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论文

2022-04-25

摘要:在分析了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并就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进行了探索,以期进一步推动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论文篇1：

农业市场竞争文化缺失与竞争监管缺位及其消解

摘要：提高农民收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是党和政府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五常大米事件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基于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被破坏，而导致农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的实例，个中折射出我国农业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竞争而面临的挑战。为此有必要结合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者自身素质等因素，从农业产业法与综合性竞争法相协调的层面，及时消解由于竞争文化缺失与竞争监管缺位引发的现实或潜在的危害。

关键词：农业市场；竞争文化；竞争监管；监管缺位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国粮食的“八连丰”，我国农业产业政策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凸显。但同时，也引发了伴随农业产业发展而大量出现的产业利润分配不公的现象。如目前市面上的五常大米大多卖到40～50元1斤，精包装五常大米售价都超过百元，一种抗氧化有机米更是卖出了每斤199元的天价，但是好的行情并未使当地农民受益，他们卖给当地大米企业的水稻价格每斤不到2元，巨额利润被中间加工企业赚走。

近些年来，中央与地方媒体频频报道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扬，但农民的收入水平却与此不成比例^[1]，导致两者间的矛盾不断积聚，观其缘由，除却部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因素外，譬如农业用地整体规模的缩减、务农实际劳力数量的降低、农业生产基础的科学水平较低等^[2，3]，还涉及其他非农影响因素，例如产业结构配比不够协调、市场调控与分配机制欠缺合理、商品流通中有效供求信息流转缓慢等^[4]，然而其中十分关键却又极易被忽视的要素便是现代竞争策略及当下政策对农业发展所起到的指引作用^[5]，其又直接表现为对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的规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常大米事件所揭示的存在于农业领域中的市场竞争扭曲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二、从五常大米事件看农业市场竞争秩序的扭曲与原因

从目前对五常大米事件的评价看，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农民生产者是受害者，对加工、流通环节获利巨大的大米企业的谴责之声不断。在大米产业链条中，农民生产者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处境，他们付出整季、整年的辛勤劳动，但是由此获得的实际收益却与市场零售价格相去甚远——这明显有违常规市场机制下的价值规律和利益分配机制，不仅无益于宏观经济的健康持续性发展，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侵蚀其本就有限的利益。然而，当我们从整个农业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冷静、全面地看待该事件带来的影响，可能就不仅是对农业生产者利益产生危害，而是对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交易中的所有主体的利益都可能产生损害，这当然也包括了短期内获得巨额利润的大米企业。

一般认为，当自由竞争演化为一种经济运行样态，无论何种市场，其本质均为维系既有秩序的重要方式^[6]，对市场机制的恶性投机和肆意操弄，在阻碍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正常运转的同时，还会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共存于该体系中的每一个体。五常大米事件，表面上看是米业市场内部价值分配失衡的体现，然俯瞰该事件的始末后其所映射的却是农业市场竞争运行机制的震动。长此以往，价格垄断、限制交易、非法集中等违法竞争现象会日益猖獗，届时，无论是当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生产者，还是短时牟取暴利的大米加工企业都无法抽身其外。尽管大米加工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规律使然，但在享有诸多社会福利与市场收益的同时，承担必要的道德及法律义务亦是其对称且应当的责任，然在市场竞争秩序缺乏有效监管和政策指引的环境之下，试图要求经营者自律自省、在恶性竞争条件下独善其身、并尽力维护现有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无疑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也与企业追求利益的核心诉求相矛盾^[7]。因而，需要架构一套符合经济规律，契合实际需求的外部竞争机制，通过实时有效、科学合理的市场监管来实现竞争的稳定和有序。

一般认为，只要存在经济性活动^[8]，就离不开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有效发生必须以自由公平的竞争为前提和保障。近年来，社会对竞争与垄断的关注逐渐升温。为了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康有序运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配套相对完善的监督和执法机关——法律实施的硬件设施，而且还从社会公众对于竞争的观念认识、价值判断等非制度层面入手来普及和净化竞争文化——法律实施的软件环境。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来共同推动对各类违法竞争的规制。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是可行的，也是有待大力推进的。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上“和合”文化对竞争理念的排斥和古代重农抑商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对商业文化和商人群体的抑制，造成了我国传统上竞争文化的缺失。加之，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致使经济交往中竞争性因素的生成与发展被抑制，各行各业中普遍缺乏有效竞争。农业产业作为基础的民生产业更是如此，国家对农业发展管得太多、统得太死，行政指令经营代替了自由市场选择，导致在该产业内集约化程度始终不高，分散承包经营难以形成商业集体竞争力。这种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阻碍了现代竞争文化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成与发展。必须承认，竞争文化的重大作用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传统的国度里，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被社会大众所认识，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相对长远的周期里，竞争文化一旦扎根于一国的文化禀赋之中，将对该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9]。事实告诉我们，现阶段在大力推进市场竞争，依法规范市场竞争活动的过程中，明显有点“力不从心”，即便有“先进”的、与国际接轨的竞争法律制度也会因缺乏相应的社会认同而实施起来困难。在农业产业内的具体表现便是，生产经营的发展主要依托于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10]19，从业者对于发生在市场交易环节中的竞争性规范和监管不了解、不关心、不在乎。

五常大米事件作为当下农产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单个事件，虽被媒体报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已不再为一个热点。然而，从学术反思的角度看，该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其影响也不是短暂的，涉及的利益群体亦非单纯的农民兄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惯性在面临现实需要时的一种惰性与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事件的发生又有其必然性，所损害的是整个社会在享受农产品市场有效竞争时所带来的利益，是竞争文化缺失与竞争监管缺位在农业发展中的凸显。

三、农业竞争文化的培育

所谓竞争文化的培育，既是将竞争的正面作用对自由公平的价值追求，对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所做出的各种贡献；以及相应的负面影响，容易形成垄断、控制市场价格、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等两相结合全面并深刻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阐述，从而使健康积极的竞争意识植根于社会共识的深处。在这一过程会涉及诸多层面的因素，涵盖固有消费观念的变革、恶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有效政府监管的建构、市场经济主体间思维的沟通、市场机制与交易规则的正确认知等，可以说，经济体系的每个组成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竞争文化的实质，其重要影响则表现为，作为职能转变中的政府部门，应当注重准确把握其在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致力于宏观经济的正常监管和秩序维护；作为市场竞争的参与主体，则需要果决地担负市场自由交易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社会效果，并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或资源优化等途径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广大的市场消费者，则应积极正面地运用竞争规则，努力争取竞争带给自身的正当利益，进而更加全面并深刻地理解竞争文化^[11]。最终通过竞争监管者、市场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认识与行为推动竞争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体到农业领域而言，竞争文化的培育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我国农业长期以来的生产经营模式看，分散的、非组织化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农业生产者议价能力低，商业意识淡薄。我国虽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有了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过渡期待遇，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国不可能长久地享有差别待遇。近些年来，就出现了外国资本和竞争者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的注资和收购。这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与竞争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产生产经营者竞争意识差，包括竞争防卫和竞争进取，竞争能力弱，对竞争价值关注不够等竞争文化的缺失。因此，必须抓紧时间，积极培育农业领域竞争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这对现阶段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将有助于推进农业领域的竞争法律政策的实施。

第二，从我国农村地区享有的文化、教育资源和农业生产者的综合素质看，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短时间内培育和提升农业从业者对竞争价值的理解与认知水平困难重重。我国实施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界持续的科研关注以及新闻媒体对完善相关法制建设的呼吁对于推广竞争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建设水平差别大，文化、教育、宣传资源投放不均等自然与社会原因，导致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对现代法治理念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培育效果不理想，加上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相对封闭环境下的熟人乡里情结和村落结构，致使农业生产者对竞争性生产、生活方式的懈怠和不渴望，对商业性、竞争性信息的不敏感和忽略等现象广泛存在这些都为现阶段，在农业领域内培育和传播竞争文化设置了诸多障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农业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竞争法律政策的认知和实践，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者对竞争文化的理解与支持。

鉴于此，应加大资金、人员以及教育技术的投入，举办各种形式的法律知识宣讲，其中将经常在农业领域发生的违法竞争类型及其救济途径作为讲授重点，注重实例与案例演示。同时，为符合条件的农民或农民经济组织设立竞争法律救助安排，提供法律服务，减免相关收费。通过知识传授与法律实践帮助，两方面积极、有效地在农业领域内培育和传播竞争文化，营造农业竞争法律政策运行的良好认知环境。从而整体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竞争意识、竞争观念以及对竞争价值的评判，推进农业竞争法律及其监管的有效运行。以此进一步推动农业领域竞争文化的巩固与发展，在农业领域内形成竞争文化培养与竞争监管实施两者间的积极互动。

四、农业竞争监管缺位的应对策略

在五常大米事件中，一方面，我国既有的法律对于农业市场竞争问题缺乏系统制度规定，可供参考的类似案例也相对有限，暴露出相关部门对于制度构建和实际操作上经验的欠缺；另一方面，作为竞争基本法的反垄断法对农业领域特定主体所实施的特定行为规定了适用除外，但是对特定主体——“农业生产者”、“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农产品”等关键词，没有明确的补充解释，这导致了对大米企业、大米协会身份认定上的困难。虽然大米企业的协同行为属于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中的特定行为，但是主体是否适格不明确。因此，能否适用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条款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现有农业法律，对该事件应处不力；另一方面，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在两者共同的作用下，最终导致了法律监管的缺位。

近些年来，结合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式，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农业领域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农业法律体系已初具雏形。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我国农业领域的法学研究很难与农业立法趋势及执法需求相同步，致使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这对于农业法学的发展以及对“三农”问题的深刻理解是有所影响的^[10]。五常大米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由于农业法与其他规范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在衔接上出现问题所致——主要是与反垄断法中有关农业适用除外规定之间的关联出现漏洞所引起。

鉴于此，我们需要加大对农业法学的研究，科学立法，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在完善农业法律体系的同时，协调农业法律与综合性竞争法律的关系，从法律系统内部平衡产业发展与竞争的关系。

一方面，考虑到市场竞争条件下农业产业抗拒风险能力的薄弱以及农业危机所带来的连锁社会反应，现有农业法律均旨在加强对农业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支持，体现出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形态的关注和监管，其对于“三农”问题的态度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农业法律来付诸实施，属于产业法范畴^[10]。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会遵循一般的市场竞争规律，适用于竞争法对此类活动的调整和规制。

既然将农业法划分为产业法，那么当用农业法来调整农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各类经济关系时，其本身就面临着一定风险，因产业法旨在实现产业的整体提升或发展^[12]，至于产业内部价值秩序是否协调，自由公平理念能否得以充分体现，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果便已经超出了产业法能够兼顾的范畴，甚至在产业利益与竞争利益相悖时，产业法会自然地偏向前者。因此，对农业领域的市场竞争监管，应交由综合性竞争法律或者是体现产业特征的专门性竞争法律来完成。

在五常大米事件中，农民兄弟之所以收入甚微，除了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监管上的法律消极冲突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自身市场议价能力低，与大米企业无法形成利益上的博弈，加之大米企业和大米协会滥用了其农业经济组织的身份。

农产品自身具有的易腐性，致使其对于运输和储存环节具有极强的流通依赖性，这也导致大部分个体农业生产者同中间商（如收购商、物流商、批发商）间难以保持平等的市场交易地位。个体农业生产者为了保证生产成本，避免供求失衡时为积压的农产品消化市场风险，通常会选择与农产品收购商提前签订收购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订单很难准确反映实际交易时的真实市场价格。五常地区的农民大多数与大米企业签订了销售订单，收购价格普遍偏低。更有甚者，在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或稻米产业管理中心抑或大米协会的引导下，收购价格也趋于一致，形成了价格卡特尔。以上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则呈现，本身就处于交易中弱势的个体农民与优势的收购企业无法达成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博弈，只是一种非正态下的压迫性交易。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对“大米协会”功能的滥用，在滥用现象出现之后，又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经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普通农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困难重重。这两方面的对比，一是政府主控下的所谓“农业行业协会”的滥用，二是普通农户想创建、使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寻不着门道，如此现实怎能营造出农产品市场自主选择、公平交易的自由竞争局面。进一步论，一方面，我国农业法和竞争法法等法律，为农业生产者及其经济组织，从事开放、竞争、有序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一般性规定和特殊性规定，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特殊的法律实施和运行机制，加上超大型国家法律实施中，统一的法律与各地方经济社会区域特点的协调，致使在法律实际运行中，极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使用上的混淆，以地方利益取代国家利益，以产业团体利益挤压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

针对于此，首先解决农产品市场交易双方力量不均的问题，鼓励和扶持普通农户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势均力敌方可进退自由，公平交易；其次依法加强监管，严格规制产业组织滥用产业功能。政府主控下的诸如“大米协会”等经济组织，归根到底可认定为一种产业组织，其发挥产业功能无可厚非，但是允许其过度扩张则势必损害基于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理利益；最后做好农业法与反垄断法适用的衔接工作，注意各地方经济社会区域发展特征对法律适用的影响，在保证农业产业组织的功能得到充分并且正确发挥的同时，尽可能地防止或降低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应灵活但有原则地运用法律法规，始终把社会公众利益作为衡量法律适用的标尺。

事实上，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相关规定的解读，可以得知，县级以上工商部门拥有对农业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权。与此同时，依现有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市场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恶性竞争行为的监管权限，考虑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双重领导机制，可以适当让地方和中央两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在可能地条件下进行监管互动和信息共享，形成行业监管和综合监管的融合平台，依情况选择执行农业法和（或）反垄断法，防止农产品市场竞争监管的缺位。此外，还可以在农业主管部门与综合性竞争执法机关间建立起有实际法律效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以保证农业利益与竞争效益的正确结合，最终实现产业政策同竞争政策间的互动互利。

参考文献：

[1] 战英杰，申秋红.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子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4）：144-150.

[2] 王春伟，李学军，郭晓荣.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现状与对策探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1（5）：532-534.

[3] 杨渝红，欧名豪. 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资源科学，2009（2）：310-316.

[4] 王文涛.完善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几点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3）：45-46.

[5] 丁建吾.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状况及发展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10（10）：36-38.

[6] 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美国史上的市场与法律——各利益间的不同交易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 陶短房.天价大米低价稻是政府管出来的 [EB/OL].[2012-03-23].http：//www.cngrain.com/Publish/ma rket/201201/513511.shtml.

[8]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徐士英，应品广.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从日本竞争主管机关竞争执法、竞争推进谈起[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64-70.

[10] 王惠.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2011（2）：17-20.

[11] 黄勇，江山.反垄断法实施的文化维度论纲——以竞争文化、诉讼文化与权利文化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08（7）：13-18.

[12] 宾雪花.产业政策立法问题研究[M]//张守文.经济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Resolution on Lack of Competition Culture and Disability of Competition Regulat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Wuchang Rice

CHEN Bing

（Law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arket； competition culture； competition regulation

作者：陈兵

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论文篇2：

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探析

摘要:在分析了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并就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进行了探索,以期进一步推动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高校大学生处于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中,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日趋多元化、复杂化。高校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的栋梁和生力军,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们培养成为品学兼优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成败。

1998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随着素质教育在全国的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在农业院校已进行了十多年,在树立新的素质教育理念、根据学校自身条件开设一系列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积极开展各项课堂内外活动、拓宽校园文化的内涵和范围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21世纪农业和农村科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农业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不如城市学生,文化素养相对薄弱,加之近年来现代教育体制不完善,应试教育的盛行,更加限制了这些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进入农业院校后,由于专业的局限、办学条件的不足,除思想政治理论课外,他们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较少。因此,农业院校的学生在知识面、应变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甚至表达能力、书面写作能力等方面都相对不足。同时,由于中国农业还很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艰苦,人们对农业工作存在偏见,使农业院校学生对自身价值的评价偏低,人生观、价值观失衡,爱农、兴农意识不强,毕业后自愿从事农业工作的不多。这些现象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也为我国农业院校教育改革提出了警示:如果从事兴农工作的农业科技人才素质不高或纷纷转行,那么中国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极度困难的。因此,加强对农业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很有必要,势在必行。

一、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在对农业院校学生实施人文素质教育中,课程教学作为重要渠道,通过有计划、成体系的课程教学,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人文知识的获得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农业院校以“农”为主,突出“农”的特点,凸显“农”的特色,学校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更多考虑的是优势学科、传统学科、特色学科,对处于弱势的人文学科和艺术类学科尚缺乏相应关注,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近年来,各农业高校已增设了一部分人文社科类课程。然而,一方面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门类较少,课程学分在学生所修读的总学分中所占比例较低,一般占10%左右,而美国、日本等国则达到20%以上,甚至30%。另一方面往往采取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嵌入”原有教学体系的办法,致使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结构失衡,体现不出素质教育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基本性和整合性的特点,更体现不出通识教育追求知识内在价值的特点。

2.课程设置不合理,随意性大。目前,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一般都未经过充分的论证,大多因人而开课,有教师上就开设,教师想上就设置,教师不愿上就取消,比较随意而凌乱,未能形成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合理、科学、完善而有农业院校特色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3.课程学时不足,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轻素质提升。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要收到实效,学时的保证是必须的。但现在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学时数较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仍过分注重专门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本身存在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轻素质提升的倾向,人文素质教育变相成为人文知识教育。

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中这些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势必极大地影响到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不仅与新形势下社会对农村人才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就业带来不良影响,使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二、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要以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作保障。设置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要充分结合农业院校实际及三农工作实际,秉承文理渗透、学科渗透和课程渗透的宗旨,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机融入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中,适当增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比重,并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民族文化教育与世界文化教育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量与质相结合的原则。所设计的课程体系既要有利于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又要有利于学识水平的提高;既要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又要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既要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又要对大学生个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三、设置科学合理、整体优化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根据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设计应围绕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基本文化素质教育、专业相关性人文素质教育等三项核心内容展开,将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系统、深博的知识通过设置各类相关课程贯穿于整个课内、课外教学过程,融合、渗透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较完善的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辅助课程、网络课程和多层次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一)显性课程体系

显性课程是指列入课堂教学的课程。显性课程体系包括人文素质核心课程和人文素质拓展课程。

1.人文素质核心课程。重在人文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学习。在课程遴选上注重基础性而非实用性,强调基础性、通识性的特点,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语文》、《文献检索》,共20个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课程,16个学分;《大学语文》2个学分;《文献检索》2个学分。核心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必修课的形式在一、二年级开设,每门课学时不少于40学时。通过核心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治观,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

2.人文素质拓展课程。应着眼于学生不同兴趣爱好而设置,可按“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哲学与政治”、“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教育与其他”等系列模块设置,每个模块开设若干课程(见表1)。人文素质拓展课程应强调适当的深度,要求学生在具备一定人文基础的前提下选修。可分为限选课和公选课,供二、三年级学生选修。限选课应为最能体现学科特点,对特定专业具有特殊作用的课程,规定各专业学生限选1～2门,如经济写作、美学概论、茶文化、普通话训练应分别确定为经管、园林、茶学、农业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的限选课。公选课是用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也便于发挥教师特长的课程,供学生自由选修。拓展课程学分以学时计算,一般每15～20学时计1个学分,规定总学分不低于10学分。其中,限选课学时在20～40学时之间,公选课不超过30学时。通过拓展课程的学习,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不管是核心课程还是拓展课程,学分的取得最终以学校的统一考核成绩作为依据。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的设置,既可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性要求,也可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多层次的发展性要求,有利于人文素质教育目标的全面落实,帮助学生由浅入深地获得较为系统的人文知识,提升人文素养。

(二)隐性课程体系

这里的隐性课程主要指课外教育教学与实践的课程。课堂教学虽然是系统传授人文知识的主渠道,但由于受学制和总学时的限制,学生学习课程的门数是有限的。在适当增加课堂教学中人文社科学科比例的同时,利用隐性课程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不失为一种良策。相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的显性课程教学活动,隐性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通过潜移默化作用来实现。隐性课程体系包括社会实践、人文学术讲座和经典阅读,共4个学分。

1.社会实践。学生社会实践主要以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为依托,从事社会调查、普法宣传、支教扫盲、扶贫济困、科普宣传、技术攻关、智力研发、志愿服务等社会服务。这样,学生一方面可以把知识贡献给社会,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实践检验;另一方面接受了社会大课堂人文气息的熏陶。社会实践2个学分,主要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每个学生须按时完成1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3次全部通过者才能得到这2个学分。如果拿不到这2个学分,学生不能毕业。

2.人文学术讲座。学校有关部门和学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人文学术讲座,如文学艺术知识讲座、音乐欣赏讲座、大学生成才系列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科教兴农讲座、农业可持续发展讲座等等。内容可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讲座者可以是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也可以是政府领导、社会名流,亦或企业家、校友等。讲座应主题集中,信息量大,内涵深刻,视点新颖,文化底蕴丰厚,形式生动,对学生有较强的启发性、激励性和感染性。学生听人文学术讲座满4次,可给1学分。

3.经典阅读。为了改变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院校学生学习目的实用化,学习风气浅薄浮躁的现象,使大学生从追求功利转向内化情操,真正吸收到具有启人心智、焕发激情、启悟社会责任感、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知识营养,可实施“强迫性”的经典阅读教育,适当规定阅读篇目,要求学生阅读并撰写读书报告。每位学生每学期选读1本原著,四年内不得少于8本,阅读并写出读书报告至少4篇,每篇读书报告不少于1 500字,经指导教师评阅及格后可得1个学分。

(三)辅助课程体系

主要是开设人文素质教育的辅修专业或第二学士学位课程。培养兼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面的知识结构、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并能跨越学科界限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农业院校应鼓励学生在保证完成主修专业、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跨学科门类修读。可考虑开设经济学专业、经营管理专业、法律专业、中文专业等人文社科辅修专业,每个专业必须确定专业主干课程。如经营管理专业可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科学、市场营销、技术经济学、企业形象设计等作为其专业必修课,法学专业可把法学概论、刑法、民法、经济法、国际法学当作其专业必修课。在确定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5～6门选修课,保证每个辅修专业的学生学习10门左右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课程,促使其所学的知识能真正与主修专业互补、融合。学校可要求学生辅修一个人文社科专业,接受较为系统的人文教育,以改变知识结构;或者鼓励学生跨学科修读人文社科专业的学位课程,争取“双学位”。

(四)网络课程体系

主要是在显性课程和辅助课程中遴选多门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水平较高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将教材建设、教学模式探索和教学资源建设统一起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课程上网共享,形成质量较高、实用性较强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同时,以自己的优势课程资源与其他高校的优势课程资源进行交换,或者共同建设、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共同构筑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齐心协力推进课程建设,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多以“单干形式”进行,缺乏交流与合作,未能实现课程教学资源共享以及优秀成果的推广及其应用价值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低水平重复建设,节约资源,推进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整体水平与效果的提高。

(五)多层次的课程体系

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应凸显不同层次的课程体系。即除了设置普通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外,还应设置一定数量的人文素质教育骨干课程、优质特色课程、精品课程。由教研室根据课程建设标准进行推荐,学院成立课程评价小组,评选出骨干课程、优质特色课程、精品课程上报教务处。这类课程的遴选可由教务处组织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学科知名专家、教授进行论证、评选,学校每年遴选一次,确定学校该年度骨干课程、优质特色课程、精品课程。这类课程的授课实行主讲教师负责制,主讲教师必须是具有副教授(或博士)以上职称(学历),由本学科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学校应设立这类课程建设基金予以资助。

以上课程体系设置可用表2表示如下:

农业院校课程总学分一般为170分左右。通过以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学分占34分,在学生所修读的总学分中所占比例达到20%左右,与美、日等国接近。

参考文献:

[1]黄屏.浅谈农业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J].上海农学院学报,1997,(1):35-37.

[2]李宏印.发达国家素质教育特色对我国农业院校的启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306-309.

[3]吴林根.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J].安徽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熊春林,黄正泉,熊亮.高等农业院校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J].安徽农业科学,2009,(34).

[5]黄平.理工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设计探索[J].高校教育管理,2008,(1).

[6]李四海.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素质培养模式研究[D].广州:第一军医大学,2005.

[7]李凤琴.理工科大学人文素质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2007.

(责任编辑/ 王建国)

作者：王莉,傅新禾

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分析论文篇3：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摘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失地农民不断增加，失地农民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主要体现为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农民的社会保障没有着落，现有的医疗和养老制度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再加上失地农民就业受阻，①不仅使失地农民生活困难，而且使子女受教育问题成为其面临的新的危机。②失地农民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律可以解决的，需要综合多方面的手段与措施进行解决，但是从法律层面建立关于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措施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合法权利；法律保障

一、城市化的基本内涵及在法律视野下失地农民的界定

（一）城市化的基本内涵。城市化（urbanization），指的是“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张的过程。”③城市化是近代以来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和人口迁徙的结果，它既包括城乡地域规模和人口比重的变化，也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变化，当然更包括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化最突出的表象是农业人口的减少、非农业人口的增加。

（二）法律视野下失地农民的界定。失地农民意指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这里的土地不仅是地表某一地段包括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多种自然要素在内的自然综合体，更重要的是附着在土地之上各种权力。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民对土地仅享有土地的经营权和受益权。因此定义失地农民不仅要包含土地这一物理载体，还应包括土地载体之上承载的相应权利，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负载的与主体有关的权利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失地农民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以前没有，长久以后可能也会消失，因此在定义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时，定义里应当包括该定义对象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要对失地农民的概念进行全面的界定我们应先对其特征进行归纳，通过对失地农民产生的背景、实质、表现及症结等综合的理解，才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其一，户籍身份的限制，其户口必须为农民户籍，且在农村居住，而不包括城市居民在农村购置土地并生活的人。其二，失地农民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探讨失地农民问题必须突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三，失地农民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从根本上已动摇其农民身份和务农职业。其四，失地农民在失地过程中有明显的被动性。其失地过程中的被动性是由于征地制度的缺陷和漏洞以及政府行政权力的不规范运作造成的。而因比较利益主动放弃责任田（抛荒、有偿或无偿转让）的失地，与因政府征地而失地有本质不同。前者有明显的主动性，后者则有明显的被动性。因而前者不属于“失地农民”的研究范围。其五，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身份和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从就业、社会保障到生活方式、人文素质等方面都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故有人称失地农民是一个农民到市民的“过渡群体”④，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原因。其六，从权利构成看，失地农民的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就业机会的权利以及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相关权利均因失地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影响。

依据上述特征，从法学的角度对失地农民的界定应该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公共利益和发展的需要，由于政府或者第三方主体的主动行为，而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并难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标准，核心是失去附着在土地上包括财产权利、就业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以及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权利的一类特殊法律主体。

二、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成因及保护其权利的必要性

（一）造成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失地农民本身是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本身并不是问题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暴露或带来的一系列有损失地农民权益的问题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堆积形成的社会问题。要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就必须找出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受到损害，方能对症下药。

1、权利主体不明。土地所有权多元化，所有者地位虚置。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法律中，“农民集体所有”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村农民集体所有”；二是“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所有”；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第60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类：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民小组。从实践中看，“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只是一个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体，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

2、程序原因。物权法第43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物权法虽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然而法律规定的“程序”究竟有哪些？现行法律、法规对此规定比较简单、粗糙，不够明确、清晰；土地征收程序在法律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用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在纠纷发生时，缺乏相应有效的救济程序，给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等侵害农民权益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3、我国存在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体制障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⑤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就是城乡有别的政策体系，对农村投入少，索取多，忽视农民利益，实施重城轻乡的二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工农有别的金融信贷制度及城乡不同的文化教育制度等，农民遭受不平等待遇。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后并没有被很好地纳入城市居民的管理范畴，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就业门路狭窄、求学费用高昂、劳动保障欠缺，导致其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等等受到侵害。

4、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的管理结构，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的生产资料，其不应替国家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责，但是实际上土地一定程度上在农村充当了社会保障的作用。然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土地征用情况的出现，以及在征用及补偿制度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失地农民既失去拥有土地而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又因为其身份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5、失地农民自身原因。农民在失地后，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技能，在社会上的再就业竞争能力十分有限，处于劣势。加之大部分失地农民在意识上还不能很快转变，认为自己离开土地后什么都不会，也不愿意到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以悲观的心态面对社会，同时再就业过程中大多职业对体力的要求较高，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失地农民闲赋在家，导致土地补偿款的利用率低，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还有部分失地农民过于观，高枕无忧的认为反正我现在是有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二）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必要性。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造就者、参与者，应该享有权益。但是，由于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应当享有的权益流失，所以，采取积极完善的措施保障失地农民权益迫在眉睫，具体表现在：

1、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关系着社会安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根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由于征地导致的失地农民也越来越多，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农民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不免就会出现与政府、开发商发生群体事件，所以，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安稳和谐。

2、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需要。虽然现在我国已经实现城镇化水平超过50%，但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低水平的，没有达到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承载力，所以我国依旧是“农业国”。土地当然是农业和农民的最基本保障，有的地方打着城镇化的幌子，从农民手中拿得廉价的土地，侵犯农民利益，并使农民永久性失去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保险政策，从而變成“三无”群体，这些现象都极易引起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3、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土地是农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获取利益、维持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破解“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对农民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政府在征地这个问题上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人民的利益包括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处理工作的出发点，妥善协调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的利益关系，应用市场经济的法则和手段而不是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来处理农地的征用问题，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4、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能否发展，农民利益能否实现，农村社会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能否对失地农民利益进行有效的维护，是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也是难点。

三、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建议与制度建设

（一）加快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立法。纵观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无一例外表现为其法制健全、立法完备。由此可见，有无完备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成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志，只有体制、机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加快立法，可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适时的法律支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方向，应当是接轨城镇社保体系。各地制定政策必须以此为统一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实践，推行符合当地实际的实施方案。实际操作中，既要做好与现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接，又要考虑将来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相衔接；既要着眼未来建立新增失地农民的保障制度，又要兼顾过去遗留问题的合理解决；同时，还需注重研究基本养老保险、生活保障之间的转换，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之间的衔接问题。

（二）修改完善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建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应彻底打破现在的“三级所有”的格局，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第3款“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规定，由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⑥此外，土地产权要明确公有产权、私有产权、集体产权等产权的概念、权益、地位及关系，不能用国有产权侵犯集体产权；由农民集体土地变为国家土地的过程，应是一个平等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即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也要参考市场标准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尽可能不动用强制征地权。要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征地过程中的组织、监督及管理职责，依法维护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三）完善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

1、建议修改现行有关征地方面的法律条款，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尽管世界各国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并非没有标准。在法国，公共征用的必要性须是“合法确定的”⑦如果行政机关公用征用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而是在公共利益的掩盖下满足其他行政上的利益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时，这种征用即被认为不符合公用目的。对于非公益性的征地，给予农民谈判权和知情权，由用地者与农民自由交易，国家制定交易规则，并按照法律规定征收有关税收，以此来制衡某些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而乱征地，有力地遏止征地过度的现象。这样就可以杜绝征地方面有可能出现的公私不分的混乱现象。

2、加强征用程序制约机制。程序是对实体权利保护和制约的有力工具，只有程序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因此在立法中应加强对程序的完善，这不仅有利于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也更有利于国家土地征用制度的实施。具体地说，就是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国家征用土地中申请、审查、批准、公告的程序。尤其是在行使征用批准权力时，必须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及他项权利人进行协商，以尊重权利人的主体权。

3、确立公平的补偿制度。征用补偿通常不仅要包括相当于市场价格土地价值的土地征用费，还应包括对土地权利人因征用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进行补偿的土地赔偿额。因此，建立土地的市场补偿制度和土地价格评估制度，应是法律解决补偿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安置方式。政府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安置办法，应当将下列安置形式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真正形成安置形式的合理化：货币安置；资股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种形式相结合。

（五）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应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仅是由我国宪法所规定，而且也是农民其自身为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牺牲所决定的。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制度。⑧如对于完全失地农民可强制其加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对于部分失地农民，可酌情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可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等。

（六）完善法律援助机制，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权益意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首先要求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应当享有的权利，承担应当承担的义务。为使社会化贫弱者能够不受经济困难的制约，应当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援助措施。

从失去土地到融入城镇生活，失地农民可能会面临着拆迁中利益受损、创业和就业中的纠纷等一系列新问题的考验。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帮助与支持。法律援助是社会弱者接近法律、实现其行政救济权的重要保障。因此，法律援助就成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务必要考虑的项目。相关部门应当成立专门的失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聘请专业的法学专家和律师，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快捷、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时，当地政府部门可以举办系列讲座或学习班，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增强失地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其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失地农民法律权利的保护，不应仅仅是失地农民自己的事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它事关农村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作为一个全面推进法治进程的国家，对失地农民法律权益的有效保护，既要靠制度，更要靠法律。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权利保护法律制度，以实现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健康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注释

①薛维然、孙放：《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农业经济》2012年2期。

②周培萍：《我国失地农民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年2期

③百度百科：城市化，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2584/11098056.htm？fr=aladdin，2014年10月8日。

④吕勇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思考》，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37页。

⑤转引自马晓妹：《法律视野下的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09年。

⑥张建飞.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J].法学杂志，2006（2）：81.

⑦〔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M].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6；157.

⑧吴静.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分析—基于制度适应的视角[J]商业时代，2010 （31）：95.113。

参考文献

[l]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 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