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平等分析论文

摘要：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今天，加强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保护，在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入罪界限、量刑方面都存在着厚公薄私的现象，对私营企业的保护明显不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市场经济平等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市场经济平等分析论文 篇1：

市场契约原则下权利的有限性

摘要：市场经济赋予人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西方思想家们力图解决市场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问题，他们一方面要追求所谓人类永恒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以市场契约原则作为出发点，但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实际上，在市场契约原则下，权利的实现是有限度的。论文分析了市场契约原则下权利的矛盾本性，指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须要超越市场契约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权利的原则。

关键词：契约原则；权利；自由；平等

文献标识码：A

市场经济以及由市场契约原则所决定的权利体系的建立，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在经济和法律领域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它们对人的意义就在于将属于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了人自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市场契约原则下，人们所实现的权利是有限度的，权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思想家们总在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利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思想家在目前都无法解决的。思想家们一方面以市场契约原则作为解决权利问题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以所谓人类永恒的权利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在解决权利问题的具体方案上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却始终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跳舞，由此决定了他们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一

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律原则是契约原则，但契约原则并没有带来实质的自由和平等，这一点可以从罗尔斯理论的内在矛盾看得很清楚。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正义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平等，是如何解决民主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打破了自洛克、康德以来法哲学中自由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正义理念大有取代自由传统之势。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就意味着平等。他是这样看待正义的：“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罗尔斯认为，在民主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平等已基本上解决了，而经济层面上的平等还远没有解决。经济层面上的不平等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方面，比如出身、环境、教育等；二是自然的方面，即人的天赋。罗尔斯提出用“差别原则”可以将这两种不平等都消除掉，其要义就是要使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种从自由到平等的转换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新契约论”。新契约论设定了“原初状态”(original—posidon)。这是一种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所决定的相对平衡的状态。这里有三重条件：一是在自然条件方面都处于“中等程度的匮乏”；二是在主观心理条件方面人们之间“相互冷淡”；三是在先验条件方面人们位于“无知之幕”后面。在这三重条件下的原初状态中，人们必然选择正义原则，达成契约。新契约论的魅力就在于它包含了人们选择的观念，所以人们对规则的服从都是出于“自律”，而且这种选择都服从一个最高的原则——“人是目的”。

罗尔斯的理论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首先，他认为平等问题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而在政治领域中基本上已得到了解决。这并不符合事实。诚如馬克思所说：“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因素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从罗尔斯的理论基础来看，“原初状态”在逻辑上似乎先于正义原则，但实质上完全相反，人们是按正义原则先在地设立了“原初状态”，然后才去选择正义原则。所以罗尔斯的契约论不容人们有真正的选择。罗尔斯的契约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每一个人有着与其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利，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仅仅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不可缺少的。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来解释契约关系在民主制度下的形成，实际上揭示了当代契约原则的真实逻辑。无知之幕是实现平等和自由的一个必要状态，但是这却是一个抽象的前提，任何一个生物学和社会机遇的偶然条件都可能使一个人遭遇不同的命运。在现实社会中，契约关系在实现的同时又总是受到破坏，正义与非正义同时存在，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的市场带来的往往是不平等和强制性权利的关系。因此，契约原则本身是有局限性和狭隘性的。要想获得真正的平等权利，必须要超越契约关系所能够允诺的范围。

二

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人们之所以会进入契约关系，是因为进入要比不进入更好。但是，这种互利的契约关系并没有包含对没有能力施利于他人的人的再分配，于是这些人便被排除在契约关系之外。社会契约是一种使每一个人都受益的人与人进行合作的模式。虽然人们的生产能力不同，但一个人的行为将使所有的人受益。每一个人既是契约关系的合作者也是受益者。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互利合作的结果却是社会的分化。因此，社会契约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社会契约可能产生两个结果，第一，那些从合作中获得利益而不能回报的人只是慈善和恩赐的对象，并不能成为合作者。社会契约排除了不能进入契约关系的人，他们实际上是社会契约的例外。第二，那些天赋高的人也可能不会成为合作者。是否成为社会契约的一份子，人们要进行比较。人们要考虑如果进入社会契约能够得到什么，如果不进入社会契约结果又会怎样。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以便决定是否要入社会契约。天赋高的人，通过进入社会契约，即使在平等的分配方式下也能够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他和其他天赋同样高的人一起从契约中撤出，他将会获得比差异原则允诺的更多的利益。市场经济的正义要求奉行差异原则。差异原则使一个社会中能力强的人能够获益，能力弱的人获得比他凭自身的能力能够获得的更多。这样一种合作体系看似是合理的，但是它实际上把人的自然天赋看作人的私有财产，将人类个体和社会对立了起来。况且有能力和失去能力、能力强和能力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时一个人的个人信念、宗教信仰、历史和文化背景等等都会影响着个人能力的发挥，因此，真正的平等就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要超越契约论的互利合作的界限。契约论在个人互利的基础之上强调机遇的平等，以弱者的处境为出发点，试图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权利社会，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与平等原则相矛盾的，在有财产的资本家和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平等。马克思这里的平等主要是指财产意义上的平等，资本家正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和市场的占有来剥削自由劳动的。当然，契约的平等不一定要求财产的平等，或者对于契约双方来说，财产的极端不平等不应成为建立契约的障碍。对于契约的订立者来说，财产的多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财产少的一方会因此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建立契约还是比不建立契约能使各方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只有比契约平等更深刻的平等原则，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契约关系所提供的平等只能够说明没有人是被强迫的，没有人因为受处罚而被强迫交换某种东西。契约平等从本质上看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它只是取代了奴隶制和封建制那种特殊的不平等关系。不仅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否定契约关系的自由和平等，而且作为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否认契约关系的自由和平等。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这诉诸的是超越于契约关系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下，自由和平等正是剥削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从契约关系的自由和平等出发，结果总是走向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当代的阶级体制就是契约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工资关系为表现形式的阶级关系就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的，但是却导致了资本所有者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契约关系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本性。无论是与国家还是某个经济单位签订契约，契约双方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允诺和制约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意愿基础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当代社会所认可的最高权威，在现时代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种权威性。既然如此，当契约关系走向自己的反面时，只能靠超出契约关系的方式来重建自由和平等。当代统治形式的非正义性体现在，这种统治形式发展于这种颠倒的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作为契约关系的必要的社会形式使得当代典型的统治现象能够产生。这样的统治能够持续的原因就在于它声称自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实践着契约自由的原则。当代的统治形式与过去的统治形式比较起来，是不能用纯粹的工具或简单的操纵现象来理解的，因为被统治者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自由契约的缔结者。这一统治形式的不合理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结束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统治形式不能以这种统治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为前提。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统治者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普遍权利社会建立的动力就在于此。所以说，契约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样的社会结构激励人民们反对践踏契约的权势，要求契约所允诺的自由和平等。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要进行革命，推翻契约社会的前提，从而建立一个普遍正义的实质权利社会。

三

市场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以劣势者人群的处境为出发点的差异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在总体上要体现自由和平等的精神的自由差异原则。但是，这两个原则在市场经济社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和完善的国家，但它却正继续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市场经济的以劣势者人群的处境为出发点的差异原则在现实当中并不具有可行性。

总体上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由差异原则既是一个平等原则又是一个差异原则，它自由和平等地使差异合法化，并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权力，使优势者的权力服从于劣势者的权力。自由差异原则以劣势者为出发点，不追求绝对的平等，将平等和不平等在总体正义的前提下联系了起来。平等和不平等的联系体现在权力当中，但社会关系并不因此而划分为平等的政治领域和不平等的经济领域。这是在市场契约原则下使权利普遍化的另一种努力。在市场契约原则下，要求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是不合理和不理智的，因为社会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而相互合作本身就蕴含着差异和不平等的各种可能性，而且不平等还是人们彼此合作的条件。虽然优势者和劣势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可以通过赋予劣势者以更多的权力来予以弥补。

在当代社会，追求平等是人们的一个共识，然而通过赋予弱势者以更多的权力的方式是否能建立一个普遍权利的社会呢?劣势人群比优势者人群更需要自由，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些劣势者人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优势人群所具备的条件下，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些劣势者在选择的条件下会变成优势者。赋予劣势者和优势者以不平等的权力以使劣势者尽可能地强大，这种不平等如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平等就是基本物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为了使劣势者获得更好的处境，不平等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说不平等是必要的，只是因为优势者使它们成为必要的。不平等的必要性只是因为优势者以特殊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利，或者以其自身占有的条件而获得了自由优势。因此，自由差异原则所确定的不平等本身不是正义的。优势者人群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自由，然后又赋予优势者和劣势者以不平等的权力以提高劣势者人群的处境，并且使优势者人群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劣势者人群，这是一种误导，是一种让人兴奋的麻醉剂。实际上，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普遍权利的正义社会。限制所有不必要的不平等，忍受一切必要的不平等，这是达到社会最小非正义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利问题的办法。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最有利于等级底层的人社会，但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这同样不是一个普遍权利的社会。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不存在剥削和压迫，这是自欺欺人。

四

市场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废除所有不能提高劣势者的处境的不平等，这只是一种有限的正义，以劣势者为坐标对权利进行设计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差异原则和自由差异原则对劣势者的意义只是形式上的。問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劣势者会处于劣势。

劣势者处于劣势有三种可能的原因，一是社会结构或体制，二是生物学原因，三是偶然原因。劣势者的存在如果不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那么就是自身不可避免的能力和条件方面的缺陷，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机遇等等。市场经济以公正自居，但也承认由于阶级结构的原因而造成的起点的不平等。基于自身和偶然的原因，如果排除了暴力、战争等非常手段，起点的不平等本身可以由起点的平等发展而来。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平等就是合理的。进一步地说，即使不平等的确存在也应当维持，只要有利于弱势者的状况的改善。改善弱势者的状况是可以做到的，具体的方法就是用政治权力来弥补经济分配中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者不接受劣势者这一概念，认为所谓劣势者是由阶级社会中的起点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劣势者存在的根源是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它迫使一些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同时赋予另一些人以更多的权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解决权利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废除产生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我们不能光从生物学或偶然性的角度来看待权利问题，更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待权利问题，不能仅仅将权利问题的解决局限于分配的范围内。如果将劣势者的存在看作是自然原因所造成的，那么权利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劣势者是社会当中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群，他们的状况是由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统治者的存在是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所以劣势者反抗统治者以要求平等就是天经地义的。

自由差异原则保留了人们要求平等的权利，同时又要让人们接受不平等的事实，这种权利的界限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所造成的。从社会结构和体制的角度来分析权利现象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互利的范围之内，必须要考虑作为不利关系的基础的财产关系问题。在以互利为前提的契约关系中，任何人都没有强加于他人意志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是超然不受限制的，它涉及到利用世界的可能性的问题。契约关系仅仅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当人们共同面对世界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规则。如何占有这个世界，这里不是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社会契约解决的是这一问题)，而是财产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逻辑在先的问题，是权利的根基问题。无论如何，人们是不会认可对财产的私人占有是合法的。只要存在着财产的私人占有，统治关系就会形成，私人占有下的统治关系必然使一部分人的权利多于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一部分人是优势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劣势者。私有财产是契约原则总是发生颠倒的真正原因。人们从自由和平等出发，结果却走向了强制和不平等。

市场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问题应当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允许对契约关系的基础进行批判。这一基础涉及到当代社会的所有冲突，是一个总的问题。这一基础必须永远接受批判性的论证，因为所有的权利关系都和这一基础相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治形式，蕴含着阶级的产生并进而通过阶级结构得以发展的条件。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否定性因素，产生了对契约所允诺的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市场契约原则之外才是可能的。

作者：贺　然

市场经济平等分析论文 篇2：

国有与私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论纲

摘　要：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今天，加强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保护，在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入罪界限、量刑方面都存在着厚公薄私的现象，对私营企业的保护明显不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增强刑法平等保护的观点，寻找中国现行刑法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保护存在的缺陷，并从根本上实现对国有与私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就成为刑法理论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刑法平等保护；论纲；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现状

一、关于刑法平等保护原则的理解与剖析

所谓刑法平等保护原则，是指对于任何人，只要体现的法益相同，就应该毫无例外地提供同等的刑法保护，而不应该刻意强调区别主体身份，实行因人而异的保护。这一立法原则既是中国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也是发挥刑法作用、实现刑法目的的必由之路。

1.现实的冲突：特殊保护还是平等保护？目前，中国刑法面临着刑法对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平等保护与刑法对国有企业进行特殊保护的矛盾。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控制着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如果它受到侵害危害常常是全局性的，因此，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特殊保护。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私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刑法保护的要求也应逐渐提高。市场经济要求一切市场主体均处于平等的地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对他们的保护也应是平等的；厚此薄彼，必然严重挫伤私营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衡。因此，本文主张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平等保护。

2.刑法上的平等内容包括打击犯罪和保护法益。中外古代刑法平等观往往仅指刑法打击犯罪上的平等，即强调受刑者不因身份、地位等因素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而实际上，笔者认为，刑法对不同犯罪主体类似犯罪行为打击上的平等仅是刑法平等的一个方面，刑法平等还包括刑法对法律关系主体保护上的平等。惩罚犯罪和保护法益是紧密相连的，打击犯罪也是间接地保护被侵犯的法益。只有保护法益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如果刑法平等只是单纯地表现在打击犯罪方面，而没有在保护法益上实现平等，那么就不可能实现打击犯罪和保护法益的统一。例如中国刑法典第4条规定的“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就只宣告了刑法在打击犯罪上的平等，而没有宣告刑法在保护权益上的平等。因此，应当对该规定作扩充解释，从打击犯罪的平等扩充到打击犯罪和保护权益两方面平等，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3.刑法上的平等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律拟制人。从中国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上的平等仍强调的是公民之间的平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平等则仍未包含在刑法平等原则中。中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刑法典该条就只规定了“人”（即自然人）在刑法适用上的平等，而不同性质单位在适用刑法上时是否平等则没有提及。本文认为，法律上的拟制人是国家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使其成为财产权的主体，其性质上是一种拟制人。应当对权利主体做扩大解释——不限于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刑法单纯地言及自然人之间的平等已经远远不足以保护所有法律主体的权益了。追求法律上拟制人之间的平等，应当说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业主体逐渐增多、市场主体多样化、合理调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必然要求。

4.刑法平等保护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即平等对待，它不考虑个体间的差异而完全相同地对待；实质平等则为结果上的平等，它注重个体间的差异，并基于这种差异给予不同的待遇。本文认为，要实现刑法平等保护，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形式平等，然后才是实质平等。如果连形式平等都没有做到，何谈实质平等呢？而形式平等最直接的反映便对法律地位、法律权利的平等性确认，要求法律给予同等的制裁与保护。刑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理应首先贯彻平等理念，给予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以平等保护。如果适用刑法不平等，相同的行为有时被认为有罪、有时又被认为是无罪，或是有时是此罪、有时是彼罪，就会使公民没有预测可能性，会导致行为的萎缩，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中国刑法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保护存在的缺陷

1.刑法任务规定的缺失。中國《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并且，《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1）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2）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3）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4）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可见，中国刑法任务中规定“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囊括了了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存在一个重大缺失即刑法任务只明确保护私营企业的财产权益，没有明确保护私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债权、人身权、采矿权等其他权益的保护。事实上，在刑法分则中已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妨害清算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非法采矿罪等大量罪名来规制严重侵害企业的其他权益的行为，显然刑法分则的保护范围超出了刑法总则在刑法任务中明示的范围。刑法任务规定中的疏漏不但体现了不同性质企业在刑法中地位的不应有的差异，而且也违背了刑法总则指导和制约刑法分则的一般原理。

2.刑法中犯罪概念的规定有疏漏。中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本文认为，上述犯罪概念中也只将侵犯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行为列为犯罪行为。然而，行为人严重侵犯其他非国有企业财产权益和其他权益的行为却没有被明确列举出来。这显然体现了刑法对国有企业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的态度，对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的轻视态度。

3.刑法对身份规定的不平等。在同一部法律中，对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确定了不同的地位或身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有刑法立法的严重缺陷。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本条的立法本意在于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而体现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但是，无论在刑事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体现出对不同身份的经济主体的不同保护态度和方式，反映出刑法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的关爱，也是对私营企业的不平等对待。特别是《刑法》第93条第2款关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均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样可能造成在同一个非国有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处刑的混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4.刑法中定罪的不平等。因侵犯的客体所有制不同，同质的行为人为地划分为罪与非罪之分，使刑法的保护范围过窄。例如中国刑法第165条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167条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168条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这些犯罪保护的对象都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经济利益。对于针对私营企业的同样危害行为，刑法却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这种片面强调对国有资产的突出保护，凸显了国有财产与非国有财产的不平等地位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而且，这也与修正后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相悖。同时，还应当看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大量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合向原国有企业参股，参与原国有企业的改造。通过改制，原国有企业中有相当部分企业的财产已是多种性质财产的混合，而单纯的国有独资企业已只占一小部分。这样，如果刑法单纯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也就不能对这些改制后的企业提供有效保护。

5.刑法中量刑的不平等。同样是在公司、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单位的财物，只因所在单位性质不同，刑法规定的罪名和刑罚适用却不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构成贪污罪，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人员的上述行为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在利用职务便利进行侵占、挪用企业财产等犯罪行为方面，刑法明显存在着重视保护公有制企业权益，而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轻视的“厚公薄私”的状况。如以职务侵犯罪与贪污罪相比较，前者法定刑最高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后者法定刑最高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相比，前者法定刑最高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法定最高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企业人员行贿罪与行贿罪等。刑法对侵犯非国有公司、企业财产利益的犯罪行为比对侵犯国有公司、企业财产利益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罚明显较轻。这种差别使得侵害私有财产的犯罪成本相对较低，在实践中非常不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三、实现国有与私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的理性分析

1.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中国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精神的具体体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一切法律的理论依据。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肯定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由此可见，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平等保护，不歧视，不偏私的。因此，按照宪法的精神，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力量的私营企业与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在刑法上应予以平等保护。中国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当前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不同等刑法保护显然违背了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根本不符合宪法确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刑法作为国家法制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应当以宪法作为制定根据，更新和改革过分滞后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刑法，消除私营企业发展的障碍。

2.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性和法治性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经济，其最显著的两大特征是平等性和法治性。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要求，所有市场主体，不论是公有制经济性质的，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在竞争中都应在市场这一个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而且具有无差别的获利机会。 同时，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刑法作为法治的重要一环，对待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保护问题上要一视同仁，尤其是强化刑法保护，从而使两者得到平等的保护。市场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在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中，逐渐形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的格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刑事法律的作用，使各个经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上享受平等的待遇。特别是刑法，对所有严重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打击，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平等地进行保护。

3.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中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平等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则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中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 该条表明了人在刑法适用上的平等，本文认为，这里的人应当做广义的理解，既包括自然人主体，也包括对法律上拟制的人即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此，中国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保护是刑法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刑法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参加经济交往的国有与私营企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对等，法律地位平等。目前刑法对国有企业的特殊保护，可以说是一种特权，对非国有企业的保护比较脆弱，可以说是一种歧视。一方面表现为对非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不平等地保护，对侵害其合法利益的罪犯不予惩处或惩处不力；另一方面表现为侵害非国有企业利益的公民不平等地惩处，使其受到不公正的惩处。因此，针对非国有企业这种弱者地位，特别需要强化其刑法保护，以便落实刑法的平等原则。

4.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考虑。中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亦可称罪刑均衡原则，罪刑相适应，是指犯多重的罪，就应承担多重的刑事责任；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當其罪，罪刑相称；罪轻罪重，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客观危害和其他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 但是，中国现行刑法第165—169条规定的几种罪名，只限于保护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而对同样存在严重侵害非公有制经济利益的危害行为却没有任何规定，这显然对非公有经济主体的保护是有失公平的。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例，非公有经济主体的董事、经理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的，也应构成犯罪。以公有制经济主体中的贪污罪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的职务侵占罪为例比较，前者刑罚显然重于后者。对于同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其财产权同样都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很难说贪污和侵占的危害性孰轻孰重，因而刑法的这种差别待遇是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

5.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相一致。 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非歧视原则。所谓非歧视原则是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体现出来。最惠国待遇条款，即一成员向另一成员的产品提供的待遇，不能低于它向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产品所提供的待遇；国民待遇条款，即一成员保证另一成员的公民、企业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同等的待遇。 按照WTO的非歧视原则的要求，一国法律对待不同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应该平等地给予保护，侵害不同经济主体的违法行为同样应当受到惩罚。本文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有责任对国内以及外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予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实行同等的刑法保护。倘若中国对本国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在刑法保护上尚存在歧视，又怎么奢望对外国企业能实行非歧视待遇。长期这样下去，因为法制环境不利其发展，外资很难引进，对外开放水平很难真正得到提高。

6.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是私营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地位日益提升的需要。据新华网北京2011年1月18日电，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840万户，年均增速达14.3%，私营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74%。“十一五”期间中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速达到20．1％，总额超过19万亿元，2010年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1 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2个和12．7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实力成倍增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社会贡献日益显著，为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政治的经典表述。到今天，中国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这种经济基础方面的改变，必然会逐步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改变中体现出来。如果刑法能对这些私营企业给予与国有公司平等的保护，进一步改善私营企业的经济环境，私营企业将发挥更大作用。

7.对国有与私营企业予以刑法上的平等保护可以更好地与国外刑事立法潮流相接轨。在国外很多国家，国有企业与其他私营企业是完全平等竞争的关系，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法律都对其给予一体的平等保护。国企由于背靠政府公权力，很容易破坏市场的公平与正义，最终损害经济效益。如果国企利用公权力与私企展开不正当竞争，不仅议会不答应，而且随时可能被其他企业告上法庭。

从世界各国刑法看，多数国家的刑法对贪污或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不作所有权区分，既可以是公共财产也可以是私人财产，如《法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等都没有对财产权属作区分，而只是作了动产与不动产的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国外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的保护一般不因不同所有制而差别对待，对各类财产均给予一体的平等保护。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为适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平等保护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是可行的。

四、实现国有与私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的主要途径

（一）实现传统观念的根本转变

1．应当树立企业财产权平等保护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对他们的保护也应是平等的；厚此薄彼，必将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衡。社会主义法律在适用上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一切财产权利给予平等的保护，不应因财产权利主体所有制身份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因此，本文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摒弃对国有企业重视、对私营企业歧视的观念，要公平对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为他们创造一个平等的法律环境。只有对市场主体财产权利实施一体保护，才能增强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动力，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深化私营企业对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十一五”期间，中国私营企业为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对外贸易来看，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4 500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1倍以上，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30%以上，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主体。从税收贡献来看，2010年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1 173亿元，高于国有企业12.7个百分点。从扩大就业来看，2010年底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8亿，成为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目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必须长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繁荣发展离不开法律对它们的平等保护，特别是刑法对它们的平等保护。

3.坚持刑事立法与基本法的一致性。刑法作为国家法制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应当以宪法作为制定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即刑法必须与国家宪法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相统一，以宪法确立的平等理念和具体规范为原则。具体而言，在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刑法应当符合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律，适时作出调整，以修改刑法或者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回应。在基本法已经做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作为部门法的刑法应当及时跟进，对经济制度改革引起的新型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性调整，防止法律真空长期的实质性存在，实现经济制度变革与法律发展完善的统一与平衡。

（二）实现刑事立法的平等保护

1．完善关于刑法总则的规定，实现公私平等。刑法第2条明确规定“刑法的任务”只规定了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其中没有明确规定对所有非国有企业权益的保护。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犯罪”的行为是“……侵犯国有财产或劳动群眾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该犯罪定义也无法规制所有严重侵犯非国有企业权益的行为。本文建议：在刑法的任务中加入“保护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法人单位的财产权”，这样中国刑法就对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整体上予以平等关照，提高了刑法任务表述上的完整性。同时，在犯罪的概念中也应当加入“侵犯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法人单位的财产权”，从入罪的角度规制了严重侵犯私营企业权益的行为，更好地体现了刑法的平等保护。

2.修改犯罪主体限制，实现定罪平等。中国现行刑法第165—169条规定的几种罪名，只限于保护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而对同样存在严重侵害非公有制经济利益的危害行为却没有任何规定，这显然对私营企业的保护是有失公平的。为了纠正罪与非罪的区别，本文建议：将刑法第16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规定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167条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和第396条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的犯罪主体进行扩大化，修改上述犯罪中对于犯罪主体的规定，将“国有公司、企业”改为“公司、企业”，对于不同性质主体同样的违法行为，予以同等定罪，保障非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实现对所有企业更加切实有效的平等保护。

3．完善刑罚制度，实现量刑平等。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等，都存在“罪”与“刑”的不平等。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刑罚差异就比较悬殊，前者最高刑是死刑，后者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这种差异已超出了刑法平等保护所容忍的界限。本文建议：改变现行《刑法》对一些侵犯非国有企业财产利益的犯罪行为刑罚明显较轻的现状，加大《刑法》中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企业人员受贿罪、向企业人员行贿罪的处罚力度，提高其法定最高刑。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非公有制企业人员犯罪侵犯财产的，可以按他们触犯的罪名贪污或侵占，挪用公款或挪用资金定罪，在处罚上可以规定同样的起刑点，但是在量刑幅度内可以对国家工作能从重处理。

（三）实现刑事司法的平等保护

刑事司法平等要求刑法的适用必须同种情况、同种处理，不能因行为人社会地位高低，财富多寡等差别而在定罪和量刑上有所不同。

1．司法人员应当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司法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司法人员要树立为私营企业服务思想，即是为社会、为人民、为整个经济建设服务的全局意识，克服“重国营、轻民营”、“公权至上、私权为轻”的传统思维。具体而言：一要加大对破坏民企健康发展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民企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二要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三要正确处理打击和保护的关系，把握民刑界限，为民企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2.司法人员应当重新树立平等执法的理念。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是当国有企业权益遭到侵害时，执法严明，打击力度到位。但是，当非国有企业人员非法占有或挪用资金时，往往不以犯罪论处，只按民事纠纷立案，有时甚至不了了之。因此，本文认为司法人员应当重新树立平等执法的理念。这种理念要求司法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应当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放在平等的法律位置，对它们加以平等的法律保护，不能因经济性质的不同而存在任何的偏袒和歧视。同时，要摒弃非国有企业利益无条件让位于国有企业利益的传统观念。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非国有企业同样也不容侵犯。即使在与国有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民营企业也不再是无偿的牺牲，而是有取得补偿的权利，对侵犯非公有经济的犯罪行为予以及时的刑法公力救济。

3.司法机关应不断加大对私营企业的司法保护力度。自从中国1997年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经济犯罪出台了大量司法解释，但其中专门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仅一件，即《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从侧面说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理念上尚存在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造成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不统一，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因此，本文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根据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法律实施的情况，不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事司法保护作出富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司法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不断强化保护力度和绩效。同时，要提高司法解释的科学性和一致性，妥善解决司法解释之间的内部冲突，从而强化对私营企业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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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1/18/c_12995744.htm，2011-12-04.

[15] 中国注册私企数量超过840万户 成为最大企业群体[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1/18/c_12995744.htm，

2012-02-07.[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李永升，叶静

市场经济平等分析论文 篇3：

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摘 要：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智力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竞争平等理念及其相应的教育制度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而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则对社会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实现、妇女解放运动及构建和谐平等家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 社会经济发展 良性互动

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男权主义文化盛行，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几近被剥夺，更遑论接受法律教育了。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愈落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愈乏善可陈，而女性接受教育机会的缺乏在客观上又必然会牵制该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二十一世纪，我国已告别了劳力经济阶段，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立足社会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1]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广大的女性积极报考法律院校研习法律，与此相适应，高等法律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也相应地得到迅猛发展。笔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

一、社会经济发展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一）智力经济社会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突飞猛进的全球高科技使得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吴季松认为，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国发展来看，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劳力经济阶段、（自然）资源经济阶段和智力经济阶段。[2]劳力经济始自人类文明之初，男性凭借其天生的体力优势扮演了社会的主角，女性则因其生理特点而在体力上处于弱势。而在智力经济阶段则不然，生产的自动化与高智能化使劳动强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观，体力劳动的比重已大为减少，无需劳动者再付出艰苦的体力。因此，女性的体力弱势在这一阶段已变得无足轻重，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女性。

更重要的是，随着妇女自身能力的增强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进入传统上主要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包括法律领域的机会大大增多了，这在客观上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智力经济社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是每个想在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才能的女性都必须具有的，而要想获得这些知识，接受相应的高等法律教育无疑是最好的途径，这样，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便成为了社会的迫切需要，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也就有了原动力。

（二）市场经济倡导的竞争平等理念削弱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为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和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自由竞争、等价有偿、平等、公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它所要求的竞争、平等、公平等理念必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我国的高等法律教育。

过去，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法律服务市场的匮乏和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对大多数女性近乎奢望。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切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法律服务的保障，这样，法律服务的市场容量就随之增大，为法律人才包括女性法律人才就业和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就有力地推动了以培养法律人才为己任的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能力的较量，而非性别的选择。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已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她们率先成为靠实力立足社会、服务社会进而实践男女平等的楷模，而她们的形象、贡献和地位又以榜样的力量影响更多的女性选择、接受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从而使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和持续发展。

（三）适应市场经济的教育制度也为女性接受并参与高等法律教育提供了保障。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障高等教育功能的顺利发挥，制定相应法律制度已成为必然。

从国际上看，自二十世纪五十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世界各国纷纷加强本国的高等教育立法。就我国而言，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并有利于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发展的教育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地位平等，为我国女性平等地接受、参与高等法律教育创造前提条件。（2）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3）教育法是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是随后制定高等教育法直接的立法依据。（4）高等教育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全面依法治教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重要法律，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包括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和保障。

二、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女性树立主体意识，将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决策主流，进而有助于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实现。

千百年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一直是男尊女卑的观念，自1949年以后，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自上而下解放妇女的制度变革实际上更多地得益于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而不是众多女性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大大滞后于制度变革的步伐。直至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直接任务是培养具有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女性法律人才，故而伴随着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蓬勃展开，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不仅为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的复苏和强化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更主动地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3]因为这种自由既是女性主体意识获得发展的前提，又是女性主体意识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受过高等法律教育洗礼的女性，在思想观念和意识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具有良好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她们对女性的正当权益有着极为强烈的追求，以其独立的和不断完善的人格勇敢地走向社会，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与男性同样的贡献。

时至今日，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一直在充分发挥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和监督职能，它积极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要求人们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对其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社会进步。人权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有效地削弱了不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误导作用，它使未来的社会高级人才真正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自然就有利于社会中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

（二）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女性依法维权的能力，从而对妇女解放运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为广大女性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知识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机会。例如：对女性进行高等法律教育，既可以增强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又可以使女性在权利受损时更易获得司法救济；既有助于防止女性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受害，又能提高女性素质，增加其择业的机会。同时，实践也已证明了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提高女性的法律素质，对实现妇女解放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其法律素质的高低，不仅与其整体素质的高低密切关联，而且关系到其具体权利能否实现。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法律知之甚少的女性能够积极主动地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

（三）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平等和谐的家庭，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带来女性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对女性的家庭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女性有着更强烈的婚姻自由意识和追求婚姻自由的意愿，能够正确认识女性的平等地位，自觉履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由于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女性往往有着较强的人权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就更能够深刻体察到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所具有的违法性及其侵权本质与危害，即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不仅是对妇女人权的严重侵犯，而且是一种反道德反法律的野蛮行为。她们还能够态度坚决地谴责家庭暴力，反对任何为家庭暴力进行辩护的言行，从而创造出有利于制裁和消除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舆论环境。此外，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还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依法文明解决家庭纠纷的自觉性，有助于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的建立，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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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C].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1.

作者：左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