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

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精选6篇）

篇1：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

论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

2010207210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政 摘要: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产生后,相继出现的几种经济形态,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们有相同的理念,内容有交叉,极易产生混淆,却又在研究的侧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核心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它们都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完成这一转变需要相关条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一、来源及含义

(一)循环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

“循环经济”一词并非国际通用术语,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绿色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分配、绿色技术此起彼伏,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命题。但直到目前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外延以及特征等方面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相关理论正处于不断探讨和完善之中。

绿色经济的“绿色”,不是人们感知意义上的颜色,而是一种象征性用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三)生态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成为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市场经济体制控制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协调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此后,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生态经济学就是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国内外的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第二,生态经济是让整个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环,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使生产系统自持,也就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理想化阶段,在知识经济的后期才有可能做到。目前,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

(四)低碳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早在2003年,英国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

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它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产品市场,目标是低碳高增长。低碳发展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经济思想,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因此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也各具特色。

二、相同的理念、支撑点和追求

(一)新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的消费观念摈弃过渡浪费和奢侈之风,提倡绿色消费,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减少一次性消费。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二)支撑点是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为支撑点。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因而又称之为生态科技,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社会作用而言的,它涉及到科技伦理和科技价值问题。绿色科学技术或者生态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促使人与自然协同演进、共同发展,是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受生态意识支配和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这种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越融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也就越有保障。自然性和人类性是绿色科技的显著特征。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

(三)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实现,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三、不同的侧重点、突破口和核心

(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关爱生命,鼓励创造,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生态经济则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要求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密闭循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以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和温室气候,使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二)解决危机的突破口不同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都是以人为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但是它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各异。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来体现的;绿色经济实施绿色分配,如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费用支出;生态经济则将人类看成是具有最高级智慧的生物,通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依存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达到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CO2)浓度不再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

(三)核心不同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物质的循环,使各种物质循环利用起来,以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绿色经济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系统的最大公平目标得以实现。生态经济学研究现状,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市场机制的建立,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地对待,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2、钟建平.生态伦理与绿色经济[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6).3、韩锦芳.试论绿色经济的发展[J].山西能源与节能,2005(4).4、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5、李彦龙.哲学视野中的生态经济[D].中共中央党校,2004.6、陈建国.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2000(7).7、费平,卢风.生态经济与市场激励机制[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篇2：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

2012年09月27日 红旗文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明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一起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主体，共同缔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强大，需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继续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赢。

一、从中国发展的阶段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使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而，片面追求“越大越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人们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逐步深化，从个体、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所有制结构认识的深化反映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能搞私有化；同时，发展单一公有制经济也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面临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以上。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

中国要实现经济赶超，必须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赶超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为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出新的产品和现代服务。国有企业具有人才和资金的优势，应该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主体，在引领技术进步中实现发展，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它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生力军，今后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民营企业的很多产品仍处于低端行业，但生产低端产品并不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就缺乏优势。实 1

际上，这些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业能够在精细化上做文章，在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以及品牌推广上下功夫，同样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见，单纯地依靠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会阻滞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成就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

那么，如何看待国际金融危机后某些领域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这要从提高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客观地看。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经济资源不可避免地更多流入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具有了扩张的条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借助于金融危机，通过资本运作达到迅速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地方政府或国资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推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而民营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资金紧张，融资困难加剧，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上升，加之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行为不够规范，利润下滑甚至亏损，造成企业经营面临困境，竞争力下降。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领域出现一定的“国进民退”是正常的。

事实上，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放在到底“谁进谁退”上，而是更应该放在如何为二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要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积极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拓宽投资领域，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的赶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必须相互合作，通过技术上、市场上、产业上相互外溢、相互促进，最终实现共赢。

二、从国际竞争视角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赢

“地球是平的”，经济全球化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市场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变成了全球范围的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角逐的是各国的各类企业。因此，在竞争日益惨烈的背景下，竞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而更表现为中国企业和世界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之间。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合作与竞争有助于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有助于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实现双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需要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需要扶植本国的企业航母参与国际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

企业，只要具备一定的实力都要创造条件做大做强。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资本结构日益合理、法人治理结构日益规范，经营机制不断适应市场的要求，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大批国有企业资本充裕，技术实力强，人才资源雄厚，已有能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决高下。而一些民营企业也在竞争中不断壮大，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佼佼者。1995年，中国大陆只有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全是国有企业；2012年，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数量为70家，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其中不仅有一大批中央企业，也有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和浙江物产集团等地方国有企业，还有华为集团、沙钢集团、吉利集团等民营企业。可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做大做强，都是国家提高综合国力的贡献者，都是全球竞争的参与者。

其实，日本、韩国在二战后实施赶超战略时，国企在经济崛起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韩国在私营企业规模偏小的情况下，依靠国企推动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落实，由政府投资或控股，设立了很多公营企业，伴随着经济发展，公共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攀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田村昭彦认为，二战后日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与外国竞争，国企承担了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后因国企出现了机构臃肿、巨额赤字等问题，日本政府开始部分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等，但“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至今，成为维系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府拥有控制权的空客公司被认为是打破美国垄断的“最成功国企”；英国铁路部门私有化后5年，接连发生13起严重伤亡事故，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接收。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各有优势和弱点，二者的合作和互补才能构筑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在国外，最风光、最赚钱的是民企，但真正支撑国家安全的则是各类国企。只有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够有效维系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赢

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因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时，政府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二是作为政策性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当出现经济危机时，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资助国有企业，使经济较快走出困境。因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全民对资产行使权利，这与政府通过财政支

出扶持国有企业，从财产归属上，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由各级政府任命，对其的评价指标往往多元化（除了利润指标外，社会公共利益指标和政府政策目标也被纳入到对企业经理人的考核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意图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能够迅速落实，保证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并迅速产生效果，正是因为这些投资更多地用于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得到显著发挥。国有企业的存在，使政府的投资拥有鲜明的微观主体，保证了宏观调控意图的迅速贯彻和投资计划的顺利实施。其实，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英美“国有企业”的数目也在增长。2008年9月起，美国政府先后以各种形式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并有权干预这些注资金融机构的经营和利润分配。通用汽车公司经过重组，60％的股份由美国联邦政府持有。2008年10月和2009年1月，英国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分别实施两轮注资救助方案，政府也成为了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最大股东。欧洲多国政府已在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拥有直接控股权，许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政府都是惟一或最大的持股者。美英许多媒体感慨，没想到最后是“国企化”拯救了经济。

我国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使得国有企业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也依托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冲突，而是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的过程。大多数国有企业是行业的骨干，但无论企业规模有多大，也只能处于产业链中一个或几个关键环节中，其他环节需要有中小企业为其提供生产配套服务。做专做强是目前国外大型企业发展的趋势，国有企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因此，国有企业的壮大就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及相关产业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庆油田每年为全社会提供300亿元的市场采购额，围绕油田钻采、井下工具等配套产业为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移动经营的是基础电信业务，与之密切相关的下游电信增值业务，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在中国目前稳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投资的行为受到限制，这也为民间资本扩张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四、从“国民共进”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赢

中央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是明确的，就是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进退，既不能逢“国”必反，也不能遇“私”就恶，而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国有经济具有发展特殊产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功能，应当在发展战略性产业和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先导，这些国有企业的发展水平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体现了国家长远的、根本的发展目标。

企业的天职是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谋求做强做大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厚非。但中国的现实却出现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一个很大“反差”：一方面，处于一般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制定宏大计划，力求把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一些战略新兴产业需要大量国有资本投资，却缺乏足够的资金。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及如何为国有经济定位。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依靠全面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最近10多年，钢铁、汽车、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发展较快，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比重也较大，为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等领域，有助于促进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但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已达到48.6%，而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城市化，依靠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变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肯定也在转变。依据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国有企业必须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战略性不可再生资源领域，以及所有针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性服务和产品供给方面，就应该多“进”少“退”；而在所有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做得很好或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则应多“退”少“进”。目前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较弱；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此外，制约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因素已转向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社会产品上来。国有资本要在这些方面发挥优势和潜力。如果大量国有资本投资于一般制造业，不利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形成对非公资本的挤压。我国国

有资本通过国有企业转化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举措，积累了宝贵资源，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可考虑把滞留于一般产业的部分国有资本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险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补充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这样的调整，可以使国有资本回归全民所有、全民共享的本性；使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中小企业融资、新兴产业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民营企业总体上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竞争力不强，恶性竞争严重。从民营企业内部看，要强化科学管理，逐步改变家长式管理方式；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薪酬体系，鼓励员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要鼓励民营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开放的心态经营企业，逐渐实现资本的社会化，促进企业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

政府的责任是要创造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外部环境。要重点建设公平准入制度，切实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金融、卫生、教育等领域尽快推出一批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重点项目，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引导，鼓励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更多地相互参股，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篇3：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

一、来源及含义

(一) 循环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

“循环经济”一词并非国际通用术语, 在学术界尚存争议, 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 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 绿色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界,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分配、绿色技术此起彼伏, 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命题。但直到目前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外延以及特征等方面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相关理论正处于不断探讨和完善之中。

绿色经济的“绿色”, 不是人们感知意义上的颜色, 而是一种象征性用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三) 生态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 成为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市场经济体制控制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协调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此后, 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 生态经济学就是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指出的是, 尽管国内外的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但是, 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 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 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 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第二, 生态经济是让整个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环, 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 使生产系统自持, 也就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是理想化阶段, 在知识经济的后期才有可能做到。目前, 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

(四) 低碳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早在2003年, 英国颁布的《能源白皮书》, 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

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 (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 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 它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产品市场, 目标是低碳高增长。低碳发展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 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经济思想, 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 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 因此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 当然也各具特色。

二、相同的理念、支撑点和追求

(一) 新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考虑自然资源时, 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 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 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 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的消费观念摈弃过渡浪费和奢侈之风, 提倡绿色消费, 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 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 减少一次性消费。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二) 支撑点是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为支撑点。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因而又称之为生态科技, 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社会作用而言的, 它涉及到科技伦理和科技价值问题。绿色科学技术或者生态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 目的是促使人与自然协同演进、共同发展, 是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 受生态意识支配和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 这种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 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越融洽,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也就越有保障。自然性和人类性是绿色科技的显著特征。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

(三) 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实现, 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 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 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 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 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 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三、不同的侧重点、突破口和核心

(一) 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 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关爱生命, 鼓励创造, 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 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生态经济则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 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 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 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 要求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密闭循环, 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 以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和温室气候, 使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 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二) 解决危机的突破口不同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都是以人为本, 解决人类生存危机, 但是它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各异。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来体现的;绿色经济实施绿色分配, 如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费用支出;生态经济则将人类看成是具有最高级智慧的生物, 通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依存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达到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 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 (CO2) 浓度不再发生深刻的变化, 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

(三) 核心不同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物质的循环, 使各种物质循环利用起来, 以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绿色经济以人为本, 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 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 使社会系统的最大公平目标得以实现。生态经济学研究现状, 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 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 市场机制的建立, 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 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地对待, 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 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 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也就是说, 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摘要：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产生后, 相继出现的几种经济形态, 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们有相同的理念, 内容有交叉, 极易产生混淆, 却又在研究的侧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核心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它们都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需要相关条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 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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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善经济和恶经济

然而，通过“谋财害命”的方式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和个人太多了。这么多年来，我们见证了太多假烟酒、假食品、假药品。当年的“毒奶粉”害了多少无辜的孩子，有些甚至为此失去生命！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令人愤懑不已：难道为了赚钱，企业就可以丧失一切良知？如此作恶的经济行为或经营行为，我们必须将它定义为“恶经济”。与其他一切恶行一样，恶经济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还应受到道德上的严厉谴责和唾弃。

人类经济活动首先应该以“善”为出发点。一切经济行为都应该是“善行”，而不能是“恶行”。全球著名互联网科技巨头谷歌公司的核心文化理念是“不作恶”，就是要求公司所有员工的行为，以及公司所有的科技、产品和服务不危害他人。这其实就是坚守“善经济”的基本思想。谷歌是否完全做到了，此处不予置评，但这种信念应该成为所有企业奉行的准则。

在笔者看来，“善经济”的首要原则就是尊重生命。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和协作的经济体，我们生活所需的几乎一切产品和服务，都来自各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生命健康就掌握在形形色色的公司手上。如果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存在假冒伪劣成分，或者提供的信息严重失真，那么无数人的生命健康就会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进入数字时代后，海量信息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让普通消费者无从鉴别产品和服务的真伪优劣，甚至无法判断信息是否可靠。于是，制造和传播信息、具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往往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旦这些公司蓄意造假、欺骗和诱导消费者，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记得“毒奶粉”事件爆发时，笔者曾在电视节目里质问那些生产者：“你们愿意让自己的宝宝喝你们生产的奶粉吗？”前几年“毒大蒜”事件爆发，生产者竟然毫无愧色地对记者说：“我们知道那些大蒜有毒，都是卖给别人的，我们自己从来不吃，自己吃的另外种！”这完全称得上是穷凶极恶的谋财害命了。如果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不懂得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他人的生命，那么早晚会为了利益丧失良知。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为所有人的行为确立了最基本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要做到这一条就够了。

篇5：略谈经济矛盾和经济政策

摘 要：经济矛盾是现实社会无法避免的，而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使经济运行在既定的方向和可以控制的区域。本文通过对矛盾的特点和政策特点作用的分析，阐述了为有效实现经济政策的作用，破解经济矛盾，必须对经济矛盾进行客观、正确的分析，为选择和制定政策提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地运行。

关键词：经济矛盾 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 利率

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在，一个矛盾的解决伴随着新的矛盾的产生。整个社会系统如此，经济同样也不能例外。经济矛盾不仅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还有层次之分，不同层次的矛盾各有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同层次的矛盾的解决需要不同的条件，不同层次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还是应当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径。即先解决当前经济矛盾的个性，也就是从现实经济体中特有的微观层面经济矛盾，再到结构、制度和一般人类经济矛盾的过程。因此，正确划分现阶段的矛盾层次和特殊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自凯恩斯革命后，经济政策深入人心，政府频繁使用政策对经济进行管理，以实现一定的目标。政府希望借助经济政策这一工具达到控制经济按照预期路径运行的目的，同时也通过政策解决经济矛盾。一定的经济政策通常是针对某一经济矛盾而来，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的经济矛盾，制定相应的合理政策是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的基础。

一、经济矛盾的特点和矛盾分析

经济矛盾对于每个具体的经济体来说都是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经济矛盾的系统性是指所有经济矛盾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内的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矛盾作为一个系统和其它矛盾体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是指各矛盾由于自身在矛盾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进行的归纳和分类，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把整个盘根错杂的矛盾条缕清晰地从简单到复杂排列，简化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但是，矛盾的真实情况却是复杂的，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体现，形成矛盾的原因的交叉及影响程度的不同都会导致整个矛盾的复杂程度和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偏差。

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矛盾，首先必须认清矛盾的层次性，即认识一定经济矛盾问题的现象，然后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矛盾的系统性进行分析，也就是把具体矛盾放在整体中，分析具体的环境和其它相关因素对某一经济矛盾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经济矛盾，才能认识现实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和真正的联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够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二、经济政策的产生、作用和特点

经济政策的产生是源于一是经济事实打破了对经济系统能通过自身调节达到平衡的传统观点，经济危机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大考验，而大萧条无疑是导火索，直接导致了该观点的破灭。二是对于某些关系民生和重大经济影响的矛盾的快速效应的期待，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加速各种条件的成熟，使得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三是由于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使得当权的执政者制定一些针对当前大多数人关注的经济矛盾，从而通过解决经济矛盾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

经济政策的功能当然在于解决现有的矛盾或者使现有的矛盾在程度上减弱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对经济政策提出几点要求，首先是对经济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合理正确的经济政策;然后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充分了解在具体环境下，某一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是在做前两方面分析时的客观性，排除主观方面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政策按照预定的方向行走，达到预期的目标，实现预期的目标。

鉴于经济政策的前述原因和功能，经济政策也就有了下述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即每一经济政策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经济矛盾，为解决具体矛盾而制定和实行的，没有解决所有矛盾的一种通用的经济政策。多种经济矛盾必需采取多种经济政策，这就是目标、工具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加速性，经济政策的实施能加速矛盾解决的条件形成，促使矛盾得到解决或被缓解。这一速度往往是在自然条件下，系统通过自身调节走向新平衡来化解矛盾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主体的目的。三是时效性，经济政策都是在分析具体矛盾上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只有在各种条件相同条件下才有效的。一种经济政策，在时过境迁之后实行，可能非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有可能恶化现有的经济矛盾，即当条件和环境变化之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必须重新分析、制定。四是时滞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能马上解决经济矛盾，立竿见影的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矛盾的作用后果都在实施一段时间后才能体现，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与矛盾本身的状况、经济政策和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五是综合后果的不确定性，一种经济政策在解决某一经济矛盾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经济矛盾，这使得经济系统恶化或没有变得更好。经济政策的特点决定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公正、合理和科学，而在执行时则必须灵活和果断，时机稍纵即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还必须在综合平衡中使用经济政策。

三、正确分析矛盾，合理利用政策解决矛盾

通过上述经济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可以知道，经济政策和经济矛盾本身是就是一对矛盾，经济政策之矛能否攻破经济矛盾之盾取决于经济矛盾的正确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因此，在解决现实经济矛盾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是重中之重，客观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得出经济矛盾的分析，这样，实行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政策修正的是经济系统的主要矛盾和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即对经济政策的后果要有理性的期待，不能把政策的作用无限放大，不然只能导致政策的失控。

在正确分析了经济矛盾之后，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对于每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应当从其综合结果来判断，即以某一政策实施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来衡量。总成本不仅包括某一政策实施的成本，还包括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在其它方面造成的成本的总和;而总收益包括了执行该政策的直接收益和所有的间接收益之和，只有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衡量一项政策的真实结果。而当一项政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那么该政策就是正向的或积极的政策，即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解决问题，还能促进整体经济的改善;当总收益和总成本相等时，该政策就是中性的，即政策对解决矛盾是有益的但需要付出其它方面的代价;当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时，该政策就是负面的，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矛盾，但会恶化经济系统的.其它矛盾。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者来说，应该选择和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

以事实为例，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物价开始持续的小幅上扬，CPI指数连续攀升，存在着通胀的危险，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今年连续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上涨，防止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货币政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CPI指数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该政策虽然是一般情况下有效治理通胀的政策，但由于国内近来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同，所以该政策并没有对症下药，因此也就没有实现目的。引起当前中国的通胀是由于发币量的增加和长期累积的每年高额的对外贸易顺差，每个经济体从长期来说是平衡的，贸易顺差最终会转化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或顺差产生的人民币最终要以本国生产的实物换回。当前的通胀威胁只不过是贸易顺差风险的提前释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或调整经济的产业结构，或者调整人民币汇率，从而可以真正遏制通胀的发生，或者预防通胀从轻微走向严重。另外，由于当前汇率重估的压力比较大，利率的上调使中国的利率和美国的利率进一步缩小，考虑到币值调整后收益，投资人民币的收益更加可观，将会有更多的热钱进来赌人民币升值，通胀的压力就更大。即使利率政策有效，利率发挥它在调整通胀的作用显现之前肯定有一段滞后的时期，利率政策的效果要在该政策实施后某一点才逐步产生。而最近，央行更是连续调整利率，在一个月内两次调高人民币利率，再加上利息税下调政策，相当于上调利息多次。在上一政策的效果出来之前连续出台同样的政策，容易造成调整过度，最合适的调整当然是在效果出现之后，其结果低于预期目标那时再次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才有比较现实的意义，而且对调整的幅度，经济矛盾需要修正的幅度等都有更好的判断，也真正实现一定政策的作用。

同样，对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宏观调控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于对矛盾分析的偏差，导致政策无效。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是跷跷板，同时遏制两端才能起到效果，打击一端使另外一端高高翘起，再去压另一端时又失去对原来那端的控制，结果造成恶性循环。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只有在正确分析矛盾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政策同时控制，才能起到作用。

四、结论

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旧的矛盾不断被解决，这是经济运行的事实。而针对经济矛盾的有效利器是经济政策，政府必须有效和合理的利用经济政策，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使得经济能够按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正确、客观的分析经济矛盾，寻找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有效地解决经济矛盾。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能成为无往不利的矛，破解任何经济问题的盾，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有序，完成各种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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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 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 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 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 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