为未成年犯早日回归社会提供一定的支持与帮助。

四、结语

未成年犯是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普遍具有生理、心理不够成熟，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缺乏等特点，再加上没有形成正确的是非判断观，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的正确教育与关怀。要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性、制定针对未成年犯的个性矫正方案、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矫正工作的积极性，来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帮助他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早日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丁先美.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117-120+111.

[2]刘登.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及对策[J].西部学刊，2020（17）：57-59.

[3]齐岩军.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及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要求[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1）：17-21.

[4]齐岩军. 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必要性[C]. .犯罪学论丛（第四卷）.：中国犯罪学学会，2006：297-308.

[5]吴宗宪.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114-124.

作者简介：郭芬（1998.3，25），女，湖南常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

作者：郭芬

家庭教育缺陷矫正论文篇3：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初探

[摘要]广州市萝岗区积极探索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尚需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完善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的制度设计，并细化各项配套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矫正内容和方式方法，从而促进未成年矫正对象复归社会。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矫正对象；复归社会

刑法的本质在于预防犯罪，由于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狱执行以及监狱改造所具有的优势，《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规定对某些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未成年矫正对象在广州市萝岗区司法局是社区矫正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作为矫正对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有效遏制并防止未成年矫正对象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与扩大，以及有效开展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改造”工作，就十分有必要在理论上结合未成年犯罪的原因与特点，深入探讨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加强思想和法律教育，保护其合法权利的同时，创新社会管理，探索具体可行的措施，以期更好地达到矫正的目的。

一、当前广州市萝岗区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

广州市萝岗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但学习先进制度并探讨制度与当地本土化的意识比较强烈。自2010年广州市萝岗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在试点地区取得了一些成效与经验。如把未成年矫正对象列为广州市萝岗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的重点关注对象，对矫正人员运用社会力量，通过组织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等创新方法，大胆尝试并具体实施社区矫正的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逐步形成“萝岗特色”。通过近几年来的社区矫正实践来看，社区矫正工作有效提高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质量，有效遏制了社区服刑人员的脱管失控现象，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并且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力争领导重视，健全组织机构，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制定规章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形成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合力，探索矫正方法。①然而，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尚面临一些问题，在社区矫正制度与具体措施尚没有完全建立之时，专门性的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与具体措施就更是问题了。结合广州市萝岗区的实践，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专项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社区矫正是一项由国外引进的改造犯罪人的措施，其作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虽然有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和节约司法经费，但像其他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尤其是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社区矫正，更需要理论上的研究与探索。

在社区中，国人深受重刑思想影响，且“天理循环报应”观念仍扎根于国人心中，这就导致了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与群众对刑罚功能与目的认识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观念认识滞后；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便是不能深刻理解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司法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价值取向，使得矫正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就目前的理论研讨模式而言，其研究方法也存在问题，如很多理论学者对实务了解不多，以致做研究时，只能以假想的问题为靶子，研究主要关注应然，不太关注实然或可转化问题，且认识不统一、不够深入实践具体情况等，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理论上的探究未能深入。

（二）实践中具体矫正措施不够专业、不够精深

广州市萝岗区司法局自2010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案件202宗，而未成年矫正对象约有8宗左右，约占5.5%。未成年矫正对象在整体矫正对象中不是规模最大的群体，且分散在各个街道司法所管辖执行，具体到某个司法所时，具体人数有时还不到一人。由于未成年矫正案件数量不多，专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没有相应配备，多由司法所人员兼管。

虽然最新修正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某些犯罪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而“社区矫正”机构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机构，其性质为何，如何运作等具体问题，尚无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甚至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专门的社区矫正机关”。②而在广州市萝岗区，更多地是由司法局主要承担矫正工作。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人员多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由于司法所人员在数量、专业素质上均与矫治要求不相符，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的矫正，更需要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和法学知识的人员来进行，缺之会致使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矫正质量和效果不理想。

此外，广州市萝岗区作为经济开发区，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近些年出现的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日益严重，考虑到城郊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以及农村人员外流等现状，在城郊农村建立社区矫正机构以及农村的犯罪预防如何开展，也成为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不得不面对的困难，而当前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方法过于简略，效果难以保障，易流于形式。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一）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法律之规定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刑法第38条、第76条和第85条）规定了判处管制、宣告缓刑以及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是第一次在国家的基本法律中对社区矫正加以明确规定。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也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就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对社区矫正加以明确的规定，并确定了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采取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贯彻和缓原则，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一来，使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更可能被判处管制，更可能被决定缓期执行，未成年犯也更可能获得假释的机会，也就更有可能接触社区矫正。因此，对未成年犯的刑罚而言，交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并由社区矫正机构对其进行社区矫正，是法律的明确要求。

（二）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由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所决定

未成年人犯罪除了可适用于一般犯罪发生的原因之外，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所决定，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1.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简析

任何犯罪都是人的行为，行为人自身的原因是其产生犯罪行为的内因，对于未成年犯也不例外。但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完全，且易受外界影响等原因，使得未成年人自身之外的原因，诸如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成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外因。

（1）未成年人自身的原因

对于处于过渡期的未成年人来说，身体条件的变化，以及叛逆心理的出现，使其渴望冲破各种管束，或是通过一些途径，表达自己强烈的愿望，或是希望通过一些非常途径，彰显自己的存在，未成年人的行为深受其“同伴”群体的影响又由于模仿心理鼓动加之以难辨是非善恶而随从违法犯罪之人的行为等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一些犯罪活动。从未成年犯的心理特点来看，这些影响是他们难以抗拒的，从而可转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内因。

（2）未成年人自身之外的原因

从对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来看，环境因素、文化因素、犯罪者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被害人因素等，对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影响。如：不良的家庭环境造成未成年人的畸形心理，从而促使他们走向犯罪之路；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又有不同的表现，有教养方式的不当，家庭关系的不融洽或是家庭结构的不健全等。比如娇惯的教养方式可能让未成年人养成自私、贪婪之心，在其对金钱、物质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极易产生犯罪行为；而父母关系不和谐以及对孩子常有虐待行为的家庭，较之于正常家庭的未成年人而言，较易产生一些行为问题等。又如：学校教育的缺陷，由于其在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现实中的情况来看，学校是校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场所，在校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又多受其他未成年犯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现象。另外，负面的社会信息也起到推波助澜之用，对辨别与控制、抵抗能力较低的未成年人而言，无异于将其置于鸩毒之中，使更多的人进行犯罪模仿，导致更多的犯罪的产生。”③尤其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接触传媒的容易性，与未成年人相结合，便更容易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

这些原因决定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与矫正，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因素，在消除或减轻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矫正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并使矫正的成果得以维系。

2.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根据有关司法统计，20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数值逐年增长， ④并且出现了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在拥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就比较具有可信度。根据美国犯罪学家科恩的少年犯罪亚文化理论，其将少年犯罪的文化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少年犯罪的目的并非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在于犯罪活动本身的“非功利性”；其具有将享受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将欢乐建立在违反禁忌之上的“恶意性”；其有一套有别于甚至冲突于成年社会规范的行为规则，对社会主文化进行否定的“负面性”；少年犯罪帮伙的犯罪活动不具有专业性，具有从事各种不同犯罪行为的“多样性”；其对长远目标、活动计划、时间安排以及需要知识和技术的获得漠不关心，体现出“即时享乐主义”特点；以及强调除了来自于少年犯罪帮伙本身的限制以外，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制约的“群体自治”特点。⑤从未成年人的犯罪文化出发，结合我国对未成年犯罪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方式团伙化以及犯罪性质暴力化等特点。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类型划分，可以视未成年人的行为主要是种非理性的“情感行动”，其犯罪类型也可认为是一种为了满足生理或心理上的即时需要而做出的情感冲动型犯罪，也就是激情型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决定着对未成年人的惩罚与矫正工作不同于成年人。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工作，更容易开展和推进，并更易取得相应的成效，充分体现出社区矫正对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作用。

（三）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适应刑罚目的与功能转变之需要

随着刑罚理论、犯罪学、司法实践以及人权理念等的发展，刑罚的目的，渐渐从报应犯罪者转到预防犯罪。由于预防的对象不同，故把刑罚的目的区分为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的特殊预防和防止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般预防。对于未成年犯而言，相较于成年犯，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可塑性强，而且往往属于偶犯、感情冲动刑犯罪，故而对其应侧重于一般预防。而且，在法治背景下，对一般预防维护法律秩序所要实现的价值判断，要受到法对公民权利保护这一实质特征的影响。⑥对于刑罚的功能，在惩罚犯罪人之外，人们更加侧重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使其复归社会。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大力提倡教育刑论，认为：“刑事政策并非对社会的，而是对个人的……是以个人的改善教育为其任务”。⑦他“强调犯罪人的复归社会，并确信犯罪是可以预防的，主张通过变更导致犯罪发生的社会关系，改善犯罪人的特殊性格，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⑧通过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体现教育刑的要求，也是适应刑罚目的与功能转变的需要。社区矫正机构除了对犯罪人进行矫正之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社区环境，预防犯罪。而社区预防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犯罪对策，并通盘安排，通过各部门相互配合，抑制产生犯罪的因素和条件。⑨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恰也顺应社区预防犯罪的要求。

（四）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政策所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之后，对未成年犯规定了相应的特别处理制度，如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指定辩护制度、讯问未成年犯时合适成年人在场、不公开审判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专人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制度、对未成年犯以教育感化为原则等规定，突出了处理未成年犯的宗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的矫正重点是促进其复归社会，促进其亲社会性情感的养成，并最终成为对社会有贡献之人。在这样的理念下，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才有目的性的指导，并据此设计合适的制度，完成这样的事业。

三、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的工作的完善

（一）推进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工作

社区矫正既是实践活动，其对理论也有严格的要求。没有理论的铺垫与指导，难以解释其“所以然”的问题。在我国，开展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工作，可以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有利于帮助人们确立清晰、科学的理念并始终坚持

（1）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均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罚的执行上，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正是对人权原则的实施措施。而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各法律均对未成年人权益作了特殊的规定，人权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更是应当始终坚持的。

（2）再一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原则也应贯穿于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

（3）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特点和未成年犯的心理特点，并结合人权原则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规定，还应当确立并坚持“福利”和“干预”原则。亦即“要打通影响少年出现问题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各个环节，真正建立起反映犯罪预防与权利保护逻辑关系的权利保护机制”，是为“福利”；干预，就是要通过社会服务让影响少年的风险因素化解，而非通过惩罚少年本身来实现。⑩

2.有利于指导各种具体的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实践活动

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是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常青法宝。对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深入，可以结合未成年犯罪的原因、特点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在引进国外有关制度之后，研究其适用的环境与社会条件，可以促成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本土环境相契合；在认识本国现状之后，开展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会使其更有可能发挥效用。理论探索者在接触、选择某一陌生的制度时，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为探索者本身是否接受这个理念并为之奋斗，其二是他们如何说服决策者和民众接受这个理念。当理论研究者接受并完全理解某一制度之后，通过理论的探究与宣传，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认识水平，纠正大众错误的刑罚观念，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开展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将会大有助益。尤其是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不健全，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各项具体措施还不完善之时，对理论研究的需要就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论研究，积极应对实践教训，总结并推进经验交流，探索更为完善的社区矫正模式，以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的事业。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设计

社区矫正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而非简简单单的一些单位的组合，一些政府或是部门的规章办法，一些随随便便的人员组合在一起便可以开展并承担起该项重任的。现有的以试点方式进行的社区矫正活动，已不能适应新法的要求；而社区矫正的实践发展，又需要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对社区矫正活动加以规范。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的制度设计，应该体现“三专”思路，即要有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或是在社区矫正法中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进行专门规定，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并要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机构，要由专业的人士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

首先，法律是行为的前提。对于机构的设置而言，应当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相应的机构，并由这样的机构，实现法律的目的。法律不仅是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依据，而且也可以指导具体的社区矫正活动，并确立各种相关的标准。另外，鉴于我国社区矫正机构性质不明、机构不完整的现状，法律也可以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并通过规定其权利义务以实现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规制。由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需要有专门的规范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以具体地指导、规范和评价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新修正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纳入其中，为制定一部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创造了契机，也指明了社区矫正法制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根据《北京规则》？輥？輯？訛第2.3条的要求，“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另据儿童权利委员会于2007年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10号一般性意见》可知，少年司法所强调的是“尤其应推行运用诸如转化和恢复性司法替代措施，将为缔约国提供处置触法儿童可采用的有效方式，不仅有助于触法儿童的最佳利益，而且有利于广大社会的长、短期利益。”这其中所谓的专门机构、恢复性司法替代措施，便包括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并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

其次，机构专门化、人员专业化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也为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所确认，该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原则，这样就要求对需要进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要对其“分别矫正、分别教育”。专门的矫正机构和专业的人员，是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理念与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必要途径，也是特别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在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员依据专门的程序在专门的场合，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矫正与教育，促进其社会性的发展，并最终复归社会。

（三）细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

1.家庭、学校、社区矫正机构相互配合

“家庭是促使儿童初步社会化的之中心环节”，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环节。家庭的参与、学校的配合以及社会有关人士如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志愿者的参与，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并与之相互配合，对于矫正、教育未成年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贯彻未成年矫正对象社区矫正中的教育功能，需要在社区中，树立社区矫正的理念：即在社区中充分利用社区的现有软硬件社会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预防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服务。

在社区矫正机构不明晰，或缺乏三专配备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在现有的社区矫正从业人员中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或聘请心理、法学、社会学专业的教师、法官、心理医生等担任矫正专家组与司法所专职人员一同联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矫正，将执法主体和矫正工作主体适度分离，提高矫正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选择适宜的教育矫治内容

对未成年犯而言，选择适宜的教育矫治内容，决定着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能否取得应有的效果。未成年人可能由于家庭的不和谐、学校教育的混乱或是接触了不当的社会信息而产生不良行为，鉴于此，便需精心选择矫治的内容，以适宜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但由于社区矫正并不仅是种教育措施，其在对未成年犯进行特殊的教育时，也要体现出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正和对恶害心理或是反社会心理的感化并引导其向善。比方说对于因好逸恶劳而抢人财物或是窃人财物的未成年犯，可以社区服务为矫治内容，并在其为社区提供服务时，提供适当的报酬，以使其养成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习惯。对于在其他未成年人引诱或是唆使下犯罪的未成年人，为其改变学习环境；对于不喜欢在学校上课的未成年犯，可以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为其提供一些教学服务等。

3.采取个别化的教育矫正方式

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个案的个别特征与重新犯罪行为相关的可能因素，如冲动性、较差的自控能力，较弱的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差的家庭关系和学校表现等，采取具体的个别化的教育矫正方式，对其设计并执行个别化干预计划，包括进行深度个性化交流、集体活动、助人行为等，其中，深度个性化交流必须有深度，要深入到矫正对象日常生活、教育、家庭、交友的经历，与家庭、社区的关系，与同辈群体的交往情况，人生规划和目标等。从矫正对象成长经历上掌握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对象的服务需求特征，从而准确地定位对其进行矫正的方向，这些方式，都需要与其他人员互动或是参与到其他社会组织之中。

例如，可以定期在社区开展公益法律咨询和婚姻家庭法律宣传和家庭教育讲座，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营造良好的育人学习氛围，更新人们的重刑及报应观念。通过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深入彻底的需求调查，帮助未成年矫正对象家庭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如定期开展社交技巧分享、愤怒控制技巧、思维模式改善方面的家庭讲座及训练。高校可以发挥服务地方的社会服务功能，继续加大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专项服务，增强师资和高素质学生的参与度。开展适合未成年矫正对象矫正活动的项目，让未成年矫正对象参与社区活动的策划、分工、筹划工作，赋予其责任和能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去完成某些任务，从而提高自信心、参与的积极性和社会交往能力。在社区活动中，通过增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与社区居民的交流接触，使他们感受到社区的善意和对他们的重新接纳，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从而有利于复归社会。

[注释]

①参见李沃生，林春媚：广州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主要经验，载政法论坛，第12辑，第1-7页。

②赖莉青：完善广州市社区矫正工作研究，载法治论坛，第19辑，第14页。

③胡钰：《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转引自《犯罪社会学》，吴鹏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75页。

④参见张小虎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⑤同④，第371、372页。

⑥李川著：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⑦转引自张小虎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⑧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转引自张小虎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⑨参见蔡应明著：《犯罪预防学》，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7、208页。

⑩同⑨，第324页。

？輥？輯？訛即《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