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责任研究论文

引用：传统的国家元首豁免权是一国主权的对内的权威性和对他国主权的对外的独立性的让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刑事责任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际刑事责任研究论文 篇1：

国际刑事责任承担主体及其责任分配问题探析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社会交往愈加的密切和频繁，国际行为不仅在一国领域内发生着作用，并且对于周边国家或是利益相关国，甚至是对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有好有坏的。坏的作用包括不法行为、不加禁止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也包括由国际罪行的发生所导致的危害影响，这就要求有适格主体对其不利后果进行承担责任。本文就国际刑事责任的概念、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界定以及承担责任进行探讨、分析。试就个人在国际刑事责任中的地位和国家是否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等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关键词：国际刑事责任；责任主体；责任分配

作者简介：张结桥（1962-），男，本科，中共望江县委党校法学讲师，副校长，研究方向：法学基础理论、程序法。

一、国际刑事责任问题现状

传统的国际法责任将国家不法行为作为国家承担国际法责任的前提条件，但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工业化和交通运输业一体化以及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传统理念认识上的国家不法行为作为责任基础的国际习惯法已经不足以应对新形势下国际违法行为的责任认定和承担情况。在1996年的联合国大会国际法委员会日内瓦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工作组提议的条款草案中便出现了对国际合法行为和国际法未加规定行为所产生的跨国界损害责任做出相关的规定。但对于严重违反国家国际义务的国际违法行为，即对于跨国界损害行为责任本身在国际法上并没有进行明文规定，责任承担的统一标准、适用的法律、承担的方式和承担责任的主体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近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疯狂干预国际社会正常秩序，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损害国际人权的行为急需国际法加以规制、惩罚以及预防。

二、国际刑事责任概念探讨

（一）国际法律责任定义

了解国际刑事责任概念，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国际法律责任。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律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从事违反了国际法规则的行为，或是说当国家违反了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时，在国际法上应承担的责任。①或是认为国际法主体对其不当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意义旨在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和正常的国际关系。②

似乎，国际法律责任或国家责任的概念定义里没有包含比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性质更为恶劣、损害结果更为严重的国际违法、犯罪行为所产生的责任进行理论和实践解析，仅是通过例举方式，将关于战争、危害人类、灭绝种族和侵略等一系列危害国际社会安全和人类利益的行为归类到“核心犯罪”。③“核心犯罪”即是被认为是国际上高度危险的犯罪行为，其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下，同时，这类犯罪行为也是涉及个人刑事责任。

（二）国际刑事责任定义分析

国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是可以看作是同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国际犯罪具有主体组织性、行为恶劣性、影响范围广以及损害结果严重等一系列特性。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实施了犯罪行为，即广泛或有系统的针对平民人口所进行的攻击，④此则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概念外延。《罗马规约》第25条规定，国际刑事责任具备以下条件：（1）对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犯罪进行命令、唆使或者引诱；（2）在实施犯罪活预备犯罪的过程中以帮助、教唆或其他方式协助完成犯罪行为。⑤根据《规约》来判断，只要在法院管辖范围内实行了违反国际刑法规定的都应当承担其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和个人在实行了国际犯罪行为后，所引发了国际法上的法律责任而应当承担的便是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传统的国际社会对国家是否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通常是否认的。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威廉皇帝和其主要将领的审判和对德国、日本战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国际社会重新确立了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新概念和规则。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第9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和国际义务且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行为则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万国公法》中曾被规定：“海盗属犯公法之案……故各国兵船在海上皆可捕拿”⑥直至近代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下简称《罗马规约》第二编第5条也列举了国际法院管辖下的一部分的国际犯罪行为如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⑦

三、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认定

（一）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认定

个人在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学界争议不大。个人刑事责任是指个人因实施违反国际刑事法与成文刑事法的禁止行为，而应承担的接受国际社会或相关国家法庭审判的义务⑧。有人质疑国际犯罪都是具有跨国性和集合性质的犯罪，并不需要讨论决定是否个人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网络的出现，现行的国际犯罪呈现出新型并且高技术的发展，或多或少经过网络方式发生的国际犯罪交易也是层出不穷。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刑法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确定个人是否参与实施了犯罪，也需要的是确定个人在国际犯罪中对共同犯罪行动的犯罪设计构架的贡献。

（二）法人国家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认定

法人犯罪问题在国际法上和各国国内法上就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都存在争议。国内外学者对于法人犯罪所依据的理论学说和归责基础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法人犯罪本身就是公司组织内部的个人行为犯罪，因此不存在法人承担责任的情况，将这一法人行为直接归结于公司组织高管或是决策者的个人犯罪行为，应当由个人承担责任；也有学说认为法人在国内法上是独立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财产并且能够独立的承担责任。而公司组织内部个人意志即是法人集体意志，因此，应当由法人组织和个人分开独立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有国家采取了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理论，认为法人和个人在同一国际犯罪行为中，两者体现的也是同一的犯罪意志，两者都是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个体，因此，应当择其一来承担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不利后果。法人意志是个人意志的集体结合体现，由单独个人来承担自己这部分犯意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显然是难以操作的，所以，由法人来代替个人意志完成整体承担责任被认为是适当的，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则采取了这种国际刑事责任承担模式。

（三）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认定

国家是否是国际刑事责任主体、是否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和是否能受到刑事惩罚颇具争议。有学者认为，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内刑法上的法定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而只能承担属于各国附加刑中的罚金，所以国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国家不能承担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罚而否认国家不是责任主体，这显而易见是个伪命题。

国家是否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国家是否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二是国家是否可以成为责任承担主体。国家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法主体，也是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主体。国家行使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后产生的损害结果，是应当承担其责任的，即国家是具有承担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和国际损害责任的主体资格。国际犯罪属于最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如果国家被认为是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主体，就意味着国家也应当被认为是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推论出国家应当是具有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责任是否能被承担或是承担责任的方式并不是认定国家承担资格的标准，相反，从侧面证明了公众认可国家必须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是对如何承担责任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四、国际刑事责任承担问题探析

（一）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管辖权及管辖机构

通常，当个人是国际犯罪主体时，有两种管辖方式。一是由国内的法院对个人国际犯罪管辖，二是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个人国际犯罪进行管辖。国内法院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行使管辖权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情形是现今国际社会实践中的主要方式，其基本模式是个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且存在国际因素，同时造成严重损害结果而应承担责任时，国内司法机关可以将其罪行转化为本国法上的刑事责任；或者是通过“引渡或起诉”的原则将罪犯移交给其他有管辖权的国家进行审判和处罚。⑨这一模式的实现有两个条件：行为确实具有国际违法性和本国法院有管辖权。但是，对于那些犯有严重违背国际公共义务的国际罪行或是违背人类基本人道主义义务的罪行，如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安全罪等，一国的国内法院就很难对其单独管辖。单一国家的国内法院对个人刑事法律责任的管辖就不能平衡受损国家利益，这一模式的缺陷则显而易见了。

为了弥补单一国家国内司法管辖的不足，以国际认可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国际犯罪行为进行统一管辖审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个人国际犯罪的管辖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产生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军事法庭、卢旺达国家军事法庭等一系列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特设的国际法院所做出的审判活动和判决行为。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例进行阐述：在经过远东军事法庭中对日本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的罪状的认定，最后给予日本28名甲级战犯犯有的侵略罪行进行了审判和判决。远东军事法庭以对国际战争罪的管辖权审判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个人国际犯罪行为。

（二）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

1.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关于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问题，“从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方式上来看，有直接刑事责任与间接刑事责任两种”⑩。实施或企图实施国际犯罪、犯罪前后或过程中促使国际犯罪行为发生、教唆和共谋实施或推动国际犯罪实施的个人应当承担直接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或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团体、明知、预见其所在团体或组织将实施犯罪而不退出者、负责团体或组织中指挥或命令者应当承担间接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

国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而国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也是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是参与行为、主观上的故意、行为对犯罪结果的直接贡献和最后的参与程度○11，这四个国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决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或承担责任的大小、方式。参与行为是国际刑事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可以算是承担责任的基础要件。同时，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主观上必须是认知到其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对结果的预期性。行为人的参与程度与对犯罪结果产生的作用决定承担责任的大小。

2.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成为国际刑事责任承担者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但是，对于何种行为，即何种犯罪行为是可以归结于国家实施的行为，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界定。首先，国家代表人，被国家授权能够以国家名义实施行为的人的任何犯罪行为国家应当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其次，具有行使国家公职资格，且行使国家公职过程中的犯罪行为也应当被认为是国家犯罪行为；最后，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国际人道主义义务，这种不作为行为也是国家犯罪行为。国家行使国际犯罪行为是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标准。

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上，由于国家犯罪行为是个人和国家两个主体共同完成的。因此，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具有主体双重性质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罚金为主，更为严重的则是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制裁等；而对于国家刑事责任中个人承担部分则是和国内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一致，罚金刑、徒刑、死刑和资格刑。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与法人刑事责任承担是不同的，法人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在学理界和实践上还存在争议，而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是确定的国家和个人双重主体共同承担责任模式。

（三）国际刑事责任中共同犯罪的责任承担

国际刑法中的国际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方式的最初界限是模糊而笼统的。《纽伦堡宪章》第6条规定凡参加拟定或是执行犯罪共同计划或密谋的领导者、组织者、发动者和共谋者，他们均对此类犯罪行为的一切行为负有法律责任。单纯适用单一正犯模式和正犯共犯区分模式在国际法刑事责任承担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有缺陷的。犯罪参与中的从属性关系决定可罚与否，但是否一定是刑事责任分配标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从属性关系不是责任承担的依据，共同犯罪中组织成员所起到的作用才应当是决定国际刑事责任承担大小的主要因素。在国际刑事责任中，由于各国学说理论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同，在责任认定方式上也是各有侧重。一个国际共同犯罪的组织成员如存在多国籍的情况，有可能因为其国籍的不同而接受的刑事处罚和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同的。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各国对于共同犯罪的国际刑事责任适用标准和方式将会不同，这是国际刑法上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实践上难以融合和消解的理论、实践差异。

确立国内司法管辖与国际刑事司法审判机构管辖的互补模式以及个人、法人以及国家三重主体资格认定的国际刑事责任司法体系，将对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研究以及构建稳定国际社会秩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注释 ]

①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98.

②梁西.国际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90.

③[德]格哈德·韦勒.国际刑法学原理[M].王世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

④刘大群.国际法上的国家刑事责任问题[J].刑事法评论，2007.

⑤[美]谢里夫·巴西奥尼.国际刑法导论[M].赵秉志，王文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34.

⑥[美]亨利·惠顿.万国公法[M].[美]丁韪良译.何勤华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13.

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1998，下简称<罗马规约>.

⑧王秀梅等.国际刑事审判案例与学理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86.

⑨周海忠.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61-662.

⑩谢望原，聂立泽.国际犯罪个人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EB/OL].http//www.docin.com/p-240912984.html.

○11王秀梅等.国际刑事审判案例与学理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97.

作者：张结桥

国际刑事责任研究论文 篇2：

互联网时代从个人刑事原则的确立看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发展

引用：传统的国家元首豁免权是一国主权的对内的权威性和对他国主权的对外的独立性的让步。传统理论对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排除适用基本上只体现在国家元首的“非主权行为”，随着国际人权主义的兴起，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逐渐确立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由此对国家元首的豁免权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本文着重分析个人刑事原则的确立对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影响及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发展方向，希望对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有所帮助。

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2006年3月被移交给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他被指控犯战争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等11项罪行。在现任和前任非洲国家元首中，泰勒也是第一个因战争罪面临国际法庭审判的人。泰勒案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泰勒的辩护律师曾提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对利比里亚和利比里亚国家元首不具有司法管辖权无权庭审泰勒”的辩护理由，但并没有成功。从泰勒案可以看出传统的国家元首的豁免权受到了很到的冲击，渐渐兴起并被不断认可的个人刑事原则的确立与国家元首的豁免权如何权衡成了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一、国家元首豁免权概述

（一）国家豁免权的产生依据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是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审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豁免权一词出自拉定文“immunis”、“immunitas”（豁免、免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专题的报告中写到：“国家豁免原则是两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土原则和国家人格原则，这两者是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其中，领土原则是指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管辖范围内具有最高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主体及其行为都应受其管辖。这一原则体现了该国家主权的第一种特性：对内的权威性。此处的国家人格原则是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外具有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他国无权对其进行管辖。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主权的第二种特性：对外的独立性。

（二）国家元首豁免权概念

国家管辖豁免原则“是一项早已确立和无争议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其初衷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行为和财产免受其他国家的干预，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国家行为的豁免。国家是抽象的实体，国家行为主要是由国家机关实施的，归根到底，是由组成或代表国家机关的个人实施的。主要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国家元首等）、地方政治实体机关的工作人员、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实际代表国家行事的其他人。当这些主体代表国家实施具体行为时，其行为被视为国家行为，根据主权平等原则， 实施国家行为的个人受到国家管辖豁免规则的保护。

具体来讲，国家管辖豁免，又称为国家主权豁免或国家的司法豁免。它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他国的管辖。豁免的范围从广义上说设计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的豁免；狭义而言，仅指司法管辖的豁免，即指管辖豁免权、司法豁免權和执行豁免权。国际法学者朱文奇教授指出：“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国行为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的司法管辖，其内容当然包括对他国国家元首及外交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奥本海国际法》也明确指出：“国家平等的第三个后果是：按照‘平等之间无统治权’的规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主张管辖权。因此，虽然国家能在外国法院上提起诉讼，然而它不能在外国法院被诉，除非他们自愿服从该法院的管辖”。

由此可见，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豁免权是狭义的国家豁免权，本文亦是采用狭义的豁免权概念。国家元首豁免权则是指出于主权平等原则，国家元首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时，其行为及财产不受其他国法院、法庭的司法管辖。

二、从豁免权到个人刑事原则的发展

（一）个人刑事原则的概念

依照古罗马法律体系，法律实体（les personalities morales）是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只有个人才可以。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实然性，是指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事实存在。无论是国内刑法，抑或国际刑法，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始终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的成功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个人刑事原则（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简称），即任何人凡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者，应对此行为负责并受处罚；国内法对构成国际上的犯罪的行为不处以刑罚的事实，不能免除刑事该行为的人在国际法上的责任；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的人是作为国家元首或者政府负责官员而采取行动的事实，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根据政府或上级命令采取行动的事实，如属此人实际上可能进行道义上的选择者，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从概念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行事原则具有严格的意义，不仅排除了一般行为人在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时应负的国际责任，也明确排除了国家元首在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时的豁免权适用。

（二）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个人刑事原则对传统的豁免权具有很大的冲击，同时在人权保护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个人行事原则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规约》针对土耳其官员和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法罪行”个人的起诉规定，可视为国际社会追究国际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尝试性开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在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战胜过同盟决定建立第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主要涉及起诉凯萨·威廉二世、德国战犯和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土耳其官员。虽然协约国试图起诉的初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夭折，但却为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基础。

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著名的“纽伦堡原则声明”进一步确定，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直接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声明规定以下原则：“原则一：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原则二：国内法不处罚违犯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原则三：“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原则六：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一）反和平罪（二）战争犯罪（三）反人道罪。原则七：共谋犯下原则六所述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罪行…”该原则明确了直接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构成国际法上的反和平罪、战争犯罪及反人道罪时，可以不顾及国内法的规定，同时国家元首的身份不能成为免责事由。

（三）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

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到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都进一步明确了个人刑事原则。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中也都有属人豁免规则的规定，都明确表示针对法庭管辖范围内的国际犯罪行为，属人豁免不能适用。这两个法庭是安理会设立的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与安理会是垂直关系。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联合國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需要积极配合并协助两个法庭的工作，即使协助的工作会违反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因此，当两个法庭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执行法庭逮捕令、引渡或移交犯罪嫌疑人会违背该国家对第三国的属人豁免义务时，被要求的国家只能违反它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虽然针对国际犯罪行为，国际习惯法保护国内法庭的属人豁免，但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属人豁免的排除影响了属人豁免在国内法庭的适用。因此，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案中，塞拉利昂法庭作出裁决，塞拉利昂是国际法庭，并非国内法庭，面对国际犯罪行为，泰勒不享有管辖豁免，应该接受法庭的审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还规定，被告的官方地位，即不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部门之负责官吏，均不应成为免除或减轻惩罚的理由；政府或上级命令，也不应成为免除被告责任的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有类似的规定。

1998年7月通过的《罗马规约》对“个人刑事责任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规约》的管辖也是广泛的，只要犯罪发生地国或被告国籍国中有一个国家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规约第5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都具有固有管辖权。《规约》第二十五条对个人刑事责任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同时声明“规约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任何规定，不影响国家依照国际法所负的责任”。第27条第2款规定“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可能赋予某人官方身份的豁免或特别程序规则，不妨碍本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

三、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发展方向

（一）个人刑事原则对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冲击

1998年皮诺切特在英国访问和治病期间，西班牙法官加尔松据西班牙的要求签发了一项临时拘捕令，指控皮诺切特在担任智利国家元首期间犯有种族灭绝、实行酷刑和劫持人质等严重罪行，英国警方在其就医的医院将其拘捕。智利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皮诺切特作为智利前国家元首享有不受英国管辖的豁免权。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判决认为，皮诺切特作为智利的前国家元首，就其任职期间履行公务的行为在英国享有刑事管辖的豁免权。因此，伦敦警察当局对皮诺切特签发的临时拘捕令应予撤销。伦敦警方不服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判决，向英国上议院上诉。上诉法院则裁定皮诺切特不享有英国刑事管辖的豁免权，理由是皮诺切特所犯罪行十分严重，根据英国法律和国际法均应受到严厉惩处。最后鉴于英国的引渡法规定不得引渡健康状况不适宜接受审判者给要求引渡的国家，英国政府允许皮诺切特返回智利。

皮诺切特是幸运的，相比之下，泰勒就不幸多了。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案中，塞拉利昂法庭作出裁决，塞拉利昂是国际法庭，并非国内法庭，面对国际犯罪行为，泰勒不享有管辖豁免，应该接受法庭的审判，最终泰勒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50年监禁。泰勒成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第一个被国际司法机构认定有罪的国家元首。

从皮诺切特案到泰勒案，可以看出个人刑事原则对国家元首豁免权的巨大冲击，不管是在国内法庭还是在国际法庭上，面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国家元首的管辖豁免权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限制。当然，个人刑事原则的适用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排除使用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二）个人刑事原则适用的限制

1.是否职务行为

国家元首主要是基于属物的代表身份来享受豁免的，国家元首的豁免不是给与其元首个人的，而是给予国家的，它不因国家元首官方职务的变化和终止而失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序言中针对外交特权与豁免权指出，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权的目的时确保代表国家的使馆能够有效执行职务，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职务终结的国家代表对其执行职务期间的公务行为始终可以援引国家豁免，只是对其执行职务期间的私人行为不得援引国家豁免。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第3条第2款规定了：“本公约不妨碍根据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个人的特权和豁免。”本条款所做的保留是指国家元首的私人行为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应当以国际习惯法来处理，不在国家主张的豁免范围内。国际习惯法规则也明确规定属人豁免仅仅在国家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外交官在职期间实施的国际犯罪时阻碍外国国内法庭的起诉。

2.是否严重国际犯罪行为

有学者指出：“如果国家及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做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酷性以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就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刑事法院中，《罗马规约》第27条第2款规定属人豁免不适用于法院管辖的国际犯罪行为。纽伦堡原则声明中也明确规定个人刑事原则对象为反和平罪、战争犯罪、反人道罪。

3.是否条约国

按照国际条约的原则，国际法院的相关规定应仅适用于条约国，但是从个人刑事原则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某些条约中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排除适用已经突破了该原则。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面前，国际法中的属人豁免规则被完全排除。但是，由于两个法庭的特殊性，不能因此证明国际习惯法属人豁免在国内法庭适用的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不能认为针对国际犯罪行为，所有的国际法庭都可以排除属人豁免的适用。国际刑事法院是基于条约建立的，因此法院不能够要求非缔约国必须与法院进行合作，只有缔约国才有于法院合作的义务。《罗马规约》却试图排除所有国家的属人豁免，没有区分缔约国和非缔约国。

（三）国家元首豁免权发展方向

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一个显著发展就是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新的法律分支对传统国际法的诸多领域提出挑战，国家豁免理论也不例外，随着个人刑事原则的发展，传统豁免理论受到一步步的冲击。

首先，國家元首豁免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所指出：“随着人权法的发展适用于自然人的对外国人的责任法开始涉及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国家开始引用当代人权准则为基础来对其国民进行损害赔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元首豁免理论发展至今，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进一步缩小。

其次，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即初犯严重的国家犯罪的）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再次，最近10年以来的国际实践显示，大量针对外国政府的民事诉讼被起诉到国内法庭，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法庭，引起这些诉讼的酷刑行为发生在被告国家或其它国家的境内而不是发生在法院地国境内。当国家违反具有强行法性质的人权规范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豁免的主张都得到国内法院的同意，但国内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表现出对以下观点的赞同：当国家违反具有强行法性质的人权规范时，它不能主张国家豁免。

最后，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元首豁免权两个最新的动向，这两个最新的动向为国家元首在严重侵犯人权时不能主张豁免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其一是英国上议院对“皮诺切特”案的判决，这个案件表明，在国家官员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下，豁免权是有限的，国家官员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对于在本国实施的酷刑行为不能主张豁免。其二是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修正案即美国《1996年反国家恐怖活动法》所包含的国家豁免的新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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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文奇.国际法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与管辖豁免问题[J].法学，2006，（9）.

[5]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劳特帕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 上卷第一分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潘玉萍.浅谈国家元首的豁免权[J].学习与思考，2012，5.

[8]杨力军.《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浅析[J].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

作者简介：杨二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2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杨二慧

国际刑事责任研究论文 篇3：

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与其管辖豁免权问题探讨

摘 要 国际犯罪和国内犯罪一样，都是由一定的主体实施的；任何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主体，都应该对其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伴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也已成为刑法或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主张任何个人(自然人)如果犯有国际法罪行都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对传统国际法上豁免原则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主要从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出发，对个人豁免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个人刑事责任 管辖豁免 个人管辖豁免权

个人对其实施的国际犯罪，特别是对其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实施的国际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是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下面笔者从个人刑事责任开始进行讨论，对个人刑事责任豁免权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个人国际刑事责任概述

（一）刑事责任。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该承受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行为人行为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的谴责的责任。

（二）国际刑事责任。

对于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解，理论界存在诸多解释，笔者比较认同法律后果说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以违反国际义务为前提，国际犯罪主体因实施了危害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并依照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受到刑事制裁的一种法律后果。

通过上述对国际刑事责任的分析，可以自然地推导出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国际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国际社会依据国际刑法对行为者所作的否定性评价。

二、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与其管辖豁免权

国际法已经明确了对某些违反国际法行为负责的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应该看到，从以私人身份行事的个人到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被确认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由国内法庭到由国际法庭追究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国际法中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国际法上,个人豁免权是与“国家管辖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相互联系的问题,“国家管辖豁免”与“外交特权与豁免”是两个紧密联系却又明显不同的概念。本文所研究的管辖豁免问题仅限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司法管辖豁免,而不涉及外交豁免,因此只从国家管辖豁免角度入手,根据国家豁免原则探讨个人刑事责任管辖豁免的问题。

（一）国家豁免原则。

国家豁免，又称国家管辖豁免、国家主权豁免或国家的司法豁免，是一个与国家的管辖权有关的问题。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先生指出：“国际法所说的国家的司法豁免问题，是指国家的财产和行为免受外国法院管辖，或者从相对面说，是一国的不对外国国家的行为和财产刑事管辖的问题。

（二）国家豁免原则对国际犯罪的不适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国家行为是由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实施的。那么，根据国家豁免原则是否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在犯有国际罪行的情况下也可以主张不受外国法院甚至国际法庭的管辖呢？对这个问题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首先，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确立旨在只代表国家的机关和个人能有效地行使职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持正常的国际法律秩序，而决不是为了对破坏国家的独立主权，破坏国际法制度和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提供保护。

从理论上讲，国家豁免原则不可能适用于国家机关或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实施的国际犯罪行为。这种豁免原则对国际犯罪的不适用在现代国际法上已经得到了制裁国际犯罪的国际条约和国内及国际刑事司法机关审判实践的充分肯定。比如，在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以“国家行为”为理由对法庭的指控提出辩护。他们主张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行使，因此，应由国家负责，个人只是执行或服从国家的政策和命令，他们没有“个人责任”。很明显，这种主张认为战争罪犯实施的行为是国家行为，应该享有法庭管辖的豁免权。

对于被告的抗辩，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指出：国际法对个人和国家都规定了权利义务，这很早就得到公认。对于违反国际法的个人可以给予处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个人做出来的，而不是抽象的集体做出来的，只有惩罚犯有这样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有效实施。两个军事法庭的宪章和判决不仅确立了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对国际犯罪刑事责任，而且排除了“国家行为”或“国家豁免”的有效抗辩，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

殷志浩

摘 要 在认定紧急避险时，我们要考虑限度问题，也即“必要限度”成为认定紧急避险的关键。关于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问题，刑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不管采用何学说，都要进行侵害利益和保护利益的价值比较。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进行价值比较，仍然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较突出的问题是生命权的衡量问题。

关键词 紧急避险 必要限度 价值比较

西方有一著名法谚曰：“紧急时无法律”，该格言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这就引出了紧急避险权利，可以说，这一法谚正是紧急避险的很好注脚。紧急避险是在紧急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权利，也只能在紧急状态下行使。在某些紧急状态下，国家的公力救济实乃远水难解近渴，于是，公民此时被赋予一种紧急权，公民个人可以通过损害一定利益来保护某种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由此我们知道，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在必要限度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关于紧急避险“必要限度”的学说

由以上刑法规定可知，紧急避险是合法行为。那么如何认定紧急避险？分析刑法规定，“必要限度”名词呈现出来。这说明，只有行为人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在必要限度范围内，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一旦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那就不再是紧急避险了，行为人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何谓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

通过查找法条，可以发现我国刑法没有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进行详细规定，这是刑事立法的一个缺陷。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看看刑法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轻于说。

该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紧急避险中，行为人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要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只要满足这个条件，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就可免于刑事处罚。“如果所引起的损害等于或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就有悖于紧急避险的意义和目的，成为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合法性。”这种学说是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采纳该种学说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为指导思想，要求一个人在面临危险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牺牲局部的、较小的利益以保护整体的、较大的利益。行为人实施紧急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只有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时，这种行为才被法律所允许，成为合法化的行为。

（二）相等说。

这种学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在一般情况下应是所保全的法益大于所牺牲的法益，但在个别情况下，两种法益相等也应当认为是紧急避险。”

（三）轻于加必要说。

这种学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行为人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仅满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的条件，还有满足足以排除危险所必需的限度的条件。“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大于或等于所避免的损害的，一定是超过了必要限度，……即使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危险，但如果所引起的损害中有一部分不是排除危险所必需的，则仍然是超过了必要限度。”

（四）必要程度说。

这种学说认为避险行为须以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体、自由、财产面临紧迫的危险时，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别无其他救助途径为必要。行为人避险行为避免的危险与所造成的损害，不以其大小为必要限度衡量标准。只要不超过必要的程度，行为人避险行为所造成的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其所避免的损害，则在所不问。

以上学说，哪种更为科学合理？“轻于说”从损害较小利益来保护更大利益方面看，是有合理因素的。但“轻于说”片面强调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忽视了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程度大小问题。“相等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该种学说允许以一种合法权益的牺牲来保全另一种价值相当的合法权益，这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必要程度说”允许在特定条件下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等于甚至远远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其弊端很明显。总的来说，笔者赞同“轻于加必要说”，该学说认为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既要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又要是达到避险目的所必需的，这是比较合理的。

二、侵害利益和保护利益的价值比较

不管采取何种学说来解释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都要涉及避险行为所造成损害和所避免损害的比较，亦即侵害利益和保护利益的价值比较问题。在比较侵害利益和保护利益时，主要进行以下考虑：

（一）侵害的合法权益与保护的合法权益之间的价值位阶关系。

这是衡量合法权益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刑法学者的主张。日本刑法学者主张以各个法益为保护对象的各罪法定刑的轻重作为判断依据。各个犯罪的法定刑轻重的不同确实能反映立法者对于相应合法权益价值大小的不同认识，所以这一主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根据各个犯罪法定刑的轻重作为判断合法权益价值大小的判断依据，毕竟法定刑的轻重设置还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方面、刑罚的社会化效果等许多因素。

一般来说，人身权大于财产权。在人身权中，生命权大于身体健康权，身体健康权大于人身自由权。但当面临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生命权是其他一切权益存在的基础，这似乎说明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当面临与国家、社会利益的抉择时，个人生命权的地位问题值得探讨。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国家、社会利益可能直接关系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安全，此时如果片面强调个人生命权的至高无上，很多学者认为这恐怕是不合理的。

（二）保护的合法权益可能受损失的程度。

这也是衡量紧急避险“必要限度”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具体判断中，被衡量的既不是指造成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危险本身的大小，也不是单纯指避险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本身的抽象价值，而是指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大小，即避险行为实际可能保护的合法权益价值大小。

从合法权益的位阶来看，人身权大于财产权，但这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财产的紧急避险可以允许以损害他人人身权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在衡量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时，不仅要考虑合法权益的抽象位阶关系，还要考虑具体情况下实际保护的合法权益价值大小。所以，如果当重大的财产权益面临危险时，如果能以轻微损害他人人身权的方式避免危险，可以允许行为人进行紧急避险。

三、现实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以上论述可知，判断紧急避险“必要限度”，应以合法权益之间的位阶关系作为判断基础，再将具体情况下保护的合法权益可能受损失程度与避险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衡量。但该判断方法在具体应用时，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生命权的衡量问题。

设想一个案例：一满载乘客的客车突遇险情，如果司机不猛然转弯，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但如果司机猛然转弯，必然会撞死一位路上的行人。司机选择猛然转弯，路人被撞死，但全车乘客得以保全。司机的行为是紧急避险吗？

笔者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极特殊的存在，生命权是一个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生命无价，生命价值不可比较、不可衡量，即便是为挽救多数人的生命，也不允许故意剥夺某一无辜者的生命。因此，在本案中，一车乘客和一个路人的生命都是无价值的，对其不能进行价值衡量和取舍，不允许以牺牲该路人的方式来换取一车乘客生命的保全。所以，司机的行为不构成紧急避险，司机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该情况的特殊性，司机毕竟是以保全全车乘客生命为行为目的，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较轻，可以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谢雄伟著.紧急避险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刘明祥著.紧急避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玛丽亚木•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