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增长。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既竞争、又协同，共同繁荣了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有经济基础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篇1：

深化国有企业规制改革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 要：面对全球化进程与危机的加速与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然存在局部感染或诱发危机的可能性。为了解决以往研究与实践中对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权利及其权能结构分析的欠缺与不足，必须确立国有企业劳动者所有权，及与之相应的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利益主导的工资、利率、地租等机制。

关键词：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劳动者所有权

在全球经济危机频繁出现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这些新特征延缓了但也加剧了两种制度矛盾的积累和危机的破坏程度。同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济管理和民主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西方国家为进行资本的全球扩张加强了与中国的往来。但是，由此得出所谓“趋同论”“普世价值”是站不住脚的，各自新的发展特征并没有抹杀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和方向上的根本分歧。

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然成为常态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伏着不确定性风险。目前，国有经济对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因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实收资本绝对数量甚至相对数量优势的逐步失去和对重要行业控制力的逐渐减弱而并不稳固，且我国经济已深深嵌入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的经营风险、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等随着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向国内渗透。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存在着局部感染或诱发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要求。

尽管此次全球金融海啸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失败，但是我们必须高屋建瓴地意识到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为指导的全球垄断资本集团并未最后终结。从当前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历史性来看，通过“金融殖民”加速落后国家沦为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附庸，资本对全球劳动利益的侵蚀只会愈加强烈。

二、对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理论依据的回溯与反思

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规制改革。

1.对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理论依据的回溯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规制的理论依据的思考，大致按照使用价值—价值—所有权的路径展开。

其一，1978年12月至1992年9月，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的重点是放权让利，确定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对分离，企业是自主经营商品生产者的改革方向，特别强调：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动力。

其二，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到2003年，国企规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进入制度创新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公司法》颁布后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争论，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大体可归纳为三种：（1）“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法人所有权”，指所有权；（2）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区别于其他民事主体与企业财产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包括收益权而与经营权的内涵不一致；（3）企业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并无不同，只是充实了企业经营权的内涵。1994年7月24日由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持此种观点。

其三，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规制改革进入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体现在所有权的理论问题上，明确了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思想，并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等措施。

理论界普遍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所有者是否到位。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大体可归纳为四种：（1）由于政企难于分开及剩余索取权不具有可转让性，因而很难确立排他性的法人财产权，应基于国有企业的竞争性或规模性差别，分类采取不同的改革战略；（2）所有者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建立真正代表所有者利益、并能够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约束的董事会；（3）产权应普遍落实到个人，国家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转变为债权；（4）主张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即由国家控股或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共同控股。

纵观这一过程，国有企业规制改革成绩斐然，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不少问题：（1）“放权让利”及后来推行的承包制，致使不少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2）之后推行的股份制遇到两大难题，一是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改革的，仅仅是赢利企业，二是这样做带来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3）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管理链条过长，层级太多，集团管控能力弱，缺乏对重要子企业和境外资产的有效监控和管理，重大资产流失时有发生。

2.基于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反思

在已有的各项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有益启迪的同时，另一方面，随着法人财产权问题讨论的深入，其概念的实际意义也开始受到质疑。由于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往往与股权的性质联系起来，因此，学者多着重从股东身份（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角度研究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忽视了从劳动者权利或股东权利角度分析股权结构的缺陷：较多实证分析了大股东确实攫取了中小股东权益，但对因何、如何攫取的根本分析不够；从国企改制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就事论事提出对策建议的研究多，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权益利益的集中与根本体现出发的研究少。

事实上，人们更多地关注了诸如产权转让、管理层收购、资产流失、企业重组、管理层激励、分层构建规制模式、分类规制企业、市场环境约束等技术和道德层面的问题；而忽视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性质是否明确，所有权主体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能配置是否均衡、激励机制是否完善等这些更深层次的探究。因此，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领域强势蔓延，且国内政局稳定的压力增大的现实下，最紧迫的问题在于挖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规制的内核，即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主体性，解决以往研究中对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权利及其权能结构分析的欠缺与不足，从劳动者所有权的角度揭示国有企业所有权权能配置的内在机理。

三、确立国有企业劳动者所有权制度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在于劳动利益共同体

通过生产关系一般来理解马克思（有时和恩格斯一起）的论述，并从“抽象性地规定”的角度来理解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不难得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和本质就在于全社会生产者联合体对劳动的支配。劳动（个人劳动直接形成社会劳动）是社会的主体，生产的主体，劳动者作为主体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具有自由、平等的地位，发挥着自觉生产者联合支配劳动的“集体占有方式”，实现劳动利益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上，一般理论形态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具体形式之间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但它对我们准确认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所有权能够体现劳动利益共同体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种经济关系，又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在阶级社会它还带有法权关系的形式，即体现为所有权。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把劳动的所有权与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而且突出强调了劳动的所有权的重要性，没有对劳动的所有权就谈不上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所有权就是对劳动的所有权的实现。

劳动者所有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即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它形成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劳动者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所具有的劳动权力，它形成劳动者的主体能力以及劳动者对自身存在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其中主体能力是核心，主体能力的发挥发展是衡量和确认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合宜形式的历史标尺。同时，劳动者所有权的实现，体现在劳动者与公有制资料相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劳动者所有权的两重性，一方面劳动者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身。

另一方面，劳动者所有权也归社会所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只能渐进地实现劳动者所有权。在管理制度上，逐渐从给予劳动者更多自主权向劳动者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发展，让劳动者从参与管理和决策，逐渐向管理和决策的主导力量发展，使劳动者共同分享管理和决策的权力。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所有权的理解应把握两个方面

首先，劳动者所有权的出发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不是孤立的人，它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大框架以总体劳动为基础，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在现阶段提出劳动者所有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作为出发点，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能发挥劳动者劳动主体性的生产活动为主导趋势作为根据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以主体划分的所有权，若没有明确的经济界限，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就不能表明自身的性质。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时候，应该是首次使用“劳动者所有权”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所有权属性必然超越自然经济劳动者“个体”属性，强调劳动者集体“类”的属性，就在于生产过程中体现劳动者集体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能否渐进实现，否则劳动者个体的收益权就不能很好落实。

其次，所有权是一种使用价值的转让，它必须体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或流通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私利普遍存在，但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的非对抗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可以提供劳动者的劳动利益渐进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所有权。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国有企业建立劳动者所有权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逻辑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已经包含着某些超越因素。

首先，是市场主体，即生产当事人的变化。市场经济归根到底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主体性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劳动者与其劳动利益相联系的劳动主体性的发挥发展才显示出它特有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还是企业的所有者，劳动者本身已经构成生产当事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计划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技术层面也存在商品交换的不平等关系，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调节达到利益关系的协调。如果我们不否认公有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刻而全面的渗透力，那就应该充分意识到即使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在公有制下也必然蕴含着计划性的要求，它会通过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在国有企业计划层面得以实现。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是总体劳动者所有权的集中体现，它理应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机构。

5.现阶段国有企业可以成为劳动者所有权的载体

“劳动利益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机制，即劳动者所有权，即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它的精髓在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

在国有企业，它首先体现在劳动者对企业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这类权利是劳动者所有权的核心。在私有企业，无法实现劳动者所有权质的规定，但可逐渐在量上部分实现劳动者所有权的规定，这是私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

作为劳动者所有权的基础-物质利益驱动很对，但我们应更关注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体现劳动者劳动主体性的权利，即劳动者对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权，这是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的关键。

社会功能型国企在企业治理层面上以全体劳动者所有权为主导，董事会成员应以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代表为主。市场功能型国企以本企业劳动者所有权为原则，董事会成员在现阶段应以职工代表为主。重点是明确劳动权、占有权、支配权及收益权等劳动者所有权的各项权能的合法合理安排，建立体现劳动者所有权的劳动者个人分配收入制度。

6.明确劳动利益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国有企业的分配机制是劳动者所有权；市场经济的计划性主要通过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在企业计划层面得以实现以及劳动利益主导的工资、利率和地租等机制。

首先、可以借鉴国外工资谈判制度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彻底改变以行政命令建立工会的模式，代之以劳动者自愿组织工会。企业工会代表集体劳动利益，为体现企业劳动者所有权与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签订集体合同。国有企业劳动者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和获得企业管理权与决策权可以在工资合同中的基本劳动条款得到遵循后逐步通过健全国有资产占有权委员会制度与企业劳动者所有权制度兑现。坚持管理与决策才是提高劳动者地位和收入的关键的思路，寻找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

其次，国有企业兴衰的前提，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金融体制能否发挥作用，关键是实行劳动利益主导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一般而言，很低的平均利率水平就是以牺牲储蓄和劳动的利益对投资进行的补贴。社会主义利率市场化改革应确立以劳动利益主导的利率机制，建立利率、通货膨胀率、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合理“秩序”。

最后，市场调节系统不仅有多种机制、杠杆的耦合调节还有多种方式的统一。就后者而言，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长期的、短期的，还是宏观的、微观的，地租都能恰到好处地起作用，并弥补别的杠杆的不足。为了强化国有资产占有权执行委员会投资利益劳动化趋势的功能，在竞争中起用地租这一杠杆是极其必要的。以适当的方式征收适宜的必要的地租，可以调节劳动——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消除各种级差收益，铲除平等竞争的重大障碍，把本该属于全体劳动者而落入各资本主体之手的地租重新收缴入国库。另一方面，地租还可以调节一定地块的投资者及用地结构。

归根究底，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捍卫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关系到劳动者的发展问题，是提升劳动者主体性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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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华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 度之我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1）.

[2009年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阶段性成果，2012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意识形态安全》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谭芝灵 王鲁捷

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篇2：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构建中国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增长。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既竞争、又协同，共同繁荣了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当前，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协同发展，共同夯实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基石

中国国有经济的真正起步是建国初期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积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兴办大量的国有企业建立了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快速实现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继续承担国家安全、基础民生保障，实现跨越发展的重任，与其他经济共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首先，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自主可靠的国防力量，作为人口大国，必须有为人民提供基础民生和福祉发展的基本能力。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必须在诸如军工等行业为代表的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在重要的非再生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起控制作用。在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跨经济区域、跨流域的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援疆、援藏项目、重点扶贫项目中承担起主导责任。在涉及基本民生的重要行业，如全国性粮棉及重要物资储备、供水供电、城市公共交通、居民基本文化生活、健康医疗等方面承担起基础作用。此外，在一些特殊的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与承担特殊功能的领域，如烟草等，在市场化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与其私人垄断则不如保持国家垄断。

其次，国有企业是中国战略竞争领域的排头兵。

战略竞争领域体现国家综合科技与经济实力。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需要一定的资源集中，需要国有企业“非经济”性地投入，为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提供产业科技基础。当前，国有企業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力军，中央企业国家级研发机构全国达90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到一半以上。2018年世界《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地区115家企业上榜，国有企业占83家，其中，中央企业59家。中央企业的创新发展，在自身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让利惠及全社会，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各类企业的转型升级。如中央企业吸收消化并发展的高铁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交通效率，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降低了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又如电信企业对巨额投资的4G、5G项目没有进行技术垄断，而是提速降费，让利社会，促进了中国诸如电商、电子银行等行业的快速兴起，也极大地促进了很多其他行业业态的快速转变。

其三，是中国社会财富积累的提供者。

当前，中国仍然有大量国有资本分布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处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状态。如食用油行业，中粮的福临门在市场上与其他经济类型的食用油进行激烈的品牌竞争；广药集团的王老吉与民营的加多宝进行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炼化行业，中石油、中石化正面临大量极具实力的民营炼厂竞争；发电行业，中央企业的发电集团与地方国资发电企业、民营发电企业竞争；建材、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这些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拼的是技术、比的是治理结构和管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压力。不仅如此，国有企业不仅每年以国有资本预算上缴国家财政，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通过国有股权的减持政策来充实社保基金，已占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35%。

因此，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需要有进有退，为国家提供积累，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及时退出。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繁荣之基

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国民经济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释放了巨量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首先，民营企业是中国的经济繁荣之基。

没有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告别了短缺经济，与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品供应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大量兴起，以其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供给，极大地繁荣了中国市场经济。目前，中国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国GDP的50%左右，民营经济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民经济肌体，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经济繁荣之基。

其次，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稳定之锚。

维持较高水准的就业率是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之一，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中国是世界性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尤为重要。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由民营企业提供，农村转移劳动力70%以上在民营企业实现就业。民营企业解决的就业人数全国占比从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通过不断提供新就业岗位，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稳定器。

其三，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市场化创新的重要动力。

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创新，民营企业具备高度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对市场需求高度敏感，对科技市场化创新有高度的兴趣，他们一方面吸收国有企业基础性创新成果进行市场化再创新，另一方面直接通过外向型经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再创新，在创新中不断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据统计，面对市场需求的企业技术创新的75%以上和新产品开发的80%以上由中小民营企业完成，不少民营科技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应用登上了科技高峰，创造了良好的业绩，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有些跻身于世界高技术产业竞争行列。自2005年至今，科技部批准建设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为175个，依托民营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2个。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要力量。

其四，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部分。

民营企业从兴起之时便与中国对外开放紧密联系。1999年国家允许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2004年外贸经营权放开，2005年允许外贸个体工商户以一般纳税人身份享有出口退税权。民营企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灵活经营特性，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至2018年8月，民营企业的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5.52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39.1%，其中，出口3.57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7.5%，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提供者，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五，民营企业是中国财政税收的重要提供者。

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不仅每年提供新增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同时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税收，民营企业税收占全国财政税收的“半壁江山”。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夯实中国经济发展基础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有所长，也各具其短。从机制上看，国有企业的最大长处是治理结构完整，组织架构上“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俱全，制衡设计较完整，决策相对稳健等特点；而民营企业则经营灵活，市场反应灵敏。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导致的软预算约束、责权利不明晰，经营不灵活，此外还存在出资人缺位导致“內部人控制”倾向等问题；而民营企业则存在职业经理人缺失、企业管理家族化、独断专裁、决策不科学不慎重、后继乏人，发展难以持久等问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少，资产在全社会占比不足1/4，但资产集中，大企业居多；而民营企业虽然数量占全国企业90%以上，但一般是中小企业。2017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中，国有企业占多于40%，民营企业仅占24%。小企业与大企业一般具有天然的配套关系，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难点就是缺乏支撑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导致中小企业无从配套，无法发展。而在一般竞争领域，更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平等接受市场的检验，优胜劣汰，所有的企业都将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因此，要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长期繁荣稳定，需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同支撑、协同发展。

首先，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中国基础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中国主要产业的经济技术引领者和带动者，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更是坚持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保障。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深化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

其次，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

民营企业虽然经营灵活，但也存在治理结构不科学、原创性创新基础薄弱等问题。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一路下滑，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说明中国民营企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民营企业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稳健性，同时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更多原创性创新引领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其三，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无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均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市场机制下并不存在“谁混谁”的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转机建制的需要，实现优势互补。只要坚持市场化公平交易、公开、公正原则，尊重市场主体自身的意愿，就能获得双赢的效果。此外，国有企业发展和有序进退均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清楚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自10月22日《经济观察报》。作者单位：国资委研究中心）

作者：王绛

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篇3：

中部崛起：填平政策洼地

政策因子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兴衰系于政策。目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开端。政策的推动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发展的步伐。

中国围棋有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边角容易控制，而棋盘上中部“天元”之位难以经营，因而弈棋者通常先从边角处投子，天元乃最后落子之地，也是最终的决战之地。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在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系列区域方略之后，“中部崛起”进入高层视野，也许正是决战的开始。

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看来，中国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表明，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首先应该“填平政策洼地”。

金角、银边、草肚皮

中部素有中国的“脊梁”之称，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从资源禀赋看，中部是中国的粮仓聚集地，也是重要的工业和矿产资源基地。中部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0.7%，生产总值占22.5%，人口占四分之一还多。

然而，曾经是中国富庶之地的中部地区，在20多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思路中，却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张军扩说，政策因子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兴衰系于政策。今天在中部地区占有优势地位的国有经济基础，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重点扶持起来的。像中部重镇武汉，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借国家财政之力，打造了“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使“武汉制造”威名远扬。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等，使武汉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

在中国政府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之后，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落差越来越大。随着国家区域战略发展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提出，中部更沦为政策洼地，发展速度也明显不及其他区域。

张军扩说，地区政策从优先发展到均衡发展，中国政府走了20多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而东部地区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前提下，出现产业转移趋势。对于具有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的中部地区来说，面临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恰当的区域政策和有效的发展战略对推动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加速发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促进中部崛起不仅是中部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张军扩正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积极参与的“中部崛起”课题组中，就“中部崛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据悉有关研究成果将在今年年中完成并上报中央政府，其中将提出一系列既符合中部发展需要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填平政策鸿沟

张军扩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区域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根据各地区特定的产业状况、要素禀赋等，有针对性的制定区域政策，是中国区域政策的新走向。他说，新形势下的区域政策，将体现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有利于消除地区之间在政策待遇上的差别，创造地区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是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保护，创造要素顺畅和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再次是有利于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之间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最后是体现经济强势地区对弱势地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反哺、扶持、帮助和带动，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基于这样一些原则，张军扩所在的“中部崛起”课题组在初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要点：

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力度，并且针对中部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开发问题，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重点支持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以及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开采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特别是塌陷区与尾矿堆积区的治理。

其次，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完善中央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张军扩认为，未来中部地区可以扮演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试验田的角色。重点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产品流通、劳动力流动、跨省区户口迁移等深层次问题，在中部地区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和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新机制。另外对产粮大省可进行重点财政倾斜和补贴。新增农业综合开发基金可集中投到产粮大省，提高粮食安全系数；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减轻粮食主产区财政负担；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地方税收减收部分的补助力度，促进各地区加快取消农业税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完全可以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政策、开发区政策、行政区划优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带动和辐射能力的城市群。

张军扩还强调，将已经明确的政策尽快落实，其实是迅速缩小区域之间政策差距的捷径。比如“振兴与改造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本来就包括了除东北地区以外的其他老工业基地地区，但目前在其他地区基本没有落实。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也还没有推向全国。现在，完全可以考虑率先在中部地区推行，以帮助中部地区的企业降低流转税负担，对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中部具有后发优势

通过对中部六省的初步调研，张军扩认为，目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开端。政策的推动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地区发展的步伐。

张军扩认为，应该辨证和动态地看待中部的优势和劣势。中部既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基地，也是资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在开放条件下，过去是优势的因素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而过去是不利的因素反而可能成为发展的潜力和财富。他认为，在中部今后的发展中，将不同于珠三角的外贸加工带动型，也不同于长三角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在中部，主动承接东部的企业转移、引进外资与推进中部地区国有企业的重组与变革同样重要。有专家对中部发展提出了先“搭车”后“追赶”的方式。即从寻求比较优势出发，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一体化相匹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

中部崛起中具有投资开发的巨大机遇，沿海资本、国际资本大举向中部挺进的事实，也正说明了中部的“后发”吸引力。在张军扩对中部地区的考察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潮流的转移趋势。“虽然目前，资金流向中部是来自低成本的吸引。未来，在政策的扶持下，中部的人才和资源优势将逐渐显现，成为资金流入的理由。”

张军扩认为，中部后发中还有着汲取东部经验、少走发展弯路的优势。而且在中国政府重视三农，强调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这一地区也许可以实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业并举，走出与沿海相区别的全面发展的模式。

张军扩简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自1985年6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并于1996年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面对增长之波》、《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中国经济实况分析：1989－1990》等。

作者：易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