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制改革附属医院管理论文

7月，中央巡视组向复旦大学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特别提到“校辖附属医院摊子大、权属杂、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据笔者统计发现，全国75所部属高校旗下多达105所附属医院，其行政、教学、医疗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归不同部门负责，教书育人与救死扶伤一举两得，听上去很美，现实却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高校体制改革附属医院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校体制改革附属医院管理论文 篇1：

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制度的非一致性与协调

【摘 要】 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已通过新修订发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转化为制度层面得以实施。但是，相关会计核算信息尚不完整清晰，与财务制度存在许多不一致现象，为两个制度的顺利贯彻实施造成了制度障碍。文章以建立协同为基础，分析其相关内容和存在的非一致性，提出支出与费用合一设置、按照其经济内容和用途在两个制度中分工制定、重新单独修订高校会计制度并单独设立“高等学校成本费用表”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 高等学校； 成本费用； 核算与管理； 制度协调与改进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成本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在我国，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为辅的高教财政新体制，并且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交费”。自此，全面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双轨制，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竞争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教育收费公平问题逐步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和突出矛盾，由此，高校教育成本后来逐步演变为高校成本费用，日益成为涉及国家收入分配、政府支出结构、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公平、家庭个人负担合理性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抱怨、政府的无奈、高校的蒙冤、受教育者的哭诉等，促使理论界掀起了对揭开高等教育成本乃至高校成本费用“黑箱”的研究热潮和政府制度制定部门的极大关注。2009年8月，财政部发布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其中，“为了真实反映资产价值、合理确定教育成本，要求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成为其主要变化内容之一，“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作为其新确定的五大会计要素，其中在“费用”要素下设置了“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资产折耗、财务费用、其他费用、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等成本费用类会计科目，在会计理论及实务界曾引起了一定的反响，高校教育成本有望进入制度实施阶段。直到2012年2月及12月，财政部先后以部长令的形式相继发布了新修订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并在2012年12月19日同时发布了《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都将高等学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正式纳入制度实施轨道，要求于2013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但高校会计制度最终未能单独发布。

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专门设置了“第十章 成本费用管理”，要求高校进行成本核算，并按教育费用、科研费用、管理费用、离退休费用和其他费用等的用途进行归集，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却没有相应的内容与之对应。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财务制度要求的这些成本费用管理的信息从何而来？如果没有，财务制度将如何执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两个制度是否应该协调？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探讨，以便为新的高校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提供参考。

二、高校财务与会计的协同关系

财务与会计的“孪生”关系，无论理论界如何将其切割争议，实务界却总是将其合二为一，尤其是高等学校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从职能管理部门的设置，还是具体的工作内容，都没有、也无法将其分离，可以说是一个“连体孪生子”。

从制度层面来说，“财务制度”规范的对象是“财务活动”，“会计制度”规范的对象是“经济业务或事项”。虽然二者的提法不同，但从实质内容来看，高校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以货币表现的动态效果就是其“财务活动”，对财务活动实施动态管理及其效果将通过会计信息予以静态表现。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动静关系，使得二者在制度内容上必然呈现出大量的协同景象。

在现实工作中，财务管理关注相关财务活动的管理，而管理的重点在决策；会计核算关注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核算，重点是为决策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信息支持。二者始终是在紧密协同的前提下进行的。

因此，“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有效协同，对高校来说，不仅是一种现实必须，而且也有助于二者有效贯彻落实，真正提高财务会计工作效果。这就要求两个制度在制定内容上应保证相互协调，在求得协同的前提下做好各自内容的合理分工，不能出现越位或缺位现象。仅就高校成本费用来说，财务制度专门提出了成本费用管理的要求，那么，该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费用信息，自然要由会计制度进行专门规定，为其管理及时提供相应的信息，否则，其管理必将成为一句空话，无法得到贯彻落实。

三、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的制度约定

高校成本费用问题，在理论界的争议和讨论中，一直是以“教育成本”的概念出现的，国外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教授约翰·维泽（John Vaizy）在1958年出版的名为《教育成本》（The Costs of Education）的专著。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ehuhe）撰写出版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教育成本，并提出了“教育全部要素成本”的概念。据袁连生对基于美国国会指令下美国高校教育成本进行系统调研分析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学费持续上涨，之后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引起了民众对无力负担大学费用的担心和媒体的关注与批评，1996年，美国舆论对高等教育学费上涨过快的抨击达到了高潮。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全国高等教育成本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NCCHE），指令该委员会研究高等教育成本增大和学费上涨的原因以及成本、学费与学生资助的关系，在半年内提出研究报告。1998年1月，NCCHE向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两院议长提交题为“直言高校成本与价格”（Straight Talk About College Costs and Prices）的研究报告，厘清了高等教育成本、价格和学生资助的一系列概念，确定了高校财务理论框架，对高校成本和学费的快速提高以及成本、学费与学生资助的关系得出了初步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之后，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高校成本、价格和学生资助进行了5年的研究，提出了“大学成本和价格研究”、“高等教育教学支出研究”和“学生凭什么支付大学价格”三个研究报告。这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对1998年美国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的重新确认产生了较大影响。之后，国家学院和大学工商人员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NACUBO ）响应NCCHE的号召， 用四年的时间开发了一套简单的、使用可得数据、主要针对本科教学成本进行分析的成本分析和报告模块， 希望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信息。于2001年在150 所高校使用并检验了它的有效性， 2002年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第84届年会高度评价了NACUBO 的高校成本分析工具。该模块分为“大学的一般信息、教学和学生服务、设备和社会成本、学生财政资助的费用、设施和资本性费用”五个部分，从而使大学和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培养成本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为公众、大学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但是，并未形成专门的财务与会计制度体系，用以提供高校成本费用相关信息。

在我国，教育成本概念的提出始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但是，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研究热潮则始于1993年之后开始实施的高校教育收费双轨制。经过近20年的热烈讨论、争议和不断地研究探索，终于自2009年8月财政部发布《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起，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初步展现出可实施的规范，2012年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正式发布，使其终于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并将其概念范围确定为“高等学校成本费用”，而非“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本文认为，这一称谓更为确切，也为实际执行带来了操作性便利，可以认为是近20年高校成本费用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

高校成本费用的核算应体现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但从该制度规定的内容来看，无论从会计科目设置，还是具体核算内容的规定方面，却涉及的很少，汇总起来主要有：（1）在第一部分总说明的第五章中指出，“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或相关财务制度的规定确定是否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的，按照本制度规定处理。”（2）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和无形资产“累计摊销”，并在科目使用的规定中要求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时，按照实际计提（摊销）金额，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累计摊销）”科目。相关的支出科目仍然是按照与财政预算管理有关的对应项目进行分类设置，没有体现与高校成本费用核算的其他相关内容。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专门设置了“第十章成本费用管理”，共有七条，其内容主要包括：（1）高校应当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2）费用的定义（为完成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而发生的当期资产耗费和损失）；（3）支出向费用划转分配的方法；（4）成本核算的定义；（5）费用按照其用途归集的项目（教育费用、科研费用、管理费用、离退休费用和其他费用）及各自的定义和内容；（6）费用归集方法；（7）细化成本核算的要求、建立成本费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等。同时在第四十三条和四十七条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不计入高等学校支出。由此可见，《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成本费用管理的相关内容还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同时还对成本费用核算的相关内容提出了要求。

四、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制度的非一致性分析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财务制度提出了成本费用管理应属于高校财务管理主要内容之一，并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会计制度与之相比，在成本费用核算信息方面则有相当大的差距，二者存在较多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现为：

1.不仅有专门的高校财务制度，而且还有专门的一章来规定高校的成本费用管理；但高校的会计制度则遵循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①，该会计制度没有与之对应的专门内容，无法提供为之管理用的成本费用信息。

2.财务制度不仅规定了与财政预算管理相对应的各项支出管理，还规定了将各项支出如何分配划归有关成本费用的管理；而会计制度只规定了各项支出的核算内容，没有规定划转为成本费用的核算内容。

3.财务制度规定了高校要进行成本费用核算，并将其定义为“是指按照相关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对高等学校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进行归集、分配和计算”。同时还提出了要按照费用的用途和实际发生情况，采取直接归集或不能直接归集的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合理分摊的方法，将其归集为教育费用、科研费用、管理费用、离退休费用和其他费用，相当于设置了成本费用核算对象和项目，并要求“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逐步细化成本核算，开展学校、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成本等核算工作。科研活动成本的核算应当细化到科研项目。高等学校成本核算实施细则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成本费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以及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但会计制度既没有对应的成本费用会计科目②，当然也不会有相应的核算内容。

4.财务制度规定了支出向费用划转的方法，即应当在支出管理基础上，将效益与本会计年度相关的支出计入当期费用；将效益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相关的支出，按照有关规定，以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形式分期计入费用。同时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均不计入高等学校支出。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不计入高等学校支出，在高校固定资产所占比重日益加大的情况下，折旧费用将会越来越高，那么，成本费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如何建立？而会计制度虽然规定了可以计提折旧和摊销无形资产，但折旧费和摊销费采取了“虚提”的创新性处理方法，在计提时直接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并未列为费用，非流动资产基金属于净资产的内容，性质上并不是费用，并且还没有支出划转为费用的核算内容，这就出现了和财务制度的严重分歧。

仅就上述这些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在制度层面上出现的非一致现象来看，其结果会导致财务管理缺乏信息支撑，会计核算未能体现成本费用管理的需要，也必然为现实中顺利贯彻执行这两项新的制度造成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并且还违背了本次修订会计制度所遵循的与《财务规则》相协调的修订原则，更不符合高校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应当协同的现实规律。

五、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制度的协调与改进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校成本费用的核算与管理必须加强协调，应当在紧密协同的前提下开展各项工作。

首先，在制度设计上要尊重和符合法律要求与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三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校既是一个独立的办学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运行主体。高校所有资金只要进入某一高校后，都将具有独占性，不可能再回归到政府财政，如何管理和使用具有自主权，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都明确规定，高校的收入是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高校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围绕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发展等核心工作，依法自主合理分配使用这些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因此，高校取得的收入在使用时，应当按照高校运行规律和活动内容，按其经济内容和经济用途体现为高校的各种成本费用，在信息表现上与管理上不应再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与收入的内容相对应列示支出。将高校的支出与收入对应列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将高校作为政府主管部门附属单位，在资金管理上依附于财政预算管理而采取的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仍沿用这一模式，不仅违背了法律要求，而且也与经济现实不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取得的各项收入可以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列示，但只用来表明高校收入的渠道，并不能要求在使用上完全与之相对应，并且高校的成本费用特性与企业不同，企业是成本费用发生在先，目的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后获得补偿和收益，因此，强调成本费用与收入的配比。但高校是取得收入在先，成本费用发生在后，成本费用的安排要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其核算与管理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求得补偿，所以，不需要与收入的来源渠道一一对应。

因此，本文建议一：高校的“费用”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要素进行核算与管理，而不应当再设置“支出”要素，“支出”与“费用”应当合二为一。这样，不仅充分体现了高校作为一个独立办学主体和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与权益要求，也为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减轻了许多负担，制度设计也变得更加简化和便于操作。

其次，高校的成本费用应当按照其经济内容和经济用途进行科学分类与界定，并在财务、会计制度中恰当体现，以便使其核算与管理有章可循。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规定，高校的支出是“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高校的成本费用“是高等学校为完成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而发生的当期资产耗费和损失”。这两个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当按照高校独立运行的法律要求，围绕高校开展的教学、科研以及为教学、科研提供各种管理、后勤保障服务等设计和界定有关成本费用的内容，不仅要反映其经济内容，如人员费用、物料消耗费用、资产折旧折耗费用、水电气暖费、税费及其他费用等；还要反映其经济用途，如教学费用、科研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经营费用、实验费用、后勤服务费用、离退休费用③等。这样，不仅为高校成本费用的合理安排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也为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教育成本评估、建立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以及自身高校进行资金的有效管理等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

因此，本文建议二：高校成本费用的设置、界定以及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应当放在财务管理制度中；而对其进行会计科目设计和会计核算，应当归属于会计制度，尤其是不必要再将“费用”和“支出”分账核算，而应当两账合一，仅设置成本费用类科目，使其真正成为高校管理的必需，否则，必然会导致将成本费用核算置于仅为了服务社会监督而与高校对立的局面，继而引发高校成本费用核算的消极应对和信息虚假现象。至于成本费用的计算办法，可以如《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那样，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单独制定。

最后，应当单独制定发布《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事业单位服务于国家机关和社会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千差万别，种类繁多，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各异。高等学校虽属事业单位，但其活动内容主要是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教育教学、科研以及为教学、科研提供各种管理、后勤保障等各种劳务服务，从而构成了成本费用需求的主要内容，在没有事业单位单独具体会计准则的情况下，单独制定高等学校等独立的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还是一种现实必需。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的制定就采取了这一模式，并已经发布了部分行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就连中小学校财务制度也已经单独发布。如果仅以统一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作为各行业事业单位通用的会计制度，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疏忽或遗漏，给制度的执行带来许多不便，从本文上述分析的“非一致性”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并且《医院会计制度》已经单独制定发布，为什么高校会计制度不能单独制定呢？按照2009年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的说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经费来源、后勤社会化、校办产业管理等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单独重新修订高校会计制度是一种现实必需。

因此，本文建议三：在2009年发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对应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在协同的前提下，进一步加以修改完善，并尽快发布。尤其是对成本费用，本文完全赞成支出与费用合一的做法，将其设立为独立的会计要素。同时建议增设“高等学校成本费用表”，以便为成本费用信息披露提供有效的载体，变消极应对披露为强制必须披露。

综上所述，高校成本费用核算与管理上升为制度层面，不仅是近20年高校财务与会计改革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且将会为解决社会重大问题、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认真分析现有制度的不足，并不断加以完善，尤其是加强和提高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协同效应，将为顺利贯彻执行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 谢丹，袁洪斌.高校教育成本研究述评[J].江苏高教，200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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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S].2009-08-12财会便[2009]62号.

[4] 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财务制度[S].2012-12-19财教[2012]488号.

[5] 财政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S]. 2012-12-19财会[2012]22号.

[6] 袁连生.美国高等教育成本、价格和学生资助[J].比较教育研究，2006（8）：1-5.

[7] 曾晓东，曾娅琴.大学成本分析与收费治理[J].比较教育研究，2006（10）：1-5.

[8] 傅蕴英，张雪姣.会计制度改革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2（2）：26-28.

[9]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J].1995-03-18主席令第45号.

[10] 财政部.事业单位财务规则[S].2012-02-07财政部令第68号.

[11] 李现宗，毕治军，颜敏，高校预算管理转型研究[J].会计研究，2012（12）：69.

作者：李现宗

高校体制改革附属医院管理论文 篇2：

“问诊”高校附属医院

7月，中央巡视组向复旦大学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特别提到“校辖附属医院摊子大、权属杂、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据笔者统计发现，全国75所部属高校旗下多达105所附属医院，其行政、教学、医疗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归不同部门负责，教书育人与救死扶伤一举两得，听上去很美，现实却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中央巡视组的反馈，传递一个重要信号，高校附属医院的问题已引起反腐部门的高度关注。

摊子大：75所高校有105所医院

根据学校官网统计，75所部属高校中，22所拥有附属医院，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旗下有12所，是全国附属医院最多的部属高校。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均有8所附属医院。

部属高校105所附属医院中，87所为三甲医院。无需高校的名头，这些附属医院本身已声名远扬，比如北大第一临床医院、北大口腔医院、复旦大学旗下的华山医院、上交大旗下的瑞金医院、中山大学旗下的中山一附院等，其业务水平在当地医疗行业均是首屈一指，其收益也相当可观。

“我们医院效益一直很好，根本不需要学校的知名度”，上海某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说。该院已有百年历史，拥有多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优质医疗资源，使得这些医院基本人满为患。根据卫生部门对三甲医院的评级标准，医院的住院床位数至少在501张以上。而目前全国有800张以上病床的医院中，半数以上是大学附属医院。有的医院床位创全国之最，比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约5000张。三甲医院要每床至少配备1.03名卫生技术人员，这些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基本都在千人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两三千人。

权属杂：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中央巡视组所说的“权属杂”实为高校附属医院的普遍性问题。多所医院、高校相关负责人都承认这一点。

上世纪末中国高校体制改革，一批原来隶属卫生部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医科院校连同其附属医院一起并入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由此形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格局。所谓“附属”，顾名思义即高校所附设或管辖的医院，其权属应为高校，而现实则不然。早在2000年，国办转发的《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附属医院的行政及教学业务管理由教育部门负责，但医院救死扶伤、提供医疗服务的属性未改，医疗业务仍由卫生部门负责，由此形成教育部门、学校和卫生部门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

在行政管理上有两种模式，有的医院归学校直接管理，有的则归学校下属医学院或医学部管理。从组织架构上讲，第一种模式是原医科大学或医学院与综合性大学合并后更名为大学医学院或医学部，作为大学下设相对独立的二级管理实体，其管理功能基本保留，附属医院归医学部直接管理，如北京大学与其附属医院。第二种是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经过与综合性大学合并重组，成为大学众多学院中的一个，附属医院划归大学直接管理，与医学院没有隶属关系。例如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与其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人事任命则是根据此前的行政级别来决定。高校合并时，有的医科大学为卫生部直属，有的则是省属，其附属医院级别也不同。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的级别并不受影响，也依然是独立法人。

据教育部党组原成员、武汉大学前校长顾海良介绍，武大的几家附属医院都是省属医院，属于厅局级，人事任命就由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管理，院长和书记是副厅级，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决定。武大考察，任命前要报湖北省组织部决定。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医院一把手是副局级领导，由上海市委任命，医院其他处级干部就是复旦大学任命。而如果附属医院为市属，其一把手仅为处级或副处级，其人事任命则由高校决定。

资金乱：来源和“分红”不一

高校虽然做了医院的“家长”，却并不掌握财政大权。根据相关要求，医院的资金、财务管理仍由卫生部门负责。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医科类高校附属医院的卫生事业费指标下划，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附属医院的事业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划拨到卫生部门，再核拨到医院。原本属于地方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则继续接受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武汉大学的几家附属医院，以前为省属医院，省里一直都有投资，这一传统在合校时也得以继承，”顾海良表示。

目前，附属医院的各类资金来源主要为医院收入、政府财政投入和学科建设资金。“医院属于独立法人机构，包括人员工资和基建项目资金等，都是上一级政府根据规定下拨一定比例，再加上医院自己的业务收入和资金自筹”，上海交大附属医院瑞金医院一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进行财务审计时，就由院方和外部的审计部门进行监管，学校并不负责此业务。

当然高校也并非“甩手掌柜”，仍会以学科建设名目划拨医院经费。“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科研上在我们医院设有学术课题，还是会给我们一部分科研经费”，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表示。卫生、教育等部门下拨经费，仅拨款类的科研经费就五花八门，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卫计委、教育部等部委单位和省市下拨的各类研究经费和各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经费。“钱下拨到医院后，医院的科教和财务部门管理经费使用。结题时，谁出钱谁负责管理审计。”

医院庞大的利润，高校又是否能分得一杯羹？此前，部分附属医院曾给高校“分红”。2007年，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公开表示，“很多医院反映其所属高校给其下达‘每年上缴多少钱’的任务。”当年1月，卫生部下发《关于严禁高校附属医院向所在高校缴纳“管理费”“基金”等各种不合理费用的通知》，严禁附属医院向其所属高校缴纳不合理费用。这一规定的依据非常明确：附属医院与高校都是独立核算、自主开展业务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事业法人实体，附属医院本身应自负盈亏。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多年来，教育部一直根据要求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成果初显。“几家附属医院都不向武汉大学交钱”，顾海良表示。此外，北京、上海等多家高校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均给予同样回答。瑞金医院一负责人说：“不要把学校和医院扯在一起，附属的概念就是只承担教学责任。”

监管难：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

资金和人事的多重管理，使得医院出现监管难。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巡视结果就指出，附属医院存在监管难，极易诱发腐败。“科研经费拨款来自各方，很容易造成监管失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

目前附属医院财务监管主要归卫生行政、财政以及审计等部门负责，但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则了解不多。顾海良就直言，“目前管理肯定存在真空地带。”

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介绍，高校合并后，附属医院作为医疗资产留在卫生部门，但人事和教学管理则归为教育部门，两部门的双重管理，出现了大量交叉之处或“真空”地带。比如医院院长是地方政府任命，其他人事是高校决定，但院长和医院人员又管理着资产。而在问责方面，资金方面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卫生部门问责时，就无法对人进行问责。有专家表示，目前高校附属医院的自由度相比其他医院更大。对其问责难已经成为业内共识。有很多附属医院原本属于卫生部监管，但处在外地，“天高皇帝远”很难监管。

另一方面，“官本位”也让高校对附属医院本身的管理遭遇尴尬。并入了高校的医学院多为处级单位，且不是独立法人。而部分附属医院则属于“厅级”单位，因此就难免出现非独立法人管独立法人，“处级”管“厅级”的尴尬。

为了避免这一尴尬，很多学校都采用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做法，比如武汉大学、上海交大等。然而，医生对此则颇有微词：“院长行政事务太多，势必影响医院管理和医疗业务。”上海某医院医生透露，医院院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校本部上班，只有极少的时间在医院。而一院之长多为业务尖子，有时坐诊也会受到影响。

即便当事人，对于这种管理模式也不尽满意。西安交通大学前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闫剑群曾公开表示，由于官本位观念问题，办任何事都讲级别，导致大学医学院、医学部、医院在管理上本来难处的关系更加难处。合并后，西安交大两个综合性附属医院和一个专门医院都是处级，而省医院却是副厅级，使得该校医院“很有意见”。

如何改：强化附属或更加独立

尽管高校合并已走过十余年，但学校与附属医院以及各相关方的磨合仍在继续。教育部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综合类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很多方面并无决定权。比如高考招生，很多学校的医学院在招生计划中仍单列，保持单独的招生代码。原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曾公开表示，如果医学院管理不了附属医院是一件悲痛的事。

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让附属医院的管理体制备受考问。时任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彬直言，非典期间，高校与附属医院缺乏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的知识沟通，客观加重了疫情，增大了损失，其根本原因是高校对附属医院的管理较弱。巴德年建议，医学院管理医院要有三项权力，一是党委领导权；二是干部人事任免权；三是经费管理权。

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观点：扩大医院的独立权。“大学需要附属医院，但要给医学院和医院充分的独立权利”，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表示。至于如何“独立”，朱同玉建议，首先应扩大医院的行政权力。“现在所有附属医院的人，都是行政主管部门定指标，是计划经济下的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了”，他建议，医院应仿照企业经营模式，摆脱编制束缚，自主决定人财物的需求和分配。

李卫平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学附属医院更有利于先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成立大学和卫生部门以及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的理事会，问责时直接向理事会问责。

对此，教育部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按照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会同或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直属高校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以更好地发挥附属医院在医教研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葛倩　王付娇

高校体制改革附属医院管理论文 篇3：

医教协同提升附属医院中医临床教学质量的路径研究

〔摘要〕 在分析中医临床教学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理清了医教协同提升中医临床教学质量的4个实施路径，包括建立医教协同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强化高校与附属医院协同育人、构建中医临床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加强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以构建高校与附属医院协同育人的新机制，提升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和临床技能。

〔关键词〕 医教协同;中医学;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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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高、本领过硬是新时代国家对中医人才的要求，也是高校与附属医院共同肩负的人才培养使命[1]。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提出要夯实高校附属医院医学人才培养主阵地，强化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主体职能，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深化医教协同，培养医学人才提出的新要求[2]。2021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1〕3号），明确提出要强化中医思维培养和中医临床技能培训，要强化高校附属医院中医临床教学职能[3]。系列国家文件将加强医教协同培养中医学人才的中医思维和临床技能，强化中医临床教学的任务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主要任务。

医教协同是指医学院校协同政府、行业、医院、学习者各方，共同参与医学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合作育人模式[4]。在我国，5年制医学本科教育是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以5年制本科中医学临床教学为视角，探讨医教协同提升中医临床教学质量的路径。

1 中医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

中医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实践医学，中医思维的构建是建立在实践观察的基础上，经过思辨、知识的内化、实践、检验再提升的内生性过程。因此，中医临床教学是中医思维培养的关键环节。中医思维和技能的培养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训练中养成，需要高校与附属医院加强协同合作。长期以来，许多附属医院积极参与了中医临床教学工作，但由于高校与附属医院协同不足，教师教学能力、医院带教重视程度等参差不齐，导致中医临床教学遭遇现实困境，使中医思维和临床能力培养出现了系列的问题。

1.1  协同机制有待深化

在我国，医院与高校分别归属卫生、教育两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跨部门、跨行业的管理使高校与附属医院之间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5]，医教协同仍停留在表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医学人才培养仍以高校为单一主体，临床教学课程体系主要依赖学校本部研究设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课程教学设计与临床岗位需求分离[6];二是附属医院中医临床教学职能缺乏制度保障，医院“重医疗、轻教学”，带教教师“重临床、轻教学”的现象仍然存在。

1.2  中医临床教学体系有待完善

中医临床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和中医临床技能。目前，中医临床教学大多附属于校内理论课，缺乏高校与附属医院统筹设计的整体临床教学体系，师承教育在高校中未能全面铺开，中医经典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尚未有效融合，中医院的西化倾向使临床教学缺乏中医特色。

1.3  中医临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待构建

科学有效的临床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大多数高校以及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质量管理意识不强，临床教学缺乏科学、规范的质量保障措施，教学监控、教学效果考核与评价等未能有效开展，临床教师参与教学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1.4  临床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

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校后期临床教学的主体，带教教师是临床教學的直接实施者，其教学能力与水平直接影响临床教学质量。目前，附属医院带教教师大多由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医生担任，但由于医院内部没有专设的带教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机构，带教教师长期缺乏系统、专业、规范的教学训练和指导，教学能力、水平与校内教师有一定差距。尽管许多高校都建立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但其教学培训大多只限于校内教师，并不涵盖附属医院带教教师，高校优质的教学培训资源尚未能协同惠及附属医院。

2 医教协同提升中医临床教学质量的实施路径

新时代，中医人才培养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培养高素质且具有稳固中医思维和过硬临床技能的中医人才，是健康中国建设对中医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校和附属医院要深化医教协同，在遵循中医学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高校与附属医院、理论教学与临床教学、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之间的融合，构建高校与附属医院深度协同的临床教学模式，提升中医临床教学质量。近年来，广州中医药大学与附属深圳中医院共同开展医教协同强化中医临床教学改革，探索并构建了中医临床教学的新路径。

2.1  建立医教协同宏观管理协调机制

科学有效的机制是医教协同合作模式行稳致远的基础。行政部门要制订医教协同相应的制度，加强对高校和附属医院协同开展临床教学的管理和引导，激发附属医院参与教学的积极性。201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卫生强势的实施意见》[7]，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学教学科研工作，并对医疗机构与医学院校共建临床医学院，深度参与医学人才培养给予了政策上的倾斜与经费上的支持。在该政策引导下，深圳市人民政府、广州中医药大学与附属深圳中医院三方创新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为主体、附属医院为支撑的“校-政-院”协同培养中医学人才的新模式，充分调动了政府、附属医院参与人才培养工作的积极性，使三方在中医临床教学中能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支撑。

2.2  强化高校与附属医院协同育人

附属医院是临床教学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培养学生中医思维和临床技能的任务。广州中医药大学邀请附属深圳中医院的专家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体系设计、课程开发和教学内容改革，形成了学校与附属医院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组建由附属深圳中医院临床教师与校本部基础医学院教师、中医经典理论教研室教师共同组成的中医临床教学联合体;整合学校与附属医院的教学资源，制订融通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的中医临床教学方案;建设经典与临床、中医思维培养与临床实践训练的教学内容体系，初步构建了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的临床教学内容、形式和模式。

2.3  构建中医临床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中医临床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学校与附属深圳中医院共同建立中医临床教学组织体系，形成双方深度合作的“双主体”临床教学新机制，改变人才培养由高校“主唱”、附属医院“和音”的局面。同时，学校与医院共同组成了多元质量保障主体，进一步落实附属医院在临床教学的主体责任[8]。医院实施“一把手工程”，把临床教学纳入医院改革发展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多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学校还将中医临床教学质量作为衡量附属医院教学水平、考核领导班子的重要指标，把附属医院临床教学相关情况纳入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重点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2.4  加强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临床教师的整体素质是确保教学质量的关键，其发展转型是深化中医临床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广州中医药大学与附属深圳中医院通过共建临床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构建了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体系。附属深圳中医院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提高临床教学工作在临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中的比重。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积极拓展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培训范围，加强对附属医院临床教师临床教学能力培训，引导其积极开展教学理论和案例研究，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意识、体验和能力。

3 结语

医教协同强化附属医院中医临床教学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既包含预期的结果，更强调推进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提升中医学人才的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这是提升中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医药院校高度重视的问题。实践表明，只有加强医教协同宏观管理、强化高校与附属医院协同育人、构建中医临床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加强临床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才能使医教协同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谷晓红.新时代中医药高校如何培养人才[N].中国教育报，2019-11-18（5）.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20-9-17）[2021-03-3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3/content_5546373.htm.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EB/OL].（2021-2-9）[2021-3-30].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9/content_5586308.htm.

[4] 许冬武，陈迎红.医教协同理念下医学教学基地的建设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6，32（2）：87-91.

[5] 陈  明.中医医教协同临床教学体系的构建路径及关键问题[J].中医杂志，2019，12（60）：2064-2070.

[6] 王桂云，王明明，祁艳霞.医教协同深化医学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20（1）：52-54.

[7]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卫生强市的实施意见[EB/OL].（2016-3-9）[2021-3-30].http：//www.sz.gov.cn/zfgb/2016/gb953/content/post_4989964.html.

[8] 方熙茹，杨铭昊，朱娅君.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善策略探析[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11（39）：1422-1424.

作者：李兆燕 曾元儿 陈杰斯 潘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