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的汇率探讨论文

摘要：文章基于经济扰动对称性的视角，探讨人民币、日元、美元竞争东南亚区域国际货币的优势和劣势。SVAR模型将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供给冲击是影响各国产出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也具有相似性；而需求冲击在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上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币的汇率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币的汇率探讨论文 篇1：

中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根源与趋势预测

摘要：文章首先从发展阶段与发展方式的角度探讨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根源，认为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规模飞速增长主要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仍将持续5～10年。然后对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摸进行了预测，结论表明到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在5～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在50％～60％，并且综合结果显示在2013～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GDP之比将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最后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缓解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经济发展阶段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在短短9年内由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239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9.7％m，其增长速度远超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比重也由2000年的13.82％增加到2009年底的48.87％。卢-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增强了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但是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也带来了压力，比如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等各方面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困惑，比如如何理解我同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根源?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长期趋势如何?如何缓解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这些问题已成为认识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运行特点和未来走势的关键。卢锋(2006)认为外汇储备的空前过量增长直接表现为国际收支双顺差，而双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次根源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等(2006)认为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赵庆明(2007)则认为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根源在于我国储蓄大于投资；贺立平等(2008)认为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现象主要出现在那些其汇率体制被认为是非浮动汇率制的经济体中。宋国青f2005)认为如果着手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量，那么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将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8年以后达到负值；另外，资本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也会有所下降，这样，外汇储备余额最大值为2014年的2.5万亿美元。而如果政策没有大的变化，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在以后两年走平，则未来的外汇储备余额会更大，因此2万亿美元可能是未来外汇储备余额最大值的下限，3万亿美元的规模也相当可能，因此导致上限无法估计。卢锋(2006)认为未来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2002～2005那样的指数增长，在几年内达到5万亿美元规模也难以想象真会变成现实，考虑政策调整可能性，实际储备增长可能会在以幂函数形式的均衡增长路径与线性增长路径之间，即到2020年达到2～3万亿美元。张曙光等(2007)利用三种基于过去历史的简单线性推断的方法对2010年的外汇储备进行了估计，最小的估计数是19870亿美元，最大的估计数是28764亿美元，平均24518亿美元。王建(2007)认为如果从2005年到2030年，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顺差额是3000亿美元，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则25年累计的外汇收入就是10万亿美元。目前的外汇管理方式保持不变，仅贸易顺差与吸收外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就是10万亿美元，考虑“热钱”流入，到203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会直逼20万亿美元大关。

已有文献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我们认为深入剖析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根源并对其长期增长趋势进行预测需要着重考虑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本文将尝试探讨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并对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最后提出缓解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演变趋势与结构特征

图1与图2的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国际收支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2～1993年，这一阶段前期国际收支结构较多表现为经常和资本账户逆顺差不同方向平衡方式组合，12年中有9年是逆顺差配合，其中5年经常账户逆差和4年资本金融账户逆差，因此这一阶段的外汇储备规模也较小，1993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212亿美元，占GDP之比为3.46％。第二个时期为1994～2000年，1994年我国汇率并轨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段时期除1998年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资本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外，其余年份均为双顺差组合，因此这一阶段的外汇储备规模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占GDP之比为13.82％。第三个时期为2001年至今，我国加入WTO以后，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国际收支均呈现为双顺差组合，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迅猛，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261亿美元，因此这一阶段的外汇储备规模飞速增长，我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23991亿美元，占GDP之比高达48.87％。

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表面原因在于长达将近20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从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理论来看，无论是经典的“双缺口”模型还是以萨缪尔森的国际收支阶段论均无法解释我国持续的、大规模的双顺差现象。“双缺口”模型认为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储蓄缺口与贸易收支缺口，因此国际收支结构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并存，后来一些西方学者对“双缺口”模型进行了扩展，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缺口”和“政府税收缺口”，从而将“两缺口”模型进一步扩展为“三缺口”模型与“四缺口”模型，扩展以后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解释外资流入与经常项目顺差在较短的时期内并存成为可能。以萨缪尔森的国际收支阶段论则从外资流入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的国际收支结构特征，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借助于引进外资来实现由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变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持续时间较短的双顺差现象，但是中国这样大型经济体出现显著双顺差极为罕见，连续多年保持显著双顺差更是绝无仅有(卢锋，2006)。

三、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根源

本部分我们从工业化、收入分配、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深层次根源。

(一)高加工度主导的工业化阶段，国际分工与我国加工贸易收支

2000～2009年我国的加工贸易顺差共占外汇

储备增量的66.1％，共占同时期经常项目顺差的87.4％。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主要依赖于经济结构特征，比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我国的GDP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从人均GDP的标准来判断我国则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上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相比，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明显较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较低，因此我国目前应该仍然处于高加工度产业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相对于第三产业而言，第二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要高得多，这样导致如果GDP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一国的外贸依存度也相对越高(易行健，2006)。而当代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产品内分工最基本的源泉依然是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因素(卢锋，2006)，而加工贸易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独立生产某个产品，而是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而承担特定或若干工序的加工生产活动，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加工贸易将自动创造国内加工增加值和国产投入品价值的贸易盈余。近几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由2001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900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加工贸易。

(二)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储蓄一投资差额与我国贸易收支顺差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我们得知贸易顺差等于储蓄一投资差额，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经济不平衡必然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的外部不平衡，储蓄一投资差额越大从而贸易顺差也将逐年扩大。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不是出在投资方面——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在2008年已经高达43.5％。那为何我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这需要从分析消费人手，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82年的66.5％下降到2008年的48.6％，其中政府消费率比较平稳而居民消费率则由1982年的51.9％下降到2008年的35_3％，从图3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加速下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国贸易顺差飞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储蓄一投资差额逐年扩大。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我国目前正处于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的阶段，加之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以及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易行健等，2008)，因此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目前在全世界最大的12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一。

(三)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直接投资顺差

统计数据表明2000～2009年我国的直接投资顺差共占外汇储备增量的26.6％，占同时期资本金融项目顺差的110.6％。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简称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即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将经历五个发展阶段，从图4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我国逐步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值，但其绝对数呈不断减小的趋势。

但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余永定(2006)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大量的FDI，主要原因有：第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其他诸多优势；第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很大一部分国内储蓄只能通过国外的资本市场转化为国内投资；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只看到FDI短期内是一种最便宜和安全的投资形式，忽略FDI在长期内是一种昂贵的资本形式，因而给予其丰厚的优惠政策；第四，财政体制和机构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吸引FDI的动力很强；第五，为了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改革，政府鼓励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公司实施并购和国际战略投资者对国内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第六，中国很大一部分FDI是寻租和经过“漂白”的回流资本。

(四)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至1995年间，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而目前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3左右。快速积累外汇储备的亚洲国家有几个普遍特征(Aizenman与Marion，2003)：与美元以及欧元相比亚洲国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大多采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为保护出口竞争力而干预汇市从而导致本国货币的汇率弹性较小或者干脆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虽然人民币经常项目已经实现可兑换，但是资本和金融项目只是部分实现可兑换，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李稻葵、刘霖林，2008)。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直至今日，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痕迹仍然非常明显，人民币汇率依然缺乏弹性。多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结合意愿结售汇制度下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企业非常强的结售汇意愿，导致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的外汇资产都集中于我国货币当局，因此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最终导致官方外汇储备飞速增长。

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汇储备的飞速增长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仍将延续5～10年的时间，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将趋缓，国际收支平衡的局面将逐步实现。

四、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趋势预测

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外生冲击以及相关的金融体制的改革等因素都将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趋势，因此本部分把预测期限定在2010～2015年。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非常准确地预测未来5～6年外汇储备规模，而是要集中说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可能的区间，以为未来5—6年宏观经济当局做出应对提供参考。本部分进行的预测有以下三个基本出发点：其一，外汇储备的增长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与内生性(Bastourre，Carrera和Ibarlucia，2006)，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很难较快下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其二，伴随着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将缓慢下降；其三，在预测期内我国的内外部经济环境

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进行预测之前我们采用简单的基于过去历史的外推法进行估计，作为进一步估算的基础。在这里将分别采用线性函数、幂函数与指数函数形式对1994～2009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指数函数的拟合度最好，预测结果表明如果2010～2015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仍然延续之前的指数增长，那么到2015年将高达95990亿美元，占GDP之比将大约在97.8％左右。基于前面的分析思路，我们认为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将不会延续先前的指数增长趋势，因此到2015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肯定会小于这一数值。

基于前面的分析思路，由于发展阶段的演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可能会逐步降低，因此表3中的估算I按照从2010～2015年每年外汇储备的增长率年均递减2个百分点计算，到2015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60117亿美元，占GDP之比约为61.2％，在2015年前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最大值。表3中的估算II是按照外汇储备增量的组成部分以及演变趋势进行计算，从1997～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来看，有如下几个特征：经常项目余额占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11.3％，以后连续两年下降；加工贸易顺差规模比较稳定，均在2700亿美元上下波动；一般贸易逐步由顺差转为逆差并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服务贸易持续逆差并且逆差规模急剧扩大；收益与经常转移顺差规模比较稳定；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大幅度波动，其中资本项目顺差规模较小并且比较稳定，而金融项目顺差波动较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较快，直接投资顺差规模在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1214亿美元以后下降较快；证券投资顺差及各个分项目的波动较大；其他投资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并且其下各个分项目也呈现大幅度波动；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大幅度波动说明，在汇率、利率等市场因素驱动下，跨境资金流动日趋活跃，外汇资金流入我国的规模可能增加。总体而言，2007～2009这3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量比较稳定，围绕4500亿美元上下波动。估算II将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的年均增加额按照4500亿美元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到2015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50991亿美元，占GDP之比约为51.9％，在2013年前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最大值。

从表3中的估算数据可以看出，采用两种不同的估算方法，到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预计会达到5万亿美元以上，最小的估算数是50991亿美元，最大的估算数是601 17亿美元，平均为55554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分别为51.9％、61.2％、56.6％，并且综合结果表明在2013～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GDP之比将达到最大值，然后伴随着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占GDP之比将缓慢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规模飞速增长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仍将持续5～1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基于两个基本出发点的基础上对2010～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预测，结论表明到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在5～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在50％～60％，并且综合结果表明在2013～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占GDP之比将达到最大值，然后将开始缓慢下降。面对这样的一个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趋势，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等将如何应对?

(一)加快转变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减缓外汇储备飞速增长的关键环节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逐步由“出口导向与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的平衡发展战略，因此，第一，必须尽快退出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出口激励与外资优惠政策，更多地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减少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确立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而言需要依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扭转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局面，另外尽快建立与完善覆盖所有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以有效提高消费支出占GDP之比并进而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与贸易顺差占GDP之比。第二，从产业结构角度需要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可以在有效降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同时降低贸易顺差占GDP之比。第三，必须尽快完善产权保护机制与反垄断机制，这是保护创新与增加自主投资的关键因素，同时加速金融体制改革，这是提高我国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重要因素。

(二)加速改革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仍将持续，外汇储备规模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超过适度规模，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转型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从外汇储备资产管理原则上来看，需要更多考虑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以及服务于我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需要。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外汇储备的功能以及在这基础上确定满足这些功能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区间，这一部分资产的管理应该将“安全性与流动性”原则放在首位；然后将剩余的外汇储备资产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进行金融投资并在适当的时候考虑进行适当的产业投资，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原则应该将“收益性与战略性”原则放在首位，并且兼顾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从外汇储备持有主体、外汇储备投资主体、外汇储备营运机制等多个方面均需要加速改革。

(三)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以有效降低外汇储备需求

国际比较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外汇储备需求是负相关关系(李萍、顾弦，2010)，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分别从数量与价格两个方面调节国际收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从长远来看，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需要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前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同时在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基础上稳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逐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杨碧云电子邮箱：biyunyang@163.com)

作者：杨碧云 易行健

币的汇率探讨论文 篇2：

东南亚国际货币竞争：经济冲击视角的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基于经济扰动对称性的视角，探讨人民币、日元、美元竞争东南亚区域国际货币的优势和劣势。SVAR模型将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供给冲击是影响各国产出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也具有相似性；而需求冲击在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上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相比日本和美国，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的相对劣势会减弱人民币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制约人民币的东南亚区域化。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经济冲击；SVAR

一、 引言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地域范围研究中，“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地理路径得到了较多的共识。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推广周边区域化的阶段，而东南亚应该是重要的目标区域。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不仅具有历史传统、地理区位、经贸往来上的密切联系，同时还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重要对象。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参与货币竞争，并试图在区域内替代其他货币的过程（邱兆祥、粟勤，2008）。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货币体系顶端的美元和第二层次的日元（陈雨露，2003）。国际货币竞争包涉及济实力、金融体系、币值稳定、交易成本等领域，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会影响一国使用并储备他国货币的成本，因此也应该成为区域内国际货币竞争所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各国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方法首先被用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其内在逻辑是经济扰动相似的国家更可能同时采取一致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因此这些国家可以组建货币联盟、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放弃自主货币政策的转换成本较低。这一逻辑也可以推广到国际货币的使用方面：基于储备国的立场，使用并储备另一国货币的成本不但包括国际铸币税和交易成本，还应考虑发行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启用货币政策制定权来影响甚至控制储备国的金融经济（陈雨露等，2003）。如果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与储备国各自的经济冲击具有对称性，那么两国也应具有相似的货币政策动机，比如当发行国需要提高利率以抑制本国通货膨胀，储备国同时也有提高本国利率的政策要求，这就可以避免国际利差扩大导致储备国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压力；当发行国需要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储备国同时有降低本国利率的政策要求，就可以防止储备国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入导致本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反之，如果发行国与储备国由于经济冲击缺乏对称性而导致政策动机的差异，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就容易对储备国产生负外部性。在美元霸权下，美国与美元储备国货币政策动机的不一致会将储备国置于两难境地：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符合国内经济要求，若不跟随又要面临储备和汇率变动的压力。经济冲击不对称所引起的美国货币政策负外部性，增加了各国使用并储备美元的成本。在人民币与日元、美元竞争东南亚区域货币地位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与本国经济冲击对称性更高的国家的货币，降低发行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成本，是合乎理性的选择。接下来的部分用SVAR模型识别中日美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冲击，考察经济冲击对各国宏观经济的作用效果，并探讨了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二、 实证方法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开始基于经济扰动对称性研究区域货币问题，常规的范式是用SVAR模型识别区域内各经济体所受的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等经济扰动，计算冲击对各国（地区）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冲击的相应，通过两国（地区）经济冲击的相关系数反映它们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东南亚的国际货币竞争的主要参与者是人民币、日元、美元，我们选取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文莱、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中国、日本、美国各自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程度。借鉴有关文献，我们将一国所受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互不相关的供给冲击？着st、需求冲击？着dt、外生的货币政策冲击？着mt。假定各冲击两两标准正交，且期望为0向量，它们所组成的三维经济冲击向量为？着t。宏观经济内生变量Xt受当期及以往经济冲击的影响，如式1所示。

所用的年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产出增长率以实际GDP的对数差分表示，通货膨胀率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年通胀率表示；货币指标选取M2，用通胀率调整为实际货币量，再对数差分计算增长率。样本跨度为1960年～2014年，部分国家的统计期间较短，中国数据选取1978年～2014年。ADF检验显示三个指标满足平稳性条件。各国SVAR模型的滞后期根据AIC、SIC、HQ准则综合确定，如果信息准则指示0阶滞后，模型估计选取1阶滞后，所有国家滞后均未超過2期。

三、 实证结果

1.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显示，供给冲击是影响中国、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各国产出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和日本而言，供给冲击在短期和长期中都解释了80%以上的产出增长率变化，美国供给冲击的贡献度也超过60%。供给冲击对东南亚各国产出增长率变动的贡献也相当高，只有菲律宾的短期贡献率略低于货币政策冲击。需求冲击对日本、美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产出变化贡献度，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老挝、菲律宾、东帝汶、越南产出变化的贡献度也较为重要，在短期或长期中超过10%。

对通货膨胀率的方差分解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日本、美国，以及相当部分东南亚国家的通胀变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度，这印证了“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观点。货币政策冲击能解释中国8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50%以上的长期通胀变动，日本7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40%左右的长期通胀变动，美国60%以上的短期通胀变动、80%以上的长期通胀变动。货币政策冲击还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短期或长期内对通胀变动贡献度最高的因素。然而各国冲击对通胀贡献度的相对变化差异较大，中国、日本、新加坡供给冲击的贡献率显著上升，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下降；美国供给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下降，货币政策冲击的贡献度显著上升。东南亚国家中老挝、菲律宾、越南需求冲击的短期贡献度最大，老挝供给冲击的长期贡献度最高，印尼各冲击的贡献度相对稳定，文莱需求冲击的贡献度、东帝汶供给冲击的贡献度在短期和长期中都处于相对最高的水平。

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一国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平抑产出和通胀的过度波动也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应有之义。方差分解显示供给冲击是影响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产出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但影响各国通胀的主要因素变异较大。当影响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对所有经济体都相同，则采取一致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各国实现稳定产出增长的政策目标（Jeon & Zhang，2007）。因此经济内生冲击中，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应该比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更容易导致货币政策动机的一致性；政策动机的一致性进而可以减少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储备国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提高发行国货币对储备国的吸引力。

2. 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考察宏观经济变量受到经济冲击扰动后的调整方式，如果各国产出或通胀对经济冲击的调整进程类似，则更适合采取一致性的货币政策以平抑经济波动；反之如果的调整过程差异较大，则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动机也将不尽相同。脉冲响应分析显示，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具有相似性，需求冲击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相似度较低。

各国的供给冲击都能提高各自产出增长率。中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累积响应介于美日之间，先有所上升，在第四期达到峰值后略有回落；美国的的累积响应低于中日，前四期上升，后期趋于稳定；日本的累积响应高于中美，并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东南亚国家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累积响应绝对水平差距较大，但变化趋势基本类似，前期上升、后期趋于稳定。各国产出增长率对需求冲击的累积响应分化较大。需求冲击使日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产出增长率下降，菲律宾的累积响应较早收敛于0，日本的累积响应持续了更长时间。其他国家的需求冲击能造成产出增长率上升，中国、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的累积响应较早收敛趋于0，美国、印尼、新加坡、泰国的累积响应持续时间较长。

各国通货膨胀对供给冲击的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供给冲击导致美国、印尼、老挝、菲律宾、越南的通货膨胀下降，其他国家通货膨胀上升。在供给冲击使通胀上升的国家当中，中国与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东帝汶的调整方式类似，前期上升、后期平稳；日本的通胀累积响应呈现长期上升的态势。各国通货膨胀对需求冲击的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美国和日本的需求冲击导致通胀率长期上升，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通胀率在前两期出现最大值，然后下降。

3. 冲击相关性。用相关系数反映1978年～2014年间各国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考察期间分为两个长度近似的子样本：1978年～1996年、1997年～2014年。子样本的划分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此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等重要事件对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各国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Jarque-Bera统计量显示，相当一部分变量拒绝服从正态分布假设，因此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进行测算，在样本容量不足50的情况下，通过查临界值表判断系数显著性。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日本的相对优势最大。在全样本统计中，中国的供给冲击与越南显著正相关，日本的供给冲击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1978年～1996年子区间里，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供给冲击并没有显示出与东南亚国家的正相关性；1997年～2014年子区间中，中国的供给冲击与越南显著正相关，日本的供给冲击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供给冲击与日本正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数量及相关系数显著上升，日本对中国、美国的相对优势明显。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中国显示出一定的相对优势。全样本统计中，中国的需求冲击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美国的需求冲击与老挝显著负相关。在1978年～1996年子区间，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需求冲击并没有呈现与东南亚国家的显著正相关性。在1997年～2014年子区间，中国的需求冲击与新加坡、泰国显著正相关，美国的需求冲击与新加坡显著正相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有所提高，相比日本、美国有些许相对优势。

中国与日本、美国相比在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存在相对优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并未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启动。这些重要事件增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进而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有所增强，但尚未构成相比于日本、美国的显著优势。结合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供给冲击是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影响产出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方式也具有相似性；而需求冲击在导致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的优势会被供给冲击的相对劣势所拖累，减弱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人民币、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励。为提高人民币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需要在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联系上做出进一步增进，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冲击、尤其是供给冲击的对称性，从而创造有利于人民币东南亚区域化的货币政策环境。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际货币发行国与储备国的经济扰动的对称性可以减弱发行国货币政策对储备国的负外部性，从而降低储备国使并储备发行国货币的经济成本。SVAR模型将中国、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扰动分解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并着重考察了各国供给冲击、需求沖击的影响及对称性。供给冲击是导致各国产出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国产出增长率对供给冲击的响应也具有相似性；需求冲击在影响各国产出或通胀变动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给冲击显著。中国在供给冲击对称性方面相对日本、美国处于劣势、在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需求冲击对称性方面的优势容易被供给冲击对称性的劣势所拖累，从而减弱东南亚国家使用并储备人民币、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励。供给冲击对称性的不足将制约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区域化推广。

为了构建有利于人民币东南亚区域化的国际货币环境，应该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供给冲击的对称性。日本和美国都是东南亚国家首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国际直接投资能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生产要素及技术的流动，要素和技术的变动又是供给冲击的源头，由此产生了投资国和东道国供给冲击的对称性。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通过降低资本成本、提高资本效率、提升企业家技术创新意愿等措施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基于国内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增加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陈雨露，2015）。结合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结构优化和增加直接投资所促进的国际要素与技术流动，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供给冲击的对称性，为人民币的东南亚区域化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Ling Hazel-Yuen-Phui.Optimum Currency Areas in East Asia：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J].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1，18（2）：206-217.

[2] Zhang Bang， Nam Jeon， Hong Fang.A Currency Union or an Exchange Rate Un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Asia[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007，22（2）：256-287.

[3]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2）：35-44.

[4] 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J].中国金融， 2015，（19）：40-42.

[5] 陈雨露.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货币竞争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03，（11）：17-23.

[6] 邱兆祥，粟勤.货币竞争、货币替代与人民币区域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2）：6-10.

[7] 胥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

作者：徐灼 田鑫

币的汇率探讨论文 篇3：

汇率“根本性失衡”评述

【摘要】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3票对3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并且存在“汇率根本性失衡”的国家采取各种反制措施如征收惩罚性关税，反映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将从汇率根本性失衡的基本概念和《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对它的相关规定出发，结合实际探讨其价值，同时也将针对《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汇率 根本性失衡 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汇率争端由来已久。自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采用各种方式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2005年，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汉姆抛出第一份人民币汇率提案，以后每隔一两年就会“老调重弹”。不过，至今尚未有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议案在两院通过并经总统签署而正式生效。[1]《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下称“新汇率法案”）也不例外。虽然新汇率法案表面上并没有针对性，但是各界普遍认为其矛头直指中国人民币汇率。与以往法案不同的是，新汇率法案引入了一个名词——“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 Mis alignment），来作为评价一个货币是否被低估的标准。到底什么是汇率“根本性失衡”？

一、汇率根本性失衡的概念

汇率根本性失衡这一名词实际上最早是2007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IMF）执行董事会通过的《2007年双边监督决定》中提出的新概念。该决定是IMF在美国的不懈建议和推动下，为缓解IMF自身的变革压力以及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产生的，其取代了原IMF一直沿用但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1977年汇率政策监督决定》。《1977年汇率政策监督决定》由于其滞后性已不再能反映国际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尤其是对于如何认定一个国家政府的行为构成汇率操纵，其规定需要证明一个成员国主观上是要为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种主观意图实际上很难被证明，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任何操作可能性。而IMF对此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指导。《2007年双边监督决定》提出的“汇率根本性失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

根本性汇率失衡主要是指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水平,而均衡水平是指符合经济基本面的经常账户所对应的汇率水平。[2]《2007年双边监督决定》中新增的第四项原则规定：成员国应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IMF同时列出了判断“外部稳定”的两个标准，其中之一就是“基本经常账户大体保持平衡”。这里的“基本经常账户”需要排除临时性冲击、周期性波动、调整时间滞后等暂时性因素。简单地说，如果基本经常账户不再处于其正常的平衡状态，那么就产生了“汇率根本性失衡”的状况。从它的基本定义可以看出，汇率根本性失衡实际上是一种客观性的判断标准。判断汇率是否根本性失衡只需要研究客观事实即国家调控汇率行为的结果而无需再研究证明主观意图，即国家是否为阻止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样操作起来就显得容易许多。

IMF在履行其对各成员国的汇率监督工作的时候，汇率是否处于根本性失衡状态就是重点关注的若干指标之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被IMF审查后认定为处于根本性失衡状态，那么IMF便可能认定其为“汇率操纵国家”，对其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将失衡的汇率“拉回平衡状态”，从而保护其他国家的利益，维护全球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新汇率法案对汇率根本性失衡的相关规定

新汇率法案相较其之前较早的美国若干汇率法案，首次引入了汇率根本性失衡这一概念。法案第二条对各种术语的解释中，第五款就对根本性失衡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概括：根本性失衡指的是，对于一种真实有效的流通汇率，通过对其周期性和暂时性因素的调整，达到相对其中期均衡水平而言一种显著的持续性的低估的状态。这与IMF对它的定义无异，仅仅是在表述上有所区别。这里的“对其周期性和暂时性因素的调整”实际上也就是在判定时，要排除周期性以及暂时性因素影响的意思。

法案第四条继而对根本性失衡进行了详细地解释说明。首先，美国财政部应当每半年对他国货币真实有效的流通汇率进行分析评估。对于那些与美国有重大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货币，并且上述货币会对区域性或者是全球性的资本市场的运作、稳定或者有序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财政部就应当决定这种货币是否构成根本性失衡，是的话则同时认定其为“根本性失衡货币”。第三款还规定了对于下列四种情况，一个国家如果：参与对外汇市场长期的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伴随着部分或者全部的对冲干预的；以平衡收支为目的，参与过度的以及长时间的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外汇储备以及其他外国资产的积累；以平衡收支为目的，引进，激励或者实质上变更为一种对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并且与实现充分的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不一致；实施任何政策或者采取任何行动，在财政部看来，有必要采取优先行动的，财政部可将满足上述定义的一国货币列入根本性失衡货币的优先行动（Priority Action）名单。该条款以列举的方式说明了认定一国货币是否符合根本性失衡的标准，以及几种列入优先行动名单的特殊情况，并且在最后还加了一条“兜底条款”，表明美国财政部在决定一国货币是否根本性失衡以及采取何种应对方式上拥有极大的权力。

另外，新汇率法案的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还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说明了对于优先行动名单中的国家，美国财政部将会实施的反制措施。第五条主要规定的是“谈判与磋商”：对于被认定为汇率根本性失衡的国家，美国财政部应当与其进行双边磋商，要求对方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政策来改变汇率根本性失衡的状态。而对于被列入优先行动名单的国家，美国财政部除了上述行动之外，还将寻求IMF的支持，甚至鼓动其他国家、政府共同敦促优先行动名单里的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以终止汇率根本性失衡。

对于被列入优先行动名单的国家，如果在90天内未采取有效措施，法案第六条规定，美国财政部将在对该国有关反倾销调查中将汇率失衡程度作为依据；将该国企业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之外；要求IMF在与该国双边经济政策磋商中施压；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不得对在该国的投资提供任何融资担保便利；对该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申请一律投反对票。如果360天后列入优先行动名单的国家还未采取有效措施，法案第七条规定，可以进一步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与该国磋商并施压；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对该国货币采取补救性干预，必要时要联合IMF和其他国家。[3]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新汇率法案中对根本性失衡的规定，是美国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延伸了原IMF对根本性失衡的定义，另外还附加了很多具体反制措施的“扩张解释”。其实法案最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可能会被列入优先行动名单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的反制措施将比一般的汇率根本性失衡国家严厉地多得多。那么根本性失衡这一标准是否能够有助于维护美国以至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呢？

三、汇率根本性失衡标准的局限性

虽然根本性失衡作为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很好的解决了之前无法判断一国货币政策的主观意图的问题，但其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事实上有很多国家都存在着汇率失衡的问题，像是日本、阿拉伯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本身。但“一般”失衡和“根本性”失衡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并不清楚。即便在IMF内部，对什么是汇率“根本性失衡”也没有定论。[4]基于其客观性，在实际数据的测量上也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IMF在使用根本性失衡标准判断一国汇率是否失衡时，将会非常谨慎，并且严格区分“根本”与否，尽管到底如何区分“根本”与否如上文所述，还不确定。实际上，作为判断失衡基准的“均衡汇率”的定义，在理论上也还没有一个通论，其测算在实践中也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2007年IMF在新加坡召开的均衡汇率研讨会上，多数专家学者对IMF提出的均衡汇率理论与宏观经济的实际运行并不吻合：最简单的就是发达国家的汇率基本符合随机行走原理。[5]连均衡汇率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那么以均衡汇率为基准来判断失衡程度的根本性失衡标准，更是将这种不确定性放大了很多倍。如果放任这样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中存在，对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乃至于全球金融市场都是一种隐患，甚至会会造成无法预估的损害。不确定性就是根本性失衡标准的致命弱点，并且足以影响到其生命力。

事实上，IMF本身已经放弃了使用“根本性失衡”标准来评价各国的汇率政策，并且放宽了其汇率操纵的监督政策。自IMF2007年颁布《2007年双边监督决定》，提出根本性失衡标准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被其认定处于根本性失衡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IMF的新政策刚颁布出来之时，各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首批被指为汇率根本性失衡的货币，IMF也于政策颁布不久就开始着手调查人民币汇率可能存在的问题。然而就目前状况来看，IMF对中国经济评估已遭延迟。在其对货币政策做二次评估后，IMF也承认当前其“贴标签”（根本性失衡标签）做法收效甚微。试图贴标签的做法似乎在无意间削弱了某些评估的公正性，并在一些关键情况下导致评估出现重大延误。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新政策细节报告指出：“在这些情况下以及在构建多边世界经济的过程中，(贴标签)做法已对监督造成破坏，这与07年决议目标相违背并使IMF信誉受损。”IMF发言人表示，“07年决议实施方法发生变化并未改变决议实质内容，即帮助IMF改善汇率分析效果。修改后的监督政策将有助于加深对汇率问题的分析，并促进各国及IMF理事会就汇率政策展开坦诚对话，这较‘贴标签’做法更为有效。促进对重要事务的分析和讨论正是新政策的目标所在。”[6]

可以看出，IMF确实已经几乎放弃使用根本性失衡作为评价汇率的标准，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使用新的更加准确的方法以替代之。然而美国在若干年后，在新汇率法案中却再次将根本性失衡标准摆上台面，甚至将其作为贯穿整个法案的核心，这不失为一种很不明智的举动。那么美国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四、《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评述

新汇率法案刚被美国参议院通过之时，中国各界包括商务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均立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各国也都对该法案表示担忧，甚至美国内部也存在很多反对的声音。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如就业问题，债务危机等等，“占领华尔街”行动日益高涨。参议院通过这一法案，无非是一些政客意图借此法案转移美国人民的视线，并将国内经济问题转嫁给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稳定国内局面。从另一方面而言，美国总统大选将临，而如何尽快解决美国国内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必将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相争的主要筹码。该法案的推动者以参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为主，而占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派的诸多高层均表示不支持新汇率法案，尽管共和党内部同样存在分歧。前者推动法案无非也是意图借此看上去能够迅速解决危机的方法来为民主党利益造势。而部分盲目的美国民众很可能就被眼前利益所蒙蔽。实际上只要稍微有一些大局观的人都可以预见到，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那么就必将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甚至产生更严重全球的贸易问题。这完全无益于美国自身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该法案纯粹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产物。

笔者有幸参加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于2011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2011在华业务会议（China Operations Conference）。与会的美国商务部亚洲司司长Hank Levine先生在其演讲“中美关系”中，也提到了新汇率法案：“……这个法案让我很震惊。我个人是完全反对这个法案的。它只会让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也完全无助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如就业率低的解决。不过该法案目前只是由参议院投票通过，接下来还需要众议院的通过，以及美国总统的签署才能正式生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中国目前不应该反应过激。其实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等共和党高层都已经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不支持该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对该法案表示担忧。所以我也不看好该法案的前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总裁Robert Poole先生随后也表示非常同意前者的看法。

正如同Hank先生所言，对于这样一个正式通过尚需很长时间，并且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低的法案，中国完全不必对其反应过激。然而尽管该提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不防止其成为现实。除了双边磋商中在技术适用性和合法性上据理力争，还要争取在多边场合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争取更多的国家的支持。对该提案要准备反制的一揽子预案，以防止极端情况的出现。[7]“汇率问题上中国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说，“同时要‘化危为机’，加快调结构、促转型，让我们的经济和企业更有竞争力。”[8]

参考文献

[1]鞠辉.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N].中国青年报,2011-10-13(4).

[2]温建东.探析IMF汇率监督新决定[J].中国外汇,2007,(8):16.

[3]丁志杰.美国汇率提案的问题与应对[J].中国金融,2011,(21):43.

[4]何帆.IMF瞄准人民币是一个错误[J].金融经济,2007,(11):15.

[5]温建东.探析IMF汇率监督新决定[J].中国外汇,2007,(8):17.

[6]IMF放弃“根本性失衡”标签，放宽货币操纵监督[EB/OL]. http://www.p5w.net/exchange/hsxw/200907/t2427077.htm,2011-12-01.

[7]丁志杰.美国汇率提案的问题与应对[J].中国金融,2011,(21):44.

[8]美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中方表示坚决反对[EB/OL].http://www.tnc.com.cn/news/detail/1/8/d181554.html, 2011-12-02.

作者简介：李梦醒（1990-），男，安徽滁州人，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作者：李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