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院心电网络信息论文

上海市儿童医院从2012年开始的儿联体探索，正在慢慢改变区域中基层医院的儿科服务质量，解决最实际的儿科看病难题。“儿科医院人噶许多，孩子太可怜了。我们小时候挂急诊，都是哪个医院近去哪个。地段医院都是有儿科的，可是现在很多医院就没有了。”说这段话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基层医院心电网络信息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层医院心电网络信息论文 篇1：

分级诊疗：“革命尚未成功”

中国的三级医疗分级体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并非单纯因基层医院条件差或患者对三甲医院的迷信。由各级医院组成的医疗供给侧和作为患者的医疗需求侧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嘈杂拥挤的大厅、转圈排的长队、很难挂上的号、永远紧张的床位……曾在三甲医院有过就诊经历的患者都有过这样的尴尬遭遇。相反，二级医院、社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约号严重不饱和，病人寥寥无几，很大程度上被周边老年人当做是保健室、开药室、注射输液室。原本，社区医院被规划为中国分级诊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基层单元，但从目前看，远远没有发挥其作为“医院”应有的功能。

2016年4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全国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开展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试点。2016年9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并部署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2016年末，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指出，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初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实现分级诊疗被看做是解决目前中国医患矛盾的关键。

所谓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病人患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和不同阶段的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医疗机制。分级诊疗这个词被中国人提出之前，国际上并没有这种概念。但它绝不是中国首创，欧美等医疗体系发达的国家早有“连续性医疗”和“整合式医疗”的先例，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核心，可以说“分级诊疗”的概念就是来源于此。我国一直将推动分级诊疗制度作为医疗改革的核心工作。早在200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提出“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群众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但如今医患矛盾和看病难的问题依旧广泛存在。

门庭若市与门可罗雀

网上曾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到大医院看病，从进医院到挂上号用了4个小时，接着在门诊排队用了3个小时，最后进入诊室见到医生没说满5分钟就结束看诊被打发出来。

在《协和医院门诊真实体验：到底有多挤》的文章中，曾详细描述了三名记者分别以“胃不舒服”为名赴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求医。白天大厅里令人崩溃的挂号和取药长龙、晚上带着铺盖熬夜的排号大军，4天4夜排不上号的外地求医者、对加价三五百的票贩子的心有不甘和无奈接受，种种见闻经历都是以协和、北京医院和北医三院为代表的三甲医院天天上演的典型场景。与病患求医难相对应，医院也“一肚子委屈”。院方表示：本来按1000人的日门诊量设计的北京协和医院，现在每天已达到7000―8000人，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家规定每个病人就诊时间为20分钟，一个出诊单元3个半小时本应看12―15个病人，医生为“看完”挂到号的所有病人，单元门诊量高达四五十病人，必须缩短看诊时间到几分钟，即使如此还不时有患者要求加号。医生有半天看100多个病人的、有一天做12台手术的，承受着高强度工作的同时，甚至没时间吃饭喝水上厕所，苦不堪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09-2014的五年间，全国财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累计超过四万亿元，其中一部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意在强基层以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以首都为例，2013年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为67%，其中三级医院占比高达45%，社区医疗机构占比不足22%；2013年北京市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中65%用于门诊补偿支出，其中只有12%流向了社区医疗机构，88%流向了医院，在流向三级医院的医保资金中，高达58%用于门诊。与之类似的还有上海。可以说，去三级医院扎堆是目前大城市就医的普遍现象，十年前如此，目前依旧如此。

与三甲医院门庭若市相对比，社区医院却是另一番光景。《生命时报》记者曾在2008年深度走访北京市数家社区医院，那时，国家卫生部推行社区医院转诊制刚刚两年有余。“社区医院显得冷落，有些甚至一天只接待一两位患者”。搜狐健康做过一项“当您出现身体不适时会到社区医院就诊吗”的网上调查，参与投票的18725位网友中有11785位表示“不会”，占比超六成。调查显示，北京居民之所以不愿到社区医院看病，最主要原因是认为“医生水平低”占33.6%，其余依次为“医疗服务项目有限”占23.4%、“医疗设备陈旧不全”占23.4%和“药品品种不全”占23.1%。而介于三级医院与社区医院之间的二级医院面临同样尴尬：根据《生命时报》调查，共有220张床位的二级医院北京广外医院年门、急诊量约20万人次，其临近的三甲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年门、急诊量则高达219万人次，几乎是广外的11倍；同为二级医院的北京市第二医院日接诊量约560人，只相当于三甲的北京同仁医院的1/20。北京市卫生局透露，在北京市的网络及电话预约号中，二级医院的日专家号有半数都约不出去。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而直接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

供给侧与需求侧各有难题

2009年到2014年发展分级诊疗的五年间反而三级医院高速膨胀，形成了对医生、患者和医疗费用的三大“虹吸效应”，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中国的三级医疗分级体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并非只单纯因基层医院条件差或患者对三甲醫院的迷信。由各级医院组成的医疗供给侧和作为患者的医疗需求侧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的三级医院规模庞大、资金雄厚，在区域内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医保作为引导医疗资源配置和医患诊疗行为的重要一环，目前无法有效管控三级医院，引导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首诊的效果也非常有限。部分地区做过这样的尝试：将社区首诊作为获得医院门诊报销的条件，可以说是医保方面的“强制社区首诊”。比如广东省东莞市职工医保在社区医疗机构报销70%，经过社区医疗机构转诊到二级医院或者三级医院门诊报销70%，不经社区转诊，直接到二、三级医院看病的不予报销。但从数据看来，2013年东莞医院门诊量占比为55.1%，二、三级医院的门诊与住院人次比高达43.2∶1，均高于全国和广东平均水平（医院门诊与住院人次比越低说明社区首诊越成功），证明从医保进行强制社区首诊的做法没有扭转患者蜂拥三级医院的局面。

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医保引导患者到社区首诊也不能改变社区医疗机构缺乏好医生的事实。正规尤其是名牌医科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医疗机构就业，一方面是基层医疗单位待遇和“身份地位”均与三甲医院不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基层医院几乎没有专家教授级医生，对年轻医学院毕业生向硕、博继续深造选择临床导师方面也有诸多不便，所以形成了老中青优秀医生都在三级医院扎堆的现状，日积月累自然也就形成了基层医生水平低的社会认知，且日益根深蒂固并形成恶性循环，患者也越来越不信任社区医生。在西部甚至很多基层医生出身于赤脚医生或部队医务兵转业。

很多发达国家优秀医生并不集中在大型医院，而是分散在社区医疗机构，相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大医院基本没有多少普通门诊业务。医学生毕业进入医院做住院医师培训，通过考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后一般继续留在医院工作锻炼若干年，然后离开医院到某个社区自办诊所或称为合伙人开始执业，社区诊所和医院保持合作关系，多数医生在诊所和医院间多点执业，医生均为自由执业者。这样医生在社区开诊所会得到患者认可，社区居民日常看病，自然首选诊所，形成分级诊疗格局。而中国的医生绝大多数还是拥有事业编制身份的医院职工，执业需要听取单位安排，无法在医疗机构间自由流动，甚至不能在公立医疗机构间自由流动，对实现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人才的合理配置是很大的障碍。

作为需求侧的患者，除因三级医院与基层医院资源配置失衡这一客观因素造成对基层医院的不信赖外，相当数量的国人对“小病要大治、没病也要按病治”的“过度医疗”的热衷，也造成了“大病小病有病没病都跑到三甲医院去挂号”的现状。

“互联网+医疗”的探索之路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有16个省、市在进行分级诊疗的探索，其中不乏有若干试点在区域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形成了一些典型模式，而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互联网+医疗”。

首先不得不提到上海。2015年上海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卫计委以闵行区为试点，联手互联网医院国家试点平台——微医集团构建了一个“市、区、社区”三级医疗机构共享的信息平台。社区居民通过平台与所在社区医疗机构的某位医生签约，相当于该社区医生成为了此居民的家庭医生，承担居民健康管理、疾病首诊并根据首诊情况进行相应的处方，以及按需向上级医院转诊、转诊回来后的延续治疗这四项主要职能。

再说陕西省。陕西省以西安为中心，整合了126家协作医院。这些医院覆盖从二级医院到社区医院，并以不同区域、不同专业领域组成不同的医疗团队，每个医疗团队都是一个纵向医疗联合体，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而落地分级诊疗上，首诊医生对病情进行初步判断，根据首诊情况为患者匹配最合适的科室和医生，在医联体内部开展转诊工作，形成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紧密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上大医院做手术，回小医院做康复。”以此实现求医信息与提供医疗服务信息的精准匹配，最大限度提高医疗资源投入效率、分清急慢症、缩短患者求医所耗费的时间。从2005年4月开始，西安在四个月时间里建成15个区域医疗联合体、5个专科医疗联合体，涵盖了辖区内的42所二级医疗机构和6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口450余万人，实现了城六区医疗联合体的全覆盖。

上海模式和西安模式虽各有侧重点，但有三个核心是相同的。首先是符合国家提出的分级诊疗四大特点：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诊。其次，支撑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坚力量——全科医生的培养是关键：早在1994年上海中山医院即成立了专注于全科医生培训的中山全科，十多年间举办了全科医师培训班32期，培育了近4000名全科医生输送到基层，大大提高了上海基层医生的总体水平，目前上海已全面推进全科医生和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养。西安也将组建全科医师团队和设立全科医学科作为重点，让医务人员在各级医疗机构中形成柔性流动，大医院医生向基层全科医生学习看杂病、基层医生向大医院医生请教专业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第三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端工具为分级诊疗提供解决方案，不仅为入驻医生和医疗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协作和实时沟通，尤其在分诊上将病症和医疗团队进行精准匹配；而且可以实现远程医疗即由移动医疗APP让医生获得更多的求助机会进而提高基层医生的分诊能力。

不过，互联网医疗在我国尚存在很多管理盲区，其中分诊标准的制定是最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在分诊标准上主要依赖于首诊医生的经验，然后进行相应匹配。即使是在互聯网医疗上走得最远的微医集团，虽然在线分诊的团队助理已经逾8500人，在精确分诊上也积累了一定的数据基础，仍旧面临缺乏分诊标准的短板。在国外成熟分级诊疗制度里比较典型的有澳洲分诊量表ATS（Australasian Triage Scale）、加拿大急诊科分诊急迫度量表CTAS（Canadian Emergency Department Triage Acuity Scale）、美国急救危重指数ESI（Emergency Severity Index）。虽然国内也有相应的急诊分诊标准，但似乎并不适用于互联网分级诊疗，不论是微医集团还是其他移动医疗企业，必须早日形成更规范的分诊标准，而不是仅依靠首诊医生的经验。

作者：冯薇

基层医院心电网络信息论文 篇2：

儿联体探路者，让更多孩子看到好医生

上海市儿童医院从2012年开始的儿联体探索，正在慢慢改变区域中基层医院的儿科服务质量，解决最实际的儿科看病难题。

“儿科医院人噶许多，孩子太可怜了。我们小时候挂急诊，都是哪个医院近去哪个。地段医院都是有儿科的，可是现在很多医院就没有了。”说这段话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两年前的上海市两会上，韩正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儿科看病难。这些年，每到季节交替儿童常见病高发的时期，上海各家医院儿科就会人满为患，带孩子看常见的感冒发烧，排队一两个小时是起码的。

儿科的看病难，让家长怨声载道，儿科医生也苦不堪言。

韩正在这一年的两会上承诺，“十三五”期间必须解决儿科看病难问题。

儿科看病难，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城市新生儿人数大幅度下降，儿科病人少，逐渐萎缩，很多综合性医院关闭了儿科;另一方面，儿科医生收入相对较低，也造成了一些儿科医生的流失。

为了应对儿科的困局，早在2012年，上海市儿童医院就已经根据现实需求，探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的联合，将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院，这不仅让更多患儿可以方便地看到儿科专家，同时也提升了基层医院儿科的专业服务能力。

2016年，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的统一部署，上海成立东、西、南、北、中五大儿科医疗联合团队，上海市儿童医院承担了组建西部儿科联合团队的建设任务，同时配合瑞金医院参与中部儿科联合团队的组建。

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对儿科医联体的定义是：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疗资源联合，更是信息的联合、培训的联合、规范的联合、标准的联合。作为上海市儿联体的探路者，上海市儿童医院正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着自己的尝试。在之前输出优势学科、派出专家、搭建远程网络协作平台的基础上，上海市儿童医院还将在儿联体中开设区级医院示范门诊，提供同质化服务，对社区全科医生提供儿科临床适任能力的规范化培训。

上海市儿童医院从2012年开始的儿联体探索，正在慢慢改变区域中基层医院的儿科服务质量，解决最实际的儿科看病难题。

儿联体下，南翔医院的变化
南翔医院儿科病房里正在进行远程查房，屏幕另一端是儿童医院的专家。

2016年国庆假日的一个下午，嘉定区南翔医院产科，一对双胞胎婴儿出生了。可是分娩中，第二个宝宝却出现险情——出生后，孩子没有哭声，面色青紫，无呼吸，心跳每分钟50次。这是新生儿重度窒息的表现，孩子正在遭遇生死考验。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孩子很可能死亡或者留下不可逆转的后遗症。

当时，南翔医院没有新生儿专用的抢救单元，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处置。南翔医院儿科主任董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同时，她开始联系儿童医院，如果孩子能够及时转院到儿童医院新生兒科抢救，效果会更有保证。

两年之前的2014年，嘉定卫计委与上海市儿童医院签约成立“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科联合团队”，南翔医院成为首批合作成员单位。古猗园旁的南翔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建立于1948年，是周边居民看病的首选。嘉定区是人口导入区，年轻人多，儿童多，南翔医院每年儿科门诊量大约12万人次，是嘉定区重点学科。

联合团队建立后，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陆敏主要对接南翔医院，提升儿内科尤其是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服务质量。同时，儿童医院面向南翔医院开通了危重新生儿的绿色抢救通道，为新生儿安全提供了保障。

面对情况危急的小婴儿，董蔚主任首先就想到了儿童医院的危重新生儿抢救通道。董主任电话向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裘刚主任、龚小慧主任求助，两位主任电话里了解情况后，认为应尽快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亚低温治疗。

这个时候，南翔医院已联系120前来转运。急救中心的急救车，主要满足成人患者的需求，而新生儿转运需要特殊的设备和专科医生，因此，120急救车必须要先到儿童医院接上医生、护士和移动新生儿暖箱，再到南翔医院接婴儿。

这样一来，急救车到医院还有一段时间，南翔医院没有新生儿抢救的专业条件，对这类病人的处置经验也不充足，为此，董主任再搬“救兵”——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宋之君医生。

宋之君医生家住在南翔医院附近，是儿童医院嘉定区儿联体“儿科助力志愿者嘉定小分队”的队长，儿童医院招募了一些本院医生作为志愿者，按照医生们的家庭住址，安排他们对应各区儿联体，这样，儿联体医院如果有紧急的需求，也可以呼叫到儿童医院的医生快速赶到现场。

宋医生下班在家，接到电话，立即到南翔医院，与儿科医生一起对患儿进行抢救，稳定生命体征，做好了转院的准备。

这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最终得到了患儿顺利转院，得到有效救治后痊愈出院的完美结果。截至目前，南翔医院通过儿联体接共接诊近1000名患者，并成功救治重症肺炎、合并心栓、重症哮喘等疑难杂症患者。

儿联体的合作，是一种立体的合作方式。在南翔医院，呼吸科的改变是最明显的。

哮喘是儿童常见疾病，但诊治哮喘为专长的儿科医生并不多，过去，嘉定的患儿要看哮喘专科门诊，必须到十多公里外的市中心就医。现在，陆敏主任每周坐诊南翔医院，患者只要在这个时间挂号，就可以得到专业的治疗。

对于整个呼吸科医护人员来说，陆敏主任带来的是最新的呼吸科治疗经验和规范。陆敏定期为南翔医院医护人员授课培训和教学查房，这个周二的下午，陆敏授课的内容是《感染与儿童哮喘——从感染后咳嗽说起》。她从基层医院常见的疾病切入，全面梳理了“慢性咳嗽”的疾病分类、发病机制、临床特点以及治疗经验，详细、透彻及多角度的解读与经验交流，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教学之外，由儿童医院呼吸科牵头，嘉定区、普陀区多家单位参与的科研项目《学龄前儿童喘息性疾病居家规范化雾化吸入治疗技术推广》正式启动，将推动治疗的同质化和规范化。

六一前夕，儿联体内首个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诊在南翔医院揭牌，这个示范性的儿科标准化门急诊，将在诊疗规范、入院指征、双向转诊、专业协作、检验检查共享等各方面实现同质化医疗服务。同时，儿童医院专家部分号源将向南翔医院开放，并逐步开通各类专家的远程联合专家门诊功能，针对疑难杂症召集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

南翔医院的变化，是嘉定区医疗机构加入儿联体后的一个缩影，到目前，儿童医院5名正高职称儿科医生分别担任嘉定区中心医院、南翔医院、安亭医院等5家医疗机构儿科主任。据统计，儿科联合团队成立以后，嘉定儿科联合体成员单位儿科门急诊量增加了约10%。

今年，嘉定与儿童医院还联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进行儿科临床能力的规范化培训，未来各社区医院也纳入儿科医联体中，逐步缓解儿科看病难的问题。

5年探路，服务四区儿童

上海市儿童医院医联体建设的首次尝试，出现在2012年。

第一个区域合作，出现在普陀区，这是后来儿童医院新院区的所在地，同时又是上海儿科资源比较贫乏的区域。在儿童医院新院启用前，医院与普陀区4家区级医院建立了儿科医疗联合团队，选择了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和新生儿科三个优势学科，与4家医院的对应科室对接，帮助这些医院提升学科水平。

医院派出相关专业的主任专家对接每家医院，这位主任每周要到这家医院查房、教学。儿童医院的继续教育学习班，对联合团队的医生不限名额免费开放;儿童医院专家们的科研课题，也与对应团队合作、带动对方的科研建设;在遇到疑难杂症时，儿童医院的专家会及时为联合团队提供全方位的会诊支持。

有了普陀区的经验，2014年，儿童医院又与静安区、嘉定区分别建立了儿科联合团队，静安区中心医院、嘉定区的5家医院，都成为了联合团队的成员。

对于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市民来说，儿科联合体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首先是家门口也能看到儿科大专家了。呼吸科陆敏，重症医学科汤定华，新生儿科裘刚、龚小慧、黄绮薇，消化科张婷，中医科李华……这些平常一号难求的儿科专家，如今都会定期在各区的医院中坐诊。

病情比较复杂的患儿，也可以不用奔波，就得到大专家们的会诊，通过儿联体获得重症病人收治绿色通道、开放门诊号源、提供医技检查服务等等服务，真正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共享。

当然，儿联体最大的价值，应该是让区域内的医院提高诊疗和科研水平，儿科人才得到培养和提升，才能从根本上环节儿科的看病难。为此，儿童医院专家到对接医院密集开展教学查房、讨论疑难病例。

为了提升基层儿科医生的业务能力，儿童医院优先接受儿联体所在区卫计委所属医疗机构儿科专业人员进修及培训。医院主动邀请各成员单位免费参加儿童医院组织的国际论坛和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接收“儿联体”医务人员长期进修。

儿科人才紧缺，每个医院里儿科医生工作量都非常大，考虑到儿科临床工作排班的实际困难，儿童医院还特别开放非连续时间的“弹性进修”绿色通道，安排基层一线儿科医护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接受定向病种或定向技术的临床学习。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弹性进修方式，受到了区级医院儿科医护人员的好评。

接下来，儿联体区域中的区级医院儿科门急诊，将会面目一新。王淼介绍，依托上海市卫计委“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诊”建设项目，儿童医院正在选择一些医院为试点，作出积极尝试和探索。这些门诊就像是儿童医院的“连锁机构”，儿科将在标识、医务人员的着装、就诊流程、诊疗规范、儿科用药等方面与儿童医院同质化。到时候，患者在区级医院中就诊，无论是直观的感受还是医疗质量，都将是与儿童医院一样的。

2016年5月10日，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的统一安排，上海市儿童医院与静安区、普陀区、嘉定区、长宁区四区卫计委及所属16家区级医院分别签约，再次组建区域儿科医疗联合体。“儿联体”成员单位包括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上海市市北医院、静安区妇幼保健所、静安区中医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人民医院、普陀区利群医院、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嘉定区中心医院、嘉定区南翔医院、嘉定区安亭医院、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嘉定区中医医院、上海市同仁医院、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9月20日，儿童医院与瑞金医院联合，与黄浦区卫计委及黄浦区相关医院签约，共建上海市中部儿联体。至此，一个覆盖西部和中部的上海儿童医院儿科医联体版图逐渐完整，覆盖近530万人口。

制度创新，儿联体从医疗延伸到公共卫生

在儿科联合体实践上积累了5年的经验后，上海市儿童医院已经开始探索将儿联体的建设从医疗延伸到公共卫生领域，为儿童的身体健康，提供更加完整的服务。

2015年，由于广军院长领衔，儿童医院依托儿科联合团队平台，与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上海市静安区妇幼保健所共同申报并启动第四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项目——“多学科合作的高危儿综合管理”。

另外，医院与静安区教育局聯合开展“医教结合”项目，对辖区内30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儿童多动症、脊柱侧弯等项目的筛查。

接下来，“儿联体”还将探索建立在校学生创伤骨折急救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小学生在校受伤后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儿联体是全新的尝试，也考验着医院的制度保障。为此，儿童医院也开始了自己的制度创新。

由于儿联体牵涉到跨区的不同医疗机构，因此，儿联体工作怎样决策、怎样协调，是首要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做法是，由医院相关领导、合作区县卫生计生委相关领导成立领导小组，作为联合团队的最高议事机构，负责儿科联合团队方针、目标制定和政策保障。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务部与区卫生计生委医政科、各相关医院医务科负责联合团队日常工作，联合团队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务部。医院建立儿科联合团队人员岗位职责、服务流程、工作规范等相关制度体系，实行同质化管理。

接下来，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儿联体，将推进“互联网+”诊疗模式，建立医生信息、床位信息、病人信息共享系统，为合作提供信息支撑。医院已与嘉定区卫计委信息中心通过专网或互联网进行数据交互、互联互通，搭建“儿童-嘉定儿联体云”，探索联合体内区域医疗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推进互联网儿童健康服务。

上海市儿童医院在儿联体建设上探索5年后，现在，优质儿科资源下沉、优势学科带动区域医院学科发展的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当基层儿科医疗水平提升、双向转诊通道畅通后，带孩子看病的体验，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科医疗联合体

静安区

静安区中心医院

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上海市市北医院

静安区中医医院

静安区妇幼保健所

嘉定区

嘉定区中心医院

嘉定区南翔医院

嘉定区安亭医院

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嘉定区中医医院

普陀区

普陀区中心医院

普陀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长宁区

上海市同仁医院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作者：黄祺

基层医院心电网络信息论文 篇3：

基层医院开展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研究进展

摘要： 随着临床医学模式的转变，在基层医院开展延续性护理服务，夯实基础护理，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观念，为患者在出院后的康复生活中提供无微不至地照顾，主要包括健康教育、专业治疗与护理、生活照顾等一体化护理服务，既是患者所需，亦是临床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需求。本文特围绕延续性护理服务应用于基层医院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内容如下。

关键词：基层医院;延续性护理;研究进展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随之得到提升，对护理需求也越来越高。医院护理服务由单纯的治疗服务逐渐转变为预防、治疗与护理、康复一体化的服务以及出院后延续性护理[1]。良好的延续性护理服务不仅能够促进患者病情康复，同时能够改善临床紧张的医患关系，增强患者良好的就医体验，故延续性护理工作的好坏可直接影响到医院整体形象。临床护理人员作为服务者，已成为延续性护理的主力军[2]。而基层医院因各种条件制约，导致延续性护理服务开展成效甚微，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院中延续性护理服务水平，本文就延续性护理的相关研究进展逐一展开综述，旨在为基层医院开展延续性护理服务提供参考意见。

1.延续性护理概念

延续性护理是将住院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或家庭，对患者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的给予关注和应对，确保患者在不同健康照顾场所之间或不同层次健康照顾机构之间转移时所接受的健康服务具协调性和连续性，以达到预防或减少高危患者健康状况的恶化的一种护理模式。延续性护理的特征可概括为“4C”即：综合性（conprehensiveness）、延续性（contiuity）、协调性（coordination）和合作性（collaboration），其中综合性指患者状况的综合评估，促进从医院到社区或家庭的延续性服务的实现;延续性指确保随访的持久性;协调性指医护人员之间或医护人员与患者的照护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合作性指患者与医护人员就彼此设定的特定目标而进行的相互合作[3-4]。延续性护理具有复杂的多维度、多机构、跨专业的属性，强调患者在疾病急性期以及出院后的需求，尤其是患者出院回归家庭后，是住院护理的延伸，其护理重点不在于为患者直接提供长期的跟踪服务，而是帮助患者及家属学习自我护理能力，包括指导用药、规划饮食、安排生活等，对居家环境展开评估，协助学习康复训练，利用社区资源，对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居家护理服务[5]。

2.延续性护理模式发展与应用简述

20世纪80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护理学院率先开展一项为提早出院的老年患者提供延续护理干预的临床试验，并发展出一种APN（高级实践护士）为主导的延续性护理模式，2000年后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院进行的“老年患者延续性护理项目”发展到延续护理干预模式， 我国香港地区护理学者王少玲、黄金月等针对糖尿病、肾病晚期、慢病疾患等多个延续护理项目发展实施“4C”延续护理模式，2007年起我国内地护理学者也开始将延续护理模式应用于临床实践，2011年延续护理服务项目正式纳入卫生部课题研究领域，2012年在《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提出延续护理是“十二五”时期重点任务，之后在“十三五”时期，要求到2020年为出院患者提供形式多样的延续性护理服务，将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体现了政府对延续护理发展的重视。随着医疗改革深化，部分三级综合医院开展延续护理服务取得积极成效，但基层医院开展延续护理服务的能力仍比较薄弱。

3延续性护理方式

3.1电话随访

电话随访是目前各医院较为常用的方式，一般由专班护士根据患者住院信息逐一电话访谈，可在通话中及时了解患者出现后的心理状态、药物使用、生活自理能力、适应能力等情况，并且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用药指导、生活指导以及语言安慰，能够消减患者在交谈过程中的忌讳心理，避免涉及隐私问题的交流，增进护患关系[6-7]。承担电话随访的专班护士应该具备丰富的医学基础知识以及临床护理实践经验，并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这种服务方式简单、便捷，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以及服务时间，但无法现场给予患者进行体格检查，影响健康评估结果，健康教育指导内容较为局限。

3.2预约复诊

预约复诊是医院最节省时间及精力的一种方式，几乎所有的住院患者在出院之前，由经治医师根据患者病情需要提前预约复诊时间，其次是通过系统平台、互联网等进行预約复诊，但基于患者对疾病的重视程度、信任度、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等因素，依从性不高，复诊率低。患者回到医院门诊大多直接找到经治医生开单复查医技类检查项目，医生根据结果进行患者康复评估指导，与患者的交流时间相对较少，而护理人员此时并未参与其中呈缺位状态，对患者的心理及以及康复技能指导没有到位。

3.3居家随访与照护

结合患者经济情况、心理需求、文化程度以及病情状况等信息开展健康宣教，耐心讲解疾病知识、对于行手术治疗患者需告知术后护理注意事项，消除疑虑，提高自护能力与依从性[8-9];同时可指导患者听音乐、读书等活动，分散注意力，也可告知患者身边陪护者，日常照料时通过语言、动作、肢体接触等方式进行安抚，缓解焦虑情绪[10-11]。居家随访与照护方式可以全面掌握患者的健康状况，可以给予全方位的康复指导和护理，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较高，除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识别和处理患者健康问题的能力[12]。

3.4生活指导

告知居家康复的患者每天定时开窗通风，保持房内空气流通，调节空调温度或使用加湿器，使室内维持适宜的温湿度，控制光线亮度，提高居家康复舒适度[13-14]。对于手术治疗患者，因嘱其术后初期应当多休息，根据个人喜好合理规划其饮食，提高食欲，加强营养。主要以高蛋白、高维生素为主。观察术后恢复期有无不良反应，通过评估恢复程度，制定康复锻炼计划，长期锻炼需密切监测患处功能情况，短期锻炼需加强预防不良反应发生[15-16]。

3.5 网络平台咨询

利用网络可以进行远程医疗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比较方便、经济、便捷，由医院专科建立QQ群或微信群，一般由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对患者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与指导，同时发布个体化健康教育内容供患者浏览学习。大部分患者出院后除接受健康教育，仍然有很高的居家照顾需求，特别是中老年、慢性病、恢复期较长的患者[17-18]。

4 延续护理实施现状与问题

4.1护理人员对延续护理服务的意识淡薄

在传统意义中，患者出院意味着其与医院之间关系结束，大多数患者在出院后仅能够通过复诊获得院内的相关健康信息[19-20]。国内绝大部分护理人员认为出院指导对于患者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主要以灌输式教育为主，对于患者出院后是否能够充分掌握宣教知识并不关心，且在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较低[21-22]。

4.2基层患者居住地域特殊

体现在城镇与乡村的差别，城镇附近的出院患者便于延续护理服务开展，乡下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上门开展护理服务很困难，由于偏僻电话通信信号不好，谈不上互联网护理服务;乡村居民经济条件限制，加上文化水平及理解能力的差异，影响了延续护理服务在基层的正常开展。

4.3相关法规与制度有待于完善

目前基层医院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出院患者所开展的延续性护理正在实践与探索中，尚缺延续护理服务方案、内容、流程、服务、安全、收费等统一的标准。护理人员在开展随访工作时，存在诸多未能预知的问题，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23];护理人员只身处在患者居住区，存在人身安全隐患，但目前尚未建立与配备相关分享防控机制;国内文献报道，无论何种形式的延续护理服务模式，多数为无偿服务，延续护理服务在解决患者健康照护需求时，却没有合理收费标准支持体现护理人员的劳动价值，护理人员服务积极性低。

4.4  未建立医院之间延续护理服务的合作机制

双向转诊在基层医院及社区未普及，由于老百姓对社区卫生机构的信任感不够，患者或家属大多数不愿转至卫生院或社区;三级医院患者出院后，依从性高的患者可以通过预约复诊或电话随访得到服务，就近的患者还可以得到入户随访指导以及康复训练，但离医院较远的患者特别是县乡村级的患者就很难得到延续护理服务的普及，这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基层县级医院护理队伍协助解决，但临床发现，三级医院与基层县级医院尚未建立起延续护理服务的合作机制，目前积极推进延续护理服务落地的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部已展开问卷调查，对基层医院开展延续护理服务工作将起到引领作用[24]。

4.5缺乏有效的护理质量评估工具

建立完善的延续性护理体系，主要在于能够科学有效的评估患者需求，确保干预措施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发展延续性护理质量测评量表是持续质量改进与发展延续性护理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阅览相关文献发现[25-26]，临床目前关于干预措施涉及较多，而评估工具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缺乏临床推广。由此得知，我国在延续性护理体系中尚待提高，如何结合临床经济指标与患者反馈等建立护理质量评价或工具，必将成为临床后期的重点研究内容。

4.6互联网下上门护理服务应用与问题

随着政策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上门护理服务正逐步发展，涌现诸多上门护理服务平台，以此满足慢性病患者的延续护理需求[27]。互联网技术开展上门护理服务在临床应用市场较为广阔，慢性肾病以及慢性伤口等慢性病患者普遍存在此类需求，据了解，湖南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通过第三方商业服务平台机构，以临床研究项目合作方式开展的远程居家护理，主要涉及服务项目有PICC护理服务、T管护理、导尿管护理服务、胃管护理服务、伤口换药护理、PTCD管护理、疼痛护理、压疮护理、床上洗头等服务项目，取得良好的成效值得借鉴。相比较国外，国内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存在支付体系以及护患风险防控不完善等问题。

5. 小结

随着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患者对延续护理需求不断增加，延续护理服务日益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居家照顾康复护理是延续性护理服务发展的趋势，基层医院要高质量实施延续护理服务，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相应改进：

5.1  加强护理人员延续护理服务培训，使其意识到在大政策环境下开展延续护理服务的重要意义，主动学习掌握出院患者延续护理服务的知识技能。建立多学科的延续护理服务团队，由护理骨干为主导，各科主任、营养师、康复师、药师、心理医生加强协作，鼓励患者和家属作为其中一员积极参与，整个团队以循证护理为基础，提高延续护理执行团队的干预能力，从而使患者得到全面的综合性的延续护理服务。

5.2  制定延续护理服务标准，明确延续护理的对象、内容、方式、操作流程等，确保延续护理工作达到预期效果。完善护理质量评价体系，推动延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5.3  完善制度与法规。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延续护理服务开展的关键前提：制定合理的延续护理服务收费标准，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财政支持将有效解决基层群众经济条件问题，有利于促进延续护理服务发展，建立与配备相关分享防控机制和报警装置，为患者及上门服务的医护人员购买意外保险，以此确保护患安全[28]。

5.4  以互联网+护理服务平台强化延续护理服务合作性。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国已开始步入智慧健康和智慧医疗时代，居家照顾康复护理是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初心，在医院一张床的整体策略下，扩展医院的社会病床和家庭病床，实现三床联动，应用远程电子監护和可穿戴健康监测的5G技术设备，推进远程居家康复护理服务，为分级诊疗和整合型医疗卫生体系探索服务模式[29]。由于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等限制，三级医院对患者出院后的居家照顾康复护理将面临诸多问题，基层医院以及社区将会成为实现居家照顾康复护理的主力军，通过互联网医院建设，将实现三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上下联动，整合基层护理人力资源，发挥基层医院延续护理服务的触角功能，为偏远地区以及有居家照顾康复护理需求的患者提供高效、便利、低廉的护理服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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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