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业产值的林业经济论文

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为主要内容的林下经济，是林草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林下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林下经济规模稳步扩大。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关于林业产值的林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关于林业产值的林业经济论文 篇1：

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分析

摘要：在参考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黑龙江垦区2000-2012年的林业总产值进行了三方面的分析，包括垦区林业总产值总量变化趋势、总产值增长率变化趋势以及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例变化趋势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年限内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总量在波动中呈上涨趋势；林业总产值增长率与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即都经历了大幅波动到稳定增长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黑龙江垦区 林业总产值 总产值增长率

黑龙江垦区林业是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林业对生态环境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垦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非常重视林业的发展，垦区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后，在各个林业站的全方位服务下，林业经营者积极承包林地，管护到位，垦区林业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黑龙江垦区林业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薛艳（2012）结合黑龙江垦区林业特点，通过分析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从林业补贴的险种、金额和标准等方面对垦区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进行了研究[1]。郭宝松与张贵华（2006）对黑龙江垦区林业行政执法进行了研究，强调了林业执法人员懂法的重要性，并从执法的简易程序、法律时效、法律文书、听证程序和行政处罚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2]。郭宝松（2007）通过阐述黑龙江垦区林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分析了实现目标可采用的立体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林发展模式以及特色养殖业模式[3]。于家傲等（2008）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黑龙江垦区各分局的林业绩效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促进垦区林业发展的对策[4]。王宁与翟印礼（2012）对垦区生态林经营者与经济林经营者的风险偏好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二者风险偏好差异显著[5]。而后，王宁与翟印礼（2013）指出生态林经营者经营生态林的规模会影响生态经营者经营生态林后的风险规避度[6]。可见学者们对垦区林业的研究涉及到林业保险、林业执法、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垦区林业的绩效以及经营者风险偏好等多方面。

本文仅对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这一指标在2000-2012年间的绝对值变化、增长率变化以及该指标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进行分析。

1 林业总产值总量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依据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中有关林业总产值的数据资料，将黑龙江垦区2000-2012年林业总产值、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例以及林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数据列表如下：

由图表1可知，在2000-2012年间，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基本上表现为增长趋势（见图1），由2000年的12177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100226万元，是2000年的8.23倍。表明林木培育、林木采运和林木管护的产值总和在不断增加。但是，垦区2013年的林业总产值要高于附近的年份（2000-2002年之间的年份；2004-2007年之间的年份），从而使垦区林业总产值在增长中表现出在波动中增长的趋势。

2 林业总产值增长率变化趋势分析

从总产值增长率的特殊年份变化趋势与一般变化趋势两方面分析垦区林业总产值增长率。

一是特殊年份的分析

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其他年限的增长率有明显区别的年份是2003年与2004年，即从2003年64.55%的增长率下降到2004年-20.22%的增长率，这是在研究年限内增长率波动幅度最大的两年。产生这一较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2003年垦区林业总产值的突增（见图1与图2）。2003年垦区林业总产值突然增加的结果是使2003年与2002年相比，总产值的增长率为64.55%，远远高于2002年的环比增长率5.40%，同时，又使2004年的增长率为-20.22%，远远低于其他年份的增长率，故在图2中表现出明显的大幅度波动。

二是关于林业总产值一般变化趋势的分析

由总产值增长率的折线图（见图2）变化趋势可知在研究年限内总产值增长率表现为在波动中上升，然后又趋于平稳的趋势。在2004年前表现为大幅度的波动；在2005-2008年间，增长率曲线呈现凹型，说明在这些年中增长率的变化较快；在2008-2012年间垦区林业总产值增长率则表现出了比较平稳的趋势，即增长率在30-45%之间波动，这无论从图1的林业总产值变化来看，还是从图2的林业总产值增长率来看，在此阶段内均表现出比较平稳的趋势。

3 林业总产值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比重分析

由于林业总产值是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总产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分析了垦区林业总产值的绝对数及其增长率变化后，就有必要分析其在整个广义农业总产值中地位的变化。

由图3可知，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在研究年限内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然后趋于稳步上升的趋势。

由表1可知，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在研究年限内一直都是比较低，比重范围在0.6-1.2%之间。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在研究年限内波动最大的是2003年，比重值达到了1.2%。这一点与林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分析具有一致性（见图2），这也是导致林业总产值占广义农业产值比重出现大幅度上升与大幅度下降的原因。

第二，在2005-2012年间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波动的幅度较小，且总体趋势有所上升。这说明从广义农业总产值来看，虽然垦区林业在垦区农业产业结构中所占份额较小，但是其地位有提高的趋势，而垦区林业总产值比例的提高说明垦区在林辅、林培、林木采运以及林果的生产方面得到总体提高，这表明垦区农业的产值结构在不断地得到调整。

上述结果表明在研究年限内黑龙江垦区林业总产值总量在波动中呈上涨趋势；林业总产值增长率与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即都经历了大幅波动到稳定增长的变化过程。在研究中没有对构成垦区林业总产值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从而就不能具体说明垦区林业总产值的绝对量、增长率以及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例的变化趋势究竟是由林培、林辅、林果或林木采运这些组成中的哪一部分变化所引起，这是今后准备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薛艳.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设计——以黑龙江垦区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0-44.

[2]郭宝松，张贵华.黑龙江垦区林业行政执法问题探讨[J].现代化农业，2006（12）：4-5.

[3]郭宝松.黑龙江垦区林业经济发展对策的研究[J].中国林副特产，2007（2）：87-89.

[4]于家傲，贾利，李友华.黑龙江省垦区林业绩效评价及发展对策[J].中国林业经济，2008（2）：4-8.

[5]王宁，翟印礼.生态林与经济林个体经营者风险偏好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10）：88-95.

[6]王宁，翟印礼.生态林规模影响个体经营者风险规避度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3（4）：102-107.

作者简介：

王刚（1974-），男，黑龙江双鸭山人，科员，林业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为林政管理工作。

作者：王刚

关于林业产值的林业经济论文 篇2：

林下经济能否成为林草产业下一个蓝海

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为主要内容的林下经济，是林草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林下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林下经济规模稳步扩大。目前，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超过6亿亩，各类经营主体超过90万个，从业人数达3400万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总数达649个，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已经成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林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林下经济再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要求，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发展。9月，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将林下经济列入林草产业新业态重点项目，要求优化林下经济发展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11月，国家林草局发布《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25年）》，立足新发展阶段，明确了今后10年全国林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布局。《指南》提出，到2030年，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7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3万亿元。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全国林业产业产值由2007年的1.2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8.17万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油茶产业、竹产业、生态旅游产业都达到了萬亿级规模，而林下经济总产值从2012年2133.5亿元上升到2019年9000亿元，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正以蓬勃之势有望成为新的领跑产业。

方兴未艾的林下经济

2000多年前，西汉农学著作《氾胜之书》中，最早记载了林、粮间作的生产结构形式，即“黍桑当俱生”。1400多年前，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介绍，桑树下种绿豆、红豆，不仅“二豆良美”，而且“润泽益桑”。槐树、楮树种子和麻一起下种，可以“胁槐令长”“为楮作暖”，有利于树木“亭亭条直”。

700多年前，元朝司农司撰写的科学著作《农桑辑要》认为，“桑发黍，黍发桑”，在桑树下种黄米，黄米能让桑树茂盛，桑树能让黄米增产。400多年前，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则记载着“如山可种，则夏种粟，冬种麦，可当耘锄”，意思是在杉木林内套种小米、小麦，可以达到以耕代抚的作用。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生产实践证明，科学利用森林资源，在林下套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这种生产模式，在当下被称为林下经济。发展林下经济，对缩短林业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巩固生态建设成果，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林下经济，是践行“两山论”的具体行动。

早在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此后，全国各地林下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山区、林区脱贫攻坚的强大引擎。

在“两山论”的发源地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盛夏时节的林下经济产业园满山苍翠，绿竹成荫。早上八点，踏入林间，高高矮矮的竹荪欣欣向荣，长势喜人。一旁，五六名村民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只见他们利落地去掉竹荪头顶的黑壳，再将整个白色主干放入篮筐。

“采摘期大概持续一个月，平常一天可采摘鲜竹荪100斤左右，高峰期一天可采摘300斤。”园区负责人介绍，产业园内共种植了10亩竹荪，最近正值收获季节，后续经加工出售的竹荪产品大概能为每亩竹林增加400元收入。

眼下，园区正在规划种植大球盖菇，“接档”竹荪，确保四季皆可收获林下作物。据了解，余村有竹林面积约6000亩。为更好地对其进行规划管理，自前年9月起，村里成立了浙江盛世余村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对全村山林进行统一流转和提升。目前，余村林下经济展示带已初具规模，种植带总面积达到2000余亩。

自盛世余村公司成立后，沿余村绿道设置了多处作物基地，并对林道进行统一建设，对山林进行整体规划，在林下经济展示带沿线培育了笋竹高效林，并套种中草药、食用菌菇、名贵树种、野茶等林下作物。目前，各类作物加工成成品后主要在余村景区进行销售，接下来，村里将借助电商平台，增加销售渠道。

作为旅游重点镇，如何做好农旅结合，增加亩均效益是余村一直在思考的事。“目前，根据不同作物，每亩林地可增加3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收益。”余村党支部副书记俞小平介绍，为实现更多增收，村里将林下经济展示带纳入游客观光路线，发展休闲观光产业，增设行人游步道、打造阳光育苗房，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举办各类作物科普活动。自2020年5月起，林下经济示范园区还开放了游客采摘休闲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参加。

余村加强林下经济与旅游业态的融合发展，使林下经济产业园成为集种植、加工、销售、旅游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成熟综合体，让林地真正成为“绿色银行”。

处于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良瑞村的刘泰林，不久前又卖了300多只鸡，加上此前销售的，去年他家累计卖了1700多只鸡，收入10多万元。“2015年，我家种了300亩油茶，但是油茶至少要六七年才有收益。父亲身体不好，我也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勉强过日子。”回忆过去的日子，刘泰林难掩苦涩之情。

2017年，天柱县确立了以土鸡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以全县30万亩油茶林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林下养鸡，组建县农投公司，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组织方式。2019年，刘泰林从公司领取了2000只鸡苗养在自己油茶林里。“卖的第一批鸡有200多只，不仅把公司的鸡苗钱还了，还赚了2000多元，养鸡效益太好了，我们又不愁卖。”刘泰林说。

实现了从贫困户到小康户跨越的不止刘泰林一个。近年来，天柱县以林下土鸡养殖为重点，整合各类资金2500万元，建成了年孵化鸡雏850万羽的良种繁育基地、年屠宰3600万羽鸡（鸭）屠宰场、1.6万平方米的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及3000平方米库容冷链体系，打造了“凤玖玖”油茶鸡公共品牌，与重庆土滋滋、华侨城商会签订年供土鸡100万羽、年供冰鲜土鸡30万羽等销售协议。2020年，天柱县直接带动贫困人口8300余人，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天柱县的成功实践表明，要破解林下经济的发展难题，还是要靠组织化示范化推动、项目化市场化运作。”贵州省林业局副局长向守都介绍，近年来，全省林业系统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过去制约林下经济发展的瓶颈。

2018年，贵州全面打响农村产业革命战役，开启了林下经济发展新局面。三年多来，全省各地坚持以贫困地区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企业为主体，以超常规措施推进林下经济发展，实现了裂变发展。全省林下经济面积从2016年的1151万亩提升至2019年的2048万亩，年均增幅达21%，林下经济年产值从2016年的90亿元提升至2019年的330亿元，年均增幅高达57%。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2203万亩，产值365.9亿元，实施主体1.7万个，带动285万农村人口增收，实现了林下经济发展面积、产业效益和助农增收“三提升”。

“实践证明，我省发展林下经济大有成效、大有希望，为全省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林下经济，可以实现发展和生态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为金山银山。” 贵州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美钧说。

去年11月，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及证监会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林下经济年产值达1万亿元。

“这是我省发展林下经济的大好机遇！”张美钧介绍，当前贵州森林面积达1.58亿亩，其中，最适宜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的林地面积有3400余万亩，林下经济还有较大潜力和发展空间。山地贵州，在林多地少、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有着重大意义。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林下经济年产值达9000亿元，其中过百亿元的省份15个，产值达500亿元以上的省份有9个，江西、广西林下经济产值甚至超过千亿元。林下经济产业已成为山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大众创业的新兴产业。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多年来，各地党委政府和各级林草主管部门持续加强对林下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支持，贵州、江西、广西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2021年7月，贵州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围绕“扩规模、优品种、调结构、提质量、强品牌、拓市场”，着力构建林下经济特色产业体系、生产经营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基础支撑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提高林下经济发展专业化、精准化、系统化、市场化、高效化水平，并在省级层面成立了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林下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去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广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年实施计划》，林下经济产业首次纳入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产业，获得2021年自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00万元;油茶产业获得2021年自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00万元，同比增长14%。2021年，自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林业专项主要用于林下种植中药材、林下养蜂、林下生态旅游等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油茶“双千”计划实施，支持培育壮大广西林业优势特色产业。

各地依托特色优势资源，推动林下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涌现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2021年12月，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印发了《林下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向各地推介“高位推动，科学布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体经营，释放潜能”“拓展链条，提升价值”“融合发展，综合收益”“定产定销，宣传推介”“标准生产，打造品牌”“利益联结，助农增收”等8个方面、共28个典型案例，并要求各地林草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学习借鉴，进一步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森林面积303万亩，森林覆盖率82.18%，生态良好，适宜发展林下种植和养殖，有“中国竹子之乡”之称，是“广宁红花茶油”的原产地。近年来，广宁县高度重视林下经济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多种林下复合经营模式，结合“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同步推进，着重培育南药、茶、竹荪、灵芝等林下种植，竹笋、竹虫等采集加工业，林下养禽畜和蜜蜂等养殖业，发展森林康养，全方位发展林下经济产业。

当前，广宁县油茶种植面积已有6.25万亩、肉桂5万亩、砂仁3.5万亩，完成竹海大观、万竹园、罗锅观竹亭改造提升项目，建成了赤坑绿美古树乡村、红花油茶主题公园，完成11个省定贫困村的乡村绿化美化工程，进一步凸显示范带动效应。同时，广宁县还积极探索新机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林场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林下经济发展格局。截至2020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12.92亿元，涉林下经济的企业有172家、专业合作社428家，林下经济从业人员达8.29万人，企业和合作社带动农户1.65万人就业，其中扶贫戶980人，被认定为首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省林下经济示范县。

近年来，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以发展紫灵芝产业作为发展林下经济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林下种植“武芝2号”紫灵芝产业加快发展，努力将武平县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林下紫灵芝生产基地。2021年林下种植紫灵芝新种面积5300亩，总面积近2万亩。

紫灵芝可以加工灵芝切片、灵芝茶、灵芝孢子粉、灵芝酒、灵芝饮品、灵芝化妆品等，同时兼具观赏价值。武平县利用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惠民林业产业，有效实现不砍树也致富。2018年—2021年，全县427户贫困户参与林下种植紫灵芝激励性扶贫项目，实现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全县以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形式从事紫灵芝种植的有81家。

武平县因地制宜，强化措施，突出特色，鼓励和引导林农发展以紫灵芝、富贵籽为主的林下种植业，以象洞鸡、中华蜂为主的林下养殖业，以野生食用菌、中草药、松脂為主的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业，以森林人家、森林康养为主的森林旅游产业。据统计，2021年1-6月全县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152.5万亩，实现产值19.34亿元，同比增长15.23%。

冬日的山东省嘉祥县卧龙山镇长直集村，放眼望去，大片油用牡丹基地因套种绿化树和养殖家禽显得生机盎然。

早上7点多，长直集村规模最大的种植户呈祥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瑞麟就在自己经营的油用牡丹基地忙碌开了。打扫鸡舍内外、配饲料、鸡舍内外捡鸡蛋、整理滴灌管……这些活是他林下养鸡以来每天应做的事。

“元旦后，会下蛋的鸡更多了，昨天一共捡了75斤鸡蛋约700个，今天鸡舍里捡的蛋看起来比昨天还多。”在基地一起干活的张瑞麟的大姐张志娥高兴地说。

“林下养鸡是我姐经营的项目。都是一家人，我提供场地和部分资金支持大姐创业也是应该的。张瑞麟说。

2021年4月，张瑞麟和张志娥开始把林下养鸡付诸行动。按照书本上学习掌握的养鸡知识，请工匠修建了鸡舍、安装了配套设施。分批购入适合本地散养的小土鸡如乌鸡、珍珠鸡共1000多只，还饲养了10只能保护鸡仔们安全的大鹅。付出总有回报。9月份，最先养殖的土鸡开始下蛋了。

“在油用牡丹基地散养土鸡初步成功了。一是鸡不啃食油用牡丹根系枝叶，还能除草、吃虫，去年基地没安排人工除草、打药，鸡粪可自然分解成苗木的肥料，所有成本降低了。二是散养土鸡的鸡蛋销售价格较高，还不愁销路。三是中科院刘政安研究员春节后将来这里合作一个项目，用油用牡丹枝叶加工鸡饲料，争取能产业化生产。我这几百亩地‘上乔下灌、种养结合’复合经营推广开来，将有助于油牡丹产业发展。”张瑞麟说。

魔芋适宜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种植，生长快、抗病能力强、产量高、价格可观。可做成休闲食品、魔芋豆腐、魔芋粉等产品。近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林业局深入古台山林下黄精及魔芋种植基地进行技术指导，为生产经营户“传经送宝”。

林下黄精和魔芋产业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新化林业局通过服务林业主导产业，创新林果科技帮扶形式，多模式林下经济打造“绿色聚宝盆”。据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基地林下容器培育面积达2000亩，来自全国各地9个品种，亩产可达4000斤，年产值可达5000万元左右。可带动周边300户农民群众就业增收。

为丰富农产品供给结构、促进林区山区群众稳定增收、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年）》。

《指南》从林地利用范围、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区域布局4个方面明确了全国林下经济的发展布局;提出了积极推广林下中药材产业、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产业、科学引导林下养殖产业、有序发展林下采集产业、加快发展森林康养产业5个重点领域;确定了加强林下经济品牌建设、加快经营主体培育、加快市场营销流通体系构建、深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4项主要任务。

《指南》要求，明确林下经济产业定位，扩大林下经济发展规模，优化林下经济发展布局，延伸林下经济产业链条，增加林下经济产品供给，提高森林资源利用水平，实现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激发林下经济发展活力

建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是发展林下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林草局规范有序推进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切实加强动态管理。2013年至2019年，国家林草局先后认定发布了四批、共526个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吸纳就业超过720万人，总产值近1300亿元，从业林农年均收入1.33万元。

2021年6月，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取消和变更部分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命名的通知》，对24个经营管理不善、示范带动作用不强的基地，取消其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称号。12月，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名单的通知》，认定北京市怀柔区平安富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23家单位为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通知》强调，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指导、支持、管理和服务力度，积极争取和推动落实相关扶持政策，不断提升示范基地建设水平。

在国家林草局指导下，各省级林草主管部门创建了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不断发挥以点带面、典型引路作用，充分激发林下经济发展活力。

上海市林业总站果树管理科调研小组来到金山区枫泾镇卫星村林下大球盖菌种植基地，正值雨后，林下一个个大球盖菇探出小脑袋，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据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林下共种植50亩大球盖菇，现在处于出菇初期，雇佣6-7位当地村民采收蘑菇，每天采收菌菇200-300斤，大球盖菌营养丰富，口感好，深受消费者喜爱。随着时间推移，接下来出菇量还会增加，预估可以持续出菇2-3个月。

利用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下大球盖菌种植，提升了林地的综合附加值和效益，林下大球盖菇种植，选择稻田秸秆作为种植基质，促进了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出菇结束后，生产过程中的基地原料剩余物就地还田，为树体生长提供丰富的腐殖质营养，促进林木生长。这种“农业废弃物-林下菌菇生产-有机质还林”的生态循环栽培模式实现林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小小蘑菇撑起了生态致富伞。

浙江省安吉县景溪村坐拥6000余亩竹林，近年来借助竹林资源，努力盘活林下经济，并通过三产融合为乡村经济发展开拓新路。目前，该村打造的林下种植基地已扩至1000亩，主要种植竹荪蛋、多花黄精、木槿花等特色林下经济作物，并且已为村里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

向林下空间要经济效益，在安吉县各个乡村已蔚然成风。作为全省重点林区县之一，安吉林地面積有207万亩，其中竹林面积108万亩。近年来，安吉县充分利用丰富的山林资源，大力推进林下经济建设，使广袤的山林真正成为农民的“绿色富矿”，风光正好的林下经济正逐渐成长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接下来，我们继续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推进林改工作、推动林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加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引导，激发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情。”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黄宏亮表示，希望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充分得到发挥，以带动片区经济发展，实现群众增收致富。

打开地图，在冀辽蒙交界之处，一弯碧绿撑起一道拱卫京津的生态屏障，这里就是河北省平泉市。平泉地处冀北燕山丘陵区，全境“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决定了其发展出路必然在山在林。

多年来，平泉市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农民自发相结合，形成了以林下采集、林下种植和生态旅游为主的三大林下经济产业体系，探索出林药、林菜、林草、林花、林禽等多种发展模式。目前已规划新增林下经济产业面积321亩，培育全市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以亚欧公司为龙头，带动发展中药材种植4500亩，建立中药材示范基地3000亩，建立中药材加工基地1处。全市林下经济年产值8947万元，吸纳4万多名劳动力，带动从业者人均增收2000多元。

《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年）》提出，到2025年，有序扩大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模，持续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不断增加林下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市场认可度;继续推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多种生产经营主体，稳步提升林农综合收入;强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构建完善的产品流通体系与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相关产品科技含量，加强政策引导，提高市场敏锐度;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万亿元，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达到800家。到2030年，形成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林下经济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溯源体系更加健全，产品供给能力、质量安全水平、市场竞争能力全面提升，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特色产品竞争力、知名度、美誉度得到国内外市场充分认可;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7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3万亿元，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达到1000家。

林下经济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已然成型。发展林下经济是大有空间、大有可为的，但是想要迈上新台阶，就必须抓住当前的政策机遇，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森林康养、森林人家、森林民宿等林下经济典型模式，成为林业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新贡献。“十四五”期间，随着发展桎梏的不断被打破，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万亿级蓝海正向着浩瀚的森林招手。在浓密的绿荫下，林下经济正产生着翻天覆地的蝶变。

作者：耿国彪

关于林业产值的林业经济论文 篇3：

完善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的空间必然越来越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资源税改革；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同时强调，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耽搁多年的资源税改革或将由此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在资源对经济发展约束日益增大的现实背景下，我国政府开始更加重视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的有关问题。促进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既可以使欠发达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也可以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因此，更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机制，这是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促进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完善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

1、是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资源储备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极不协调，地方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大多数能源资源输出地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例如，晋陕蒙接壤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被称为中国北方的“黑三角”。尤以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而著称。区内的神府、东胜、准格尔、河东等四大煤田的储煤面积达3.3万平方千米，已探明储量2800亿吨，远景储量6745亿吨。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近年来，该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生产建设项目数量和规模呈迅猛增长之势，但是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如何推动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地区经济统筹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2、是实现生态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需要

矿产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大多地处偏远，而且生态环境通常比较脆弱，过去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缺乏保护意识，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恶化。还是以矿产资源丰富的晋陕蒙地区为例，在资源快速开采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人为水土流失亦呈增大之势。大量开发建设项目中产生的弃土、弃渣或直接弃入河道，或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随意堆放，不仅形成人为水土流失恶化生态环境，而且限制了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据有关研究估计，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3%。因为废料、废水、废气和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和到处深度不一的大沙坑等地质灾害给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据专家推算，土地资源一旦被破坏，要想恢复原貌，时间上至少要10年左右，还必须有大量的经济投入。因此，如何在矿区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3、是解决社会矛盾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矿产资源在大规模开采时会在矿区形成一个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矿产资源的枯竭，这些城市可能面临就业、转型、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资源开采的过程中打下资源型城市和矿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据统计中国现有矿业城市178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4以上。这些矿业城市按其开采年限，可分为幼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三种情况。其中有29座城市发展时间不足20年，属于幼年期矿城；有131座城市建市在20-50年之间，步入中年期；还有18座城市建市时间超过50年，进入了老年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矿业城市中，有1/10的城市矿产资源开始枯竭，如辽宁的阜新市、甘肃的白银等，已经亮起红灯，开始了从资源丰富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滑落，面临经济衰退、环境恶化、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急需转型。在这些城市中，下岗失业人员较多，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很大；居民生活困难，社会矛盾积聚，不稳定因素增多。如何推动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再创生机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快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精神的重要课题。

二、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1、缺乏科学统一的城市及产业规划自身造血功能差

（1）产业结构单一，替代产业尚未形成。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主要是由矿产资源开发而兴起的，一般远离交通干线和经济发达地区，远离国内、国际市场，城市经济体系相对封闭。长期以来，这些地区大都定位于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进行发展，对资源进行的是粗放式开采和利用，没有通过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改造对资源产业进行纵向和纵深发展，进而扩展其产业链。同时，这些地区还长期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没有形成新的支柱和替代产业。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对资源产业具有极强的依赖性的单一产业结构。以笔者所在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为例：2014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全市工业经济主要有五大产业，分别为农畜产品加工业、矿山冶金业（含煤炭洗选业）、新能源、化学工业、新兴产业（生物制药、新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其中农畜产品占比34%左右，矿山冶金39%，电力及新能源12%、化学工业10%，其它5%。其中资源能源类产业所占比重达到51%。2014年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3.57：80.24：16.19，GDP的构成过分依赖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畸形。这种畸形结构主要以出卖资源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即使企业有心做环保，但也苦于资金短缺。其中矿山采选和冶炼行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3%，产业结构单一，替代和后续产业尚未形成，而且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资源类产品价格波动很大，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2）城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力不足。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在依托矿产资源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企业管理城市、企业功能等同于城市功能的不正常现象。矿产资源企业在建矿初期就承担“建城”职能，还承担了其他许多社会职能，负担比较重。同时，城市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比较滞后，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投资环境较差。资源性城市由于远离交通干线，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因而城市经济体系处于一个封闭状态。城市社会服务功能仅仅依附于主导资源产业，而无法得到较大的发展，使得城市功能单一，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财力严重不足。

2、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核心，是资源开发的经济补偿，建立和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经济补偿机制，是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资源开发一直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国实行的资源税费体系中，收费标准过低，没有真正起到资源开发经济补偿的作用。

资源开发经济补偿机制，是指通过收取资源开发补偿资金，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引导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开发资源，承担资源补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的补偿机制。

（1）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合理，税额偏低。我国矿产资源税是以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的从量计征，实行的是递减税，矿产资源税负与矿产资源销售价格、矿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和企业盈利情况无关，税收失去对资源生产的自动调节作用，造成采富弃贫现象，也导致收入增长缓慢。目前，资源税品中最高税额60元/t，最低税额0.3元/t，尽管国家调整了资源税的税额标准，但税负水平却日益下降。以新疆为例：1994年新疆执行的资源税税额标准分别为8元/t、12元/t，资源税税额标准占当时原油价格的比重分别为1.7%、2.5%。2005年国家调整了原油的税额标准，新疆原油资源税税额标准调整为30元/t，但原油资源税税额标准占原油价格的比重仅为0.85%，税赋水平不升反降。

（2）矿权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第一，矿业权使用费收费标准太低。我国1998年开始征收矿业权使用费，但与世界主要矿业城市相比，标准过低。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探矿权每年每平方公里为27澳元，折合人民币178元，采矿权年金为3100澳元（折合人民币20460元）。过低的费用，使得很多人抢占资源、炒买炒卖等现象严重，打乱了正常的资源勘查和开发秩序。

第二，有偿、无偿取得的双轨制。获得采矿权的方式有两种，及行政审批的无偿取得和市场竞争的有偿取得。双轨制的存在，使得有偿获得矿业权的矿权人和无偿获得矿业权的矿权人的成本差距大，因而导致部分矿业权人为了降低成本，采富弃贫，影响了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不利于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的完善。采矿权的“双轨制”直接导致了采矿权人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且为暗箱操作和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不利于采矿权市场的发育壮大，应该尽早并轨，适合由市场竞价决定的矿产应该尽早停止行政授权。

第三，矿业权的执行期及法律形式不合理。如许可证制度有偿获得及期限需要重新规定。其次，对在通过招投标方式出让矿权时，收取什么费用，以及拍卖所得如何分配等问题，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

3、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机制还没有形成

由于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机制还没有形成，投入环保的技术改造和生态恢复的资金难以保证，对企业没有形成环境保护的硬约束，仅仅依靠向中央申请项目资金支持。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为例，这几年争取到中央财政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示范区域资金逐年增多，2011年1000万元，2012年达到3980万元。主要用于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的减排治理工程及矿区的截流防渗工程。

矿山生态环境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涉及环保、国土、水利和林业等部门，但各部门环境管理的侧重点不同，各部门只重视本部门的职能，没有从矿区环境整体出发加以管理，部门间难以形成管理合力，如采矿许可证的发放与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三同时”制度的落实还没有真正挂钩，矿山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与矿山生产监督管理也没有结合起来。

有法不依的现象比较严重。目前大部分矿山开采没有例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办理排污申报登记，矿山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重视不够，要求不具体，“三同时”执行不到位，但目前这些矿山没有依法受到处理和处罚，开采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三、欠发达地区构建合理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建议

1、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由于资源税和补偿费过低，国家既未能从资源的开发中获得作为所有者应该获得的财富用来支持欠发达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无力补偿采矿区的生态环境和支持矿藏的勘探费用。

（1）改革资源税：从价计征，扩大范围，清费立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资源税改革；同时强调，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耽搁多年的资源税改革或将由此突破。尽快将煤炭及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铁矿及其他金属矿等具备条件的税目改为从价计征。对于目前不具备从价计征条件的税目，提高单位税额；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水、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资源一一纳入；坚持清费立税的原则，将资源税改革与资源收费改革协同推进。

在资源税的税率确定上，需要在现有税负水平上进一步提高。但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避免资源税对矿山回采率的负面影响，税率也不宜设得过高。在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后，这一税率现阶段应以5%-8%为宜。同时，在将来征管条件满足时，应积极考虑实行浮动税率。资源税税率不会特别高，但量很大。以煤炭为例，目前内蒙古煤炭资源税税率仍未确定，现在按4%的税率上缴税费。我国年产煤炭35到36亿吨，按现价每吨600元来算，从价计征4%的话，那总税额是天文数字，达840亿元到864亿元。因此，资源税对地方尤其资源大省将是很大的一个税收。我国资源大省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这将会大大提高欠发达资源大省的造血功能，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

2014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作为一种制度设计，这样的调整有利于完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坏成本和修复效益，从而推动资源性产品的合理开发和使用，促进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未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的所有领域，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2）全面加强矿权市场化改革

第一，全面实行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推进矿业权的市场化配置。

对新设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应全部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配置手段出让。企业只有通过公开的公平竞争招投标程序，才能取得矿产资源的开采权。以市场化手段配置矿业权，能使国家和矿业权人双方的产权与相关利益都得到最好的保障。一方面，通过竞争性出价，政府可以获得所有投资者愿意支付的最高额价款，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矿业权人在交纳价款后，取得了排他的矿业权，其开采行为将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有助于维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培育其长期行为。企业取得矿业权后，在利益驱动下将尽力去采取各种手段，如优化开采设计方案、改进开采方法、加强资源探采管理，以取得最大产出，从而有效提高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回采率。为此，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矿产资源评估机制和竞争性定价机制，制定完善的矿业权招投标程序和标准，在此基础上加快矿业权一级市场的建设。

第二，适当调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费标准。

在全面实行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后，矿产资源的有偿取得主要由矿业权价款来体现。矿业权使用费因其名不副实，不应再作为有偿取得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应还原其地面租金的本来面目。同时，由于现行的矿业权使用费收费标准过低，应予以适当提高，将其作为矿业主管部门的一个行政性收费项目，促进矿业主管部门对企业占有土地的管理和监督，以防止企业圈地而不进行勘查和开发。

第三，改革和扩展特别收益金，作为调节级差收益的重要手段。

首先，扩大特别收益金的征收范围，对石油之外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一些近几年价格暴涨的资源产品，应尽快开征特别收益金。

其次，适时改革特别收益金的征收方式，使之成为一个更精巧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工具。长远来看，改革的目标是将特别收益金改造成资源租金税，对矿业企业总收入扣减去勘查开发成本和一般项目之后的净所得，采用超率累进方式进行课征。

2、加强立法保护，开征独立的环境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其实是扩大至环境税。生态空间有两重含义，一是环境容量，空气、水、土壤等都有一定的容量，排污超量，就会有害。二是指生态空间具有公益性，作为生态本身就有价值，比如水系的上游、水源保护地等，大家都需要。要利用市场化手段，防止无序恶性占有，使之效用最优。

开征独立的环境税。将目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收费项目改为税收，即以“费改税”路径开征独立环境税；逐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更多排放量大的污染物，在全国一次性推广，税率设定遵循“先低后高”的原则。

我国某些矿业开发区在资源开采与趋于枯竭过程中出现了土地塌陷、山体滑坡等环境破坏和相关次生灾害问题，这种“负外部性”按照经济学原理，应努力并入企业总体的“完全成本”之中，以求支持对其遏制和补救的行为，而不大量增加社会公众负担。对此，开征环境税是对这类问题严重的矿山企业（如某些煤矿）收取一定量的专项资金，由政府掌握专款专用于相关支出，从而保证足够的治污费用。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4年6月初印发的《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开展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加快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这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改革之策又推进了一步。

3、激励企业引入社会保险机制，借助市场力量降低自身环境风险

积极鼓励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简称环责险），通过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来应对环境污染风险、保障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如何使环责险在生态补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环境法治的直接推动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市场的内生动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环保部门应及时公开投保企业等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借助各方力量形成监管“合力”。特别是对环境风险高的企业，通过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等方式，推动企业在环境风险管理和应对上投入合理成本，切实降低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隐患，激励企业引入保险机制、借助市场力量降低自身环境风险。同时，必须加快建立最严格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破解因污染损害赔偿范围过窄、环境损害成本过低，导致的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不合理现象。同时，环保部门将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强化环境司法，推动新《环境保护法》有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定细化、落地，切实维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益。

4、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环保产业集群，促进巴彦淖尔经济健康发展

巴彦淖尔市风力、太阳能资源丰沛，要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1）借阳光生财。随着能源危机的渐渐逼近，太阳能作为一种新能源的代表，因其具有环境友好、可再生、资源丰富等优点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据统计数据表明，巴彦淖尔市太阳能年总辐射约1637-1685千瓦时/平方米，年日照时数约3100小时，属全国高值，仅次于青藏高原，位居全国第二位。因此加快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加热、太阳能光合作用、太阳能汽车、太阳能建筑等等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既能缓解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难题，又能加快巴彦淖尔市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2）用大风献宝。风能作为新能源之一，具有环境友好的特点，而且风能储量巨大、广泛，并且是可再生能源，所以利用风能来发电可大大减缓我国的能源危机，提高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巴彦淖尔市拥有丰富的风能储备，统计数据表明，全市风能资源总储量为1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6000万千瓦，其中乌拉特后旗2014年装机达75万千瓦，发电量达14亿度。

（3）打造环保产业集群。成立“三废”处理环境公司。引进大型环保企业来巴彦淖尔市落户，带动环保装备、环保产品、环保服务等全产业链布局，打造环保产业集群。

5、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目前，我国已颁布了3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立法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因此，与时俱进地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制定、修改、强化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依法治理生态环境，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一是要加快落实新环保法的各项规定；二是加快研究区域、流域性环境保护立法的可行性，探索合理的立法模式；三是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提升地方环境保护立法质量，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治污行动将从“罚时代”进入“法时代”。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环保部、国家税务总局等8家机构签订信息采集合作备忘录，彼此实现在信息数据方面的互联互通。这意味着环保“黑户”、“老赖”、偷税漏税企业等将进入银行“黑名单”。用金融手段惩治环保“黑户”，既为了保护环境，也是在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

（作者系 巴彦淖尔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作者：罗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