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汉救助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如何在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寻找适度平衡是各国政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同国家形成了各自的救助制度。中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各种问题,其解决依赖于多元联合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市流浪汉救助机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城市流浪汉救助机制研究论文 篇1：

国外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摘 要：探讨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方面的具体措施，从中学习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为我国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工作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乞讨流浪;救助管理;社会化

一、引言

乞讨是世界性现象，虽与繁华的都市看上去很不和谐却是任何大都市都消除不了的特殊景观，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乞讨问题的办法。如何在帮助到真正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的同时减少职业乞讨者对社会的依赖，是解决乞讨问题中遇到的难点。尽管没有一套尽善尽美的办法，但国外的一些措施和做法或多或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提升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水平。

二、法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努力

法国政府虽然无力从根本上解决乞讨问题，却也投入了较大的人力与财力，比如成立了巴黎无家可归者救助队。它是一个专门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提供帮助的警察机构，主要负责沿街巡逻以随时对无家可归者进行鉴别审查和救助，并将其送至相应的救助中心。2002年法国出台了一份社会保障主题报告，要求简化行政手续，将救助无家可归人员的受理期限缩短至六个月内。报告还要求对立案救助的对象发放基本生活费，并在六个月后为其安排工作。在管理乞丐方面，法国政府的有关法律规定，乞丐非法占用他人场地将被判六个月的监禁，并处以罚款。

法国政府在解决乞讨流浪人员问题上还建立起了紧急救助体系。针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紧急救助，如提供免费求助电话服务，设立紧急救助车，提供紧急救助服务[1]。还成立了紧急接待站，一方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洗澡、换洗衣服的场所，另一方面还负责护送把这些人到负责救助的社团去，或帮助其办理有关的救助手续等。

除了政府的努力外，法国的民间组织为帮助无家可归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黎一个名叫为了面包的人道组织专门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和食品方面的救济。该组织每年都要帮助上百名乞丐和无家可归者，尤其是在寒冬季节，他们还将办公所在地的仓库借给一些流浪汉，供他们过夜。

法国的民间团体主要是各种协会。2002年新成立了七万多个协会，这些协会大约有一百万工作人员，因此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对开办民间团体也有很大的优惠政策，团体所接受的社会救助赠款百分之六十可以免税。一部分民间团体负责社会保障，筹措和征收缴费，发放各种补贴;从事融入社会工作的团体还可以促进就业，并通过其他形式进行救助。协会的参与范围很广，老弱病残幼等群体是其主要服务对象。目前，社会救助团体中有二百万志愿者，四十万工薪人员，其中有一百五十万人是协会救助的。两万五千多个负责社会救助的收容接待机构，每年二百三十亿欧元的预算中大部分来源于社会私人捐赠，小部分为国家财政拨款。国家在保证协会谨慎使用拨给的财政资金方面，主要是起加强监督作用。协会需要向国家提供财务报表、报告执行情况，以接受国家有关的财税监督。协会在组织上更加具有灵活性，作为普通百姓的工作人员能及时发现百姓疾苦并实施救助[2]。

三、美国：民间慈善机构和社区共筑“康复安全网”

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救助管理政策的美国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的资助。政府资助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的财政投入，社会资助的资金来自慈善机构、教会及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的捐赠。美国社会各界，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到公民个人，有相当多的社会资源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在纽约由市政府、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兴办的各类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设立救助餐点，为无家可归人员提供食宿、紧急医疗救助及就业指导、法律教育、心理治疗等多方面的服务[3]。

在实际的救助活动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没有民间慈善机构的作用大，仅纽约就有五百家无家可归者救助中心，最大的可容纳一千人。美国的救助原则是鼓励被救助者自食其力，因而在救助中心内，还配有图书馆、计算机房、医务室、健身房和宗教祈祷场所等各类生活设施。被救助者进入救助中心时，工作人员会替他们填写申请廉租房以及就业的表格。管理上则由很多信誉良好的民间慈善机构来承包那些受政府资助的救助中心，并同政府签订一定期限的承包合同，合同清楚的规定了承包机构的责任，机构的所有开支必须要有详细的开支记录以接受政府委托的审计部门的严格监督。

美国社区在救助和管理无家可归者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社区制定了在社区乞讨必须遵守的相关法律，如禁止侵略性乞讨、禁止妨碍社区生活秩序的乞讨行为等。同时社区还为到本地乞讨的无家可归者建立了无家可归者援助中心，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被救助者恢复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仅是解决其住宿问题。各种境遇不同的受助者在援助中心里会接收到职业培训、心理治疗、提供合适的就业信息等帮助，社区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一对一的制定康复计划。政府还与社区合作，把紧急庇护所、临时性住房、廉租房等项目和服务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持续性的康复安全网，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继续关怀。

四、对我国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社会化的启示

法国和美国在救助管理社会化方面给我国的诸多启示集中于一点就是鼓励民间力量救助管理乞讨流浪人员是我国解决乞讨现象的良策。长期以来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使社会非政府组织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削弱了社会组织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形成了政府独掌社会管理的局面，这不利于社会救助事业的全面发展。因而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活动中来，走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社会化的道路。

在法美两国的无家可归者救助管理中政府起着宏观上的领导及引导作用。法国政府成立无家可归者救助队、建立紧急救助体系、成立紧急接待站，在救助的同时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其加强管理。并且大力鼓励民间团体协会的参与，在拨付财政资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对其加强监督。美国政府则与民间慈善机构签订承包合同，合作兴办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并通过充足的资金投入来保障社会各界无障碍参与。对我国来说政府目前还是社会救助的领导力量，因而政府需要强化自身的组织机构、人才建设，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救助管理队伍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起各地区、各部门、各机构的协调联动系统，提高紧急救助的效率。政府在发挥自己救助管理优势的同时还要加大社会救助宣传力度，鼓励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乞讨流浪人员，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对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辅之以减少税收或放宽市场准入等激励机制和表彰奖励，提高社会对其的认可度，以提高其参与救助的积极性。

法美两国在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方面的实践也表明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意识也是重要因素。首先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分散的志愿者队伍要有参与乞讨流浪人员社会救助的意识和主动性，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目前我国不断壮大的民间力量将是我们未来完善乞讨流浪人员救助体系的主攻方向和主体力量。

社区参与救助是美国无家可归者救助案例中的一个特色。社区制定法律进行管理，建立各种所需设施对无家可归者进行回归社会式救助，使无家可归者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最大限度的救助。对于我国的救助管理社会化来说，社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城市人群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它的健康发展和运作是城市稳定的基础，而社区治理也是完善城市治理的基本手段，因而在我国社区救助也是实现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解决乞讨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载体。

我国乞讨流浪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现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所需的条件，且社会化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结合国外救助管理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及启示，目前我国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救助也已成为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志愿者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显示帮助和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功能，并构成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探索并实现中国特色的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道路，解决乞讨问题就应该从政府、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和志愿者个体入手，明确各自承担的救助责任，形成全民上下齐心协力联动救助的社会化体系。首先，强化政府领导和协调、引导和监督作用，形成各部门联动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救助工作中。其次，发展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慈善救助，设计合理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便利其他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再次，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片区救助服务体系，把救助管理站的临时性、基础性救助工作转化为了社区的一项常规活动。最后，发挥社会志愿者个体救助的灵活性，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并吸纳具有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的专业人士进入救助管理站做义工，充实救助工作这队伍，提升救助工作水平。

五、结语

乞讨流浪人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乞丐的救助管理工作也是一项社会十分关注的民心工程，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就我国现行救助管理工作来看，我国乞讨流浪人员的社会救助事业不能只靠政府。本文从救助主体多元化方面入手，总结了发达国家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以期能为我国救助管理工作社会化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提升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何芳.新时期社会救助管理站建设研究——以长沙市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0.

[2]刘学民，华迎放.法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J]，劳动保障，2004.

[3]王保庆.中国乞丐调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刘云博

城市流浪汉救助机制研究论文 篇2：

构建多元联合型的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探讨

摘 要:如何在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寻找适度平衡是各国政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同国家形成了各自的救助制度。中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各种问题,其解决依赖于多元联合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多元联合模式;社会救助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和自由,尤其是人的生存权利越来越得到认同,保障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人权和自由成为社会共识,流浪乞讨人员政策的价值合理性突显,如何在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寻找适度平衡也成为各国政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核心议题。中国2003年以《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取代《收容遣送办法》也表现出这种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争:前者以“自愿救助管理”为原则体现出价值合理性,后者以“强制收容遣送”为原则体现出目的合理性。[1]中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进入价值合理性阶段是一种进步,但在实践中表现出各种问题,其解决依赖于多元联合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所谓“多元联合”,即地区联合、部门联合、机构联合,以救助站的暂时性救助为基础,在行为矫正、技能提高、疾病控制等多个方面加强救助,以实现长期救助、“脱乞”、控制“返乞”为目标,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社会救助。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部门联合、区域联合和组织机构联合

流浪乞讨人员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在我国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更是如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和组织机构之间协调合作。这方面,英美两国做得都比较有成效。美国政府十分强调跨地区、多部门合作,成立了一个“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协调委员会”(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加强各方的协调与合作。英国政府在推行救助无家可归者政策的时候,在相关部门中任命一个专门机构就该政策的制订工作组成领导小组:包括健康服务中心、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中心以及警察局、监狱、就业服务中心、戒毒行动组、青少年犯罪预警队、志愿的中介组织、其它地方社会团和宗教团体等组织机构人员。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是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中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促成民政、警察、监狱等机关和收容机构的交流与协调工作;二是要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学习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地区的救助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等,共同进步;三是要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尤其要扩大信息存量、加快信息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四是要主动引进社会力量,包括各种民间组织机构、社会团体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提供更加广泛、深入与专业的帮助。

二、实现救助与管理结合,在保障人权、自由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综观各国的“治乞”历史和经验,如何在保障人权、自由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始终是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的核心议题。究其原因,即在于流浪者、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问题关系到宪法高度上的人权自由问题和各地方政府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的问题两个矛盾方面。只有在理论高度上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犯不顾现实国情过度强调人权自由的错误和“各人自扫门前雪”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过度强调地方秩序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英国历史上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把乞丐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对其采取“禁止”“管制”的措施,但是乞丐问题却“禁”越严重;美国社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全面同情”,政府、各类组织和全体市民全力“施舍”,结果,一时间乞丐数量迅速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最后人们开始进行自我否定:政府有责任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但也要注意对他们的管理,尤其是对乞讨行为进行限制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实际上,对于流浪乞讨问题,存在着两个思路,一个是救助,二个是管理。解决流浪乞讨问题,应该依靠救助与管理的结合。2003年以前,我国在流浪乞讨问题上的对策是依靠《收容遣送办法》建立起来的“收容遣送制度”,强调的是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效果;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成《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初步的“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强调救助的“价值合理性原则”,是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进步。但是,在新制度框架下,“职业乞丐”现象、“骗站”现象、流浪乞讨人员违规违法和犯罪现象、利用乞讨或控制乞讨人员犯罪等现象日趋严重。究其原因,根本即在于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强调了“自愿救助”原则,忽视了管理职责。可以说,目前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中的很多问题正是两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从片面注重“政府特制”的权威主义下工具性目标到片面强调“自愿救助”的自由主义价值性目标的价值失衡的结果。[2]

三、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实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系统性

我国当前在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之后,对于日益严重与复杂的流浪乞讨问题,我国只实施了《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很多问题都没有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至使管理者和救助者在现实中常常面临束手无策的困境。一是要区分合法的乞讨行为和违法的乞讨行为,并以此为基本标准,把当前的流浪乞讨人员区分为“生活无着者(无家可归者)”、“流浪汉”和“谋利者”等几个群体,分别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二是在已有的打击欺骗和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补充制定详细的“反利用乞讨行骗和不当得利”的法规,严厉制止这种行为。三是制定旨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妇女的法律法规,对“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加强保护。四是加强对真正因生活无着而流浪乞讨的人员的管理和救助,对乞讨行为进行适当限制,包括对行乞的时间、地段和乞讨方式进行详细规定。五是制定和完善救助站工作细则和救助人员行为准则。六是加快健全和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做到对于实际操作中的措施是否合法、禁乞和限乞的规定和措施是否合法,都进行及时有效的司法审查,保障救助管理的合法性。

四、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中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流浪乞讨人员的存在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国家对这些弱势群体有救助的义务。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效果上看,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都不应该仅是政府的事情,要想更好地实现对这些人的救助,必须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以收容所为例,美国的许多收容所就由教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创办和运行。另外,美国政府近些年来越来越倾向于把政府创办的收容站承包给社会组织开展救助工作,政府要做的是加强对这些组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这是美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民营化趋势。)以之为鉴,为了壮大社会救助的力量,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力量,发挥公益团体、慈善机构等的积极作用。其次,相比过去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的社会救助办法在处理流浪乞讨问题时更注重“人性化”,也更复杂,对救助人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加紧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基本价值观和工作方法的培训,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提高救助的专业化程度,进而提高救助效果。

五、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要更好地实现救助,必须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同社会福利制度相结合,尤其要注重把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同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一方面,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有最低的保障,能够降低生活贫困群体沦落为乞丐的风险;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我们的救助是临时救助,这就意味着乞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落实到社会保障制度上来,靠社会保障制度对已经救助成功的流浪乞讨者进行生活保障。当前,这些与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包括政府下属民政部门之间的通知协作制度、法定监护人的抚养义务制度、老年人的赡养义务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民政部门主持的其他的补充性社会救助机制等。

六、加快走出低层次重复救助的误区,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长效机制

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国,乞丐问题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但是低层次社会救助的现实存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长效机制的缺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当前,英美两国都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开逐渐采取相关措施,如英国采取了“救助与预防结合”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可能导致行乞的危险进行预防,在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增长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乞丐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要想更好地解决它,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快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体系建设,走出低层次重复救助的误区。救助不能只局限于提供食宿,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救助,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为他们最终融入社会做出努力。二是实现救助的专业化,保障能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他们需要的救助。三是注重预防和防止“返乞”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参照英国对至乞风险的分析和实践,对我国可能导致行乞的风险因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强化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控制,实现控制乞丐数量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脱乞”的人员采取扶持措施,减少“返乞”人员的数量。

参考文献:

[1]秦前红,宦吉娥. 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法理学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05(1).

[2]刘岩,刘威.从“管制”、“救助”到“平衡”--政府部门与乞讨者理想关系模式的建构及其制度化[J].理论与现代化,2006(1).

责任编辑:黄玉谨

作者：毕树沙

城市流浪汉救助机制研究论文 篇3：

扭曲的尊严

城市流浪人员是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同时也是一个犯罪高发群体，其犯罪问题已发展为一个社会问题。流浪人员作为与家庭、社区关系断裂的群体，这些人大多自青少年时期即开始流浪，自小受到不良生活经验的影响，产生扭曲的人格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因为缺乏正常的知识教育而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没有其他正常的谋生手段。

他们自小受到从主流社会文化体系中脱离出来的不正当的价值观影响，只追求刺激性的行为、生活，缺乏对将来的理想与抱负；对社会没有认同感、代入感；对他人的情感和需求等没有理解、认同意识；对生活物质获取与消费方式多采取不当和过度的掠夺；心理意识内闭、隔断且排他。他们有着过度的自由感，不受道德、法律、秩序、规则束缚，同时又由于特殊的经历而具有异乎常人的自尊，以反叛和对抗行为来维护自身所谓的尊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对近年来发生的20余起由流浪人员实施的犯罪案件的调研中发现，除去经济上的原因，有不少犯罪是源于自尊心受损而实施的激情犯罪，而即便是侵财类案件，其深层心理动机也往往与扭曲的自尊感有关。因此，检察官建议，相关职能部门除了要健全对流浪人员的救助和管理、完善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外，更要关注到他们对人格尊严的特殊需求，在管理和疏导过程中特别予以考察和警惕。同时也提醒全社会，每个人群都有对尊严的需求，平等对待，不激化矛盾，从而避免或减少悲剧的发生。

异化了的“身残志坚”

2014年9月15日，这是夏秋之交的一个下午，人们走在作为上海商业闹市区的淮海路上，仍感到阵阵炎热扑面而来。在淮海路黄陂路交叉口处，此时发生的一幕却让路人顿生一股寒意。只见一个坐在轮椅车上的残疾乞丐，拔出身上的水果刀，对准他面前的一名男子左胸部连戳两刀，那名男子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残疾乞丐名叫金光，浙江宁海人，今年才20岁，因为左腿残疾，常年坐在轮椅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疾人，却自2009年以来至少被查获有三次盗窃的刑事处罚记录。这次的他如往常一样，在繁华路口坐着轮椅乞讨，金光知道，身上的钱又花光了，如果要不到钱，他还是要去偷。正在想着，突然感觉到轮椅撞到了什么。原来是经过这里的严先生不小心裤子被轮椅上的铁丝挂住，裤子拉破的同时，也拉动了轮椅车向前滑动。争执是在所难免的。金光首先发难：“你为什么踩到我轮椅的轮子上？”严先生则据理力争：“我在前面走，你在我身后走，怎么可能踩到你的轮子？”可能因为严先生看到了对方坐着轮椅，下意识地说了句：“你有本事就来弄我。” 此时的金光突然像一头狂怒的野兽，爆发出一句：“我要杀你。”话语未落，他就从轮椅的后背袋内掏出一把多功能水果刀，朝着严先生的左胸猛刺过去。此时的严先生，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眼神中流露出不解和诧异：“你真的拿刀刺我？”金光说：“我就是要拿刀刺死你！怎么样！”

看守所里，面对着黄浦检察院的检察官，金光并未像有些嫌犯那样惊慌失措或是悔恨不已，这个20岁出头的残疾青年似乎非常淡定，对自己的杀人原因娓娓道来：“从小父母就不管我，后来和人打架造成残疾，只能坐轮椅了。不错，我是个要饭的，但是我也要面子，我平时在那附近讨钱，他今天跟我这样搞一次，我就要不来钱了。这就是不给我面子，所以我一定要拿刀捅死他，以维护我的尊严。我要给他个教训，他动我一下，我就捅他一刀，他动我两下，我就捅他两刀！”

此时的检察官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寒而栗，是怎样的一种尊严感让这个年轻人锱铢必较，有仇必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使乞讨为生与强烈自尊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审讯结束时，黄浦检察院的检察官问了一句：“如果你出去了，再遇到类似事情，你会如何做？”没想到金光却淡然地回答：“我会让对方先让开，但是不能挑战我的底线……如果再有人挑战我底线，我还是会捅这家伙。”

金光是一个流浪的乞丐，又是一名残疾人，属于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为人代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目前，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所说“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

本案中的金光，看似蛮横跋扈，实际上他的尊严感同生存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把别人对他的轻视，和自己在这片地头混不下去联系起来，得出受欺负就会没饭吃的结论，所以对他人哪怕一丁点的不屑也异常敏感。所以“弱势群体”也有其“强势”的一面。还有一则事例，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弱势群体对自尊的需要。福建漳州有个流浪汉叫沈洪钢，常常吃了这顿没下顿，饿得皮包骨头。但他说“乞讨，我实在拉不下这个脸”。根源是在2010年，穷困潦倒的沈洪钢曾经一度走上街头乞讨，一位路人丢给正在乞讨的沈洪钢一块钱，可能看他正当盛年，手脚健全，就说：“你最好回家，找份工作。”“我没有家，手脚有病。”沈洪钢回答。“人在做，天在看”，路人有点不相信，丢下一句话就走了。沈洪钢当时心里非常难受，从此不愿再低声下气去求人。“长这么大，什么苦都吃过，就是没偷没抢，凭什么让人看不起！”像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也指向了弱势群体的尊严，可能对于金光来说，他的自尊可以用来乞讨，但决不能被“侮辱”，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他已经失去太多了。

这也让笔者想到近期黄浦检察院办理的另一起更极端的案件，尊严可以拿来谋生，但决不能受到丝毫侵犯。

一名“公关小姐”的尊严

小柯今年才19岁，却已在某夜店做“公关小姐”。一天晚上，领班“秋秋”让她出台陪客人，并称不需要从中“抽头”。事后小柯拿到出台费万元。次日晚上，“秋秋”提出要“抽头”2000元，小柯虽然感到有点委屈，但还是同意支付1000元。没想到的是，“秋秋”立即破口大骂：“你就是一只鸡，还有资格和我们讨价还价！”过了几天，小柯竟然收到夜店的通知，称她被开除了。小柯打电话给“秋秋”，求她放过一马，换来的确是更加不堪入耳的辱骂。小柯回到暂住地后，越想越郁闷，进而滋生出深深的怨恨，于是她选择了报复。一天晚上，小柯怀揣一把小菜刀来到夜店，在休息室内坐等“秋秋”。等了半小时后看见“秋秋”来了，积蓄已久的小柯几个箭步跟上前去，对着她的身后便是一阵乱砍，顿时血溅夜店，直到有保安奔出阻拦方才罢手。

黄浦检察院的检察官在提审小柯时得知，小柯籍贯河南农村，自小父母离异，其不堪后母虐待，十几岁即离家出走，之后在各个城市辗转流浪，成为一名流浪人员，最终成为了一名夜店卖淫女。在她的心中，男女之间没有感情，只有赤裸裸的肉体关系。说到为什么选择用这么极端的手段报复时，小柯颇有怨恨地回答：“她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却连道歉都没有，越想越生气，就想要好好给她点教训。”

检察官分析，在这起案件的犯罪动机中，小柯的自尊心颇值得玩味。首先，作为一个卖淫女，她在“客人”面前可谓尊严全无，然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本应处在花季的少女，她的内心深处其实强烈渴望着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和尊严。其次，在她的眼里，“秋秋”和她是一样的卖淫女，只是现在升做了领班，“我可以被客人侮辱，但她却没有资格侮辱我”。在她的心中，只有同为卖淫女的同事才是可以赢得自尊的唯一群体，一旦这个群体的支持倒下了，她内心的最后一丝防线也就随之坍塌。最后，由于小柯长期流落在外，生性狂野，不假思索便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在这里，检察官引入了一个社会心理学名词，就是相对剥夺感。1982年，朱迪斯·布劳和彼得·布劳夫妇在合写的《不平等的代价：都市结构与暴力犯罪》一文中，提出了相对剥夺理论。他们认为，贫富悬殊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感，会导致愤怒情绪和犯罪行为。社会的隔离以及群体分化的固化，使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的不满足感和被剥夺感是十分强烈的，并且由此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为了排解内心的无力感，他们想要通过“攻击”的方式来报复这种排斥。当这种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一旦出现任何“导火索”，潜在的不良心理很可能就转化为犯罪的动机，从而刺激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实施犯罪。心理学家阿德勒甚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心理动力来源于自卑感，只是每个人表现自卑感的方式不同，有人知耻后勇、奋起直追，有人自感平庸、退缩回避，也有人选择破坏、逆反对抗，其实质都是一种对自卑的反应。

在这两起案件中，无论是金光还是小柯，都是自少年时期即开始流浪，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二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卑心理，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话语对他们来说就是刺激他们神经的挑衅。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样强烈，对于侵犯到自己的人和行为，他们想要自我保护，又缺乏合法合理的救济手段的知识，不知道寻求他人或者公权力的救济，而是自己采用自我救济的手段，即使用武力来伤害对方、宣示自己的强势。这是一种动物性的自我保护手段，通过武力使得对方屈服、惧怕，从而不敢再侵犯自己。这种自我保护手段是由他们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学习和获取到的，也是对相对剥夺感的一种补偿机制。

遗失的童年

小蒋与小葛、小朱等六人均是流浪人员，平时多活动在人民广场附近。自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间，他们结伙在上海河南南路、贵州路、吴江路、西藏中路等地，夜间以撬门、攀墙、翻窗等方式结伙盗窃沿街单位店面十余次。黄浦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六名犯罪嫌疑人均为青壮年男性，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均不事生产，而且都有盗窃前科，长期过着以流浪、犯罪为生的生活，并且习以为常，说干就干，就和上班差不多。

在此之前，黄浦检察院在办理的一系列社会闲散、流浪人员盗窃的案件中还发现，有的犯罪分子偷窃不仅仅为了钱，更多是为了一种非法占有和破坏秩序的心理满足。有一个窃贼深夜潜入鸭脖店偷钱，发现银箱内空空如也，索性偷了1000多只鸭脖回去，既不能卖也吃不掉，他自己自述是“就觉得空虚，总要拿点什么才安心”，这种心理已经从单纯的侵财逐步演变为反社会人格。其深层次原因也是一种对自尊的变相满足，感到自己每次出手总要有些收获。

检察官蔡旖旎在审讯几名嫌疑人时发现，他们都有明显的厌世情绪，对人生、生活、政府甚至家人充满负面情绪，认为“没有工作可以做”、“没人管我们”。这些盗窃案的嫌犯，大多是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流浪人员。流浪未成年人也被称为“流浪儿童”，顾名思义，就是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没有受到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和住所、靠自己谋生的未成年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精神，在中国，流浪儿童是指年龄在18岁以下，脱离家庭且离开监护人流落社会连续超过24小时，失去基本生存和可靠保障而陷入困境的少年和儿童。

较之成年人，流浪未成年人的自尊感正处在成长和定型中，也恰恰是在这段时间被异化固定。通过问卷调查，这些儿童均具有自卑、不信任、自私、冷漠、胆怯、孤僻、行为不得体、坐立不安、不遵守集体规则等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在研究中，专家发现他们遇到刺激容易情绪化、易怒、紧张、敏感、脆弱，与周围事物格格不入，与他人交往显得拘谨、羞怯和苦恼，一些孩子的抵触情绪、敌对情绪很强。

心理学家认为，流浪儿童由于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本能的需求凸现，“本我”意识被过于强化；又由于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自我”也就无限制地张扬。与此同时，“超我”却缺失了。流浪儿童未受过正规的品德教育，他们不懂得道德，不懂得良心，不懂得追求。爱是这些流浪儿童在自己的生活里尤其是在流浪的日子里几乎得不到的东西，没有形成爱心互动的环境，所以，许多孩子都异常冷漠，而又异常自我。

主流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刻板印象，很容易给他们贴上各种含有贬义的标签，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用“小流子、小偷、小叫花子”等词语称呼流浪儿童。流浪儿童的行为不免要遭受到他人的非议与指责，长期的自尊受损很容易造成他们的人格缺失。再加上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引导，这样，这些孩子人性中“恶”的一面被凸显，社会化过程被异化。流浪儿童对于主流社会和群体方式有着复杂而无知的情绪。独立、敏感、封闭、自我、多疑、固执，缺乏合作意识，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烈，即便是那些正在尝试改变的流浪儿童由于很少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鼓励，他们很快又会向负面方向倾斜。

近年来，民政部出台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中对于流浪未成年人增加了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方面的内容。规定救助部门应定期对受助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存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受助未成年人，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但总体上而言，对流浪儿童进行心理救助研究还比较少，仍处于起步阶段。

检察官在走访了救助中心后发现，流浪儿童很难接受比较正规系统的心理辅导和矫正服务，再加上救助站里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虽然工作人员也通过谈心等手段给孩子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总体效果并不突出。因此，救助中心在工作人员的配备上，设置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辅导老师是非常有必要的。专业心理辅导教师主要制订心理辅导计划和进行心理矫治工作。流浪未成年人进入中心后，首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心理诊断，弄清他们的心理问题，建立他们的心理档案，为以后的心理辅导和心理研究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以专业手法分别对不同的心理状况的流浪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和矫治，重建他们对自尊的正常需求。

流浪者不是政府的敌人

据媒体报道，英国曾有一名老流浪汉哈里·海洛斯，在伦敦北部一个公园里搭了一个临时住所住了好多年。后来公园被开发商买下，要拆除改建，这时开发商却意外地发现他们竟要给这个流浪汉提供一个永久住所。根据英国《占住者权利法》规定，如果一个人在一片土地上居住超过12年而无人提出异议，他就有权拥有这片土地。当然，前提是“你得证明自己的居住时限”。哈里虽然没有水电账单、银行账单等凭证，但当法院前来调查此事时，周围的邻居们——公园的管理人员、疗养院的员工，甚至巡逻的警察，都纷纷站出来为他作证。开发商只得向这位“领主”提出购买土地。最终的结果是，虽然开发商出价升至400万英镑，但老哈里最终拒绝了这次“动迁”，因为他觉得住在这里很快乐。

还有一则案例发生在美国。2007年8月旧金山一名中国妇女在失业后付不起房租，于是她白天就在公园里乞讨，晚上露宿在公园里。地方警察发现了她并将她驱逐出来，且要罚款数千美元，准备把她送入监狱。此时，旧金山的几个公共律师决定免费为她打官司，前前后后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她免除了牢狱之灾，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汽车旅馆居住。其中一位律师说：“政府与其花许多纳税人的钱去把流浪者们送入监狱，还不如把这些宝贵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的帮助项目中。”

除了政策上的救助，即便在文化观念上，流浪汉同样享有尊严，不被歧视。在美国，往往不使用“乞丐”这样的歧视性字眼，而对于在大街上的乞讨者，官方统一使用的是“流浪者”这样的称谓，英文叫做homeless，即“无家可归者”。2003年，美国芝加哥5000名乞丐就联合提出诉讼，称在礼貌行乞过程中遭到不公正的罚款或拘捕，结果每人还获得了400美元的赔款。即便是娱乐性很强的游戏，也不容对流浪者进行冒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谷歌安卓系统软件市场上有一款名为“猎杀流浪汉”（Hobo Hunt）的游戏软件遭到猛烈批评，该游戏的玩家可以杀死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许多安卓系统用户认为这款游戏是不道德的，称其令人恶心。谷歌发言人也因此表示，他们需要对这款饱受争议的软件进行调查。

这些事例都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流浪者也拥有生存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在一些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对“流浪汉不是政府的敌人”这一观念达成共识。

在我们上述的刑事案例中，嫌犯的自尊都是扭曲乃至扩张的，然而无论其如何扭曲，其本源都是人的基本尊严，他们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家庭等问题的包围下，被逐步异化膨胀为自私与冷漠。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有流浪人员犯罪的情况发生，而且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犯罪的比例一定较一般人来得高。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却将关怀这个人群作为体现文明程度的标尺，特别予以关照，且此传统源远流长。1601年，女王伊丽莎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济贫法》等社会救助法律文件，其制度价值观念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之上的。立法者不再把流浪乞讨完全归于懒惰、厌恶劳动等个人原因，认识到有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业机会不足也会造成贫困，于是尽力提供条件，设法加以安置。

即使是出于好心想救助流浪者，也必须考虑流浪者的面子和尊严。在加拿大，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同样很突出，几乎每个普通市民，或多或少参加过对这些人的救助，但这种救助是静悄悄的、常态的，却也是日常化、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许多超市里有“食物银行”，街头巷尾有“庇护旅馆”，有很多的义工为这些慈善设施的正常运转默默工作。许多流浪者因此免于饥寒，但这些帮助机制动静不大、更没有眼球效应。

同样，澳大利亚鼓励全员参与救助流浪者，并注意维护流浪者自尊心。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提供免费饮食。这项措施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了服务的主体，大大维护了流浪汉的自尊，也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流浪乞讨问题源于经济生活贫困，源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大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要解决或减少流浪乞讨现象，就要消灭贫穷，就要发展经济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发展经济，逐步消除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消除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特别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脆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要靠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况且即便真的到了这一天，也还是会有流浪者存在。就如日本厚生省统计，全国在册的流浪汉6000余人，他们大多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有不少是心灵修行者。

所以，目前我们更多要做的还是正视现实，对我们可以改变的作出努力，从认识层面上理解流浪人员现状的客观原因，同时做到基本的尊重，相关部门则在执法、安置上更注重人性化和个性化，共同避免和减少流浪人员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维护流浪人员的尊严，也是对他们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修复，逐步提升其社会归属感。还是那句话：“流浪者不是政府的敌人，他们和我们其实并没两样！”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作者：杨旭垠 蔡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