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作用论文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它离真正成为一个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权威性国际法院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年3月15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宣布该国决定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刑事法院作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刑事法院作用论文 篇1：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

摘 要：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人发出逮捕令，对卡扎菲政权的灭亡以及被追捕的有关人的生命、自由产生巨大影响。利比亚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项诉讼活动仍在进行。通过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依据、行使的方式和结构，同时也证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国际罪行中的重要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

关键词：利比亚战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2011年2月15日，受突尼斯、埃及等邻国民主浪潮的影响，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进行和平反政府示威，要求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之久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进行民主变革。游行示威者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并被武力镇压。以此为导火索，抗议及示威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骚乱与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引发了一场长达八个多月的内战，最终以反对卡扎菲政府势力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之胜利而结束。这场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战争迅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方面的干预行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就利比亚局势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依《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生效而于2002年7月1日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的犯罪行为行使补充性管辖权，以达到预防、遏制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目的。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国际刑事法院缘何能够对其局势行使管辖权并采取相关诉讼措施，其逮捕令对利比亚各方力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效力如何，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次利比亚案件的处理展示出怎样的国际影响力，笔者拟通过实证分析作出解答。

一、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情势的管辖

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第6491次会议，参与表决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第1970（2011）号决议，决定将2011年2月15日以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并实施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的局势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①

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成员国，卡扎菲当政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持反对态度。②国际刑事法院能否对其行使管辖权，管辖权的行使是否会违背条约相对性原则，是法院诉讼活动正当性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

（一）《罗马规约》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的规定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确定的条约相对性原则，除非非缔约国提交特殊声明，宣布承担规约义务，否则国际刑事法院对该国不能行使管辖权。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中的重要作用，《罗马规约》第13条第二款规定“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

（二）基于安理会情势提交获得管辖权

对于联合国作出决议提交而取得管辖权的案件，权力行使的依据并非是《罗马规约》，而是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事实上，安理会曾经于2005年3月31日通过1593号决议，将2002年7月1日以来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苏丹及达尔富尔地区所有的冲突方都应根据本决议对国际刑事法院及检察官的工作给予完全配合。③

理论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安理会作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该案件过程中提供合作”之要求，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及非缔约国案件管辖权的取得，并不存在对条约相对性的违反问题，相反，恰恰说明了承担条约义务的强行性。④

（三）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正当性

穆阿迈尔·卡扎菲作为当时利比亚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煽动并实施对和平示威民众的敌意和暴力行为，这类发生在利比亚境内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已经满足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⑤此时期待作为非缔约国的利比亚政府提交特殊声明从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显得不切实际。“为了追究袭击平民事件，包括其控制的部队袭击平民的事件责任者的责任”，⑥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正当性的基础。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

201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根据对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利比亚情势已经达到了规约规定的开展初步调查的标准（the statutory criteria），同时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合作，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5月16日，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提交有关材料，证实卡扎菲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绝对权威，招募雇佣兵、指挥对示威平民的暴力攻击，已经有合理的证据确认其已经涉嫌危害人类罪，要求预审分庭签发逮捕令；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在对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之后，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

（一）检察官开展调查

根据《罗马规约》第15条和第53条的有关规定，检察官在作出开始调查的决定前,应考虑案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严重程度（gravity）和是否有助于实现公正（interest of justice）。检察官对情势的调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正式开始。

检察官在对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⑦中指出，现有的证据能够表明利比亚境内正在发生并将持续发生危害人类罪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符合规约犯罪清单管辖权条件；尽管卡扎菲政府于2011年2月22日宣布将会组建一个特殊国家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其国内可以成立一个真正能够对该案的责任人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机构，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享有补充管辖权；安理会一致同意提交利比亚情势，充分体现了该案的严重性，虽然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有证据充分显示仅在2月这一个月里，就有500到700人因为枪击丧生。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截至该报告递交之时，已有1万多名民众死亡，5万多名民众受伤；另外，并没有实质理由认为调查无助于实现公正。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检察官于2011年3月3日宣布对利比亚情势展开初步调查。

（二）第一预审分庭发布逮捕令

《罗马规约》第58条规定，在调查开始后，根据检察官的申请，预审法庭通过审查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和证据或其他资料，对于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人实施了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并且显然有必要将该人逮捕时，可以发出逮捕令。

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法院认为，根据检察官调查收集的证据，此三人是下令武力镇压并迫害在班加西等城市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平民的主要责任人，应该根据规约第5条、第25条接受对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并承担个人刑事责任。为了遏制其继续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犯罪，保护利比亚平民，确保他们能够到庭接受审判，必须对三人予以逮捕。

1.逮捕令的效力

逮捕令发布当晚，利比亚司法部发表声明，称利比亚没有批准《罗马规约》，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也不承认其发布逮捕令的效力。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2011年4月14日，反卡扎菲政府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就曾致信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称将“全力支持逮捕令的执行，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依照《罗马规约》和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第1970号决议，开展广泛的合作”。⑨政治利益的冲突导致了利比亚两方势力对于逮捕令不同的评价,笔者拟从国际条约义务承担的角度，对逮捕令颁发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论证。

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对没有参加《罗马规约》的国家行使管辖权，这一点在本文的开头就已经说明，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并不囿于《罗马规约》，或多或少依附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安理会基于情势的提交构成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前提。逮捕令虽然是根据《罗马规约》有关规定由国际刑事法院作出的，但是其效力来源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利比亚既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就必须受到作为联合国基本条约框架之一的《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即便是卡扎菲政府，亦须承认逮捕令的效力，否则就是对国际条约的根本性违反，将要承担相应的制裁。

2.逮捕令的执行

逮捕令发布的次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发表谈话指出，利比亚应该与国际刑事法庭和检察官进行充分合作，在执行逮捕令方面负有主要责任。⑩他认为，在执行逮捕令方面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对卡扎菲政权内部人士的劝诫，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寄希望于全国过渡委员会于2011年4月4日作出的逮捕协助承诺。同时，《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卡扎菲等三人逃至缔约国境内，应采取措施将其逮捕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逮捕令在利比亚境内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根据2011年8月19日《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给联合国的2010/11年度报告》，B11虽然法院已经发出逮捕和交出这些人的合作请求，但该逮捕令自发布以来一直未执行。B12鉴于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根据《罗马规约》第87条和第1条第二款之规定，于9月8日正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向其成员国发出红色通告，要求各国协助逮捕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和原情报部门负责人塞努西，并将其引渡到海牙。B13

（三）国际刑事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资产的查明、追寻和冻结

依据《罗马规约》第93条第一款第11项，缔约国应依照规约及国内法程序的规定，执行法院对于查明、追寻和冻结或扣押犯罪收益、财产和资产及犯罪工具的请求。法院之所以作此安排，是为了确保其判决的可执行性，最大程度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比亚情势的处理中，国际刑事法院不仅可以对缔约国，也可以向非缔约国发出申请。规约第75条是关于被害人赔偿问题的处理，“本法院可以直接向被定罪人发布命令，具体列明应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方面作出的适当赔偿，包括归还、补偿和恢复原状”，“在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可以在判定某人实施本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后，确定为了执行其可能根据本条发出的任何命令，是否有必要请求采取第93条第一款规定的措施”。B14

检察官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就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多次接触，对卡扎菲等三人的个人资产进行确认。9月底，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缔约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的非缔约国发出请求，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查明（identify）、追寻（trace）、扣押（seize）和冻结（freeze），以保证法院最后予以赔偿的判决能够执行，切实维护受害者的潜在利益（potential benefit）。B15

三、后卡扎菲时代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证实身亡，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11月19日，其子赛义夫·卡扎菲被捕，他将会受到怎样的审判还不得而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发生在利比亚境内情势的诉讼司法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根据当地局势的变化，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管辖权的发展趋势

根据《罗马规约》序言及相关条文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仅行使补充管辖权，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或者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将断定该案不可受理而丧失管辖，而不论是否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活动。检察官办公室已经被告知，新的利比亚政权正准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对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犯罪，包括对卡扎菲的死因展开调查。B16如果本国政府正在开展公正有效的司法诉讼程序，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将不予继续干涉。新的利比亚政府可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可受理性”质疑，由法官对此作出裁定。

除了对卡扎菲等三人案件的处理外，检察官在报告中也提出，对于北约（NATO）部队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的部队在利比亚战争中所受指控之犯罪，比如涉嫌对雇佣军的平民进行非法拘禁、杀害被拘禁的战斗士兵等，也将会受到检察官办公室公正而又独立的审查。这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新情势的管辖权问题，通常情况下仅能对缔约国行使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行使该项权力加以探究。

（二）对北约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

检察官在第二次报告书中指出，将会对北约部队在利比亚所犯罪行之指控进行调查，在笔者看来，这种调查权行使之效力是薄弱的，即便有证据证明此种犯罪现象确实存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也能够被轻易排除。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2011）号决议决定对卡扎菲政权武力镇压示威民众实施第二轮制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授权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免受武装袭击”，B17这项决议成为北约部队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采取行动的授权性文件。《罗马规约》第16条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决议向法院提出要求。在其后12个月内，排除法院对情势开始或进行调查或起诉，安理会还可以根据同样条件延长该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就被暂停或无限期推迟。

即便安理会没有作出此类延期决定，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也存在极大障碍。对于非缔约国而言，比如美国，可依据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第六款“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外的不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的国民、现任或前任官员或人员，要为据说是安理会规定或授权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采取的行动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行为或不作为，接受本国的专属管辖，除非该国明确放弃这一专属管辖权”的规定，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对于非缔约国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补充性的，如果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进行调查或起诉，或者经调查后不对该人进行起诉，或者已经受到作为控告理由行为的审判，那么该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可受理性而丧失管辖权。

即使检察官认为案件具备可受理性，根据规约的规定，被告人和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仍然可以就案件的可受理性和法院的管辖权在审判开始前或者开始时提出一次质疑，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允许多次质疑，或者在审判开始后提出质疑。这种程序性的质疑即使最终不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但无疑拖延了诉讼，影响效率，浪费了法院的诉讼资源，作为受各缔约国资助而没有自营业务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承担这种消耗，也值得关注。

（三）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

检察官在第二次报告书中也表示会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所指挥的部队在利比亚战争中所涉嫌之罪行进行调查。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结束卡扎菲政府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利比亚新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加入《罗马规约》。即便之后成为缔约国，根据规约第11条，“对于在本规约生效后成为缔约国的国家，本法院只能对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以后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国际刑事法院要取得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所受指控犯罪之管辖，其先决条件是非缔约国按照规约第12条第三款之规定提交特殊声明。新政权的前身就是全国过渡委员会，理论上来讲似乎不具备提交该种声明的期待可能性。

另外，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声明也仅仅将2011年2月15日至2月26日这段时间内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段时间外（比如2月26日之后）发生的相关罪行是否提交，并没有明确说明。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运行情况来看，无疑是将这段时间扩大到了整个战争阶段，B18基于安理会决议而获得的管辖权，能否取代其补充性管辖权的性质？新的利比亚政权正在准备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对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犯罪进行调查，根据《罗马规约》，如果一国政府正在进行公正有效的司法诉讼程序，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将不予继续干涉。笔者认为，即便是安理会的决议也不能改变补充管辖权的性质，更何况，安理会并没有明确授权提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恐怕也难以行使。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现状与展望

根据最新统计，《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为119个，B19较之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相比，差距甚远，而且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对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没有加入，这些情况反映出该项规约的局限性。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犯罪清单里的四类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没有将传统的诸如海盗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等条约犯罪纳入其中，因此，就惩罚国际重大犯罪行为而言，打击范围十分有限。在对利比亚情势的处理中，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也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和阻碍，但不容否认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前景仍旧乐观。

（一）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的实践，始于2005年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在讨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第5159次会议上，将该地区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第1593（2005）号决议以11票赞成，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作为非缔约国的中国和美国虽然没有行使否决权阻止该决议，但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仍持有谨慎的态度。而在利比亚问题的处理上，安理会各国纷纷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态度，一致（unanimous）同意将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卡扎菲政府在利比亚境内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另一方面也凸显国际刑事法院以司法诉讼手段处理国际性暴行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根据《罗马规约》序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在于对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实施制裁，从而有助于预防、遏制这种犯罪，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通过对利比亚情势的诉讼活动，从管辖权的取得到初步调查的开始到逮捕令的发出，国际刑事法院再一次显示出其对于处理深受国际关注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国际犯罪问题的重要性。

（二）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性

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一方面表现在权力行使的强制性上，从逮捕令的发布情况来看，卡扎菲是继苏丹总统巴希尔之后的第二位被执行逮捕令的在位国家领导人；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检察官初步调查时从联合国、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等渠道的信息收集，还是在执行逮捕令时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的指示，以及其后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协助执行的请求，都体现出其在与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其权威性来源于《罗马规约》缔约国对条约义务的遵守、非缔约国提交案件的特殊声明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的授权。对于规约成员国而言，它们有义务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提交证据、移送引渡等），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非缔约国而言，在提交特殊声明的情况下等同于让渡权力，若是基于安理会决议而接受管辖，上文中已经论述，则是对《联合国宪章》义务的遵循。

除此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性还特别表现在其裁判的终局性上，根据《罗马规约》第20条，“对于第五条（即犯罪清单）所述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人，不得因该犯罪再由另一法院审判”。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审理结束的案件，但出于对条约义务的遵循，该法院的判决是能够有效排除国内司法机构就相同罪名进行的再次审判的，这体现出其判决的权威性。

（三）国际刑事法院的公正性

《罗马规约》在序言中指出，“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国际正义的执行”。确保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法院公正性的突出表现。规约第67条为被告人设立了一系列的权利，比如公开公平审讯、举证质证、不强迫自证其罪、无罪推定及自我辩护与指定辩护等，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够保障被告人主体地位，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另外，规约对适用的刑罚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适用有期徒刑不得超过30年，仅在犯罪极为严重且被定罪并证明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无期徒刑，排除了死刑的适用。在刑罚的执行方面，确保囚犯的待遇符合广为接受的国际条约标准，判刑人与法院的通讯不受阻碍。甚至对于服刑期满后的移送，也作了周全的考虑，即在考虑到被移送人的意愿基础上，将其移送至有义务接受该人或者同意接受该人的另一国家。

而刚刚经历过内战重新组建的利比亚新政权的司法系统能否确保赛义夫接受审判时作为被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仍让人质疑。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

《罗马规约》第4条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在行使其职能和实现其宗旨时所必须的法律人格，第119条“关于该法院司法职能的任何争端，都由该法院的决定解决”即是对法院独立性的文本性叙述。与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的国际法院（ICJ）不同，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系统之间通过缔结协定建立关系，是互相平行的国际组织。

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其人格的非从属性上，也可以从其追责范围的广度上探知。《罗马规约》确立了“官方身份无关原则”、“不予豁免原则”、“执行命令不免责原则”和“指挥官责任”等原则，显示了其对于制裁国际犯罪责任人的决心和力度。即便对诸如卡扎菲、巴希尔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能发出逮捕令，强制到庭接受审判；在检察官报告中也指出将对北约部队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指挥部队被指控在利比亚战争中涉嫌的罪名展开调查。当然，至于权力行使的结果会是怎样，还有待于国际刑事法院同各方政治力量的努力和斡旋。

Study on the ICC’s Jurisdi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ya War

YANG Yu-guan

Key words:Libya War; the ICC; jurisdiction

注

①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S/RES/1970 (2011)，第2页，Decides to Refer the Situation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since 15 February 2011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② 笔者曾于2007年1月10日至11日应利比亚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Graduate Study）的邀请参加了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召开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研讨会”。利比亚人民代表大会外事秘书、利比亚社科院院长和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各国驻利比亚外交使团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笔者了解到利比亚当时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对态度。

③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593（2005）号决议，S/RES/1593 (2005), 第1页，Decides to Refer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since 1 July 2002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④ 在此情况下，非缔约国义务的承担是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循，而非《罗马规约》的强加。

⑤ 前引①，第1页，Considering that the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attack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again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may amount to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⑥ 前引①，Stressing the need to hold to account those responsible for attacks, including by forces under their control, on civilians.

⑦ 根据安理会第1970（2011）号决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该决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并在其后每6个月向安理会报告根据本决议采取的行动，这是第一份报告，本段内容是对该份报告就检察官开展调查合理性分析的归纳与总结。

⑧ 《利比亚反告北约犯下战争罪 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载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86280.html ，发布时间： 2011年6月28日。

⑨ 见第一份检察官报告FIRST REPORT OF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THE UN SECURITY COUNSIL PURSUANT TO UNSCR 1970(2011)，第8页，In a 14 April 2011 letter, the Interim National Council answer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that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fast implementation of such arrest warrants and exp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operate fully as is required by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and in accordance with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0 adopted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UN Charter . ”

⑩ 《检察官奥坎波：利比亚当局在执行逮捕令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载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asp?newsID=15834&criteria=libya，发布时间：2011年6月28日。

B11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6条和联合国大会第65/12号决议第17段，法院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提交有关报告。

B12 参见《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给联合国的2010/11年度报告》，第11页。

B13 《国际刑警组织就逮捕卡扎菲等人发出红色通告》，载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asp newsID=16224&criteria=libya，发布时间：2011年9月8日。

B14 《罗马规约》第75条第二款、第四款。

B15 检察官于2011年11月2日就利比亚情势问题向安理会提交的第二份报告，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ITUATION IN LIBYA, PURSUANT TO UNSCR 1970 (2011)，第4页。“The Office will also continue to search out the personal assets of Saif Al –Islam Gaddafi and Abdallah Al-Senussi for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the victims, through reparations award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situation, the Office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UN Sanctions Committee, which is assist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and with Interpol to coordinate its investigative efforts in relation to the assets of the suspects. The Court has sen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to Libya, State Parties, and five UN Security Council non-State Parties to identify, trace, seize and freeze all the personal assets belonging to the suspects. The Office strongly encourages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States to assist the Court in identifying and isolating these assets.”

B16 前引B15，第5页。“The Office was informed that the new Libyan authorit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address crimes, including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Muammar Gaddafi.”

B17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2011）号决议，S/RES/1973(2011)。“Authorizes Member States that have notified the Secretary-General, acting nationally or through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and act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9 of resolution 1970 (2011), to protec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populated areas under threat of attack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B18 “检察官办公室与指称卡扎菲安全部队实施了性暴力的多名受害者进行了接触。检察官办公室收集到的一些证据显示，卡扎菲的指挥官在该国西部山区下令实施了强奸。检察官办公室还在审查指称卡扎菲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用强奸迫害反叛人员或异己分子的证人的可信度”。（资料来源：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focus/northafrica/newsdetails.asp?newsID=16577&criteria=libya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日。）这些指控的罪名均发生在2011年2月26日之后，可以推断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把行使管辖权的时间扩展到了整个战争阶段。

B19 截至2011年10月28日本文定稿时的统计数据。参见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罗马规约》成员国情况的网页。

作者：杨宇冠

国际刑事法院作用论文 篇2：

国际刑事法院20年之观察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它离真正成为一个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权威性国际法院还有一定的距离。

今年3月15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宣布该国决定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主要原因是该法院检察官违反了《罗马规约》中的互补原则，“国际刑事法院仅起诉那些缔约国本地法院不能够或没有一原则管辖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并不在菲律宾”。

菲律宾的这一举动，再一次把国际刑事法院带入世人视野。20年前的6月15日至7月17日，来自160个国家、1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14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124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团齐聚意大利罗马召开外交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联合国设立的预备委员会准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草案）》。经过五周的艰苦谈判，于1998年7月17日以120票赞成、21票弃权和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了《罗马规约》，决定设立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进行受理和审判，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这是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今年恰好是《罗马规约》通过的第20个年头。
案件审理与规约修订

2002年4月11日，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柬埔寨、玻利维亚在内的9个国家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批准书，这使得规约的批准国达到了66个，根据《罗马规约》第126条的规定，2002年7月1日，《罗马规约》开始正式生效。截止到目前，法院审理了26起案件，发出34份逮捕令和9张传票，裁决了6起案件，其中9人被定罪。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还对11个情势进行了调查，包括布隆迪、中非、科特迪瓦、达尔富尔、格鲁吉亚、刚果、乔治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和乌干达。并且，检察官办公室还正在对11个情势进行收集证据和初步审查，包括哥伦比亚、加蓬、几内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勒斯坦、菲律宾、科摩罗、柬埔寨、格鲁吉亚和委内瑞拉。

在巴希尔案中，被告人是被起诉的第一位国家元首，被指控自2003年以来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犯下了三项灭绝种族罪和五项危害人类罪，并于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对他发了两张逮捕令；在卡扎菲案中，被告人作为利比亚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司令，被指控涉及利比亚情势的两项危害人类罪，因2011年10月20日被害死亡，法院于2011年11月22日终结了对他的诉讼；在本巴案中，因涉及中非情势的三项危害人类罪和五项战争罪被起诉，2016年3月21日，第三审判分庭作出判决，认定本巴犯有两项危害人类罪和三项战争罪，并判处18年监禁。在加丹加案中，因涉及刚果情势的三项危害人类罪和六项战争罪被起诉，审判分庭于2014年3月7日作出判决，裁定加丹加犯有一项危害人类罪和四项战争罪，并判处12年监禁；在迪亚罗案中，被告人作为刚果爱国者联盟（UCP）的创始领导人，因涉及刚果情势的三项战争罪被起诉，2012年7月10日，他被以三项罪名判处14年监禁；在姆巴鲁希马纳案中，被告人自2007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DRC）的执行秘书，因涉及刚果情势的五项危害人类罪和六项战争罪被起诉，他于2010年10月11日在法国被捕，但第一预审分庭驳回了检察官的所有指控，姆巴鲁希马纳成为了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拘留又随后被获释的人。

2010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乌干达的坎帕拉举行了第一次关于《罗马规约》的审查大会，讨论对规约作出一些重要的修改。修正案中规定了侵略罪的定义，在侵略罪认定权问题上赋予联合国安理会的初审责任，如果安理会在获得提交案件后的6个月之内未作出裁定，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可以在该院预审庭批准后独自就侵略罪展开调查。侵略罪修正案涉及安理会的职权，中国和美国在大会上对此表达了关切。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对其进行任何修订都需要得到缔约国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而且修订条款需要获得八分之七以上的缔约国批准之后才能生效。2012年5月9日列支敦士登递交了批准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的文书，成为第一个批准该修正案的国家，2016年6月26日，巴勒斯坦成为修正案的第30个批准国。2017年12月15日，经过11天的辩论和磋商，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作出决议，将于2018年7月17日起正式启动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
退约潮初现质疑声不断

截止到2018年1月，已有123个国家加入了《罗马规约》，包括南美洲所有国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大部分大洋洲国家和大约一半的非洲国家。另有31个国家已签署但未批准《罗马规约》，还有41个联合国成员国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但糟糕的是，晚近以来，俄罗斯、以色列、南非等国相继退出《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并对其发表大量指责和批评。2016年11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责成相关部门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阐明俄无意成为《罗马规约》成员国。此番俄方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再加上今年3月宣布退出的菲律宾，以及2016年10月宣布退出的布隆迪、南非和岡比亚非洲三国，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有5个国家相继宣布退出或有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这波“退出潮”史无先例，格外引人关注。

俄罗斯于2000年9月签署了《罗马规约》，但并没有启动和完成国内批准程序，故其不是规约的成员国，同时也不受规约的拘束。因此，俄罗斯此举，表明了其已经没有成为《罗马规约》成员国的意向。至于此次俄罗斯的愤然退出，可追溯的背景有二：一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发布报告指责克里米亚事件中俄罗斯非法控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二是在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事件中，俄方维和人员被杀一事。在克里米亚事件中，虽然乌克兰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非成员国可授权国际刑事法院在特定时间和范围内对该国的特定事项行使司法管辖权。故乌克兰政府于2015年8月授予了国际刑事法院对该国的司法权，以调查2014年2月以来乌克兰东部发生的战争罪行。2016年11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报告称：克里米亚地区的脱乌入俄实为俄罗斯不经乌克兰的允许，而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俄方对此作出回应：此举触及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认为克里米亚是其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领土。关于南奥塞梯事件，2008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爆发冲突。当年8月，一名俄罗斯维和人员被杀害。国际刑事法院随后授权检察官调查此案，但检方将调查的重点指向南奥塞梯民兵组织和俄罗斯军方，对格鲁吉亚相关人员的调查则委托给格鲁吉亚司法机构。对此，俄方表示强烈不满，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功能与价值产生了一定质疑。

关于菲律宾的退出，极大程度上可能与其大力“扫毒”有关。自杜特尔特2016年执政以来，在国内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约12万涉毒人员被抓，其中约有3987名涉毒人员在扫毒行动中被击毙。随后，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对菲律宾的反毒行动表示了“极度担忧”，并对此次行动中是否有违反人权的行为展开初步调查。对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由于国际刑事法院近日对其本人及菲政府进行的‘攻击’，菲律宾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至于非洲三国的退出，或许是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与非洲国家矛盾激化的结果。客观来讲，在国际刑事法院过去调查的11起情势中，9起同非洲国家有关。2016年10月18日，布隆迪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签署议会法案，宣布布隆迪退出《罗马规约》，布隆迪也由此成为第一个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洲国家。10月21日，南非司法與狱政部长迈克尔·马苏塔证实，由于无法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规定，南非也已正式启动退出该机构的程序。2015年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非盟峰会召开前，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在苏丹总统巴希尔出席会议期间将其逮捕并交给其审判，但南非政府因巴希尔享有外交豁免权而拒绝执行，结果遭到国际刑事法院及部分西方国家的指责。2016年10月25日，冈比亚信息部长谢里夫·博章通过国家电视台宣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声明。他批评这一机构在认定战争罪的指控过程中带有偏见，被用来“迫害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不能否认，国际刑事法院迄今为止一直专注于非洲大陆——在该法院中的所有情势均来自非洲。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非洲国家也都曾给予大力支持。但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后可能并未按照非洲国家的预想方向所发展。国际刑事法院同非洲联盟的关系，近年来也逐步趋于恶化。在2009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了第一张逮捕令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非洲联盟指责国际刑事法院俨然成为了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法律工具，专门以非洲和非洲人民为目标”。当检察官又在肯尼亚情势中启动调查程序后，并追究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副总统卢托的刑事责任之后，非洲联盟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

有专家指出，非洲一些国家决意退出《罗马规约》，主要是出于对其公正性的质疑。非洲国家缔约后一直以被告身份出现，而反观一些西方大国随意践踏别国主权的行为却未遭制裁，这难免会引起非洲缔约国的不满。此次退出浪潮，可能还会有其他国家跟风而行，这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其权威性也会下降。同时，国际执法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复杂，针对全球罪行的惩罚效果也可能会下降。国际刑事法院方面认识到了这个不利的局面，表示将公正地开展审判工作并采取一定措施让退出的缔约国“回心转意”。
司法公正尚需制衡强权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前后，非洲国家一直都是最积极的国家。但此次“退出潮”，它们却是先行者和主要推动者。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眼中，国际刑事法院是带有偏见色彩的“针对非洲的工具”，并且是“选择性的正义”。在他们看来，一些大国利用所谓的国际正义和国际法治来审判和惩罚其他国家，自己却永远都会平安无事。此次多国退出事件，正是非洲国家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公正性的表现之一。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它离真正成为一个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权威性国际法院还有一定的距离。事实上，中、美、俄三个常任理事国和印度等地区大国目前均没有加入《罗马规约》，这也造成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外。虽然《罗马规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大国的国际行为，限制了大国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某些特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国在国际刑事司法以及重大案件的处理方面当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美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是由于其“称霸全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可能是因为它在联合国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最一开始，美国是签署了《罗马规约》的，但到了2002年，布什政府撤回了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12月31日的签字，随后又试图弱化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一方面美国努力同他国缔结双边不移交协议，另一方面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其目的就是让美国公民、官员和军人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然而，美国却又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达尔富尔情势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并在利比亚情势中投了赞成票，这不得不让非洲国家质疑其“有选择性的参与”。此外，当检察官对美军在阿富汗涉嫌战争罪展开调查，并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军在阿富汗虐待了至少61名囚犯时，美方对此作出了强烈回应：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权。

确实，《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各国也对《罗马规约》中的一些条款存在较大分歧。例如，有些国家难以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并且没有将恐怖主义罪行包括在内；有些国家对规约关于检察官享有的自行调查权提出严重保留；还有些国家认为规约对有关罪行的界定和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超前，没有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现实，且没有顾及许多国家对于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关切。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也并非全无意义，比如，对刚果前武装领导人卢班加战争罪的审判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且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一个在武装冲突中被忽视的群体——儿童兵。在一些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严重犯罪具有强大的威慑功能，帮助多国缓解了其国内的紧张局势。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于严重国际犯罪并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对那些实施严重国际犯罪之人更不是万能的。正如《罗马规约（草案）》起草委员会主席巴西奥尼教授在1998年7月18日举行的开放签字仪式上所说的那样：“国际刑事法院不是包治人间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不能消除冲突，不能使死者复活，不能使幸存者恢复从前的健康状况，也不能将所有主要罪犯绳之以法，但是，它可以帮助避免某些冲突的发生，防止某些人成力受害者，并将某些罪犯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其工作，有助于强化世界秩序，并贡献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如此，就像其他国际和国内司法机关一样，国际刑事法院将会为世界文明的人道主义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罗翊乔

国际刑事法院作用论文 篇3：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摘 要]根据《罗马规约》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诞生以来，各界反响不一，大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使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地发挥。文章通过介绍管辖权和我国提出的对国际刑事法院五点意见来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中国建议

自《罗马规约》及其相关文件生效，以它为渊源于2002年7月1日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诞生以来，各国对其态度千差万别，由此，其被承认和真正实施的过程步履维艰，即使已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仍然蹒跚而行。

据资料显示，目前已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乌干达还有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另外，联合国也将苏丹达尔富尔情势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但是，尽管如此，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仍然步履蹒跚，几乎停滞不前，此外美国不仅不承认，美国还利用其强大的“感召力”对许多国家加以影响，使好多国家与其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将该规约拒之门外。

为何各国对《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庭的态度会如此反常？本文将从阐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现状为开始，从我国提出的五点反对意见为出发来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面临的相关问题。

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一）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经过漫长艰难的多方谈判后终于2002年7月1日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该法院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为国际法渊源。

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审判个人而不是审判国家，并追究他们对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 。

《罗马规约》对国际刑事法院所作的有关管辖权的规定，确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只对“最严重的罪行”进行管辖和干预，但是与此同时其他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定则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组织化过程中“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软侵蚀”的趋势。

（二）管辖权

管辖权，拉丁语的表述是“jusdicere”，是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某种权威资格。用英文表述的管辖权即“jurisdiction”，是对人或对事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权力，可以指国家管辖权，包括立法管辖、行政管辖权等。国家管辖权是国家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它以国家主权为根据，是国家主权的直接体现。

二、我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的态度和分析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所采取的管辖权模式影响我国主权和司法独立，故我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明确提出一下几点反对意见：

1.《罗马规约》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原则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它不是以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作出规定的，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罗马规约》给国际刑事法院所确立的管辖权近乎于确立了普遍性管辖权，其对国家司法主权有直接的影响，它使作为第三国的非缔约国的国家司法主权面临被侵犯的可能。

2.国内武装冲突的战争罪不应该被包括在普遍管辖原则之中。法治健全的中国有能力惩处国内战乱叛乱和冲突中的战争罪，而且和国际刑事法院相比更加了解其根源和内部因素，更具合理处理的优势，此外目前对国内武装冲突的战争罪的定义已经超出了国际习惯法。

战争罪是国际刑事法院所涉及管辖的四项权力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罪名。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是能够适用于战争犯罪的最明确的综合性法律文本。它们对战争罪进行了相当的规定，既吸纳了《海牙公约》也弥补了《海牙公约》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国际惯例。

当然，一些研究者似乎已经开始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这个战争罪里了，著名学者拉德克里夫·勃朗就是一位代表。他在描绘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时说道：“在某些共同体中，如在澳大利亚游牧部落中，进行战争通常是由一个集团对应向所遭受的伤害负责的另一集团所实行的一种复仇行为，而其程序则由等于现代国家的国际法的一批公认的习惯来加以调整。”

针对存在的纳入和不纳入两种观点和做法，我国不是完全排斥国际刑事法院。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怀疑《罗马规约》的内容，我们的顾虑恰恰更集中在对《罗马规约》的理解上和国际刑事法院能否公正适用《罗马规约》以及其他可适用的法律文件的保障措施上。此外，我国政府在批准和参与讨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也说明我国对战争罪包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战争罪还是持一个肯定态度的，即使我们在参与《罗马规约》谈判的全过程中就部分条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提出质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主要看：是否由联合国安理会来启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程序；是否能够严格把握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构成要件的关键要素，即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实施的行为，或作为在大规模实施这些犯罪中所实施的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形复杂多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严格把握适用的情况，原则上应该坚持由本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因为本国人民不管从这个民族历史根源还是人文情怀来讲都要比外国人民更能了解自己。当然外部支持也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绳，采取谨慎态度。

3.忽视安理会判定侵略罪和实施维和的权威作用，侵略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之前由安理会综合判定是否存在这种侵略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支持安理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进行管辖的过程中起到启动作用有以下几点因素的：1.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是一个负主要责任的国际行政机关，它拥有着相当规模的世界维和武装部队。2.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国际常设司法专门机构，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配合安理会对某些重大刑事犯罪进行管辖，再也不用像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还有东京法庭那样临时应景，而且也不用重复设立特殊临时法庭，节省了司法资源，集中精力把国际刑事法院做大做强。3.国际刑事法院在某些维护和平和安全的事务中与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职能有重叠，产生交点，如果将二者紧密联系，互相配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可以想象。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安理会根据《罗马规约》所赋予的权力仅仅是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已经发生的犯罪情势而已，它只是从政治角度去审视发生的国际个人犯罪。而最终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任务还是要依据国际刑事法院作出的裁决和审判。似乎相当于安理会在起诉，在进行形式审查，而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是实质审查一般。

让安理会去判定侵略罪和实施维和，能更好地体现大部分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更能争取做到公平公正，让其在启动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也符合国际社会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初衷。

诚然，我们也要防止大国利用手中的“否决权”去影响安理会在启动机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尤其是对国际个人刑事犯罪演绎好其应有的公正效率的角色。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安理会将它的光辉洒在国际刑事法院之中。

4.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且界定不明显，有碍国家司法主权，这也对检察官行使权力和权利方面造成影响。很可能由于国家维护自身司法主权的前提下使检察官不能很好地执行公务，进行细致公正的调查，无法对案件深入了解，降低了审理效率，最终形成一纸空文。尽管公约所建立的检察官制度使检察官在有足够证据表示发生了严重违反行为的时候有权启动调查，但是对于检察官的启动调查，规约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以确保这种权力受到恰当的制衡。检察官必须先让愿意并且能够这样做的国家自己进行调查。在启动调查之前，检察官须将所有收集到的材料提交，征求由三名大法官组成的预审分庭批准。在调查阶段嫌疑人和有关国家也有权力对检察官所采取的行动提出质疑。在审判阶段有关国家和被告人还可以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或者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这些措施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来确保管辖该案件确实有一定根据，值得由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调查和起诉。检察官由缔约国选举产生，必须具备品格高尚，在刑事案件起诉与审判方面能力卓越和丰富经验等严格要求。任何有关回避的问题将由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诉分庭决定。检察官若经查明有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渎职行为，缔约国大会有权予以免职。

5.反人类罪的规定违反国际习惯法，定义不明，未明确规定是在战前、战后还是战时，容易造成范围的扩大。我国一致认为其应限定于战时。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不能很好地予以限制和改动，那么无疑将是对我国司法主权和国家政治军事主权一次潜在的冲击和侵犯。

如果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中，这很可能对我国国内存在的小范围冲突动乱进行干预，对国家的主权是种默默的承重侵犯，最终阻碍我国相关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

如果不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由调查权予以明确界定的话，不光使法院面临来自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过多的指控无法使其集中人力物力和充分的司法资源对付来自国际上的重大犯罪行为，而且会使检察官面对大量的指控而不断作出是否调查起诉的政治决策，会被卷入的政治漩涡之中，无法公正严明顺利地行使职权，更甚的是，将会对我国国内司法主权进行干预，掣肘，使独立的司法主权面临被侵犯的境地。

[参考文献]

[1]国际刑期事法院罗马规约[Z].

[2]朱文奇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J].政治与法律，2003，（一）.

[3]王秀梅 从苏丹情势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J].现代法学，2005（6）.

[4]龙宗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地位与功能研究[J].现代法学，2003（3）.

[5]张宏，论国际法院的刑事普遍管辖权[D].

[6]约翰﹒杜加德.国际刑事法院的绊脚石[D].

[7]许楚敬.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几个具体问题——兼评中国政府的立场[D].

[作者简介]刘立平，山西省大同市御诚公证处。

作者：刘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