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变革教训论文

摘要：本文回顾了从1994—201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内容与成就，并着重分析了2015年“811汇改”的背景、内容与影响，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未来方向提出了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改“811”汇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研究者研究的重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汇率制度变革教训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汇率制度变革教训论文 篇1：

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内容提要：汇率制度安排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间贸易收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本文从社会福利效应的角度出发，基于损失函数构建汇率制度选择模型，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对我国中短期的汇率制度选择进行判定。研究发现：当政策目标为产出稳定时，浮动汇率制度与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较，钉住汇率制度可信并且可以持续的情况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与单一钉住美元相比，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可以更大程度地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当政策目标为汇率稳定时，最优的汇率制度是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结合我国目前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状况，适合维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制度；政策目标；福利；损失函数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实现内外均衡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的历史性事件，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研究的关注。

Frankel（1999）曾说过“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適合所有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各国具体的特征”。对于汇率制度来说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情况都会影响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是动态、不断变化的，关于我国最适宜汇率制度的讨论一直持续，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

从社会福利效应的视角，一个国家最优的汇率制度就是在特定的政策目标下，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由于传统的研究框架难以将居民的福利因素考虑在内，并且需要相对复杂的理论模型，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借助吉野、加特和铃木（Yoshino，Kaji，Suzuki）2004年的理论模型，对不同的政策目标下的不同汇率制度的损失函数进行比较，即在国内产出稳定和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下，通过各类汇率制度对应的损失函数的大小比较，找出适合我国的汇率制度。

一、制度选择模型

假设模型中共有三个国家，中国（不含港、澳、台市场）、美国、日本；中国的经济波动无法对美国和日本经济产生影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对中国来说是外生变量；国内有五个市场和三个部门，五个市场分别是国内货币市场、国内债券市场、美元资产市场、日元资产市场和国内商品及服务市场，三个部门分别是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贸易部门；为了方便计量，所有变量（除利率外）均为原始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元对美元汇率及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可以表示为e2=e1+e3；假设日元资产与美元资产之间可以完全替代，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以及人民币资产和日元资产之间均不能完全替代。如此假设之后，市场上会存在以下几个均衡条件。

1.国内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m-p=-ε1r-ε2（r1+e1*-e1）-ε3（r2+e2*-e2）+ε4y+ε5（w-p）（1）

等式左边代表货币供给，右边代表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取决于国内利率r，美元资产收益的本币预期值（r1+e1*-e1）和日元资产收益的本币预期值（r2+e2*-e2），国内产出y和实际资产（w-p）。

由于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是完全替代的，利率平价条件r1=（r2+e3*-e3），将其带入国内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可得：

m-p=-ε1r-（ε2+ε3）（r1+e1*-e1）+ε4y+ε5（w-p）（2）

2.国内债券市场均衡条件

bg-p=bc+β1r-β2（r1+e1*-e1）-β3（r2+e2*-e2）+β4y+β5（w-p）+β6△e1+β7△e2（3）

等式左边表示国内债券的实际供给，等式右边表示国内债券的实际需求①。国内债券需求仅由中央银行持有的本国债券、本国利率、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的利率、国内产出、实际资产存量以及持有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的汇率风险决定。将利率平价条件代人上式可得国内债券市场的最终均衡条件：

bg-p=bc+β1r-（β2+β3）（r1+e1*-e1）+β4y+β5（w-p）+β6△e1+β7△e2（4）

3.国外债券市场均衡条件

$f+￥f=$g-η1r+η2（r1+e1*-e1）-η3（r2+e2*-e2）-η4△e1+￥g-j1r-j2（r1+e1*-e1）+j3（r2+e2*-e2）-j4△e2+y（η5+j5）+（η6+j6）（w-p）（5）

等式左边表示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的供给，等式右边表示对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的需求。美元和日元资产的需求取决于政府部门持有的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持有美元资产和日元资产的收益、汇率风险、国内利率、国内产出和实际资产存量等。将利率平价条件代入式（5）可得出国外债券市场的均衡条件：

$f+￥f=$g-η1r+η2+η3（r1+e1*-e1）-η4△e1+￥g-j1r-（j2-j3）（r1+e1*-e1）-j4△e2+y（η5+j5）+（η6+j6）（w-p）（6）

4.商品和服务市场均衡条件

y=γ1y-γ2r+γ3g+γ4（e1+p1-p）+γ5y1-γ6y+γ7△e1+（r1+e1+$f）+γ8（e2+p2-p）+γ9y2-γ10y+γ11△e2+（r2+e2+￥f）（7）

商品和服务市场均衡即IS曲线，国内消费取决于国内产出y，投资决于利率r。净出口取决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e1+p1-p），人民币对日元实际汇率（e2+p2-p），美国的国内产出y1，日本的国内产出y2，本国的产出y，汇率风险△e1、△e2和政府支出g。（r1+e1+$f）和（r2+e2+￥f）是用人民币表示的美元债券和日元债券的利息收入。方程（2）、（4）和（6）中出现的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资产定义为：

w=hp+bp+α1e1+$p+α2e2+￥p（8）

方程（8）表示的是资产市场的瓦尔拉斯法则，以上均衡方程是两两独立。为了以上模型简化，将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省略，其他方程组中包含三個变量，国内产出y和国内利率r是内生变量，第三个变量则取决于所处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度下，第三个变量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e1；在钉住美元或是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下，第三个变量为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②，即国内货币供给m。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根据美元对日元汇率，可确定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在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下，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对美元汇率为外生变量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同比例变动，此时央行需要根据日元对美元变动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行干预，以保证人民币对货币篮子的汇率相对稳定。

二、模型的简化形式

1.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模型

如果中国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e1对于模型来说为内生变量，货币当局持有的美元存量就是外生变量，此时，三个内生变量e1，y，r的简化型为：

（1-γ1+γ6+γ10）γ2-（γ4+γ8+2）β4β1（β2+β3+2β5）η5+j5-（η1+j1）（-η2+j2）+（-j3+η3）+2（η6+j6）（y-）（r-）（e1-e2）

=1γ7（1+γ8）0-β6（-β3-β5）0η4（-η3+j3）-（η6+j6）000β210（-η2+j2）0-1γ11-β7j4（g-）（△e1-△1）（e3-3）（e1*-1*）（bg-g）（$g-$-g）（△e2-△2）（9）

其中，，表示长期均衡值。为了简化分析方程可将（9）进一步表示为：

YyYrYe1ByBrBe1FyFrFe1（y-）（r-）（e1-e2）=YgY△e1Ye30B△e1Be30F△e1Fe3000Be1*11Fe1*0-1Y△e2B△e2F△e2（g-）（△e1-△1）（e3-3）（e1*-1*）（bg-g）（$g-$-g）（△e2-△2）（10）

式（10）等号左边系数矩阵行列式的值为Me，Me<0。

2.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的模型

在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保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成为内生变量，外汇储备根据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而变化。此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成为外生变量。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模型如下：

YyYr0ByBr0FyFr1（y-）（r-）（$g-$-g）=YgY△e1Ye30B△e1Be30F△e1Fe300Ye1Be1*1Be1Fe1*0Fe1Y△e2B△e2F△e2（g-）（△e1-△1）（e3-3）（e1*-1*）（bg-g）（e1-1）（△e2-△2）（11）

令方程（11）等号左边系数矩阵行列式值为M$，M$>0。

3.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下的模型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篮子中各货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加权平均，货币篮子的值可以表示为：

α=ve1+（1-v）e2，0v1（12）

并且根据e2=e1+e3，可得出以下关系：

e1=α-（1-v）e3；e2=α+ve3

当货币篮子的值保持α不变时，方程（12）的含义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方向相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日元汇率都是内生变量，是由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决定的。

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是在日元对美元汇率这这一外生的条件变化时保持货币篮子值α的稳定。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也必须保持固定；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动，那么中央银行行使干预手段，对人民币对美元或人民币对日元汇率进行干预，使得货币篮子的值保持稳定。显然，在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仍然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和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情况类似，在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是也内生变量。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下模型的简化型为：

YyYr0ByBr0FyFr1（y-）（r-）（$g-$-g）=YgY△e1Ye3-（1-v）0B△e1Be3-（1-v）0F△e1Fe3-（1-v）Ye100Be1Be1*1Fe1Fe1*0Y△e2B△e2F△e2（g-）（△e1-△1）（e3-3）（e1*-1*）（bg-g）（e1-1）（△e2-△2）（13）

令方程等号左边系数矩阵行列式值为M$，M$>0。

三、基于损失函数的最优制度选择

一国政府在制定汇率制度时要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做出决策，通常是以经济发展和汇率的相对稳定为目标；不同的政策目标下，能够使社会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汇率制度为最优汇率制度。以上部分我们分别讨论了浮动汇率制度、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方程式，下面将比较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下，不同的汇率制度所对应的损失函数的大小，以此来判定制度的选择。

（一）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

在分析损失函数之前，应先对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来源做出判断，一般来说，汇率波动对国内产出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种：

A.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直接效应；

B.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

C.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

D.由于外汇储备的减少所引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增加效应。

以上效应在特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下有不同的呈现：当政府的政策目标为国内产出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时，政府的损失函数为：Lg=（y-）2，假设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变动到3。

1.浮动汇率制度

A.由日元對美元汇率变动的直接效应导致的政府损失方程为：

Lg（1，F，A）=（y-）2=Ye3YrYeBe3BrBeFe3FrFe2Me2（3-3）2（14）

B.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为：

（e1-1）2=YyYrYe3ByBrBe3FyFrFe32Me2（3-3）2（15）

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给外汇市场中交易参与者带来汇率风险，假设外汇市场的风险增加来自于△1和△1，对国内生产造成的影响，引起的政府损失可表示为：

Lg（1，F，B）=（y-）2=Y△e1YrYeB△e1BrBeF△e1FrFe2Me2（△1-1）2（16）

C.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由e2=e1+e3，可知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可以表示为：e2-2=（e1-1）+（e3-3），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引起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波动，从而将增加外汇市场参与者的汇率风险，假设外汇市场风险的增加来自于△2和△2，则对国内产出产生影响并造成的政府损失方程为：

Lg（1，F，C）=（y-）2=Y△e2YrYeB△e2BrBeF△e2FrFe2Me2（△2-2）2（17）

D.由于外汇储备的减少所引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预期增加效应。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不存在外汇储备减少引起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预期增加。

因此以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的，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政府的损失函数等与以上三种效应A、B、C引起政府损失函数的平方和：

Lg（1，F）=（y-）2=Ye3（3-3）+Y△e1（△1-△1）+Y△e2（△1-△1）YrYeBe3（3-3）+B△e1（△1-△1）+B△e2（△1-△1）BrBeFe3（3-3）+F△e1（△1-△1）+F△e2（△1-△1）FrFe2Me2（18）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可将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工具，此时，政府利用货币政策使政府的福利损失降低，使损失函数最小时的货币政策为：

bc-c=-Y^BrFe1-Y^FrBe1+B^FrBe1-B^YrFe1+F^YrBe1-F^BrYe1FrYe1-YrFe1（19）

其中：

Y^=Ye3（3-3）+Y△e1（△1-△1）+Y△e2（△1-△1）（20）

B^=Be3（3-3）+B△e1（△1-△1）+B△e2（△1-△1）（21）

F^=Fe3（3-3）+F△e1（△1-△1）+F△e2（△1-△）（22）

此类情况下，政府损失函数最小：

L*g（1，F）=（y-）2=Ye3（3-3）+Y△e1（△1-△1）+Y△e2（△1-△1）YrYeBe3（3-3）+B△e1（△1-△1）+B△e2（△1-△1）+（bc-c）BrBeFe3（3-3）+F△e1（△1-△1）+F△e2（△1-△1）FrFe2Me2（23）

2.钉住美元汇率制度

A.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直接效应：

Lg（1，D，A）=（y-）2=Ye3Yr0Be3Br0Fe3Fr12M$2（3-3）2（24）

B.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不存在。

C.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长期汇率变动为e1-1=0，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影响完全可以转换为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即（e2-2）2=（e3-3）2，对国内产出的影响为：

Lg（1，D，C）=（y-）2=Y△e2Yr0B△e2Br0F△e2Fr12M$2（△2-△2）2（25）

D.由于外汇储备的减少所引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增加效应：当美元对日元升值外汇储备减少的量为：

$g-$-g=YyYrYe3ByBrBe3FyFrFe32M$3-3>0（26）

由于外汇储备的减少，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预期增加，此时对国内产出的影响为：

Lg（1，D，D）=（y-）2=0Yr0Be1*Br0Fe1*Fr12M$2（△1-△1）2（27）

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将以上三种效应造成的损失求平方和可得到总的损失函数：

Lg（1，D）=（y-）2=Ye3（3-3）+Y△e2（△1-△1）Yr0Be3（3-3）+B△e2（△2-△2）+Be1*（1*-1*）Br0Fe3（3-3）+F△e2（△2-△2）+Fe1*（1*-1*）Fr12M$2（28）

3.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A.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直接效应：

Lg（1，B，A）=（y-）2=Ye3-（1-v）Ye1Yr0Be3-（1-v）Be1Br0Fe3-（1-v）Fe1Fr12M$2（3-3）2（29）

B.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照（e1-1）=（1-v）（e3-3）变动，假设外汇市场风险的增加来自△1和△1，则对国内产出影响为：

Lg（1，B，B）=（y-）2=Y△e1Yr0B△e1Br0F△e1Fr12M$2（△1-△1）2（30）

C.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增加的间接效应：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结果是，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变动为（e1-1）=（1-v）（e3-3），这将增加外汇市场风险，对国内产出的影响为：

Lg（1，B，C）=（y-）2=Y△e2Yr0B△e2Br0F△e2Fr12M$2（△2-△2）2（31）

将以上三种效应引起损失函数平法和，得到了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总的损失函数为：

Lg（1，B）=（y-）2

=Ye3-（1-v）Ye1（3-3）+Y△e2（△1-△1）+Y△e1*（△1*-△1*）Yr0Be3-（1-v）Be1（3-3）+B△e2（△2-△2）+B△e1*（△1*-△1*）Br0Fe3-（1-v）Fe1（3-3）+F△e2（△2-△2）+F△e1*（△1*-△1*）Fr12M$2（32）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前三种效应存在；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如果市场对钉住汇率制度有信心，认为该制度是可以持续的，则第二种和第四种效应不存在，此时汇率的风险效应越大，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国内产出的波动越小。当外汇储备流失时，市场认为钉住汇率制度不可持续时，就会出现第四种效应。一旦钉住汇率制度崩溃，则第二种效应发生。

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反向变动，当中國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以对方国家货币结算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对中国和美日两国的出口额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假设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以对方国家货币结算，如果中国希望从贸易往来中获益，必须要实行钉住篮子的汇率制度，并多元化使用货币篮子中的货币。钉住货币篮子时，外汇储备的减少导致的预期贬值增加的效应将比钉住单一货币时变小，因为货币篮子中两种货币的汇率反向变动。实际上，如果两种货币汇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之和等于零的话，就不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浮动汇率制度与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比较，如果钉住汇率制度可持续，则会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在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对国内产出的影响主要由前三种效应组成，与浮动汇率制度相同，与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下，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直接效应比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小，因为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全部变动均通过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波动表现，而钉住货币篮子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部分的吸收了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动。

（二）汇率稳定为政策目标

1.浮动汇率制度下

当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动，由3变动到3时，损失函数的值为：

Lg（2，F）=（e1-1）2=1MeYyYrYeByBrBeFyFrFe（3-3）2（33）

使该损失函数最小的货币政策为：

bc-c=-YyBrFe3-YrFrBe3+ByFrBe3-ByYrFe3+FyYrBe3-FyBrYe3FrYy-YrFy（34）

2.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

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固定，此时的损失函数为：

Lg（2，D）=（e1-1）2=0（35）

3.钉住一篮子汇率制度下

由于e1=α-（1-v）e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为：e1-1=-（1-v）e3-3，此时的损失函数为：

Lg（2，B）=（e1-1）2=-（1-v）2（3-3）2（36）

当v=1时损失函数最小，表明了当政策目标为汇率稳定时，最优的汇率制度为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

综上所述，最优汇率制度取决于政策目标的选择，货币篮子中的最优权重也取决于政策目标。当政策目标为国内产出稳定时，浮动汇率制度与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较，如果钉住汇率制度可信并且可以持续的情况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与单一钉住美元相比，钉住货币篮子时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直接效应比单一钉住美元时小，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当政策目标为汇率稳定时，最优的汇率制度是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当前适合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四、结论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灵活性越来越大，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较为明显。虽然我国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时，考虑了国内、国际各方面的均衡利益关系，试图实现稳步协调升值，但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和时间等问题上，面临着多方压力，国际上要求我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呼声高亢。虽然我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处于良好的态势，但是在微观经济方面的还存在许多弊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代价是产业结构失衡，金融市场混乱，并且在高速发展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基本面发展情况的汇率制度对我国持续性的、稳定高速发展是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框架，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标下，不同汇率制度对国民福利造成的损失，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得出在中短时间内，钉住（参考）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是最优的选择。我国央行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与本文的分析基本一致。目前来看，我国短期内还要维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中长期，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将是最优选择。

注释：

①假设外国居民没有持有本国债券。

②假设货币篮子由美元和日元组成，并且美元是唯一的外汇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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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岩

汇率制度变革教训论文 篇2：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方向

摘 要：本文回顾了从1994—201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内容与成就，并着重分析了2015年“811汇改”的背景、内容与影响，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未来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汇改 “811”汇改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汇率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研究者研究的重点。我国自1994年以来，经历了数次汇率改革，这些汇改深刻的变革了我国的汇率制度，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汇率制度作为一国重要的经济制度，具有差异性的特点。即不同国家会根据自身经济政治状况而采用不同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金融制度也并不健全，因而大多采用盯住或软盯住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制度。相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强，金融体系比较完备，因而大多采用浮动汇率的制度。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各项金融制度也并不健全；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已经是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人民币汇率制度既不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一致，也不能片面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历次汇率改革的目的正是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

1 1993—201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汇率主要由行政命令决定，这样的汇率制度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并且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1993年12月，中国政府将官方外汇市场与外汇调剂市场并轨，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次汇改直接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由1∶5.8贬值至1∶8.7，贬值幅度接近50%之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整，一定程度上将人民币汇率从过高估计拉回到正常水平，确定了汇率应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原则，为以后的诸次汇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199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回升，由1∶8.7上升至1∶8.27左右。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为了稳定人民币币值，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导致1997—2004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固定在1∶8.27～8.28之间。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上升2%；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日浮动幅度为上下3‰。同时，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由于积攒了8年的升值压力被释放，这次汇改之后人民币大幅升值，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8.27左右上升至1∶6.7～6.8左右。

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暂停了进行中的汇改，重新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在1∶6.7～6.8之间。而等到金融危机有所缓解的2010年，中国央行宣布再次重启汇改。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前提下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人民币汇率也一路走高。2010—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6.7～6.8上升至1∶6.1～6.2左右，达到了历史高位。

2 2015年以后的汇率制度

2.1 “811汇改”的背景

2014年以来，在2010年确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下滑为中低速，并且开始面临持续的资本外逃压力。从国外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导致美元汇率强劲回升，而与之相反，欧元区与日本均在通过量化宽松有意压低本币汇率。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导致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在2014年以来升值过快，以至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币汇率高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缓解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压力，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以更大程度地反映市场供求形势，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开始了新的汇改，一般称之为“811汇改”。

2.2 “811汇改”的内容与影响

2015年的“811汇改”是央行推动汇率决定的市场化，实行汇率制度由盯或准盯住到浮动汇率制、甚至自由浮动汇率制过渡的一次重要尝试。具体的内容是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其中，当日中间价=前日收盘价，而每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则依然被规定在2%之内，即：（当日收盘价-当日中间价）/当日中间价≤2%。可以看出，如果去除日波动<2%的设定，本次汇改之后人民的汇率制度已经非常倾向于浮动汇率制度了。

然而，由于市场积攒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过大，在“811汇改”之后短短3天时间人民币居然贬值了3%。如此巨额的波动是央行始料不及的。此后央行虽然在汇率市場积极操作，但是由于人民币入SDR、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等原因影响，截至2016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到6.94左右。

不过，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情况在2017年明显得到了改善，截至2018年6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从最低价的1∶6.94恢复到了6.47元。 如此频繁且强烈的波动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实属罕见，可以说这是“811汇改”之后我国汇率市场的新特点。

2.3 “811汇改”的影响

2015年的“811汇改”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影响十分重大，首先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停止人民币多年以来的单方面升值，人民币兑美元从此进入了双向浮动时代。这样的改变对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以及之后的人民币国际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人民币定价直接决定于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

其次，“811汇改”提升了人民币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与透明度。央行初步形成的“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机制使得市场对于判断每日中间价走势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也能够避免因中间价过于偏离预期而出现大幅波动现象。

最后，“811汇改”还可以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资本外流问题。人民币单方面的升值或者贬值会使资本单方面的流入和流出，在“811汇改”之后，由于没有人民币持续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从长远上看，会削弱我国资本外流的趋势。

2.4 “811汇改”的不足之处

虽然“811汇改”对于我国汇率制度有着众多的有利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汇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811汇改”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没有解决外汇市场量价不匹配问题。

长期以来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相对低迷，量价不相匹配。即使是在“811汇改”之后，外汇市场依然难以出清，这样就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表现为每个交易日收盘价大都高于当日中间价。所以说“811汇改”没有彻底解决我国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

（2）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决定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但由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与美元走势大体一致，所以这种制度实际上提升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3）汇改的时机存在一定的问题。

2015年7月中国股市在刚刚经历过一次规模极大的下行，而同时美国经济复苏加快，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正在发酵。因此，“811汇改”造成的人民币汇率贬值，与中国股市下行、美联储加息预期重叠在一起，不仅引发了全球股市与汇市的动荡，同时也使得人民币贬值过快。

3 人民币汇改未来的发展方向

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 是要努力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汇率作为国际金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牵扯面广、影响大，所以对于应该选择怎样的汇率制度这一问题，经济学界很难有唯一的答案。

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总体而言我国的汇率改革是成功的，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但是我国的汇率制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未来汇改依旧会持续下去。而通过总结之前几次汇改的经验，我国在未来的汇率改革中应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3.1 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我國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同样不可避免，在这种前提下，坚持汇率制度朝自由浮动发展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加限制地开放汇率很可能将我国经济置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在有控制、有管理的条件下坚持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朝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发展是我国未来汇改的必然之路。

3.2 继续优化人民币定价机制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如今人民币已经逐渐形成了“收盘价+一篮子货币+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三因素”形成机制 。在未来的汇率改革中，我国很可能加入更多更细致的因素来作为影响人民币定价的因素。这些因素将会使得人民币定价更为合理科学，同时也能尽最大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波动。

3.3 正确处理资本市场开放和汇率改革的关系

当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汇率改革的时候都将汇改和资本市场开放两者结合在一起，认为我国未来汇改的前提是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然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开放与汇率改革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指望单纯的资本市场开放来推动汇改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众多问题，尤其是会为我国金融体系带来额外的风险。汇改本身会提高人民币价格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而人民币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自然而然会提高我国的资本市场开放。而反过来，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也会使得我国进行人民币汇改的条件更为充分。通过这样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国的汇率之盾和资本市场都会获得相应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的汇率改革之路前途是光明的， 但在道路上会遭遇一些阻力和障碍。因此我国既要总结世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也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制度建设情况，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汇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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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亦可

汇率制度变革教训论文 篇3：

转轨期中国汇率制度选择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为主要储备、结算货币，各主要货币之间汇率自由浮动，各国自由选择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和汇率调节机制市场化的松散体系。

同时，可以预计，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内，世界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是“一极多元”的格局。但是“一极多元”中美元这一“中心极”的势力（占当今世界储备货币中的65％左右）在相对减弱，欧元、日元、英镑这一“多元化”货币的实力在增强，“多元”的内容在丰富，“多元”中将增加人民币，甚至包括有所扩张的SDR以及其他国家货币。由此，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也将日益激烈和显化。

从中国自身经济、金融进一步发展的特征看，中国是世界的经济与人口大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已相当密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只要继续保持有效的改革开放，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潜力在全球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

未来的增长模式将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挑战，经济增长将不得不从粗放式、出口导向转向效率型、内需为主的增长。而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滞后和经济体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民主政治改革任务尚未完成。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另一方面，“路径依赖”和复杂的现实又决定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环境下，必须关注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中的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又必然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国如果简单地选择钉住单个货币的严格固定的汇率或者选择完全浮动的汇率（两极论），都不利于中国利益。

中国当前既不适合实行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也不具备条件充当国际关键货币，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在战略过渡期内，仍需要借助美国等中心货币的优势，逐步走向亚洲区内的重要货币。

人民币尚难成关键货币

总体上说，在一个开放经济体崛起的过程中，人民币并不适合完全加入国际上现有的货币区。

以人民币为主，建立独立的松散货币区具有潜在的可能性，但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各方面因素制约下的货币政策能力的相对不足，又制约了人民币货币区在短时间内的形成。

中长期内亚洲具有设立独立货币区的潜在利益，人民币能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目前条件尚不具备。尽管人民币从趋势看具有充当亚洲区内关键货币的潜能，但并不意味着短期内就能成为关键货币。

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宏观调控能力以及这种能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的程度，还没有完全达到能独立承担货币区关键货币的水平。

二是东亚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各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被称为“宽松的美元区”。近期尽管亚洲各国均不严格钉住美元，但与美元仍维持着不是很紧密的货币区关系。

因此要在这个区域内迅速建立人民币的货币区，需要突破美元的现有优势，而这在近期并不现实。这需要进一步借助亚洲货币与金融的合作，并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甚至比美元更加稳定的力量来推动。

三是人民币要成为区内可信的关键货币，在人民币跨境结算、资本管制放松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浮动汇率有益战略过渡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在保持适度灵活性的前提下“搭便车”。汇率制度本质上从属于货币制度，是基于人们的普遍信任而存在。不论是本币的国际化，还是允许国际资本流动发挥稳定性功能，都有赖于某货币跨越国界的信任。

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也不是不经检验的承诺所能承载的，而是以经济、军事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并经过历史检验才能牢固树立的。虽然目前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国际信任有所降低，但在金融危机时期仍能成为国际资金的“避风港”，可见其信任基础仍是牢固的。

中国在短期内较难确立起与其匹敌的国际信任基础。因此保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则意味着“进口”美国的货币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美国已建立的信任基础，有助于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助于中国在货币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提高货币调控的能力。

当然，这个过程又不是完全的钉住美元，因为不但美元并不是中国完美的“锚”货币，而且，完全钉住只能使得中国沦为美元区，人民币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美元，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允许汇率有管理的浮动，以反映中美之间的经济周期、经济结构的不一致，同时也给中国货币政策一定的灵活性，甚至可纠正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有可能建立比美元更强的人民币的国际信任。

或者说，只要是经济基本面要求，汇率应在管理区间内主动调节，并且相应的波动主要依靠市场进行，即只是先借助美元区的信任，“借船出海”，推广人民币，使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脱离美元，成为独立的货币。

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宏观调控能力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因为货币毕竟只是本国经济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是信任的载体而已，不能本末倒置。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如果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实际汇率将长期面临升值的压力。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尤其是伴随着劳动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将在经济增长一定时期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

中国已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目前已实质性面对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同时，海内外机构和专家也较一致地预计，中国经济仍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实际汇率的升值具有一定内在必然性及长期性。

浮动汇率制度能较容易地释放经济体内在的实际汇率的变化，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面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了保持国内货币环境的稳定，则也需要对汇率水平进行及时的调整，以协调与钉住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今后即使采取非浮动汇率制度，也并不是采取绝对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制度，除了日常有区间的浮动外，也需要对一定时期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进行适当的调整。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给国内经济调整与转型以适当的条件和时间。在当前各国放松资本管制、世界货币财富积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国汇率的扭曲，往往会引发世界投机资金的冲击，并不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和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在这方面，世界上已有不少教训。

但是要想发挥好汇率作用，又是有条件的，需要存在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的可能，或者说，需要国内经济的自由化和价格机制的灵活性。

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矛盾积累较多，就业压力较大，社会稳定压力不可忽视。微观主体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和适应的，否则，只能给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带来更多负面的冲击。

同时，中国金融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因此，要实现资源的有效流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与此相适应，应该允许我国汇率制度的调整同样需要较长的时间，简单采取“两极论”的汇率制度是不可取的。

当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是有条件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既引入了汇率的波动，又保留了对汇率波动的一定管制；既是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的一种过渡，又是对这两种汇率制度的一种混合与扬弃。

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与国内其他宏观调控措施有效协调，这种汇率制度就能提供最大的市场灵活性。但一旦配合不好，又容易引发外部的投机攻击，成为产生一国经济不稳定的原因。

必要的资本账户和汇率管制

具体来说，鉴于有关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政府对保持资本账户的管制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防线。国际经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在汇率实现完全自由浮动之前，不能轻易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尤其是对短期资本的流动。

同时要看到，中国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货币危机说到底，是政府的信誉危机，是对本币稳定承诺的破坏。到2006年，中国外汇占款的总额已超过基础货币的价值。这表明中国的基础货币具有100％的外汇储备支撑。而2010年6月，中国央行发行的央票余额已达到4.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高达17％。

一旦出现外汇流出引起国内基础货币的收缩，央行具有巨大的空间将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出去，避免经济因外部金融性因素引起不必要的货币紧缩。因此，只要能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的稳定，中国完全有能力维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经济仍存在稳定高速增长的潜在实力，以适应今后国内调整的要求。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部分的宏观经济调控任务需要借助国内的经济调整实现。

从国际教训看，实行严格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最终不得不放弃政府承诺，允许汇率自由波动，国内经济调整的代价过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需要将所有的调整任务，由国内经济承担，但也无法将所有的调整任务都通过汇率波动完成。

即使是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国际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环境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无法实现完全隔离内外的经济波动。

然而，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结构多元、市场广阔；仍能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相对欧元、日元，劳动力市场不仅充裕，而且相当灵活。

总体上看，拥有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在实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国内经济调整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一定程度能隔离短期利益诉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转轨期多目标协调平衡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不是在一个平静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在一张白纸中重新设计的过程。

中国未来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既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转轨，同时也是寻找市场均衡汇率水平的过程，更是调整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体制和宏观调控制度的过程，是一个多目标协调平衡的复杂过程。其不会仅仅是为了改变汇率制度而改变汇率制度，而是应该放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金融框架和经济与社会稳定关系中动态把握。

鉴于此，为了给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包括汇率水平的调节提供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可以在不预先设置时间表的前提下，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确立一中心汇率。中心汇率不一定要事先公布，官方应根据经济及金融发展状况，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一次性的调整，也可分解在缓慢的波动中。一切视市场状况酌情而定。

二是中心汇率应根据贸易、投资等对外经济状况、对方国货币政策的声誉及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确定一篮子货币的内容。

初期，可仍以美元为主，但随着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可逐步加大其他国家货币的权重，包括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实际意义进一步确立后的SDR等货币商品。随着“篮子内容权重”的变化，当变化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无所谓中心汇率了，已逐步逼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

三是应根据经济与市场发育状况，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逐步放大汇率的市场浮动区间，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价格功能。这个“区间”可以公布，也可以不公布，视机而定。

在初期可以不公布，以避免市场在区间边界上的投机活动。同时配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逐步放大汇率的市场浮动区间过程，实际上弱化中心汇率一次性调整的频率。

四是配合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资本项下开放进程，适时加快汇率的浮动进程，包括浮动区间、篮子内的货币权重内容。

五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弱势”的崛起过程，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趋势，起码是最基本的币值稳定态势。

汇率制度的转轨过程，不仅涉及制度形式的转变，还涉及汇率水平的调整，特别是因为原先由数量配给予以平衡的价格压力的释放过程，还可能引起汇率水平的大起大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预期和大量投机资金跨境流动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汇率制度顺利转轨还需要经济结构和调控方式变革的配合，否则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埋下隐患。汇率制度转轨“有名无实”反而会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汇率制度转轨过程，应与宏观调控政策、经济金融改革以及资本账户管制等相协调、相配合。

推进国内外金融体系改革

具体来说，一是要加速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尤其是随着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意味着经济调节将放大利用汇率这种价格的波动来引导。

要使这种调节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顺畅流动与配置国内的资源。事实上，在国内原有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并不会自动消除这些配置的不合理，甚至会利用并扩大这些扭曲。

目前，国内有些人寄希望于通过汇率升值来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出口部门价值链。对此我们应看到，汇率升值确实会带来上述改革的压力，但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在表现为其他经济、社会矛盾压力下，延缓了汇率改革的步伐。

因此必须有国内经济、金融深刻的改革来配合。因为汇率调节毕竟属于需求调节工具，在缺乏供给面配合的情况下过度使用，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经济不稳定。

为此，需要尽快降低中国真实存在的准入限制，尤其是服务业的准入限制。因为汇率作用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出口部门，其调节的资源将在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转移，这要求服务业的进出入顺畅。

为了使得这个过程更为流畅，进一步，政府的职能还需进一步转换，不仅不应设置目前看来仍存在的不必要的门槛，还应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快推动要素市场改革，使得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的稀缺程度。减少国内不必要的行政垄断行业，降低自然垄断行业的不利影响。

经济的调节是多渠道的，汇率、利率、价格以及数量等将同时发挥作用。当国内其他价格体系和资源流动渠道受到一定抑制时，简单地增加汇率的灵活性，调节任务将过于集中在汇率，同时会不必要地加大汇率的波动性，不利于汇率制度的顺利转轨。

因此，通过国内金融业市场化的改革，提高国内经济调整的灵活性，既是更加市场化汇率制度顺利运作的需要，也是降低转轨风险的需要。应将汇率水平调整、汇率制度转轨和国内金融业的其他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这并不是简单的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需要协同推进。

二是需要积极发展外汇避险市场。当不得不引入汇率波动时，就需要一定的外汇避险市场来管理风险。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加大后，风险管理的主体逐步向市场主体转移，需要为其发展必要的管理工具和市场。

三是需要保留必要的外汇储备和资本账户管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仍需要对汇率水平和波动进行干预，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

在汇率制度转轨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市场预期变化不清晰，国际投机资金较为活跃，更有必要通过资本账户管理以控制短期资本的不必要流动。在汇率制度的波动幅度仍存有较严格的限制以前，不能轻易放弃资本账户管制。另一方面，市场的干预需要保留必要的外汇储备，以直接调节市场的供求。

四是需要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合理搭配。汇率制度转轨和汇率水平调整，只要不是一次到位（有时不当的超调，对国内经济影响过大，且会带来下一次的逆向调整），往往都会引发国际社会对汇率进一步同方向波动的预期，带动跨境资金的流动。

另一方面，汇率水平的调整，特别是升值，往往会直接冲击传统出口部门，给国内经济带来压力。为此，需要谨慎处理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的配合。

一般来说，在渐进升值（或市场仍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境资金的流入，这部分资金一般不会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会进入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经济领域。国内金融机构在充裕的资金冲击下，往往会加速信贷扩张，又进一步推动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未来埋下了不良资产隐患。

为此，在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行为加强必要的监管。为了顺应汇率升值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有时还有必要借助财政政策，以适当减缓这个调整过程的阵痛，并为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提供必要的支持。

五是应尽可能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相对稳定的国际汇率体系和健康的国际货币体系，既有利于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转轨和经济的发展。

在这方面，应抓住机会，推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通过国际机构适当限制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过量发行货币，导致世界流动性泛滥的现象。

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强国际监管协调，特别是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汇率转轨过程中不得不应对的投机资金大量流动的压力。

总之，在当前动荡、不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改善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与增长质量，提高中国独立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逐步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来建立市场真正相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最终通过人民币逐步区域化、国际化的漫长进程，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和“篮子”的内容、权重，使人民币汇率完全融入国际间的浮动汇率体系，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

作者：夏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