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内外稳定协调论文

【摘要】汇率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调控工具，研究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1996年1月至2012年7月的月度数据，运用AR-GARCH模型和协整理论，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额呈正相关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汇率内外稳定协调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汇率内外稳定协调论文 篇1：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和汇率制度改革

摘 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对解决内外部失衡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明显特征是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趋显和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而用于调整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之间则存在严重冲突。根据斯旺模型，解决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要求当前应实行紧缩国内支出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的配合，而从长期来看就是要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哈继铭． 中国的利率和汇率问题［J］． 国际经济评论，2006（2）．

［3］米德． 国际收支［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姜波克，傅浩，钱刚．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项俊波． 我国本外币政策协调问题探讨［J］． 金融研究，2007（2）.

［6］Frankel J. A. No Single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1999，No.7338.

［7］Mundell， R. A. The Approach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 Staff Papers， IMF(Washington)，1962，9：70-79.

［8］Mundell， R. A. The Dollar and the Policy Mix:1971.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1971，85：1-28.

［9］Swan， T.w. Economic Control in a Dependent Economy. Economic Recorde，1960，36：51-66.

（责任编辑、校对：郄彦平）

作者：冯　彩

汇率内外稳定协调论文 篇2：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分析

【摘要】汇率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调控工具，研究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1996年1月至2012年7月的月度数据，运用AR-GARCH模型和协整理论，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额呈正相关关系。而在短期内，进口额和出口额都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贸易 AR-GARCH模型 协整分析

一、引言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持续升值。在此变化之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话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成为国内经济学界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贸易的持续顺差同时也引发诸多问题，比如国内经济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外汇储备规模过于庞大，与贸易伙伴国的摩擦加大等。尤其是2007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面对困境，更是对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进行批判，普遍认为如此巨额贸易顺差反映的是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要求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导致大量资本（包括热钱）流入我国，因此我国的资本账户也出现了顺差，这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不小冲击，也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在当前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仍然较高的情况下，如何在坚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减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冲击，改善国际收支状态，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点。在这一系列难题中，汇率成为矛盾的中心，不仅对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影响，也对国内通货膨胀、货币流通等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均衡状态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内外协调发展。因此，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力求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处理好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汇率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较权威的理论是贸易收支弹性论。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汇率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但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货币合同、汇率传导以及商品数量调整的滞后性，汇率升值（即货币贬值）可能在短期内反而造成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贸易收支状况才会逐渐改善，也就是存在所谓的J曲线效应。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1996年1月～2012年7月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给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选取月度数据进行分析，是因为考虑到汇率变动具有连续性，尤其是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且自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更是呈现大幅升值态势，变化相当频密，而月度的高频数据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以期在此基础上为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目前国外学者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汇率波动对贸易有显著的影响。Bahmani（1999）研究了中东国家真实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证明汇率实际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Boyd（2001）认为从长期来看在8个发达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实际汇率对进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Singh（2002）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印度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贸易收支对实际汇率变动极其敏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Rose（1991）对1974年～1986年美、英、加、德等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马歇尔——勒纳条件也不成立；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第三种观点认为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与其他因素有关。Klein（1990）、Daly（1998）、Chou（2000）等认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要视国家的开放程度以及产业、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

国内学者就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所持有的观点也未能形成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如魏巍贤（1997），李海菠（2003），卢向前、戴国强（2005）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大，如陈彪如（1992），梁琦、徐原（2006），贺力平（2008）等。

经验数据对于汇率波动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也还未形成一致结论。纵观前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多数选取的数据是年度数据，而选取月度这样高频变化的数据的较少。为弥补以往文献中缺少高频数据且数据较为滞后这一缺憾，本文特选取1996年1月至2012年7月的月度数据，运用AR-GARCH模型和协整理论中的Engle-Granger两步法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定量研究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为我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测算

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统计性质良好，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达87.45%。从模型的拟合图（图1）可知，实际值与拟合值的拟合效果很好，可见GARCH（1，1）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原始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一直处于升值状态，1998年至2002年期间在波动中趋于稳定，而在2002年至2005年之间则处于贬值状态，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至2008年的第3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则再次处于升值状态，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则再次波动，但总体波动幅度不大。2011年年底，受欧债危机影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现象，人民币也在即期外汇市场连触跌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大幅跳水，从2011年10月的126.42急剧下降到11月的106.51，之后的9个月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期间的平均值仅为107.93。2012年7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8.52，与上年同期（117.86）相比依旧较低。但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全球经济走势来看，长期而言，人民币可能还将维持升值走势。

四、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为专门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情况对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文章以1996年1月至2012年7月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波动性、进口总额环比增长率和出口总额环比增长率为研究变量，分别记为V、IM和EX。中国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月度数据均来源于和讯财经网（http：//calendar.hexun.com），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性数据来源于前文分析结果（σt）。为了避免非平稳时序变量造成的伪回归现象，文章采用协整理论中Engle-Granger分析方法，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协整分析，衡量汇率变动与进出口贸易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运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效应。

（一）单位根检验

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模型F值达168.2335，对应的P值为0，表明方程的整体线性状况良好，统计性质优良。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的是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模型可知，我国出口总额变动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短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即ΔVt）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前一期的出口额偏离长期均衡（即ecmt-1）的影响。该模型也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大小反映的是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1.248454）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就将以（-1.24845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四）V与IM的协整检验

误差修正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统计性质优良。从中可知，我国进口总额变动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短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即ΔVt）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前一期的进口额偏离长期均衡（即ecmt-1）的影响。该模型表明，短期内而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进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从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估计值来看，当短期经济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内在机制会以（-1.3321）的调整力度促使偏离回归均衡状态。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AR-GARCH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理论的Engle-Grange两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与进口额呈正相关关系。也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增加会减少我国商品的出口，并带来进口的增加，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贸易收支的稳定。而在短期内，进口额和出口额都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此外，在恢复均衡的调整力度方面，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都小于零，表明在一次冲击后的这种短期修正是反向的，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的原理。调整系数都比较显著，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外部冲击具有自我修正的动态调整功能。调整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1，反映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冲击造成偏离的调整速度和力度都比较大，且进口比出口的自我恢复均衡的调整速度和力度都更大一些。

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持续升值的势头，进口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债危机的发生与蔓延使得全球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因此，中国目前的进出口贸易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持续增长的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已引发诸多经济难题，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造成不小冲击。要平衡国际收支失衡，减少与贸易国的摩擦，促使我国经济实现内外协调发展，就更应该注重发挥人民币汇率的宏观调控作用。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人民币长期低估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汇率调整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经本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增加会减少我国商品的出口，并带来进口的增加，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贸易收支的稳定。因此，为减少其波动对国内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这一点非常关键。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灵活性、加大汇率弹性百分点了各变量短期变化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由式子式子630的同时，还应把握机会逐渐实现人民币的渐进升值，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适当加快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实现中国内外均衡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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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峻，男，云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云南艺术剧院总经理，经济学博士；袁天昂：男，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时代金融》编辑，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货币理论、区域经济及农村金融问题。

作者：张峻 袁天昂

汇率内外稳定协调论文 篇3：

汇率制度的福利分析：述评与展望

摘要：梳理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文献发现：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不同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内容，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其综合形成的社会净福利考察汇率制度福利效应是其基本研究视角。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一个通透的汇率制度福利论框架的设想。

关键词：汇率；汇率制度；福利

文献标识码：A

哈佛大学弗兰克尔教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或任何时间都是适当的，汇率制度仅是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手段(Frankel，1999)。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显然，人们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调整及其制度改革对于国内经济主体以及国际间的福利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看，对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学课题。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

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其核心是何种汇率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其分析方法主要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静态与比较静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些学者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如“名义锚”理论，微观经济效率论，“汇率目标区”理论，“钉住汇率不可持续论”以及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汇率制度“两极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更加丰富了汇率制度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列维一耶亚蒂、斯德森格和雷齐奥于2006年尝试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选择某种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在过去40年中，关于汇率制度选择有三个最主要的方法：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二是着眼于金融的考虑，三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他们的实证结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只需要归结到贸易、金融和政治变量等几个简单的因素(Levy-Yeyati、Eduardo、Sturzenegger、Federico and Reggio、Lliana G.，2006)。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地动态调整，相应出现一些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的新学说。汇率制度理论构成了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福利论正是在考察、比较各种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的。

二、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范式：跨时均衡分析及其扩展

(一)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研究了汇率动态决定的一般均衡模型(Redux)，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Obstfeld and Rogoff，1995)。其应用的跨时均衡分析方法从自动调节机制和动态稳定分析转向跨时预算约束和最大化的横截面条件。这一分析方法融入了微观经济基础，能够分析开放经济下政策的福利效果。在市场不完全性和名义价格刚性下，能够进行政策评估。

(二)市场分割与市场定价问题许多研究对Redux模型关于所有贸易品的一价定律均成立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结合不完全竞争厂商的国际市场分割和当地货币定价扩展了Redux模型。考虑到市场定价(Pricing t0 Market，PTM)，研究指出PTM在汇率决定和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TM的引入对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就福利分析而言，在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成立的条件下。非预期的货币扩张提高了所有国内和国外厂商的福利，但在PTM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扩张增加了本国福利，降低了国外福利，货币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工具。

(三)价格粘性问题Obstfeld and Rogoff(1998)扩展了Redux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其中风险对资产价格、短期利率、单个厂商的价格确定、预期的产量和国际贸易流量有影响，这种方法使其能够解决不同汇率制度之间的福利均衡。

(四)不确定性问题Redux模型没有涉及不确定性的分析。尽管确定性相等使得研究者接近于精确的均衡关系，但它不能够开展影响产量变动冲击的福利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在粘性的名义工资、垄断竞争和用出口商的货币定价的条件下，建立了随机的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了工资水平确定的问题，有利于分析不同货币制度下的政策福利含义和它们对预期产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Obstfeld and Rogoff，2000)。

(五)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问题Corsetti andPesenti(2001)扩展了Redux模型，考察了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的效应。模型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经济扭曲的内部与外部原因(生产的垄断供给)和一国的垄断力有关。他们举例说，非预期的人为货币贬值可能使己受损，而不是以邻为壑，因为国内产量的收益被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

三、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视角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经济部门视角根据开放经济的四部门，福利效应可以从四个角度分析：一是消费者角度，一般以分析消费者剩余为代表；二是厂商角度，一般以生产者剩余或利润为代表；三是政府角度，可选择政府收入、政府主权、政府声誉或者社会福利为代表；四是开放经济的全球视角(或者主要利益相关国家)，分析汇率制度的调整对利益相关国家社会净福利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视角中，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角度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福利开展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视角。此前的研究有Chinn和Miller(1998)，Devereux和Engel(1998)等。Devereux和Engel(1998)在Obstfeld和Rogoff(1998)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据销售市场定价的模型，分析了不同定价行为下汇率制度的优劣，结论是在按生产者货币定价时，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各有利弊，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消费波动较小，但平均消费水平较低，固定汇率制度下消费的波动较大，但平均消费水平较高；在按消费者货币定价时，浮动汇率制度总是优于固定汇率制度。

(二)汇率变动福利效应的国际贸易传导Martin

(1993)研究了汇率调整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福利的影响，他把两国行业内贸易表示为一个古诺双头垄断模型，分析结论为：当一国的货币贬值时，该国厂商的国内销售量与出口量都增加，“对手国”出口量下降，从而使该国总供应量下降，国内价格上升。由此可知异国货币贬值，贸易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厂商获利。

杨明、李楚霖(1998)认为马丁的分析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马丁没有进一步分析贬值对由厂商利润加上消费者剩余所构成的净社会福利的影响：二是马丁的模型过于简化，他假设两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函数是一样的，而且两国厂商的成本函数也相同。杨明、李楚霖在文章中弥补了马丁模型的两个不足，并研究了多国行业内贸易中的两国向第三国竞争出口时，一国汇率调整对该国厂商产量及利润的影响。

王晓明(2002)放松了Dombush和Martin的双头垄断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定量分析了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汇率变动对社会净福利的影响：当贸易国的货币贬值时，本国厂商国内销售量及出口量都增加，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增加较大，即厂商将从本国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该国国内市场将由于进日量减少而减少供应总量，引起国内价格上涨，消费者剩余减少。

(三)资本流动性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无论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还是Devereux和Engel(1998)都假定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这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符。为此，Johnson和Tamirisa(1998)、Frenkel、Nickel、Schmidt和Stadtmann(2001)对资本管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特别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对资本流动性与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假定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国内企业靠贷款满足所需的资本，最优汇率制度的标准是最小化Barro-Gordon损失函数。研究发现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固定汇率越有利于增加福利；一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增加汇率的弹性。但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采用的是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为此，卜永强(2006)在Devereux和Engel(1998)基础上分析了资本管制情况下定价行为进而汇率制度对福利的影响。其结论为：第一，就消费波动性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时，固定汇率下较浮动汇率下大一些；但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情况则相反。第二，就期望消费水平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大于生产者定价下的水平，生产者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又大于根据消费市场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在资本管制情况下，这种顺序不发生变化，但此时期望消费水平低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水平。资本管制程度越深，平均期望消费水平的下降越大。而从消费者效用看，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相比，资本管制情况下各种汇率制度的优劣顺序不变，但各种汇率制度带来的期望效用都低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水平。

(四)汇率变动原因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Rol-and Straub and Ivan Tchakarov(2004)应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考察了不是由经济基础变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以加拿大、德国、英国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其效应较小。应用二阶近似模型证明在一个存在惯性的模型中，非经济基础引起的汇率变动对可能引起显著经济福利变动的各变量的无条件均值的影响也较小。

(五)国家规模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姚斌(2006)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基于名义工资粘性的两国一般均衡随机模型，从生产率和货币冲击角度定量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度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别国相对本国经济规模与本国开放度的乘积越大，即本国越小或对外依存度越大，则本国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反之，则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Ali Dib(2006)发展了一个新的多部门凯恩斯主义的开放小国经济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考察了商品价格波动在解释汇率变动中的作用，估算了实际汇率变动的福利效应。应用二阶矩，通过求解模型得到了福利效应测度。其得出的一般结论为，在一个开放小国经济体系中，较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下，商品价格和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较小；而固定汇率制度下，其影响较大。

(六)国际货币合作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Chantal Dupasquier和Patrick N.Osakwe(2003)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构化模型实证比较了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弹性汇率制度与货币联盟制度下的福利效应。其结论是，货币联盟中采用单一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与弹性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稳定收益基本上可以抵消；但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如果交易成本高于该地区GDP的1％，货币联盟要优于弹性汇率制度。范钛、陈小凡(2003)利用Benassy-Quere的福利损失函数博弈模型，从篮子货币币种的最优权重的视角，将汇率安排与各国政府的收益与成本函数挂钩，证明了亚洲各国对美元的单一钉住反映了协同的失败，而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和制度安排通过改变各国的支付函数，促使亚洲各国扩大货币中日元、欧元比重，将有利于提高亚洲整体福利水平。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1　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制度转换理论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

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3　博弈论在国际汇率制度协调中的应用研究是开展汇率制度福利国际比较分析的发展趋势。

4　不同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内容。

5　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其综合形成的社会净福利考察汇率制度福利效应是其基本研究视角，而将开放经济的四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视角分析汇率制度福利效应则较少，因而构成汇率制度福利论框架搭建的主要方向。

(二)研究展望：构建汇率制度福利论的系统分析框架

1　汇率制度福利分析：概念与文献梳理。在梳理汇率制度理论的学术文献、总结汇率制度选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当今汇率制度转换的现实背景基础上，提炼各种汇率制度理论关于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观点，形成系统的汇率制度福利论理论概说。

2　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下的福利效应：国内福利均衡视角。构建一国汇率制度福利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比较各种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效应。由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影响，以及中间汇率制度测定的困难，现有文献大都只分析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两种“角点”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将必须有所突破，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福利评估，以扩展理论模型。

3　汇率政策博弈与协调下的福利效应：国际福利均衡视角。根据国际经济依存性不断加深的现实，当今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已越来越深地受到利益相关国的制约，因此，要从国际利益博弈视角分析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福利问题。

4　经济冲击下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真实冲击与货币冲击。分析真实冲击、货币冲击下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从而对资本管制、资本流动性与一定的汇率制度结合起来评估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

5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福利分析：历史批判与近期展望。对我国历次汇率制度改革开展福利评判，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对国内外各经济主体福利的影响路径和效应，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方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作者：马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