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年龄制特点探索论文

2022-04-29

一、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矫正中的作用(一)有利于未成年犯加深认识自身罪错很多未成年犯对自身罪错的认知是缺失的,这一方面是基于他们本身学习现状低下(绝大部分学历程度在初一以下),另外的因素还包括了他们的情绪体验较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特点探索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刑事责任年龄制特点探索论文 篇1:

防治学生欺凌和校园暴力需综合施策

构建教育、预防、处理、救济于一体的防范处理机制和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力口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障和对中小学生欺凌与暴力事件的惩处。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中的欺凌和暴力事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在对近两年网络新闻平台上搜集到的61起欺凌和暴力事件进行分析后发现:发生在校外的事件共有36件,占59.0%;涉事者中在校生207人,占66.8%,初中生182人,占87.9%;涉事者中女性占大多数,共有215人,占69.4%等。有些事件還呈现出性质非常恶劣、方式翻新、网络欺凌高发等特点。防治学生欺凌和校园暴力,需要明确思路,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采取针对性措施,凝聚社会、家庭、学校多方合力,构建安全成长的良好环境,呵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积极完善法制建设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防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而,对于未满14周岁或已满14周岁故意伤害但没有致人重伤的,不能构成犯罪,这类行为均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校方轻则警告、训诫,重则开除学生息事宁人。

与中国相同,德国、日本都把14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但法国定为13岁,荷兰、印度、加拿大、希腊、匈牙利、丹麦都定为12岁,中国香港和美国的纽约州都定为7岁。为了惩戒校园欺凌行为,很多社会人士呼吁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建议未满14岁也应该治罪,但要予以轻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12月28日召开“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参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提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学生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学生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但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会同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交由政府收容教养。

因此,要谨慎对待未成年人人罪范围扩大问题,积极探索构建刑罚之外的惩戒、矫治制度。可借鉴他国司法和救助制度,如美国设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针对未成年判决的大多数案件,都采取了非监禁执行,对于那些较轻微的行为如破坏财产、盗窃、伤害等,强制其参加一定期限的社区服务。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起草《学校安全条例》和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意见,把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构建教育、预防、处理、救济于一体的防范处理机制和法律制度体系。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障和对中小学生欺凌与暴力事件的惩处。

重视家庭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的质量以及父母的行为方式,关系孩子的终身发展。从对一些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分析来看,不少施暴者来自暴力家庭,存在父母监护缺位、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导致孩子身心成长发生了严重偏差。而大多数暴力和欺凌事件又发生在校外,家庭的监护责任尤其重要。

家长要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建立对欺凌暴力的正确认知,掌握合理的应对方法。及时了解掌握孩子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和成长特点,从源头上防治孩子欺凌暴力行为的养成。在与孩子一起面对“欺凌事件”时,家长应尊重孩子,注意加强与孩子心灵的沟通。孩子若不愿意告诉被欺凌的事,家长可以选择在其他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情况、出谋划策,或直接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教育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努力构建较为完善的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防治工作体系,减少因家庭教育缺失导致的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开展家校互动活动,通过开办家长学校、组织家长委员会、设立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帮助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强化家长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及教育责任,引导家长言传身教,做孩子遵纪守法的榜样。及时了解学生家庭情况,特别要动员父亲多参加亲子活动,多参与家庭教育。建立教育专家热线,便于家长向相关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等多方人员咨询,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营造平安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学生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学校可以借助丰富的集体活动或主题活动、落实《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等,优化学校文化环境,为学生间的友好交往创造机会,形成团结向上、互助友爱、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并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017年,教育部将会同中央文明办深人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推动校园文化生活质量的提升。

科学规范处置流程

对于中小学校来说,“依法依规处置”的关键是以保护遭受欺凌和暴力的学生身心安全及促进施加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内心感化、行为转化为核心,建立和完善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基本流程。各中小学校都应按照“强化事先预防、及日寸应对事件、做好事后辅导”的基本原则,建立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领导小组,制订和规范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处置流程,包括早期预警、及时上报、事中处理以及事后心理干预等,对校园欺凌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对欺凌或施暴学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和帮扶,给予其改过机会。但对施暴情节严重者,则须请公安民警参与警示谈话,实施训诫、做义工、移交公安机关等惩戒措施。

区域要加强校内与校园周边的安全工作管理,做到点面结合,重点突出;措施上实行强化值班与狠抓宣传相结合,制定完善应急制度;责任上建立责任倒查制,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对于严重违反校纪校规、扰乱正常校园秩序、暴力情节严重的学生必须遵照相关规定严厉惩戒。

规范专门学校建设

专门学校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义务教育的底线,在维护教育公平、教育和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学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时,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学校和家长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情节较重的,公安机关应参与警示教育。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人专门学校就读。

专门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因材施教。要把学生缺点当特点、把学生要求当成学校要求、把学校的特殊性当成特色,大力推进工读教育改革,重视课程开发,探索工读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的有效模式,让问题学生顺利回归和融人社会。

建立综合治理机制

校园欺凌的产生原因复杂,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教育内部原因,又有教育外部原因。各地要联合教育、综治、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司法、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组织成立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分工,强化工作职责,完善防治办法,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工作体系,坚决遏制校园欺凌频发的势头。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与当地公安、司法等机关密切配合,建立一套系统化、多元化处置机制,特别要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探索建立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育需要的监督管理措施。

切实加强督查评估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开展了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督促各地加强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各地要建立学生欺凌和暴力防治评估体系,引人第三方评估和群众评议,客观、公正、科学评价工作效果,把学生欺凌和暴力防治工作绩效纳人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范围。将学校开展防治学生欺凌与暴力工作的情况纳人年度考核,并开展经常性检查,定期总结。对开展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突出的地方、学校要予以表扬和表彰,对开展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不力的地方、学校要予以通报批评。各校要结合实际,形成各具特色的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活动,编制学校年度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计划及班级、学生考评办法,将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纳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评优评先结合起来。

作者:俞伟跃 耿申

刑事责任年龄制特点探索论文 篇2:

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犯矫正中的应用

一、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矫正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未成年犯加深认识自身罪错

很多未成年犯对自身罪错的认知是缺失的,这一方面是基于他们本身学习现状低下(绝大部分学历程度在初一以下),另外的因素还包括了他们的情绪体验较少。因此,要帮助他们提高认知水平除了加强基础学习以外,运用恢复性司法中由犯罪少年与被害人进行交谈,特别是被害人说出自己所受的伤害以及因此事带来的消极负面情绪体验,从而让未成年犯明白自己犯了怎样的错误,并进而产生感动,加深对罪错的认识是相当有益的。

(二)有利于未成年犯人格完善和心理复合

现代矫正理论,越来越多的是将人视为一个具备自我完善能力的人,即在主观上绝大多数犯罪者是希望完善自我的,往往需要社会给予的是均等的机会,从而有助于个体的自我修复。这就是我们所崇尚的“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

当未成年犯进入矫正机构时,近九成都有或多或少的焦虑、紧张、怀疑等情绪。甚至在访谈中有近三成的未成年犯会梦见被害人痛苦的面容、流血的场面,不少人还在梦中惊得一身冷汗。这样的心理状态对于还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不利的。要消除服刑的心理障碍正应验了那句古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让未成年犯直面被害人,彼此畅诉对案件的体验——受害的感受与对罪行的忏悔。从实效上看,有的被害人在接受忏悔后坦言:“觉得压力和阴影也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三)有利于未成年犯矫正动力的提升

未成年犯接受矫正的动力来源并不单一,包括来自于家庭支持、社区支持、警官支持、教师支持、同伴支持等其他社会支持,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往往忽略了被害人给予犯罪少年宽恕后给少年本人带来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狱内,当曾经被自己伤害的对象肯宽恕自己罪责的时候,所带来的触动是巨大的,甚至是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促使自身加速改造,以期望用行动来赎罪,因而成为一种新的接受矫正的动力。

(四)有利于未成年犯回归社会

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对于未成年犯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尚且处于萌芽状态,要求在各个未管所全面而又系统地对他们实施各类教育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未成年犯是长期游离于主流教育之外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回归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尽管有学者提出采用刑事污点消灭、消除社会歧视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措施来促进未成年犯的回归,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在对他们进行制度设计时就注意到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考虑的话,其作用是更为显著的,这也是充分考量到社会和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怀。

二、在未成年犯矫正中探索恢复性司法的几点思考

(一)刑事理念尚待进一步厘清

刑事权力的刚性属性所体现的是对于整个公共利益的维护,恢复性司法所强调(转第70页)(接第71页)的修复与宽容所代表的是对少年利益的特殊保护,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指导理念的矛盾,当然并非不可调和,这需要各个层面,包括立法、司法、社会舆论等对此有所认识,并在实践中予以体现。实际上近年来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已经较明显的体现出少年犯罪给社会民众带来越来越多的恐慌,似乎如果给予宽厚的刑事政策或处遇便会造成少年犯罪的泛滥,这种传统刑事威权主义的理念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恢复性司法而言是需要时间来证明自身的生命力的。

(二)技术层面接轨需要本土化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承认“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任何事物的发展是需要适合的环境与土壤,对于恢复性司法也一样。国外的经验是需要借鉴的,但是也要根据我国本土的特点进行仔细思考,特别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例如恢复性司法原则的本土移植是否与我们的现行法律法规有冲突的地方?能否将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忏悔作为认罪悔罪的有效构成要素,并进而改变未成年犯服刑状态的有效因素之一?被害人参与的尺度如何界定?矫正机关介入的角色定位等等,都是需要在实践引用时充分注意到的问题。

知耻而后勇,让未成年犯发出向被害人忏悔的意愿,这是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有着向善的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帮助他们把向善的种子不断地在心田长驻。

[责任编辑:双 塘]

作者:胡骞骜

刑事责任年龄制特点探索论文 篇3:

上海未成年人检察三十而立

今年4月,长宁区检察院检察官在一次座谈中从学校了解到,8岁女孩张某被离异的生母王某虐待致重伤,即建议如符合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应及时立案追究王某刑事责任,后经长宁区检察院起诉,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判令未经张某同意禁止其在半年内与被害人接触。检察官认为张某不能再由王某监护,制发了检察建议并与区民政局共同协商,安排合适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接收了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已诞生30周年,前不久,在其诞生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上海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周年活动隆重举行。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出席,并共同为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展示馆揭牌。市人大、政协、法院、公安、司法,以及团市委、市妇联等负责人,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市各级检察长、未检部门负责人等100多人参加活动并参观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展示馆。

三十而立,从“少年起诉组”起步

1986年6月在长宁区检察院起诉科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1992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建制的未检科,1996年上海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实现各基层检察院全部设立独立的未检机构,2009年市检察院设立全国第一个未检处,在全国率先实现未检机构三级检察院全覆盖。30年来上海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不断创新探索和实践一系列适合中国未成年人特点、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符合检察规律的未检工作制度、工作模式,首创的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庭审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等机制,从上海走向全国,其中不少在全国得到推广,被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所吸纳。

2012年6月,虹口区在校生沈某因故与邻居发生争执并互殴,致使邻居亲属李某鼻部受伤,经鉴定构成轻伤。针对双方的矛盾焦点和疑议,并将调查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双方予以说明,使沈某对自己的冲动有了深刻的认识,向被害方道歉并取得谅解,被害人愿意接受赔偿。考虑到沈某系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检察院决定对其开展观护考察帮教,经一个多月的考察帮教,沈某表现良好,在距高考三个月时沈某的考察提前结束,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同时还启动不起诉记录封存程序:要求校方对不起诉决定专门保存,不记载和放入学籍档案并予以保密;当地派出所收到检察院《刑事记录封存通知书》,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外,沈某的不起诉记录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沈某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被本市某高校顺利录取。

30年来的探索,上海未检教育感化挽救了一大批失足未成年人,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目前全市未检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受理的涉罪未成年人分别从2007年最高峰的2267人和2832人,下降到2015年650人和845人,分别下降了71.3%和70.2%,提起公诉的占起诉总人数的比例,从接近10%下降到4%左右。2007年至2015年,涉案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从8.4%上升到29.4%,不诉率从3.0%上升到34.0%。外地来沪涉罪未成年人落实观护帮教比例达到76.9%,2015年的来沪未成年人涉罪比例同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

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检察“两条龙”

30年来,本市未检已推动建立了“司法办案一条龙”和“社会帮教一条龙”两大体系: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法律监督(包括立案、侦查、审判监督和刑事执行检察及民事行政检察等)、司法救助和犯罪预防等业务,均纳入未检部门统一司法办案范围,并探索被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归口办理;与此同时,以本市社工体系为基础,引入企业、学校、社区等其他社会力量,建立起覆盖全市各区县和街镇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包括17个观护站、215个观护点和58个特殊观护基地,至2015年,共有3257名涉罪未成年人被纳入观护体系,其中99.4%的观护对象没有出现妨碍诉讼或重新犯罪的情形。

此外,30年来本市检察机关在建立健全涉罪未成年人专业化教育挽救机制、完善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机制、未成年人刑事执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对于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或情节显著轻微而不捕、不诉等涉罪未成年人,依法对其落实特殊保护处分措施,做到“宽而不纵”,防止“不教而宽”。近五年来,共对1429名不捕、不诉未成年人开展跟踪帮教,再犯率仅为0.6%。联手公安机关将全市在押未成年人集中羁押于4个条件较好的区看守所,解决混押混管,落实亲情会见,开展社工、心理咨询师入所帮教等。在探索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机制方面,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共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受侵害犯罪涉案人数为306人和398人,分别占未检受案人数的14.2%和13.5%,逮捕率为89.5%,起诉率为98.5%,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无适用相对不捕和相对不诉的情形。在办案中为未成年被害人落实法律援助86人次;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70人次,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16人次;促成刑事和解2件,促成赔偿协议7件。

2013年6月,未成年人张某某因与赫某某生口角,双方约定在浦东新区上南路昌里路路口聚众斗殴,双方参与斗殴的共有4名成年人、近20名未成年人,斗殴中致赫某某轻伤、胡某某轻微伤,造成近百人围观导致交通混乱等严重后果。

浦东新区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了不同的司法处理:在场未参与斗殴的及虽参与斗殴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案人,责令家长教育,并进入社区矫正;已构成犯罪的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分别设定6-11个月不等的考验期,而对4名持械参与斗殴且起积极作用的未成年人以及1名在缓刑考验期间又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在确保当宽则宽的同时,落实“宽而不纵”,使涉案未成年人得到合法、公正的处理。随后检察机关协调各方,对这些涉案未成年人度身定制帮教方案;针对特殊对象,启动专门帮教计划。通过近一年的帮教及附条件监督考察,有2名涉案未成年人分别考取本市著名高校,并因表现良好而被决定缩短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有7名涉案未成年人已稳定就业,并顺利通过考验期被不起诉处理。其中的张某“终于大学梦圆”。

队伍专业化 机构全覆盖

30年来,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探索,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2013年,长宁检察院经过调研发现,因法定监护人不能尽监护职责而涉罪的未成年人约占73%。该院为此向区政协提交《建议通过上海地方出台刑事诉讼期间对缺乏监护的未成年人实行国家监护》。该建议最终被《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吸纳,明确了儿童福利机构等对能查明监护人的“生活无着未成年人”也应收留抚养。30年来,上海未检形成了一支专业化工作队伍,全市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有145人,女性占73.1%,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占37.3%,具有法学教育经历的比例为94.5%;30年来上海检察机关三级检察院未检部门均被授予“上海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其中14个集体被授予“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共获得“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体”、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等国家级、市级荣誉10余个;有100多名个人获得“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上海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国家级、市级荣誉。

作者:施坚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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