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劳动权发展论文

摘要：SA8000并非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和贸易壁垒形式的翻新，而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有利于维护劳工权益。基于中国目前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法规执行不力、行政措施薄弱的现状，SA8000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只要适当注意一些问题环节，中国推行SA8000可以开辟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有效途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民工劳动权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民工劳动权发展论文 篇1：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

[摘要] 在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大量增加，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思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依法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在行动上，我们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

[关键词] 农民工； 劳动权益； 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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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或者从事非农业劳动，农民工劳动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要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首先要加强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其次，要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并加以切实施行。

一、依法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劳动者享有应有的劳动权益，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艰苦斗争的成果，更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之体现。实行劳动安全保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它应该也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既然资本主义都能在不自觉不自愿的情形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在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的，我们有责任将工人阶级斗争得来的权利，加以切实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更不是凡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也不是凡是资产阶级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最终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战胜资本主义。

劳动者有权获得足够的劳动保障，是人类社会逐步形成的共同认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从野蛮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进步的社会，它理当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发展基础，又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苦难遭遇绝对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共产党人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必须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出现一些盘剥工人的现象是难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正常的。无论这种现象多么普遍或者广泛，都绝对不应当将其正当化和合法化。这是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要求。现代世界，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工人阶级新的组成部分——农民工遭受到不人道、不平等，甚至直接就是歧视性的待遇。

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是农民工人权的构成部分。所谓人权，也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作为人的权利，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以其社会属性作为本质的人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权利。20世纪可以说是人权觉悟、人权进步、人权保障的世纪。人权受到了从来未有的尊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各国国内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如果认为20世纪的人权保障还主要是一些人权先行的国家在先导的话，21世纪的人权则应该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参与的事业。在20世纪的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20世纪的90年代，人权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公开认可，逐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理念。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地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人权保障在中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工人的劳动保障权被作为人权的构成部分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一历史时代所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必将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状态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强势群体或强势个人的人权状况，而是社会弱势者的人权情形。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弱势者，如何保护农民工的人权，是我们人权保障事业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方面。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担负起保障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孤立的劳动者，要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是十分困难的。依靠群体的抗争即使可行，也会带来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尚没有自己的组织。为此，党和政府必须担负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任，采取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多种手段，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二、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

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法律手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法治化时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与理想。在法治状态之下，权利应该受到充分尊重，获得足够保障。农民工的劳动合法权益，同样需要法律的保障。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同样的工作，由农民工来承担，雇主将每月平均少花费400-500元人民币的工资。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严重。形成了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在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强度上更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差异。农民工的超强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身心健康构成严重的伤害。不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便没有劳动保障上的平等。要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必须从法律上把农民工也纳入劳动保障的范畴。由于农民工的身份独特，理应予以特别关注，确保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样获得应有的劳动保障。法律也同样应该对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作出与城市职工无差别的规范化要求，使同样的工作获得同样的劳动保护。使那些近乎残害农民工身体健康的企业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以儆效尤。对于受到伤害的农民工，要确认和保障他们获得救济的权利。一旦其权利遭到侵犯，国家机关应当主动查处，接到举报也应依法调查。对于应该处罚的，绝对不能因为他侵害的是农民工的权益而予以轻纵。

在有关组织的帮助下，尽快成立农民工的合法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自我保护的重要路径。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当然为农民工自己所特别关心，这直接关系着农民工自身的状况。因此，由农民工自己依法建立相应的工会组织等，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尝试。农民工的合法组织当然首要的责任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农民工组织还可以有组织地化解其内部的矛盾纠纷，与有关各方协调解决相关的矛盾冲突，提升农民工维权的法治化水平。这样既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有效性，也增强社会的稳定因素，有利于及时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切实保障和推进社会和谐。

政府应该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职能正在逐步转变。新形势下的政府必然更多担负着推进依法办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必然会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也必然会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也应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纳入议事日程，加以特别的重视。

司法机关对于农民工的权益尤其是劳动保障权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对于农民工提出的相关诉讼，不能一推了之。农民工一旦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就应该采取足够的法律措施给农民工以应有的保障。不能让本身就弱势的农民工又在司法上遭受歧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司法机关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农民工的劳动安全等权益的无保障，与司法保护的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司法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如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责任编辑于朝霞

作者：龚　瑜

农民工劳动权发展论文 篇2：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之ＳＡ８０００思路

摘 要：SA8000并非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和贸易壁垒形式的翻新，而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有利于维护劳工权益。基于中国目前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法规执行不力、行政措施薄弱的现状，SA8000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只要适当注意一些问题环节，中国推行SA8000可以开辟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SA8000；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

一、关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

对于SA8000，有的观点认为它是发达国家为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而故意设置的障碍；有的观点认为它体现了人本观念，是国际市场的门票。SA8000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的缩写，意即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SA8000于1997年由CEPAA（the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即美国经济优先权代理鉴定理事会）制定的，它虽然适用于公共机构，但主要还是针对企业，旨在通过符合道义性标准的经营与采购活动，达到改善全球劳工工作境况之效。2001年CEPAA更名为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社会责任国际）并发表了SA8000第一个修订版。

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它对企业在工作环境与时间、劳工健康与安全、职员培训与薪酬、公平待遇、童工使用、工会权力等方面的具体责任，都有最低的规定。主要包括9个标准要素：（1）Child Labor（童工）；（2）Forced Labor（强制性劳动）；3）Health and Safety（健康与安全）；（4）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Right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5）Discrimination（歧视）；（6）Disciplinary Practices（惩戒性措施）；（7）Working Hours（工作时间）；（8）Remuneration（薪酬）；（9）Management Systems（管理系统）等。如在管理体系中，SA8000要求高层管理阶层应制定公司社会责任和劳动条件的政策以确保该政策对公众公开，并进行定期审核；公司应指定高层管理代表来确保本标准要求；公司应协助非管理类人员选出自己代表以就与本标准相关事项增进与高层管理阶层的沟通；建立并维持适当的程序，使供应商或分包商满足本标准要求。

SAI不但制定而且还负责其认证授权。SA8000认证机构需向SAI提出申请，在通过审核并获得授权后方能开展相关认证工作。企业需向经授权的认证机构申请，接受并通过其核查后方能获得SA8000认证证书。证书在有效期以内，认证机构定期监督审查，过期全面审查，以保持证书的效力。SA8000认证使经济在标准的约束下有序运行，能够减少客户对供应商的第二方审核，推动企业科学管理，并且建立国际公信力。

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采购商，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采购商，要求供应商必须达到SA8000所列标准的要求，否则就会被要求整改甚至取消贸易交往。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处于成本劣势而以国际劳工标准作壁垒来对付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冲击，保护本国相应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对违背SA8000的企业产品采取征收附加税、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方式，或者采取利用民间力量和公众舆论谴责等措施阻碍贸易。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出了技术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后，又推出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它需要相对落后或贫穷国家的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申请和保持这一体系认证，这无形中增加了劳动成本，削弱了产品竞争力，因此SA8000是财力雄厚的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而设立的，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和贸易壁垒形式的翻新。而笔者对此观点并不认同。笔者认为，不要简单断言和责怨SA8000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无端干涉和壁垒设置，而应当从人权保护和对劳工权益保障的角度去看待SA8000，这样，我们就会相信SA8000的出发点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有利于保护劳工权益，这一点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之所以这样看，是出于今日中国农民工的现实处境而言，这里先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农民工的情况。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之现状

近来，中国国民经济平均连续以双位数持续多年增长，震动了世界。英国《经济学人》列出以下的时间表“中国将在2007年之前超过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2041年之前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全国好似一个庞大的工地，到处呈现出勃勃生机，外国投资者也纷至沓来，吸引外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公布了《科技创新与中国制造》研究报告，对中国制造行业做了全景扫描，“Made in China”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根据中国家电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国生产的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微波炉、吸尘器和电动剃须刀等七种家电产品，在世界上62个主要家电消费国家和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在30%以上，除意大利生产的洗衣机之外，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占据第一位。在中国制造业中，事实上，农民工才是产业工人的主体，据统计，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总体上已占就业职工的约58%；其中加工制造业农民工高达约68%；建筑业农民工超过80%；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农民工也约占52%。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劳工组织发表报告说，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兴旺，但是该地区的劳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同时，批评者表示，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国，劳工状况堪忧。中国官方机构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农民工普遍超时工作，过去10年来工资增长缓慢，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增加，农民工因讨要欠薪的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民工劳动权益堪忧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工资报酬超低，他们的待遇未与经济效益增长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机关干部、城镇职工收入也有较快增长，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2．农民工普遍遭受歧视，同岗不同酬的现象严重。一些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农民工在同样岗位上从事同样工作，由于身份不同，大幅压低农民工应有工资水平，其劳动收入与同岗位的城镇职工相差悬殊。在普遍存在的残疾、年龄、性别歧视中，以户籍歧视为甚，这些歧视必然影响到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这些歧视也导致和强化了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其结果是损害了劳动者之间的机会均等和待遇均等。

3．有些企业不签订劳动合同，任意解雇农民工，还有不少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据查，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法定义务，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内。有的用人单位滥用劳动合同试用期，许多劳动合同没有写明劳动报酬的具体数额，有些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与劳动者协商，甚至规定违法条款。

4．农民工遭受恶意欠薪。一般说来，企业欠薪是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引起，但也有相当多的是恶意欠薪或故意欠薪。资方看到欠薪没有什么风险，就将工人工资挪作他用，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都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农民工的血汗换不来微薄的报酬，这不仅伤害了农民工及其家人，还极易引起怠工、罢工等现象，甚至会引发一些暴力犯罪事件，对社会安定埋下深深的隐患。

5．强制加班加点，普遍超时工作。农民工普遍从事城镇工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非常大，劳动时间也很长，最基本的休息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许多企业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而且没有就此支付额外报酬，使得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6．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人身安全和健康无保障。安全卫生在许多企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伤亡事故频发，严重危及生命健康。农民工大多从事重、脏、苦、累、险的工种，如高架施工、井下采掘、化工有毒有害作业、环卫清洁等岗位，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有的企业经营者为了减少成本，在有毒有害岗位大量使用农民工，又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用品，致使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较高。这种群体性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不仅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和劳工的身心健康，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职业安全保障的形象受到不良影响。

7．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是指劳动者享受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设施和种种福利待遇，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许多农民工则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农民工在城市无论奉献了多少年，终归是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有的私营和个体企业，不让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的为了应付检查只给少部分农民工投保，有的避重就轻就只买一种保险，而回避其他几种险种。调查显示，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都非常低，给未来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会稳定都埋下了的隐患。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十分严重，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机制，有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SA8000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思路

对于上述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虽然国家《劳动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等相关法规、规章也有不同角度的相应的规制，但实践中基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贯彻和落实。具体来说，一是执法人手不足，尽管目前国家相关法规都规定了劳动行政部门有权对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行监督检查，但由于监察员的严重短缺，许多条文成为一纸空文。当然，这里有当局执法人员素质偏低加上执法手段欠缺使得执法范围狭窄并且不能深入的因素。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之故，千方百计满足、迎合资方的要求，甚至用“牺牲”劳动法等来招商引资，而农民工劳动权益被忽略不计。在某种程度上，国家通过法律强制企业为劳工提供合理的劳动标准，似乎变得异常困难，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则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面对这种现实，SA800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国劳动立法和执法的不足，更好地保护农民工权益。

其实，国家《劳动法》对劳动者相关权益的保障规定有些甚至比SA8000的要求更高，坦率而言，SA8000只是规定了公司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甚至最低的要求，如“公司不应使用或者支持使用童工”；“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制性劳动”；“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尊重所有员工自由组建和参加工会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等。有的标准甚至低于法规的要求，如SA8000只规定“任何情况下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劳动法》规定“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即平均每周不超过9小时)。一个低于法律要求的SA8000却让不少中国的公司如临大敌地认真起来，这表明法律法规在中国现实中没有或无法得到切实的重视和执行。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一个没有取得SA8000认证或者无法达到其标准的公司，产品就会出口受阻或者被取消供应商资格。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以悬殊的成本优势冲击发达国家市场，但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采购商、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其所购买的产品是否符合劳工标准，如果不符合，即使便宜也不愿意购买。社会公众从正义出发不仅要求采购商本身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一旦采购商销售不符合基本人权要求的商品，也将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从而影响采购商的社会责任形象。此时，采购商会动用“买家主导型的商品链”来影响、甚至强制要求供应商遵守SA8000标准，否则，供应商的供应资格将被取消。通过这种商品供应网络，采购商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订单控制着处于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商和代理商。显然，在这种商品供应链下，采购商和供应商进行交易时的谈判地位是极不平等的，这也使得采购商能够利用其对商品供应链的控制，以SA8000等多种形式从实质上规范供应商与劳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从而使供应商成为SA8000实施的义务主体，并使供应商为劳工提供符合SA8000规定的劳动标准。

企业在定单可能被取消的压力下，就会尽可能按照SA8000的要求保障劳工权益。例如，前几年一位美国客户对深圳某玩具厂进行调查，发现有严重侵犯劳工权益情况，因此取消了其供应商资格，其他客户也相继取消，结果这家集团公司被迫关闭。在这种背景下，公司就不得不面对SA8000的压力，由此，也为我们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思路。试想，如果供应商达不到SA8000的标准，采购商将直接取消相关定单，这对于供应商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在中国当前供应商违反劳动法律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以SA8000来推动企业改善农民工劳动待遇的效果要比政府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甚至效果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企业如果向SA8000看齐也会得到很多的好处。从管理上来看，企业积极推行SA8000对于一线员工来说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减少因劳力流失而损失的成本。近年来，在珠三角等地某些企业出现“民工荒”现象，从反面验证了这个效应。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现代社会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在加强，媒体对不良企业职业病、安全事故等违反社会责任的大量曝光，势必严重影响企业形象与声誉，会导致消费者的抵制情绪，企业有可能因此被挤出市场。政府责令其整改甚至关闭，理性投资者也会避嫌，结果这些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企业实施SA8000，虽然会增加成本并对短期利润造成一定影响，但可以因此获得市场声誉，吸引更熟练、高质量的劳动力，并能安抚、稳定人才长期工作，形成融洽的劳资关系，也等于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有利于融资，从而导致良性循环。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积极施行SA8000，不但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将会使企业受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SA8000明确了资本对劳动者所应负的社会责任，通过人道主义的购销活动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改善工作条件，表明了劳动者的利益。进而，我们认为SA8000是保障人权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资本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对劳动者的一种人文关怀。在中国目前对农民工权益保护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导入SA8000机制，对于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意义重大并且会非常有效。

四、施行SA8000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纵观全球，SA8000因得到了发达国家的青睐而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欧美国家甚至对SA8000从法律上进行强化。例如，美国政府已经在国内直接赋予SA8000标准以法律上的效力，即要求其境内通过认证的企业都贴上相应的标签，以便供消费者自己选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SA8000是中国政府、社会、企业必须直面的现实，在大趋势下，特别在加入WTO后，企业生存发展必须按国际规则办事，必须认清并顺应这一国际潮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维护农民工权益，中国施行SA8000，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充分掌握SA8000相关信息，及时获得规范认证。目前中国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内陆企业，对SA8000相当陌生、甚至茫然不知。所以，我们要普及SA8000知识，企业要充分掌握SA8000的内容及运行程序，并依法不断促进劳动者劳动、工作条件的改善，从而有效地维护农民工权益，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SA8000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要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关注认证动态，尽早申请并取得SA8000认证，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待遇，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改变国外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片面观点。企业要主动与国际接轨，熟悉SA8000及其有关信息，在对认证和咨询机构的选择时，应该考虑在客户所在国家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认证机构，鉴于社会责任体系认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司应该考虑选择能提供权威的专业培训、为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具有强大的专业背景的认证机构。

2．加强对SA8000这一企业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科学引导。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权益保障成为考核评价地方政府的指标内容，经验表明，只要那些配套了强大考核驱动机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现实中才最可能成为政府重视并积极推动执行的对象，如GDP、财政收入等等。政府指导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促进企业管理者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企业自身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引导和鼓励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管理，推进SA8000认证工作和本土化进程，广大企业最终能够顺应国际潮流，直面社会责任。

3．完善与SA8000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涉及的法律法规制度。SA8000标准是在管理体系的框架下使劳工标准合理化。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就业促进法》草案。这既有利于切实改善和缓解眼前各种与就业密切相关的非常现实的民生处境，并且站在法治的高度来看，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广大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就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有助于消除和惩处各种就业歧视。中国要积极启动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程序，从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角度修改并完善《公司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把社会责任作为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具有同等地位的企业责任之一；加强劳动保护和人权发展，注意劳动法的可操作性，落实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赋予消费者抵制企业不负社会责任行为，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活动的法律地位。

4．施行SA8000，需要改革和创新工会制度，落实集体谈判权。《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25人以上的，可以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但在现实中，不足25人的小型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企业的劳动者也应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在体制方面，中国目前工会仍然是一元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施行SA8000，改革工会制度需要推进工会多元化，扩大工会覆盖面。农民工则一直因其身份属于农民，而被排除在工会之外。时代呼唤工会制度创新，就是要组织农民工建立工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工会会员制度。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集体谈判权的落实。SA8000规定了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自由组建和参加工会以及集体谈判之权利；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受法律限制时，公司应协助所有员工通过类似渠道获取独立、自由结社以及谈判的权利。中国《劳动法》条对集体合同的主要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中国应当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措施，鼓励并促进集体谈判权的落实，以便农民工通过签订集体协议来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

当然，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只依赖单一某个机制，还需要配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机制；这些机制不仅包括法规、制度、标准、规范，也要有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的观念、道德、习俗、舆论这样一些非正式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周国银，张少标．SA8000：2001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实施指南［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2］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葛笑如．工会组织的制度变迁与农民工权益维护［J］．农村经济，2005，（5）．

［4］佚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劳工受益不大［Z］．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2006-08-30．

［5］郑启福．导入SA8000促进和谐劳动关系［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4）：96-98．

责任编辑：黄 杰

作者：李艳中

农民工劳动权发展论文 篇3：

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状况研究

内容提要女性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来源，其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规模和质量。本文以女性农民工的供给态势为研究起点，阐述其劳动权益受损状况，认为女性农民工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主体，相比男性农民工，更具常客和游离的双重特点，其一般劳动权益保障的脆弱性、特殊劳动保护的游离性以及集体劳动权益的失语状态非常明显。基于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复杂处境和在制度保障中的从属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有限性，需要在构建性别向度的和谐劳动关系、实施性别策略的政策保障、提高女性农民工整体素质等方面加以考虑，以确实增进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获得感。

关键词城镇化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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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等问题日益凸显，劳动力供给逐渐成为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①女性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来源，亦有其劳动供求规律的界限。劳动权益是女性农民工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影响其劳动力供给。然而，目前关于女性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研究，多是基于“人口红利”式微的考虑，较少立足劳动权益。近年来，“民工荒”与“权益荒”现象并存，说明劳动权益受损充斥劳动力市场。女性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更需来自劳动权益受损下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的重新审视。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普遍从西方话语的“他者”立场，将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置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等领域来讨论，认为农民工劳动权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受制于性别分工、就业层次、职业流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父权文化等多种因素，其劳动权益受损甚于男性。②女性农民工劳动条件较差、工资待遇较低、权益无保障现象严重，生殖健康与“四期”保护不受重视，妇科普查和体检难以落实等负性事件的累积，陈桂蓉：《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调查与对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胡仕勇等：《女性农民工参与生育保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武汉市女性农民工的个案分析》，《社会福利》2012年第12期；林洁：《谁为她撑起保护伞 关注女工劳动保护》，《湖南安全与防灾》2014年第3期。极易导致其劳动损伤和精神摧残。为此，不仅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保障，还需要突出用人单位和工会、妇联及民间组织的责任和作用，并注意消解特殊权益保护的负面效应。郭慧敏等：《女性特殊劳动权益保护的负效应分析及消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刘林平等：《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孙中伟、贺霞旭：《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管理世界》2012年第12期；王丽萍等：《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职业安全权》，《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这些研究在反映女性农民工真实劳动处境的同时，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甚少系统考察女性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特殊劳动保护和集体劳动权益，难以凸显其劳动权益受损对劳动力供给的深远影响。当前，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损耗，充实其劳动力供给更具战略意义。

二、城镇化境遇中女性农民工的供给态势

众所周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为资本发展提供了一个劳动力蓄水池的来源。女性农民工在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适逢资本全球化生产时代之际。1979年，中国经济改革试验田的开耕，开启了境外资本的城镇化之旅，也催生了建国以来的首批女性农民工。1985年，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200多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迅速发展，吸引20多万女性农民工走出农村和家庭，融入珠江三角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中的第一代“女性农民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繁华中国打工妹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页。至此，女性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全国有9040.35万女性农民工，其中，外出女性农民工为5214.51万，国家统计局：《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然而，尽管农业和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但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且，“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的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0页。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增长数量明显减少。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接近2.8亿农民工总量增速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下滑，2014年仅同比增长1.9%，不到2010年增速的36%。2015年2月末，外出农民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较2013同期人数减少了3.6%。2015年6月末，外出农民工同比仅增长0.1%。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从无限向有限转变。石睿、罗瑞垚：《劳动力蓄水池在枯竭》，《财新周刊》2015年第30期。受此影响，女性农民工总体增长率在下降，外出人数减少。2010年，外出女性农民工人数为5229.235万，2014年同比减少了14.725万人，性别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数据分析源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数据报告》和《2014年农民工监测数据报告》。同时，随着务工年龄的增加，性别比逐渐降低，女性农民工内部群体的代际更替将更加明显。

可见，女性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劳动主体，是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随着人口红利不足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劳动力供给呈总体下降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更需进一步加强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以增强女性农民工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三、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情况分析

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的特殊劳动形态。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的低水平和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长期以来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所面临的“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就业不规则性”[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0页。的劳动处境。由于女性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对体力和年龄的依赖较大，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比男性农民工更为复杂的就业处境。由此导致的性别差异，客观呈现着国内城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状况。

1.一般劳动权益保障的脆弱性

（1）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户籍和性别的双重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状况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市场需求而言，用工组织是否愿意发展稳定的劳动关系，主要考虑自身发展需要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劳动力供给考虑，除了人力资本因素外，个体的性别和户籍因素也会影响其获得稳定的劳动关系。从性别来看，类比城镇职工，农民工内部就业稳定性的性别歧视程度更大，且甚于户籍歧视。魏先华、刘峰：《性别、户籍歧视与就业市场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HNS2009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现代管理科学》2015年第3期；邹铁钉：《中国城乡户籍与性别的重叠效应——身份公平的养老改革》，《经济管理》2014年第6期；周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分析——兼论女性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双重负效应》，《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6期。在性别与户籍的交互效应下，女性农民工劳动关系的非稳定性更为明显。全国妇联调查数据显示，“502%的女性农民工是没有单位的自雇性质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全国妇联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全国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中国妇运》2007年第3期。这类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往往低于男性农民工，且以服务业、制造加工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为重灾区。同时，不少女性农民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在试用期期限和限制等方面均甚于男性农民工。不签、口签、不平等签或“短签”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劳动合同对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上的性别保护意义。

（2）劳动强度与劳动报酬问题甚于男性。从总体上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城镇务工时间比女性农民工较长，但女性农民工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强度偏大。张学春、张俊：《安徽省农民工务工特征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756位农民工的调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不仅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劳动要求受到用工组织的规制和监督。特别是在女性农民工集中就业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其劳动生产过程较为特殊，劳动时间较长、动作精准、规制极强，需要劳动者形成更多的外在投入和内在付出。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79页；沈波、陈艳等：《1414名制鞋业女性农民工抑郁症状调查分析》，《工业卫生与职业病》2015年第2期。从这一方面来讲，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远甚于男性农民工，一旦超出其所承受的可能极限，就极易引发心理问题。然而，这些并不必然为女性农民工带来有保障的劳动工资。女性农民工劳动工资在总体上低于农民工平均工资，工资被拖欠、难追回的现象时有发生。2014年12月13日，一位女性农民工与其家属因追讨工资不成反而命丧派出所就是一起十分典型的恶性事件。《女农民工讨薪不成却命丧派出所》，参见http：//qh.people.com.cn/n/2014/1229/c182757-23375911.html.

（3）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程度的城乡差距甚于性别差距。社会保障是女性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可以从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生育保险等方面来加以考察。从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来看，2010年全国妇联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受访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享有率分别为30.6%和60.4%，同比分别低于男性农民工6.5和6.6个百分点，且远远低于城镇居民。郑真真、牛建林：《乡城流动与农村妇女地位》，宋秀岩等：《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下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第640页。就生育保险而言，尽管2014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17039万人，但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与率仅为7.8%，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5月28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农民工监测数据调查报告》，2015年4月29日。且外出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低于本地女性农民工。

2.特殊劳动保护的集体疼痛

保护妇女劳动，“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劳动”，并为妇女提供生育保险和“四期”保护、妇科检查。这是我国法律框架下妇女特殊劳动保护的要义。目前，女性农民工特殊劳动权益保护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和随意性。

（1）劳动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受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城镇经济中占较大的比例，生产环境和劳动安全条件都受限。不少女性农民工往往受害于这类行业的劳动场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女性农民工为主要受害者的火灾事故就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突发大火，87名女性农民工被活活烧死，200多名女性农民工死里逃生后落下致命伤残。孟宪范等：《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2007年7月，深圳宝安区一私人内衣厂发生火灾，7名20岁左右的女性农民工被烧死或熏死，幸存的女性农民工也饱受伤残的折磨。2002-2012年，汕头共发生15起劳动安全火灾事故，65名女性农民工因此丧生，其中包括2012年因雇主拖欠工人工资被工人纵火致死的14名女性农民工。《汕头历年火灾一览表》，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81333801013oro.html；许怡：《汕头农民工纵火悲剧的根源》，《平原晚报》2012年12月19日；刘光辉等：《深圳一内衣厂着火烧死7名外来女工》，《广州日报》2007年1月22日。尽管类似的恶性事件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缓解，但从未间断过。同时，个别女性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受到用工方的任意辱骂、搜身、肢体骚扰及性骚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并强化了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安全问题。

（2）因劳动中毒的职业病防不胜防。我国中、小企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比较突出，且聚集着70%～80%的流动女性工人，有30%以上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林洁：《透视女工劳动保护现状》，《湖南安全与防灾》2014年第3期。女性农民工首当其冲。虽然国家早有法律规定女性劳动工种和劳动环境，禁止女性农民工从事有毒、有害（噪音、粉尘、辐射、毒气）的工种，但并不能阻止女性农民工职业中毒悲剧的发生。一旦劳动过程中的有毒、有害气体不能有效排出劳动场所，劳动安全设备形同虚设，专业劳动保护用品无效提供或违规使用，职业病就一触即发。特别在女性农民工从业度较高的食品加工、纺织制衣、化工制品、橡胶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里，劳动者因劳动引发的瘫痪、血液病、生殖健康风险问题依然存在（表1）。在制鞋厂中，接触有毒胶水，是不少女性农民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根；从事装修工作的女农民工，因工作期间接触了过多的有害物质，极易导致孩子患白血病。参见吴晶晶、李亚杰：《人大代表呼吁保障女农民工权益》，http：//news.sina.com.cn/c/2007-03-07/175012455784.shtml.在此过程中，用工组织逃避职业病事件的责任，拒付赔偿或为女工治病的行为更是造成伤残女性农民工职业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

（3）妇科检查和“四期”保护难以落实。妇科检查和“四期”保护最具性别特质和社会性别意义。尽管相关调研情况表明，女职工健康检查和“四期”保护总体落实情况较好，蒋月：《企业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实施效果研究——以东南某省为例》，《法治研究》2013年第12期；何金苗、刘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但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健康检查和“四期”保护的落实还存在很大的盲区。在30多年来的快速城镇化状态下，少有女性农民工享受用工组织付费的妇科检查（工伤或者中毒事件送医院除外）和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她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的特殊权益保护。壕梅宵：《〈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状况不容乐观》，《中国职工教育》2013年第16期；朱磊：《682%的女民工无特殊劳动保护 侵权后多私了》，参见http：//www.legaldaily.com.cn/shyf/content/2008-11/07/content_976710.htm.而一线女工“孕期”被解雇、哺乳母亲不返工或继续从事高危工作、高强度工作现象则是常态，生育费用、生育津贴、产假工资更无从保障，女性农民工从事有毒、有害岗位，在孕期、哺乳期未按照法律规定调岗或进行劳动保护，导致胎儿中毒事件也见诸报端。参见张帆：《破解女职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湖南安全与防灾》2014年第3期；罗晓林、王海松、张春林：《一例铅中毒女工死胎组织铅含量测定》，《中国城乡企业卫生》2001年第6期。

3.集体劳动权益保障的游离性

（1）工会组织参与主体的虚化。工会作为劳工利益的组织，是维护和推动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实现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女性农民工占我国女工总数的比例在持续上升，2014年比例为37.37%，全国总工会：《我国女职工数达137亿人》，《工人日报》2014年3月1日。全国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有262.7万个，已建工会的基层单位女职工组织覆盖率为97.8%。范继英：《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工会女职工工作实现新发展——在全总女职工委员会六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参见http：//nzw.acftu.org/template/20/file.jsp？cid=30&aid=8646.然而，这不仅没有意味着女性农民工参与工会组织的实现，反而呈现了女性农民工工会组织参与主体的虚化。2014年，在我国2.74亿的农民工总数中，仅1.1亿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张锐、郑莉：《为亿万农民工建起温暖的“家”——全国工会实现农民工入会数量和服务质量“双提升”纪实》，《工人日报》2016年1月14日。与全国女性工会会员总数持平，同全国女性农民工总数接近。数据之差足见女性农民工工会参与的难度和通过工会维权的限度。在民间维权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女性农民工的集体劳动权益难以保障。

（2）集体协商与专项权益集体合同的缺失。集体协商和女性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合同是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的重要内容。理论上，随着女性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加，女工工会会员数也随之增加，全国女性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数不断增多，覆盖企业数和女工数也相应增加。现实情况是，截至2014年9月，全国女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合同129.3万份，覆盖企业数327.8万家，覆盖女职工9260.6万人。范继英：《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工会女职工工作实现新发展——在全总女职工委员会六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参见http：//nzw.acftu.org/template/20/file.jsp？cid=30&aid=8646.同比2010年，集体合同签约数、覆盖企业数、覆盖女职工人数分别增加70.1万份、230万家和4317万人，实际覆盖女职工人数仅超过全国女性农民工总数220.3万人。全总研究室：《2010年全国总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状况统计公报》，《中国工运》2011年第3期。女性农民工总数不断接近全国女工工会会员数和女性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覆盖人数，突出了女性农民工集体协商与专项集体合同的缺失。城镇化的深入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并不必然在客观上促进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的实现。

（3）集体争议或集体行动的失语。国外经验研究表明，“一般印象中温顺的女性打工主体大都不是劳动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利用自己的劳动环境来维护权利的能动者”。Honin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7页。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并不尽然适用于国内女性农民工的维权行动。进一步分析，由于城镇化进程中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和劳动环境的异质性，冲散了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限制并消解了女性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或集体团结。迄今为止，女性农民工的集体争议或集体行动大都是依附于农民工群体，其集体利益诉求更多通过其他劳动阶层向社会传递，集体行动的无意识状态十分明显。因此，即便是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严重受损，其集体争议或集体行动也往往更多呈现出惊人的、统一的沉默状态。

四、对女性农民劳动权益问题的反思

劳动者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进一步分析，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与劳动市场、制度、个人人力资本密切相关。

1.我国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复杂处境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和歧视效应，并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国内学者就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之分，前者在劳动条件的各个方面都优于后者。参见蔡昉：《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在二元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下，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用工需求主要源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零售服务批发业、公有制经济中的国企或政府公共部门的非正式就业岗位。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其就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实力较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劳动力成本有限。基于用工成本的考虑，这类非公经济领域的用工组织更倾向于以非理性的方式规避劳动权益责任。换言之，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用工需求具有就业层次不高、待遇偏低、劳动条件偏差、岗位不稳定等特性，由此形成的劳动关系更具复杂性和非稳定性。同时，就业压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就业低质量、户籍、性别等因素，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农民工被迫面临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条件较差、社会保险权益缺失、职业发展断裂的就业选择。这种复杂处境的循环反复，在无形中弱化了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有效保障。

2.女性农民工在制度保障中的从属性

目前针对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制度保障明显不足。其一，我国女性农民工在让渡自己劳动力所有权的同时，不仅没有提供包括劳动力长期成本的贴现和风险的保障，也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规范，政府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干预极为有限。其二，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依附于综合性的法律法规，并不具备单独的性别元素和群体特征，缺乏对两性农民工不同的劳动体验和资源需求的经验考虑，制约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以及城镇劳动力、国家之间的各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分配，延误其进入女性特殊劳动保护的政策视野，提升了女性农民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成本。其三，我国劳动立法对于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缺乏足够的重视，相关内容缺乏可操作性，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面临制度支持和组织保障的双重不足。长此以往，女性农民工作为性别弱势劳动者，缺乏与用工组织相抗衡量的力量，其集体劳动权益只能被“城镇化的轰鸣声湮没，也遭到普通民众的普遍沉默”，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第2期。成为被遮蔽的异质性劳动群体。

3.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通过教育和培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生变量。目前，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培训都比较有限。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女性农民工的基础教育处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较低水平，整体受教育年限较短，受教育质量不高，人力资本存量在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处于短板状态。就职业培训而言，2010年全国妇联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受访女性农民工参加过培训进修的比例为16.1%，同比略低于男性农民工5.5个百分点，郑真真、牛建林：《乡城流动与农村妇女地位》，宋秀岩等：《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下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第638页。劳动技能发展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农民工就业促进与培训政策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很难满足女性农民工的特殊需求。过度的市场劳动和性别需求的偏差，降低了女性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可能性，职业能力提升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很难超越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用工顽疾，极易陷入“低报酬进入-黄金期就业-衰退期退出”的职业困境，劳动权益受损难以避免。

五、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建议思考

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反映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阶段的特殊劳动生态，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制度保障的从属性、人力资本的低存量是构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当代女性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因素，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持续供给。因此，构建性别向度的和谐劳动关系，实施性别策略的保障政策，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尤为重要。

1.构建性别向度的和谐劳动关系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15年中央政府在《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强调，“要以人为本，将解决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权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了构建性别向度的和谐劳动关系对于保障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基本意义。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是规制性别要义的劳动力市场准入。强化女性农民工市场准入时的权益保障，消除或弱化与劳动生产无关的性别、户籍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避免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劳动力在就业准入过程中受到区别对待，弱化用工组织在人力资源策略中的性别、户籍偏好，杜绝其在劳动事实关系中对女性农民工婚育的限制，保障女性农民工公平就业。二是强化事实劳动关系下的权益享有。要保障女性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享有的劳动合同签订、劳动报酬支付、劳动时间合法、社会保险缴纳、劳动环境达标，明确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城镇劳动力就相同工种在劳动报酬、技能培训、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同等待遇，消除女性农民工就业的性别分割以及职业发展的“低端化”倾向，保障女性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安全和劳动尊严，避免其遭受肆意搜身、性骚扰、殴打或辱骂等侵犯其人身安全的行为，并有效落实女性农民工“四期”劳动保护。三是注重劳动关系解体的权益保障。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同步进行，势必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性别偏好产生影响，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来避免女性农民工因性别而被解除劳动关系，降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解雇风险，促进其劳动力价值的有效实现。

2.实施性别策略的劳动权益保障政策

“不存在特殊的女性问题，存在的是对妇女问题的特殊关照”。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决议案宣称，没有特殊的女性问题，并不意味着对妇女问题没有特殊的关注，由此意识到围绕所有以妇女为中心问题斗争的重要性，从权利到平等酬劳等。这是第三国际在早期阶段对于妇女的压迫和解放道路的革命性认识。参见李晓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性别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第81～82页。性别策略的政策保障是对女性农民工劳动问题的特殊回应，虽然女性农民工逐渐回归劳动与人口政策保护中心，比较明显的是，2012年4月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的适用范围被定位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工，包括女性农民工。但仍需注意性别对考察其劳动权益的基本向度及其对社会劳动生产的重要意义。

一是要突出性别公平视角的权利配置与资源重组的价值取向，弥合女性农民工劳动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分裂状态，实施性别倾向的农民工劳动政策，消解户籍和性别及交互作用对其劳动权益的负面影响。二是建立女性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失衡的矫正机制，推行性别意识的劳动用工策略，动态跟踪、管理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加强对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问责与监督，促进其就业的正规化。三是形成特殊劳动权益的利益平衡机制，减少女性农民工较多的用工组织承担的性别亏损，潘锦棠：《向公共家庭政策要妇女公平就业权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社会统筹的方式或财政补贴形式合理转移女性特殊劳动保护的用工成本（包括婚育休假产生劳动力替代成本、特殊劳动保护产生的外部成本），弱化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农民工的性别歧视。四是要发挥工会在实现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中的作用，增强女性农民工运用工会的力量维护权益的集体能力，并强化妇联组织或其他民间团体组织对于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有效介入，发展女性农民工集体谈判力量，促进女性农民工跨阶级的团结，沈原、汪建华：《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41218117722.html.为女性农民工集体劳动权益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3.促进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对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促进劳动者权益保障有着持续的影响”。陈维涛、王永进、李坤望：《地区出口企业生产率、二元劳动力市场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当前，促进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十分必要。

一方面，要重视农村女性教育，促进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性别均衡，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的有效落实，尝试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专项教育补偿经费，避免农民工子女教育呈现性别问题，使之能够以较好的受教育水平应对未来的就业风险，实现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起点公平，增强其获得劳动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性别均衡，推动政府、工会及妇联等群团组织依据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状况及劳动供求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统筹企业、职业技术学校等社会资源发展专门的劳动技能培训机构，并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或专项培训经费，形成培训和再培训及评估的良好思路，鼓励有条件的女性农民工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增进持证上岗在规范女性农民工就业及权益保障方面的作用，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妇女干部学校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苏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