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总产值增加值分析论文

工业经济总产值增加值分析论文 篇1：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摘 要：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跨国公司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率；外资密度；出口企业；地区市场化程度；产业转型升级；生产率悖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2015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4%，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5个百分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出口国。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近些年来，我国产品技术含量稳步提升，但我国企业产品附加值却并未出现同步增加。根据工业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5—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逐年下滑，从31.4%下降到21.1%，十年内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工业企业整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幅下滑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从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大，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营销网络，成为全球贸易与分工体系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对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外资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關于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产业升级影响的文献比较丰富。在宏观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产业产值占比上。裴长洪（2006）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外资在各行业占比、出口产品结构等指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严武和丁俊峰（2013）利用广东省1979—2010年地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不具有显著影响。刘宇（2007）运用1984—2003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提高。在微观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路江涌（2008）采用1998—2005年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同一省份内，技术吸收与人员流动渠道起主导作用，外资净溢出效应为正；但在全国范围内，市场与产品竞争渠道居于主导地位，外资净溢出效应为负。张海洋（2005）研究发现，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认为内资部门研发吸收能力不足，致使外资活动带来的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还有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处在某个区间范围内才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许和连 等，2007；何兴强 等，2014）。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或部门间的传统升级模式已逐步转变为产业链或产品链内不同功能间的升级以及跨价值链间的工序升级（盛斌 等，2015）。葛顺奇和罗伟（2015）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研究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跨国公司转移了高劳动力与高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工序，增加了资本密集度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遭到淘汰的相对概率，促使存续企业更专业化于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工序，以此提升制造业中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的份额，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采用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对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相对有限。

以上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尚不确定。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采用2006—2007年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增加值率反映企业产品价值链，为深入研究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二是采用两个衡量跨国公司进入的变量，即“跨国公司是否进入”与“跨国公司进入密度”，从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的影响，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三是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出口性质、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引进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描述

1.变量测度与模型设定

（1）企业价值链的度量

各企业生产工序千差万别，企业价值链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在企业价值链测量变量选择问题上，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产品技术含量或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Hausmann et al，2015；Rodrik，2013；邱斌 等，2012），也有部分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等指标间接衡量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路江涌，2008）。事实上，企业价值链除了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具有反映生产效率的一面之外，也是一种价值分配结果，具有体现收入分配的功能（夏明 等，2015）。价值链在全球的垂直分离与整合，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按照附加值的高低来度量（张辉 等，2005）。产品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大，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效果越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企业增加值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与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指标，可以体现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增加值率作为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这里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定义是企业工业增加值占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2）模型设定

在充分参考关于企业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其中，i代表企业，entry代表解释变量跨国公司进入，X包括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ε为扰动项。

解释变量：跨国公司进入。一方面，相比本土企业，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这会体现在企业的增加值率上；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程度不同会影响到跨国公司技术、研发产品输出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与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到企业增加值率。为了对跨国公司进入与企业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本文采用两个测度跨国公司进入的变量：一是企业是否存在外资（虚拟变量，存在取1，不存在取0），用以考察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增加值率的差异；二是企业外资密度（外资实收资本/总实收资本），用以考察外资企业中外资密度与企业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

调节变量：一是出口性质（ex）。我国对出口企业具有较多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等，而这种出口发展战略催生出大量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等类型的出口导向企业，促使这些企业参与全球化产品的分工与合作。产品是否出口将对企业销售市场、税收待遇以及发展战略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增加值率。本文采用出口性质虚拟变量，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时取1，否则取0。二是市场化程度（market）。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政府治理、金融发展、市场发育、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税收、融资、要素需求与投资决策，这显然会影响到企业增加值率。本文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樊纲 等，2011）来定义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高于平均值取1，否则取0）。

控制变量：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企业销售额）。研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研发直接改进新产品制作过程和推进创新，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如一家企业研发部门发明了新的产品生产工艺，在原材料、资本、劳动与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中间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增加值率（Tsang et al，2008）；另一方面，研发活动有助于企业提高吸收和利用外部新信息的學习能力，如对其他企业新技术的模仿、改进（Cohen，1989；Griffith，2006；Hu et al，2006）。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对数），企业年龄（样本观察期 企业成立时间），企业劳动报酬率（企业员工工资的对数），企业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总额/企业员工数），企业负债率（负债总额/企业总资产），企业补贴率（政府补贴收入/企业销售额），企业总税率（企业税负总额/企业销售额）。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处二分位行业效应、省份效应以及年份效应。

2.数据来源、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所有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覆盖了40多个大类、9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提供了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企业身份、所有制、就业人数等上百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特别适合本文的研究。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最新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截止时间为2013年，但2008—2013年的企业研发支出数据缺失，而研发支出对于企业增加值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只采用了2006—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同时，该数据库一些统计指标存在误差和错漏，本文对其进行了适当处理：（1）剔除了一些错误记录的样本，如企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产、无形资产、所有者权益、补贴收入、广告支出、员工工资小于0，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工业总产值等；（2）剔除了销售收入小于500万或职工人数小于20人的企业样本以及关键变量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3）对一些关键性指标（如企业增加值率、企业总税率、企业负债率、企业补贴率）的极端值进行3%的缩尾处理。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311 754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平均增加值率高于内资企业，表明具有外资背景的工业企业在投入产出效率和经营效益方面优于纯内资企业。从企业自身特质上看，内资企业在研发强度上与外资企业相近，这可能是由于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集中于母公司，而将劳动力密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道国（Helpman， 2003）；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比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达到65.3%，表明外资企业出口导向性更强；外资企业在员工工资、资本密集度方面均高于内资企业，这与外资企业员工素质、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只有47.0%，低于内资企业的55.6%，反映出两类企业在资金实力、投资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外资企业成立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反映出外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优势。从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来看，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有利的宏观环境可能对企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1. 跨国公司进入对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表2中的模型（A）考察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模型（B）考虑了不同背景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差异性影响。模型（A）和模型（B）结果均显示跨国公司进入确实显著提高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反映出外资企业在投入产出效率与盈利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内资企业。区分外资来源看，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比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在提高我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方面具有更大优势，这可能与两类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投资动机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为了更为深入地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进一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C）和模型（D）。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外资企业增加值率越高，统计上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远高于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且这种差异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也表明这两种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投资动机等方面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显著影响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具有重要作用：（1）研发强度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方式能显著提高增加值率。（2）出口企业的增加值率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这与张杰等（2013）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与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更大销售市场有关，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3）市场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处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增加值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不适当的干预与各种摊派以及行政性收费越少，生产者合法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营商环境预期，有利于企业长期经营、加强研发，提升自身的增加值率。（4）企业劳动报酬率是反映企业生产成本与人力资本的综合指标，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较大，这与我国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整体偏低有关。（5）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前我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已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抑制了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6）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产品增加值率越高，这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通常需要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才能产生较明显的规模效应。（7）企业年龄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不稳健，这可能与各类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关。（8）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增加值率负相关，这与高杠杆限制了企业投资能力有关。（9）企业补贴率对企业增加值率的综合效应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目的不是提高企业增加值率，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一些增加值率低的亏损企业反而成了政府补贴的对象。此外，企业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这主要是由于高税负企业往往也是高利润、高增加值率企业。

由于企业出口行为、所处地区市场化环境存在差异，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类型企业增加值率可能会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下面分别考察这两个因素对跨国公司进入与企业增加值率关系的影响。

2.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出口性质企业增加值率的异质性影响

表3中模型（A）加入了外资进入与出口性质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出口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如出口退税），促使跨国公司倾向于进入有产品出口的企业，使得出口企业中的外资比例高于非出口企业中的外资比例。跨国公司通常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市场开拓方面具有优势，这有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增加值率。

表3中模型（B）和模型（C）将外资企业划分为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分别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这两类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外资密度对外资非出口企业、外资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系数上看，外资密度对外资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更大，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这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影响的差异较小，而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差异明显。跨国公司进入密度的上升，表明跨国公司对该企业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投入自身拥有的技术、人力资本以提升企业增加值率。一方面，由于国内部分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出口享有税收优惠等因素，外资企业选择出口有助于扩大销量、增加利润，进而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非港澳台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该类跨国公司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均具有较大优势，表现为外资密度对这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差异较小；而港澳台跨国公司更关注低廉的要素成本，其本身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相比民营等内资企业产品竞争优势并不突出，但由于出口退税使其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促使该类跨国公司倾向于加工贸易，导致港澳台外资密度对两类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差异明显。

表3也表明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外资企业中的部分企业已经向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转移，还有一部分开始转向要素成本更低的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跨国公司大量外流，势必会影响到劳动力就业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结束，我国出口形势严峻与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并存，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并保持现有外资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跨国公司进入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异质性影响

表4中模型（A）加入了外资进入与市场化程度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均能提高企业增加值率，且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显著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地区能给跨国公司提供更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如更低的市场進入壁垒、更实际的产业政策、更全面的基础设施配套与更大力度的产权保护等，良好的外部环境势必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高生产率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容易产生规模集聚效应，通过技术溢出、产品外包等方式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地区通常要素成本也较高，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部分跨国公司会转而进入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相对这些地区的本地企业，跨国公司通常具有更高技术水平，可以利用低廉的要素成本获得更高的增加值率。

表4中模型（B）和模型（C）分别考察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低地区，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外资企业增加值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两类外资密度均显著提高外资企业增加值率。从系数上看，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外资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明显高于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外资企业的影响，非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高于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这种差异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往往吸引的是生产率水平偏低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这些地区的跨国公司通常注重的是低廉的要素成本，市场进入壁垒高、外资企业数量少的局面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产权保护力度小致使企业创新意愿不足，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提升困难，导致外资企业增加值率提高有限；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吸引的跨国公司通常生产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水平较高，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进驻，为了形成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就需要不断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规模集聚效应、竞争激励机制等不断提升企业整体生产率水平，实现企业增加值率的显著提升。其他变量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与表2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启示

以往研究侧重于从宏观产业占比或微观企业生产率角度来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少从增加值率视角来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2006—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得到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跨国公司进入整体上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产生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第二，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的更大，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出口与非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影响的差异较小，而港澳台外资密度的影响差异明显；第三，跨国公司进入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比市场化程度低地区更好，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港澳台外资密度对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显著，但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不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一是防止外资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过快向外转移，将引进的外资保持在较高规模水平，减小外资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二是逐步放开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市场领域，吸引跨国公司、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三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大力改善地区市场环境，如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地方金融市场化水平等；四是继续对外资实施优惠政策，重点引进高生产率水平的跨国公司，通过技术溢出、合作竞争等渠道提高当地企业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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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勇 李雪松 刘明 盛如旭

工业经济总产值增加值分析论文 篇2：

中美医药化工产业全球价值链比较研究

摘要：以2018年OECD＼|WTO编制的TiVA（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为依据，对中美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其一，中国的出口产品较多地被进口国用作中间投入品进入到出口产品的生产环节中，作为最终产品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比例较低;其二，从中美医药化工产业的双边贸易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对美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其三，从价值链参与度来看，中美医药化工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活跃程度大体相当，但相对于美国，中国前向参与度较低，后向参与度较高。后疫情时代，在美国“价值链回迁”重要战略选择下，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全球价值链中断的极端不利影响。

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医药化工产业也不例外。疫情蔓延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防疫医疗资源出现短缺。中国在药品监管改革和“驱动创新”战略引领下取得的前期发展成果，一方面为较早实现疫情控制做出了贡献，为全国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也依托自身在全球医药化工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抗疫，共同护佑人类健康。目前美国成为疫情发展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严重的疫情导致美国医药化工物资短缺，给美国的消费和医疗系统造成巨大压力，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制造”的高度依赖，“产业链回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本文拟以中美医药化工产业为研究对象，从GVC（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两国医药化工产业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垂直专业化”“生产片段化”“生产分割”和“全球价值链”等概念下的生产特征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生产模式，使得不同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中进行成为可能。R.C.约翰逊[1]指出，以“增加值出口/总值出口”表示的全球增加值出口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约85%降为2011年的70%～75%，世界各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这一方面导致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以碎片化和分散化为显著特征的生产过程也为贸易数据的解读和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困难。近年来，WTO（世界贸易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致力于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贸易统计分析工作，从增加值视角对全球贸易进行研究。而国际上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为实现价值链理论在宏观经济测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D.胡梅尔斯等[2]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首次提出狭义“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利用生产出口品所需要的进口投入品和单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OECD国家的垂直專业化水平，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后续诸多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视角对该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基本逻辑框架逐渐形成。R.库普曼等[3]利用单国投入产出表对中国的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测算;T.法利[4]和P.Ahtras等[5]利用单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生产阶段数。然而由于以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测算方法无法考量国际上的产业联系，因而也无法对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互动参与作出反馈，导致第三方国家的间接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被忽略。鉴于此，后续学者开始着手利用国家间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来分解国家的出口价值。例如，R.库普曼等[6]提出将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增加值统计法与传统的海关统计法进行整合，通过构建全球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库，把单一国家的国内增加值统计扩展到全球，对一国贸易中的国内与国外增加值进行估算。R.库普曼等[7]将KPWW方法中的一国总出口由5个部分进一步细化为9个部分。Z.Wang等[8]在R.库普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行业层面双边出口分解为16个部分。王岚等[9]利用增加值贸易体系刻画了1995—2009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与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认为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双边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中国贸易利益失衡，在机电行业显得尤为突出。于津平等[10]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不同行业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总贸易垂直专业化水平，并实证研究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和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黄灿等[11]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对22个发展中国家1995—2011年的GVC分工地位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郑丹青等[12]利用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1995—2011年的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学界虽然在测度制造业价值链方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细化至医药化工产业领域的价值链分解的研究却较为匮乏，其中绝大部分为定性研究，如于柳荫等[13]和李国平等[14]，少数进行定量研究的，如刘光东[15]和王文涛等[16]，也并未对中国的医药化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前后向联系进行考察。鉴于此，本文拟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TiVA数据库，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对中美医药化工产业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对其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并分析其出口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

二、典型事实与结果分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OECD＼|WTO编制的2018版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与以往旧版本所依据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93）和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3版行业分类标准不同，2018版TiVA数据库以SNA 2008为标准，从国家、区域和国际数据来源进行汇编，使用基于ISIC第4版的行业划分标准进行分类。新版本提供了2005—2015年包括所有经合组织成员、欧盟28国和G20国家、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以及部分南美国家等64个经济体的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共36个部门的统计数据，详细记录了国内和国家间的中间品投入和最终消费的部门数据、国家各部门增加值和所有国家各部门的总产出。本文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

1.生产与最终使用

2015年，全球化工医药部门总产值共1.663万亿美元，按产值大小，美国位列第一，为3803亿美元;中国位列第二，为3760亿美元;位列第三至第五的分别为日本（951亿美元）、德国（872.2亿美元）和印度（525.7亿美元），位列前五位国家的该部门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 59.63%。

从最终使用来看，2015年美国和中国两国对该部门产品的最终使用分别为4090亿美元、2250亿美元，日本、德国和英国分别排在第三至第五位，分别为908亿美元、531亿美元和526亿美元，位列前五位国家对该部门产品的最终使用占全球最终使用的59.43%。美、中、日、德四国在世界上的总生产和对该产品的最终使用排位相同。美国和中国产品总生产的世界占比差距不大，但美国对该部门产品的最终使用占世界最终使用的近三成，远高于中国的16.07%。另外，中美两国互为对方该种产品的最大供给者，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强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亚洲国家是中国产品的主要最终使用者;而对于美国来说，除中、日两国外，最终需求主要来自北美与欧洲的德国，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

2.增加值贸易分解

价值链指某种商品或服务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形成的过程中各个连续的价值增值阶段，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所有参与者在其中涉及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其前后序的承接关系形成价值链条。相对于传统方法，价值链分析法重视贸易的增加值部分，而传统分析方法仅关注进出口总量，忽视了各国和各产业在贸易中的利润获得和分工，同时，全球价值链分析法沿着产业链纵向分解产品，涉及所有参与生产过程的国家和行业增加值收益情况。R.库普曼等[6]将一国出口总值分解为国外增加值和国内增加值。D.胡梅尔斯等[2]首次提出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成分（VS）的测算方法。R.C.约翰逊等[17]提出了国外所吸收的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测度方法，他们将一国生产而最终被别国消化吸收的增加值定义为出口增加值（被其他国家最终吸收的产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R.库普曼等[7]将国家行业部门层面的出口进行了增加值来源的分解，得到不同层面的价值来源与最终吸收地。一国的出口增加值按照来源可分为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而每一部分又可以分为增加值和重复计算。其中，国内增加值（DVA）又可分解为返回本国并被吸收的中间品出口即折返值（REF）和被直接进口国或第三国吸收的增加值出口（VAX）。

依据上述划分思想，将中美两国2015年医药化工产业产品增加值贸易进行分解，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医药化工产品的总出口额差别不大，分别为1 172.48亿美元和1 386.30亿美元。但从增加值角度来看，国内增加值部分占总出口的比重，美国为89.24%，中国为84.32%，美國比中国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外国增加值比重方面，中国为15.25%，美国为10.10%，美国低于中国5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更多地使用了本国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从进口国家直接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部分DAVAX来看，中国为61.36%，而美国为65.85%，这表明，相对于美国，中国出口的医药化工产品较多地被进口国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入到出口产品的生产环节中，而非作为最终产品被进口国所使用吸收。

使用投入产出表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口产品中外国增加值（FVA）的来源国与增加值的大小，具体见表2。中国出口产品中外国增加值最大来源国为美国，占1.68%，随后依次为日本（1.19%）、韩国（1.08%）和沙特（1.04%）。而美国出口产品中的外国增加值最大来源国为加拿大，占1.93%，随后依次为中国（1.23%）、德国（0.51%）和墨西哥（0.51%）。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美国的医药卫生产品更多地依赖于美国的中间投入，尽管相比而言与出口占比仅多出0.45%。

由前文可知，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医药化工产品最终使用者，而且互为对方出口产品较为重要的外国增加值来源国，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两国双边部门出口中增加值的构成。

2015年中美医药化工产品双边出口增加值贸易分解的具体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中美两国该部门产业内贸易较为活跃，双边进出口额基本相当，但中国对美国出口有8.21亿美元的顺差。从增加值分解来看，两国双边贸易出口的绝大部分指标与各自国家总出口分解指标数值差异不大，差别较大的为被进口国家直接消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和折返值。中国对美出口中，直接被美国消化吸收的产品占比为76.89%，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68.53%，中国的折返值绝对数和相对数占比均小于美国。结合DAVAX和折返值综合来看，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医药化工产品作为最终使用的比例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相应占比，即美国对中国所出口的产品，更多地被中国作为中间投入品用来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更多地被美国最终使用，或者是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中间投入。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对美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

3.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后向参与与前向参与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一般来说，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有两种方式，即进口中间投入品用来生产出口产品的后向联系和出口中间投入品用来被其他国家生产出口产品的前向联系。

中美医药化工产品前后向GVC分解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中国该部门GVC总值为453.04 亿美元，略低于美国的473.41亿美元，但在GVC参与度上，中国（0.39）高于美国（0.34）。具体到前后向GVC分解，无论是从绝对角度抑或是相对角度，中美两国均具有一定差别。尽管中美两国的前向GVC都大于后向GVC，但中美两国前向GVC差距较大，中国前向GVC少于美国前向GVC 57.61亿美元。从后向GVC来看，中国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美国。整体结果表明，中美医药化工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活跃程度大体相当，但相对于美国，中国更多地依赖他国生产的产品增加值作为中间投入来生产出口产品（后向参与度高），尽管两国出口产品被进口国再用来生产出口产品的比重相差不大（前向参与度大体相当）。

三、结论与展望

基于OECD＼|WTO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对中美两国医药化工产业的生产和贸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无论从总生产还是从最终使用情况来看，美国、中国分别占据第一、第二的位置;同时中美两国互为对方该种产品的最大供给者，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强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尽管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疫情的短期冲击难以彻底改变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但若冲击时间持续较长，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随着美国《国防生产法案》的实施，“供应链回迁”观点日渐盛行，未来有可能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断裂。鉴于此，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全球价值链中断的极端不利影响。首先，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积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应加强与亚非拉等地区的战略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危机的协作能力;再次，应引导市场主体加强风险管理，避免供应链断裂，并做好相关应急预案，做到未雨绸缪，以赢取部分应对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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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光东，丁洁，武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J].软科学，2011（3）：39.

[16]王文涛，付剑峰，朱义.企业创新、价值链扩张与制造业盈利能力：以中国医药制造企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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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焦晓松 曹颖琦 KORYANG

工业经济总产值增加值分析论文 篇3：

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分析

摘 要：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重大的作用。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根据2004年到2013年共10年时间内，有关绵阳和四川省其他市区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运用区域产业结构理论，求出绵阳市工业产业的效益超越系数（F）、区位熵（LQ）和结构多样化指数（X），明确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找出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工业；产业结构；区位熵；效益超越系数；结构多样化指数

一、研究区工业概况

绵阳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其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发达。绵阳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我国唯一的科技城，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成渝绵经济圈中心城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当前，绵阳正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以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抓手，加快把科技城建成军民融合示范地、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成果集散地、创新人才汇聚地、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地，更好发挥军民融合“试验田”作用，加快建设中国西部经济文化生态强市。201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55.12亿元、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93.8亿元、增长10.7%。绵阳科教发达，产业兴盛，是我国重要的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现有长虹、九洲、攀长钢、新华、富临等大中型骨干企业50余家，其中长虹加快向千亿企业迈进，九洲加快向200亿台阶攀登，攀长钢、新华、富临加快向百亿目标冲刺。绵阳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以食品、冶金机械、汽车零部件、材料和化工等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运用区位熵（LQ）理论、效益超越（F）理论和结构多样化（X）理论分别求出绵阳市工业产业的区位熵（LQ）、效益超越系数（F）和结构多样化指数（X），明确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所需数据包括：绵阳市近10年工业产业增加值、绵阳市近10年的GDP、全国近10年工业产业增加值、全国近10年的GDP、绵阳市近10年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绵阳市近1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绵阳市近10年主要工业的产值。这些数据是通过查阅绵阳市2004-2013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绵阳市2004-2013年的统计年鉴、全国2004-2013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得到的。

（一）区位熵（LQ）

1、产业区位熵（LQ）

区位熵（LQ）是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衡量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的指标。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由哈盖特（P.Haggett）首次提出并运用到区位分析中，其计算公式见公式（1）：

式中：LQ为某区域第i部门对于背景区域的区位熵；di为某区域第i部门的有关指标（通常可用产值、产量、生产能力、就业人数等指标）；Di为背景区域第i部门的有关指标；n为某产业的部门数量。

LQ值越高，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地区的区域经济相对于背景区域来说就越具有比较优势。一般来说，当LQ>1时，说明地区的区域经济具有专业化意义，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LQ<1时，说明地区的区域经济不具备专业化意义，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2、绵阳市工业产业区位熵（LQ）

运用区位熵分析绵阳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可以明确绵阳工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绵阳工业产业相对于背景区域（全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可以看出绵阳市工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于绵阳市工业产业的区位熵（LQ），di取绵阳市工业产业增加值；∑ni=1di取绵阳市全部产业增加值，即绵阳市的GDP；Di取全国工业产业增加值；∑ni=1Di取全国全部产业增加值，即全国的GDP，数据见表1和表2。

（二）效益超越系数（F）

1、产业效益超越系数（F）

效益超越系数（F）主要用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素质，其计算公式见公式（2）：

式中：F为效益超越系数；r和R分别表示区域净产值的增长率和区域总产值的增长率。

F值越高，区域产业的效益越好，产业发展就越好。一般地，若F>1，说明结构素质好，结构效益较大；若F<1，则相反。

2、绵阳市工业产业效益超越系数（F）

运用效益超越系数分析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可以分析出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素质的好坏，从而可以看出绵阳工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存在问题的原因。对于绵阳市工业产业的效益超越系数（F），r取绵阳市工业产业增加值增长率；R取绵阳市工业产业总产值增长率，数据见表1。

（三）结构多样化指数（X）

1、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X）

多样化指数（X）是衡量国家、地区和城市综合发展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见公式（3）：

结构多样化指数（X）与产业单一发展程度成反比，即当某区域工业发展较为单一时，结构多样化指数较低；当某区域工业各部门的发展较为平衡多样时，结构多样化指数较高。

2、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X）

运用结构多样化指数分析绵阳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可以分析出绵阳市工业产业各部门发展情况，明确绵阳市工业产业综合发展情况，进而可以得出绵阳市工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所需数据见表3。

三、结果分析

1、根据表1、表2，利用公式（1）进行计算，可以得到近10年绵阳市工业产业的区位熵（LQ），结果如表5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近10年来，绵阳市的工业产业区位熵值大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我们知道区位熵越高，产业专业化意义越高，相对于背景区域就越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绵阳市的工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绵阳市工业产业的区位熵在2009年之前小于1；在2009年之后大于1，我们知道当LQ>1时，说明地区的区域经济具有专业化意义，相对于背景区域来说具有优势；当LQ<1时，说明地区的区域经济不具备专业化意义，相对于背景区域来说具有劣势。绵阳市的工业经济在2009年之前相对于全国来说不具有优势；2009年之后，区位熵虽然大于1，但区位熵总体上不高，相对于全国来说，优势并不明显。绵阳市工业产业增加值远低于绵阳市GDP，工业产业附加值低下，工业产业相对于全国来说，比较落后。

2、通过表1，利用公式（2）进行计算，可以得出近10年绵阳市工业产业效益超越系数（F），结果见表6：

根据表6，可以看出：近10年来，绵阳市工业产业的效益超越系数除了2004年和2006年大于1外，其余年份都小于1，在2008年达到最低值，主要是受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根据效益超越理论，当效益超越系数大于1时，说明结构素质好；反之，说明结构素质不好。计算结果显示：绵阳市的工业产业效益超越系数低下，结构素质不好。绵阳市的工业产业增加值远低于绵阳市的工业产业总产值，在增长率方面，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低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产业附加值低下，产业结构不好。

3、根据表4，利用公式（3）进行计算，可以得出绵阳市近9年工业产业的结构多样化指数（X），结果如表7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近10年来，绵阳市工业产业的结构多样化指数总体不高且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根据结构多样化理论，结构多样化指数与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成反比，当产业发展较为单一时，结构多样化指数较低；当产业发展较为平衡多样时，结构多样化指数较高。从表6可以看出：绵阳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不高，产业发展较为单一。绵阳市重点发展电子产业，其他产业发展缓慢，是造成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1、绵阳市工业近10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从表1和图1绵阳市近10年的工业总产值可以看出：

图1 绵阳市近10年工业总产值

绵阳市工业总产值在近10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增速较快。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2、绵阳市工业产业总产值增长虽然较快，但其工业产业结构却存在较大的问题。从2004年到2008年，绵阳市的工业产业区位熵都小于1，工业经济不具有专业化意义，相对于全国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从2009年到2013年，绵阳市的工业产业区位熵虽然大于1，具有专业化意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区位熵整体不高，专业化水平整体不高，在全国范围内优势不明显。这从绵阳市近10年的经济情况可以看出（见下页图2）：

绵阳市的工业增加值虽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其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增速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导致了绵阳市工业产业区位熵低下，工业经济专业化意义不明显，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优势。这与绵阳市作为全国唯一的科技城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

3、绵阳市工业产业的结构素质较差，结构效益不好。绵阳市近10来工业产业的效益超越系数除2004年和2006年大于1外，其余年份都是小于1的，充分说明了绵阳市的工业结构素质较差，结构效益不好。这从绵阳市近10年的工业经济情况可以看出：

绵阳市工业增加值虽然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但增速较慢，远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其与总产值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绵阳市工业产业的效益超越系数低下，结构素质较差，结构效益不好，这对于绵阳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再从绵阳与四川省其他九市的工业增加值情况来看：

绵阳市的工业增加值不高，在增加值和增速方面远低于德阳和宜宾，效益不高，吸引力不强，这也是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效益较差的一个表现。

4、绵阳市工业产业的产业综合发展程度不高，工业产业发展较为单一。通过计算绵阳市工业产业的结构多样化指数（X），得出绵阳市近10年工业产业的结构多样化指数，从中可以看出：结构多样化指数总体上有下降的趋势，这与绵阳市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食品及生物医药、冶金机械为代表的优势产业，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关。绵阳市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不高且呈下降的趋势，将不利于绵阳市工业经济的综合发展。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绵阳市的工业体系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电子信息产业又以长虹和九洲为主导，这两个产业的产值就占了绵阳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90%以上，可见其他电子信息产业所占的比重就非常小，这就造成了绵阳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不高。

五、对策

针对绵阳市工业产业的区位熵值低下，竞争力弱，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优势；工业产业效益超越系数值不高，结构素质较差，结构效益不佳；工业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值不高，结构多样化程度较低等结构性问题。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变这些情况。

1、增加财政投入，发展科技，提高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便提高工业产业的增加值。改变绵阳市工业产业区位熵值和效益超越系数值低下的现状。

2、学习其他地区经验，政府要十分重视并派专员进行实地考察，引进高新技术，以提高工业产业的增加值。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待遇水平，以吸引科技研究者入居绵阳，为绵阳市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4、要重视教育，提高教育的投入比例，重视人才建设，并对学子进行为家乡服务理念的培养。

5、在重视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要以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以提高绵阳市工业产业的结构多样化指数，提高工业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改变工业产业单一的发展模式，促进绵阳市工业产业的综合协调发展。（作者单位：罗渡中学）

作者：高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