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的内涵是什么

第一篇：公平正义的内涵是什么

维护公平正义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下)

杜飞进 王比学 黄庆畅 白龙

 2012-10-05 11:18:18

来源：人民网2012年10月01日

坚持从国情出发，在承继中国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年来，从党的十六大吹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到党的十七大作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看得见的公正”、“能感受的高效”、“被认同的权威”在日益深化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成为现实。

10年探索10年改革，完成中央确定的近百项两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固然不易，在改革中收获的经验启示尤其珍贵。回顾10年探索历程，总结10年改革经验，不仅是推动我国司法工作科学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启示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

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都很强，国内外十分关注，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党的坚强领导，是司法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介绍，“从改革措施的调研论证到改革方案的制定实施，这场改革自始至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

两次写进党代会报告，三次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党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心，增强了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信心。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透过中央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所体现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正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向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司法改革的“方向定位”明确了，其“实现路径”才能清晰。从“积极稳妥”到“积极推进”，再到“深化”，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这也折射出我们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部署在一步步深入，司法改革工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基本思路越来越清晰。

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司法体制改革才得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作为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央政法委员会始终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了加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督促和落实，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从中央部门到地方，从人大到政协，从专家到基层干警，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从党内干部到党外人士，都参与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论证和决策过程，纷纷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司法体制改革才得以有力有序地推进。围绕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到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一次次会议，一项项措施，使司法体制改革的近百项任务一项项落实到责任单位、一项项明确具体时间表，使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中得以积极稳妥地推进。

启示二：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到既博采众长又不照抄照搬，既与时俱进又不盲目提出过高要求

如何才能保证司法改革不入歧途、不走弯路?回首司法体制改革的10年历程，从我国国情出发，始终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健康发展，始终随着民主法治的步伐不断推进，始终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同步深化，是我国有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又一经验。

多年来，政法领域一直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方面。片面追求“司法独立”，片面强调“法律至上”，盲目崇尚西方法制„„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这样的观点和思潮不时泛起。“既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既与时俱进，时刻不忘群众感受，又不超越现阶段实际提出过高要求，坚持循序渐进。”中央从一开始就为司法体制改革定了调，并将其贯穿始终。

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就是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尊重国情、博采众长的一个范例。在各级司法机关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使量刑从“估堆”到“精确计算”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并发布了社会关注度高、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典型案例作为指导案例，规范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效解决了“同事不同罚”、“同案不同判”等问题。

“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一直有比照成例断案的传统，司法判例制度也是英美法系的传统。”法学界普遍认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既是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其他国家有益法治经验的合理借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社区矫正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罚执行模式，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我国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积极借鉴和探索。2003年，北京等6省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向全国推开。到2011年底，各地累计接受社区矫正人员102万，解除矫正56.7万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为0.2%左右。社区矫正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增强了教育改造的效果，而且降低了教育改造的成本，丰富了我国刑罚执行的模式。

博采众长，但不照抄照搬;与时俱进，但不盲目提出过高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集中体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原则。“你有权保持沉默。”相信不少人对这句国(境)外的电影台词印象深刻。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人提出应借鉴西方这一让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规定。立法机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认为基于当前国情，“沉默权”不符合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因而不宜作出“沉默权”的规定。

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大法律援助服务„„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东方经验”固化为司法制度，“西方法制”中的合理成分也越来越多地被我吸收和借鉴。

启示三：必须始终坚持执法为民，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

公平正义，是党的事业之主旨，是人民利益之核心，是宪法法律之根本。维护公平正义，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告状难”，曾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1400家法院和1600家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使群众反映强烈的“告状难”得到了基本解决。

“从群众期待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回顾10年司法体制改革历程，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执行难”，曾是个困扰多年的问题。根据司法体制改革总体部署，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与公安、检察、金融、国土、建设、工商、出入境管理等部门的执行联动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配合、人民法院主办”的全社会联动执行工作格局，找到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有效对策。“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治理“执行难”问题的制度合力。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因素。10年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建立了讯问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检察机关还通过健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以及完善当事人权利告知制度等，改革和完善了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制，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完善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讯问制度，使侦查讯问得到了有效监督、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依法保护。

人民需求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发动机，人民感受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试金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同案不同判”、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超范围扣押冻结款物、司法“暗箱操作”等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一一得到解决的同时，各级司法机关还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拓宽民意渠道，让人民广泛参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大接访”到“大走访”，再到“三访三评”，全国公安机关近年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2009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专门收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转化为法院工作决策的参考依据。同年6月22日，检察机关也正式开通了统一举报电话12309。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是我国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便捷高效、功能齐全的诉讼服务中心、业务受理接待中心，通过引进诉讼引导、查询咨询、诉前调解、举报受理服务，做到了“办事有人引、咨询有人答、查询有人帮、材料有人收、诉求有人应”。“大调解”格局的构建，诉调对接机制的出台，让老百姓“和为贵”的理念得以实现，既节省了打官司的成本，还实现了案结事了。为了缓解“打官司贵、请律师难”的问题，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使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得到了大幅降低。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还可以免交、减交、缓交，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能够依法充分主张权利。

启示四：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

司法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事关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败。可喜的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政法机关相互配合、上下联动，其他部门鼎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在“统筹协调”中稳步推进。

2009年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发生“躲猫猫”事件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了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清理牢头狱霸，查处失职渎职民警。2010年3月，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会同各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并开展看守所安全管理大检查专项活动，从根本上防止了“躲猫猫”事件的重演。

量刑规范化改革，虽然重点在法院，但它的顺利推进同样也得益于各司法机关之间的密切配合。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同年9月下发《关于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为确保改革取得成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会签了《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

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与优化，不仅关系到司法体系的进一步理顺和规范，更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因而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重点。在改革过程中，通过增设司法机关内部机构，理顺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审判、检察业务关系，规范完善再审程序，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鉴定管理体制，有效解决了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提高了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能力，满足了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新要求。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滥用和腐败。各司法机关之间除了配合，也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同样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为了给不立案、乱立案戴上“金箍”，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建立了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和共享平台，并通过审查批捕、受理来信来访，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针对影响司法公正的生效判决，检察机关有权采取抗诉或提出检察建议等监督措施，人民法院要在收到检察建议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为防止“前门进后门出”等减刑、假释问题，监狱、看守所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或者书面意见的，必须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这些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为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启示五：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推进，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凡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的改革举措，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后再推广实施

任何司法体制、司法制度都是依法建立的，同样它的任何改革与调整都可能涉及如何对待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问题，因此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悖论：由于现行法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到位才需要改革，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可能突破现行法律，甚至必须突破现行法律。怎么办?

“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与完善立法的关系，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加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的步伐，为改革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司法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确定并遵从这一原则，在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眼里，这是尊重法治、加强法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改革有试点，司法体制改革没有“特区”。凡改革涉及现行法律立改废的，一律都先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于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相关法律的修改就自然提上日程。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曾有一段合理的“冲突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很多条款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冲突”，而此类“冲突”又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的明显“滞后”之处。此外，人们还感觉到了当时刑事诉讼法的其他种种不合时宜。维护人民利益，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要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要而紧迫。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非法证据排除有了具体标准从而限制刑讯逼供、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录音录像、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届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衔接问题将不复存在。

改革体现法治精神，用法制保障改革成果。依法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以其坚实的步履、丰硕的成果，不仅充分证明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与举措，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现阶段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符合公正高效权威的要求，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通过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人民享有更加丰富的法治文明成果，并对人类法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篇：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之术

文章标题：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之术

●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更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现代和谐社会所铺垫着的是一种浓郁的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法治文化

●现代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至少需要形成四种健全的社会机制，即利益表达机制、激励动力机制、整合平衡机制和利益救

济机制。而促使和保障这四种机制正常启动和运行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手段就是法律

●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它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共同的、互助的、和谐的社会，是以公平正义精神为灵魂、为引领的社会。没有法律的调整和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实现和谐社会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小康社会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经过努力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而小康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因此，我们党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所理解的和谐往往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现代和谐社会与前人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至少有以下区别：现代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这是它的经济特征;现代和谐社会是在民主与科学基础上有效管理的社会，这是它的政治特征;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有着丰富的人际关系，因此不能仅仅依靠道德伦理来维系人际关系，更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现代和谐社会所铺垫着的是一种浓郁的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法治文化，这是它的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古代和谐社会仅仅是理想甚至是“空中楼阁”的幻想，而现代和谐社会才是真正能付诸实现的美好蓝图。

现代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一般而言，构建和谐社会至少需要形成四种健全的社会机制，即利益表达机制、激励动力机制、整合平衡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主要通过政治民主机制来实现，激励动力机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整合平衡机制主要通过政府管理机制来实现，而利益救济机制则主要通过司法保障机制来实现。而促使和保障这四种机制正常启动和运行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手段就是法律。

利益表达机制的主要法律形式应该是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因此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需要充分表达，为此，要创造条件，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需求，并引导各种利益主体在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政治学中有一句名言：“所谓政治，就是民意的表达。”在我国，如何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就成为政治领导人和立法机构必须经常考虑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必须依靠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来规范。因此，体现利益表达机制的法律的最显著特点是充分反映和谐社会之中极其重要的主权在民原则，体现和谐社会中一切公权力应该具有的为民所授、为民所有的品质和精神。

激励动力机制的主要法律形式就是民法，它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要求人们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价有偿等原则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使得社会全体成员能在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并按照贡献大小心安理得地公平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当然，与之相辅相成的机制则是惩治机制，对于一切危害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应该予以处罚，从而使激励动力机制能更持久、更广泛、更正常地运行并发挥作用。体现激励动力机制作用的法律充分地反映了和谐社会公民自治的特点，使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资源无障碍地显现其作用，并使每个人的个体积极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至于整合平衡机制除了宪法作为根本依据之外，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应该是行政法，因为行政法除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作用之外，其最经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加强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合法、合理地调节公民、法人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利益矛盾，例如利用税法，调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利用社会保障法，保护全体社会成员，重点是保护那些需要帮助与救济的困难群体的基本利益。整合平衡机制的法律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原则，体现权为民所用的人文情怀和价值，体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最佳互动与合作关系。

当公民的和谐关系受到威胁或遭到破坏，公民的合法权益被组织或者其他人侵害之时，利益救济机制就应该启动和运行，司法机关作为正义的保护神应该挺身而出，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奋斗。利益

救济机制的法律形式除了各类实体法之外，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内的各类诉讼法。因此，各类诉讼制度都要体现公正和效率原则，从而使失衡的社会关系迅速得以修复，使失和的人际关系重新达到和谐状态。在现代文明社会，必须树立起司法权威，社会大众不仅在理智层面上认同并接受司法权威，而且在情感层面上尊重并信仰司法权威;在利益救

济机制中，公民体会到的不仅是实体公正，而且享受到程序公正。

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它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共同的、互助的、和谐的社会，是以公平正义精神为灵魂、为引领的社会。而法律恰恰就是人类的公平正义之术。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报告，该报告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我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仍十分严峻，例如农民失地和城市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腐败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等等。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目前在社会和谐方面也同时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挑战。如果这些问题拖延不决，势必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因此，要达到社会和谐，必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科学谋划，正视以上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党中央已经明确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特征视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法治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社会和谐。没有法律的调整和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实现和谐社会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为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之术》来源于，欢迎阅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之术。

第三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

略带口音的杨银学，并没有想象中律师的能言善谈。在不长不短的12年律师生涯里，提供法律援助成为他事业中很重要的部分。当然，法律援助工作并不像他的律师身份这般妇孺皆知。

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一份略有泛黄的资料记载：1994年1月3日，司法部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面前事实上的人人平等的标志，律师法草案应该将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明确写进去。” 司法部有关领导表示。

缺钱的法援

1994年年初，法律援助对于99%的中国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解决部分人因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成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直接契机。

然而，伴随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对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的提高，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和分布不平衡逐渐突显。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穷，只希望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自己的钱少搭点就好。”杨银学所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与我国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一样，资金短缺是这一地区展开法律援助工作的瓶颈。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各省(区、市)制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使用一般性财政资金满足的是最困难群众最基本的法律援助需求。有大量虽不属于贫困线以下，但经济较为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的群众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同时还有很多涉及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的事项，没有被纳入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此外，由于经费保障不足，一些地方不能及时足额发放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在影响法律服务人员办案积极性和案件质量。

对法律援助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法律援助供给不足的矛盾，急需开辟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

公益金注入

申请利用国家彩票公益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多年的愿望。2008年是周院生走马上任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秘书长的一年，促成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是他在这一年的大手笔。

2008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向司法部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正式立项，2009年安排彩票公益金5000万元，专项用于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五个方面的法律援助工作。

每年5000万，意味着每年至少有2.5万个挣扎在法律边缘的生活底层家庭重新看到希望。特别是在法律援助工作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分配资金数，将达到项目资金总数的70%以上。

彩票公益金的注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款”，而是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的办案专款。这也是该项目与财政一般性资金支持法律援助的最大区别。比如资助办理“执行难”的陈年旧案，鼓励办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新领域法律援助案件。

“当时真没想到我们的工作能得到这个项目的资助。”杨银学有着意料之外的兴奋。2009年10月，打了15年官司的杨文科找到了杨银学，这是一宗让人挠头的执行案件。“一般律师不愿意受理执行案件。” 杨银学称，执行案件的关键点是找到被执行人，对这种吃力不一定讨好的案件，杨银学和他的团队发动一切可发动的力量大海捞针般寻找被执行人，联络有关部门一同参与此案听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该项目的办案补贴标准略高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补贴标准，“疑难案件和跨地区办理的案件”的补贴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杨银学们来说，无疑是稳定了大后方。

管好还要用好

2010年4月26日，周院生到河北省廊坊市开展项目实施情况调研工作以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和有关情况。

对于基金会来说，这笔历经7年努力申请下来的项目资金，带来的不仅是兴奋，也是一副担子。管好用好这笔资金不比申请资金容易。

2009年年底，基金会出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管理办公室，抽调专门人员负责项目实施管理的日常工作，并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和律师事务所为主要实施单位。

为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暂行办法》规定了一系列项目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的直接拨付制度;合同制的项目管理方式;实施情况报告制度;信息化管理;优胜劣汰原则。对通过审查的案件数和拨付给各项目实施单位办案补贴数额，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网站上进行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2010年12月24日，各项目实施单位已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9451件，办结案件27249件。累计为五类困难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9.8亿元，全国31个省(区、市)受益。

当初几乎无路可走的杨文科，在申请法律援助一个月后终于拿到11万元经济补偿，他执拗地要送给杨银学和他的团队一面锦旗。“打了这么多年官司，没少花钱，怎么还能让他花这份钱呢?坚决没让他送。”杨银学似乎有着同样的执拗。

法律援助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其不断发展的动力。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同参与下，对该项目实施形成推进的合力，促使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名副其实的“调节器”和“减压阀”。

2010年10月13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和2010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民生，服务困难群众。

第四篇：法律的故事(公平正义)

法律的故事：教我们认识自己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和睦相处，猎杀的野兽都要平分。有一天，一个猎户生出私念，把打到的野兽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他的行为被发现，他因违反了部落的规矩受到处罚。讲故事的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法律。

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他把法律与刑罚等同起来了。法律要比这早得多，那就是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像猎杀的野兽要平分，这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是“公平、正义的行为习惯”，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弱者，对恃强凌弱的人进行约束制裁;有了它，才能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原始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所以，法律才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别的发明仅仅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却能让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所罗门与包青天

相传，3000多年前，以色列出了一位伟大君主——所罗门王。有一天，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婴儿来找所罗门，她们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让所罗门断案。两人在所罗门面前激烈争吵，所罗门也无法听出谁说的是真话。于是，他灵机一动，让人拿来一把宝剑：“你们别争了，我把孩子劈开，你们一人一半。”两个女人闻听大惊，一个女人急切地哀求道：“千万别杀孩子，我不要了。”另一个女人则说：“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杀就杀。”于是，所罗门认定孩子属于哀求他的那个女人，因为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伤害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真正的母亲得到了孩子，企图冒领婴儿的那个女人则受到所罗门的惩罚。

这个故事在西方流传了近3000年，所罗门也成为正义、英明执法者的化身。 与所罗门相似的是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包青天的故事。包公断案，以充满智慧、不惧权贵著称，这两个特点为他赢得了“青天”的美称。

然而，无论是所罗门还是包青天，他们与现代法治的理念相去甚远。比如包公，他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侦探，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这种体制，只能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素养高还好办，素养差就容易出冤假错案。

正义女神为什么蒙上眼睛

古罗马神话中有个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她的形象是一手持天平，代表公正;一手持利剑，代表正义。可让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却用布给蒙上了。

正义女神掌司法，看不见东西怎么行?原来，古罗马人认为，警察是警察，法官是法官，前者要睁大眼睛，而后者是裁判，闭上眼睛就不会先入为主，平心静气才能不偏不倚，准确判断是非。

说起古罗马，就不能不提律师，因为古罗马是律师制度的发源地，而普利尼则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律师之一，许多看似很难打的官司，他都赢了。 有一次，一个女人为一笔遗产打算起诉其继母。原来，她80岁的老父取了新夫人，可两人结合没多久，老人就病死了。新夫人于是想利用老人的遗嘱发笔大财，可老人的女儿不干，她决定起诉继母，就找普利尼，让他帮忙。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但普利尼接了下来，开庭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人，普利尼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精确的计算，滔滔雄辩几个小时，最终打赢了官司。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里，出现了完备的法庭和一套程序、第一次将法律划分出公法和私法、诞生了在法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查士丁尼法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鲁诺之死与宗教裁判所

1600年2月17日，罗马城内鲜花广场上警卫森严，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临刑前，他慷慨陈词：“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布鲁诺因为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而触怒了罗马宗教教庭，于1592年被捕。布鲁诺被关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8年，受尽折磨，但他的信仰始终未动摇。1600年2月6日，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马德留奇红衣主教宣判布鲁诺死刑。 这是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古罗马那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被无情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法庭和各封建领主自己设立的法庭。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罗马教廷最终成为西欧至高无上的宗教王朝，而宗教法庭也逐渐遍布西欧各地，凡是他们认为背离天主教信仰的人都要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布鲁诺就是被宗教法庭杀害的无数人中的一个。

米兰达警告与沉默权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流行一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去揭露自己的犯罪”，也就是说，人在受审问时，有沉默的权利。

最早与沉默权有关的故事发生在1639年，几十年后，英国最早将沉默权写入宪法。然而，从那以后，人类为争取沉默权仍然努力了几百年。

看过美国警匪片的人一定会很熟悉一段“套话”：“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审判中不利于你的证据。你可以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这是美国?包括西方国家?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说的话。

为什么美国警察要说这句话?这还有个故事呢。

1965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一起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是个20多岁的青年，叫米兰达。在警察连续审问下，米兰达招了供，州法院根据他的供述判他50年徒刑。在律师的指点下，米兰达提出上诉，他声称自己没有罪，所做的供述是违心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沉默的权利，不知道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更不知道自己有权请律师。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未通知米兰达有两个权利，因而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据此，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无罪。 从此，美国警察多了一项工作：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提醒他们拥有两项权利，即保持沉默的权利和请律师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美国警察衣袋里都装着印有这段话的小卡片。

米兰达规则对限制国家滥用权利、消除警察刑讯逼供、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无明文不处罚

十几年前，澳大利亚曾出现一件轰动全国的官司：悉尼北部的曼利海滩是个裸泳者的天堂，而曼利市政府觉得裸泳有碍观瞻，而且容易诱发犯罪。当地政府翻出1919年澳大利亚颁布的一个法案，发现里边有如果游泳着装不当，当地政府可以禁止的条款。于是，当地政府以此为依据，将裸泳者告上法庭。没想到，法庭驳回了政府的诉求，理由是那部法律只规定对各种“着装不当”行为进行处罚，而未规定对不着装的情况进行处罚，所以，法庭无权对裸泳者进行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罚，这是所有法治国家所遵循的理念。这样做可能会“放纵”某些行为不当的人，但它却从最大意义上保护了所有公民的权利。

第五篇：维护公平与正义的使者

—和谐社区带头人乔刚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乔刚律师是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是弘嘉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之一，是弘嘉所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工作扎实、业务熟练、知识丰富，而且为人真诚亲和，乐于助人，关心同事，为弘嘉人起到表率作用。他心系居民群众，工作上满腔热情，思想进步，作风上勤奋扎实。在他的带领下，弘嘉所成为北京律师界的典范，弘嘉人也为众多的个人客户、企业客户及受惠及的基层政府机关和居民所津津乐道。他是个善于思考、勇于进取的人。弘嘉党支部成立后，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律师，他不仅展示出出色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而兢兢业业;同时也胸怀着奉献社会、回馈社会的社会责任感，象不知疲惫的工蚁一样把法律知识和热情服务送到社会每一个能探到的角落。他是弘嘉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带头人和策划者，他利用自己律师的专业优势，奉献在社区，服务于群众，为社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与时进 创一流 情系和谐法律人

良好的社会风尚、共同的生活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些要求就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调整工具。因此，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普及社会主义法律知识，增强人们对各种纠纷矛盾的自控能力、预防能力、分析能力和化解能

1 力，无疑是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法律人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乔刚律师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但自己身先士卒，深入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中，还通过各种理论教育和实务锻炼活动增强弘嘉人的使命感，使他们的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送法基层、服务和谐的专业队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民间的纠纷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例如：邻里、家庭矛盾;城市建设引起的动迁、安置矛盾;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矛盾;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引起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仅仅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已经远远不够，迫切需要通过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需要法律意识的引入和法律手段的介入，是在法的框架下开展一系列的工作。基层社区是社会生活群体的最小单位，如同机体的细胞，细胞的健康并正常发挥其电解转化养分功能是机体强健的内在要求。按照“两化一覆盖”的工作要求，社区管理更需要法制化、规范化，深化“法律进社区”，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刻不容缓。在乔刚律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弘嘉律师事务所积极响应朝阳区“法律进社区”工作的号召，主动联系双井街道办事处，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发挥出律师在法律宣传教育、矛盾调解、法律代理和服务基层民主管理、决策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忠于党，民为先，坚定信仰重实践

弘嘉党支部成立后，乔刚律师组织支部委员一起建立了支部组织生活制度，加强了支部的思想建设和支部建设，并通过对弘嘉人严格的考查和培养，挑选出三名品行兼优的同志荐为入党积极分子。

乔刚律师通过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了以人为本，兼顾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支部内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提高大家的党性修养，另一方面指挥和指导大家深入实践，与基层群众亲密接触，了解群众的需要，分析群众问题，解决群众矛盾。弘嘉所于2007年开始就将热情专业的法律服务渗透到朝阳区双井地区、豆各庄地区、建外地区、高碑店地区等城市区域，乔刚律师带领弘嘉人扛着“党员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大旗，向这些地区送去法律知识和服务，还经常走访慰问这些地区的贫困群众，深得地区党政领导、人民群众的赞赏。

乔刚律师还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积极促进社会稳定。胡某，女，原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干部，因练习法轮功，在奥运会之前被北京市西城区劳动教养委员会对其作出了为期两年半的劳动教养的决定。其爱人丁某本身不是法轮功练习人员，但不满意政府对胡某的处罚决定，找到弘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乔刚寻求帮助。乔刚同志了解情况后多次与胡某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用鲜明的事例和党和国家对法轮功转化人员的关怀对其进行劝导和教育，并配合北京市劳教局劳教人员调遣处的干警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对其进行转化教育。胡某与丁某对乔刚律师的耐心工作表示十分的满意与信任。在乔刚律师的努力下，胡某与丁某认识到了法轮功组织的邪恶本质，胡某决心积极接受管教和教育转化，早日回归社会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乔刚律师通过对法轮功练习者胡某做思想工作，帮助其顺利转化，将奥运会的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奥运会成功举办作出了贡献。

办讲座，解迷惑，普法多样增实效

2007年，朝阳区司法局大力开展各街乡“法律进社区”工作，这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也是促进法治建设的积极举措。

3 律师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捍卫者，也是法律宣传教育的传播者。乔刚律师把向社区居民宣传法律知识作为“法律进社区”的重要环节，充分利用举办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促进了由提高社区居民法律意识向提高社区居民法律素质的转变。

“法律进社区”工作广泛开展以来，乔刚律师为服务各地区社会团体、居民、村民开办了数十堂的法律知识讲座，内容涉及《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这些专题讲座不仅扩大的居民群众的法律知识覆盖面，提高和加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素质，更为各地区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起到助导作用，给社会的安定团结穿上了防护服。

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在首都隆重举办，这是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团结、和平等伟大民族精神的良好契机，奥运安保工作是重中之重，必须思想和行动一起抓、一起发挥作用。在奥运期间，乔刚律师为各服务地区组织了《“迎奥运”法律服务大讲堂》系列法律知识讲座，深受居民的喜爱，为营造奥运期间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贡献，并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奥运服务志愿者，在弘嘉所所驻双井地区的奥运先锋服务岗热心为过往居民群众、国际友人提供优厚的服务。

截止09年5月20日，乔刚律师在“法律进社区”工作中共走访社区100余次，开展法律咨询活动150次，已为1000多名群众解答了法律咨询，办理各类法律案件20件，参与调解12次，举办各类法制讲座50次，参与矛盾调处25件，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乔刚律师还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开展法律咨询、法制宣传

4 大篷车活动，例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学雷锋日、禁毒日、宪法宣传周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实践证明，“法律宣传、教育进社区”，以案说法、以事论法，对居民准确的、全面的、系统的理解法律法规，提高对法律的知识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一本《法律服务进社区》服务手册记满了他为居民咨询所记录下来的案例。他还定期对曾接受咨询的居民进行回访，了解事情的处理结果，使社区居民的一些涉法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每当看到居民的问题得到解决，便会欣然的微笑，喜悦之情应当说溢于言表。

解忧困，化纠纷，以人为本铸和谐

律师积极参与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化解和预防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乔刚律师时时刻刻都牢记着事前预防和事后维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执业理念。他积极参与基层群众矛盾调解，在之前的普法工作的基础上，接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习惯，并仔细分析各种矛盾纠纷的成因和焦点，运用专业知识帮助基层街乡化解了情况各异的民间纠纷。

2008年2月，广外大街9号院

1、2号楼地下污水无法排放，构成地下一层的配电设施严重安全隐患，居民生活用水无法正常供给。两家物业公司相互推卸责任，多次协商未果，事情处于停滞状态。乔刚律师受双井街道办事处委托，两次参与调解，在调解例会上明确告知双方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应本着友好解决的原则进行分析和调解，最终使两家物业公司同意共同修建一条新的排污管道，并赶在协商约定的日期内完工。

2007年12月26日，弘嘉所接到建外街道办事处史健所长的

5 来电，说光华里3号楼火灾造成13户居民无家可归，现在情绪激动，希望我们协助进行调解。乔刚律师立即前往光华里社区居委会。他听取了居委会魏君主任整个事件的经过后，对居民的处境表示同情，安慰居民后，待居民的情绪稍稍平静一些，乔刚律师从火灾事故的处理规定、法律调查程序、责任认定及补偿赔偿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告诉居民政府部门已在调查取证，事故原因及责任很快便会出来，请居民们耐心，相信政府，并且配合居委会进行房屋的清理工作，为早日进行房屋维修和入住做好准备工作。经协调后，群众的迷惑得到了疏解，为基层管理部分开展下一步工作提供了保障。

2008年4月，豆各庄乡于家围南村旧集贸市场的四位个体经营户因市场升级改造搬迁问题与村委会发生了矛盾。村委会对此事向乡里反映情况，乡里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乔刚律师参加了此事处理方案，明确表示村委会的安置方案是合理的，充分地保护了个体商户的利益。就此乔刚律师为该村村委会提出法律意见，并由村委会向四位商户告知，再次协商。最终这四位商户同意了村委会的方案，此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明责任，重信誉，以身作则做表率

律师发挥指导、协调的功能的这种作用，为我们社会减少诉讼、减少纠纷、减少集体诉讼事件和上访事件，为息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状态的稳定和和谐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律师是党的律师、是政府的律师的根本意义，律师有必要也有责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作好调解、息讼，紧抓稳定这一核心。

乔刚律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律师应当具备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堪称为二十一世纪律师界的楷模。他在一次支部会议上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

6 法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种因素，法制则是该系统良好运行的基础性系统。律师作为基础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扮演着特殊角色，律师的每一项工作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休戚相关。律师应以保障人权、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已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历史使命。”在他的影响下，弘嘉律师事务所必将茁壮成长，在和谐的大家庭中发光发热，成为一支保障繁荣与和谐的守护军。

中共朝阳区委双井街道工委

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