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治学论文

摘要：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目前民族关系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日益凸现和增多的各民族间矛盾和纠纷。从政治学论域出发，分析民族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建立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政治机制是实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政治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族政治学论文 篇1：

族际关系与政治发展：以马来西亚为个案的民族政治学考察

摘要：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模式构成了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文章试图运用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选取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分析“民族”这一政治变量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探索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演变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族际关系；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童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是指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一般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1(P457)。不同学者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和定义也有所不同，亨廷顿把政治发展定义为“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派伊也曾列举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有代表性的十种定义。从政治发展的各种定义中可看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和走向民主化的进程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形成、相互促进和统一的过程。”²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元民族国家，民族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模式构成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民族因素，特别是国内族际关系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重要变量，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甚至构成政治的决定性力量。本文试图运用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选取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分析“民族”这一政治变量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探索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演变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一、马来西亚族际关系演进的政治逻辑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族际关系是指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或种族群体之间以及它们与民族国家现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之间发生和存在着的互动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族际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各种形式和样态，且不断发生变化。民族政治的发生学原理告诉我们，民族政治是基于民族间的权益关系而发生的互动行为^3(P342)。因而，引起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呈现不同样态和发生深刻变化的动因在于国内各民族间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族际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则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的，族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分配过程。可见，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行对族际关系的调整和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讲，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财富、技能、知识、安全、福利、权力、荣誉、地位等这些被总称为“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由于权威性分配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族体之间造成某种形式的分布，“价值”的这种分布结构和分布状况又会引起有关族体之间或者他们与民族国家现行制度和体制之间的相应行为模式，并进而导致现行民族关系模式的维持或者调整、转换以及民族国家的重新整合和社会变迁^4(P202)。这就是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关系演变的一般政治逻辑。在各个民族国家里，国家权力是最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力量，对于全国范围内各种资源的分配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影响。国家权力的分配无疑是族际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因变量，而国家权力对族际之间“价值”的分配则是通过相应的具体制度和政策来体现和实现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必将引起国内各民族间族际关系的变迁。马来西亚族际关系的演变也正是遵循了这一政治逻辑。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主要由三大民族组成，其中马来族占60％，华族占24.8％，印度族占8％，土著少数民族占6％左右^5(P316)。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马来西亚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因此，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在职业、经济实力、居住区域、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三大民族极少来往，各自保留独特的经济领域、文化倾向和社会生活。正如新西兰学者拉季·K·瓦西尔所说，族际关系总的来说，保持着一种由普遍敌对、猜疑和恐惧心理凝聚而成的状态。

二战后，马来西亚开始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建国，在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下，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特别是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种种磨合与分歧。从1946到1957年，族际关系围绕着公民权问题展开，直到1957年独立前，大多数华人才获得公民权，作为交换，华人也承认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独立后，随着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上的接触不断增加，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冲突和纠纷几乎贯穿各个时期，成为马来西亚战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先后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各种族共同发展的“新发展政策”等措施。马来西亚国内族际关系的演变也依次经历了多元共存、同化、整合与重塑三个阶段。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联盟党政府在族际关系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族群管理和民族政策上实行多元共存。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仍各自在传统领域内生存和发展，族际之间是平行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呈隔绝失衡状态，价值上缺乏共识。这一民族政策导致20世纪60年代后期种族矛盾的进一步尖锐。1969年5月，在独立后的第三次大选中，以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首的联盟党遭到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强有力的挑战，席位明显减少。马来族极端分子鼓动马来族社区居民冲击华人居住区，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混乱持续了半个月，从吉隆坡蔓延到其他城市，许多华人店铺、汽车被烧毁，近20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这就是马来西亚著名的“5.13事件”。正如多数政治家和政论家所言，5.13事件是种族主义的幽灵所导致的，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激化和冲突的结果。因为“在殖民统治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是马来人在政治上对华人保持某种优势，经济上却处于劣势，而华人的情况则相反”^6(P196)。独立后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华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华人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在独立后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华人政治参与的增加和政治实力的提升，并在1969年的大选中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国家权力在“价值”的分配上并没有对原有价值的结构性不均衡作出

积极的调适，反而加大了这种不均衡，这就使经济上已经处于劣势的马来族群产生受剥夺的心理，他们势必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对现行价值分配制度和政策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改。

“5.13”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这一政策的重心就在于“重组社会”，即依靠政治上的优势，利用国家政权，改变种族间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消除马来人经济上的落后状况，使之赶上其他民族。为达此目标，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扶持马来人、抑制华人的措施，国家权力的运行和“价值”的分配开始朝着有利于马来人的方向倾斜，民族政策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马来人优先”或“马来人优惠”的价值取向。这一长达20年的民族优惠政策产生了深远、复杂的后果和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基本上改变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问不合理的财务分配状况和种族劳动分工制，从而消除了民族冲突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源”⁷。族际关系模式上表现为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族际关系保持着相对的和平。但是，这种民族优惠政策毕竟只是基于一定时间段内的社会条件作出_的临时性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存在的前提也在变化甚至消失。政府对马来人的扶持和对华人的种种限制使族际之间的偏见与隔阂加深了。族际政治虽然在政府强权下保持着稳定，但族际关系中仍然充满了危险与不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竞争的加剧，马来西亚政府按期结束“新经济政策”，提出了“2020宏愿”和新的“国家发展政策”。其基本精神和目标是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以马来民族为中心，团结国内各民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国际上赶超先进国家。在这一政策精神指导下，马来西亚政府权力运行和“价值”分配的方向发生转变，开始适当向华人倾斜，努力改善民族关系以调动占人口1／3的华人的积极性。政府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放松对华人的种种限制，强调各种族共同发展及强调多元文化观念，民族整合和重塑成为族际关系调整的新方向和新手段，族际关系模式呈现出对立中的统一，和睦与融合成为族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在这种宽松的族际关系氛围下，“马来西亚民族”这一全新的国族概念开始酝酿并提出，“我们是一家人”、“不分种族的马来西亚人民的共同发展”等论调频频出现在政府领导人讲话中。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族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唯有相互容纳，共同形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族才是民族繁荣之路。并且只有在实践上解决了权力与财富问的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各民族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才能形成。

二、马来西亚的族际关系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1.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它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族体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4(P204)。民族国家构建作为现代化政治层面上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国民对各自族体的忠诚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这是国民成为现代公民的先决条件，也是所有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4(P205)。而族际关系的改善和进步对于促进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增强全体国民的忠诚感，减少国家内部族际间的冲突，缓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各个族体自我发展的矛盾，推动国民意识和国族观念的形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在族际关系上先后采取了多元共存、同化、整合与重塑三种互动模式，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先后也相应地经历了多元族群分立、马来人主导的国家建构、多元族群整合与互补融合等三个时期。在各个时期的族际关系与国家建构的互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处理族性与国性的关系问题。第一时期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第二时期的马来族性国性化政策都未能在马来西亚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国民政治认同，而第三时期抑制族性、培育国性意识的多元整合政策则取得了积极的政治效果，国民的政治认同已处于由“民族认同”转向“国族认同”的过渡性阶段，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正朝着国民整合与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2.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欠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政治稳定。所谓政治稳定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在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因素中，群体摩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多元民族国家的民族群体是国家政治系统中的重要变量，族际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马来西亚族际关系表现为“隔离”的互动方式，因而少有接触和摩擦，使马来西亚的殖民地社会政治保持了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静态稳定。在马来西亚走向独立建国和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各种族追求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取向及政府对待各种族的不同政策，使族际关系呈现出非连续、不稳定的状态，并相应地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前所述，马来西亚各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独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每次种族之间的争执都会对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产生影响，也构成社会动荡和政党竞选时攻击政府的重要课题。可以说，“种族关系始终是马来西亚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政治稳定的关键”^8(P141)。独立初期的自由放任政策，使族际关系呈现出动态无序的不稳定特征，导致了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其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新发展政策时期，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有发生，但大多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表现的，如集会抗议、上书请愿、舆论抨击以及较激烈的示威游行等等，族际关系保持了动态的相对稳定，在族际政治框架内保证了国家共同体的统一、国家认同的持续、宪政体制和政治制度的维系、政治过程的有序。这为政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同时又构成了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独立前后，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经历了由静态稳定到不稳定再到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

3.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发展方向的影响。根据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规定，马来亚联合邦(后来的马来西亚联合邦)为一个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框架下的民主代议制成为独立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基础。而马来西亚独特的种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则使这种民主的政治体制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发生某种变化，在政治发展和运行中开始增加了权威的色彩。独立

初期自由放任的民族政策下，马来西亚各民族问是一种隔绝失衡的关系，这种种族关系的分裂状态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所造成的族际之间的失衡使政治体制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构成非常独特的国家中，民众的心态很难平衡，当一个种族得到迅速发展后，另一个种族集团则往往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在这个国家中，发展被视为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过程。尽管政府尽力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各方仍然对此不满，有时这种不满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民众情绪。为了对此种局面进行控制，又必须加强政府的权威。这样，宪政机构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实践上又混合着各种强力的控制。政府权力结构是专制性质的，但民主的政治机构尤其是有政党存在的定期竞争性竞选，又迫使政府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开始在自由威权主义与有限民主之间摇摆，艰难地寻找某种契合点。“5.13事件”使政府更加相信只有加强政府的权威才能不致使人们利用自由为所欲为，才能保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政府加强了权威，首先从国家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1970年8月31日公布了“国家原则”，规定了“马来西亚，致力于促进全体种族间的更大团结，维护民主生活方式；创立一个公平社会，国家财富公正地分享；确保国内丰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获得宽大的对待；建立一个取向于现代科学和工艺的进步社会”。“国家原则”的宣布明确告诉国人，马来西亚将继续实行国会民主制度，但并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模仿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使之成为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民主制度。修改后的马来西亚民主制度带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有人称之为半民主制度，也有人称之为有限度的民主制度。此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趋势一直是以一种更加权威主义的形式取代了早期的温和民主形式，威权主义而不是民主成为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发展的新方向。

4.族际关系对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影响。马来西亚民族与政治关系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种族与政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在马来西亚，有一定政治地位和影响的政党大都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各政党的纲领中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在联盟党和国民阵线中的三大政党巫统、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国民大会党分别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种族的政治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其他执政或在野的大小政党也基本上是种族政党。马来西亚政治史上也曾有过淡化种族色彩的非种族政党的尝试，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正如有学者所言，“马来西亚种族与政党之间的同构性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最为突出和特殊的因素”。而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族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中，“种族的观念超越了阶级和其他一切政治观念，种族利益成为一切政治活动至高无上的原则”^8(P266)。在这种独特的种族政治氛围中，马华印各族政党提出的政治主张，除了全民性的主张外，还要充分反映本民族的要求，以此获得本族选民的支持。反过来，各族选民对一个政党的评价，除了考虑其政绩和民主程度外，还要考虑它上台是否对本族有利。很多时候，种族利益考虑比政治民主考虑更明显地影响着三大种族，民主政治力量因种族政治的影响而屡被分散。在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实践中，执政党通常以马来人为中心组织竞选，而反对党通常是以华人为中心去筹拉选票。这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的一条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的改善、族际关系趋于和谐，政治生活中的种族色彩也趋于减少；马来西亚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种族意识，逐渐走向理性化；种族政治认同开始向民主政治认同转化。1995年大选，该国华人选民明显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以种族情绪为依归的投票模式，把投给反对党改为投给执政党，使得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不仅赢得了4／5的优势而继续执政，同时也创下了国阵自掌权以来得到最高票选支持的选举纪录。这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领域里出现的新现象。

三、多元族群背景下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困境

尽管受到了族际因素的种种影响和制约，独立后马来西亚在政治稳定、政治高效、政治民主等方面还是取得了新的进展，政治发展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且逐渐展现出马来西亚自身的特色。但从族际政治的角度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和困境。

1.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民族一体化”一直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哈蒂尔曾指出，马来西亚从独立的第一天起面临的第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命运与共的马来西亚。它必须是一个在领土和种族方面结成一体的、在政治上忠诚并对社会具有奉献精神的马来西亚人组成的国家。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构，即把全体国民结合成一个政治上、文化上同质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统一的马来西亚“国族”的形成。而这种统一国族的形成，必须基于全体国民地位平等的现代公民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保证各民族平等的利益表达正是支撑国族情感的制度框架。而在马来西亚现行的宪法框架下，受宪法保护的“马来人特权”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国内族际关系斗争的焦点和制约族际关系发展的因素。华人、印度人与马来人显然不具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种族际关系的不平等状况制约着统一的马来西亚“国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当前，马来西亚“国族认同”的进程已经逐渐展开，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全体国民是一个统一的国族，马籍华人和印度人是不是可以像马来人一样在各个领域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华语能不能像马来语一样获得国语和官方语言的地位?2000年8月，围绕“马来人特权”和《华团大选诉求》在朝野上下、种族之间引发的激烈争论，再次显示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民族与国族关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着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2.民主化的困境。政治发展包括两个维度上的正向变迁，一是政治一体化，一是政治民主化。所谓政治民主化，是指国家政治体系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实现和保障全体人民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⁹。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经历了从西方式民主到权威主义民主或称半民主、有限民主的转变，而在这一进程中始终刻着国内民族关系的烙印。马来西亚政府和领导人认为，在一个过分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民族间的矛盾很容易借助民主程序或各种民主手段，如新闻媒介、舆论渠道等变得激化。正如马哈蒂尔所言，“如果民主只是意味着成立多数派的政府，那么构成马来西亚公民大多数的马来人政府就可以利用民族情绪组成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政府，马来人可以利用民选政府的权力自己占有国家的全部财富，压迫其他民族，改变选区界线，使马来人的权力更强

大更持久。这一切都可以在不违背民主的情况下进行，但是，这样的民主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安宁和成功吗?”^10(P116)“1969年‘5.13’事件使我们对民主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也使我们了解到在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与信仰的国度里，民主制度应该建立在人民对团结的责任感、和谐及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上。”^11(P280)关于民族的多元性与民主的关系，荷兰政治学家利法特也曾指出：“民族的多元性通常是自变量，民主是因变量，问题是一个按民族划分的社会是否能够维持住民主制度。而其逆关系，即以民主作为自变量和以民族的多元性作为因变量相联系的关系，说得更明确些，就是民主化与民族冲突相联系的关系。”¹²可见，民族因素，特别是族际关系的状况会制约和影响民主化的进程。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国度里，马来精英与非马来精英都更看重社会稳定的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虽然“政治民主化是欠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⁹，但在多元种族制衡的背景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距离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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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童　宁

民族政治学论文 篇2：

对西部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政治学思考

摘要：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目前民族关系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日益凸现和增多的各民族间矛盾和纠纷。从政治学论域出发，分析民族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建立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政治机制是实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西部地区；和谐；民族关系；政治学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Region

in View of Politics

HOU Wan-fe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Currently， in China， disharmonious on ethnic relationship mainly show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number of inter-ethnic conflicts and disputes in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political domain，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ethnic disharmony and political reasons， to construct political mechanism on ethnic relationship to develop harmoniously is the way to achie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moment.

Key words：Western region； Ethnic relationship； Harmony； in View of Politics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主要任务之一。把“和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既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新概括，也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和基本目标。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主要的聚居地。由于西部地区的区情、民族分布及构成的特殊性、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都是涉及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社会和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西部地区民族关系也由此而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的走向直接关系到我国总体民族关系的大局走势。因此，和谐的民族关系，对西部地区来说具有其特殊意义和重要性，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一、和谐民族关系的四大基本特征

胡锦涛同志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这一概括的基本精神来理解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至少有四大特征：

第一，尊重各民族公民的民主权利。民主是衡量现代社会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多民族国家，尊重各民族公民民主权利是现代社会民主程度最重要的体现。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尊重各民族公民民主权利也就成为和谐民族关系的题中之义。

第二，保证各民族公民的平等。平等既是公平正义的理论精华，又是公平正义理念在现实社会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就是强调各个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承认和保证各民族公民的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和平等人格。这样，保证各民族公民的平等是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第三，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诚信友爱的前提和基础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就是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特点。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只有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各民族之间才会建立诚信友爱的关系。同时，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多样化和异质社会。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就会使这个社会处处张扬着个性和充满着活力。

第四，主张借助法律调节民族间的矛盾和解决民族纠纷。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标志和内容，又是实现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借助法律调节民族间的矛盾和解决民族纠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方面的直接体现。

和谐民族关系的这四大特征体现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衡量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发展状况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民族关系不和谐的表现：西部地区日益增多的各民族间矛盾和纠纷

从民族关系的内容看，我国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包括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矛盾综合体。在我国，目前民族关系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日益凸现和增多的各民族间矛盾和纠纷。

第一，政治领域的矛盾。建国后，我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由于各民族的族体规模、组织程度、区位优势等不同或各自掌握的政治资源不同，因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影响力的大小是不同的。^[1]目前，民族区域自治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面临复杂的新情况并产生了一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因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分配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在我国，国家权力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共同掌握，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分享权力，各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但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各自掌握的权力资源却不是平均的，汉族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矛盾也表现在多个方面和诸多领域。正如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也反映在各少数民族与该区域内汉族的关系，主要涉及各个民族的地位、影响力和利益保障问题”^[2]。二是因政策滞后所产生的民族矛盾。我国现阶段民族政策主要表现为严重滞后。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根据计划经济思路制定的一些民族政策，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民族关系和促进少数民族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全面清理和修攻，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滞后。^[3]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三是因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分裂活动引起的民族矛盾。

在西部地区，反华势力主要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如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达赖应邀访美23次；199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反华议案多达70余个，其中相当部分涉及“西藏问题”；美国国会举行了50多场“西藏问题听证会”；美国有13个州市议会相继通过了“西藏问题”决议，公然叫嚣“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有的甚至宣称“西藏的真正代表是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4]又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新疆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外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工等162人丧生，420多人受伤。^[5]还如，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和蒙古共和国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搞所谓的“三蒙统一”，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策划分裂。^[6](P151)这种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分裂分子的勾结分裂国家的行为是当前西部地区民族关系中的最重大问题。

第二，经济领域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同民族之间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增多。就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尤其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国家把财力、物力重点放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在政策上也向东部倾斜。这客观上使得少数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业已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差距的拉大使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尤其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生矛盾，必然也给民族关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二是民族自治地方与其所在汉族地区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部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础较差，制约因素较多，经济发展呈现出低水平、低效益、缺乏后劲的状况，同其所在区域的汉族地区相比，差距甚大。以甘肃为例，1993年甘肃省内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约占全省的5.7%、4.8%、5%。这与民族自治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的38%，人口占全省的12%比较，总量明显偏少，比例偏低。三是各民族地区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因土地、草地、草山、森林、矿山等资源引起的矛盾和纠纷。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一直存在着争夺资源的纠纷。这些纠纷有的存在于同一民族的不同部落、群众之间，也有不少存在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并因之引起无休止的边界纠纷。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既与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有草场纠纷，又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有较为严重的边界纠纷”。^{[7](P183-184)}这些纠纷和矛盾既存在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民族内部，其实质上也是各民族间的利益关系问题。

第三，文化领域的矛盾。民族文化关系是不同民族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关系。民族文化关系问题也就是各民族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各民族的特点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机遇等而形成的，民族的特点，广泛反映了各民族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差异，特别集中地体现为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即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字、风格习惯、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性。这些宗教的教义戒律成为各少数民族维护社会生活的重要道德规范，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以宗族家族为本位，形成了严格的族规，对少数民族成员具有非强制性的至上权威。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性文化日益突出地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也使一些宗教顽固分子开始借保存宗教文化之名，行挑战法治之实的现象层出不穷。他们有的呼吁用伊斯兰教教规、教法代表国家的法律、法规；有的公开向信教职工群众征收天课(伊斯兰教课税)；有的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诬蔑攻击爱国宗教人士；有的假借伊斯兰教教义，公开反对和抵制计划生育政策；有的鼓吹从政府领取结婚证、身份证、营业执照、驾驶执照等违反教规，并煽动群众抵制等，这些都极大地阻碍着我国法治的正当有序行使。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的语言差异、风俗习惯差异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往往也会引起一些对民族关系发展不利的情况。有些地方对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不够尊重；有些民族地区的干部对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横加指责；有些地方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够尊重，甚至干涉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引起信教群众的不满；有的宗教教派之间也经过发生一些纷争，也引起民族之间的纷争；在民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上也存在一些分歧等等。这些均有可能给民族之间的关系带来不良影响。

显然，西部地区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与和谐民族关系的四大特征和基本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从西部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这些表现可以看出，造成西部民族间矛盾或纠纷的因素虽然有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发展起点等原因，但也有因政治权力分配中出现剥夺少数民族公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因政策缺失和贯彻不力无法保证少数民族公民的平等、因体制性障碍没有更好地借助法治调节和解决各民族间因经济利益引起的矛盾与纠纷、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政治机制不健全等政治因素。因此， 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政治机制来调节和规制。

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保证：合理的政治机制

实际上，西部地区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更多的由于制度不完善、政策失误和滞后、法治具体操作不当等政治因素造成的。因此，在政治上建立促进西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的政治运行机制成为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一，建立有效的制度供给机制。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的。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去保证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既行使着自治权，又行使着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行使的职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行使自治权，如何处理中央与自治区的关系，也是一个直面以对的问题。“各个民族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对民族政治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尤其是从民族的实际出发进行调整，将会产生重大的积极后果。”^[8](P311)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供给机制。

这一机制至少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激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9](P167)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是通过民族地方的自治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二是要以加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根本任务。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西部民族地区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坚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这两个方面都是以加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根本任务。三是切实保障民族地方的自治权。从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来看，需要协调这样两对关系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国家计划指导与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关系和政府部门管理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我国在经济管理上，许多领域都实行部门管理，地方利益服务从部门利益，条块分割；部门的政策法规从上贯彻到下，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与政府部门的管理权相交叉。^[10]只有这些关系得到协调，才能切实保障民族地方的自治权，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才能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第二，建立务实的政策落实机制。政策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它通常表现为对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任何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和具体的情况而制定的，民族政策作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政治措施，要从少数民族公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得到贯彻和落实。具体说来，就是要在西部建立务实的政策落实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基本民族政策的坚决贯彻落实。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以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贯彻落实不到位。我们必须要积极贯彻落实这些基本的民族政策。二是优惠政策贯彻和落实。国家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工作的关键是采取务实的态度贯彻和落实这些优惠政策。在贯彻和落实优惠政策上，要避免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简单化，一刀切，不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都是要不得的。这些做法不仅会影响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第三，建立公平的法律保障机制。目前，一些民族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有些内容已经明显不适应新的形势，不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新的形势对民族立法、执法、健全民族法制、实施民族法律法规的监督和宣传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就民族地区而言，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滞后，民族法制尚待完善；执法不力、不严；民族法律法规实施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民族法规的宣传教育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等。这就要建立法律的保障机制，做好以下的工作：一是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方面的内容很全面，涉及到政治、经济、财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等重大问题。二是加强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发展经济的条款。从自治法修改的内容可以看出，多数是关于从经济的角度加大扶持力度，帮助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及扩大经济自治权的规定，体现出经济功能型自治法的特点。三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也应由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转变。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尚存在很大的差距，迅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首要任务，自治条例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法律依据，在不违背自治法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其修改应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关于财政、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贸等方面对自治地方实行优惠和照顾的具体规定。

第四，建立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公民实际参与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从政治参与的地域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贫穷落后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愿望，对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的颁布、政策的制定、重要会议的召开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于经济不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大部分地区部是处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广大农民普遍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非常冷漠，这意味政府没有将农民组织到政治生活中去，没有激起农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政府的理性服从。再加上民族和宗教因素的渗入，一些民族成员就会对基本的政治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信心，走向极端，从而危及到政治稳定。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状况不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不同，许多农村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对自己拥有的什么权利和义务，对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一无所知，这往往使政治参与极易被引向不正确的轨道，结果还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向西部少数民族成员提供有效而充分的表达渠道，建立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机制，并从制度上加以规范、调整和引导是推进政治参与制度化和有序化的关键。

第五，建立顺畅的政治沟通机制。政治沟通从狭义上理解，仅与政治系统相关，“指的是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学者周平从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需要出发，认为“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就是构成少数民族政治关系的各主体之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与传输”^[11]。同时他还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沟通主要从五种最突出、最基本的向度：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各机关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与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沟通。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就要建立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运行顺畅的政治沟通机制。建立顺畅的政治沟通机制就是国家要采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措施，建立各种社会中间组织，能使各民族成员有交流感受、诉说委屈、发泄情绪，提出建议的渠道，就能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得以宣池，避免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民族成员对政府的直接对抗行为。通过加强中央与少数民族地方、民族地方之间的沟通，促进各民族地方之间的合作，推动各民族地方的发展。通过加强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内各机关之间的沟通能有效协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民族问题、民族纠纷。通过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与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沟通对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问题、因利益要求和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也是非常有利的。可见，建立健全顺畅的政治沟通机制就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化解各民族的历史恩怨，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

第六，建立统一的文化认同机制。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是一个包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荟萃之地，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以西北地区为例，“这种多元性从宏观层次看，主要是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撞击和交汇；从微观层次看，这种多元性还表现在许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上”。^[12](P43-47)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一方面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有利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但另一方面，它却不利于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对少数民族成员来说，由于不同的民族其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不同，容易形成对各民族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产生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如果不能很好地将本民族的感情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统一起来，就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同时，缺乏文化上的共同性，也是滋生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因素之一。不仅如此，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涉及自身较为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作用相当复杂。有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可能诱发较大的政治和社会事端，会增加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难度。这就要通过建立统一的文化认同机制来形成各民族对国家政权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通过培育国家观念，塑造民族精神，尊重各民族文化多元化和差异，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一种建立在国家认同之上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周 平.少数民族政治关系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8，(2).

[2]周 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过程中的几个政治问题[J].政治学研究，2002，(1).

[3]唐 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民族矛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03，(6).

[4]中国人权研究会.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剖析[N].人民日报，20010525.

[5]潘志平.“东突”恐怖主义透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2，(1).

[6]唐 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王宗礼.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8]周 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王 薇.论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区域自治州制度的发展和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6).

[11]周 平.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9，(2).

[12]王宗礼.中国西北民牧民政治行为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廖 建)

作者：侯万锋

民族政治学论文 篇3：

民族民族国家和人类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考察

在政治学研究中,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历史演进,还是现代国家成长的战略空间,都脱离不了对于民族国家本身的探讨。然而,在大量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文献中,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对于民族国家的讨论,实际上这个议题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一、从民族到民族国家:马克思民族研究的逻辑前提

在相关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民族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在论述“民族”时所采用的德文词汇,也呈现出多样化,没有统一的界定,例如分别使用了“Volk”、“Volker”、“Nation”、“Nationalitat”等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论述的理解难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论述逻辑的展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作为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行而产生的,并且由于历史阶段不同,古代社会的民族和现代社会的民族呈现不同的形态。在氏族解体以后,国家开始产生,但国家权力并不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情感和意识之上,更多的是维护社会秩序,控制阶级冲突。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王朝之间的更替或者王朝之间的联姻,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忠诚会经常发生变化。古代民族缺少与国家有机联系的纽带,更不可能成为国家建构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成为推动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演进最大的推动力,这种社会分工先后引起了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以及城乡的分离,进而引起了劳动部门内部的分工,同时也影响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于是,通过从生产力这一有效的连接,民族内部结构与民族之间交往被紧密地联系起来,民族内部的结构开始完善起来,交往与联系开始成为常态,并且民族之间的精神财富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在各个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由于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有的认同体系和结构发生了变化,相互之间的隔阂不复存在,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为政治共同体,现代意义上民族的产生是与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如恩格斯在对西欧民族国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认为各种封建割据式生产方式成为现代民族产生和相互交往的重要障碍,“新民族的要素到处都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1〕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西欧的王权割据,封建制度解体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素,所以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就此谈到“从中世纪的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出新的民族。”〔2〕这里所指的新的民族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形态,在形成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这些语族就成为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at)开始向民族(nation)过渡。”〔3〕同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原有民族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不仅从古代民族演变为现代民族,并且民族本身也成长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样,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逐步实现了一致,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成为现代最重要的国家形态。

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与民族融合:民族国家成长的有机统一

民族建设面临三个基本问题,即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与民族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平等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文化和文明层面上,虽然每一个民族都有优越之处,但不应把民族区分为优等和劣等,各民族应该一律平等。二是从民族经济社会权利层面上,民族平等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同样享有决定自己事务,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为民族国家认同体系形成创造了制度基础。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异族压迫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实现了资产阶级形式的民族平等,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这种民族平等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问题,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民族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关于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即“世界上各个民族有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并无优劣和贵贱之别;坚持民族平等,就必须反对任何民族特权;民族平等的原则要求逐步消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4〕所以,无论是文化层面上,还是权利层面,民族平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近代以来,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要实现民族平等,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证民族自决权的获得,通过这种权利的行使,保证了形成认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边界的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爱尔兰和波兰问题时,就主张被压迫民族有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必须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但是,尊重民族自决,不等于鼓励民族分离或民族分散,不是鼓励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成立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从而实现民族的民主权利。

从历史发展来看,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都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现代资本及其有效实现所需组织形式和政治形式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保障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在促进民族平等与独立的同时,也推进着民族融合的产生。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5〕民族融合、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三者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各民族拥有自决权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而民族融合则是民族发展的最终趋势,民族融合的过程又促进了民族平等的实现,同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平等是民族国家认同体系建立的心理和基础,民族自决为建立民族国家认同体系划分了边界,而民族融合则为这种民族认同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存在这种复合逻辑关系,在较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三者之间要同步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三者是有机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并且只有在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通过民族国家认同有效建构才能实现。

三、从民主共和国到人类解放:民族国家的结构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要求的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为民主集中统一的共和国。恩格斯说:“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6〕“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这一点”,〔7〕也就是说,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既符合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要求,又可以承担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主张单一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时,明确反对实行联邦制,即便在特定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主张联邦制,也认为它是向单一民主共和国过渡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联邦制国家中常见的地方自治,并且主张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通过各民族实行地方自治,或者设立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民主权利得到实现。恩格斯认为,地方自治“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好处。”〔8〕民族国家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与地方自治有机地统一起来,既可以坚持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又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在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单一民主共和国下民族自治应该成为多民族国家所选择的国家建设道路。

在民族国家建设中,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解放也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之一,即通过政治解放在实现个体化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推动了组织形态的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发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认为要理解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之所以“郑重宣布和他们以及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9〕是因为“政治解放的同时也是人民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10〕所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封建制度的崩溃,王权割据状态的消灭,新的民族这一个政治共同体开始形成,于是通过阶级革命的形式实现包括民族在内的政治共同体的解放,进而“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独立的个人,另外一方面变成公民,变成法人。”〔11〕在这种场景下,商品经济成为推动社会运行的常态,进而有效地推动作为包括民族在内个体形态的人的全面解放,人的本身主体性意义得到彰显,独立的个人和现代公民开始形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解放的条件下,由于个体化人的解放本质的内在局限性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以后,实现个体化人解放以后,还必须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只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政治解放的个人私利性的基础,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对于组织化状态,成长为共同体的人来讲,标准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此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1965.178.

〔2〕〔3〕〔8〕〔9〕〔10〕〔1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民族出版社,1987.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民族出版社,1987.

〔4〕王沪宁,等.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0.

〔5〕列宁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58. 10,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人民出版社,1965.327,274.)

(责任编辑:石本惠)

作者：任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