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资本性特点研究论文

2022-04-15

【摘要】将道德回归为一种资本，既弥补了传统“道德说教”之不足，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学科融合发展的使然。道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是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特殊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现，属于人力资本范畴。道德资本主要由声誉、品性、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和理性五大方面构成，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人身依附性、能动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价值难以计量、生产消费二重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道德资本性特点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道德资本性特点研究论文篇1：

道德资本化的证成及其建构原则探析

[摘要]道德资本化意指道德作为一种可转换、可增值的非物质性劳动积累，依照其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价值增值，应获得各种物质性的或非物质性的奖赏或收益。资本概念内涵的拓展、“德福一致”的预定和谐，以及人类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现实，是道德资本化的可能性前提、必要性假设和必然性依据。

[关键词]资本；道德；道德资本化

Key words：Capital； Moral； Moral capitalization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坚持以德治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在立法环节以良善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原则奠基法律的道德精神，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滋养法治的道德氛围，又要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道德的独特作用，并通过政策、制度、教育和舆论的共同作用，在社会中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良好道德风尚，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笔者在此将辨析资本与道德的内涵及其关系，阐释道德资本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以及建构原则。笔者期待这一讨论将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一、资本内涵的拓展：道德资本化的可能性前提道德究竟是不是资本，以及能否资本化，首先需要解决资本内涵的确认，以及资本善恶的评价问题。“资本”一词最初是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即“生息金额”的意思[2]（p58）。重商主义认为，资本生息或增值的唯一领域是流通领域，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增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并且从生产力的角度将“资本”界定为生产领域的有形经济资本。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不仅将资本理解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物质性的劳动积累，而且突破了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理解资本本质的狭隘性，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联中揭示资本的社会属性，从而开启了从更宽广的人类总体性实践活动揭示资本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新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某种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复杂原因，以及长期以来对于资本、道德等概念本身的狭隘理解，我们往往选择性地转述和阐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观点，对经济领域中的资本进行非此即彼的文明或野蛮、善或恶的道德评价，往往简单、狭隘地将资本与肮脏、腐朽、堕落等评价关联在一起，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异常丰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于资本的理解与评价所呈现出的历史性变化特征。

众所周知，早期马克思深受“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学派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以伦理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来观照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遵循“道德评价优先”的原则，更多地致力于批判资本的野蛮性。如“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3]（p30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p871）。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舍弃了以抽象、永恒、超历史的人性论，或客观不变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为标准的评价方式，而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立足于历史的辩证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遵循“历史评价优先”的原则，阐明了“道德评价优先”的虚幻性与无效性，科学地研究并且客观地评价了资本的本质、作用与历史地位[4]（p100）。他在繼承古典经济学从生产力角度理解“资本一般”概念的前提下，不仅指出了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根本目的，而且还进一步从“现实的历史”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联中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p922）。他认为，资本的存在理由和历史任务，就是促进社会的分工协作，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纳入生产过程，创造和发展新的社会生产力。他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内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6]（p95）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pp927-928）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p277）

当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抛弃“道德评价”的方式，而是与历史评价相结合、并且以历史评价为基础和前提。一方面他对于资本运动所引起的各种异化现象，仍然予以强烈的道德谴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必然过渡。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他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p10）在这一“自然历史过程”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8]（pp511-512）对于资本作用的历史评价方式，恩格斯在其为马克思《资本论》所写的书评中也曾经指出：“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 [9]（p596）

可见，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增值的价值，即便是单纯的经济学领域的资本，在其运动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存在形态，其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非必然为恶也非必然为善[10]（p46）。马克思对资本野蛮性与文明性悖论的揭示，恰恰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深层的存在论解释，也为“缩短和减轻”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以及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现实的道路[11]（p4）。

如果说马克思及其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所论述的“资本”概念，主要还是限定在单纯的经济学领域，那么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超越单纯的经济学领域，从更为宽广的人类总体性生存实践的视域，拓展并且赋予资本概念以新的内涵，则为深化对于资本内涵的认识，以及道德资本化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布尔迪厄是在继承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从总体性方面来诠释资本的内涵与作用的。他指出：“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能解释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12]（p190）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即是指具有扩大自身、产生增值的潜在能力的物质化的或非物质化形式的劳动积累；也就是说，资本不仅仅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能够产生增值的物质化的劳动积累，还可以是超越经济领域的、以非物质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积累。从这种拓展了内涵的资本概念出发，他认为，资本可以划分为的三种主要形式：即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和社会资本（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三种资本形式都具有可积累性、可增值性、可转换性和可制度化的特点，其中经济资本是各类资本的根源，也是资本最有效的形式；经济资本可以比较容易、直接地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则是复杂的、间接的、非即时性的。

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奠基于人类的总体性生存实践视域，不仅能够在理论上涵盖传统经济学领域的资本概念内涵，更好地阐释资本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问题，增强对于现实世界结构与运动图景的解释力，而且在实践上也为道德资本化的证成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和坚实的基础。以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一般概念来考察，道德作为一种经社会教育熏陶和自我修养而成的、附着于人身的非物质性的劳动积累，其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能够在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进行转换、并且带来价值增值。而道德资本化的含义就是，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劳动积累，道德既然在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中能够产生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增值，就理应通过转换而获得各种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补偿或收益。

尽管一些学者对于道德能否资本化，以及如何道德资本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凭借经验就可以明显地觉察道德资本能够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福祉。例如，从微观的个体层面来考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和行为有助于经济资本的积累，从而表现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从中观的企业层面来考察，团队精神、社会责任意识等会影响到企业的组织和发展，表现为重要的无形资产；而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考察，民风民俗、社会公德状况等，则关乎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与和谐稳定，从而表现为社会资本。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中，早已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道德资本化的实践探索，如中国古代所强调的“以德配天”，现代社会中对于各种“缺德”“失信”行为所采取的公告警示、资格限制等现象，都是无法忽视和抹杀的事实。虽然目前我们仍然难以十分精确地以量化的形式计算出道德资本能够带来多少的价值增值，还没有构建出一套成熟、稳定的道德资本化模式，但这恰恰是加强道德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所需要重點关注的领域。二、“德福一致”的预定和谐：道德资本化的必要性假设即便从拓展了内涵的资本概念来考察，道德的确是一种资本形式，然而，道德是否具有资本化的必要性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决然地认为“道德资本”的提法本身即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区，“不仅背离了‘道德’的原本本体性、超越性规定，而且会使社会已经溃塌的道德根基进一步崩溃”[13]（p50）；一些学者则担心道德资本化的提法可能会将道德的价值理性降格至单纯的工具理性，从而削弱了道德的超越性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道德审视和价值批判；而即便是极力赞同道德为一种资本的学者[14]（p133），却也非常明确地认为，“道德资本”概念与主张“道德资本化并不是一回事”，“并不是要将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也不是要将道德资本化，更不是主张将道德与资本等同起来”，断言“将道德资本化”其实就是将“趋善意义上的精神性的”道德要素“资本化”，这既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主观臆造，也是对于道德的一种亵渎[15]（p67）。

那么道德究竟是一种超验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先天秩序，还是经验的、现实的、随人类实践而变化的意识与行为规范？道德应然与道德实然之间如何连接与贯通？

我们知道，康德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拒斥了形而上学的存在，但又认为形而上学是需要的，“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16]（p163）。于是，他又在实践领域构建了普遍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在康德看来，只有完全“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是真正值得嘉奖和推崇的道德行为，“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将完全“出于义务”的纯粹动机归结为意志的先天形式法则，它是无关经验内容和感性欲望、不计利害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定言命令。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企图根据‘可普遍化’的惟一理念而对‘实践’给出忠告”[17]（p59），固然强调了道德的应然性、超越性与普遍性，突出了人类道德的尊严与伟大，并且在我国的伦理学界一直以来都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却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

其一，道德并不是抽象化的、客体化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而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产物。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教化和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准则、标准和规范的总和，总是呈现着民族化和时代化的特征。马克思对此曾经深刻指出，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感性世界的不断发现，“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7]（p173）。将道德设想为客体化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体系，不仅仅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的主观的理论虚构，而且必然会使现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建设失去坚实的根基和本体，从而脱变为抽象、空洞的语词和观念，成为少数人悉心把玩的理论玩具。

其二，道德生活是人类实现整体性价值目标的一个构成部分。作为人类生存实践中一些活动规则的凝练，道德的建立是为了人类“行为体系”的参与者能够协调彼此的行为，保障“行为体系”的稳定，以及参与者的各种生存利益，是为了能够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和平、幸福、充满创造性和富有意义。但是，“道德规范并不涉及所有行为。人生及其理想要比道德及道德的目标更为宽广和丰富。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仅仅道德的满足并不能实现人类的希望……我作为一个人的目的比作为一个道德自我的目的也更为宽广，这个目的包含了道德，却不仅仅是道德。”[18]（p184）人类是为了前进到一种更好的、更有意义的生活才产生了道德，而不是为了道德而道德。正如休谟所指出的：“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给我们以我们的义务，并通过对于恶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适当描绘而培养我们以相应的习惯，使我们规避前者、接受后者。”[19]（p23）只有那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人类价值理想和至善目标的、对社会生活绝对必要的行为规范，才会被纳入道德义务的法典。

其三，道德应然与实然的连接与贯通，必然经由当下感性的物质生活。道德应然表征着人们对一种更加美好、更有意义生活的追求，指引著实然道德生成、变化的方向；忽视道德应然或道德形而上维度的指引和规约，必然会陷入道德犬儒主义。但是，任何一种道德理想只有立足于现实，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基础和依据，并且通过现实的感性生活，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撑，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谓“道不离人，离人非道”，“设想出来的美德及规范，充其量只具有理想的性质和力量，却往往缺少现实的根据和力量”[20]（p19）。而康德式的道德形而上学，在理论上预设了一系列的对峙与冲突：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感性与理性、概念与实在、个别与一般，虚构了一个超验的终极存在和超历史的终极价值，从而将虚无实在化；在实践上则强调了道德的纯粹性与目的性，其等级森严的“道德秩序”完全摒弃了感性与经验，屏蔽道德的社会属性和经验品格，割裂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在实际上堵绝了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连接与贯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将实在虚无化。

如上所述，道德产生于并且服务于人类的整体性实践活动，是为了使人类能够尽可能地生活得和平、幸福和富有意义；道德的运动过程就是一个通过当下感性的物质生活和现实的对象化运动，通过认识、否定和扬弃对象化所造成的差别、对立与矛盾，从而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趋近、逐渐展开生成的过程。那么，道德与幸福之间的现世关联是否必要呢？

事实上，德福一致或善恶因果问题是任何道德哲学和各类宗教伦理体系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否则必然会陷入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危机之中，区别只是在于这种“德福一致”的保证和规划，有的是在此岸的、现世的世俗生活中进行，有的则是被推到神秘、遥远的彼岸世界。一些宗教伦理体系往往将“德福一致”的保证与兑现推至遥远的天国。康德一方面认为具有道德是配享幸福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则坚定地拒绝在道德和幸福之间建立起任何形式的因果关联，认为：“人们决不应该把道德学本身当做幸福学说对待，亦即当做如何享有幸福的指导对待，因为道德学仅仅处理幸福的理性条件，而不处理获得幸福的手段。”[21]（p142）“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置疑的道德动力，并且这种情感除了仅仅出于这个根据的客体之外就不指向任何客体。”[21]（p85）否则必然会产生各种出于功利目的、不能持久的伪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22]（pp211-212）

然而，我们坚定地认为，人类不仅需要坚信和确立“德福一致”的预定和谐论，而且还要以此假设为前提，稳定、系统地规划人们此岸的世俗生活，使之在现世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保证和落实，才能使道德的追求融入主体的文化信念之中[23]（p10）。休谟说：“不需要任何别的条件，只需要每个人都感觉到忠实履行约定是有利益的，并向社会其他成员表示出那种感觉来。这样就立刻使那种利益对他们起了作用；而利益是履行诺言的最初的约束力。”[24]（p563）黑格尔也曾经指出：“道德意识绝不能放弃幸福，绝不能把幸福这个环节从它的绝对目的中排除掉。”[25]（p126）只有坚持“德福一致”的预定和谐与现世规划，才能使“人们通过对自己道德的思考都会达到的第一个伟大和基本的真理——善良的人活得好，而邪恶的人活得糟”[26]（p341），才能坚信“快乐与痛苦，奖赏与惩罚，是道德品格得以塑造的指针”[27]（p19），使人们熟悉和了解现实的社会所倡导的和所反对的，从而逐步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道德风尚。

而拒斥“德福一致”的前提假设与现世规划，则不仅仅拒斥了道德资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必然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如下难题。其一，难以在“合乎道德”与“出乎道德”之间做出精确的辨析和严格的区分，从而最终可能会在事实上导致“合乎道德”行为的完全消亡；其二，如果按照“出乎道德”的普遍性逻辑严格推演下去，不仅出于他律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根本就不配称之为道德的行为，就连那些出于自律的、出乎道德的行为，由于其可能不是出自于本能，“而只是刻意地为了使自己在别人眼中甚或自己眼中显得善而做出的善举（包括善行、善言和善意），都属于伪善”[28]（p95）。其三，这在理论上是将善恶皆归之于不可更改的天赋本能，而非社会历史的产物，消解了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在实践中则对于移风易俗、淳化风尚、提升人类的道德品质有害而无益，甚至无法解释现实社会中各种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必要性。

诚然，坚持现世、此岸的“德福一致”预定和谐，将道德资本的价值增值与幸福生活正向关联起来，的确会在事实上造成所谓“出于道德”与“合于道德”行为的某种混淆，可能会产生一些伪善形象，但需要明了的是，伪善者之所以伪装善良、谋取名利，首先其所遵循的逻辑前提，恰恰是德福一致的预定和谐假设；其次意味着善的言行已在社会上确立了权威、形成了风尚，伪善者是因为害怕伪装滑落、意图暴露而受到公众的道德谴责与谩骂、害怕因此而丧名失利才不得不伪装善良的。确立并坚守道德与幸福之间现世的“预定和谐”与正向关联，对于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和整体生活的完善，具有无比重大的奠基意义，既赋予了道德资本化以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是道德资本化极其重要的逻辑前提。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道德资本化的必然性依据一切社会变迁和道德变化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9]（p741）。马克思基于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历史性考察曾经做出如下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pp107-108）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的人类社会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而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都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圆周，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都是这个圆的不同扇面和组成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资本化逻辑的支配与裹挟。

在这一阶段，技术、文凭、甚至身体等各种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劳动积累，不仅获得了资本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且正在以各種形式加速资本化的进程。如果我们依然将道德与资本限定在彼此隔绝的狭小领域，非历史性地看待道德、非总体性地把握道德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拒绝道德资本化的体系构建、甚至拒绝道德资本化的概念本身，不仅仅是完全忽视了人类所处历史阶段这一宽阔宏大的背景，从而无法理解现实社会的普遍性建构机制，而且也会使道德律令始终成为远离感性现实的、企图超越历史阶段的乌托邦幻想，会使公民和社会的道德建设依然局限于苍白无力空洞的言词说教。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所客观存在的普遍的资本化逻辑，尽管尖锐地暴露了在此阶段人类对于“物的依赖性”的异化性存在状态，但又是人类不断自我发现、自我解放的必要经历，是人类走出异化状态、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性条件。通过适当的道德资本化模式的建构与运行，使一些道德楷模或诚信企业所创造和累积的道德资本，转换成物质性的或非物质性的其它资本形式；使一些道德败坏者、诚信缺失者，因为其道德资本的缺失和匮乏而被公示、谴责或惩戒，影响并制约着其他形式资本的获得。这样就在法律的强制性保障和道德的一般性劝说之外，建立起一套新的惩恶扬善的机制和体系，不仅仅能够引领社会道德的前进方向，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还能够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最终将扬弃资本化逻辑的中介，走出“物的依赖性”阶段，不断趋向更加美好、更有意义的理想生活。

四、道德资本化的建构原则

以德治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道德资本化作为以德治国实现形式的一种探索，通过道德与幸福之间正向的奖惩关联，将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能够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道德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道德资本化的体系建构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要结合世界文明趋势、民族文化传统、现实道德风气和社会风俗习惯，从性质上区分开“合乎道德”的行为与“不合乎道德”的行为。除了以法律强制力保障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之外，道德还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类，一部分是那些接近法律调控的底线道德边缘、对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至关重要的基本的“义务的”道德规范；这部分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产生变易。另一部分则是那些对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更有意义的至善生活至关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较为稀缺、为人类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高尚的“愿望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这样两种道德品质与行为，是道德资本化的主要对象。但在作出这样的区分时，不宜过多地纠缠于“合乎道德”与“出乎道德”之间的论争与对立，以防止借“出乎道德”之名而贬低“合乎道德”行为的道德性，空谈、奢谈道德之言而不行道德之事的现象出现。

其次，要综合运用肯定性的与否定性的道德资本化方式。道德资本化的方式可以采用肯定性的褒奖与否定性的制裁两种形式。那些珍贵、高尚、稀缺而又值得提倡的道德品质与行为，能够产生不同形式的价值增值，理应获得各种物质性的经济奖赏和非物质性的荣誉授予、资格等。而那些抛弃和践踏接近法律边缘的基本的、必要的道德规范的行为，则不仅仅需要进行舆论上的一般性谴责与批评，而且要在资格、荣誉、就业、升职等方面予以惩罚性的限制。通过扬善惩恶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道德资本化机制，以在社会上建立起德福一致的正义秩序，并且在这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无限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尚。

再次，需要审慎考量道德资本化的量化标准，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资本化体系。道德资本化的体系建构，必须审慎考量具体的量化标准，因为“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评价，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30]（p53）。要着重奖赏那些高尚的、稀少的、值得珍视和弘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惩治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必须谴责和摒弃的、接近触犯法律法规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积极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要充分考虑世界性与民族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现实差别，在尊重个人合法权利的基础上，留下一定的自由地带，以避免将所有人的行为都贴上不同的道德等级标签而陷入泛道德主义的误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参考其它资本要素运动所产生的增值收益状况，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资本化的量化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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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常州大学副教授）[责任编辑冒洁生]

作者：樊宏法

道德资本性特点研究论文篇2：

论道德资本投资

【摘要】将道德回归为一种资本，既弥补了传统“道德说教”之不足，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学科融合发展的使然。道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是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特殊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现，属于人力资本范畴。道德资本主要由声誉、品性、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和理性五大方面构成，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人身依附性、能动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价值难以计量、生产消费二重性。道德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既依赖于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社会主体对道德资本的投资，也需各个社区群体、组织、国家等建立健全的道德市场机制。保证道德资本投资机制的良性运作。

【关键词】道德资本投资；道德市场；声誉机制

【作者简介】杨晓锋，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在匿名性与流动性渐长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不仅拥有社会网络和关联群体的特征，也拥有匿名关系的特征。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地下活动”产生的“无知之幕”，社会监督的缺陷进一步显露，人们常常面临拥有违背规范、拒绝付出及进行搭便车的“黄金机会”，道德市场日益高涨的需求使得道德投资显得尤为迫切。道德的形成离不开持续地学习、实践和锻炼，即不断地进行人格修养，必有一定的耗费。面对道德与金钱、情色等的多轮取舍，舍己为人倘若得不得回报或者回报过少甚至没有回报，那么又有多少人会择善而从？即便他们德性高、人格高尚。试问又有多少人能承担起这高昂的道德费用与机会成本呢？将道德回归为一种资本，既是弥补伦理学“道德说教”之不足，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学科融合发展的使然。“道德资本”（moralcapital）问题缘起于转型时期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与伦理这一基本社会范畴的思考，其中最为注目的是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论，成功将道德与资本融合，开辟道德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但遗憾的是，在其后学界关于“道德资本”的思考中。囿于字面上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对“道德资本”的研究框架以及蕴含在概念中的两个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均被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文在论证道德功能之道德力的基础上，将道德资本置于人力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内涵、结构与特性，提出道德资本投资的途径，为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道德建设提供思路性的建议。

一、道德功能之道德力

道德是价值内含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作为特殊的生产性资源在创造价值与使用价值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作为特殊的精神性资源在价值观导向与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型塑社会与经济体系功能。从道德功能范畴看。道德之功能主要体现为道德力，也即道德生产力、道德消费力、道德塑造力、道德规范力四个方面功能效力。

道德的生产力特性内生于人力资本，通过生产制度的人性化设计以及对潜在人力资本的激发，充分发挥劳动者能动性与创造性，使其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将创新思维、设计理念等物化于产品使用价值中，提高生产效率。道德准则缔结于生产组织内外，引导并规范劳动者生产劳动行为以提升整体绩效，搭建稳定、高效的生产劳动关系，推进劳动者间的竞争与合作，优化组织人力资本资源配置效率。道德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同情是社会结构的黏合剂，能大大减少对辛劳工作的厌恶和产业中的摩擦。道德的“应然”价值能塑造理性的生产劳动方式，让劳动者认知与实践中与物质资本保持协调，减少发生虐待物质资本的可能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道德消费力是指有道德的消费观念的感染力。是人们审美观念和消费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表现为理性的消费态度、高尚的消费需求。道德具有一定根植性与价值观念导向，且这种根植性越强、高尚的价值观念导向性越明显，消费观念越能在“潮流引领消费”中保持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中选择高尚的消费偏好，同时通过有道德的消费重塑消费潮流，改善国民消费结构。合宜性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偏好，必然要求发展高层次的物质品、精神文化产品与人性化服务，刺激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力度，加大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频度，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是非之心是建立在某种有节制的理性之上，亦或建立在某种被称作道德观念的天性之上。人具备“道德情操”——克制私利的能力，具有利己主义的个人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克服“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以防市场的奇迹变成市场暴君。但这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蓝图与乌托邦，道德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其维系也遵循合作激励相容机理。每个人只有在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前提下，在自由的经济市场中对自利的理性追逐将产生一种合作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合作性行为维持环环相扣、无穷无尽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不仅隐含一种无偿的经济协调机制，而且通过道德温和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成为理性的公民。罗伯特·萨格登指出：惯例凝聚了道德的力量，当一个团体中所有人都遵从惯例时，惯例就凝聚了道德的力量，若个人遵从惯例并且与其交往的其他人都遵从惯例时，情形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合作的道德”便演化出来了。团体所有人行为在合作中契合，节省契约维护成本、行为履约成本、摩擦及违约费用，增进团体经济与社会福利。事实上，经济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善意和集体精神，将运作得非常糟糕，名誉、诚实、可信性重新被视作确保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非结果。

二、道德资本的特性

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论对推进道德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提出“道德资本渗透在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中，并通过其他资本形态而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人力资本之外的资本的观点有待商榷。道德成为资本需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二是必须参与生产劳动。若将劳动能力内涵扩展为各类资源的配置处置能力，生产劳动扩展为能满足人各类效用的物质、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一言以蔽之。道德资本的内涵集中体现为：个体能动参与生产劳动后能获得增量价值的各种劳动能力的价值集合。道德资本作为精神资源的道德具有规范性和目的性双重价值，是一种具有增殖功能的资本，从其本质看，道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仍然是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特殊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现，属于人力资本范畴。

从道德资本的构成要素看。道德资本主要包括声誉、品性、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和理性五大方面，五个方面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声誉是道德资本的外在表现，也是个体社会关系影响力重要源泉。声誉的维系主要依赖于个体品性、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和理性水平，良好的声誉机制是道德资本市场良性运作的重要保证；品性和价值取向是道德资本的内核，决定道德资本的存续，品性包括情感认知、性格偏向、心理状况，价值取向包括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良好的品性和高尚的价值取向是道德资本保值增殖的关键；文化素养是道德资本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基础，文化素养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性是道德资本配置资源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理性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集体理性则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道德资本具有经济学意义资本的增殖性、运动性特征外，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人身依附性、能动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价值难以计量、生产消费二重性。

人身依附性。人身依附性也称为私有性，道德资本这种依附性意在表明道德资本不能独立存在于人身（也称自然人或个体）之外，是个体拥有的、获取生存发展的资本品。人身是人力资本的直接载体，道德资本投资客体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人身。人身拥有的道德资本并非与生俱来、永久保持，而是受人身自然特点（每个人通常都会经历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五个生命时期）有一个形成过程与消亡过程，道德资本的发挥作用时间要显著短于个体生命周期。

能动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而劳动的创造性则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这种主观能动性也源于人身上的道德资本。道德资本能动性特征是区别于体力资本、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的关键特征。道德资本包括声誉、价值取向、文化素养、理性、信仰等价值难以精确测量、直接影响生产劳动的内在的劳动能力，是一组具有较强能动性的生产要素集合，保证道德资本各构成要素参与生产劳动的整体效率性。促进道德资本收益倍增。激励是调动道德资本能动性的关键，也是道德管理的核心与难点。

异质性。道德资本异质性特性不完全源于道德资本投资差异。不宜轻易沿袭西方经济学家将道德资本差异简单转化为教育投资等同质因素差异的做法，而应综合考虑先天禀赋、后天道德资本投资以及所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道德资本结构是衡量道德资本异质性重要维度。道德资本异质性与专用性在很多情形相伴而生，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异质性作为高度专业化信息载体及其处理主体的道德资本特征，它能进一步解释道德资本的差异性、非流动性、决策非完全理性、在分工同时的集中合作性及其对企业剩余支配权的合理要求。

不稳定性。道德资本不像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确定性的价格信号显示机制，道德资本实际价值的大小会受到其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其实际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道德资本价值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从资本流通过程看，物质资本定价明确且多采用货币形式交易实现，容易流通，而道德资本难于定价计量采用契约交易方式，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道德资本流通之初是建立在平等的买卖双方相互尊重等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交易风险较大，较难流通。二是从资本价值取得程度看，购买物质资本，便获得物质资本的全部价值，购买道德资本并不能保证获得其全部价值。道德资本受自身能动性、道德资本载体的直接影响，还受既定环境的制约，当道德资本所有者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受到道德资本购买主体制约或限制时，出于自利通常会选择偏离道德资本购买主体价值取向、，减少、封闭自己或是阻碍他人道德资本价值的发挥，也即发生“败德行为”，导致购买主体不能获得足额道德资本价值；反之，购买主体将获得足额甚至超额人力资本价值。

价值难以计量。知识、技术、物质资本等资本价值计量可直接转化为凝聚在该要素上的已完成的劳动力价值与相关资源价值的衡量，而道德资本价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道德资本获取成本的耗费，还包括价值增量测算。个体因投资获得的学历、经验资质等劳动力价值测算，马克思将其还原为相等量的生产资料商品、劳动力商品等耗费的价值总和，加上资本的利息成本、减去因技术进步导致的原有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贬值价值，粗略测算出投资产生的劳动力价值。但是道德资本能动性提升激发道德资本自增殖机制发挥作用，带来的价值增殖量则是动态的、隐蔽的，难以计量。道德资本这种自增殖机制是个体自利性、超功利性动机等在特定激励机制作用下，个体克服“偷懒”、“逃避责任”等消极因素，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创新形成全新的劳动能力，或是个体面临复杂局面借助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对象物对外部环境做出“抄近路”反应，㈣这种全新的劳动能力或者反应往往不为个体所事先熟知，是在特殊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潜在能力。如恪守孝道带来的精神满足是难以用价值衡量的。

生产、消费二重性。马克思认为整个生产的终结是消费，消费和生产具有统一性。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再决定生产。弗里德曼将人拥有的资本划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循此逻辑，道德资本必兼备生产性能力和消费性能力，也即道德资本中品性、价值取向、文化素养、理性等既是活劳动之重要本源，也是人类获得全面发展、享受高品质生活必备的物质基础和意识条件，二者关系密切。

三、道德资本投资之路径

超越国家法律的天然的道德准则体系与公共价值机制的存在是法治国家得以顺利运转的前提与关键，但道德不是永恒的免费品，道德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既依赖于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社会主体对道德资本的投资，也需各个社区群体、组织、国家等建立健全的道德市场机制，保证道德资本投资合法收益。

（一）“以文化之”：变迁中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

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涵盖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在短期限定个人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变革，传统的文化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在现代社会逐渐丧失了其有效性，以致于道德范式在道德规范、道德信念、道德价值等的转换中陷入困境，一种包容传统与现代道德文化的新型道德范式响应时代呼唤后将破茧而出。“以文化之”意在以文化作为道德破立的载体，以正规教育与社会教化双驱动，适应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生活，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如对小学生来说，最主要的道德教育就是诚实。当然，这种诚实是以目的与激励相结合的道德教育制度安排实现道德投资，既要注重诚实的输入，也要注重输入诚实后给予必要激励的正反馈回路建设。

（二）“干中学”：道德资本供给的重要动力

道德的维系既依靠人们所在社会网络和关联群体内的规范契合，更依赖于人们源源不断地对道德资本投资。根植于制度框架内的激励带动了“千中学”的过程以及默会知识的发展，从而引领个人在决策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一个与他们起先所面对的不一样的系统。“干中学”是道德自我维系、自我强化的重要保证。包括家庭道德教育、企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化等形式多样的道德学习路径。科技的迅猛发展增强了人们获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放大了人们享乐主义的攀比效应。现代人要摆脱“享乐主义的怪圈”并且恰恰由于能够放弃在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停歇地追逐其个人好处而维护自身利益，须在“干中学”中不断强化人们遵循道德和美德的人文素养，培养道德自觉、利他主义等超越自利经济人假设的现代道德理性。

（三）必要的道德考评体系：声誉机制与非正式监督约束机制强化的抓手

历史经验表明：固定群体内稳定的内部道德往往同对外采取敌对及对群体外个体进行压迫相伴而生。那么，在以网络化关系与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道德的有效转换与合作的道德将依靠更为强大的声誉机制、非正式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实现。建立不唯经济效率上、不唯道德上，以个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组织为主体的层级道德考评体系，促进道德资本投资机制的良性运作。这种必要的道德考评体系是基于声誉机制的作用时效与作用半径以及非正式监督约束机制的作用空间考虑设定的，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道德考评指标体系，采用利益相关人匿名投票与记名投票相结合的方法，结合道德关键事件评价，根据需要对个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组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评，借助网络等平台建立相应的道德档案，供社区管理、企事业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政策制定等参考。

作者：杨晓锋

道德资本性特点研究论文篇3：

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的组织特性研究

摘要：在全球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持续创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为此，从企业组织特性的视角出发，提出组织特性维度的理论框架，并对腾讯公司创新过程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分析企业组织要素，如企业文化、员工、管理者、组织结构、激励系统、组织学习和外部交互在企业持续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并构建企业持续创新系统要素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创新型文化和人才是企业持续创新关键驱动要素，企业管理者是主要促进要素，组织结构、激励系统和组织学习构成企业持续创新的保障性要素。

关键词：企业创新系统；持续创新；组织特性；创新要素

0 引言

在全球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提高组织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技术变革和信息传播的不断加速，企业创新环境变得更为动态和复杂，创新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不断被学习、模仿，并以更快的速度消散。在此背景下，持续创新逐渐成为企业谋求全面竞争领先的必然途径。然而持续创新的系统性、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导致企业持续创新中断或实施不当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如何保证企业持续创新行为顺利实施成为当前的难点问题。

随着对创新领域的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创新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了持续创新研究。Soosay认为持续创新是企业不断在组织中应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的过程，它包括企业的所有方面，并需要一套系统的、程序性的、渐进性的或突破性的贯穿企业的所有员工和企业的所有层面的组织方法[1]。段云龙等人将企业持续创新过程重大创新机遇管理划分为重大机遇的识别、评价及决策、把握和利用、营造和持续管理5个环节，对企业持续创新机遇管理策略和动态识别机制进行研究[2-3]。杨梦源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制度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将企业持续创新的制度结构分为企业家管理机制、产权机制、人才资源管理机制、技术创新管理机制、企业家精神机制、组织文化机制以及制度环境等，并构建了企业持续创新的制度结构作用机理[4]。巫英、向刚在对企业持续创新过程中的重大风险及风险管理机制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组织结构与人员配备、规章制度、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4个方面，构建重大风险管理框架体系和设计方案[5]。

倪标等将创新型企业重大风险管理能力分为4类，进而构建了创新型企业重大风险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评价方法[6]。曹文才和单汨源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及有关理论基础和假设，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创新发展能力计量模型[7]。杨栩和周瑜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构建了主题漂移诱导下的企业持续创新实现模式，分析了企业持续创新模式的运行流程，为企业持续创新实践提供了系统的可行性指导方案[8]。Meyer提出产品平台的概念来研究企业持续创新问题[9]。

学者们对企业持续创新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为解决企业持续创新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指导，但均未能探寻到解决其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企业的持续创新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系統过程，需要企业内部各要素有效配合。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揭示组织内部存在的持续创新因素，探寻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我国企业持续创新的实践及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文中以腾讯公司为例，系统分析企业组织要素在持续创新过程中作用，研究企业持续创新系统动力机制，为企业持续创新平稳实施提供理论参考及机制保障。

1 研究方法

1.1 探索性案例研究

研究主要采用纵向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10]，并以过程研究为导向。当所研究的问题存在理论空缺或已有的文献不足以对研究问题做出充分的解释时，研究者需要根据组织实践进行总结归纳，提炼出理论模型，此时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法能够将案例故事转化成理论[11]。尽管持续创新不是新概念，已有文献中也对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出现从系统论视角探索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组织要素作用机理的研究，使得本研究主题的理论基础仍存在较为严重的空缺，因此探索性案例研究法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1.2 案例选择

研究选择腾讯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腾讯公司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单中连续上榜，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排名第四、第十一、第十八位和第三十七位。腾讯公司非常重视企业创新活动，自2003年正式组建专利团队，腾讯已经有超过8 000件的国内外专利申请，其中发明专利的比例在99%以上，国外专利的申请占总申请量的25%.专利累计授权已突破1 400件，在全球互联网公司中专利申请及授权总量均位居前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申请专利和拥有授权专利最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为确保市场竞争优势，腾讯公司在展现其卓越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了管理创新的优势，公司在2005年和2012年分别进行组织变革，形成业务系统制和事业群制的组织架构以保持公司创新活力。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由于现场调研腾讯公司的难度较大，加上腾讯公司持续创新时间跨度较长，本研究主要通过收集二手资料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包括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行业统计报告等与腾讯公司相关的文献，以及通过 Google等搜索引擎搜索有关腾讯公司的信息。同时查阅腾讯公司网站、公司内部刊物、产品介绍以及公司自上市以来的公司年报、中期报告及大量的新闻报道。文中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甄别和对比，从而将确定可靠的信息用于研究，保证资料的客观性。最后选择的材料能比较清楚地反应腾讯公司的持续创新历程和创新组织要素。

2 持续创新与组织特性概念界定

2.1 企业持续创新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定义了持续创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向刚从创新的时间维度，对持续创新进行解释，认为企业持续创新是企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连续地推出和实施一些新的创新性项目（包括产品、工艺、原料、市场、组织、管理和制度等），并且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的过程[12]。Shapiro基于持续创新主体和创新的时间和空间视角，认为持续创新是组织中的每个人随时、随地进行创新活动，使创新成为组织的一种日常行为[13]。Rodriguez把持续创新定义为一个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并改进企业流程的创新系统[14]。

文中从系统的角度定义企业持续创新，认为其是一个由众多创新要素构成的开放的动态系统，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持续不断地推出和实施创新项目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

2.2 组织特性

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组织在经济实力、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企业环境等方面都是不同的。特尔班认为组织特性由企业形象、组织的激励和工作的挑战性构成[15]。里維斯在雇主知识维度与组织吸引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指出组织特性包括组织结构，晋升机制，工作多样性，薪酬福利等。肖特尔，戴维斯，道纳森等在对医疗行业的研究中总结出组织特性的5个方面，分别是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开放性和学习性的文化，组织交流与合作的文化，管理措施，信息的分享[16]。王养成在研究企业人才吸引力时，指出企业文化，企业实力，企业声誉，人员管理，企业特征这5个维度的组织特性指标[17]。理查德.H.霍尔将组织特性分别用组织的性质及类型、组织的结构、组织中的权力特征、组织的领导及决策、组织的沟通、组织的环境及组织效能等内容来表述[18]。梅宇靖将组织特性界定为：能够描述组织形态的所有要素的集合，其中主要包括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成员属性与组织环境4个维度[19]。

对组织特性的界定研究还有很多，通过学者对组织特性内涵的界定以及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文中以企业持续创新过程中组织要素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理论推导和系统归纳后，整合出一个组织特性维度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3 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组织特性分析

企业持续创新行为受到系统内诸多要素的影响，从个体层面看，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是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从组织层面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组织文化、组织制度对企业持续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从环境层面看，企业持续创新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交互。为此，从组织特性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的特性。

3.1 创新导向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以及物质文化环境等。创新导向的企业文化是腾讯公司持续创新的重要因素和主要动力。

腾讯的创新氛围宽松自由，公司积极鼓励员工创新活动并对创新行为有很好的耐心和包容度。腾讯在内部把不同的研发项目按照成熟度进行划分，只要是对用户有益的探索，不管处于何种成熟度，都会鼓励和支持。目前公司推出的大量产品都来自普通研发人员的创意。以产品创新为例，腾讯公司坚持“用户第一”的文化理念，密切地跟踪用户的变化，重视用户的消费体验，不断进行产品微创新和突破型创新，以保证服务水平适当超出用户的期望。公司的每一条产品线都不断进行着“用户反馈—改进—再反馈—再改进”的过程，当捕捉到用户反馈之后，研发团队可以先以一个不太完美的形态给出回应，但是要尽可能的快，先在少量用户群中去测试效果，如果用户不喜欢，马上回炉继续修正，如果用户喜欢，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扩大验证、继续完善，直至产品形态日臻成熟。

在腾讯的企业理念中，创新不仅是一种卓越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卓越的人生信念；在方式、方法、内容上，时时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精益求精，谋求更好的成果水平；不断激发个人创意，完善创新机制，以全面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推动公司的不断成长。腾讯公司的价值观如图2所示。

3.2 优秀的企业员工

优秀的员工是腾讯企业创新的最大优势，有责任感、有进取心、有知识的员工是腾讯创新的关键因素。腾讯CEO马化腾说：“对于腾讯来说，业务和资金都不是最重要的。业务可以拓展，资金可以吸收，而人才却是最不可轻易替代的，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为了拥有这些有能力的员工，腾讯人力资源部门开发出完整的员工招聘、培训和晋升体系。员工选取是腾讯公司创新精神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招聘时，公司主要从认知能力、岗位专业知识、领导能力以及与腾讯文化的适应性4个方面选择适合企业的员工。

员工入职后，公司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养。员工培养本着为公司战略、企业文化建设服务的理念，通过帮助员工提升工作绩效和个人能力，推动员工与公司的共同成长。目前腾讯已经形成完整的培训体系，包括新人培训、职业培训和干部培训，如图3所示。

腾讯的员工在入职后，首先进行新人培训。新人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新员工快速了解腾讯，熟悉腾讯的企业文化，获得工作必须的知识。腾讯实行导师制，每一位新入职的员工都有一位资深员工来担任导师，以帮助新员工进入工作岗位后进一步融入腾讯公司。腾讯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走管理者发展通道，也可以选择技术、产品、专业、市场等职业发展通道。公司针对不同专业类别员工在不同职业发展等级上，都设计有配套的能力要素，并有对应的职业培训。

3.3 具有创新精神的管理者

在腾讯，管理者是企业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是企业创新过程的促进因素。管理者能迅速获取组织内部信息并将其传播给自己团队。优秀的管理者能够鼓励、信任和支持团队成员的研发活动，并为团队设立愿景和发展方向，使团队在企业组织中的作用清晰化、具体化。由于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促进作用，腾讯公司非常注重管理者的培养和测评。腾讯公司结合公司领导力模型打造了全面的领导力发展培养体系。无论是后备干部、新任干部还是成熟干部，无论是基层干部、中层干部还是高层管理干部，都可以在腾讯领导力发展培养体系中找到对应的培训方案。面对高级管理者，腾讯提出“辅导年”计划。所谓辅导年，要求各层级的领导，运用人力资源团队开发的标准化工具和流程，针对下属的业绩和发展提供教练服务。先从马化腾等最高层领导开始，在总裁办公室的核心团队中推行。由于效果良好，这几年从高层、中层逐层往下普及开来。人力资源部为此设计了高层论坛，并定制了辅导课，在内部网上开设了辅导专区。这些工具方法，让公司创始人和高层能够为下级现身说法做辅导。腾讯推行“辅导年”项目，并没有支出太多的成本，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为公司储备了领导人才，同时促进腾讯企业文化的发展—领导者应该对员工的发展负责。腾讯近些年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正是得益于腾讯自上而下强有力地执行辅导年项目，以及不断强调领导者为团队培养与发展人才的企业文化。

腾讯采用雷达图法对管理者综合能力的全面评估。腾讯对高级人才有7个维度的纵向评估，分别是正直诚信、激情、团队管理与人才培养、全局观、前瞻变革、专业决策、关注用户体验；同时有4个维度的横向评估，分别是管理自己、管理工作、管理团队、管理战略变革。腾讯每年年会邀请被考核人的上级、平级、下级以及跨部门的合作者，从以上维度对被考评者进行360°的全方位评估。最终将横向4大维度、纵向7大维度的评估结果，连接起来形成考评结果雷达图。

3.4 半结构化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为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在管理工作中进行分工协作，在职务、责任、权利方面形成的动态结构体系。组织结构必然随着企业规模和战略调整而发生改变。15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了保持企业的创新活力，提高管理效力，腾讯进行了两次大的组织结构变革，如图4所示。

1998年，腾讯公司创立时，主要采取垂直管理的组织形态，其公司组织结构主要分4块，包括研发、市场和运营，行政，人力资源和内部审计，对外职能部门。至2005年，腾讯员工达到2 000人，垂直管理组织结构已经不适应公司规模，腾讯进行了第一次组织结构调整。腾讯被划分了8个系统，所有的一线业务系统被整合为4个Bu（业务单元）——无线业务、互联网业务、互动娱乐业务和网络媒体业务。另外2个系统分别是运营支持系统和平台研发系统。企业发展系统和职能系统则直属于公司最高层管理机构——总经理办公室。2013年，腾讯员工人数达到20 000人，且涉足了即时通讯工具QQ、门户网站腾讯网、QQ游戏门户和社交网络QQ空间等多种业务。大公司严密的制度性和部门协调资源低效率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障碍，为此腾讯进行第二次组织结构调整。从原有的业务系统制（Business Units，BUs）升级为事业群制（Business Groups，BGs），把现有业务重新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OMG）、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整合原有的研发和运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TEG），并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专注运营电子商务业务。这次组织调整让每个事业群内部形成闭环，有效、快速地对用户需求做出反应，各个群既有灵活性又能够实现相互支持，以促进腾讯从一个大公司向产业链布局的转型。

3.5 有效的激励系统

企业激励系统通过设立关键绩效指标，对员工进行考核，并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励系统虽然不是腾讯企业创新的关键促进因素，但对识别和奖励创新人员起到间接作用。腾讯公司秉承着重视员工利益，激发员工潜能，追求个人与公司共同成长的理念，根据工作贡献和成果价值，有效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和创造性，形成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具体的激励措施主要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2种。物质激励主要包括固定工资、年度服务奖金、专项奖金、绩效奖金和股票期权。精神激励主要为员工创造和谐舒适的工作环境、提供各种培训和进修机会满足员工自我成长需求、给员工更多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权等。以股票期权奖励为例，2010年腾讯将总股本的0.2%授出，奖励1 400余名员工。奖励金额逾4亿港元。2013年腾讯将总股本的3%授出，奖励1 000多名员工，所有股权均不具有投票权，为期15年。按照腾讯最新股价计算，3%股票总价值229亿港元。

3.6 持续的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围绕信息和知识技能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是组织不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持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持续的组织学习，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统一企业员工的思想，建立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腾讯的组织学习通过不断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和改进企业产品来影响企业创新活动。腾讯搭建一个多元的学习平台，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机会。腾讯为员工创造了多种学习平台，腾讯学院、腾讯大学、联合研发机构、与知名企业大学合作、在线学习平台Q-learning等。

腾讯更广阔的学习平台，一是向用户学习，“用户第一”、“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托”等理念使腾讯能及时发现并解决产品存在的问题，也是腾讯员工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二是干中学，学习成为工作的一部分，重视工作中团队间的知识分享。

3.7 多样的外部交互

外部交互是指与顾客、供应商、学术界及企业外的开发者的交互。腾讯开放平台是腾讯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的一个展示平台，也是腾讯与外部开发者的交互平台。企业外的开发者可以利用腾讯开放平台提供的各种OpenAPI，开发出优秀有创意的社交游戏及实用工具，通过腾讯朋友、QQ空间、腾讯微博、腾讯游戏、Q+等多个社交平台给应用带来巨大的流量和收入。腾讯也可在这些外部开发者开发的应用中选择有创意的进行合作，纳入腾讯的创新体系。腾讯还与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术交流方面开展合作。腾讯在19所高校成立腾讯创新俱乐部，为同学们提供学习先进技术、体验开放文化、研讨行业发展、实践个人成长的平台。腾讯与高校联合承担863“中国云”专项课题、核高基专项课题、发改委云计算示范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计划。腾讯还与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联合实验室，并与北京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腾讯积极支持国内外学术团体的合作与交流，分别于2011和2012年赞助SIGIR和SIGKDD，2014年与ICML2014联合举办“Machine Learning in China”研讨会并赞助VLDB2014等顶级学术会议。经由在产学研合作中对学界的支持与贡献，腾讯被CCF授予“杰出贡献奖”。

3.8 企业持续创新系统要素关系模型

基于企业的持续创新系统组织特性，构建企业持续创新系统要素关系模型，该系统由5个模块组成：关键驱動要素、基础性要素、促进性要素、保障性要素和外部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发挥其效能，促使企业创新活动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如图5所示。

3.8.1 创新的关键驱动要素

企业创新的关键驱动要素由组织特性中的创新文化和企业员工组成。企业持续创新文化包括整个企业对持续创新精神和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持续创新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性的认同。创新文化要求企业在技术、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不断改进，而这需要企业员工时刻做好准备适应这种变化，并不断开展创新活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使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

3.8.2 创新的基础性要素

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董事会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性要素。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持续创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促使他们不断追求企业变革，通过在制度、文化、组织结构、服务等方面的不断改进为企业持续创新奠定基础。

3.8.3 创新的促进性要素

企业的管理者是企业持续创新的促进性要素。腾讯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直接与企业员工接触。他们通常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在团队中充分授权，鼓励员工创新活动，并给予员工必要的指引和帮助。为了鼓励创新，无论是外部招聘还是内部晋升，腾讯管理者的选拔和考核都将创新精神看做一个重要考评指标。管理者对企业持续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3.8.4 创新的保障性要素

组织结构、激励系统和组织学习是企业创新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的设计这3个要素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但如果保障性要素不适应企业创新需求，则妨碍企业创新。半结构化、扁平型的组织结构保证企业的创新思想可自下而上来自于组织中的任何部门、任何员工。激励系统对创新员工和创新团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可以有效保证企业创新的活力。此外，组织学习过程中强调对知识和经验的共享，知识和经验规范化可以指导和加速企业创新过程。

3.8.5 创新的外部要素

企业与外界的交互成为创新的外部要素，来自外部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通过诱导、唤起和驱动，可使企业内部的创新要素发挥其效能，进而共同促使企业顺利地开展创新活动。腾讯公司有专门部门负责与企业外的开发者、科研机构、合作企业等进行交互，通过知识转移、技术合作等方式获得新技术、新知识支持企业内部的创新过程。企业内外各类组织创新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使创新活动持续不断进行下去。

4 结论

持续创新对企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企业创新活动高效持续进行成为管理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研究从企业组织特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腾讯创新过程进行探索性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就腾讯的持续创新活动而言，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尽管受到各种企业组织要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持续创新的关键驱动要素是企业创新文化和企业人力资本，即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员工。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不可能只依赖企业的几个人、几个研发团队，需要整个企业员工的各类创新行为；而员工的创新能力需要在一个宽松、开放、创新为上的企业文化中才能充分体现。

2）企业管理者分为2类：以企业家为代表的高层管理者和以项目经理为代表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是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的基础性因素，他们从企业组织、制度、文化等方面构建企业持续创新系统的内部环境，为企业创新奠定良好基础。基层和中层管理者深入到创新前沿，带领团队成员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各种微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创新，是系统的促进因素。

3）组织结构、激励系统和组织学习构成企业内部的基础架构，是企业持续创新的保障性因素。以激励系统为例，薪酬激励可以保证企业人才选拔和聘用机制的建设，而股权激励则可以延长激励效果。激励系统最终目的是在企业与企业员工间构筑利益共同体，最终实现企业持续创新。而企业的外部交互是使企业保持敏锐的创新视觉和持续学习能力的通道，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外部因素或机遇。企业持续创新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系统中各要素在持续创新过程中承担着不同作用，这需要企业管理者整合企业组织要素，进行全方位的协同匹配，提高创新绩效、支持企业开展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

然而，研究尚有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研究结论受案例的影响较大，而腾讯持续创新的案例难免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通过更多的案例或实证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文中从组织特性角度对企业持续创新系统各要素进行分析，并对各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进行阐述，但是如果能定量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互动，则对企业持续创新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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