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素质科学性研究论文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妇幼保健所,浙江温州325000)【摘要】目的:通过问卷调查鹿城区婚育公民婚前保健相关问题,为政府部门制定普及婚前保健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各抽取300例参与和不参与婚前保健公民进行调查。统计学分析,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X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出生人口素质科学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出生人口素质科学性研究论文 篇1：

区域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研究

摘要：为了定量研究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分别采用系统动力学和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详细介绍了模型的构建和贡献率的测算过程，并以济南市为例，分1978-1990年、1978-2000年、1978-2011年三个时间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参照已有研究和济南市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比较合理。

关键词：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扩展生产函数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定量研究”（201006）；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济南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01203）；青岛市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青岛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李新运，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马俏俏，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吴学锰，男，山东滨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史纪慧，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长到2010年的89.3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所造成的压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目前对这两个问题少有深入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①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Bloom等[1]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广海等[2]运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0-2010年的人口和GDP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通过不一致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李新运等[3]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人口承载力进行估算，并对人口承载力的盈余情况进行分析；郑萌萌[4]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②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李建民等[5]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了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周德禄等[6]又运用类似的方法，模拟得出人口控制条件下山东省宏观经济可能的发展状况，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判定了人口控制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③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蔡增正[7]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然后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具实质性；刘林等[8]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蔡昉[9]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讨论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从已有研究看出：①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联关系、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进行了各种实证分析，而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②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出互动关系，但主要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动态模拟方面明显不足；③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往往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关于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为了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测算1978-1990，1978-2000、1978-2011三个时间段内，济南市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验证测算方法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

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进行仿真预测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时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把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推导出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生产函数模型往往被用来定量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各项人口素质指标加权求和求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带入生产函数模型，直观的测度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

1.人口—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图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涉及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虽然它们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各有其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及其内部众多变量之间连锁互动，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可以抽象成具有多重反馈回路的机制，因果关系图正是表示系统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

建立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关键在于分析系统中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本课题主要是模拟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即不控制人口数量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人口发展子系统中，主要选取了能够影响并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如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机械增长率等。经济发展子系统中，人口数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前大多以GDP来作为描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也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块中主要选取GDP、人均消费支出、总消费、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存量以及GDP增长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变量。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具有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口数量本身同时受人口机械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人口控制主要通过控制总和生育率来降低出生率，从而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其次，人口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从人是消费者入手，人口数量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消费增加，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投资就会减少，通过固定资产存量又会受到投资的制约，因此固定资产存量与人口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另一方面从人是生产者入手，假设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则从业人员数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从业人员的增加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呈同方向变化。最后，经济发展子系统内部固定资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影响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

四、结论及分析

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讲，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本文所提贡献率测算模型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确定的；以济南市为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济南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是比较合理的，这也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从济南市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在现阶段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国情下，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关注人口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应对未来时代的挑战。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例如人口发展子系统中，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入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因素，经济的增长也会相应受到环境、资源、科技和教育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时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实际中也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乐观，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BlOOM D E，CANNING D， et al.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0，26（4）：583-612.

[2]张广海，张华勇，刘佳.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64-70.

[3]李新运，任栋，苟延农，董俊丽，张晓青.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预测[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3）：70-77.

[4]郑萌萌.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59-63.

[5]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1）：8-16.

[6]周德禄，卢笋.山东省人口控制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5）：51-53.

[7]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39-48.

[8]刘林，崔玉平，杜增吉.利用数学模型研究高等教育对江苏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39（3）：54-62.

[9]蔡昉.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6（6）：1-10.

[10]李旭.社会系统动力学——政策研究的原理、方法和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1]JAY W，FORRESTER.Principles of System[M].Massachusetts：Wright-Allen Press，1968.

[12]SAEED K.Slicing a Complex Problem for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J].System Dynamics Review，1992，8（3）：251-261.

[13]童玉芬.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9）：42-47.

[14]米红，周伟.未来30年我国粮食、淡水、能源需求的系统仿真[J].人口与经济，2010（1）：1-7.

[15]陈友华.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60-66.

[16]王学义.人口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6-51.

[17]王秀银.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2，26（4）：9-16.

[18]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19]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20]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古估算： 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1.

作者：李新运 马俏俏 吴学锰 史纪慧

出生人口素质科学性研究论文 篇2：

婚前保健影响因素及模式探讨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妇幼保健所, 浙江 温州325000)

【摘要】目的:通过问卷调查鹿城区婚育公民婚前保健相关问题,为政府部门制定普及婚前保健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各抽取300例参与和不参与婚前保健公民进行调查。统计学分析,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X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结果:①单因素分析显示:婚前保健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共有22个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②多因素分析显示:“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和“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是影响婚育公民参与婚前保健最重要因素,OR值分别为4.731和322.957。③婚前保健已孕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出生缺陷率无显著性差异(X2=0.068,P>0.05)。?婚前保健未孕组和婚前保健已孕组出生缺陷率存在显著性差异(X2=4.002,P<0.05)结论:建议政府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婚前保健。婚健机构及操作模式应尽快完善,提升婚前保健率,降低出生儿缺陷率,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婚前保健出生缺陷影响因素模式

Discuss the impact factors on premarital health and its pattern

Zhou jiang-liu. Health cen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f Lucheng District. Wenzhou. (325000)

【

【Key words】Premarital health;Birth defect;Affective factor;Mode

我国是世界上出生缺陷高发国家之一,每年出生缺陷婴儿至少有80～100万,即每30s就有一个出生缺陷的婴儿降生[1]。婚前保健是保障母婴健康,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一级预防措施。专家指出,70%出生缺陷是可以通过婚前保健实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2]。但婚前保健模式几经变革,目前婚前保健率仍处于低下状态。社会学者提出,婚前保健率低下的状况若长久持续下去,将对家庭、社会及母婴健康、出生人口素质产生非常严重影响[3]。因此,我们对本地区婚前保健情况进行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鹿城区东片、中片、西片3个城区,均衡不同职业的前提下,每个城区按照20～24周岁、25～29周岁、30～34周岁、35～39周岁、40～44周岁5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抽取60例,共抽取300例参加婚前保健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另抽取300名不参加婚前保健的居民作为对照。共发出调查问卷658份,回收658份,有效答卷600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100%及91.19%。婚育公民疾病资料来自2008年7月—2009年12月,在我所进行婚前保健人群,共计2 886对,由信息科进行疾病分类登记。新生儿出生缺陷资料来自2008年7月—2009年12月,在我区接产医院住院分娩,孕28周～产后7 d孕产妇,出生缺陷由专职人员填写《出生缺陷登记表》并上报我所信息科。

1.2方法

调查问卷表整合相关专家研究成果并结合个人工作经验自行设计,通过专家咨询、预调查后修订而成,重测信度为0.86,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值为0.8453。为了确保调查方式的科学性和调查数据的真实性,调查表采用统一调查语,调查方式和填表要求遵循保密原则。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问卷表收集后,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完整性和有效性检查,数据审核后用Excel 2003录入。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5软件包,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婚前保健相关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婚前保健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共有22个因素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见表1。

2.2婚前保健相关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通过对各相关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逐步前进法(Forward Stepwise)] 显示,以婚育公民参与婚前保健为应变量,最终获得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方程为:P=1/[1+e(-8.071+1.554 x 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5.778 x 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最终保留在回归方程有2个因素,预测符合率79.5%(χ2= -374.230 P=0.000)。 “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X5)”OR值为4.731,“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X8)”OR值为322.957。 提示:“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和“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2个因素是影响婚育公民参加婚前保健的最重要因素,见表2。

2.3婚前保健已孕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出生缺陷情况比较

2008年7月—2009年12月,我所信息科资料统计共有3 445例产妇分娩且为鹿城区常住户口。其中有2 178例未参与婚前保健,出生缺陷儿62人,占2.85%;714例参与婚前保健且怀孕,出生缺陷儿19人,占2.66%。经卡方检验,χ2=0.068,P=0.794,非婚前保健组和婚前保健已孕组出生缺陷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4婚前保健已孕组和婚前保健未孕组出生缺陷情况比较

2008年7月—2009年12月,参加婚前保健公民为随访对象,以未发现有影响婚育疾病为准入条件,依据未孕和已孕为划分标准,分为婚前保健未孕组和婚前保健已孕组。共查找到1 267例,婚前保健未孕组553例,出生缺陷儿6人,占1.08%;婚前保健已孕组714例,出生缺陷儿19人,占2.66%;经卡方检验,χ2=4.002,P=0.045,婚前保健未孕组和婚前保健已孕组出生缺陷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3。

3讨论

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婚前保健模式经历“强制”、“自愿”到“免费” 模式,目前婚前保健率仍然处于低迷状态。蒋作君[4]认为强制模式对于预防传染性疾病传播,提高婚后生殖健康水平,减少我国出生缺陷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保健机构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服务只是流于形式,使得国家不得不考虑取消强制模式而实行自愿模式,无论从人权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婚育公民健康意识淡薄,导致婚前保健率急剧下降。有数据表明[5],2004年全国婚检率不到10%,个别地方已不足1%,而有的地方出生缺陷发生率却上升了近1倍。为了提高婚前保健率,政府部门出台免费模式,但成效仍不理想。有报道表明[6],高达70%的新人不愿意婚检的原因是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本次调查中发现,经济条件并不是制约公民婚前保健的重要因素。纵观婚前保健历史变革,无论是强制、自愿还是免费模式,最大的缺陷是“重体检,轻宣教”的操作模式

本次调查发现共有22个因素影响婚育公民参与婚前保健,主要体现8个方面:① 人口学特征方面差异。② 婚检及婚前保健内容了解方面差异。③ 婚前保健作用及意义认识方面差异。④ 影响婚育疾病认识方面差异。⑤ 知情权及隐私权要求及认识方面差异。⑥ 性健康教育及新婚节育指导需求方面差异。⑦“免费”婚检政策态度及婚前保健模式期望方面差异。⑧ 其他方面差异。通过多因素分析得知,“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和“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2个因素是综合影响婚育公民参加婚前保健的最重要因素,影响强度分别提高4.731倍和322.957倍。即:婚育公民对婚检内容了解越多,认识到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的意识越强,其参加婚前保健的可能性就越大。婚检主要内容包括: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重要脏器疾病和生殖器异常,服务宗旨促进男女双方身体健康,为优生优育创造良好条件。从中分析得到启示:今后我们的宣传和婚前健康教育工作不仅要顾及到面,更重要是突出重点,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取得成效。

本次调查显示,对服务态度评价,表示一般或不满意,占42.67%;对服务质量评价,表示一般或不满意,占53.67%。服务态度和质量的好或坏直接关系到婚前保健率的提升,卫生行政部门及保健机构应足以引起重视,急需改善。统计资料表明,2008年7月—2009年12月,鹿城区婚前保健公民患病率高达20.15%。患病情况:传染病321例、性病28例、遗传倾向疾病203例、精神病1例、生殖系疾病327例、内科疾病210例、其他疾病37例,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国内外资料都表明[7],婚前保健对发现遗传病,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发生有效。周炜茹[8]等研究也发现,从医学和优生学角度看,婚前保健有利于婚后家庭幸福和婚姻美满,有利于优生优育,提高下一代身体素质。因此,婚前保健对于婚育公民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综合分析婚前保健干预出生缺陷效果:婚前保健降低婚前保健已孕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出生缺陷率效果不明显,而对婚前保健已孕组和婚前保健未孕组干预效果显著。由此可见,婚前保健贵在早期干预,才能真正发挥优生优育作用。

近几年,出生缺陷率正在呈现上升趋势[9],直接影响出生人口素质。本人[10]研究发现:婚前保健率是出生缺陷率的预测因素,婚前保健率下降则出生缺陷率上升。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已达婚育年龄公民提前进行婚前健康教育,促进他们认识婚前保健重要性,提高自觉性。婚前保健机构应尽快建立“宣教为导向、体检并重”的操作模式,深入“地段”利用社区服务中心加强宣传,提前“时段”进行早期婚前健康教育,变被动服务方式为主动服务方式;同时还应注重自身“软、硬件”建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对于促进婚前保健普及率、降低出生缺陷率,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4 参考文献

[1]岳亚飞.妇产科护理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5.

[2] 陈震宇.亟需遏制婚检剧降的态势[C].前进论坛,2005,6:24.

[3] 朱春红.取消强制婚检对出生人口素质影响及对策[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4(1):12.

[4] 蒋作君.采取综合措施遏制婚检滑坡[J].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05,16(2):72-73.

[5] 张玉侠.胶州市婚前医学检查与出生缺陷发生率关系的研究[J]. 中国妇幼保健,2005,20(9):1148-1149.

[6]辽宁鞍山投50万为婚检埋单七成新人不去婚检[EB/CL]. http://news.sohu.com/ n245902381. shtml,2006-10-20.

[7]Therese Hesketh. Getting married in China pass the medical first[M].2003,326(7383):277-279

[8]周炜茹,杨起鹏,杨晓慧,等.新会区婚前保健工作的现状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5):884-885.

[9]岑汉群,苏丽.婚前医学检查与围产儿出生缺陷[J].海南医学,2005,16(7):164

[10]周江流,张雪梅. 鹿城区自愿婚检政策负面影响调查与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9,23(4):45-47.

基金项目:温州市鹿城区科技局资助课题(S090112)

作者简介:周江流(1968—),男,主治医师,学士。(收稿日期:201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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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江流

出生人口素质科学性研究论文 篇3：

浅谈毕节试验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希望有关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毕节发展；希望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同心攻坚，努力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同时也在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新经验。”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依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因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有时甚至起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它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回顾毕节试验区从建立到发展所走过的历程，是一个立足本地域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为基础，积极争取外部支持条件而建立起内生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这其中，来自各界支持的推力和试验区内生存的压力二者（外因）共同促进试验区产生变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内因），由内生动力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推动试验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国家重视、政策扶持、多党合作促进产生激发性内生动力

上世纪80年代末，毕节还处在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生存怪圈中。1987年，全区森林覆盖率仅8.53%，石漠化面积达981.1万亩；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贫困人口高达345万，每年需调进1.5亿公斤救济粮。面对严峻的现实，从1985年初到1988年上半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多次深入毕节贫困乡村调研，并邀请各民主党派知名专家学者对毕节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贵州省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开启了探索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也成为国家给予贵州“作示范、探路子”的一块“金字招牌”。经过26年的探索试验，试验区在“三大主题”上取得丰硕成果，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2013年2月国务院批准《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顶层设计，对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科学、长远的制度安排。

在毕节试验区的变化发展中，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试验区人用“特区”的理念，讲政策、抓机遇、抢项目、搞建设，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加快开发煤炭、水利等优势资源，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推动发展转型。试验区以重大项目为牵引，跳出能源矿产抓工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风力发电等新兴产业，至2013年，试验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较1988年增加44倍、111倍、707倍。同时，试验区利用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的政策机遇，实施“林进粮退”的生态建设措施，通过建设生态林、经济林，发展中药材、搞林下养殖等，将大量的坡耕地变成了促进百姓增收致富的“金银山”。按照毕节试验区新一轮改革发展规划，到2016年，试验区将力争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财政总收入达到4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18%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0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35%左右；工业总产值突破2200亿元，年均增长28%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5%、17%。

“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是一个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组织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帮扶毕节发展的智囊团，是试验区丰厚的智力资本的存在形式。多年来专家顾问组不辞辛劳，指导制定了毕节1989—2000年、2008—2020年的改革发展规划和若干子规划，认真为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先导性的发展战略和建议。2011年5月，试验区进入新一轮改革发展，专家顾问组在新起点上继续帮扶毕节试验区，争取国家部委出台了20个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差别化政策；中石化织金煤制聚烯烃项目、华润电力项目、渝富集团煤制油项目、大方电厂项目、金沙电厂项目、织金电厂项目等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得到国家的倾斜支持，成贵快铁、夹岩水利枢纽工程等一些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得以提前实施。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毕节经验”。

二、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促进产生源发性内生动力

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26年前的毕节地区还是全国最贫困的片区之一，因而试验区所经历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意义，为我国贫困地区开发扶贫走出了一条新路。试验区坚持把开发扶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强化扶贫措施，26年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68.8万人，有6个贫困县先后实现“减贫摘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95元增加到1985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6元增加到5645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试验区已经陆续脱贫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发展条件相对较好、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地方，而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今后的扶贫开发成为一场精准的攻坚战。试验区抓住这一主要问题，实现扶贫方式新转变，一是对贫困人口的识别精准，根据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实事求是确定扶贫对象；二是查找致贫的原因精准，人治病要找准病根，扶贫也应找准“贫根”，以深入分析贫困的现象入手，至找准致贫的根源所在；三是扶贫的政策措施精准，政策措施切实可行、扎实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难题。

26年来，试验区紧紧围绕“生态建设”这个试验主题之一，把生态建设摆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位置，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跨越。从1988年至2013年，试验区森林面积从601.8万亩增加到1774.6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4.94%增长到44.06%，林木蓄积量从872万立方米增加到2487.72万立方米，实现了森林资源持续同步增长。抓住国家新的政策机遇，试验区从2010年到2013年就治理石漠化416.6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189平方公里。昔日“秃岭荒山”已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生态建设带来的生态资源发挥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明显作用，把生态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结合起来，显示出生态优势，形成了强劲的内生发展动力。2013年试验区生产总值达到1041.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2228元、财政总收入达到336.9亿元。 毕节试验区的实践证明，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时，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所谓“人口控制”就是既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更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以控制人口增长促提高人口素质，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本”。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力资本是最宝贵的，它是实现区域战略目标和任务过程中所需知识、教育和人力资源竞争力的体现。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强调知识就是力量，通过对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促进知识与外部环境有机协调的生产方式，是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试验区在坚持教育优先、提高人口素质上闯新路、作示范，把教育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之策，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其中一部分能够上大学，一部分转入职业教育，各有一技在身，让每个贫困家庭有了希望。试验区在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发展教育，加强培训，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主动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引导富余劳动力出山，目前，毕节外出务工人员达150万人以上。输出一人，带富一家，带动一村，土地压力大幅缓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磅礴乌蒙，共鉴雄心。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发展的重要批示，明确了试验区肩负着为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起到重要示范的重任，应抓住中央大力支持的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迅速行动起来，大力培育和发扬“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同心攻坚”的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再增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着力增强干部群众市场经济意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跳出单纯依靠资源、土地、资金发展的藩篱，走依靠科技创新、资本、市场、内生发展的路子，努力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注：

①文中相关数据来源于贵州日报系列报导。

（刘奕，1974年生，贵州仁怀人，贵阳银行经济师。研究方向：投资管理）

作者：刘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