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调整义务论文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对此，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解决根本问题。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义务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民币汇率调整义务论文 篇1：

人民币汇率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予以推进，有序地放开对各种利率指标及其浮动幅度的管制，并引进和开发新型的货币市场工具，增强经济主体对于利率的敏感性，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指针

中国人民银行自2005年7月21日起实施了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方案。此次汇率调整政策之要点可归纳为：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在合理的区间内进行浮动。此次汇率改革重在“机制”上的转变，被视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关键的一个步骤，因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必然性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通过中央银行强有力的“管理”，人民币事实上牢牢盯住了美元。实践证明，这一汇率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稳健的人民币汇率为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维护地区和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随着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已不能客观反映不断变化中的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改革压力凸显。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成就卓著，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人民币汇率改革成为必然的趋势，其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要求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市场化”无疑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各项政策和措施都要围绕这条主线索来展开。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在汇率市场化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汇率体制的现实与市场化目标之间的距离，其主要表现有：第一，人民币汇率刚性过度，缺乏与市场供求变化相适应的灵活性；第二，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频率高、力度大；第三，外汇市场存在明显的缺陷，外汇交易受到严格限制。可见，以盯住美元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甚至可以说已跟不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因此，作为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要求

衡量汇率制度有效性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使其货币汇率维持在一个基本均衡的水平上，均衡同样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所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性，颇有争议，这里姑且不论人民币汇率在数值上是否处于均衡，至少从动态上讲，硬性盯住美元的体制安排一般是不符合均衡要求的，因为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的相对地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货币对外价值度量的汇率应当客观地反映这种变化，而汇率的刚性完全有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偏离均衡。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1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1万1千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反映我国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给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显然，推进汇率机制改革是促使人民币汇率回归或趋近均衡的重大举措，一个更贴近市场现实的、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是保证人民币汇率均衡的技术条件，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以及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的必然要求。

（三）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求

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目前，我国实现了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资本交易的开放亦被提上议事日程。或许人民币完全地可自由兑换还不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但以积极的态度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却是一项不容回避的任务，而汇率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又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当汇率机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需要时，才能保证人民币的价值具备稳定的基础，并增强中国经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的国际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因此，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以增加汇率机制灵活性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其客观必然性。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汇率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要求我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毋容置疑，外界压力并不是驱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力量，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姿态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只要条件具备，就应主动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微观经济主体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得到改善，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外汇管制逐渐削弱。所有这些因素汇成汇率改革的有利时机，汇率改革可谓“水到渠成”。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

对于汇率改革，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周密的论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改革措施是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下推出的，所以改革带来的利弊是不言而喻的。就短期效应而言，作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起点，决策者在汇率改革中采取了谨慎、稳妥的立场，相应的改革力度在短期内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用动态的眼光、从长远的角度来考察汇率改革的意义。汇率改革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这里仅就比较令人关注的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金融调控

随着人民币汇率由盯住汇率制向弹性汇率制的过渡，我国金融调控的观念、方式和手段都要相应转变。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强度降低，并倾向于以一种更间接的方式参与市场活动。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削弱了金融调控的功能，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首先，金融调控效率的改善表现为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增强。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三项政策目标是难以兼顾的。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趋于减弱，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加快，因此，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的，而货币政策又是金融调控的支柱。事实上，出于维持人民币与美元平价的义务，中央银行必须被动地进入市场进行外汇交易，这样就限制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余地。可见，实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有利于将货币政策从国际收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其稳定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次，金融调控效率的改善还来源于汇率改革所带来的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健全。汇率机制是外汇市场运转的核心，外汇市场的结构和功能依赖于汇率制度的选择。一旦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就将大大拓展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譬如，对市场的控制会放松，市场主体扩大，交易方式革新，交易工具多样化，而且外汇市场与货币、资本市场的联系也会得到加强，这些都有利于挖掘我国外汇市场配置资源的潜力，提高中央银行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二）对外贸易

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人们对于人民币升值持谨慎态度的重要理由之一是顾虑货币升值会影响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削弱出口的竞争力。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80%，因而保持良好的出口势头对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汇率改革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大幅升值。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了改革汇率重在调机制而不是调水平的立场。中国这次改革选择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弹性汇率制，人民币与美元的刚性联系被弱化。在这种情形下，汇率的可变性增大，但汇率变动并非单向的，人民币币值的升降由外汇供求决定，完全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何况我国实行的浮动汇率是“有管理”的，决策者不会放任人民币汇率自由波动，再加上我国有稳健的宏观经济基础作保障，所以，对于汇率改革可能引起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担心是多余的，自然也谈不上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构成重大冲击。至于相对温和的人民币升值，只要它是由市场决定的，就没有理由怀疑其合理性。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保持着较高的出口增长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导致我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已经给国内的货币供给造成极大压力，人民银行为了抵消日益膨胀的国际储备所产生的外汇占款，已发行了数量可观的央行票据。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则有可能通过货币环节出现通货膨胀隐患，而这反过来又会危害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可见，基于市场供求的人民币适当升值不仅不会对我国贸易造成损害，反而有利于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改善外贸结构和贸易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内外均衡。

其次，即使人民币发生较大幅度升值，只要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也没有必要担心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可靠保证。在我国主要的出口领域，尽管劳动生产率仍居于较低水准，但竞争性的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低廉成本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这种优势也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抵消的。因此，从总体上讲，人民币在可控范围内升值并不会对我国出口竞争力产生实质性的损害。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逐步完善，汇率的合理波动也许会使一部分出口企业由于失去了人民币长期“隐性贬值”的保护而遇到困难，然而更应该认识到，汇率改革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比较优势的层次提供了机会，市场化的汇兑机制有助于建设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推动企业去创新技术、改善管理，以更理性的态度参与竞争，而不是依靠恶性的价格竞争去夺取市场。毕竟，企业素质的提高才是竞争力可持续的源泉。

当然，汇率改革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比如，在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下，汇兑的相对不确定性虽然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但汇率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会得到加强，从而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改善外资结构，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总之，在推进汇率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其影响加以全面地评估和权衡，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也要有所准备。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深化

汇率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汇率数值调了多少，重要的是它向公众发出的信号，表明中国将以坚定的决心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革新，人们有理由、有信心期待汇率改革会深入下去。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把握好时机和力度，有秩序、分阶段地进行。在具体的改革设计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改革思路的连续性，市场化是我国汇率改革的主题；其二，规则的简便性，有利于保持规则的稳定和有效；其三，规则的透明性。

现在，我国已经推出汇率改革的初步方案，相信进一步的改革安排也在研究和准备当中。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我国没有选择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而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货币篮子、浮动区间及配套措施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

（一）货币篮子

我国在选取篮子货币以及确定货币权重时主要遵循的原则是：考虑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主要交易国家、地区及其货币，至于篮子的货币权重，则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投资等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货币，分别赋予相应权重。这个原则大体上符合国际上确定货币篮子的惯例，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从相关的细节中却不难发现我国目前所设计的篮子的特点：篮子很大，而且篮子结构较复杂。这样的篮子构造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方面势必要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与变化适时调整篮子，由此会影响到篮子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对其过于频繁的调整，可能会给整个汇率体系带来不良影响；另外，复杂的篮子结构也不利于保证汇率规则的透明度，其结果可能导致汇率政策中的随意性增加，这无疑是与市场化准则相悖的。

由此可知，在构造货币篮子时，既要考虑篮子货币的代表性，又要兼顾规则的简便性，因此，一个由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元构成的篮子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货币权重的计算，可考虑将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综合成一个指标作为计算的依据，且计算方法要尽可能简明。一旦确定了篮子货币及其权重，便不能随意变更，并且及时向大众公开。诚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可能要求货币篮子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应置于规则的约束之下，可以事先设定一个固定期限的调整周期，比如每三年或五年重新调整一次。总而言之，在设计货币篮子时，不能过分追求大和全，而且要注意维护规则的权威，减少随意性。

（二）浮动区间

这次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方案没有使用“盯住”之类的措词，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在合理区间内进行浮动”，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

汇率的弹性衡量了市场汇率被允许波动的空间，目前，汇率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可以考虑在现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基础上逐步扩大浮动区间，待条件成熟后，争取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将区间长度扩展为±10%。10%是国际上较多被人提及的浮动幅度限制，可以借鉴。

汇率改革启动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市场主体已经具备一定的承受价格波动的能力，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汇改启动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基本上未给我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什么冲击，所以，±10%的浮动区间是可行的。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行为亦应有所规范，使之真正以“干预者”、“管理者”的身份而不是直接以“交易者”的身份进入外汇市场。最后，特别要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对于浮动幅度的限制应当逐渐放松直至最终取消之，除非出现极特殊情况，否则尽量减少反复。中国是个大国，完全的浮动汇率制才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

（三）配套措施

除了对汇率机制的精心设计之外，汇率改革的成功还依赖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一致，如果配套的改革措施不能跟上来，则汇率改革将会面临各种技术上的“瓶颈”。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汇率改革构成约束的因素还比较多，所以在改革的配套措施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当前，配套改革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外汇市场建设。具体包括：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从供需两条渠道放松对外汇交易的限制；扩充交易主体的范围，简化交易和清算程序；扩大外汇银行的定价自主权，引入“做市商”制度，激发市场活力等等。另外，由于弹性汇率增大了经济活动面临的外汇风险，故有必要大力创新和发展可用于避险的金融工具，如各种类型的衍生工具，丰富可供交易的产品序列。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革与利率改革应并肩进行，否则，非市场的利率机制会阻碍汇率改革的步伐，况且，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割裂容易给热钱提供投机机会，从而可能使改革时期的人民币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目标，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利率的市场化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予以推进，有秩序地放开对各种利率指标及其浮动幅度的管制，并引进和开发新型的货币市场工具，增强经济主体对于利率的敏感性，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指针。如此即可发挥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的协同效应，从总体上提高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水平。

作者：黄　辉

人民币汇率调整义务论文 篇2：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对此，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解决根本问题。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等等，这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政府和企业过高的储蓄率必须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如果资源价格扭曲而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在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将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其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角度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故此，应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变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轻价格、保汇率”应是货币当局现阶段最为现实的选择：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摘自2007年4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刘煜辉

人民币汇率调整义务论文 篇3：

特别提款权下的人民币的国际化

摘要：2009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十年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币的支付功能稳步扩大，贮藏功能显著提升，投融资功能不断增强。2015年12月，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但，当今世界仍旧是以美元为主导，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短期内人民币如若想急于求成，恐怕会重蹈日元的覆辙。

关键词：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提款权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国际货币功能为视角）

国际货币需具备四大职能：支付手段、计价标准、价值贮藏和投融资功能。下文拟从货币的贸易结算功能、储备功能和投融资功能三方面来展开。

（一）贸易结算功能

货币的贸易结算功能主要包括货币的计价和支付两方面。人民币贸易计算功能之所以较为低下除自身原因之外，还与美元的霸权地位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目前，已经有包括俄罗斯、伊朗等国开始绕过美元，使用人民币来进行石油贸易结算。除此之外，在铁矿石期货交易方面，全球铁矿石三巨头也开始用人民币进结算。这说明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方面的功能已经开始被各国接受。但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方面的短板也显而易见：种类单一。故此，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规模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

（二）储备功能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并未对成员国在外汇储备方面做出任何的具体规定，这说明成员国有权决定本国国际储备的种类、何种信用货币作为本国的外汇储备货币等。这就侧面揭示出货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表现便是其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我国在2016年加入SDR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产生了重大影响。

截至2020年4月，我国的人民币互换达到了3.47万亿，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其中作为国家储备货币仅有1.53亿元，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即使人民币的储备功能有了大幅度上升，但是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仍不相称。

（三）投融资功能

投资和融资是目前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在投资方面，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近年来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加，增长至2019年的2万亿元人民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也在逐步开放，由“通道式开放”向双向开放过渡。在融资方面，离岸人民币受2015年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发行萎缩甚至一度处于零发行状态，存在着融资规模小的问题，这使人民币的投融资功能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一）特别提款权意味着什么

SDR在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创设的一种特殊的国际货币储备资产。会员国有权在必要时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且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成员国交换货币，以偿还国际收支逆差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其还可以作为国际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黄金和自由兑换货币，但在使用时必须转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

（二）人民币加入SDR所带来的影响

1.对我国的影响。首先，毋庸置疑，人民币加入SDR将极大地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增强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使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和接受程度都大幅上升。其次，人民币加入SDR也有助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沿岸国家接受以人民币为载体的资金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除此之外，人民币加入SDR有助于各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对世界的影响。不得不承认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需要人民币加入SDR。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如果IMF将人民币排除在外，不仅会引起各国对特别提款权的正当性、代表性等一系列问题产生质疑，而且随着金砖国家合作开发银行、亚投行建立与兴起，假若IMF不寻求改革，势必然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三、人民币国际化后的义务

（一）国际法约束人民币的汇率调整

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修正案》中规定，各成员国应当合作促进汇率体系的稳定。从制度设计角度看，牙买加体系的汇率制度旨在实现汇率制度的稳定，成员国有权选择本国的汇率制度，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调整本国的汇率制度，而IMF对成员国的活动进行监督，使成员国的行为符合制度的设计。

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形成完全独立的汇率，敏捷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具有相当的可预测性。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介入;一旦市场失衡，政府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干预，这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

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义务主要包括：第一，我国在进行调整人民币汇率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汇率的操纵。二，我国人民币有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两种汇率。

（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中的义务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定，自由使用货币必须同时满足“事实上在国际交易支付中广泛交易”和“在大型外汇市场广泛交易”的条件。一种货币是否为可被接纳为自由使用货币的判断是由执董会通过量化指标来进行评估。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有义务维持一定限度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也是成员国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表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资本流动中的兑换义务有所增加。货币的自由使用并不等同于货币在资本流动中的完全可兑换。中国有责任有序推进资本流动可兑换。

我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放资本项目，防范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我们也应深知，项目资本的可兑换仅是开始，推动金融市場深入发展，灵活适应国际投资者和央行的需求，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我国自2009年便开始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做努力，一直到2015年12月才被纳入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不仅符合我国在当代社会国际化上的地位，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也符合时代的发展和IMF的宗旨，对全球的金融体系都会产生许多潜在好处。

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当探讨和发展更为公平合理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方式，加大我国话语权，从而使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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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海聪，崔钰.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不足及改革建议——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角[J].南方金融，2016（1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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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