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如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发展以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阶段的平稳过渡，成为当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结合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南京区位环境优越、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完整、人才资源充足，但是经济发展突出的个性优势不足，创新环境尚待优化。本文建议南京需从产业体系构建、创新动力培育和制度环境打造方面寻求经济转型的路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民营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民营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论文 篇1：

浅谈民营经济政策对广东民营经济影响

摘要:民营经济作为广东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在回顾国家和广东省对民营经济政策后，结合在民营经济政策背景下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就广东民营企业外向型发展情况、民营经济结构发展情况以及融资情况等几个政策制定比较集中的方面入手从中了解得到民营经济具体发展中的各项政策对民营经济增长的实际的影响以及民营经济政策效力程度。

关键词:民营经济;外向型发展;经济结构;融资

一、 引言

中共十五大以来,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的不断宽松和有利，民营经济特别是广东私营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在广东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具有较大经济规模，产供销流程完整顺畅的经济形态，成为推动广东经济不断前进的新的活力，而这一活力的主要构成则正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对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例如技术、融资、企业管理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多探讨和研究。这些研究都使我们从比较微观具体的角度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例如, Vamvakidis和thanasios (1996) 侧重研究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 而陈建新、何晓庚、肖家湖（2006）在分析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对整个社会的重大作用外，也强调指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迎接全球化挑战何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并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但是在国内对民营经济所做出的各项研究中，致力于通过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衡量国家在民营经济实施的各项政策所达到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结合前人对民营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尝试性的做出关于民营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力的实证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具体更直观的了解民营经济政策的效力。

二、民营经济政策在对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有活力,也刺激民营经济不断蓬勃向上。作为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广东民营经济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发展，特别是在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被正式确认之后，广东民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企业涉及产业范围、自身发展规模以及自身竞争力都不断增强。来自广东省统计局的消息，2008年，广东省民营经济单位数达到383.38万个，广东民营单位从业人员达2015.02万人，占全省总从业人员数的36.9％，可以说民营经济对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民营经济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方针和政策，已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明确针对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得出的，而具体这些政策在实际生效应用中对民营经济产生了哪些实质性效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待。

1.民营经济政策对广东民营经济外贸出口的影响

广东因其自身地理优势，在外贸进出口方面相比较我国其他大多数省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广东外贸进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是走在全国前列。而民营企业近些年进出口业务也是突飞猛进。

而相对应于这段时间广东民营经济在外贸主营进出口方面所面对的政策环境来看，我们可以看出，1998年国家宣布从1999年开始赋予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以自营进出口权，而同年广东省也出台了落实出口退税，设立出口贷款贴息资金，鼓励民营企业利用外资和经营进出口业务等八项支持对外贸易出口的措施。结合广东民间进出口的实际情况来看，初步放开自营进出口权虽然只是向少数符合条件的民间民营机构予以开放，但是还是表明自营进出口权对民营经济而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利好信号。而之后于2000和2001年国家对民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的再次放宽至针对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外贸领域的限制完全取消，在出口额的的变化都有很及时而明显的表现。特别是在2001年完全放开对民营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后，私营企业出口额次年便大幅度增长。另外加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东作为中国对外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在致力于发展内源型经济的基础上，把鼓励外向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重点。广东民营经济进口总额2002年为41.48亿美元，2007年达到1173.4亿美元，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在应对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不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国际不稳定经济环境下，广东依然能保持出口优势，从侧面上也反映出开放自营进出口权政策以及针对民营经济的外向型鼓励政策对民营经济外贸出口业务的开展产生了实际的促进作用。

2.民营经济政策对广东民营经济结构的影响

近些年来，国家在政策上不断放宽对民营经济在发展领域方面的限制，以鼓励民营经济能够进入更多的领域参与竞争。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支持民营科技创新的发展，希望能借此来推动民营经济结构升级乃至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广东近些年来民营科技发展迅速，根据广东省科技厅的有关报道，截至2007年年末，经广东省各级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数量达到9897家，民营科技企业总收入占全国第一，接近13432亿元。在广东省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民营科技企业数占企业的总数达80％以上，而在新创办的科技工业园区的进园企业几乎100%是民营企业，其中绝大部分属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型民营科技企业己成为推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广东民营企业意识到科技创新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建立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1993年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到来之时，国家科委就曾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问题做出过《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民营科技企业看作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在其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例如，1999年，国家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及《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设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政府专项基金作为引导性基金，提高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2002年国家出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在之前国家对民营科技鼓励的各种政策的基础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鼓励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广东省对本省民营科技发展也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94年2月《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1999年3月的《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2000年的《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2003年广东省再次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较为系统的提出推动广东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一些意见。

虽然受到这些政策的推动，但广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多是始于广东实行改革开放后，受到外来资本投资的影响。除了一部分民营企业从事商业，服务业，轻工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另外很大一部分则是使用被国外企业在母国已经淘汰的设备和技术，利用广东省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专门为外资提供贴牌生产服务。这种状况就造成了广东民营经济从整体上数量庞大，但是大多数还是集中在例如纺织，电子产品制造等完全竞争或者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广东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域仍然相对集中和稳定。民营经济的主营业务仍然是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及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民营科技创新仍未成为广东民营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对于整个广东民营企业的产业领域结构的调整的效果并未凸显出来。

3.民营经济政策对广东民营经济融资状况的影响

广东民营经济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终要在进一步做大做强，离不开资本的积累。但融资难，融资渠道不畅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难题。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标兵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担保机构之间发展也不太平衡，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担保机构不多。此相对应的却是，一方面广东各商业银行存款急需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有着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成长性的广大民营企业，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固定资产抵押或担保而得不到贷款。各商业银行和广人民营企业都急需贷款担保配套服务。

从广东民营经济直接融资渠道来看，在2006年新的《公司法》及《证券法》对原有相关条文修订之前，民营企业由于收到严格的限制，上市企业必须是规范的股份公司，而目前的很多民营企业还是公司制，不具备上市条件，且民营科技企业在民营企业整体的比重还很少，故而面对高科技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对于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而言也都是封闭的，就更不用说发行股票证券等进行融资，因此很多公司采取借壳上市的方式来获得融资的机会，但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通过上市等渠道获取融资的空间。

一方面，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不断得到政府的重视，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国家的《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保护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到广东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的政策，并且积极为民营企业和金融界建立交流平台，试图改善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的渠道。同时对《公司法》、《证券法》等进行不断的修改，加强民营企业与证券届金融界等的联系，以实现消息的畅通和沟通的顺畅，帮助民营企业通过直接融资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三、 结论

作为时刻走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前列的广东民营经济，其自身的发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便利条件，成为政府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广东这样一个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占据比例相对更大的省份而言，民营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直接对整个广东经济发展形势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从广东民营企业外贸出口发展情况、民营经济结构发展情况以及融资情况等几个政策制定比较集中的方面入手，我们看出在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环境，广东民营经济继续发展，成为广东省经济一大支柱，除了广东民营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也同近年来国家和广东省对民营经济外贸的大力支持政策不无关系。但是优化民营经济产业结构以及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受到最近金融危机对民营企业带来的严重冲击，广东省需要不断加强各项配套设施建设，创建良好的非政策性软环境，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民营经济各项政策的可实施性，才能保证政策对广东民营经济发展产生更直接有效的影响，以更顺畅的实现相应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Vamvakidis, Athanasios,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Reconsidered,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陈建新、何晓庚、肖家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第8期.

[3]《广东统计年鉴》（1998-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4]邓 楠 徐红新:《影响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法制环境研究》，《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5]林洪美:《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商场现代化》2006年8月（上旬刊）.

作者：林　怡

民营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论文 篇2：

新常态下南京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摘 要]如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发展以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阶段的平稳过渡，成为当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结合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南京区位环境优越、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完整、人才资源充足，但是经济发展突出的个性优势不足，创新环境尚待优化。本文建议南京需从产业体系构建、创新动力培育和制度环境打造方面寻求经济转型的路径。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转型；南京

一、引言

新常态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详细阐述了“新常态”的特点，即经济增长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余斌、吴振宇（2014）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出发，指出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实质是追赶进程进入新阶段，需把握好增量和总量变化的关系、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历史规律和现实创新的关系。[1]田俊荣、吴秋余（2014）从速度、结构、动力和风险层面分析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2]因此，如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发展以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阶段的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各地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虽然国外已有研究关注了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及政策（Pema，2010）、[3]产业结构和组织行为（Wandel，2011）、[4]国际贸易方式（Ketenci，2010）、[5]信贷和金融稳定性（Tochkov & Nenovsky，2011）[6]等问题，但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在经济形态上出现与其他国家转型期所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对于南京这样一个各种要素资源丰富、以重化工业为主、亟需转型的我国东部发达城市，通过结合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南京的自身实际，分析南京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现实困难及提升途径，这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新常态下南京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从区域层面看，南京经济表现出的新常态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增长速度呈现下行态势，但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通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长三角几个主要城市的对比，南京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直接关系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都十分明显。

（一）需求结构：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度偏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经济经历了阶段性波动增长过程（详见图1）。第一阶段是2001-2004年，这一时期南京经济显示出较强的经济增长态势，这四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1.1%、12.8%、15.0%和17.3%，特别是2004年达到近十几年的最高水平。第二阶段是2005-2010年，这一时期南京经济增长改变了第一阶段上升趋势，呈现出波动下降态势，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明显，从2007年的15.8%下降到2008、2009年的12.1%、11.5%，2010年有所恢复上升到13.1%。第三阶段是2011年以后，经济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剧，2011-2014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12%、11.7%、11%、10.1%，南京经济进入增速减缓、结构转型的阶段。

图1 南京各年GDP及GDP增长率（2000-2014年）

分析近十几年南京经济运行三个阶段的需求结构，发现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度偏高。对比苏州、无锡、上海、杭州这几个长三角主要城市，2000-2014年间，南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从38.4%提高到61.9%，在2010年更是达到了66.0%的峰值（详见图2）。2003年以前，南京与苏州、无锡、上海、杭州这几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从2004年以后，南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的2008-2014年，南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快速攀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渐趋于下降，从2000年的39.2%下降到2014年的25.5%。苏州、无锡和杭州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差异并不大，大约维持在40%-50%之间。可见，南京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明显比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更强。

图2 南京与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比较（2000-2014年）

（二）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主导下的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

产业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当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50%，即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就意味着进入了以服务经济主导的经济形态。自2008年以来，南京连续八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了产业演进的实质性突破，呈现出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近十几年来，南京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00-2014年间南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48.8%提高到55.8%，提高了7个百分点，形成了第三产业主导的“三二一”产业格局（详见表1）。但同期，无锡、苏州、杭州、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了8.1、9.1、14、14.6个百分点，杭州、上海第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与这些城市相比，尽管南京第三产业总体规模和水平并不落后，但第三产业的优势发挥并不明显。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分析，2005-2013年南京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幅提升，而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详见图3）。2013年南京金融业增加值846.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0.6%。2005-2013年间，南京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翻了一倍，从3.4%上升到7.2%。同期，南京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1.2%下降到10.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5.8%下降到4.6%。

图3 南京部分服务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5-2013年）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南京产业转型力度加大，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传统服务业占比有所下降，新兴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但传统服务业仍占有绝对比重。在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作为传统服务业的批发零售业占比下降了2.73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五年下降了0.3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而新兴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共6个行业门类的增长率快于服务业行业平均增速，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分别以24.0%，22.4%，20.2%的增速在14个门类中排列前三位。然而在2012年服务业14个行业门类中，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9.55%，18.77%，11.92%位列14个门类的前三位，作为传统服务业的批发和零售仍居前三甲之首。（详见表2）

通过对南京服务业五年来发展情况的分析，总体呈现出：第一、南京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已初见雏形，服务业占比和增速在产业结构中都占优势地位。第二、以商贸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以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比不断提升。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业占比相对稳定。第三、服务业各产业的年度增速波动较大，在反映出政策效应对鼓励发展产业的促进外，也具有部分产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受各类市场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总体看，以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主的新兴服务业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但传统商贸业占比依然偏高，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还有极大空间。

（三）要素结构：科技创新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尚显不足

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征，关键是提高创新要素对经济的驱动力。科技创新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创新要素的核心。南京科教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但通过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相当的无锡和较低的合肥对比，发现科技创新对经济的驱动力并不显著，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不充分、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偏低。

对比2013年南京与上海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工业企业投入与产出情况，南京不论是从事科技活动人数和科研经费投入，还是专利申请数、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均为上海的三分之一左右，投入和产出总水平都偏低。对比南京与无锡，2013年南京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多于无锡0.3万人（3.7%），但科研经费投入却明显少于无锡近46亿元（35.4%），新产品销售收入也低于无锡544亿元（25.9%）。对比经济水平低于南京的合肥，2013年南京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和科研经费投入大约是合肥的2倍，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新产品产值仅是合肥的1.3倍左右，甚至专利申请数少于合肥（详见表3）。在总体规模上南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新产品产值比合肥略高，但差距并不是太大。并且，由于南京本身的经济体量比合肥要大得多，南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43.0%，反而比合肥低10.1个百分点（53.1%）。合肥除了家用电器、农副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外，近几年来其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平板显示及电子、光伏及新能源产业已迅速成长为合肥的支柱产业。2011-2013年间，平板显示及电子产业每年分别以249.2%、44.2%、67.2%的速度增长，光伏及新能源产业以385.0%、41.3%、16.9%的速度增长。2013年，合肥市的机器人和显示产业被列入了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试点。就南京自身而言，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10%有可能应用转化，高校承担的国内科研课题中只有20%直接面向市场应用，这与高校40%的投入反差较大。可见，南京创新资源优势充足，但投入特别是经费投入尚显不足，尤其是产业转化优势并不明显。

三、 新常态下南京经济转型的现实困难

经济转型并非经济运行周期中的阶段过渡，而是重要的阶段，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南京经济转型中还面临一些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势必成为实现经济平稳过渡的障碍。

（一）经济下行的宏观大背景为转型提供的空间有限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的阶段，尽管经济增速放缓符合一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增速回落的普遍规律，同时，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来讲，经济转型是需要增长速度的减缓来提供空间的，但这里的经济减速并非内在增长动力不足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足相关联，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增速减缓和经济转型就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转型会进一步导致经济下行，而保增长又会使转型搁浅，甚至进一步加剧由于金融危机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效应，以致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成本高企等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使转型半途而废。

南京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从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南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加之南京是传统行业、传统企业以及这些行业企业密集的地区，所以，近几年经济转型既是南京应对国际环境变化谋求新增长红利的燃眉之举，也是新常态下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良方。然而，从以上对南京近年经济运行阶段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速从最高的15.8%已经下降为2015年的9.1%，经济下行在不断吞噬经济转型的空间，经济的进一步下行还会造成就业岗位的流失和财政收入的下降，从而使政府不得不保增长。如果持续在增长和转型中徘徊，平衡政策，将贻误目前转型取得的成果。

（二）重化工的工业结构升级在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效应

产业结构偏重是南京的显著特点。石化、钢铁、汽车、电子四大支柱产业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在南京经济总量中占有绝对的比重，是南京经济的重要支撑和财税的主要来源。2014年，四大支柱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6.1%，利润占工业企业利润的60%.南京经济转型的重点就是要在存量上把过重的工业结构调轻。“十二五”时期，围绕工业结构的调整，南京提出了支柱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品牌化的战略。特别针对耗能过高、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采取“四大片区”整体搬迁的计划。然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却困难极大。南京原有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产业水平与南京市土地、劳动力资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经济发展必须走低资源消耗和集约化道路。南京土地面积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列倒数第3位，人均占地面积居倒数第4位，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61%和43%。比较城市地均产出，2014年南京市单位面积GDP产出为5721万元/平方公里，在全国全国同类城市中仅排名第13位。更为严重的是制造业结构的重化工依赖，将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和能源、资源危机。石化、冶金、电力、钢铁等传统行业均为高耗能产业，能源与矿产资源消耗量巨大，尤以石油消耗最多。同时，重化工等高能耗产业也带来排污量大、排放强度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2014年，尽管整治污染、压减燃煤力度空前，超额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但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2.91亿吨）、工业烟尘排放量（2.93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4671.10亿标米）等主要排放指标还远超省内其他城市，高居第一位。南京工业能源消耗量占全社会综合消费总量的80%，单位国土面积COD负荷是江苏省的2倍，全国的15倍。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同比增长3.1%，其中，年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的重点项目工业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同比水平并没有明显下降。南京面临的资源瓶颈约束和环境压力在目前重化工的产业结构面前依然成为转型难以快速见效的根本障碍。

（三）体制机制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主体作用的保障力度不足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民营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主体，是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是否有活力、成长性怎样对经济转型的成败起着直接的作用。南京民营经济与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对比，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前南京民营经济发展亟须破解的三大问题都与现今体制机制对民营经济保障力度不足相关。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放开市场、国资国企退出和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三大环节上还存在很大的制度障碍。一是对民营经济地位的认识问题。民营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南京转型创新跨越发展至关重要的力量。这方面的认识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就无法真正放胆、主动去发展民营经济。二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问题。南京民营经济整体不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企“手伸得太长”，挤占了多本该属于民营企业的市场空间，既对民营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也导致国企自身主业不够突出，竞争力不强。三是政府管理服务的效率问题。南京民营经济整体不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委政府作为不够，对民营经济研究不够深、支持不够足、服务不够优。尤其是市场准入政策及执行上，依然存在较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

四、政策建议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无论国家或是城市，经济转型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产业是基础，动力是关键，机制是保障。鉴于新常态下南京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和存在的现实困难，从南京的比较优势和禀赋特征中寻求经济转型的路径，将是现实的选择。

（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体系

目前，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从立足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拓展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改变重化工的产业固化格局，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当前，电子、石油化工、汽车、黑色金属、能源等是南京的支柱性产业。要积极利用各方面智慧实现对石油化工等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转移或改造，同时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改造提升其他传统产业，做优、做精、做强现有重点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南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众多，两院院士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在全国城市中居于前列，科研实力雄厚，人才资源充足。这为南京发展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南京要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南京的人才资源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一条理想而有效的途径。2014年，南京市六大类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5372亿元，同比增长15.5%，超出全市工业平均增速10.2个百分点。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兴显示产业规模均已达千亿以上，前者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四，后者居全国第二；下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电网两大产业正在加速向千亿级产业迈进；智能电网产业规模占全省智能电网产业总量三成以上，产业整体实力雄居全国首位。其次，积极拓展服务业，努力打造服务型经济。南京是六朝古都，古迹遗址驰名，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厚；同时，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艺术团体众多，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对于南京具有比较优势。目前，南京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呈相对良好趋势。因此，加快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培育健全有影响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对构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体系具有积极的作用。助推新兴产业强势领跑工业经济。经济增速放缓、生产成本提高、土地空间越来越小，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新兴产业当仁不让成为拉动南京工业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含金量的“急先锋”。

（二）推动创新成果产业转化，培育现实创新动力

南京是极具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的城市。然而，要使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会真正体现创新的价值。2015年南京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60%，超过了国家50%的水平。但目前，世界创新领先型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70%以上。以此来看，南京科技成果转化率还有一定差距。一方面科研院所里科研成果“锁在深闺”，一方面企业科技缺乏核心科技“嗷嗷待哺”。南京地区高校应用型成果转化率为86%，但在南京就地转化不到一半。这些无不表明，科技成果转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科技成果的转化是创新与产业对接的重要环节。所谓转化，是指对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产业，实现生产力水平大提升。提高南京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在科技体制改革，从制度设计上加大创新科技奖励力度，在评价办法上，加大市场评价技术成果的权重，着重奖励在市场得到应用并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同时，要推动企业开展股权和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长期激励机制。科技奖励政策和激励机制是“指挥棒”，以先行先试精神用好这个“指挥棒”，对于改变“重理论成果、轻成果运用”现象，把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必将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同时，要探索科研经费投入竞争激励机制。对于基础性研究，要提高竞争性研究资金在政府经费中的比例，设立多样灵活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对于应用型研究，变财政资金的无偿拨款为有偿投资，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并且探索入股奖励、收益分成、股权奖励、股权出售、期权奖励、分红奖励等方式进行激励，引导专业科研机构队伍主动与企业、市场结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

（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制度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转型现实问题的重大举措。2016年，政府部署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项工作任务，分项落实到南京，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非最为突出和紧迫的任务，南京的重点应集中于降低企业制度成本，特别是通过政策利好催生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为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打造宽松制度环境。2015年，南京在推进第二阶段综合改革过程中，按照“改革任务条目化、责任部门化、进度节点化、推进网格化”要求，突出“放开民间投资及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等六个主要方面，扎实推进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当前，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南京可借鉴浙江、苏南等地的经验，为民营经济的创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扩大内资企业准入领域。除了一些涉及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态安全、过剩产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等领域进行禁止和限制外，其他投资领域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宽进严管的企业准入制度。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服务体系。通过建立民营企业发展基金，成立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放民营企业信贷风险补偿金、标准品牌质押融资等途径，多方设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减负。应不断规范对企业的收费项目，精简对企业的行政性审批程序，为企业办事提供优质服务。

政府自身也要在职能转变和权力“瘦身”上下功夫，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加强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一是梳理民营资本投资的重点领域和项目，鼓励以PPP、股权投资、委托运营等多种形式参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市政工程、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二是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不断规范优化审批行为，减少审批环节和办理流程。三是筹建企业和个人公共行政管理诚信体系，完善信用分类管理制度，创新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机制。四是制定新产品首购首用制度，建立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对采购方给予补贴。五是面向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市财政出资设立应急互助基金，重点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银行续贷困难。

参考文献：

[1]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2]田俊荣、吴秋余.经济增速这次恐怕回不去了[N].人民日报，2014.

[3]Pema E.Trends in the Albanian Labour Market： Who are Albania’s Unemployed？ [J].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10，（4）.

[4]Wandel J.Business Groups and Competition in Post-so-viet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Russian’ Agroholdings[J].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2011，（4）.

[5]Ketenci N.Major Determinants of Current Account in Russia[J].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10，（4）.

[6]Tochkov & Nenovsky.Institutional Reforms， EU Accesdion， and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Bulgaria[J].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2011，（1）.

（责任编辑：辉 龙）

作者：李桂华 吴浜源

民营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论文 篇3：

大力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一以贯之、精准推进，推动民营企业不断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当前，部分民营企业在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等方面遇到一些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突出困难。

【关键词】改革开放 民营经济 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贯方针，阐述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民营经济地位“四个重要”的重要观点，提出六方面的重大政策。这为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坚定信心，也为我们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成就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8年10月末，我国私营企业数量达3067.4万家，个体工商户达7137.2万户，个体私营主体数量占全国市场主体数量的95%以上。2017年全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有226家。民营经济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社会财富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大幅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产值占GDP比重为4%左右，到2017年末，民营经济占比已超过60%。二是民间投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连续五年超过60%，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占比超过80%。三是民营企业成为重要的市场供给主体。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了全国80%的日用消费品、60%以上的中高档消费品，提供了75%以上的生活消费服务。

民营经济是增加居民就业的主力军。在国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利好政策作用下，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成为增加就业的“蓄水池”和“主渠道”。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已达3.6亿人，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每年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工作。民营企业积极参加扶贫、教育、医疗、慈善等各类公益事业，成为慈善捐赠的重要力量。2017年，民营企业捐赠483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的50%以上。

民营经济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持，推動产业加快迈向中高端水平。目前，民营企业在轻纺、食品等行业已占绝对优势，在高端制造等行业占三分之一甚至是半壁江山。全国技术创新成果的70%、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开发新产品的70%，都来自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上海、天津、广州的科技型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九成。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型制造、数字创意等领域，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脱颖而出，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主体，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民营经济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新兴力量。民营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充分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推动实现全球要素的优化配置。一是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10.7万亿元，接近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其中出口额达7.1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5%，为增强我国外贸竞争力、推动出口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2017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海外投资存量近三分之一，参与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六成以上。三是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一批民营企业逐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行业“单项冠军”或“独角兽”企业。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经验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持续营造民营企业良好发展环境，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探索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需要坚持和发扬。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不断探索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从最初的单一公有制，到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到“两个毫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这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被写进党章、载入宪法，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我们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我们着力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突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日益优化，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活力竞相进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和强化了市场化进程，促进了产权、土地、劳动力、信息等多种要素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丰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

坚持强化政策引导，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一以贯之、精准推进，推动民营企业不断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从“非公经济36条”到“民间投资新36条”，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大幅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紧紧围绕健全财税金融政策、完善产权保护、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着力营造平等竞争、公平发展的营商环境，有效清除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破除各项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持续强化预期管理，加大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坚持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民营经济发展强化人才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在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中，民营企业家秉承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做精主业，专注品质、诚信守约的精神，不断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制定出台了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政策措施，健全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大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促进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遍地开花，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业、创新、创造热情，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着力营造良好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当前，部分民营企业在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等方面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企业出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建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等。这些困难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好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协调部门的作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突出困难，大力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营造良好宏观经济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协调，把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结合起来，强化政策合力，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各项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发展国内市场，使广大民营企业有更多更好的市场机会。

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2018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修订形成《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行调整，不断提高清单的科学性、规范性。加快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领域改革，提升服务质量效率。稳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

加大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拓宽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7个重要领域，开展了三批50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参与，试点企业的改革成效正在快速显现，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利共赢。下一步，将尽快启动第四批试点，持续释放试点示范效应。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企业股权结构优化，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制定出台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员工持股等政策措施，完善與混合所有制企业相适应的市场化薪酬机制和更加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探索适用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资监管新模式。

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加强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工作，推动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取得重要突破。下一步，将推动从立法层面强化产权保护，推动在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上取得更大突破，解决一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问题，发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示范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在更多创新活跃地区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持续推进城市信用状况监测预警评价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拖欠应收账款专项治理，信用基础建设持续完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实现全覆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归集量逾285亿条。下一步，将重点推动创业投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对信用好的创业投资企业实施联合激励，对严重失信的实施联合惩戒。继续推进全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优化升级，加加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抓紧研究出台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措施，增强涉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推动地方政府强化诚信履约意识。

破除民间投资发展障碍，释放企业投资潜力。2018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提出了一批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召开全国促进民间投资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民间投资持续保持回升态势。下一步，将进一步巩固民间投资良好发展势头，重点是抓长效、优服务、清障碍。抓长效，就是每年常态发布向民间资本推介的项目清单，对已公开推介的项目，明确支持措施，持续做好跟踪调度和后续服务，使民间资本进得来、稳得住、能发展。优服务，就是进一步清理投资审批事项，加大国家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和应用力度，实现各类审批事项办理平台全覆盖，全方位提高投资服务引导水平。清障碍，就是鼓励民间资本重点投向国家重大战略及补短板领域项目，继续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隐性障碍。

进一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2018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清理规范一批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或停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推动2018年既定的降成本政策措施全部出台，预计全年降成本将超过1.3万亿元。鼓励各地借鉴有关地方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银税互动”等做法，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积极支持优质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牵头制定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下一步，将重点围绕企业税费负担重、政策获得感不强等问题，着力增强政策含金量，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取消违法违规收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让企业切实享受到减负政策带来的好处。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营商便利度。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启动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开展营商环境试评价，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营商环境排名由去年第78位大幅跃升至第46位。下一步，将加快建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部分省市县区全面推开营商环境评价试点，2020年在全国推开。继续清理精简审批事项，实行审批事项、申报材料清单化管理，进一步压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公共服务业务流程再造，减少不必要的办理环节和要件。着力构建项目先建后验、合法权益损失补偿、长期帮扶服务等制度，大力推动解决“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征集到的办事堵点问题，助力营商环境实现大幅度提升。

责编/孙垚 美编/李月敏

作者：宁吉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