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新科技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科学技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明显和严重。人类要改变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科学技术生态化是人类的明智选择，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同样重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篇1：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叙事结构

摘 要：从“人——社会——自然”系统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形式上表现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因素在结构上呈现为技术、经济、政治、观念的相互作用，因此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历史行程中展现为技术与自然、经济与自然、政治与自然、观念与自然等四个方面的矛盾运动。

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社会关系；叙事结构；人本向度

从“人——社会——自然”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发展前景，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形式上表现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规定着二者作用的性质和方向。社会因素在结构上呈现为技术、经济、政治、观念的相互作用，因此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历史行程中展现为技术与自然、经济与自然、政治与自然、观念与自然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正是以这四个层面作为完整的叙事结构，展示出其思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论向度。

一、人——技术——自然：技术向度

何谓技术？马克思曾指出，技术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1]203可见，马克思是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来定义技术的，把技术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是以自然规律为客观基础的人的智力的物化，反映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人的智力和自然物力在人类活动中的统一。

技术的本性决定了其根本功能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当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在马克思看来，技术作为人造之物，体现着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提升，体现着人类驾驭自然力量的提升。一方面，人借助于技术把自然力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使自然力充当人的助手；技术的应用也能使社会分工合理化，有助于人们的协作，因而形成人作用于自然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会远远超过单个人力量的简单相加。因此，技术的应用能扩大人对自然的作用范围，增强人对自然的作用力度，使自然物愈益朝着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类社会不断脱离自然的控制和约束，自然界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人的目的。技术的进步也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带进人的生活，改善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技术的功能从根本上来看是积极的，它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实现人性解放的必要手段。

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产物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实体性的技术。同考察人的本质一样，马克思也不把技术看成是离开社会的抽象实体。在他看来，技术并不具有抽象的善恶本质，其应用所导致结果的性质主要由特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 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2]481把技术的应用和具体的社会制度相联系来考察技术的善恶属性，是马克思看待技术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立场。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技术发展对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所具有的积极效应，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异化所导致的生态负效应。

如同私有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一样，技术异化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马克思指出，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曾把对自然力的破坏变成了人类生产力的现代工业，从而为新社会的到来、为使劳动成为高尚的事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消除技术异化的出路不在于像卢梭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废止技术的使用，使人类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在于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和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3]392-393只有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才能用新技术来消除旧技术的负效应，从而协调和控制技术的应用对自然界发展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张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变革来克服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4]775只有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合理调整负载于技术中的人的目的的片面性，走出技术目的的误区，帮助人类摆脱自然的奴役，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中间力量。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面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导致的生态负效应，不应该采取悲观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因此而放弃现代技术，而是应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解放科学技术。

二、人——经济——自然：发展向度

马克思在对人类劳动过程进行科学抽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作为劳动过程的一般生产过程。他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社会生产过程首先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生态过程，同时这种自然生态过程又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实现的社会物质交换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过程。因此，任何现实的社会生产总是表现为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生态经济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是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二者是在生产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前者是社会生产的自然生态特征，反映了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后者是社会生产的社会经济特征，反映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属性。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才构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本质。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经济”这个概念，但是他把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划分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并认为二者的统一就是社会生产的本质的论断，正确揭示了社会生产、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经济本质。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社会生产处于传统的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发展时期，他运用劳动辩证法分析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明确提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5]398-399的科学论断，第一次揭示出农业生产的本质是生态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即农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本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再生产的基本功能单位就是一定的农业经济系统；自然再生产的基本功能单位就是一定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两种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就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农业生产过程是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过程，它的本质是生态经济过程。不仅是农业生产，就是整个社会生产，也是经济系统再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再生产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再生产。人类社会再生产要以自然界为基础，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物质前提，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扩大的物质保障，因而经济再生产是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经济再生产为自然再生产创造条件和提供手段，不断生产出符合人类需要的生态环境。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构成生态经济再生产这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不仅提出了整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规定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应当包括再生产自然界的自然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6] 96-97可见，人类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进行，而且要按照自然界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需要来进行，做到社会生产的全面化。人类既要从事改变自然物质形态的经济生产与再生产，也要保护自然生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尽可能把自然界的可再生资源再生产出来，建设整个生态环境。“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6]97自然，这是马克思为人类的社会生产规定的一个更高的生态经济原则。因此，把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生产过程理论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再生产理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产的生态经济本质，是现代社会生产引发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学根源。

三、人——政治——自然：制度向度

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特定社会形态制约的”，[7]35社会因素全面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制度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同，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根据人的存在状态的历史变化，首次完整地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大经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的状况、人的存在状态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特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个阶段，人的依赖性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和亲密的，人们对自然怀着崇拜的感情。自然界直接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或者作为劳动资料直接和作为劳动者的人发生联系。第二个阶段，物的依赖性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是，一方面全社会的人们作为一个整体和自然的联系更为深刻和广泛了，另一方面也变得片面了，自然在人的眼中只是对象和有用的物。此外，人作为单个劳动者和自然的联系也是片面的、间接的和疏远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止一次地反对自然崇拜和对自然的情感主义。同时，马克思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所具有的消极影响。私有制基础上的大工业生产和交换使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对象或生产工具分离了，劳动者的活动或产品只有通过交换价值才是他的活动或产品。这不但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自身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同自然关系的疏离和异化。“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3]393实际上就是服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第三个阶段，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化的人共同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个人的本质力量全面丰富地展开，人成为自由的人，自然也成为具有丰富的人的属性的自然。这就“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8]603因此，在这一阶段，无论从社会整体来看还是从单个人来看，人和自然的联系在人的控制下都展开了丰富的、全面的内容。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三大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三阶段的划分，突出了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体现了“自然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相一致的原则。通过这种考察我们看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性关系，演变为人对物质产品的依赖性。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似乎获得了对自然界的完全的独立性，人对自然的依存性、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方面被遮蔽了。在资本家那里，自然完全成了私有财产、有用的物，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加剧了对自然的无止境开发和利用，而不去考虑这种活动在自然界中产生的长远影响。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也被无情地纳入了这种对自然的无节制的、短视的开发和利用之中。这正是人与自然尖锐矛盾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有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从而能够克服人与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分离。

四、 人——观念——自然：人本向度

马克思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入反思，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共生、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价值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又指明了人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调控者，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必须要把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统合起来，这就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的价值规范。

根据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观点，正是由于人的本质需要以及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价值关系。自然界满足人们主体需要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层面也是多样的，既有物质层面上的价值体现，也有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表达。马克思从两个意义上论述了自然界对人的价值。其一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他曾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6]95这就是说，自然界为人提供肉体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其二是在间接的意义上，即通过考察作为一般价值特殊表现的使用价值来论证自然对人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虽然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它是自然财富，它进入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成为社会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劳动藉以创造经济价值的源泉。他说：“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9]25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曾招致生态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劳动价值学说“忘却了自然”。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10]712-713马克思把自然视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原因，认为自然虽然不能左右商品价值的总量，但是却能通过劳动生产率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间接地影响着价值生产。因此在价值生产上，自然是作为“自然的生产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外界环境，看成是与人类存在着千丝万缕价值关系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将改造自然的科学性和保护自然的必要性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然的价值，不断满足主体的价值需要。

马克思在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阐发中，始终把人作为价值的主体。在他看来，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本质上是一个受盲目的客观必然性所制约的世界，它并没有自己的目的和意识，也不可能有自己的价值要求，而人类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主体存在物，在与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自觉地与自然界建立起一种目的性价值关系，并在认识自然界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界积极能动的实践改造去实现自己的这些价值要求，因此，虽然自然界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价值关系中的一个关系项，但是只有人才是这一价值关系得以确立的真实的主体。自然界只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价值关系的建立提供某种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取决于人对自然界作出了何种认识和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上的交换时，必须合理地调节自己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以维护和充分实现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态环境价值。为此马克思详尽地提出了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合的劳动实践规范理论，构建一种既合乎人性又合乎物性的生态劳动实践观。“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6]97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是人的劳动实践的应有理念及取向。内在尺度是指人对待自然以自己的需要为取向，外在尺度是人作用于自然以物的本性为取向。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生存发展之内在需求，因而人在利用自然时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便具有必要性。同时，人应懂得按照物的尺度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实践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物质变换形态，它必然要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则和万物存在演变规律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1]251这种灾难不仅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无序失衡。总之，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一的劳动实践观，蕴涵着人道与物道、功利与责任相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

作者：张进蒙

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篇2：

环境问题的技术抉择

摘 要：新科技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科学技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明显和严重。人类要改变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科学技术生态化是人类的明智选择，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同样重要。

关键词：环境问题；科学技术；科技生态化

自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科技力量凸显的空前强大，它提高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一方面人类对自己创造的科技奇迹陶醉不已，另一方面新科技也引发了一系列诸如能源匮乏、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整体效应尤其是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备受人们关注。

一、环境问题的技术成因

1．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密切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新科技革命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新发展，使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出更加宏伟的主动力量，加速了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人类物质文明取得高度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也不断恶化，科学技术的生态破坏力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条件下，指南针的发明、航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扩张，全球的自然资源都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野蛮开采、肆意浪费。

美国著名学者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中将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归为三个因素：人口增长、富裕程度和生产技术的污染倾向和规模，但他认为，大量证据表明，大部分急剧增长的污染更多的来自生产技术的变化，即用对环境具有极大影响的生产技术代替了原来那些对环境毁灭性较小的技术。巴里·康芒纳举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所以在美国和所有其他的工业国家中出现了环境的恶化，其基本原因都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及运输上的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在我们洗衣服是用洗涤剂，而不是用肥皂；我们喝完啤酒的空瓶子不是被回收，而是被扔掉；我们使用人造氮肥去种植粮食，而不是使用有机农家肥料或作物轮种，我们穿着合成纤维制作的衣服，而不是棉毛织品；我们开着高效，宰高制动的重型汽车，而不是轻型的低效率、低制动的小汽车；我们旅行是乘飞机和私人汽车，运送货物是靠卡车，而不是靠铁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力图运用科技力量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而自然界又以报复的形式否定人类的努力，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由此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美国在1970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各种环境危险的困扰之中：光化学烟雾笼罩着许多城市；农场主忧虑着有毒的杀虫剂和硝酸盐所污染的供水；青年人抗议着来自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射尘威胁；孩子们遭受着他们体内的高水准的铅所引起的疾苦。”“虽然这种把环境恶化的基本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观点有失客观和科学性，然而无论如何，科技对自然环境的负面效应是难以推免的，它无疑极大和极为迅速的助长了人们对自然的破坏行为。

2．环境问题的技术成因

但是我们不能把环境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科学技术作为客观存在，本身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往往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被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所操作，有时在具体应用上就会出现违背人类根本利益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资本家的狭隘自私和盲目趋利性，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应用是在自然资源被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工人被降低为机器的附属品，机器在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贫困，技术与工人形成了对立，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过程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地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而且由于人类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局限性，在研究、开发、引进和应用新技术之前没有全面评估和控制其生态效应，导致人对技术的失控，环境问题加剧。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人们夸大了它的作用，把它当成目的性因素，只看到其有效性和功能，忽视了其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只看到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生态价值。新技术，可以说在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却在生态上失败了。科学技术一经投入使用，不只产生了人们期望的结果，也经常引起意料之外的消极后果，这让人类和科技措手不及。科技发展的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干扰环境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这种后果的认识。恩格斯曾经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同时，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已经造成了许多单靠其自身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生产力的减少，——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为科技文明的进步付出了巨大代价。

二、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无论如何，有史以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比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要大得多，深远得多，而且这种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没有科技革命，就没有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没有现代化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贫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失衡，而消除贫困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巴里·康芒纳说：“我们需要电力机车去代替产生烟雾的小轿车和载重汽车；我们需要用太阳能发电去代替传统的和核能的发电站；我们需要恢复有机农业——避开有毒的化学物质。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失去以我们目前有污染的生产技术中所得到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做到。”一句话，就是我们需要科学技术。

避免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情绪，对科学技术采取理性的态度，冷静、客观地面对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关键在于处于主体地位的人。科技本身是正负效应的矛盾统一体，二者是并存的，没有绝对的有利无害的科学技术。因此要对科技进行优化抉择，尽量发挥其有利的一面，抑制其有害的一面。改变传统的“新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好的，效率高的就是好的，经济利益高的就是好的”等旧观念，改变在工业经济背景下的以纯粹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加快技术创新，突破技术瓶颈，研究开发新型的、适当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诸如循环技术、节约技术、替代技术、更新技术等，发挥科技的生态功能诸如监测预警、控制保护、清污替代、恢复更新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环保产业。

建立新型技术评价、调控机制，从事后调节转移到事前控制上来。提高科技研发和操作人员的技术道德和生态道德，防止其对科技的滥用和误用。科技是人创造的科技，科技的发展加重了人类的责任。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注重技术层面的生态化，既保证技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确保环境清洁和生态平衡，把科技知识物化为绿色产品，引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创造了生态价值。同时要为促进科学技术向生态化转向创造良好的文化、政策、法制等社会环境，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技术生态化道德。

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前言中讲到：“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使科学技术向生态化方向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作者：桂英哲

人类物质生态环境论文 篇3：

试论道教的劝善伦理与心灵环保

当今世界，社会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人类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过度消费问题、能源危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究其原因，这些问题存在的关键还是人心的贪婪，人类的贪欲之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于是，有人提出“心灵环保”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我们要提倡生态环保，更要提倡“心灵环保”。所谓“心灵环保”，是指对人类心灵的净化和对品德修养的提升。只有不断强化“心灵环保”意识，涵养心灵，使内心充满愉悦、阳光、快乐，很多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道教的劝善伦理，主要是教人为善，不要为恶，强调个人的积善立德和人格修养。历代以来，道教始终以善道教化为己任，一方面积极地用自己的理论、观点向社会宣传，引导人们学善明善，期望整个社会风俗淳朴、道德高尚；另一方面则更加提倡修道者身体力行，主动去做好事、行善功。道教的劝善伦理，对中国社会的民风、民俗、伦理道德及民众心理均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端正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心态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要善于用道教的劝善伦理来净化人们的心灵，培育人们的精神品质和人格修养，提升公民道德和公众爱心，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幸福和谐。本文仅从道教的尊道贵德、少私寡欲、行善积德、济世利人、慈心于物的劝善伦理出发，对其在心灵环保中的积极作用作一简要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尊道贵德对人格修养的培育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常称为道德人格。在心理学上，人格亦称“个性”，指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前者包括人的需要、动机、兴趣和信息等，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趋向和选择；后者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个人特征。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使个性成为一个整体结构。由于各人的素质和接受的教育不同，使各人之间在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方面各不相同，形成不同的人格。而“人格修养”，则是指人的一种内在修养，是一个人能力、气质、品格的综合反映。可见，一个人的人格修养虽然是个人的私事，是一个人自身内在修养的表现，但是如果将此赋予行动，那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道教尊道贵德的伦理思想，强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内在修养，是一种积极向善的社会人生观，自然有利于人格修养的培育。

尊道贵德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清静无为、淡泊名利，有利于个人品德修养的培育。道教以“道”名教，就是以道作为它的基本信仰。《老子想尔注》称：“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从而确立了“道”的崇高地位。《道德经》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教尊“道”为最高信仰，并教导人们学道、修道、行道、弘道。至于“贵德”，道教以得道为“德”，即修道有成，与道一体，长生久视。《自然经》称：“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宋徽宗御注《西升经》则称：“道之在我者为德。”“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现。道生万物，不自恃以为功，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完全自然无为。其要求学道者，清静无为、淡泊名利，不断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这种“尊道贵德”的思想理念，对于提升社会伦理和培育个人品德修养皆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尊道贵德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柔弱不争、慈爱宽容，有利于人格修养的培育。尊道贵德是道教的优良传统，也是劝善伦理的重要内容。根据尊道贵德的要求，修道者必须要具有高尚的品德，有了高尚的品德才可得道。所以，修道应以德为基。对于广大道教徒来说，修道的先决条件就是立德，立德就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功德。其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修养，遵守“道”的法则，保持内在修持和外在行为的一致，以清静无为、柔弱不争、慈悲宽容、淡泊名利的心态为人处事。道教强调“尊道贵德”，就是要求道众修身积德，劝善行善，使天下道普德溢，太平仁爱。这种劝善思想，是一种人格修养，更是一种心灵环保，对于当今社会民众“人格修养”的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少私寡欲对健康心态的培育

现实社会中，有人总是爱抱怨，把抱怨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因为抱怨可以出气宣泄，可以麻醉心灵，甚至会把自己的某些挫折、失败归于外界因素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谁听到那些喋喋不休的抱怨，大家只会觉得不顺耳，不开心，甚至厌恶。其实，爱抱怨是一种心态问题，是一种心态不健康的表现。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扮演一个或多个社会角色，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心态则不同，也就必然会怀着这种心态对待生活。一个人的成败有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心态，成功需要健康的心态。道教少私寡欲的伦理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平和心态、善待人生，常怀感恩之情、宽容之心，最终自然有利于健康心态的培育。

少私寡欲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以感恩之心对待自然，从而树立正确的物质消费观。20十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与生态和谐。随之而来的则是：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破坏、能源消耗过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命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我们人类不仅不感激自然的恩赐，反而变本加厉地加以索取，这是人类的贪欲所造成的恶果。那么，如何才能节制欲望，使人回归自然本性呢？道教提出了“少私寡欲”的伦理思想，要求人们“去甚、去奢、去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欲望不可贪，要顺其自然，行于当行，止于当止。钱财皆为身外之物，要取之有道，得之有理，享之有量，不可贪之过甚。只有知道满足，才不会遭辱身之祸；只有适可而止，才不会遭亡身之灾。“少私寡欲”就是要求人们少私欲、远贪欲，保持内心清静、阴阳平和，做到淡泊名利，常怀感恩之心。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你不感恩，只知埋怨，就只会终日无所成，心情也会越来越差。因此，我们要远离贪欲，少私寡欲，保持“知足之足，常足”的心态，永怀感恩之心，常表感激之情，人生就会充实而快乐。

少私寡欲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以宽容之心对待自然，从而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在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过程中，人类在地球诸物种中成为绝对的霸主，一切非人类物种与强大的人类相比，都成了绝对的弱者。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的滥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发生和自然环境的残破，日益威胁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人们通过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开始相信，生态危机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问题。不仅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人类离开了自然生态环境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因而人类应该倡导慈悲、宽容之心态，要从道德方面关爱自然生态环境。道教少私寡欲的伦理告诉我们，“欲者，乃凶害之根；为人之道，要知足”。我们要从自然界的整体利益出发，彻底摒弃狭隘的人类利益主义，树立返朴归真、自然无为的价值取向，倡导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积极倡导少私寡欲的劝善伦理，全面提升人类社会感恩、宽容的健康心态，进而维护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保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行善积德对幸福人生的培育

20世纪以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深信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足以消除痛苦，带来幸福。但事实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增长并未让人的幸福感同步提升，相反，随着物质丰富和物欲抬升，人们普遍感到奢华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平淡。现实社会中，有些人很有钱，物质条件也很丰富，但是他们并不幸福。有些人财富并不多，物质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们却很幸福。原因何在？关键是他们懂得感恩幸福、珍惜幸福。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追求的幸福也各不相同。比如，穷人以财富为幸福，病人以健康为幸福，有闲者以快乐为幸福，等等。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精神空虚、怨天尤人，而且还心态失衡、不知满足，那肯定是不会幸福的，甚至还会带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身心健康、知足常乐，而且又能积极向善、乐善好施、行善积德，那么他的精神生活肯定是充实的，幸福人生也是必然的。对此，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提出修德能长寿、行善有福报的观点。这种劝善伦理，强调的就是一种行善积德思想，是一种乐善好施的人生观，自然有利于幸福人生的培育。

行善积德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淳朴善良、慈爱和同，有利于社会环境的培育。在行善积德伦理思想指导下，道教提出了幸福人生的理想社会，那就是《度人经》所描述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道教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是“太平”世界的理想，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兄弟、亲姐妹，彼此之间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没有偷盗、没有邪淫，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国家平安，人民富裕，生活幸福。这样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道教称之为“太平”世界。虽然这种太平世界是用劝善伦理来规范的，是一种理想和追求，但是道教行善积德的道德伦理，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这种道德伦理既可以促进人们弃恶从善、积功累德、弘扬正气，又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现实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倡导行善积德的伦理思想，始终保持一颗纯洁、善良之心，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真诚待人，感恩社会，自然就会拥有幸福的人生。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道教行善积德的伦理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幸福美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行善积德的劝善伦理，要求人们积功立德、慈悲宽容，有利于幸福人生的培育。道教认为，人们所生活的自然界里，有许多神灵，其中有不少是监视人类的，并影响人们的命运。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善恶报应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行善的一种规劝。道教还进一步指出，只要多行善功、不断累积功德，就会出现“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的美好景象，那么幸福人生自然就会随之而来。然而，现实社会中，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事情也不少。前不久，媒体披露达芬奇家居弄虚作假不讲诚信的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消费者的生活品质的下降。这一事件是一种欺骗行为，严重违背了道教行善积德思想，虽然达芬奇的负责人公开叫冤，但事实确是如此。这种不道德行为给民众的幸福指数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普遍感到社会的诚信度下降了，原本善良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当然，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所以，道教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出发，提出“广修道德”、“积善阴德”的劝善伦理。所谓“广修道德”，就是要求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遵循社会伦理规范，做到弃恶扬善。“积善阴德”就是强调人人崇尚道德、人人诚信不欺、人人众善奉行。可见，道教行善积德的劝善伦理，对于幸福人生的培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济世利人对公民道德的培育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公民道德的培育不仅有官方的教育体制，以精英的道德理论为引导；而且还有民间的教育形态，以大众化的道德说教来普及。比如，儒家有乡规民约，以家庭为学校，通过家长言传身教和长幼尊卑来实施道德传承。佛教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之说，其形象生动，深入民众，为社会所接受。道教则以传统的劝善伦理和承负观念作为公民道德培育的内容，倡导济世利人的社会公德，宣传和普及去恶从善的道理，自然有利于公民道德的培育。

济世利人的劝善伦理，是一种社会道德，它要求社会公众必须遵守“利益人群”的道德规范，奉行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这种社会道德，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当今社会值得大力提倡的。然而，现实社会中，总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公开违背社会公德，公开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有一名叫范美忠的老师，地震时竟然抛弃学生，抢先逃走，事后还在网上发表一篇博文，其中有与学生的一段对话，学生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啊？”范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他还公开宣称：“先人后己和牺牲只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不管情况如何，“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这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说的严重点还是一个极端的自私者。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责任，抛弃了良知，抛弃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抛弃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抛弃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道德。虽然“范跑跑”现象只是少数，但却严重危害了社会公众道德。对于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道教的济世伦理是明确反对的。道经称：“善恶在己，必有感应。”要求人们多行善事、远离恶行。要主动践行“不履邪径，不欺暗室”、“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传统道德。《太平经》还明确指出：“凡人乃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这种影响自身并延续后代的恶行“承负”说，对于违背社会公德之人是一种严厉的警告，自然有利于人心向善。可见，道教济世利人的劝善伦理，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济世利人的劝善伦理，也是一种公民道德，它要求公众恪守社会伦理，践行社会公德。所谓“社会公德”，就是指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当前，在市场经济的促进下，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发展，成绩无疑是肯定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假冒伪劣大行于世，许多不法奸商以欺诈手段谋取不义之财，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法律的制约问题，但关键还是一种社会道德问题。对于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道教认为是一种极大的罪过，是要遭天谴的。道经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就是说，善恶报应，无处不在。如果你做了坏事，那就是缺德，就会遭来天怒人怨，不得善终，还会为子孙后代留下道德上的债务。道教还进一步提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的要求。告诫世人凡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就大胆去做，不利于社会公众之事要坚决不做，这是避凶的最好办法。道教的这种劝善伦理，对于社会上那些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警示，对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五、慈心于物对公众爱心的培育

近年来，公众爱心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被社会所广泛关注。所谓“公众爱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公众爱心”，是指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关爱和怜悯，常与自然生态相联系。狭义上的“公众爱心”，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常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相联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公众爱心”，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就是一种“爱心”文化，道教所倡导的“慈心于物”、“济人之急”和“救人之危”等思想，则是对“爱心”文化的一种实践。道教明确提出：“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要求道教徒多行“仁爱”之举，以慈悲济世的情怀善导众生、利益人群。倡导“慈心于物”的伦理思想，自然有利于公众爱心的培育。

慈心于物的劝善伦理，是一种慈善伦理，要求社会公众有慈爱之心，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社会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是人类爱心的生动展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对于公众爱心的培育，我们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护，同时还必须要大力加强全民道德素质和公众爱心的教育，从良知和爱心的层面上加以引导。道教认为，乐善好施是天道自然之性，世人应效仿天道而行。《道德经》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说，大自然给予人类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只不过是有人机会好一点，就先富裕起来了。对于富裕者来说，应该主动去关心贫苦之人，像天道那样给万物以生机，这就合于天道了。《太平经》还明确指出：“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天地是公正、仁慈的，天地赐民众以财物，使其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财物应该是民众所共有，并非少数人所独占，若是积聚过多财物就是违背天意。当然，对于那些通过合法手段和自己劳动所得而致富的，还是应该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但是，对于聚财过多者，要“行仁好施，周穷救急”，多做社会慈善公益事业。这些道德说教式的劝善思想，有利公众爱心的培育，是当今社会值得提倡的。

慈心于物的劝善伦理，也是一种生态伦理，要求社会公众关爱自然界一切生命，抑制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人性的危机，这就意味着要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首先将人性从“欲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就必须要节制自己过多的欲望，树立正确的、合理的消费观。对此，早期道教天师道在创教时就有了“量腹取足”的规定，张鲁在汉中“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在当时粮食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天师道布施民众的义举受到欢迎。但天师道规定只能以吃饱肚子为标准，如果过量或者私自拿走，那就要受到神灵的严厉惩罚。这是早期道教的合理消费观，与现代人的过度消费和严重浪费的消费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倡导“慈心于物”的爱心行动。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出发，从关爱自然界一切生命出发，逐步提升人类社会的爱心和良知。道教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体，有关心、保护自然的权利和义务，要“慈心于物，仁爱一切，使万物普得长育”。对于自然界的生命体，要做到“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即告诫世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怜悯万物而不伤害生命。在这里，道教充分肯定了“善待万物”

的必然性和道德价值，指出宇宙间的一切生命都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同人的生命一样，都应得到重视和保护。这种关爱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公众爱心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道教的劝善伦理是道教的优秀文化，是道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尊道贵德的人格修养、少私寡欲的健康心态、行善积德的幸福人生、济世利人的公民道德，还是慈心于物的公众爱心，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心灵环保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弘扬道教优秀传统文化时，要特别重视对劝善伦理的宣传，促进社会人心向善和心态健康，提升公民道德和公众爱心，努力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丁常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