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律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法经济学虽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却和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关注的是如何从权利、义务出发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严谨法律制度，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前者关注法律结果，后者虽然也关注结果，但更关注所引用法律的制度设计。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法律行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法律行为研究论文 篇1：

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若干问题的研究

摘 要：隨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正越来越重视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理论若干个现实问题进行了可行性的讨论研究，以期能为经济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发展理念；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引起社会各领域被重视。经济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主要包括可持续性、综合性、公平性和和谐性等，这些内涵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不久的将来，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越发显著。

一、关于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类型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类型可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根据依据法律和应用领域的不同，可分为财税管理法律行为、金融管理法律行为、产业管理的法律行为、行业管理的法律行为和竞争管理的法律行为等；根据做出行为的主体不同，可分为中央经济的管理法律行为与地方经济的管理法律行为等。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理念内涵研究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是指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行为指南，是国家有效管理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约束作用与促进作用。 包括以下思想内容：一是社会公平性，即代内与代际公平的统一，要充分了解并掌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和谐性，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自然和社会、发展和科学合理和谐；三是整体的系统性和综合性，通过综合化、系统化、全面化的观念和眼光去看待当前或以后的问题，政府要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经济的发展；四是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应在自然、社会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不能寅吃卯粮。

三、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作用研究

功能作用主要表现：一是通过综合的、系统的观念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对整体的把握，能够有效的、及时的纠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狭隘性与短视性难题，从而有效避免经济集体的无理性，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要诚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政府控制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在社会市场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有效纠正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的现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三是有助于吸纳生态中心主义中的合理内核，超越人类自身的中心主义理念，从而争取在最大程度上促进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相处。

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施

（一）加强产业发展规划，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绿色产业的开发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而新兴产业标志着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产生内生的发展动力，使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尽快出台新兴产业整体发展规划纲要，来确定产业绿色化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实现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双效益。其中，扶持自主核心技术的研究应当成为先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客观科学地选择重点和优先企业，加强国家层面的规划，避免产生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等问题，促进绿色经济的长足健康发展。

（二）运用财税管理和金融管理的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财税管理方面，应提高财政对循环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支持力度，政府充分考虑财政预算，安排相应的资金定点投降循环经济产业方面，促进循环经济向好向快发展。作为对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的补助和奖励。同时应当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确保循环经济资金的来源和使用都能达到正常化。在金融管理方面，通过与各地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和资金交流，以提高对中小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其次，可以通过将环境因素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银行信贷头次的风险评测中，将排污等因素也作为信贷的依据，以达到通过金融手段来约束企业的生存行为，使我国循环经济得到发展。

（三）健全法制制度，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及社会诚信意识

只有建立健全的经济法律体系。才能让经济的正常运行得到有力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诚信体系的建设。保护好知识产权，才能保护好创新的成果，才能让资源更加方便的共享，才能从知识经济的发展中获得最大价值。保护诚信体系的建设，才能使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资源达到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法律观念宣传

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市场经济法律调控的必要基础。通过法律调控实现市场经济的规范化，一方面要加强法学理论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通过不断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特点和规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同时社会要引导人们法律观念的更新，需要我们加大科技立法执法司法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五） 国家经济的再次开放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源于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缓步期。政府应当考虑加大开放程度，如建立经济自由贸易区、港，或主动走出推销本国特色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人民币的货币流通。引领国际规则，显示中国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提高国际影响力。

随着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发展，它将在家庭、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家的公共管理方面的措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市场生产与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前所未有的经济新时期，加强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若干问题的细化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能更大程度地增加人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

[1]M Munasinghe， J Mcneely. Key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M]. New York：The Biogeophysical Foundations. 2008.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3]姚平. 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原则[J]. 价值工程. 2010（24）：4-5.

[4]J L Schrag. Managerial Jud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Judicial Management of Legal Discovery[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30）：305-323.

[5]H H Noll. Towards a European System of Social Indicators：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ystem Architecrur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58（1）：47-87.

作者：黄浦端木?邱佳耀?孙彧飏

经济法律行为研究论文 篇2：

“适当论”作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可行性分析

摘要：法经济学虽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却和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关注的是如何从权利、义务出发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严谨法律制度，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前者关注法律结果，后者虽然也关注结果，但更关注所引用法律的制度设计。虽然学科近似，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法律人多数仅仅是从提供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的作用，而法经济学人是从改变行为的诱因（隐形价格）和政策目标（效率与分配）的手段来看待法律。如果说法律思维是一个价值观，那么法经济学思维就是一把衡量尺子，如果法学思维是“主观的”，那么法经济学的量化思维就是“客观的”。但法经济学思维的微观经济学观点缺少一种统领全局的原则性研究范式，“适当论”可以成为这种范式。

关键词：适当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

一、“适当论”理论概述

（一）“适当论”理论是一种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通常具有如下的特征：（1）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适当论”理论来源于英国适当法理论，是对英国适当法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以“适当论”理论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知晓度，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公认性。（2）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及应用等构成的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适当论”理论由中国国际司法立法的“两点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论”、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适当论”三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阐明了“适当论”的精髓是合适、正当的“度”的把握。（3）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案例。“适当法”理论已经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有所建树，比如对欧盟反倾销的适当论分析，兼具理论和实际意义。

综上，笔者认为“适当论”理论在“适度”和“正当”的原则层面，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因此它是哲学范式，或称元范式。而在应用层面，用数量模型将“度”量化之后的“适当论”理论，以此作为经济学方法论来研究法律制度，应属于研究范式。本文着重探讨的是“适当论”作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可行性。

（二）作为法学研究范式的“适当论”

“适当论”是由我国国际法专家吕岩峰教授最先提出的理论。

吕岩峰教授对国际私法领域的最大的贡献概括为“三论”：（1）中国国际司法立法的“两点论”；（2）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论”；（3）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适当论”。适当论理论以三论为基础，不但注重厘清合同内在的关系，还更为注重合同价值的判断，以此为据选取准据法。处理具体合同纠纷时，优先考虑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述，并且援引最密切联系准则作为辅助，以此树立合同纠纷法律适用的价值判断标尺。此外，“适当论”还认为，争端法虽然可以调整国际合同关系，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适应性，目前看来，统一实体私法是更为适当的方法之一。“适当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找到“适当的法（appropriate law or proper law）”来解决合同问题，使合同关系更为合理明晰，从而有效地维护合同双方的正当权益，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有序发展。

二、使用“适当论”研究范式的前提

（一）在经济学领域引入“适当论”的动机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经济学的方法能够成功地运用于研究法律制度问题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科斯曾指出：“如果经济学（或至少是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分析选择决定因素的方法（我想这是事实），那么它们能应用于诸如法律、政治等方面的人类选择行为就不难理解了。”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是：“经济学，就是对如何安排人类目标与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已经走出自己的领域，成为跨学科甚至是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论，但无论是经济学或者法学都有本领域无法回避的弊端。

1.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的天然弊端

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天然的弊端，比如在法学领域，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属于制定法的大陆法系，所以在法律的制定方面，法律的制定和更新远远滞后于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情势变动所引起的法律需求。法经济学摒弃法学的思维方式，以成本和收益等经济学范式分析法律关系，剖析和检验法律制度，以此对法律现象作出价值判断。经济学的数量模型摒弃了法学视角下可以被任意解释和误读的模棱两可的原则，剖开各自虚伪的表皮，将公平正义、是非与否公布于世，让一己私利无处遁形。所以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历久弥新的，跟得上时代研究的进路。但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供给、需求”等十分缜密的研究范式，其技术手段的意义大于原则精神的意义，即更多地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工具，而非高度概括的宏观原则。但是在面对许多特殊领域的具体问题时就会产生类似“道德和法律”两难的“斯芬克斯”现象，即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却违法，符合经济学研究范式却无道德的情况。

2.法学研究范式移植经济学的设想

法经济学虽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却和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关注的是如何从权利、义务出发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严谨法律制度，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前者关注法律结果，后者虽然也关注结果，但更关注所引用法律的制度设计。如果说法律思维是一个价值观，那么法经济学思维就是一把衡量尺子，如果法学思维是“主观的”，那么法经济学的量化思维就是“客观的”。但法经济学思维的微观经济学观点缺少一种统领全局的原则性研究范式。综上所述：法学和经济学学科研究范式的一些弊端固化无法回避，笔者以为可以将“适当论”理论引入法经济学，使得法经济学除了最基本的数理研究的具体的范式应用之上，产生一种可以在法经济学学界内贯穿于各个领域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所有的具体原则都以这个原则为精神引领。这个统领的原则还要具有实践性，具体展开时可作为分析的具体方法；宏观研究时又可作为学科内的普世精神原则和一种价值衡量的标尺。

（二）动态发展的“适当论”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均是随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围绕科学和正义而作出不断调整的，这样才具有实际意义。据此，“适当论”理论走出法学界，成为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不断发展着的，它的理论应用手段和价值精髓都应该满足现阶段法经济学的研究要求，并且满足社会发展对法经济学的理论期待。

那么，在其他法律领域甚至经济领域，“适当论”能否作为一种原则、标准和方法呢？实际上，“适当论”不应该仅仅适用于国际私法领域。其虽然与英国适当法有一定的渊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发现英国适当法之前，在“适当论”产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在自发地把“适当”作为处理各种问题尤其是疑难问题的原则，但遗憾地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原则，更没有意识到“适当”可以是一种法律原则，或许是因为“适当”这个词太过于日常化，以致人们不把它当成一种严肃的学术语言来对待。但实际上，平凡中才蕴育着伟大，“适当”就像民法中的“诚信”一样，貌似朴实，实则深邃。“适当论”应当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标准和方法。

三、“适当论”理论移植的可行性

（一）法经济学研究范式

法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法经济学是对以个人理性以及个人理性相关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其研究对象是法律制度，也包含个人理性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以经济学的核心衡量标准是效率，基本分析工具以成本和收益、最大化方法来进行分析法律问题的。以经济学方法论或者范式，例如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可以对法律制度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法律的适用得出结论。

微观经济学的范式是经济学评价体系的精髓，因此被法经济学采纳，作为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而微观经济学被定义为一种研究稀缺资源在竞争性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配置的科学，所以证明“适当论”理论既满足经济学的核心衡量标准的“效率”，又不违背经济学“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可证明“适当论”理论引入法经济学，并作为这个领域内研究范式的可行性。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竞合

1.“适当论”理论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经济学的研究的基础是法经济学范畴中的法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是法经济学的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需求和行为应该是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提，并以有理性的人作为研究分析的基本对象，并以此推理出个人选择的结果是集体行为。以法理学的研究视角看法经济学的研究实质，可以看成是对应人类理性随着社会不断变化而改变的法律思潮，是一种以理性选择方法论模型视野下的个人主义的法学分析。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同样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对边际革命有了广泛的运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为基础的法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和成本及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对于微观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法经济学时有这样的观点：不同种类的行为会因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而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据此，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

“适当论”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论”。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依据当事人的意思或以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标准来确定准据法。由此可见，“适当论”理论的体系的前提是在个人意向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据此，对照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或者“理性人”的假设，与来自于国际私法的“适当论”中为了追求最优的法律结果而采取的意思自治的理性法律参与者来说，是十分近似的。无论是法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是“适当论”的研究范式，均是以个人意向和行为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因此可以认定在这个内容上，“适当论”的理论范式符合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特点。

2.激励分析与“适当论”理论

激励分析是一种对经济主体预期行为的分析，是对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种重要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英美法学研究遵循英美法系判例法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事后研究（expost approach），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进行分析。而法经济学却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事前研究（exante approach），即现在的行为可能会激励如何的结果。所以激励分析研究法律对象必须注重分析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以经济学方法论考量法律制度，过去只能看作一种沉没成本，如何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才是关键所在。

“适当论”也符合激励的分析方法。我国法律体系采用制定法，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普通社会成员无法掌握庞杂的判例体系，更无从在纷繁的判例中遵循先例。我国法律条文高度概括，言简意赅，使普通社会成员也可以在法律行为之前，即可估量出是否适度，是否正当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较之于判例法应属于事前的激励。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评判，很少来自于法律参与者所作出的评价，而是他们心中对法律行为的结果已经具有了预期。“适当论”是“适度”和“正当”的理论，评价法律是否正义，并不依赖于法律程序的完整运行所作用的结果是否正义，因为法律适用的适当性，具体就是对每一个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尽量做到公正合理，是此理论模式所探求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体现了法律这种行为规范和是非尺度的精神。

3.经济学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与“适当论”

所谓实证经济学，就是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诠释和界定其内涵，而规范经济学主要通过规范研究来分析研究对象的渊源。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是规范经济和实证经济学最基础的研究方法论。在法经济学对法律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评价过程中，如何确立一个评价标准或效率标准，是法经济学的难点。对法律制度的评价，法学家使用最多的是公平和正义的评价标准。但是公平和正义相对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确定公平和正义作为法律制度评价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和含糊不清的。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将研究对象量化，在相同的情况下参照量化分析结果即可分辨优劣，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阐释法学概念或内涵。

法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在对法律制度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存在帕累托最优，但区别于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所阐述的效率标准。如果采用上述效率标准分配社会资源，在分配资源时肯定有一部分人可以获得利益，假设得到利益的人愿意用自己所增加的财富补偿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且获利大于损失，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法经济学研究分析过程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有效地评价体系，可以认为是法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石，也是法经济学展开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实证研究在法经济学的研究中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问题。实证经济学对于法律效果的评估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对法律制度本身的效能作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此来得出结论。实证经济学为法经济学提供了对于法律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分析、预测，可以更为直观地评价出法律的制定是否与制定者的期望保持一致，或者期望值和实际值相差多少。经济学实证研究使得对于法律制度的分析相对于法学而言，更为细化和量化，以模型来研究法律制度使得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十分精准。法律效果在法学领域十分重要，以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在另一方面推动了法律效果的研究。

“适当论”理论范式满足法经济学中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析方法。首先，“适当论”理论在研究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效率”的问题上十分有效。以国际法为例，法学领域内要数国际法的问题处理最为棘手，面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诉求，法律参与者各抒己见，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诉求参与法律实践，“适当论”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法实践和归纳中总结出来的，权衡法律参与者的所有得失，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在中立的角度宏观地确定法律援引以及实施的适度和正当性。在追求法律效果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提出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持的适度性、正当性。“适当论”正在寻求一条除了完善冲突解决之外的争端解决机制，在现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更为适度和正当的解决机制是实体私法的统一。“适当论”还主张，对法律调整不应仅仅局限于采用争端法的方法，而应努力去寻找其他更适当的方法，目前，统一实体私法便是这种更适当的方法之一。如何调整合同关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适当论”的目的。当然，“适当论”更为关注的是在达到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即适当的法。据此，“适当论”也可看作对法律效能的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来源于法学领域的“适当法”理论是一种研究范式，并且可以走出法学领域成为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式。“适当论”理论引入法经济学是可行的和有意义的，它不但符合主流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并且摒弃了单一研究范式对于法律和经济交叉学科所产生的天然弊端：主观性过强的“公平、正义”（法学）和过于微观缺乏价值统领的数量分析（法经济学）。本文叙述“适当论”理论如何将“适度”、“恰当”、“正当”的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各种要件量化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将法学界的价值观念量化引入法经济学界，这使得对法经济学研究的精髓把握更为画龙点睛。

参考文献：

[1]吕岩峰。“适当论”：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理论的归结与扬弃[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9，（5）：68---73.

[2]吕岩峰，合同准据法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4）：22--29.

[3]吕岩峰，准据法及其理论与方法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81--93.

[4]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3.

责任编辑 姚佐军

作者：关越

经济法律行为研究论文 篇3：

智力资本的国际视角

哈耶克说：智力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远大于其他生产要素

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Fritz Machlup 完成了一项题为“智力，它的创造、分配和经济意义”的研究，研究认为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信息部门的贡献达到34.5%，这一结果以数字说明了信息代表的无形资本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智力资本这一概念，1969年他在一封致波兰某经济学家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应该认识到当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人把你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探讨的东西归功于智力资本。”加尔布雷斯指出：智力资本中的智力不再是“作为纯粹智力”的含义，而是体现为一种智力性活动，智力资本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且还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智力资本的巨大价值

20世纪8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的前任主席沃尔特·利斯顿指出，他的银行和其他一些公司拥有巨大的智力资本，而会计师却无法衡量出来。20世纪90年代智力资本开始受到企业界的广泛重视。

最早系统的界定智力资本的含义及内容的是美国学者Thomas A Stewart，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1991年6月，《财富》杂志刊登了Thomas Stewart的文章《脑力风暴--智力资本是如何正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的》，这是在国家级商业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此类专题的文章。1994年10月，发表《你的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智力资本》。1997年在《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一书中他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之和。”他强调，智力资本的术语早期用于描述个人智力的动态影响，而后来在经理人员和咨询公司使用时，已经拓展为一个组织化的词汇。Stewart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之中的整体价值。

1997年5月，瑞典第一大金融和保险公司--Skandia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智力资本年度报表，作为对传统财务报表的补充，此举被称为“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财务里程碑”。同年又出版《智力资本》一书，详尽介绍了系统的评估模型，用以帮助股东精确的评价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加拿大McMaster大学商学院的Nick Bontis博士，自1996年以来也发表了多篇关于智力资本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你的头脑有价：战略性地管理智力资本，(《商业季刊》1996年)；智力资本的测度与评价模型的一种探索研究”(1998年)等。他认为，智力资本的提出是出于对相对于信息而言的知识的有效运用的目的。他深入分析了智力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

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Dave Ulrich教授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一家企业的智力资本就是其成员的能力与认同感的乘积，用公式表示，即“智力资本=能力×认同感”。公式中用乘号而不用加号，意在强调组织中的入力资本与结构资本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英国的Annie Brooking把智力资本简单地归为“对使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并把智力资本意义体现在一个简洁的公式中，即“企业=有形资产+智力资本”。

有关智力资本的国际研讨会和学术期刊也蓬勃兴起。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分别于1996年1月和1998年1月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智力资本国际大会。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智力资本的国际研讨会。在一些大学和一些先行实践企业中纷纷成立了智力资本研究及管理机构。例如，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智力资本研究所，英国MCB大学创办的《智力资本杂志》，旨在推动组织中智力资本的创造、识别、管理及测度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智力资本的构成

对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智力资本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派观点。

一，智力资本=无形资产

英国学者Annie Brooking于1996年在《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智力资本的含义与构成，以及评估、存储、管理智力资本的全过程。她认为智力资本是“对使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具体包括市场资产、人才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基础结构资产等四大类。

其中市场资产是指公司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的无形资产潜力，包括各种品牌、客户和他们的信赖、长期客户、备用存货、销售渠道、专营合同协议等等；人才资产是指体现在公司员工身上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群体技能等能力；知识产权资产包括公司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专有技术等；基础结构资产是指使企业得以运行的那些技术、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企业文化等。

但问题在于，将知识产权作为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容易引起智力资本含义的混淆。因为知识产权强调知识是一种容易外部化的无形资产，为了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而从法律上限制他人的无偿使用。而智力资本强调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这种知识只能通过组织特有的文化氛围加以共享和利用，不能也不必通过法律行为来保护。

二、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客户资本

此分类方法不包含知识产权。Thomas A Stewart作为智力资本研究领域的先驱，深入考察了一批优秀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吸收了企业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最终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价值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者之中。

Karl Erik Sveiby把智力资本的构成分为三个方面：员工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这里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实际上是将结构性资本区分为内部结构资本和外部结构资本。内部结构资本的作用是为雇员知识和技能在组织内的传递提供支持，外部结构资本的作用是保证企业知识资本的增值。

三、智力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产

Sullivan在《价值驱动的智力资本》一书中，总结了智力资本管理大会的成果。1999年的智力资本管理大会把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转化为利润的知识”，认为组成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是人（具有内在的无声地知识储备）和外在的既有知识体系。外在的既有知识体系称为公司的“智力资产”。某人具有的无声的知识写到纸面上的时候（或者在电子媒体或任何其他媒体），他就变成了公司的既有资产。一些这样的既有资产（称为“智力资产”）受法律保护，表现形式是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或半导体覆盖层。受法律保护的智力资产用法律术语表示就是“知识产权”。

尽管在智力资本研究范畴上存在着看法上的差异，但智力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有效扩充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把传统资本所忽略的但却日益成为企业重要资源的东西，诸如员工技能、组织流程、企业文化、客户忠诚等，与企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整合在一起，拓展了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范畴，将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结合起来，揭示了企业的真正价值所在及价值增长的源泉，从而为企业管理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冯丹龙　曾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