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论文

摘要: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可回避。两千多年前,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后世王朝的统治产生深远影响。回顾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对我们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先秦法家法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先秦法家法治论文 篇1：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与汉武帝朝的法律实践

摘 要： 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往往被归纳为“外儒内法”。这一提法只是强调了汉武帝朝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极容易掩盖汉武帝大肆改造法家思想的事实。通过考察分析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汉武帝朝的继承与异变，可以发现汉武帝朝的法律实践虽然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暴力原则，但最为法家推重的法治真精神却在改造中丧失。以“外儒内法”定位汉武路线名不副实，远不及“霸王道杂之”或者“德刑兼用”精准。

关键词： 法家 法治思想 汉武帝 法律实践 外儒内法

汉武帝时代于法家思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商韩之术受秦朝灭亡的牵连，声名狼藉。汉初以黄老治国，国家政治中的法家色彩并不浓厚。至汉武帝始，才使法家思想重见天日，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汉武帝朝“外儒内法”的说法虽流布甚广，但不见于古籍，直至现代才屡见于各家论著之中。如安作璋、刘德增两位先生合著的《汉武帝大传》，马小红、柴荣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等都如是表述。可是，经笔者研究发现，汉武帝虽重拾法家思想，却对其法治思想大肆改造。改造使法治简化为刑治，蜕变成为人治。因此，应当反思一下，用“外儒内法”隐括汉武路线是否合适。其实汉武帝对于法家的法治思想只是取其暴力刑罚以继承之。法家之法固然充斥着暴力，但暴力并非法治思想的第一要义。立法的明白易知、执法的严格无私、司法的公平公正才是法治真精神，然而这些理念却被汉武帝严重践踏。法家思想的核心正是法治，法治真精神既然被阉割，汉武“内法”的说法便不甚恰当。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以“霸王道杂之”①或者“德刑兼用”概括汉武路线更精准②。接下来，笔者将着重论述法家法治思想在汉武帝朝法律实践中的继承与形变，以求对此问题作直观说明。

一、汉武帝朝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继承

应当指出，汉武帝朝对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只不过所继承的乃是法治思想中的暴力性或“霸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严刑峻法思想在武帝朝的接受

严刑峻法思想在《商君书》与《韩非子》当中都有鲜明的表述。《商君书》言：“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③《韩非子》亦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④在先秦法家看来，非但“罪重而刑轻”不可以，即便是刑与罪相当、“重重而轻轻”也是乱国之举。只有从重量刑，加大犯罪成本，臣民才会断绝逃脱罪责的侥幸心理。先秦法家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以刑去刑”。相反，仅仅是“刑加于罪所终”，甚至是重罪轻判，远不足以震慑人心。对于重刑思想，汉武帝朝不遗余力地加以继承。兹举如下史实作证明。义纵上任定襄太守伊始，便大开杀戒。凡之前重罪轻判者，统统报杀，犯人们的宾客昆弟仅仅因为“私入相视”被执行死刑。汉武帝末年，鉴于盗贼多发的治安形势，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⑤。失察罪与失职罪，竟然对应的是死刑。这部问责法真可谓严酷之极。此外，一些国家重臣也往往因小过而畏罪自杀，如丞相赵周是因明知列侯酎金不足却不上报，丞相李蔡是因侵孝景园堧地，御史大夫商丘城是因庙中醉而歌。罪过并不严重，但官员们却不待判决，自行了断。因此，不难料定他们面临的当是极刑。这足以从侧面证明汉武帝时量刑之严酷。

（二）连坐制度在武帝朝的规复

连坐之法是指一种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商君书》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⑥即认为在从重量刑的同时还应当确立连坐制度，如此这般，甚至不难实现零犯罪率的治安局面。在法家看来，连坐之法可以增加臣民犯罪的顾虑，进一步提高违法的成本。此外，还可以起到监督犯罪的作用。因为臣民在连带受刑的高风险之下，必定会相互纠举，踊跃告密，那么犯罪者便无所遁逃。连坐法在商鞅变法时被施行，且为秦国历代所延续。汉代最初也是有连坐之法的。但由于连坐制度过于残酷，因此被高后、孝文两朝逐步废除。汉武帝时，却再度恢复。在汉武帝的授意之下，张汤、赵禹等人制定了“监临部主”之法，且为汉武帝批准实行。所谓的“监临部主”之法是指犯罪发生后，包括监临（监督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的官员）和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官员）在内的相关人员都要连坐。此外，因犯罪而受族灭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即便如灌夫、主父偃、李陵、公孙贺等重臣也都惨遭灭门之刑。

二、先秦法治思想在汉武帝朝法律实践中的变异

汉武帝朝虽继承了法家的重刑思想与连坐之法，却在诸多方面背弃了法家的法治原则，这些方面才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现条论如下：

（一）对“明白易知”的立法原则的背弃

《韩非子》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⑦又曰：“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⑧可见在看来法律的明白易知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商君书》中也有“苟非明法以守之，与危亡为邻”⑨等相关表述。那么，如何确保法律的明白易知呢？首先，他们主张法令的规定要详尽具体，无歧义，即所谓“明主之法必详事”。其次，他们强调法律要标准统一，保持稳定。即所谓“法莫如一而固”。但是，经研究发现，汉武帝时期的法治实践完全背离了先秦法家明白易知的立法原则。背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令繁苛，臣民无法掌握。对于汉武帝朝的法令，《汉书·刑法志》统计如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⑩类型之多，条文之多，令人咋舌。如此，法令自然不“易见”，臣民自然不“易知”，他们往往动辄得咎，无意之中便可能堕入法网。十三任丞相中，因罪而死的竟有六位之多。其余官员受罪披刑者俯拾皆是。第二，法律规定互相冲突，破坏了统一固定的立法原则。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各郡和诸侯国所接受的法律混乱不一，罪同而论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造成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奸猾的官吏们趁机司法腐败，生杀予夺。法令标准如此的不统一，臣民们自然无所措手足。第三，法律规定不详尽，司法官员往往可以随意进行司法解释。武帝朝的酷吏们往往以舞文弄法为能事。舞文弄法是指歪曲法律条文，任意进行司法解释。这种现象在武帝朝相當普遍。如：“吏用法，巧文寖深”{11}、“汤辩常在文深小苛”{12}、“刀笔吏专深文巧诋”{13}等，都是史家对酷吏们舞文弄法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武帝时的法律规定是不详尽的，正是不详尽的法律规定为酷吏们的深文周纳开启了方便之门。

（二）变“依法治狱”为“君主主观决狱”

先秦法家反对君主以智治国。即便智如尧舜，也不应如此。韩非子就明确说过：“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14}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杜绝决策失误的可能，真正可保无虞的是法律。法律是君主意志的反映，又可以避免心治的失误，因此法治是最优化的治国方案。那么，君主便不应该舍优取劣，任智而不任法。以智治国尚且不可，以智判案就更是为法家所反对。韩非子就将私心自用、任意刑戮的君主称呼为“暴者”。他们“心毅而易诛”，很容易造成“下怨其上”、“民将背叛”的政治危机。汉武帝却往往无视法律，以个人意志干预司法，妄杀事件时有发生。案件审判往往无视法律与事实，唯君命是从。兹举两项大案来作证明。首先是魏其侯之案。魏其侯因无法举证景帝曾下诏于他，按照法律，罪当弃市。可是在武帝干预之下，魏其侯被免除死刑。正当魏其侯自认为警报解除的时候，情况又急转直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上达天听，于是汉武帝又改变主意，将他弃市渭城。再看主父偃之死。主父偃被人以劫迫齐王自杀的罪名举报，但调查发现，主父偃虽然私受贿赂，却并没有胁迫齐王自杀的犯罪事实。按照法律程序，应当判处主父偃受贿罪，给予相应刑罚。然而，汉武帝为了平息诸侯的众怒，竟无视法律，干预司法，判主父偃族灭之刑。由以上两个案件可知，法律在汉武帝那里，合其心意则用，不合心意则弃，司法完全丧失了客观性，这对先秦法家思想而言是一种严重的悖反。

（三）变“治狱去道德化”为“以德入刑”

先秦法家认为“爱多者则法不立”{15}，人情道德因素应该被排除在法律范围之外。而且依照法家观念，道德非但不应该出现在立法与司法中，甚至不可以用其治国。因此，“远仁义”的呼声在《商君书》与《韩非子》中此起彼伏。法家“去道德化”主张建立在他们对人性恶的判断之上。他们说“今之民巧以伪”{16}，就只能用“刑罚必于民心”{17}的方法来治国。如果以德治国，就只能令国家陷入混乱。汉武帝时期却将道德因素引入司法判决，开创了“春秋决狱”模式。“春秋决狱”是指法官在判案时不引用国家正式的法律条文，而是依据以《春秋》为主的儒家经典进行案件审理。这一模式是董仲舒为汉王朝司法系统所创制的，并在廷尉张汤的主理下得以推行。董仲舒原书已经亡佚，据后世钩稽，可获知春秋决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亲亲相隐。即亲人犯罪，另一方可以隐匿不报，这种行为受法律支持。相反，如果亲人犯罪，另一方举报，则要负法律责任。如刘爽告发父亲衡山王刘赐谋反，刘赐虽然被杀，但刘爽也因为告发父亲被弃市。亲亲相隐固然有利于顾全亲情，弘扬孝道，但容易助长包庇现象。第二，原心定罪。即犯罪人的主觀意志对法律案件的判决起着关键作用。如果犯罪人主观善意，则可以减刑免罪；如果犯罪人主观故意，则即便是犯罪未遂，也要从重处罚。原心定罪，自然有其合理性，司法审判不能不顾及犯罪动机。但是犯罪动机不应成为量刑的第一依据，如果将主观凌驾于客观的犯罪事实之上，则破坏了法律的客观性。考察春秋决狱的以上两个方面，实质上都是将道德因素的考量引入司法判决。春秋决狱的其余内容也不外乎如此，因为德治正是儒家经典的核心所在。总而言之，春秋决狱的实质是“以德入刑”，这是对先秦法家的一个重大背弃。

（四）对“公平公平”的司法原则的破坏

司法公平是先秦法家重要的价值追求。《商君书》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18}《韩非子》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19}都说得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法律如对特殊人物网开一面，那么法律的权威便荡然无存，极容易助长逃脱罪责的侥幸心理。这正是先秦法家主张司法公平的内在逻辑。反观汉武帝朝的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张汤治狱，看人不看法，如果是豪杰犯法，就必定“舞文巧诋”。如果是“下户羸弱”犯法，则设法宽宥。杜周治狱也是如此，窥上意而不循法。周阳由治狱，完全凭借个人的好恶，关系好的，他“挠法活之”，关系差的，他“曲法诛灭之”。对于这样的现象，汉武帝往往姑息纵容。《汉书·刑法志》将汉武帝的司法政策导向概括为“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20}，即办案人员舞文弄法，故意诬陷，免于追责；相反，如果赦免减轻犯人的罪责，将受到严惩。这种政策导向正是酷吏横行、深文周纳与司法不公现象的真正源头。

综上所述，汉武帝朝对先秦法治思想有继承、有改造。但改造远大于继承。继承的不过是暴力原则，改造的却是法治真精神。这种改造使法治被简单化为刑治，蜕变成为人治。继秦亡之后，法家思想第二次被“污名化”，后世心目中的法家便只剩下刻薄寡恩、严刑峻法的狰狞面目。笔者认为，将汉武路线形容为“外儒内法”，极容易掩盖汉武帝朝违背先秦法家法治精神的事实，容易使读者将先秦法家与汉武法家混作一谈，远不如“霸王道杂之”或者“德刑兼用”的说法更加精准。

注释：

①《汉书·元帝纪》：“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②“霸王道杂之”和“德刑兼用”的概念，学者们都曾用到，但往往将它们与“外儒内法”混作一谈。其实，“外儒内法”与这两个概念包括的范围并不一样。

③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去强第四》，卷一，第32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4。

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饬令第五十三》，卷第二十，第518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⑤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卷一百二十二，第382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4。

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第十七》，卷四，第102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4。

⑦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难三第三十八》，卷第十六，第415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⑧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用人第二十七》，卷第八，第221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⑨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第十七》，卷五，第127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4。

⑩赵增祥、徐世虹，《〈汉书·刑法志〉注释》，第45页，法律出版社，1983。

{11}赵增祥、徐世虹，《〈汉书·刑法志〉注释》，第46页，法律出版社，1983。

{12}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卷一百二十，第377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4。

{13}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卷一百二十，第377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4。

{1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用人第二十七》，卷第八，第220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1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内储说上说七术第三十》，卷第九，第228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1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开塞第十四》，卷二，第56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4。

{1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定法第四十三》，卷第九，第433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1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第十七》，卷四，第97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4。

{1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有度第六》，卷第二，第41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13。

{20}赵增祥、徐世虹，《〈汉书·刑法志〉注释》，第45页，法律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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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巍涛.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3）.

作者：郭帅帅

先秦法家法治论文 篇2：

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探析

摘要: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可回避。两千多年前,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后世王朝的统治产生深远影响。回顾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对我们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法家;法治主义

收稿日期:2009-12-14

作者简介:郭荣君(1981-),女,黑龙江富锦人,黑龙江大学伦理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重要性早在上古时期就被统治者所认识,但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应以何为重各家却有分歧,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代,这种分歧更为激烈,形成了“法治主义”与“德治主义”之辩。而作为先秦重要学派的法家,其思想基本精神就是“法治主义”。

一、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商品交换现象也日益广泛。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我国的奴隶制开始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这一过程开始于春秋末年,大致完成于战国中期。而伴着旧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父子相篡、兄弟相残、诸侯争霸、灭国绝嗣、以至君臣易位等等。总之,形成于西周的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四分五裂,陷入“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新的观念兴起,新旧观念交替;各个学派蜂起云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济世良方”,即“百家争鸣”时期。法家作为“百家”之一,根据历史的发展,提出应打破旧的制度,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秩序,实行“法治”的救世之道。

二、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性自私论是“法治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先秦法家看来,人性是自私的。《管子》论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大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1]。商鞅则认为人性是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2]。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是把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利害关系,无不表现为人的自利性,“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3],“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4],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好利恶害的。

基于人性自私理论,先秦法家认为儒家的“德治”是软弱无力的,“法治”才是最好的治国方法。韩非子说得明白:“人性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5]正是因为人们“好利恶害”,赏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心,罚可以使人有所禁忌而不敢妄为。赏与罚是治理国家至关重要的“二柄”。

三、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容

先秦“法治主义”思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一)先秦法家对“法”的界定

对于什么是“法”,先秦法家曾做过多种界定。《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1]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6]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总结了早期法家对“法”的种种界说,对“法”做出了较为完备的解释,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师也。”[7]“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8]概括的说法家之“法”指的是由国家所制定颁布的具有公开性、强制性的、成文的行动规则,是君主统治人民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君臣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时移而治”——历史发展论

韩非就曾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被赏累罚而不免于乱。”[9]在古代,由于人少财物多,人们不用艰苦的劳动而物质供养也是充足的,人民之间没有争斗,因此,就算不实行加倍的赏罚,社会也是井井有条的。而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是人多而财物少,就算是艰苦的劳动而供养也是很少的,所以人民之间发生争夺,虽然实行成倍的奖赏,加重的惩罚,也不能免于争乱。既然时代已经变化了,治国的方法也要变,而且治国的方法只有因时代之变而变,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则乱”[10]。由此,先秦法家认为,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还是实行先王的“德治”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只有实行“法治”才能达到“治”的目的,只有实行变法,才能使国家达到富强有序。

(三)“赏刑”——治国“二柄”论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把“赏”与“刑”看作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不可或缺的两种权柄,“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11]。商鞅又进一步论述,在治国的实践中,应软硬兼施,“赏”,“刑”并用,但更应注重“刑”。韩非继承了管仲与商鞅的赏刑理论,提出君主应紧紧掌握刑赏“二柄”的主张,在具体实践中要厚赏厚罚,即赏须“足务”,刑须“可恶”。“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12]赏要厚赏,不仅仅在于赏的对象本身,还在于扩大影响;刑须重刑,不仅仅是加在已经犯罪的“盗贼”身上,还在于使尚未犯罪的人感到畏惧,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显然,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论的基础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法家虽然重视法治、提倡“以法治国”,但并不等于法家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通过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言行的分析即可以看出。《管子》就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它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认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9],对道德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对现世的启示

虽然法家的“法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本质上看还是没有超出“人治”的范围,有着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成分,但其理论精华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布之于众”——强调法的公开性

从前所述,在先秦法家看来“法”就是由国家所制定颁布规范人民的行为准则,因此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布之于众”,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商鞅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6]韩非也强调:“……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13]“令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9]。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6],既可以使“法”切实成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曲直的标准,同时也可防止官吏罪刑擅断,又可防止罪犯法外求情或进行刁难。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首先使人民知法、懂法进而才能守法。先秦法家所强调“布之于众”的普法教育,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任法去私”——强调法的权威性

先秦法家认为“法”一经颁布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一切人包括君主都应遵守,反对“释法任私”,而应做到“任法去私”。商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14],只有依法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整齐民心,调动民力。因此,君应“任法去私”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5]如果能“君好法”,“则端直之士车前”;“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14]。韩非也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治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6]同时韩非还强调法令一出,任何人都应遵守。在我们当今社会以私害法的情况仍是屡见不鲜,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先秦法家无疑向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

(三)“刑无等级”——强调法的平等性

先秦法家强调“刑无等级”,在他们看来要使法治真正得以实行,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17],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8],“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18]无独有偶,韩非也认为法治就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3]法家的刑无等级的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但是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让君主守法,把他与臣下一视同仁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刑无等级”成了一句空话。虽然我们早已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但封建特权思想的遗毒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如何与与新形势下的特权思想作斗争,法家的反特权思想能给我们许多启迪。

此外,在立法原则上,先秦法家提出立法必须“当时而立法”[19]、“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法治主义”思想是古代法家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国家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由于其产生于古代阶级社会,因此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使得法家的法治思想必然是精华与糟粕同在。在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背景下,应从历史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吸收法家“法治主义”之精华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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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算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有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难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八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定分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定法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难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五蠹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心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荣挺进,等.管子白话今译.管子•权修 [M].北京:中国书店,1994.

[12]荣挺进,等.管子白话今译.管子•牧民 [M].北京:中国书店,1994.

[1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难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修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君臣[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问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荣挺进,等.管子白话今译.管子•任法 [M].北京:中国书店,1994.

[1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赏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商君书•更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杜红艳]

作者：郭荣君

先秦法家法治论文 篇3：

批判与建构：先秦法家政治思想解读

摘要：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虽有其不足，但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积极的建构意识，即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对法律至上的热烈推崇、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忧患和对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等可资当代借鉴的资源。

关键词：先秦法家；政治思想；批判；建构

对于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今人多持否定态度，把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等同于“封建专制”进行掊击。然而，这样做的消极结果乃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浪费，亦即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它一方面隔绝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摒弃了承续、转换以及重新建构传统文化的人文责任，从而使得我国当代法治政治文化建设丧失了民族特色。这种自我贬抑的自卑情结所造成的母语舍弃，最终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汲取西方法治政治文化的精华。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我们很有必要对先秦法家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重新梳理。笔者拟从先秦法家政治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批判精神和建构意识进行发掘，以期人们重新审视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

近代政治学者梁启超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曾用“法治”与“人治”概括中国先秦儒法之争。所谓“人治”，其主要观点是儒家提出的“为政以德”，认为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法律是否完备，而在于各级统治者是否贤能。儒家的这种“人治主义”与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诉求是截然对立的。法家者，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进行变法实践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的李悝是法家创始人。随后吴起、商鞅、慎到、尹文子、申不害等人进一步主张法治，丰富和发展了法治主义的思想。先秦后期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成为法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法家代表东周时期新兴军功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新的封建官僚制度。法家政治思想既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中，新兴地主的要求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在百家争鸣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总结的成果。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由最好的一个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通过比较，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亚里士多德认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当代国内政治学者多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较早对人治进行的批评。其实，反对人治，研究人治的缺陷，在我国先秦法家那里亦有深刻的见解。

从春秋中叶开始，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尊尊、亲亲的宗法统治受到事实上的冲击，德治的方式不再那么有效，“圣人之治”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为了动摇儒家的理论根基，先秦法家首先对儒家的人治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法家经过自己的考察，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人治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

首先是个人精力的有限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诸如农业管理、人才提拔、司法审判、对外交往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不可能交由某一个人(如君主)来处理。法家追求政治效率的最大化，把有损政治效率的事看作是政治设计的缺失。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尹文子指出：“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圣贤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尹文子·大道上》)即从个人精力的有限性这一显明事实论证了人治观念的荒谬性。

其次是个人智力的局限性。针对人们对圣君明主的浓烈希冀，慎子却如实道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瞻之道也。”(《慎子·民杂》)即使有了贤人治国，如果没有以法为准则，也会导致国家损失。韩非子更认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韩非子·用人》)二人均试图打破人们对“圣人之治”的迷信。

再次是人治的随意性。法家认为，从人性角度来看，人治虽可达到偶尔的公平公正，但因人的自利之心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便会出现在同样情形下多得好处或少受惩罚的社会不公，从而引发社会的怨恨。慎子提出：“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德立》)慎子之言触及到了人治实为心治的本质。韩非子也说：“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之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韩非子·用人》)韩非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治的消极后果。

总之，法家虽然对人治的实质是以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却指出了人治的种种缺陷，注意到了人治和法治的鲜明对立。尹文子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明确地指出：“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尹文子·大道下》)先秦法家对人治观念的深刻批判，直接目的乃在于否定儒家的德治学说，本意则是要为其法治主义主张的出场提供一个崭新的政治舞台。遗憾的是，先秦法家的反人治学说一直未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新中国建立后也曾长期受人治主义的干扰，直到1996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国才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二、对法律至上的热烈推崇

在完成对人治主义批判的同时，法家致力于建构“法治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价值取向上，法治主义标榜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先价值与至上地位，认为法律具有普遍性与至上性，法律应该高于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法家以“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为核心，精致地论证了法治主义的基本命题，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治理论界说。法家深信法是国家的根本。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没有法便等于“背法而治，此任重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舟楫也”。(《商君书·弱民》)法家善于使用比喻来言理。《商君书·修权》说：“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上述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法在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规范作用。从规范的对象来看，除了规定“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家甚至指出，即使是君主本人，也不得“淫意于法之外，为惠于法之内”。(《管子·明法》)法律约束着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不能因人而易，随意更改。法家深信只要实行法治，使各类事情遵循统一的法令，就可轻而易举地治理好人民，达到“权衡具而重益轻，斗石

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也”。(《韩非子·有度》)从规范的作用来看，法可以定纷止争，立公弃私。慎到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商鞅认为：“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

冯友兰先生认为：“在战国之时，国家之范围，日益扩大。社会之组织，日益复杂。昔日管理政治之方法，已不适用。于是有人创为管理政治之新方法，以辅当时君主整理国政而为其参谋。此等新政治专家，即所谓法术之士。”也就是说，法家认为法治是达到君主无为而治的最好方式。慎子希望的是：“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慎子·民杂》)当时，由于诸侯争霸导致长期的礼崩乐坏局面和仁义道德理论的事实上破产，社会生活由混乱、无序、低效的状态逐渐转向要求统一、有序、高效的安定局面，法家则适时提出通过强有力的法治确立统治人民的普遍标准。尹文子说：“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嚣聋，可以察慧聪明，同其治也。”(《尹文子·大道上》)有了法，人民就不会感到困惑，“周合刑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韩非子·扬权》)，以达到“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韩非子·用人》)的目的。法家特别强调在法的实施中重视违法必究。慎子喊出悲壮的口号：“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视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佚文》)先秦法家的英勇精神由此可见一斑。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的上述言论与儒家亲亲、尊尊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以法为准的观念，不仅仅是对儒家德治学说的根本否定，也是对一切传统学说的历史性超越。

当然，法家的法治主张更多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阶级斗争的要求。不过，客观上也有利于限制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残暴，保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应该指出，我们在此挖掘法家的法学思想，并非想否定先秦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之间的差异，而是希望大力弘扬先秦法家法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先秦法家的政治理论确实有待后人继续发掘、分析与研究，但其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却是不容置疑的。当前，我们终于认识到建设法治国家是每个民族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回顾历史，先秦法家的政治远见不得不令我们叹服。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中，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特权现象常让执法者无所适从，因而，我们认为先秦法家的实践勇气是值得今人效仿的。

三、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忧患

法家不仅在政治伦理正当性层面对人治主义展开了批评，而且思考了法治主义的最大障碍——政治腐败(这是人治主义必然的后果)，集中体现了法家的理论策略与批判精神。法家对政治的复杂性、法治的难题有着充分的研究，因而对政治腐败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政治治理上提出“治吏不治民”的见解。韩非子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在先秦后期法家韩非子的著作中，批判政治腐败、防范政治腐败始终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

首先，韩非子注意到了三种有影响的政治腐败势力。一是近臣，他们是君主左右之人；二是亲族，包括君主的子女、妻妾等；三是朋党，是由共同利益形成的特殊集团。三者试图以其特殊地位左右政治。他们的共同点是擅用权力、阿谀奉承，蒙蔽君主，对法家恨之入骨。他们不仅会危及君主统治地位，而且是法家推行其主张的最大障碍。以“法不阿贵”改变“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本是法家法治思想展开的逻辑结果。因此，法家清醒地认识到，法立与否的关键，正取决于能否约束君主的近臣、亲族、朋党三种势力守法，或者说，取决于法家是否敢于向那些权臣贵族们的违法行为挑战。

其次，韩非子分析了腐败的人性根源。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自利和斤斤计较是人性的本质特征。从其人性理论出发，法家认为政治腐败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虽然法家的人性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但与儒家的“性善论”相比，更能解释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亲族、奸劫弑臣和朋党，是封建社会一直没有解决的政治难题。善于察言观色的近臣、亲族和朋党因种种方便和自身个人利益劝说君主随心所欲，是破坏法治的罪魁祸首，而秦汉及以后的封建社会从内部解体的直接原因大多数就是近臣、亲族、朋党擅权乱政造成的。由此可见，先秦法家对政治腐败的忧患具有深刻的洞见。

最后，韩非子提出了对政治腐败的治理对策。诚然，政治腐败是古代政治社会的一大顽症。然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政治腐败，而是如何治理政治腐败。在政治腐败的治理对策方面，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谋略。

在一切阶级社会中，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腐败现象离不开权力的运作。滥用权力是腐败的最大祸源，而遏止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限制、控制权力。韩非子认为，权势本是每个人所渴求的宝物，帝王倘若不谨慎防范奸人，不加强集权，奸人就会蠢蠢欲动。因而他最后暗示，既然权力有巨大的威力，与其让阿谀奉承的近臣、亲族利用权力为非作歹，不如让它集中在一个人即君主手中。显然，这种错误的结论与法家的反人治学说和法律至上说是矛盾的。我们认为法家出现这种思想矛盾的原因在于，在那个时代，孤军奋战的法家最强大的依靠力量就是君王，为了确保变法的成功，法家不得不教君主如何控制权力、确保权力。倘若我们认识不到法家的苦衷，就会得出法家“假行法治，真搞集权”的片面结论。

韩非子对术和势的过分强调，最后把政治变成了阴谋术，招致了后人的激烈批评。如果我们撇开其中的糟粕部分，就其现代意义来看，就会发现韩非子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权力监督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权力监督一直是西方法治的核心之一，也是当前我国推行法治建设的制胜法宝。我国目前仍要进一步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防止官员“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同时，要防止类似古代朋党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员家属利用优势谋取特权。我们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这是当前的反腐之“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加强民主建设、廉政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当前的反腐之“势”。四、对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

在功利主义视野下，诸侯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成为法家界说的最终归宿。对于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路径抉择上，法家开出了一条震古烁今的法治之路。法治主义的演进植根于对儒家正统“真理”的批判，它试图颠覆“礼治”主义政治伦理的正当性，并完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智识理路转换。概言之，法治主义放弃了礼治主义传统对伦理秩序的关怀与诉求，而转向建构崭新的政治法律秩序，其政治理论范式变革与法律实践在当时不啻于一场巨大革命。在保守、强大的

礼治传统面前，法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实的理论为其支撑。有鉴于此，法家为其政治改革主张从认识层面、历史依据、现实需求等方面作了充分而又精辟的论证。

首先，法家为其政治改革主张的推出提供了哲理上的认识依据。任何政治观念的背后都有其哲学基础。法家的改革主张，作为一种新登场的政治观念，其背后的哲学依据是什么呢?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的认识口号。换言之，判断是非要遵循名实相符的原则，判断一种言论是否正确，则要依靠“参验”，根据实际功效检验言论是否正确。由此可知，法家特别注重以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在保守意识如礼治教条禁锢人们的思想头脑时，法家的观点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政治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其次，法家为其政治改革主张的推出举出了历史的依据。法家指出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舜的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当时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的观点。

再次，法家剖析了当时实行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商鞅、韩非子分析了人口的多寡、资源的贫富对人性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其要义在于告诉人们，在人口众多、资源稀缺、人性自私的现状中，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柔性规范是无用的学说。换言之，法家对时代特征浓墨重彩的描述旨在为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实质上是想通过法治取代礼制的改革来确立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产权制度和社会规范。诚然，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极大地限制了法家的精神文化视野，致使法家全盘否定了仁义道德的功能。不过，法家在政治上公开主张变革，其本质就是要用地主阶级专政替代奴隶主阶级专政，是顺乎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

法家的政治改革理论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具系统、最为深刻的政治改革理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昂扬的革命锐气。法家与时俱进的政治革新精神，无疑是当时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反映出法家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改革中进步的，法家提出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

五、结语

先秦法家的历史功绩不仅表现在对旧道德体系的无情批判，而且表现在对一种全新的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积极构建。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行动是中国古代一次壮丽的日出，预示了未来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由于秦朝的灭亡，先秦法家后来成了历史的嘲讽对象——他们被称之为“投机家”和君主俯首帖耳的“传声筒”，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指出，秦朝的李斯“其于法治主义之真精神，去之远矣。然则李斯实用术者，而非用法者也”。法家尚未完成现代政治文明所需的民主精神建设，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局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没有培育出古代西欧城邦那种可以依托的城市经济和市民社会力量。不过，法家政治思想中那些消极落后的东西今天大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为我们创造性地吸收先秦法家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创造了条件。现代政治的主题是民主与法治，我们应当汲取法家的政治思想中那些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通的思想资源。诚如学者苏力所言：“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法治建设必须s借助本土资源的原因在于：“这是法律制度在变迁的同时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进而能有效运作的一条便利的途径，是获得合法性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的一条有效途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超越这种自卑情结，自信地汲取中西政治文明的精华，从而早日实现法治强国之理想。

责任编校　彭大成

作者：徐仪明　刘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