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思想内涵剖析论文

[摘要]陈云是我们党较早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还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林业思想内涵剖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林业思想内涵剖析论文 篇1：

东北全面振兴辽宁发展的路线及思想解析

〔内容提要〕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工业基地的摇篮，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东北地区发展落后，经济逐步下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科学决策，本文从战略颁布后辽宁发展的前后变化，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在东北考察时发表的讲话，探究辽宁地区振兴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以及精神内涵。

〔关键词〕 东北振兴 辽宁 重工业

20世纪90年代前，东北地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为我国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进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体制的不健全，结构性矛盾日益增长，生产设备的老化，技术的滞留，资源性主导产业衰减，竞争力的下降，就业矛盾的突出等问题导致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差距被逐渐拉开，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家发展现状，纵览全局而提出的。自党中央决定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计划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2013年以来经济持续回落，针对东北地区出现的新状况，国务院提出了新的意见。

一、辽宁的发展概况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农业型社会转向工业型社会，经历不同阶段的工业化后转变成为完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受国际环境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试图直接完成工业化的转变，导致国家经济受损，产业结构不平衡，在改革开放后只能大力发展轻工业来弥补试图直接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时所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失衡。21世纪以来，我国生产力逐步提升，产业结构也随之优化升级，国家踏上了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使得国家经济得到逐步回升。在这种良好的局面下，国家提出了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计划。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虽然为东北、国家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辽宁地区的发展弊端逐日显现。

1.经济下滑过快，南北区域经济分化严重。总体来讲，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分化严重，沿海地区发展态势良好，东北地区则增长缓慢，造成南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主要依靠投资和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重工业及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大，国有经济虽然占比较大但缺乏活力，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普遍规模较小，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经济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存在矛盾，缺乏创新精神导致动能不足，与新兴技术未能很好融合，升级缓慢;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止步不前，体制机制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较大。

辽宁地区是我国传统重工业的摇篮与先导，主要产业以国有经济的重工业为主，工业体系庞大，实力基础雄厚，在20世纪50年代为国家重工业的重点发展地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辽宁经济陷入了困境，作为老计划经济首先执行的地区之一，辽宁在此模式上形成了老旧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创新，南北经济不协调发展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滞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2.生态环境失衡，治理缓慢。辽宁地处于中国东北地区，隶属辽河流域，不论是土地资源还是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农业、林业、渔业发达，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物种多样。但是，辽宁作为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基地，工业生产与资源开采之间密不可分。随着生产需求的增加对资源的利用也日益增多，对资源开采的强度，时间的长久性以及范围之广，使辽宁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由于对生态环境疏于保护，只过度开发索取导致辽宁的生态环境失衡，自然资源流失过多。自然植被退化，林地面积锐减，土地沙化、石质化严重，湿地面积也日益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部分物种生存率下降甚至区域性消失，打破了物种间的生态平衡，森林病虫害严重，尤其在人工林中更为显著。而辽宁没有对生态环境采取保护措施，一直存在着重开采，轻保护的现象，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和开采导致了辽宁省的生态环境失衡。目前对辽宁而言，自然资源的保护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大任务，生态环境与辽宁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虽然辽宁已进行治理，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因此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能不断加强力度而不能忽视。

3.民生领域存在短板。提高民生发展水平与质量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民生问题的存在，与东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虽然在“十一五”期间辽宁整体收入增长创历史新高，但是收入绝对值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民生建设发展投入的力度与强度。一是受教育方面。辽宁省对于教育的投入不平衡、不彻底，学前教育资源较少，城乡人口受教育机会不均衡，尤其是乡村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受限制较大，导致了城镇与乡村的平均教育时长差距逐渐增大。二是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压力偏大，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至今对于乡村人口的养老制度并没有出台明确规定，养老政策落实不完全。三是医疗配置方面，城镇医疗较为普遍，但小城市的医疗水平受限，乡村的医疗条件更是艰苦。四是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虽然居民生活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仍旧不完善，导致城乡的生活文化差异逐年增长。

二、推动辽宁振兴的科学指导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以独特的哲学视角，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指出了现存的发展问题并就此提出工作重点，全面深入贯彻了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思想贯穿于整个东北振兴发展之中，体现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宁省时召开的沈阳座谈会是在新时代中振兴东北、振兴辽宁的理念升华，代表着辽宁的振兴发展跨入了新时代，辽宁的振兴与发展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召开座谈会时指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这些要求的提出与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相呼应。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内涵深刻，立足全局，牢牢把握住辽宁的发展方向，对辽宁自十八大以来振兴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与进展表示充分肯定，同时深入阐明了辽宁振兴的方向与存在的实践问题，立足当前实际并將其融入中国发展大局面中，直击当前辽宁振兴存在的独特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辽宁振兴发展中的专项问题并指出如何全方位振兴辽宁，提出未来辽宁发展的战略要求，显现出了全面振兴辽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座谈会讲话深入人心，是振兴辽宁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应全面贯彻落实讲话精神，遵循党的思想路线，全面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领导，是全面振兴东北、振兴辽宁的坚强保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贯彻十九大精神，牢固“四个意识”，自觉践行总书记讲话中的精神，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打“虚招子”，将讲话中的精神转化为实践动力，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始终如一、言行一致。我们要坚定改革信心，走好具有东北特色的振兴发展道路，为国家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梁 欣

作者：王洪飞 宋可馨

林业思想内涵剖析论文 篇2：

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内涵与启示

[摘要] 陈云是我们党较早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还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陈云在长期领导全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其生态文明思想逐步萌发、发展、成熟，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重视植树造林，有效改善气候和生态环境;实施水利建设，切实注意节约和保持水源;加强虫害防治，实现生态平衡和循环发展;治理环境污染，重在宣传引导和落实责任等。陈云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对于新中国的环保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启示。

[关键词] 陈云;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环境治理

尊重自然与热爱自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强调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全面推进绿色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代以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陈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领导我国经济建设数十年，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明思想。目前关于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陈云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石、主要内容、时代价值等。然而，既有成果从整体史视角探讨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却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通過梳理史料与借鉴前人成果，从整体史视角探讨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过程、重要内容及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

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涉及合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等。陈云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其从事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萌发、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一）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期（1944～1949年）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就开始关注森林保护。1944年7月21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时，针对铁的生产指出：“生产铁的成本高，又破坏森林，要尽量减少成本，但不能因此而不生产。”这是目前陈云有关生态文明思想最早的史料，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生态文明这个词，但是生产铁会破坏森林这一说法，表明陈云已经具有保护森林的意识。

新中国成立前，陈云已经重视经济建设中有关造林和水利建设的问题。1948年10月11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林业有出路，还有金子、麻袋、农业用具、纸张、土产和特产品，这些都是可以发展的。”专门强调林业发展。1949年4月20日陈云同李富春等在签发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致林枫、张学思等的函件中提到：“据工业部称，现在林区积雪已化，荒草枯枝，特别干燥，最易发生山火。”表明陈云已经在关注林区火灾的问题。

1949年9月22日，陈云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到：“兴修水利五百万亩。兴修应县山阴大渠、大同御河渠、永定河金门闸、黄河艾山渠、石津运河灌溉渠及渤海区灌溉洗碱等较大水利工程，并大力修复旧渠，开展小渠，增加水浇地三百万亩。”1949年12月31日，陈云签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给各部的通知，要求“所属各部、署、行及关内所属企业今后不得在东北采购木材，而在其上解木材中统一分配，以避免私商图利滥伐森林”。陈云重视水利建设和森林保护等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已有体现。

从以上梳理的有关陈云在1944～1949年间的讲话、函件、电报、通知等内容可以发现，里面蕴含很多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此时期可以看作其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期。

（二）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期（1950～197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陈云负责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负责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等进行工作的指导，并在1954年结束。1954年陈云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此时期陈云的生态文明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是关注造林和护林。1950年4月1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作关于全国林业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林业工作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其次，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地区选择重点造林。同时，在各森林区制订合理的采伐计划。”强调要造林和护林，要有计划的采伐，注重保护森林。1951年4月13日，陈云在主持政务院第八十次政务会议时提出：“对造林护林应当有些法令才行”，“报纸应经常报道造林护林的事情，还要开些必要的会议。防止乱砍滥伐”，“现在应从远大处着眼，有计划地造林护林，也可考虑进口一些木材”。陈云很重视造林、护林的法制建设，重视利用报纸进行造林、护林的宣传，强调有计划地进行造林、护林，防止乱砍滥伐。

二是关注保持水土和兴修水利。1950年6月15日，陈云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投资，包括对维持私营企业的加工、成渝铁路的修建和水利的修建等，增加了二十五亿。”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地方资金投放的主要方向，也就是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陈云非常重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土地资源，对兴修水利提出了建议。

三是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5年7月19日，陈云赴高邮视察真武地区五十八号和六十一号石油钻井时强调：“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在基层考察时关注到环境污染问题并强调要做好防范污染的设计工作，提前思考污染防治问题，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陈云从关注造林、兴修水利开始，逐步发展到提出防止环境污染、重视生态建设。这是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期。

（三）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成熟期（1977～1995年）

“文化大革命”后到其逝世前，是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成熟期。在此期间陈云无论是在讲话中还是在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都特别谈到防止环境污染的问题。1979年3月21～23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特别强调经济建设过程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他强调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时还需要防止环境污染，要提前采取举措防止污染。

1981年9月2日，陈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特别提到要解决城市污染的问题：“解决城市中污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苏州河的污染，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留下来的，我当学徒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黑黑的水。现在，马上就要改变过来，可不容易。这件事情要摆到我们日程上面，逐步解决。”他以苏州河为例，指出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并强调要把解决城市污染提到中央和地方的工作日程上来。他强调城市污染、河流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才有保障，无论对于市民健康还是对于实现绿色经济都大有裨益。

此时期陈云也很关注造林和水资源等有关生态文明问题。1981年3月29日，陈云在给陆定一的信中特别提到“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解决水力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类问题，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提出要有计划地解决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问题。1990年6月6日，陈云对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文章《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进行批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他把有计划地进行有效用水、节约水资源、治理污染水源与开发新水源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要求各部门进行有计划实施。

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在此时期得到成熟发展。他强调在经济建设时要关注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也注意到城市污染、河流污染等问题。经济的发展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污染，但一定要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的程度，同时高度重视污染治理工作，这对实现经济良性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二、陈云生态文明思想的内蕴解读

通过对陈云的讲话、题词、信函、文章、电报等文献资料的研究，可以将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视植树造林，有效改善气候和生态环境

陈云十分关注植树造林工作。因为植树造林有助于林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特别有帮助。1951年2月13日，陈云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委务会议时指出，林业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封山、防火、造林。林业发展的重点就是进行植树造林。陈云特别提出要合理利用木材，要多宣传植树造林，对乱砍滥伐现象应该揭露和批评。他指出：“木材要统一调配，合理使用。”同年4月13日，他在主持政务院第八十次政务会议时强调：“报纸应经常报道造林护林的事情，对乱砍乱伐现象应该揭露和批评，对浪费木材现象也应该揭露出来，这样才能引起干部和广大群众对造林护林和合理使用木材的注意。”他积极提倡植树造林，合理利用木材，有计划地进行造林护林工作。对于植树造林的好处，尤其是对改善气候和环境的好处，陈云也有所关注。1957年10月7日，他在出席国务院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座谈会上指出：“今后打算造林一亿五千万亩，每亩出材二十立方米，就有三十亿立方米。这样三十年后，每年可伐木一亿多立方米，还可以改善气候和环境。”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一直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在杭州时他还亲自种过树。他强调要制定法规、法令等对森林进行保护，充分重视森林的改善气候和改善环境的作用，防止出现乱砍滥伐现象，对乱砍滥伐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揭露和处罚以保护环境。

（二）实施水利建设，切实注意节约用水和保护水源

水资源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时期对于水利的重要性就很关注，多次强调要切实发展水利，使其有助于农业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无论南方北方，重要的都是解决水的问题。”陈云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4月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的水利只是防灾，水来了把堤修一修。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1955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到，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防止水灾，是一种增产和避免减产的有效办法。他对兴修水利的益处进行了客观剖析。1960年10月22日，陈云在河南考察时，针对北方地區缺水的问题，提出冀、鲁、豫、东北、西北加上苏北、皖北等地区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第一是取天然之水，不能叫水走掉了，走掉了水，就走掉了粮食;第二是取地下之水;第三是取外来之水。此后他还提出南水北调的构想。这些思路对于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大有裨益。1961年1月18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专门针对如何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再次提到上述三个办法。他提出，现在要把当地地上之水留下来，当地的地下水逐步打出来，还要想办法搞外来之水。长江水北调五个口，将来最有希望的是丹江口;洞庭湖太远;青海那一边路更远，人工也大;白龙江水量不大。尽管当时提出的关于长江水北调的谋划还很不具体，但是陈云已经站在战略层面上去思考南水北调问题，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三）加强虫害防治，实现生态平衡和循环发展

害虫不仅会对农业造成危害，对生态环境亦会造成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非常重视防疫工作。1949年10月27日晚，陈云出席政务院为扑灭察北鼠疫召开的紧急防疫会议，会上专门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不仅鼠害会对粮食和环境造成危害，害虫也会对粮食生产和环境造成危害。陈云很早就关注防治虫害问题。1951年6月2日，陈云签署《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防治蝗蝻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人民政府立即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坚决贯彻“打小、打少、打了”的精神，干净、彻底、全部地把蝗害消灭在幼虫阶段。1951年7月3日，陈云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中强调：“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除此之外，陈云还强调要采取多种措施防治虫害。1951年7月13日，陈云签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继续加强害虫防治工作的指示》，对全国的虫害情况进行说明，并对危害进行阐述：“入夏以来，各种害虫相继发生，特别是蝗蝻、棉蚜、稻螟最为普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棉花蚜虫自六月上旬逐渐发展，遍及全国各植棉区。水稻产区自四月以来普遍发现稻螟蛾。”同时，该指示提出了解决虫害的有效方案：“已经发生蝗蝻的地区须大力组织群众，争取在短期内迅速消灭，坚决不使起飞”，“棉蚜和红蜘蛛繁殖极快，容易蔓延成灾，必须继续不懈地进行除治”，“根据各地情况，掌握螟虫规律，开展群众性治虫运动。”陈云从害虫威胁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根据各地特点提出解决病虫害的指导意见，对于解决病虫害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1951年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对虫害问题进行说明：“今年的蝗虫、棉蚜虫、螟虫曾经蔓延到一亿余亩的面积，但是人民政府领导了灭虫运动，动员了农民八亿个工作日，扑灭了虫害，才未酿成大灾。”陈云强调防治虫害有助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改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蕴含着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四）治理环境污染，重在宣传引导和落实责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地区在出现水资源紧张的同时，还出现江河流域污染严重、大气污染、生产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陈云很早就注意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他在讲话和基层考察时多次提到要防止污染、重视环保工作。在考察中他要求有关负责同志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要让水源受到污染。除了关注环境污染外，陈云也强调要有计划地防害于先，要采取措施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时特别提到：“对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工厂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他提出在建设工厂发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首先处理污染问题、防害于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1988年8月27日，陈云针对本溪市的污染情况给李鹏、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时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陈云强调环境保护是一项大的国策，对之后的环境保护工作以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都具有指导作用。根据陈云的指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于1988年9月下旬在本溪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督促检查本溪市的污染治理方案實施情况。1988年底，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本溪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逐步开展起来。本溪市的污染问题以及此后四川省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与陈云的重视和努力分不开的。

三、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启示。

（一）重视立法工作，实现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协调发展

“森林为鸟类和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它们通常又是食物和药品的原料，也是其他原料的来源。”森林与人类具有休戚与共的关系。若想森林资源丰富就得植树造林，造林要有计划进行，按照周期进行。“生产建设有十年八年为周期，也有五十年一百年为周期的，植树造林就是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周期。”另外，植树造林对于保护农田水利、有效涵养水源、改善气候和环境、实现生物多样性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使森林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得加强立法工作。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法令对森林进行保护。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启示我们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重视植树造林，优化生态环境，有效实现生物多样性，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强立法工作。要加强森林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安全保护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有法律的需要结合我国发展实际进行完善，没有法律的需要尽快制定法律，尤其是保护生物安全的法律亟待制定完善实施。对于乱砍滥伐森林的行为要进行坚决揭露并依照法律进行严格处罚。只有立法工作到位并有效付诸实施，实现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协调发展才有保障。

（二）合理利用水资源与兴修水利，充分发挥水利的功效

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非常重视合理利用水资源，注重水利设施建设，这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与落脚点。“水利控制在中国人发展定居农业进而大面积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与此同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之一。早在公元前781～771年的《诗经》就有华北地区农田灌溉的记载”。陈云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因为水利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他建议兴修中小型水利建设来解决农业增产问题，充分利用水利的灌溉作用。在他看来“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他把水利建设作为百年大计来看待，具有前瞻性。对于兴修水利，他谈到：“水利要以小型为主，工厂也要多搞小型的。”新时代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需要合理利用水源，尤其是要切实防止水源的污染和浪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水利的功效，从而有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

（三）重视环境保护，防害于先应作为经济建设时优先考虑的问题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由于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引发诸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一些河流与湖泊也受到严重污染。改革开放后，一些地区为了加快发展经济大量浪费资源，导致污染环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此背景下，陈云积极呼吁要注意防治发展经济时的环境污染，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做到防害于先。新时代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当首先考虑环境保护问题，把防治环境污染放到设计之优先位置，争取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良性发展。今后在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需要把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损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之中。

（四）重视核电工作，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发展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较快，但仍然无法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根据我国资源条件提出发展我国电力工业要以煤电和水电为主，同时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且能源短缺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核电的方针。核电是一种具有可靠性、清洁性、安全性的能源。我国是一个有核国家，但核电却晚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起步。陈云像关心煤炭工业和水利建设那样关心我国的核电工业，他认为在我国发展核电，应该走“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道路”。1982年12月17日，陈云在国家计委国防局编写的一份材料《国内自己搞核电站的有关情况》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不要三心二意了。”事实证明，广东大亚湾建设核电站的很多措施和陈云的观点吻合。新时代我们要重视发展核电，充分利用清洁能源来发展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四、结语

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关系，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人类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违背自然规律会遭受惩罚。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但是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采取多项举措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大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们要节约水资源与能源，实现生态循环发展，采取多项举措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诸如大气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等。

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前瞻性、多元性、务实性、持久性等特征，借鉴、吸收和学习陈云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梳理相关史料发现，陈云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很多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通的内容，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新时代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也具有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 梁灏）

作者：胡伟

林业思想内涵剖析论文 篇3：

论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及其蕴含的四大思维

[摘要]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目标、原则和思路三个层面。目标是为民谋利，造福子孙后代;原则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思路是全面参与、重点治理、科技创新、法制保障。其蕴含着四大思维：把准时代发展脉络，强化遵循规律的战略思维;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思维;重视行为主体责任，激发全民动力的人本思维;强化制度刚性约束，注重执行效率的法治思维。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维

生态文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是人类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包括生态物质文明、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的总和。它既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升华，又是对未来持续发展的美好向往和憧憬。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五大重点之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邓小平的著述、谈话和实践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旨在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研究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及其蕴含的治国理政思维，对开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体系

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丰富，包括目标、原则和思路三个层面，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一）目标：为民谋利，造福后代

为民谋利是党的宗旨和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始终坚持的原则。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人，他深刻领会马克思对幸福的定义：“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此，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坚持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把“为民谋利”作为出发点和归宿。1981年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同相关重要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同时，邓小平还以身作则，积极参与植树活动，1983年3月12日，在北京十三陵水库举办的义务植树活动上，他就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堅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可见，邓小平意识到植树造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环境好，直接受益的是当地的老百姓。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为民谋利，造福子孙后代，而这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目标。

（二）原则：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要摆脱贫困必须要发展生产力，因此他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他主张的发展经济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是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而是要遵循人口增长、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

1.要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时就指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这个事情耽误了，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特别是在我国西北，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邓小平的讲话高瞻远瞩，面对中国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正确提出了解决思路，其中就蕴含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我们要发展好经济，就必须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确立起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这样的发展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科学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2.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将人口问题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他主张要把人口问题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统筹考虑。例如，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他就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当时，人口过多且增长过快给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他进一步提出要通过立法来限制人口增长。他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范约束的形式才能真正控制人口增长。事实证明，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

3.要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制定国家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时，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不仅要发展核电、油气开发、铁路建设等对国家发展及其重要的经济项目，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同等重要的。他指出：“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并不能取代其他建设。他主张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发展。即在经济建设中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体现。

要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实现双赢。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驻中国大使伍德克时指出：“黄河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逆转，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邓小平非常担忧那些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急功近利行为。1973年10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考察时作了一番讲话，体现出了他的忧虑：“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保护好桂林山水不受污染，是桂林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论是发展工业也好，搞好城市建设也好，都不要忘了这一点，你们为了发展生产，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是功不抵过。”此后，邓小平对桂林的旅游发展一直关注，针对当时桂林因发展经济造成漓江遭受严重污染的事件，他非常生气和痛心，并于1978年10月给予紧急批示：“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不干净怎么行？”1983年2月，邓小平在浙江考察时，游览参观著名景区龙井和九溪，当时他就指出：“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好，板料又好。”他表扬了这种通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并认为是值得推广的。这从中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的思想。

（三）思路：全面参与、重点治理、科技创新、法制保障

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仅有目标和遵循的原则，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路和方法。包括号召全民参与植树，以政府为主导的重点治理环境污染，依靠科技创新改善自然环境，强化制度和法律建设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

首先，鼓励全民义务植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大面积土地沙漠化，针对此情况，邓小平提出普遍护林、造林的方针，建设了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1981年9月16日，针对长江中上游发生的罕见水灾，邓小平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颗或者五颗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他深刻分析出造成水灾的原因是采伐过量，并提出可行性的措施即提倡全民参与植树。此后他多次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并多次题词、批示要推广这一做法。例如，1982年11月，他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同年12月26日，他为林业部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给予肯定性批语：“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邓小平认为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是植树造林，认为植树造林必须作为一项伟大的战略事业来抓，强调人人有义务参与，强调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持续推进、常抓不懈，通过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其次，政府主导重点治理环境污染。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意识到环境污染是我国一个很严重、必须解决的问题。1978年，针对当时桂林漓江水受污染事件，他多次进行专门批示，强调要把造成污染的工厂关掉。在他的高度关注和一再强调之下，不久，国务院就以（1979）11号文件批转原国家建委提交的《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并要求转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委贯彻落实。可见，邓小平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并且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方式铁腕治理污染。

第三，依靠科學技术改善自然环境。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技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邓小平不仅继承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时还创新性地运用这一思想，并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贯彻到环境保护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他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都要靠科学。”1978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科研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环境科学技术规划，明确提出要在三年内基本查清全国环境污染状况，并对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重点在量大面广的综合治理技术上突破。1982年9月，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期间，邓小平邀请其到四川农村参观，曾指出：沼气这东西很简单，可以解决农村的大问题……节省煤炭，还能改善环境卫生。

第四，强化制度和法律建设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生态文明的法治化建设。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主张用法律手段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重点制定相关法律，如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在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思维的指导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首先是环境保护首次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在1978年修改颁布的《宪法》里，其中一条对环境保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为当时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随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诞生，即1979年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法制化轨道奠定了基础。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继“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两项基本国策之后的又一项基本国策，足见国家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1988年国家环保局成立，紧接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促使环境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道路。

一、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蕴含的四大思维

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四大思维。

（一）把准时代发展脉络，强化遵循规律的战略思维

首先，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现了他的战略思维。关于战略的定义，习近平曾讲道：“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邓小平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过程当中，始终把“为民谋利”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为民谋利，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经验总结和现实国情的综合性战略判读和战略决策的体现，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第二，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在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方面，邓小平紧跟世界发展步伐，提出符合国情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短缺矛盾日益凸显，人类不得不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于是，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大会”，正式提出并讨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92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又通过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深刻思索，从而提出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基于我国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提出来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赶超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掀起了片面追求数量的“大跃进”和“全民炼钢”运动，“土高炉”如雨后春笋般势不可挡，毁掉了大量的树林，不仅污染环境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同时，在“以粮为纲”方针的指导下，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只考虑人的吃饭问题，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使得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问题。邓小平在毛泽东关于生态问题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基本国情和人民愿望，进一步论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运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谋利，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

第三，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邓小平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握本质，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善待和保护环境，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并强调在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同时他主张在尊重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指以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反映对象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运用辩证思维的典范，他的思想中充分展现了辩证思维的魅力。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发现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强调要把握好事物发展变化的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较落后的当时，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这就需要用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邓小平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他把握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思维。

第一，重点推进植树造林政策的实施。在面对当时的大面积开荒和乱砍滥伐给各地带来的自然灾害，他提出全民参与义务植树的应对措施。1978年，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期间，对当时黑龙江的大面积开荒心存担忧，他指出：“韩丁对我国大面积开荒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他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开荒带来风沙等自然环境恶化的例子，指出搞大面积开荒得不偿失，很危险。我看很有道理，开荒要非常慎重。黑龙江本来降雨量就少。你们要搞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注意到自然生态平衡问题，意识到大面积开荒发展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他主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强调发展农业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要科学测算农业开荒耕作效益与后期环境修复成本的利弊，吸取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导致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发生了罕见水灾，造成巨大损失，他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报上对森林采伐的方式有争议，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邓小平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敏锐地意识到过度采伐是洪涝灾害发生、森林植被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受损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提出适当进口和科学间接砍伐的治理办法，并提出通过义务植树来改善生态环境，提倡全民植树，要按照树木的生长规律要坚持一百年，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同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善于通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深度分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前瞻性、战略性的决策“全民植树造林”。也正因为他的提倡和坚持，植树运动变成了一项全民参与的造福子孙后代的运动。在这样的氛围感染下，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第二，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对待污染要有坚决治理的决心。邓小平深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必要條件。面对旅游城市桂林市的污染问题，他多次督促、警告、批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彻底把桂林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好。1973年他到桂林参观时就担忧地指出，如果不把环境保护好，不把漓江治理好，那是功不抵过。1978年10月，面对污染没有治理好，他又进一步批示一定要把污染的工厂关掉。1979年，他又再次强调要保护好漓江的山水。从1973年到1979年，邓小平一直关注桂林这座旅游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亲自推动该市的环境治理，可见他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

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抓住生态环境保护这个关键问题，并准确把握其中的主要矛盾：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环境遭受污染。在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好这些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善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思维。

（三）重视行为主体责任，激发全民动力的人本思维

“人本思维，是指在哲学研究和价值导向上，在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在尊重客体客观性的基础上，强调主体的重要性的思维路向。人本思维反映在发展观上，就是要在历史观层面，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意义。”而邓小平的人本思维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位，万事民为先，万事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体，是国家和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邓小平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人本思维的运用，突出表现在重视主体责任，激发全民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高度重视政府行为的主体责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文件和政策。从1982年开始，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8年成立国家环保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八项环境管理制度，提出要努力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其次，要充分发挥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企业既是能源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人。所以，企业要将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纳入经营决策中，尤其是要节约资源，推进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和普及，寻求自身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因此，邓小平强调企业要主动承担环保责任，企业节约资源，改进技术，其实就是保护环境。例如，针对某些企业浪费能源资源的行为，他指出：“要提高煤炭、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第三，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早在1943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又提出全民参与义务植树，让全国人民参与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中。

（四）强化制度刚性约束，注重执行效率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将法律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对法律既要有崇尚之心，也要有敬畏之心，同时还要有善用之心。简而言之，就是运用法律来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深感健全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反复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可見，邓小平意识到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认为科学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是管理好国家各项事业的保障。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邓小平认为更需要强有力的法制手段和制度建设来加以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项法律制度都还未健全，他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了推动全民参与植树，他还主张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规定每个人每年种树的数量，且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另一方面，他强调要重视法律的执行力度，强化责任追究，主张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上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总之，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在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植根国情实际、着眼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的、系统的思想理论。其蕴含的四大思维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凝聚着邓小平总揽全局、驾驭复杂问题的智慧，为新世纪新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作者：杨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