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政管理科学化论文

2022-04-17

摘要：罪犯分类是刑罚执行阶段的第一步骤，将罪犯合理分类，分押在不同的监禁场所既有利于对罪犯有针对性的实行矫正，也有利于监禁场所的风险管控。但长久以来我国对罪犯分类疏于管理，维稳成为了工作的重心，收的下、关的住、跑不了成为了衡量监狱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狱政管理科学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狱政管理科学化论文篇1：

关于加强狱政管理工作的思考体会

摘要：我国市场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发展促使监狱管理工作逐渐问题逐渐凸显，现阶段的狱政管理体制及管理要求已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需求，导致我国狱政管理工作法制化及科学化落后，笔者以狱政管理工作为背景，对加强狱政管理工作的措施进行探究，不断促进我国狱政管理工作的完善性发展与建设。

关键词：监狱；狱政管理；措施

作者简介：张辉（1988-），男，汉族，陕西韩城人，本科，2012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就职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北野监狱，科员，主要从事狱政，狱侦，教育工作。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监狱工作逐渐取得长足的进步，狱政管理是实现对罪犯有效管理与改造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实现罪犯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促使狱政管理工作体制矛盾逐渐凸显，严重影响狱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关于如何加强狱政管理工作，促进工作完善性开展仍是监狱工作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完善刑法体系，提供管理法律基础

监狱法律体系其主体主要包含刑法、人民警察法及其他法律、条例等等，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相关部门应针对社会发展及实际工作情况对监狱法本体进行完善，部门法律之间保持内容及表达一致性，避免矛盾，依法行刑。现阶段我国应注重对与《监狱法》配套相关条例的建设，从而法律完善。

二、注重罪犯监管制度的完善建立

罪犯监管制度的建立在我国罪犯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罪犯监管制度规范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罪犯组织与使用制度法定化主要是指针对罪犯不同性质等实现罪犯分隔，减少罪犯间产生冲突的发生几率，实现对罪犯的制约与管理，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干警与罪犯之间的冲突，使干警可良好的实现对相关罪犯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向等的掌控，实现对罪犯更好的管理，该项制度在我国罪犯监管中具有重要应用意义，然而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下，我国仍需对该项制度进行不断建设使其趋于完善，并实现固定化；罪犯行为规范性管理主要是指在对罪犯监管时，对其生活、学习、改造等方面实现管理，使之行为逐渐规范，故针对此类管理，我国应加强对各监管制度的建立[2]，以法律形式实现对罪犯的严格控制及行为约束，减少罪犯滋事频率，整肃活动，实现有效监管；对于我国监狱警戒制度，我国相关部门应采取分层及全面化制度建设及管理，如对于不同等级的监狱实现不同的监管，分级警戒，针对罪犯不同危险性合理配置相关监管资源，提升监管安全性及合理有效性。

三、合理建设狱政管理模式，实现高效管理

首先，在对狱政管理方法选择时，应针对狱政管理的特殊性实现科学管理方法制定，建立有效管理质量评估体系，实现科学分类，如在管理过程中可采用定性及定量方式实现对罪犯改造质量的分析，对改造内容进行实际性观测并对结合相关管理干警的评价作出一定的质量管理结果，必要时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家评价，得出科学结论。

其次，在管理中还应结合先进的管理手段实现高效性管理，如在对罪犯档案进行管理时，可结合现代化管理技术，运用计算机实现对罪犯档案的分类、储存及管理，该方法不仅可有效提升管理准确性，同时也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除此之外，在对狱政管理方案进行决策时，也可采用计算机技术，按照相关程序实现对罪犯相关内容的考核[3]，根据数据实现对相关数据的科学分析，获得完善性资料，通过对资料的评价及整理，选择最佳管理方案。

最后，狱政管理还需实现对现代化管理的建设，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技术管理已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例如代狱政管理中，现代化物质设施在管理中具有维护监狱安全，减少危险事件发生等积极作用，因此加强需要现代化通讯交通、卫生设施及监管设施的有效建设。

罪犯管理工作人员不得未经同意拆阅罪犯邮件，建立有关制度对其检查信件范围及违规处置办法予以完善规定，监督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衣食住行等是罪犯所依法享有的权利，是罪犯生活的基础条件，应加强对罪犯饮食及医疗等基础需求的保障及规范；奖惩制度在罪犯改造及罪犯管理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管理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实现奖惩公平、公正及合法性，实现依法管理、依法处置，公正执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狱政管理工作是监狱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国现代狱政管理工作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应结合现代化社会发展需求，我国应完善刑法体系，提供管理法律基础，注重罪犯监管制度的完善建立，合理建设狱政管理模式，促进现代文明监狱建设，实现监狱高效管理。

[ 参考文献 ]

[1]孙温平等.关于改进和加强监狱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1（5）：49-53.

[2]孙细件等.关于加强监狱监管安全风险和危机管理的几点思考[C].赣台法学论坛文集——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年会，2011.

[3]姚中权.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监狱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政府法制，2010（24）：32.

作者：张辉

狱政管理科学化论文篇2：

矫正视野下的罪犯分类

摘要：罪犯分类是刑罚执行阶段的第一步骤，将罪犯合理分类，分押在不同的监禁场所既有利于对罪犯有针对性的实行矫正，也有利于监禁场所的风险管控。但长久以来我国对罪犯分类疏于管理，维稳成为了工作的重心，收的下、关的住、跑不了成为了衡量监狱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但与此同时的国际各国罪犯分类理念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以矫正为核心内容的分类方法影响着世界各国监狱工作的发展。我国维系了几十年的工作理念需要变革，同时针对我国历届工作理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首要标准还是前司法部部长张军提出的“治本安全观”都提出了对罪犯矫正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侧重的少而已。本文通过对国外罪犯分类的先进方法介绍同时也对我国罪犯分类提出几点建议，从而希望对国家构建新型罪犯分类分押有所帮助。

关键词：罪犯分类；监狱；矫正

作者简介：张振亚（1994-），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指导老师：王定辉。

长久以来我国监狱以安全为前提，以维稳为理念。对罪犯矫正侧重不够，在罪犯分类方面更是一块短板。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倡导矫正罪犯的浪潮中，我国也应该拿出积极的姿态去学习改正，只有这样，监狱才能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合格产品，使之出狱后不再危害社会。一、以矫正为理念对罪犯分类的意义

在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定》第67条规定：（a）将由于犯罪记录或者恶劣个性、可能对人发生不良影响的囚犯，同其他囚犯隔离；（b）将囚犯分类，以便于对他们所实施的待遇，使他们恢复正常社会生活。该条规定了对罪犯分类的目的，以此为基础来了解对罪犯分类的意义。（一）有利于实现教育改造目的

目前我国对罪犯的分类体系比较粗放，没有按照矫正需要对罪犯分类，所以在矫正方式上也以我们常见的、熟知的集体上课的方式进行。所以在矫正效果上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几率比较大。通过以矫正为标准对罪犯进行分类有利于实现行刑个别化、矫正个别化，对罪犯提出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同时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罪犯出狱后都会犯罪，而且正如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李斯特所言：”矫正可以矫正的，使不可矫正者不使之为害。”這句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也反映了有些罪犯的矫正难度大，如果在监禁过程中适用统一的矫正方法，必然是无法收到我们所预期的矫正效果，而且只有有针对性的对罪犯进行矫正，对那些刑满释放重新犯罪率高的罪犯进行高强度矫正，对危险性小重新犯罪率低的罪犯进行轻度矫正，也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二）弱化罪犯之间的感染

民间一般称监狱是个大染缸能让好人变坏，能让不好不坏的人变得越来越坏。也有说法是：“如果你想变的更坏，那么你就去坐牢，如果你想做一个洗心革面的好人，那你也可以去监狱里呆上几年。”同样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传授犯罪方法罪，其立法背景也有基于对监狱中罪犯深度感染和交叉感染，出狱后再犯罪的考量。而现阶段，我国罪犯分类恰恰处于分类不细致的阶段，往往就是罪犯在进行入监教育结束后，由相关的狱政部门拿出意见报主管领导批准即可。并且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罪犯一般就会在该监区服刑到结束。所以，如果对罪犯不加区分的进行羁押，混合管理，罪犯感染的事件就不可能避免。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强化犯罪心理、抗拒改造的情形，这无疑又加剧了对罪犯矫正的难度。（三）有效提高狱政管理的效率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在681所监狱中羁押了167万余罪犯，这么庞大的罪犯人数意味着国家财政要拿出巨额的资金来贴补监狱。所以合理分配监狱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矫正的角度来看，合理的配置监狱人、财、物等资源即是实现矫正罪犯的手段同时也能优化监狱资源的分配、提高狱政管理的效率。罪犯通过不同的资源配置可以很好的得到自身矫正效果的反馈，提高其改造积极性。同时也是狱政工作专业化的体现，以罪犯分类工作作为狱政管理的基础也是国外的先进的狱政管理经验。这其中就涉及到我国对监狱工作的定性问题，是作为司法程序的延伸还是属于司法行政工作，回答这个问题有利于解决监狱是否要在罪犯管理方面体现效率问题。二、国外司法实践

现今国外较为普遍化、科学化的罪犯分类方法是在罪犯入监时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罪犯分押至不同安全等级的监狱，这称之为初次分类①。初次分类较为强调对监管安全的考量。而且这样的分类由国家设置的统一机构负责，如美国为分类委员会、日本为矫正科学审查会。之后仍有该机构负责对罪犯进行定期考察与不定期考察，这个时间根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如英国将罪犯根据刑期分为两类，第一类时刑期为12-48个月的，这类罪犯每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审查；余下的每12个月要进行一次审查。日本也是同样的做法，其以8个月为节点，不满8个月的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审查；8个月以上的每6个月进行一次定期审查②。

通过审查结果对罪犯重新分类，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这样的矫正处遇措施有利于将罪犯从群体中剥离出来，罪犯将被视为单独的个人，对其在服刑期间进行持续性观察，能够保证时刻关注罪犯心理动态，对其进行精细化培养。

国外对于罪犯按照矫正需求进行分类，往往会将这些内在的东西通过量表的形式将其量化。这样会将一些起初无法表达的如罪犯的态度、反社会化倾向、对矫正的态度等用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分类委员会在分类时会使用初始量表和后续量表，前者是对罪犯的初次分类，后者是对罪犯的重新分类；加拿大有《矫正需要评估表》。这些主要得益于国外先进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事业的发展。三、我国罪犯分类管理的困境（一）生产因素

由于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监狱的工作量由国家统购统销，监狱企业可以放心的发展。但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监狱企业要靠实力在市场中存活下来。这样就造成了监狱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原本作为改造罪犯的劳动手段发生了变异，罪犯完全成为了劳动力。体现到罪犯分类方面就是为了生产，将长刑犯集中关押、集中培训，长期从事生产工作。（二）分类本身带有的局限性

“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对于人也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也是特殊的主体，出生时的婴儿大都相同，可是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人生历练，每个人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过度的强调罪犯的分类，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独居制。怎样对罪犯进行分类是一项及其困难的任务，如何将罪犯恰如其分的分类又不至于形成独居制，这个度怎样把握是分类工作的症结所在。（三）安全因素

安全是底线，改造是治本。在追求将罪犯改造成为社会新人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监狱安全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在监狱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又操之过度，安全本应是改造的基础性因素，却成为了当今工作的决定性因素。纵观我国在防止罪犯脱逃方面做到的成绩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仔细分析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国虽然将监狱分为了高、中、低度戒备监狱，但是与国外相比，即使是低度戒备监狱也能与国外的高度戒备监狱平分秋色。所以改变监狱工作理念，提升管理格局是监狱未来需要着重学习的方面。四、对我国罪犯分类的几点建议（一）建构新型监狱

要想把罪犯分类做好，首先要做好监狱的分类。我国监狱从建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从维护监狱安全的角度出发，我国逐步将监狱分为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低度戒备监狱。1993年我国在押罪犯有124万，脱逃人数为1721人；2000年脱逃人数为225人；2004年脱逃人数为46人；到2007年我国有20个省实现了零越狱、有250所监狱实现了连续10年零越狱。2012年我国有监狱670所、在押犯150万人，脱逃率整体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多。而与此同时，法国押犯55328人、脱逃人数为31人；丹麦押犯3477人、脱逃人数为74人；冰岛在押犯105人、脱逃人数就有5人。事实证明我国监狱的分类体系确实取得了卓著的效果。在维护监狱稳定，防止罪犯脱逃方面可谓是处于世界前列。但从另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监狱在矫正罪犯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目前我国罪犯呈现出第三代罪犯群体特征，并且累犯数量不断增多。1990年我国押犯数量为125.1万人，两次以上入狱的有106951人，占比8.35%；1996年我国押犯数量为141.7万人，两次以上入狱的有157373人，占比11.1%；2000年我国押犯数量为143万人，两次以上入狱的有178035人，占比12.4%。由此可见，改造罪犯的工作远没有在实现零脱逃方面下的功夫多。但是，监狱的零脱逃的目标基本已经实现，我国在监狱管理的技术层面已经达到了合格乃至优秀的水平，未来的工作应该致力于罪犯的矫正。笔者认为，在现有的监狱基础上进行改革是一种方法。首先，监狱应该统筹规划。我国监狱级别分为国家级监狱、省属监狱与市属监狱。这其中也对监狱的安全等级进行了划分，即如上所述的高、中、低度戒备监狱。监狱应该由国家整体规划与统一管理或者由国家对矫正难度大、危险系数高的罪犯所在的高度戒备监狱进行统一管理，对相对次之的罪犯所在监狱由省级单位统一管理。省级单位可以再将罪犯的矫正难度与危险系数进行层级细化，这由省级单位按照当地的情况发挥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样在保证监狱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将监狱分为高、中、低级别的矫正监狱。在罪犯入监前期对其进行考察然后将其分至不同矫正程度的监狱。（二）重视初次分类

我国在罪犯的初次分类方面还是有不足之处的。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的量表化考察，将罪犯的人格特征予以数值化以便对其进行初次分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曾做过“新时期罪犯分类研究”的课题，其中对罪犯分类提出了三项标准：历史变量分类标准（H）、矫正变量分类标准（C）与风险管理分类标准（R）。历史变量分类标准决定罪犯的收押等级，矫正变量分类标准控制监管等级，风险管理分类标准主要负责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变化。每一项分类标准都附之有主从量表，通过量表分值来实现对罪犯的分类③。在罪犯的初次分类中首先要考虑的还应是罪犯的危险系数。将罪犯收押至不同戒备等级的监狱保障底线安全观，在收押的过程中实现治本安全观。

与此同时，要实现对罪犯的精细化分类，首要的前提要成立一個罪犯分类机构，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完成罪犯分类这一复杂的工作。笔者认为这一分类机构应该由司法部来主持，在各省级单位成立分支机构，然后根据本省的押犯数量决定成立若干的罪犯分类小组专门负责罪犯的分类工作。另外，根据我国的国情，更适宜成立专门的新收犯监狱，各分类小组在新收犯监狱中完成罪犯的初次分类。（三）实现动态分类

一般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对新犯进行分流羁押后，罪犯如果在服刑期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基本就在一个监区服完刑，不会再次分类了。所以我国监狱管理在罪犯的动态分类上还需要进行很大程度的改革。动态分类强调以罪犯在服刑过程中的矫正状况为标准进行分类，该分类具有矫正性与持续性的特征。如上所述，我国监狱在完成整体布局的情况下，高、中、低级矫正度监狱要加强之间的沟通交流，及时将改造好的罪犯分类调整至低矫正度监狱，将抗拒改造、拒不服从命令的罪犯再分类至高矫正度监狱，实现省级内部监狱的动态调整。对于恐怖主义、宗教势力、极端分子等思想固化、改造难度特别大的罪犯还可以跨行政区域再分类至国家设立的高矫正度监狱。历史上我国也有过往新疆调犯人的先例，其目的有震慑罪犯的意思。各监狱内部也应该对监区进行进一步的的细化分类，在罪犯改造效果明显但还不足以再分类至低一级矫正度监狱时，要将罪犯及时再分类至低矫正度监区，使其不会再重新被感染或者反弹，同时这一时间段也是对罪犯的观察期，只有确定罪犯确实完成了本阶段的改造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再分类。

这样的动态分类有利于优化监狱资源的配置、提高人、财、物的使用效率，并且改善了矫正方式，解决了矫正缺少个性化、个别化的问题。同时，将罪犯及时再分类至不同的监狱，让罪犯感受到不同的待遇、体会到自己在改造中进步、看到出狱的希望，有利于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激励罪犯服从管理、接受改造、以积极的表现来换取更好的待遇。另外，这样的分类处遇模式也给罪犯的减刑、假释一定的考量标准。目前我国的罪犯的减刑率达到20%，而罪犯的假释率只有2%，呈现出与国外截然相反的状况，体现出我国监狱不正常的一方面。通过动态分类体制，罪犯的改造程度都记录在案并有迹可循，哪一级监狱可以减刑、假释都有明确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监狱不敢假释、怕出危险的问题。[注释]

①美国称之为初分类、英国为初步分类、日本为入监审查.

②杨木高.论以矫正需求为导向的罪犯分类[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6.

③“新时期罪犯分类研究”课题组.新形势下罪犯分类体系“4433”模式构建的设想[J].中国司法，2014.[参考文献]

[1]殷导忠.国外罪犯分类工作对我国罪犯分类工作的启示[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7.

[2]朱贝妮.我国监狱罪犯分类管理制度的考察与反思[N].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

[3]杨木高.论以矫正需求为导向的罪犯分类[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6.

[4]“新时期罪犯分类研究”课题组.新形势下罪犯分类体系“4433”模式构建的设想[J].中国司法，2014.

[5]刘保民.监狱罪犯分类体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6]吴宗宪.刑事执行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王泰.狱政管理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张振亚

狱政管理科学化论文篇3：

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服刑犯同居权问题研究

在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指引下，服刑犯的同居权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与关注。从理论上说，服刑犯同居权是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原则的依据和体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延伸。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是保障服刑犯生理上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服刑犯配偶同居权实现的现实需要，更是监狱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矫正犯罪。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要将服刑犯的受益面与监狱自身的实际相结合，最大限度保障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同居权；服刑犯

周光清（１９７４—），男，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张兰馨(１９６５—)，女，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３１）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首度见之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２００９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领导提出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作为当时政法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管理创新就顺乎自然地成为法学界关注的重点。基于这一理念，推进服刑犯这一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特别是解决服刑犯的同居权问题，无疑成为监狱管理机关当前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拟就社会管理创新这一大背景下解决服刑犯同居权问题做一研讨，以示浅见。

一、同居权与服刑犯同居权之概念解读

同居权作为夫妻之间配偶权具体内容之一，在中外民法典、婚姻家庭法或者学说中，往往不是以同居权而是以同居义务的形式出现的，如１９４７年日本修订后的民法典第７５２条规定:“夫妻须同居，相互协力，相互扶助。”１９７０年修订的《法国民法典》第２１５条规定：“夫妻相互负共同生活的义务。”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老先生也认为：“同居义务，谓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之间隔，亦得成立同居……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础性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１](Ｐ２０８)。这些都说明同居义务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互负的法定义务，同居义务即为同居权利。我国现行婚姻法在修订时，对于是否规定“同居义务”，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最终没有将“同居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但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同居是夫妻间的本质义务，是夫妻关系的基本表现，是婚姻关系存在并得到维持的基本条件和表现。”[２](Ｐ２２７)这种夫妻双方互负的义务，一方较之于另一方而言，即为权利，因此，同居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夫妻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支持，[３]在几个有关法律的学者建议稿中，学者们大多主张我国应明确规定夫妻间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同居义务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同居权。

同居权的具体内容到底包含哪些，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夫妻同居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首要内容，二是夫妻共同寝食的义务，三是夫妻双方相互协力的义务。[２](Ｐ２２７－２２８)也有学者认为，夫妻同居权的主要内容，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狭义上理解，即为夫妻在形式上共同生活于同一场所；广义上理解，除狭义外，还包含：一是夫妻间的性生活，二是夫妻共同的精神生活，三是夫妻互负扶助的义务，四是夫妻共同承担对于其他家庭生活的义务。[４](Ｐ１３５)这可以说是一种近似通说的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同居权是夫妻之间享有的、以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身份权。[５]总体而言，“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权利”作为同居权的重要内容还是被学者所一致认可的。

具体到在监狱里服刑的犯罪人来说，由于其自身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但剥夺人身自由权并不必然就剥夺了同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７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居权即是其中没有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之一。但服刑犯在现实生活中的同居义务也难以履行，其同居权利自然难以实现。因此，对服刑犯而言，这种权利基于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所产生，因其犯罪行为进而被执行刑罚使得同居权利的行使与同居义务的履行在实际生活中等同于遭到剥夺。

因此，就服刑犯而言，其同居权源于一般意义上的同居权，但仅限于服刑犯这一特殊的群体，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服刑犯同居权是指所有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与配偶自由同居的权利；狭义服刑犯同居权仅指被判处刑罚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构（如劳动场所、看守所等）执行刑罚的罪犯与配偶自由同居的权利。有学者认为我国应采狭义说，笔者对此甚为赞同。

二、服刑犯同居权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要

在日益彰显人权保障的当下社会，重视并保障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既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更是服刑犯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需要。

（一）服刑犯同居权的理论基础

１．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原则的依据和体现

我国宪法第３３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一般说来，人权概念是由权利和人道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两者的融合。[６](导言)所以，人权可以说同时具有道德内涵和实证法性质的概念。当指向个人时，人权是一种应然意义上普遍的道德权利。同时，人权要求通过主权国家的法律实践为个人所有。公民是个人在主权国家上的法律身份，正是凭借公民身份，个人人权享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指公民个人享有的法律化的人权。而所谓公民基本权利则是公民权在宪法上的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的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人权。我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可谓人权的宪法化形式。[７](Ｐ１４１)服刑犯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服刑犯无疑也应该享有人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服刑犯的同居权也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２．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延伸

罪刑法定主义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反对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的一种刑法思想，后由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确立，经过欧洲革命后欧洲大陆各国陆续在各自的刑事立法中确立。作为反对罪刑擅断、反对任意发动刑罚权、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受到不少国家的热议与追捧，为后世刑事立法树立了典范。我国１９９７年修订的刑法也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了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罪”的法定与“刑”的法定，保障了罪犯的权利。

但是，在刑罚执行阶段，服刑犯的权利特别是同居权问题，仍然值得特殊保障。一方面，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制度要求和体现；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在定罪和量刑阶段尽量保障罪犯的权利，但是，如果在刑罚执行阶段放任不管，定罪量刑阶段的权利保障就可能会流于形式而难以真正实现。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就是服刑犯的权利如同居权往往很难得到应有的基本满足与保障。因此，对其进行特殊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延伸。

（二）服刑犯同居权的现实需要

１．个人基本生理上的需要

同居生活特别是夫妻性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和欲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需求分成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而生理的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求，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对以下事物的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我国学者邓明昱和王效道根据马斯洛理论，提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性需要层次结构模式，阐明了性需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基本规律，最低层次的性需要即为繁衍后代、单纯满足性欲的需要。[８]服刑犯这种需求更是明显，诚如美国学者Ｊ·Ｆ．菲士曼所言，“囚犯必须经历的最终的惩罚是被剥夺正常的性满足。对囚犯来说，没有机会满足生理上的需求是最痛苦的刑罚”①。因此，我们应保障并使服刑犯实现同居权，满足其个人基本生理的现实需要。

２．矫正犯罪和特殊预防的现实需要

刑罚理论经历了报应刑向教育刑的嬗变。在教育刑理论的推动下，教育感化成为监狱实践的主导思想。刑罚不再是单纯的报应，而应更多地体现通过教育感化矫正犯罪和实现特殊预防。矫正犯罪是刑罚执行的首要作用，只有较好地矫正犯罪，使犯罪人认罪伏法，主动接受教育改造，才有可能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保障服刑犯的同居权，旨在充分发挥教育刑的作用，在保障服刑犯权利基础上实现矫正，在矫正基础上实现特殊预防。通过实现同居权，使服刑犯加强与其家人的沟通，感化犯罪人的心灵，使服刑犯从被迫接受改造转向自觉进行改造，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消除犯罪意识，矫正其反社会的个性品质，树立起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３．狱政管理机关创新管理的现实需要

社会管理创新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９]依法治理监狱、狱政管理创新也应该朝这一方向发展：即最大限度激发监狱活力，既要最大限度激发监狱管理人员的活力，更要最大限度激发服刑犯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监狱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监狱不和谐因素，进而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从整体上提高监狱管理科学化水平。而服刑犯同居权问题正是契合了监狱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虽然保障服刑犯同居权是服刑犯生理上的现实需要，也是矫正犯罪和特殊预防的现实需要，但更是促进监狱和谐、进而社会和谐、监狱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因为作为夫妻之间的同居权是双方互享的，服刑犯因犯罪服刑而被客观上剥夺了同居权，造成了服刑犯配偶同居权的自然丧失，这对服刑犯配偶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人权保障，此为其一。其二，服刑犯配偶的同居权难以实现势必容易造成服刑犯岌岌可危的名义婚姻归于解体，服刑犯“妻离子散”之情形不在少数，这明显不利于社会和谐，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而服刑犯本人受此影响，不配合教育改造甚至重新犯罪，这也引起监狱内的不和谐。这和我们孜孜以求的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途径

并非所有的服刑犯都需要解决同居权。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被判处附加刑以及管制的服刑犯，其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而被判处拘役的服刑犯一般在拘役所或者看守所就近执行，且一般每月可回家一两天，因此都不存在需要解决同居权问题。需要解决同居问题的只是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被减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狱或其他执行机构执行刑罚的罪犯，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无法自由行使其同居权之服刑犯。只要服刑犯满足监狱法第５７条之规定，则其理应享有同居申请权，申请与配偶同居。

服刑犯的同居权如何实现，一直是困扰狱政机关的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市某女子监狱在２００６年将该监狱每个分监区中，挑选１名表现优秀的女服刑人员，与探监丈夫同居会见２４小时。为此，该监狱专门建设了一栋同居会见楼，并配备基本生活用品。该监狱制定了相关标准，开始受理女服刑人员的申请。这种做法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但是，肯定这种做法的同时，人们深感其远远不能满足监狱里服刑犯的现实需要。有学者提出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完善服刑犯的同居权。即实体上设立服刑犯离监探亲假制度，在程序上实行申请审批制，决定权在狱政管理机关。[１０]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覆盖面广，能为大多数服刑犯实现其同居权，且监狱付出相对较小，但仍值得商榷。

首先，探亲假制度是建立在请假人与请假单位存在合法劳动关系这一前提下而产生的制度。根据１９８１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凡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工作满１年的固定职工和劳动合同制工人，与配偶不住在一起且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与父母都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归侨职工居住在国外的父母已经去世，可享受出国探望亲兄弟姐妹待遇。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纵深发展，探亲假制度已不断成为不少外资、合资、民营企业改善职工待遇、提高职工福利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制度。服刑犯与监狱管理机关不存在这种合法的劳动关系，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其强制监管服刑人员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因此，实体上的探亲假制度于法无据。其次，离监探亲，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悖，并有可能引发服刑犯脱逃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符合监外执行的情况下服刑犯才可离开监狱。服刑犯离监探亲，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况且，从本质上讲，监狱的职责是对服刑犯进行监管教育，而无义务为其提供离监探亲。另一方面，服刑犯长期被关:于监狱，其心态极其复杂，我们很难保证其离监后不会借机脱逃。

监狱创新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在服刑犯同居权的实现上充分得到体现，尽可能地考虑服刑犯的受益面，尽可能制定创新机制与制度，尽可能扩大服刑犯同居权实现的受益面，尽可能让更多的服刑犯享有并实现同居权，以利其安心服刑，痛改前非。因此，就监狱而言，其要进行更多非纯粹监管教育方面的工作，以确保服刑犯同居权的平等实现。当然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的大量投入，这显然是制约狱政机关的一个瓶颈问题。

因此，创新监狱管理，解决服刑犯的同居权问题，既要考虑监狱对服刑犯的有效帮教，又要考虑监狱法定职责和自身在财务上的承受能力，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符合申请同居权条件的服刑犯的同居权实现的程序，二是监狱内同居生活设施的解决。

(一)服刑犯同居权实现的申请程序

服刑犯申请同居，应遵循以下基本程序：一是启动程序。有权利提出同居申请的是服刑犯或其配偶。这是同居权实现的启动程序，只限于服刑犯本人或其配偶提出。毕竟，同居权是一种基于夫妻身份产生的权利，有权行使该权利的只能是夫妻本人，鉴于为这种权利行使所提供的资源的有限性，申请权也只能由夫妻本人行使，而不能由其亲朋好友代理。二是审批程序。服刑犯毕竟属于被监管对象，其同居权的实现必须由狱政机关审批。狱政机关从实质条件与程序上进行审核，认为符合同居申请条件，需要实现同居权，予以批准并进行预先登记，安排合理的同居会见时间，通知服刑犯及其配偶。三是安排同居。同居申请获得审批并进行时间安排后，狱政机关按照预先安排的服刑犯的同居时间，合理调整好服刑犯的劳动安排，安排服刑犯与配偶会见同居，以实现服刑犯的同居权利。

当然，基于创新管理的需要，服刑犯同居权实现的程序应秉承简便高效的原则，“一次办理、循环使用”，即申请人通过第一次申请实现同居权后，以后只要狱政机关审查符合同居条件，直接通知相关当事人在指定时间与地点实现其同居权，而无需重新启动申请程序。

(二)监狱内同居生活设施的解决

基于监狱管理安全考虑，服刑犯同居权的行使只能在监狱内，由于狱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体制上属于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实现服刑犯同居权并非狱政机关的法定职责，狱政机关没有相应的经费与服务人员保障服刑犯的同居权，但狱政机关要尽量创造条件解决同居设施与管理人员配套问题。监狱要遵循“狱政机关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原则，适当进行市场化运作，即由监狱在监狱内划定单独地块，在社会上进行部分融资，建设专门用于保障服刑犯同居的“同居楼”，由狱政机关组织与全程监管，并在社会上招聘相应的服务人员对同居楼进行管理，向服刑犯收取合理的住宿费用，以保障同居楼的正常运转，实现服刑犯的同居权。

注释：

①转引自刘白驹著：《性犯罪：精神病理与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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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贾宇．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ＥＢ／ＯＬ]．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０５－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