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法治论文

摘要创新型城市建设给社会管理提出了创新的要求，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职能重要的组成部分，创新社会管理是健全社会发展制度的重要环节，应当按照法治化的途径有步骤、有秩序的开展，始终将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依法行政为基本原则，以创新民主参与机制为基本思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本内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管理法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管理法治论文 篇1：

社会管理法治化与法律实施保障机制

【编者按】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年10月，将由本刊与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全国会议，就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在会议召开之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社会学中心主任李瑜青教授，请他来谈法治与社会管理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李瑜青教授近期主持了“法律实施保障机制”课题，该课题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结合政法实务部门的实践探索来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进行理论研讨，且尤其注重从司法行政权的角度讨论在社会管理中行政执法、司法上所面临的问题和特点。因此，我们在采访李瑜青教授的同时又特别组织了相关的三篇文章，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文章能引起学界的普遍讨论，推动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记者：您好，李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又是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您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积极地把法律与社会实践问题联系起来。今年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保障”，对这一提法您怎么看？法律如何介入社会，为社会管理保驾护航，您有什么建议？

李瑜青教授：首先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需要一个理解。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由于我国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行政的大包大揽导致了社会自身功能的退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确立了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发展策略，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发展的经济，社会所具有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法治国家的建设，必须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和均衡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已获得快速发展之时，重新发现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毋庸置疑了。重新发现社会意味着需要研究社会所具有的功能和独特的运行规律、意味着国家需要用一种崭新的眼观去看待国家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伴随的就是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成为了现在的热点。但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意义上来实现具有重要价值，这突出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善治问题。

但在法律如何介入社会，为社会管理保驾护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研究法律如何在社会中足以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效用问题。我们要以法治为基础，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一种理想状态，具体而言，就像有学者提出的，要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社会管理与民众参与治理”、“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与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以及“社会稳定与公民维权”的有机统一（付子堂，2011）。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法律实施保障机制”是一个部级的研究课题，能申请到这个课题是相当不容易的，您能谈一谈您这个课题研究的特色是什么吗？它涉及了哪些法与社会实践的问题？

李瑜青教授：其实，法律实施保障机制问题已为很多学者所关注，已发表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提出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重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把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课题的研究中；其二是强调研究的系统性问题。这样，在设计具体的法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时，至少有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体系中的立法机制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与立法机制内在关系。主要的内容有，转型中国立法工作面临的问题和特点，立法前的调研机制建设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立法后的评估机制建设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成功经验的实证考察和探讨。

第二，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体系中的行政执法机制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与行政执法机制内在关系。研究转型中国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的问题和特点，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主体、权限、程序以及流程图等问题研究，行政执法的流程机制的建设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成功经验的实证考察和探讨。

第三，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体系中的法律救济机制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与法律救济机制内在关系。包括：转型中国法律救济机制面临的问题和特点，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行政复议机制的完善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司法诉讼机制的完善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成功经验的实证考察和探讨。

第四，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体系中的监督机制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与监督机制内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转型中国监督机制面临的问题和特点，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外部监督机制的完善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成功经验的实证考察和探讨。

第五，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体系中的法律意识培养机制研究，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机制的内在关系。法律意识的培养机制的有效建设及其对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的价值，成功经验的实证考察和探讨等。

记者：从您刚才的谈论中我们感到，您的法学观点中很突出法律社会学的价值，能否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李瑜青教授：这个问题，论述起来较为复杂。其实，不同的理论，都有自身特点。相比较价值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法律社会学特别突出对法律实现问题的关注，而这正是本课题所要求的。法律社会学虽产生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以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出版于1913年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为法社会学产生的标志。但它对法律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视，强调法律在社会实现的有效性等，又是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具有相通性。总体上来看，法律社会学具有一以贯之的观点是：

第一，法律与社会要保持同质，也就是说法律本质上应该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如果法律不能与社会保持同质和反映社会需求，那么法律在实施问题上就会遭到瓶颈，恰如埃利希所言“法律规定的执行通常需要得到道德、宗教、风俗、尊重和礼节，甚至赞美和时尚等法外规则的支撑，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的实施”。[1]

第二，要高度重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内在秩序。在法律社会学看来，规则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的，并且是由社会内生出来的，因此支配人类生活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法，而更多的是各种形式的社会规则。这就是法律社会学所称的“活法”，所谓活的法就是指尽管这种法律不曾被制定为法律条文，但它是支配生活本身的规则，不限于法律适用的判决用的规范，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因此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更多的是由社会强制和经济强制来实现的。当然法律规则和其他规则在实施上也是存在区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能被感受并确定为一个人的义务和另一个的权利诉求。它们不仅仅只依靠心理动机，而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由建立在互赖基础上和互惠服务的同等安排的认同上的特定社会约束力机制所强制执行的，并将这些权利主张融入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2]

第三，法律绝非仅仅像分析实证法学派所主张的是由规则所构成，也不像价值法学所主张的那样，法律社会学认为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的集合体系，其还应该还包括法律原则和政策等。庞德就认为“法令成分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规定标准的法令组成的”。所谓规则就是“对一个确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法令”。而原则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出发点”。[3]就法律功能来说，其认为“在于纠正各方面的人群关系，而一切人群关系又错综复杂，国家必不能预先制定一部规则，使法院以抵御各种变化。故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单纯的一种规则，换言之，少数规则可以用条文记载，但法律不限于条文，在任何法系，法律本体实为原理，原理实蕴蓄于条文之字里行间。必有原理，法吏方能有所依据，复由类推方法而求出新例。然后可以御繁，可以应变。由此观之，法律的解说，与其说称其为一部规则，毋宁成为规则及原理”。[4]

通过对法律社会学基本观点予以通览后发现，这一学派的观点具有一些特点：一是，反形式性，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上自足的规则体系，法律更应该是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从社会中内生出来的并影响该和支配人类各种行为的规则体系；二是，法律多元理论，基于上述法律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法律社会学人为法律不应该是仅仅来源于国家，相反的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影响社会运行的各种规则，如道德规则、社会组织规则等都应该视为是法律；三是，重视实践中的法和法的运行，法律社会学将法律区分为“书本上的法”和“实践中的法”，其目的就在于指出要重视实际上影响和支配人们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各类规则，而不应该仅仅重视纸面上的各类规则。

将法律社会学转化成法学研究方法，就在于要求我们在展开研究的时候：一是，需要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不能就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谈问题和现象，要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因素来分析其对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二是，要重视法律制定的方法，法律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规则体系，法律应该反映和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就不能仅仅满足逻辑上的要求，而应该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研究社会运行的逻辑和社会各要素的要求；三是，要重视法律实施的效果，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有书面上的规则和法律体系就能达到的，更在于制定好的规则体系能够内化为社会运行和人类行为的支配性规则，所以应该重视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研究。

记者：从您曾主持过的研究课题，比如 “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企业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研究”、“社会转型期民事权利研究”等看，与社会实践关联度很强，而这次的课题“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研究，似乎显得更宏观、范围更广些。目前学界在这个领域中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吗？它们对您的研究有哪些帮助？

李瑜青教授：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我在前面已有提起。对法律实施的关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比如有学者在法律实施保障机制中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核心、从严执法是内容、强化监督是条件、强化法律意识是基础（杨天发）。有学者认为保障法律实施的条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法律的实施、不断推进制度的改革、加强宪法的实施和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各级党和政府要围绕法律开展工作、杜绝领导干预执法的现象和使法律的内容不断精确和细化（刘松山）。有学者认为法律实施在某些环节、某些层面上不能达到法律实现，行政法律方面问题尤为突出，所以应从程序和机制建设上着手，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程序，建立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王振宇）。有学者认为法律实施法出台应有硬性的规定，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实施，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能否得到实现和履行，也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李克杰）。有学者认为加大监督法律实施力度可不容缓，需要使“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梁朱珠）。上述研究对本课题具有参考价值。

但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实务部门的贡献。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深深体会这个观点的正确。一些实务部门在实践中进行着丰富的实践探索，通过机制创新有力地推动法律的有效实施。比如，上海市闵行区依法治区实践中进行的规程制度建设，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在保障司法公正上推出的系列制度设计，上海市人大立法研究所积极探索的立法后评估实践，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的社会讲师宣讲制度、上海市电视台推出的老娘舅节目、上海市政府依法治市白皮书建设等等，对这些鲜活的实践创新，充满了创新者的智慧，从法律保障机制建设的角度都是有着深刻的价值的，我们有必要深入的学习、研究，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做分析，揭示其中规律性的内容。

记者：您带领您的团队已经取得了这许多成果，那么，在接下来的研究里您的研究重点会放在哪里？

李瑜青教授：研究团队在前一阶段一直关注法律实施保障机制建设在某个局部的理论构建问题，如法律实施保障机制建设中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方面，接下去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同时要进一步解决法律实施保障机制基础理论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我形成一种观点，即中国的制度建设一定以中国的法文化作为对制度的支持。因此，法律制度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在表达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中国的传统与西方有不同，法治的构建和实现方式也会有特殊性。如我们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相比较，以权利保障为人手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传统。西方法治的思想由人文主义思想所伴随，但其发展的表达突出了私权利的保障。而中国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传统儒学的治国主张本人认为不能认为是反法治。法治的诸要素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儒学讲究仁义道德，坚持以仁义精神感染法律。以道德原则支配法律，这是法治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即解决法律的道德基础问题。有学者在分析儒学与法律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儒学使法律道德化并加以批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儒学的主要问题是在试图把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普遍规范的同时，没有转化为任何个人都可以主张的个人权利，而是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道路。但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时，学界存在这种现象，即用西方的概念来做度量衡，把西方的理论普世化，没有注意到法治的治国之道，实际是存在制度的“地方性”问题。防恶是可以通过启发人的内心，人的主体的自觉而实现的，因此对具体制定人与人相防相制的外在强制规则以外，人的主体自觉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传统儒学的这种思想对丰富法治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举这个问题是要说明，法律实施保障机制还存在丰富的理论问题要解决。

记者：您对这一课题期望最终呈现怎样的状态？

李瑜青教授：这一课题涉及的问题十分丰富。最终形成的成果初步考虑在一个研究的总报告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相配套，可以为决策部门、研究部门、实践部门作为参考。

[1]莱赛尔.法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9.

[2]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

[3]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22.

[4]庞德.法学肆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6.

作者：李瑜青

社会管理法治论文 篇2：

创新型城市建设视域下社会管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摘要　创新型城市建设给社会管理提出了创新的要求，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职能重要的组成部分，创新社会管理是健全社会发展制度的重要环节，应当按照法治化的途径有步骤、有秩序的开展，始终将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依法行政为基本原则，以创新民主参与机制为基本思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本内容。

关键词　社会管理　法治化　民主参与

一、社会管理概述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管的活动。”　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的职能，它是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和文化管理并列的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正在逐步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在社会结构方面，我国正从以高度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　在经济发展与生活状况方面，我国正处于由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转变。在这样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剧烈变革的时期，我国社会在历史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没有得以完全缓和以外，同时还爆发出了许多新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社会风险不断加大，因此，如何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体目标相一致的，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当前社会中突出矛盾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成为了摆在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道难题。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及进路选择

在上述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社会管理创新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生产关系的利好变革，就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迫切需要。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经验，依据当前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顺应社会自身运行规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理念指引下，对原有社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建构出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

在依法治国的大方略下，社会管理创新是必然之举，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而且应当按照法治化的轨道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的展开。埃米尔﹒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维护这种集体意识和价值准则对于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须的；同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力量。”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法治的支撑下，建立健全相关社会管理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长效机制。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内容探析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突出强调了国家制定和执行法律要保障人民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政府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二）依法行政是社会管理法治化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权力运行的风向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之一。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在法律授权和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

（三）创新民主参与机制是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思路。

创新民主参与机制，就是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注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强化群众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机制，践行参与型行政、民主型行政，即政府应当广泛吸收和听取群众个体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社会管理计划、社会管理立法及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执行等诸多社会管理具体活动，承认群众个体在社会管理中具有主体性，明确群众个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权利义务，完善相关社会管理制度，形成政府与群众和谐对话、协调一致的社会管理良好态势。

（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当完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即实现法治，而法治的第一步应从民生入手”。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民生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最根本问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源动力和首要任务。

本文系2012年唐山市科技局　“唐山市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社会管理法治化研究”　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12140201B-13

（作者：费蓬煜，河北联合大学公法学科教研室主任，职称：讲师，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张婧　，河北联合大学）

注释：

陈珺珺.社会管理法治化问题探析.法制与社会.2012（5）.157

轉引自何林深.社会管理创新：一种制度分析的路径.决策咨询通讯.2009（1）.40.

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法学论坛.2010（10）.5.

参考文献：

[1]范旭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扬州大学学报.2012.7.

[2]李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研究.经营管理者.2011.20.

作者：费蓬煜　张婧

社会管理法治论文 篇3：

社会管理法治机制建设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简介：顾华详(1967- )，男，江苏海安人，新疆优秀法学家(首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调研员、副处长、新疆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商法学、比较法学研究。摘要：法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证。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构建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法治机制，构建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的法治机制，构建强化宗教事务和虚拟社会管控的法治机制，构建并强化各部门联动共抓、共同维护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责任机制，确保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并且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

关键词：社会管理；安定和谐；宗教事务；预警防控；法治机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指导，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好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根本前提。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领域的矛盾处于易发、高发阶段。在这一阶段，多种矛盾交织合流、国内矛盾易受国际因素影响、矛盾形式与内容更趋复杂多变、矛盾“连锁反应”与“蝴蝶效应”频繁转化、矛盾的顽固性爆发性增强、平息和化解的难度显著增大，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有效地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实现“良法善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追求之一，而要保证“良法善治”得到真正有效地实施，就必须满足法治的基本要求，站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确保更多公平与正义的阳光照进百姓心坎。所以说，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机制，已是时代赋予的一个亟待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构建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法治机制

1.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南方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保持社会安定和谐有序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关键是坚持完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站)平台建设，推动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结合。为此，必须确立司法社会化、秩序化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走近司法”、“和谐司法”、“有序司法”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构建涉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采取“诉调对接”、挂职街道(乡镇)政法副书记、市(居)民法官、周末法庭、爱心超市等在实践中有实效的特色做法，有效遏制诉讼案件的大幅上升，努力做到通过追究犯罪以恢复社会秩序；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和解政策的精神，和谐有序地审理刑事案件，积极依法促进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以确保促进审判工作的各项质效指标得到明显提升。此外，可以组织公共政策和法学专家与法律工作者下社区，深入到矛盾多、问题复杂的区域，与群众面对面地交流，通过辨法析理、溯本清源，为群众解除思想疙瘩，舒解过激情绪，促进问题解决。同时，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实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预告机制，不断创新信访机构设置和工作机制，着力推行错时基层信访工作法，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回访及信访“一卡通”联系群众制度和包案调处信访制度，推行信访听证制、三级终结制，推进矛盾纠纷排查、社会治安问题、重点人员管控、安全隐患预防等“四项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2.依法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要为老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而及时、便捷地解决矛盾纠纷日渐增多的问题，必须着力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机制；回归源头，走群众路线，寻求用群众智慧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缓解基层信访和审判机关压力的有效途径；坚持调解优先，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狠抓排查调处网络建设，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为此，应建立县(市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调解组织，着力完善劳资纠纷、婚姻家庭、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依托行业协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调解组织；在村(社区)建设一批“专家型调解工作室”，在基层人民法庭建立联合调解委员会，在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确保矛盾纠纷能够得到及时调解和化解。从实践来看，纠纷事件发生后的3小时内，是处理矛盾纠纷的黄金时间段。因此，应在充分发挥联合调解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矛盾纠纷“3小时黄金处理”和“无时限陪伴”两大纠纷调解快速处理机制，确保在纠纷发生后的3小时以内，调解机构和人员及时介入，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辖区内，以有效防止矛盾纠纷升级、范围扩大和性质发生变化。同时，还要着力完善诉调、检调和警调对接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努力形成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矛盾纠纷调解体系，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调解，积案得到尽早化解，越级上访、“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不断下降，个人极端行为危害社会案(事)件、重特大集体越级上访及其它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事)件，能够得到有效预警和控制。

3.依法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在预防影响或者破坏社会管理的因素出现，只有及时排除隐患，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才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构建一个和谐安宁的工作生活环境。切实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不能搞运动，但开展工作必须有气势。没有气势，没有群众支持，很难奏效。［2］因此，必须坚持按照全面设防、一体运作、有效管控、精确打击的要求，着力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省市区、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治安卡口监控系统“四道防线”；着力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不断扩大城乡智能化防控覆盖面，特别是要从严落实校园、道路、食品药品、消防等安全措施，推进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着力加强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和社会监控系统建设，努力实现城市高效率视频监控系统网络全覆盖；着力健全基层治安协作联防机制，推动警力下沉和资源倾斜，切实加强治安复杂场所管控，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治安、非法宗教等问题和重点地区，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实行限期集中整治；着力提升打击效能，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有效压缩犯罪空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鉴于国内极端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和挪威国内发生恶性极端暴力事件，美国政府发布了《授权地方同事(Colleague)以防止在美国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文件，强调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性，把加强社区防恐作为核心理念，并以此为基础编织覆盖整个社会的防范大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政府明确指出，应对此类威胁的最好防御措施是充分调动家庭、社区和地方机构，使之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因为极端暴力分子常将目标锁定于儿童、家庭和邻居，相较于公共机构，社区居民往往能未雨绸缪地发现问题的苗头。为此，联邦政府在增加对情报收集工作投资的同时，扩展與社区的接触，并授权于社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加强与可能成为极端暴力分子攻击目标的社区联系和接触，与社区及时分享极端暴力分子及组织活动的情报，积极寻求有效支持社区行动的具体措施。［3］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切实强化社区(乡村)的反恐维稳能力。

二、构建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

高效运行的法治机制

1.依法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切实完成应急处突任务、确保公共安全，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赢得老百姓满意度的关键点。因此，各部门机关单位、军警民都必须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反恐确保制胜、维稳确保平安、处突确保有效、执勤确保安全”；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必须坚持预防和应急处突并重、常态和非常态结合，按照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工作意见的要求，健全联合指挥体系和分级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预知、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在现阶段，要十分重视加强反恐严打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上下联通、指挥高效、运转顺畅、处置及时有力的工作体制机制，坚决把各类渗透破坏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和行动之前，处置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信息情报共享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调查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军警民联动机制、应急救灾物资生产储备调用补偿机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不断提高社会风险管控能力，增强保障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的实力。

2.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安全问题始终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社会聚焦度比较集中的问题，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当前，食品药品安全涉及社会面最广泛、影响面最大，因此，要着力健全食品药品安全标准和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置体系，全方位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网，包括健全由食品安全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监管责任、综合监管责任、行业管理责任构成的责任体系，完善“责任明确、落实到人、权责明晰、责任倒查、严惩不贷”的机制并实行“市(县区)长负责制”；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查究的安全责任链；切实提高基层快速免费检测能力，整合社会检测资源，构建社会公共检测服务平台，重点监控剧毒高残留农药、违禁兽药、食品添加剂及非法添加物。全面推行流通领域食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对乳品、肉制品、豆制品、调味品、酒类等高风险食品的监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构建从源头预防与治理农药、化肥、种子、种植、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监控机制，确保各个环节都能够实现责任倒查，确保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能够做到及时预警，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4］同时，要为食品药品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联手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对有累犯、惯犯、共同犯罪的主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等情节、以及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决不从轻处罚；对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从宽情节的犯罪分子，应依法从宽处理。应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保护伞”，凡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以及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查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有收受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通风报信、跑风漏气、徇私枉法、渎职和不作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坚决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应依法用足用好罚金和没收财产等刑罚手段，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力求彻底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工作，力求依法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损失。

三、构建强化宗教事务和虚拟社会管控的法治机制

1.坚持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特点十分突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给我国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使宗教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和包括“东突”势力在内的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实施以“西化”、“分化”为目的的渗透、分裂、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极力扩张势力范围，规模、组织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社会管理的危害性很大。因此，绝不可低估宗教问题在社会管理乃至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要了解当今世界，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必须了解宗教，依法管理好宗教。谁管理不好宗教事务，谁就难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9·11”事件的发生，就包涵很深刻的宗教背景，策划和参与“9·11”事件的恐怖分子都是宗教极端分子。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而且牵涉到数量庞大的信教群众，因此，如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始终是一个很敏感、很复杂的社会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所以，毫无疑问，宗教事务管理应该是现实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系是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涉及国家全局的五个重要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之一，保持和促进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五大关系的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为此，应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健全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制度相互衔接配套的宗教事务管理法律体系，加大法律法规的落实力度；坚持并不断完善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长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有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不断提高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细化、强化国家对宗教团体、宗教人员、宗教活动和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宣传品的监管；推进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法制教育、治安管理、综合治理、消防管理进寺院，进一步深化“平安寺院(庙)”建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当前，特别要着力解决好对宗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切实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管好宗教人士、管好宗教场所、管好宗教活动，坚决依法严禁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活动，坚决依法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凡是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地方宗教事务管理法规、规章的宗教活动，都属于非法宗教活动。一切非法宗教活动都是影响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必须坚决依法制止。在重点地区，还要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坚决取缔违法乱建寺院、地下讲经、跨地区讲经、私带信徒、放口唤、收课税聚敛钱财等非法宗教活动，凡是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的，必须交由相关部门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依法遏制国外宗教极端势力对我国的威胁。要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颠覆破坏活动，共同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共同防控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依法严禁境外宗教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健全有关宗教极端势力最新发展趋势的双边或多边交流、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严防国外宗教极端势力针对我国的各种渗透、干扰和破坏活动。当前，由于宗教传播的跨国性、开放性、虚拟性、伪善性、渗透性和复杂性，加之西方国家“福音化”外交政策的干扰，特别是美国力图使我国宗教问题“国际化”险恶意图的推进，已经打破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这对目前的宗教格局形成强烈冲击，并且对现行的宗教管理法律和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使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双重因素相互交织的局面。国内外的宗教极端势力从海陆空和互联网等多种渠道，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地针对人们思想防线展开的“和平演变”，不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搞乱甚至颠覆民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观，而且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以山崩海啸之势直接危害国家安全。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法治建设。如果在这一点上做不到位，就会犯一个最严重、最低级、最幼稚、无可挽回的巨大错误。

3.大力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信息时代的自媒体阶段对现行的社会管理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其构建的“网络虚拟社会”，其实质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只是这个“虚拟社会”比“现实社会”更加复杂、更加变幻莫测，管理和服务的难度更大，对法治的需求更加迫切。依法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是对法治智慧的一场全新的考量。因此，应始终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围绕“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主旨，依法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与“管理”，推进虚拟社会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与法治化。具体地说，要落实“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责任制，推进和规范信息网络管理制度，依法打击和防范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应树立主动作为意识，坚持高度自觉、创新思维，把网络建设与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积极深入研究网络犯罪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把强化科技手段与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执法理念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加强部门配合协作与区域警务合作，特别是各警种、各部门的密切合作；要重视区域协调与国际合作，积极健全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搭建警务合作平台，不断提升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能力与水平；要实行信息网络用户身份认证制，健全打击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落地查人制度，严格规定网络企业出现一次重大违反规制、造成严重社会负面影响的，其网络主办者、出资者终身不得从事与网络行业相关的业务。［5］要加强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依法明确危害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要依法明确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信息发布、传输者保障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责任，坚决打击信息网络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违法行为；要构建统筹规范信息安全的高效新型监管体制，确保把互联网建设成维护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信息平台；要提高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重视创作和传播优秀网络文化作品，积极推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网络文化建设，引导社会关注点，弘扬正气新风，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四、构建并强化各部门联动共抓、

共同维护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责任机制

1.依法构建各部门联动共抓的工作机制。社会管理是一个涉及所有领域的庞杂、复杂、宏大而且必须深入持久推进的系统工程。影响和制约社会管理的一个事项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机关，因此，迫切需要健全各个相关部门机关联动共抓的法律法规，依法赋予各有关部门和机关联合行动的法定职权。这就要求通过立法在质检、工商、商务、农业、食药监、卫生、安监、城管、交通运输、仓储、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间建立健全信息交流、情况通报、鉴定检测、案件移送等合作机制，以确保形成整体合力。

2.依法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具有群体性的特点，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社会熔点低，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处置此类事件，对应急管理决策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决策的完善程度及质量高低，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发生率，也是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的关键。因此，必須健全应急管理决策制度和机制，重点是要建立针对风险的决策和预防机制、理性化的决策沟通机制、社会各方面参与决策的机制、决策工作责任制、集体决策制、基层决策机制、决策的反馈机制等。决策要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减少危害，要做到信息及时、准确、系统、全面，可操作性、动态性、适应性、应变性强，果断快速及时，目标导向明确。为此，必须全面提高决策者素质，完善决策手段的现代化，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切实做好决策方案的宣传，增强决策的透明度，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为保证决策得到执行并达到预期效果，要着力落实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各级政府的领导责任，坚决改变过去那种“问责迟迟、问责过轻”的错误做法，切实加大问责和惩处力度。此外，还要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严格安全目标考核与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效果评价制度；深化安全领域的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大技防和人防力度，加强安全保障和预警机制建设，加大违规违章行为整治力度；健全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供应体系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狠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严格落实突发事件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危机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379.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558、373.

［3］温宪．美国编织社区反恐网［N］．人民日报，2011-08-05(3).

［4］顾华详．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解读［J］．今日新疆，2011(10)上半月刊.

［5］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66.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顾华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