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证据认证刑事诉讼论文

[摘要]面对复杂的科学证据，法官总是难以判断其“科学性”，欲否定其“科学性”，则没有法律依据；欲肯定其“科学性”，则缺乏明确标准。在此情况下，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准入制度，试以推广法院——高校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或能形成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科学证据“科学性”审查制度。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学证据认证刑事诉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学证据认证刑事诉讼论文 篇1：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

〔摘要〕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要求做到：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既要从关联性和合法性方面加以审查判断，还要注重审查鉴定“科学性”对证据能力的影响；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应坚持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并没有优先于普通证据的证明力、司法裁判者最终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的原则；确立科学证据的质证制度，包括确立科学证据的言词辩论原则，推行科学证据的庭前开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对科学证据的交叉询问制度；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明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明确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完善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和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包括明确限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意见性质，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和诉讼责任。

〔关键词〕 科学证据，鉴定意见，证据能力，证明力，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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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原理、技术和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司法领域，在证据的发现、识别、提取、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据运用和司法证明环节都大量出现了一类称之为“科学证据”的证据。所谓科学证据，就是通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或者科学技术取得的证据，专家证言或鉴定意见是其在法庭上的表现形式 〔1 〕 （P12 ）。科学证据是学理研究对证据的分类，它通过“科学”来限定和表述这类证据的本质特征，以“科学性”区别于其他普通证据。作为一类证据的统称，科学证据有极为开放的外延，以多种表现形式出现在司法领域，我国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和常见的科学证据形式是“鉴定意见”，即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后提出的专家意见。因此，本文以“鉴定意见”为例讨论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凭借其特有的解读证据和发现事实的能力，有效地缓解了事实认定者处理“专门性问题”的压力，提高了案件事实认定效率，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趋受到司法实务人员和办案部门的认可。但是，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刑事审判中科学证据不当运用而导致的错误事实认定。司法实践中有大量因错误运用科学证据而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发生，“在震惊全国的20起刑事冤案中，有15起案件，即75%案件在鉴定结论方面出了问题” 〔2 〕， 曾经轰动全国的杜培武案中的测谎鉴定、李建林特大杀人错案中的DNA鉴定等都是典型的科学证据不当运用的例证。这些错案的负面效应因为刑事司法领域社会影响突出被进一步放大，一定程度上使得科学证据运用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困境。提升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立足科学证据的科学性本质，围绕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充分运用审判程序的质证环节，探求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科学证据运用的保障机制。

一、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

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的依赖非常严重，甚至罹患“司法鉴定依赖综合症”〔3 〕 （P162 ），表现出对各种专门性问题随意启动鉴定或者重复鉴定，对鉴定意见类证据不加审查就完全采用等情形。从本质上看，无论对案件事实认知是基于何种程度的科学机制，科学证据都还只是证据的一种，必须符合证据属性的要求。换言之，包括科学证据在内的任何证据必须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方面进行审查判断。其中，证据能力指的是证据能否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是从法律层面对证据适格性提出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一项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能力（可采性），就不能转化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我国目前关于证据能力的研究大多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规范科学证据运用的证据规则非常不完备，证据能力审查判断法律规范严重不足，规范科学证据证据能力的规则更是少之又少。比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鉴定的法律条文仅有十条左右，其中对于审查判断鉴定意见证据能力至关重要的“科学性”规定基本没有涉及，只是通过对鉴定意见形式上的要求来规范其证据适格性。缺少充分的证据规则客观上造成了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不力，表现出“无效审查”或“自由审查”的趋势，“科学证据在我国法庭没有遭受严格地审查，通常直接推定为真实可靠” 〔4 〕，以不可靠的科学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必然会导致错误判决的发生。因此，提升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首先要严格审查其证据能力。通过对科学证据证据能力的规范来控制科学证据的失真，充分发挥证据能力“过滤器”或“安全阀”的功能，防止“垃圾科学”进入法庭，从证据源头上预防刑事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科学证据的不当运用。

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要从关联性和合法性两方面加以审查判断。从内容上看，科学证据的关联性要求该证据能够提供用以证明案件要件事实的信息，它的运用将有助于法官对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作出判断。科学证据内容的关联性还应当从其生成过程予以保障，要求鉴定意见生成主体所擅长的鉴定领域要与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解决方案具有相关性，比如法医病理专家对尸体死亡原因的分析，否则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就因没有关联性而不具有证据能力。科学证据的合法性主要适用一般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即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和形式合法三个方面。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没有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进行正面规制，而是从消极方面规定对非法鉴定意见予以排除。2010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确立了针对非法鉴定意见的排除规则。对于“鉴定人资格和条件的缺陷”、“鉴定程序和方法的错误”、“送检材料鉴定程序的违法”和“鉴定文书形式要件的欠缺”等四种非法鉴定意见适用排除规则。根据此排除规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将被排除而不能转化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以此来规范鉴定意见作为科学证据进入法庭的证据能力。

与普通证据相比，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判断还具有其特殊性，即必须注重审查鉴定“科学性”对证据能力的影响。为了防止各种垃圾科学和伪科学进入法庭混淆法官的视听，必须将科学证据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作为考量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重要条件。借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对专家证人证言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鉴定意见是否可靠：第一，审查判断该鉴定意见是否依据了可靠的原理和方法，是否基于充分的事实或数据，在相关专业领域是否得到了同行的普遍承认；第二，审查判断鉴定人是否以可靠的、可以信赖的方式将该原理、技术和方法运用到鉴定意见的生成过程当中。

二、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明力

科学证据的证明力是指具备证据能力的科学证据对于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所具有的证明效果，也是事实认定者通过借助于专门知识判断事实真伪或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发生心证的“作用力”。证据的证明力是对证据逻辑性的要求，其大小一般不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而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进行认定。但“自由心证不能随心所欲，它必须符合经验和逻辑，即接受理性的限制，同时须以制度设置保证其具有可检验性以及可矫治性”。〔5 〕 （P191）

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对相关法律规定给予足够重视，使得判断科学证据证明力、认定案件事实究竟适用何种法律规则标准不一。司法实践中，法官评估判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时，往往依照自己的主观认识比较随意地进行认定。这样，评判科学证据证明力进行事实认定的最终标准被寄托于法官的理性、学识和经验。然而，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体，也拥有常人的情感、欲望和偏见，其特有的经历、价值观念和职业技能必然会对科学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产生影响。尤为重要的是，法官一般都不十分了解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背后的科学原理、方法和技术，缺少审查判断科学证据所必需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缺陷带来的科学证据证明力判断负面影响更大。

法官审查科学证据证明力时应当坚持四个原则。第一，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并没有优先于普通证据的证明力。和普通证据一样，科学证据必须在法庭上依法质证后由司法裁判者对其证明力进行评价，亦即“鉴定意见不具有预定的证明力” 〔6 〕 （P34 ）。第二，司法裁判者最终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根据法官最终裁决原则，在事实认定时科学证据不能代替判决，鉴定专家也不能代替法官。但基于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具有的特殊证明价值，法官作为“专门知识”的业余人士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不能随意决定采信或者不采信科学证据，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信予以说明。第三，要对科学证据司法证明确立补强证据规则。根据证据法原理，依据单一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单一证据必须和其他证据结合在一起形成证据链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科学证据也不例外，司法证明中要严格遵循“孤证不能定案”原则，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必须适用鉴定意见补强证据规则，重视不同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这是由司法证明的任务和科学证据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第四，要客观地分析科学证据证明力的证据性信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强调证据系统证明力的要求，追求真实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然而科学证据往往都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因此，要客观地看待科学证据的证据性信息，防止随意推断或者想当然地扩大使用，比如案发现场痕迹鉴定意见与某人相符合，最多能够证明其曾到过案发现场，而不能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三、确立科学证据的质证制度

证据裁判原则确立了证据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然而，面对具有“专门知识”的科学证据，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科学证据，熟悉法律适用的法官就成了“门外汉”。“法官应当如何准确评估科学证据的证明力，是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带给法庭的一个司法难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法学领域所提出的最有力和最持久的挑战” 〔7 〕 。而且，目前我国司法鉴定还比较混乱，呈现出司法鉴定机构“私有化”趋势、鉴定人“兼职化”趋势和鉴定条件“简易化”趋势，伪科学、垃圾科学大量涌入法庭是不争的事实。相当一部分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内容简单，只有结论没有解释，法官在审查判断鉴定意见时很难对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作出评估和裁判。面对良莠不齐的鉴定意见，必须通过有效的质证程序来保证证据信息的可靠性。

证据的质证是诉讼双方在案件庭审过程中通过采用辩论、质疑、说明、解释、咨询和辩驳等形式核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诉讼活动。在质证活动中，对证据的内容提出质疑是根本目的，对提出证据的人进行质问是基本形式，质疑和质问是质证环节相辅相成的内容 〔8 〕 （P236 ）。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充分质证的必要性，我国应当确立科学证据的言词辩论原则，推行科学证据的庭前开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对科学证据的交叉询问制度，确定科学证据证据能力的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从而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最终决定是否采纳和采信相关科学证据。其中，庭前开示是对科学证据进行质证的前提，交叉询问是对抗制的规定性特征，具有攻击和反驳的性质，是审查判断科学证据的主要质证手段。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着庭前证据开示的主要义务。辩护方通过证据开示了解控方的鉴定意见，根据情况向法院申请鉴定人出庭、聘任专家辅助人就鉴定意见参与法庭质证；控辩双方通过对鉴定人进行盘诘性地交叉询问，有效行使辩护权，有利于发现鉴定意见的问题，也有利于揭示案件事实真相。

对鉴定意见审查评判是科学证据法庭质证的核心内容，主要围绕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展开，也就是针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和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判断。具体而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规定，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应当围绕以下方面进行：（1）是否存在回避情形；（2）鉴定人的资质是否合法；（3）检材是否充足、可靠、完好；（4）鉴定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行业规则和法律规定；（5）鉴定意见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6）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是否有矛盾；（7）形式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8）鉴定意见是否明确。由此可见，现行法律更多是从形式要件层面对鉴定意见质证内容进行了规定。笔者认为鉴定意见的科学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人的专业资格、鉴定过程和判断能力，因此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的质证还应当注重其生成过程中影响科学性的因素。确立有针对性的科学证据质证制度，控辩双方以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主要质证内容，就鉴定意见生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展开充分质证，从而明晰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科学证据通过质证环节的对抗性诉讼活动能有效揭示科学证据生成过程中的科学性，有利于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既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保障了法官裁判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四、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与鉴定意见质证制度密切相关的是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鉴定人是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的实际生成者，鉴定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的要求，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法庭审判中对科学证据有效质证得以运行的基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要求事实认定者对审判具有亲历性。所有证据都应该在法庭上出示，证人应当在法庭上以口头而非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否则其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鉴定意见是鉴定人运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根据一定的材料运用其本身的专业知识作出的推论性意见，其本质上是一种言词证据。所以，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不能仅仅通过当庭宣读书面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要通过对鉴定人的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来审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鉴定人出庭参与鉴定意见的质证，能更好地揭示出鉴定意见中隐含的信息，解释控辩审各方所不能理解的以专业知识为内容的证据性信息。这样一来，鉴定人的解释和说明就能达到控辩双方认知鉴定意见的目的，也有助于帮助事实裁判者更好地理解和评判鉴定意见，从而更好地完成案件的事实认定。

但是，我国目前刑事审判中鉴定人出庭率还非常低，“只有不到5%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接受了法庭质询” 〔9 〕 （P271）。法庭审理时如果没有鉴定人的参与，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质证也就无法有效进行，以鉴定意见为主要形式的科学证据就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庭，成为了法官认定事实进行裁判的依据。这样一来，鉴定人成为了科学的法官，鉴定意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判决。因此，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是提升科学证据运用水平的关键环节。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已经明确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配套制度。首先，明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现行法律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二是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应当界定为两个条件有其一者即可，换言之，控辩任一方要求或法院单方决定均可以成为鉴定人出庭的条件，这样就既能保证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也能满足法院查明事实真相的实际需要。其次，明确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如果经过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其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笔者建议，此种情形下法院还应当通知该鉴定人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理；如果公安侦查机关内设机构鉴定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法院应当通知该鉴定机构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第三，完善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和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保护鉴定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的法定主体，也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在实践中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公安机关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负责保护鉴定人。当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发现需要启动特别保护措施时，除了自己能够执行的以外，可以申请该专门保护机构负责实施；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笔者建议由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主体或者人民法院承担，经济补偿的范围和数额可以参照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规定。

五、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

毋庸置疑，法庭质证是发现和揭露案件事实真相最重要的制度，质证程序中的交叉询问环节更是被称为“发现事实真相最伟大的法律引擎”。从理论上来看，控辩双方通过质证程序证明或反驳所指控的事实，有利于裁判者兼听则明最终完成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然而，面对以“专门知识”为内容的科学证据，纯粹外行的诉讼当事人根本无法正确解读，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地质证；法官往往也由于专业知识欠缺而不能准确判断鉴定意见的所有证据性信息。另外，刑事审判中的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公诉方提供的，被告方面对的只有“检验报告”等有限的书面信息，即使在律师的帮助下，被告人也难以对这些科学证据进行有效地和实质性地质证，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所谓的法庭质证就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建立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是科学证据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必然要求，是对科学证据实现有效质证的切实保障。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产物。其中，专家辅助人是诉讼双方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帮助解释和理解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经法官允许出庭参与质证的专家。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也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现行法律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规定得过于空泛，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配套措施，增强控辩双方对科学证据质证时的“平等武装”，完成刑事审判任务。首先，要明确限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现行法律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没有具体要求，意味着只要具备“专门知识”的人都可以出庭担任专家辅助人。但是，专家辅助人的核心职责在于协助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方对鉴定意见进行评价，其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质证效果、诉讼效率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笔者建议现阶段专家辅助人暂由已经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等到有关专家辅助人制度规范体系相对健全后再适当扩大候选专家资格人选的范围。其次，要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意见性质。从诉讼职责来看，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应当定位为诉讼参与人，与《刑事诉讼法》107条的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并列，但专家辅助人在法庭审理中并不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而是从属于控辩一方；专家辅助人意见性质直接影响其参与诉讼的功能，目前已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笔者认为专家辅助人发表的口头或书面意见性质与“辩护人意见”相当，可以称之为“专家辅助人意见”，这样既指向准确、简单明了，又能避免在诉讼实践中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第三，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和诉讼责任。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主要是指保障其实现诉讼功能、发挥辅助作用所必需的权利，包括对专门性问题的说明权、对鉴定意见的质询权、支付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对无理要求拒绝参与诉讼的权利等；专家辅助人的义务包括遵守诉讼秩序和法庭纪律、忠于法律与科学、如实地解释说明和质疑鉴定意见、认真履行当事人委托和保守秘密等；专家辅助人的责任指当其在参与诉讼过程中不当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笔者认为，鉴于专家辅助人目前主要由具备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担任，可以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3条对鉴定人的惩罚措施规范专家辅助人。最后，法庭采信专家辅助人意见与否要在判决书中阐明理由。专家辅助人意见是针对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所提出的意见，对准确进行事实认定有重要的作用。法庭无论是否采信专家辅助人意见都应当在判决书中进行说明，这样既能保证控辩双方参与诉讼的权利，也能使专家辅助人参与科学证据质证制度落到实处。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健全科学技术为司法领域服务的有效机制，是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所以，美国证据法学者米尔建·R.达马斯卡展望证据法的未来时指出：“站在20世纪末思考证据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探讨正在演进的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伴随着过去50年惊人的科学技术进步，新的事实确认方式已经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司法领域）挑战传统的事实认定方法。越来越多对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 〔10 〕 （P200 ）司法裁判者必须正视科学证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法庭审判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应积极履行司法裁判者的职责，把质证程序作为审查判断科学证据的核心环节，充分运用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提升自身审查判断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意识与能力，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提高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从而维护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刘晓丹.论科学证据〔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

〔2〕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J〕.中国法学，2007（3）.

〔3〕常 林.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4〕张君周.论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以美国的看守职责为视角〔J〕.法律科学，2008（6）.

〔5〕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张 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6）.

〔8〕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美〕米尔建·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杨在平

作者：李苏林

科学证据认证刑事诉讼论文 篇2：

完善我国科学证据审查制度的几点思考

[摘 要]面对复杂的科学证据，法官总是难以判断其“科学性”，欲否定其“科学性”，则没有法律依据；欲肯定其“科学性”，则缺乏明确标准。在此情况下，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准入制度，试以推广法院——高校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或能形成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科学证据“科学性”审查制度。

[关键词]科学证据；看守职责；专家辅助人；鉴定人准入

科学证据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鉴定意见”，它指的是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法律争议，聘请某一领域的专家利用科学理论、科学技术来挖掘并解释与诉讼相关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结论性意见或推断。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司法鉴定过程中所运用的科技手段及其原理也愈发复杂，由此得出的所谓“科学证据”在法官面前难免难辨真假。立法的浅显疏漏、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诸多错案的产生，这给司法公正蒙上了阴影。因此，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全面完善我国科学证据“科学性”的审查制度，对于健全法律体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我国科学证据“科学性”审查制度建构之现状及问题

我国无统一的证据法，关于证据审查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三类诉讼法中，且数量少、内容简单，这形成了一个悖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较为依赖科学证据的作用，而立法中对于科学证据的法律适用却又疏于规定。[1]这样一来，从证据筛选到事实认定再到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一）科学证据的“科学性”缺少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均未详细规定科学证据科学性的审查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的审查标准规定得笼统含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科学证据究竟查证到什么程度才算属实？并未在相关法律或其解释中详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了审判人员应当审查鉴定书的内容是否齐全，但是究竟该以何标准对其内容进行判断却未作出规定。

其实，在我国立法领域也不乏针对较为具体的科学证据做出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2]中“测谎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限制，但并没有阐述其被排除的理由和筛选标准；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鉴定形式责任年龄证据适用的批复》[3]中提到的“骨龄鉴定必须有助于准确确定年龄”，否则应“慎重处理”，但对于“准确”二字的界定又只字未提。适用面如此之窄的批复在实务中实难发挥作用。

我国现行立法及其解释以及行政法规对于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审查标准规定少之又少，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二）配套法律制度发展不健全

1.司法鉴定主体的准入规则标准缺失

科学证据与其他证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指它超越了普通公众的知识范畴，由此带来的这种凌驾于公众意识之上的权威性，使科学证据的审查环节在司法实践中被频频架空。

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说：“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4]由此可见科学在其建立过程中，要经过客观规则到主观原则再到外在表达这一过程，不同专家对科学的定义是有差异的。那么，在科学证据的诞生过程中，鉴定主体对其科学性的影响不可避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

然而，如今我国对鉴定人资格及其认证制度的建设仍不完善。首先，我国现行立法对鉴定人资格的标准设立过于模糊，只笼统将其称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立法标准缺失的情况下，将专业资格准入的选拔权交给在相关领域并不专业的公、检、法机关的做法并不适当；其次，我国鉴定人资格的授予“诸侯割据”的局面仍未扭转，[5]一直以来，我国对专业鉴定人资格未有统一标准，各项规定和办法的出台尽管稍缓解了这一局面，但是在实际适用中未免有将标准放宽之嫌；最后，我国司法鉴定人的选拔途径和继续教育也面临着很大问题，法官自身素质有待保值。

2.司法鉴定中运用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内容规定不完善

鉴定主体资格得到保障后，更直接影响科学证据科学性的便是鉴定主体所运用或即将运用的科学技术及其理论，然而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未见对其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与限制，笔者认为，我国在此项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以下“两性”有待加强：

第一，普适性，就是指在整个司法领域中应该具有统一完备的科学技术范围规定，这是基于我国现今立法现状而言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将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却都未规定鉴定中所运用的科学技术范围，大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之做了粗浅的规定，然而司法解释只适用于本部门法，由此导致各部门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同案异判的情况很容易发生。

第二，应时性，就是指保持立法的先进性，使法定技术范围与科技发展相适应。“任何对法庭处理科学证据的方法进行的评估，要想做到公正，就必须以法进行时科学发展达到的程度为基础”，[6]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过时的科技的及时淘汰，二是对新兴科技的及时添补，而我国现时立法之于前者缺乏对过时科技的衡量标准，之于后者又缺少立法上的跟进。

二、具有本土特色的科学证据之“科学性”审查制度之建设

（一）积极构建专家辅助人制度[7]

原本我国的现行立法对“专家辅助人”这一概念并未多着笔墨，只是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的相关解释中有所提及。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中将“专家辅助人”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它指的是拥有某学科领域专业知识，由当事人聘请，在诉讼过程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据此辅助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人。

如此有益的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此，笔者认为，应当基于其科学性与客观性，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进行限定。专家辅助人本身是具有较为突出的专门性知识的人，他们运用自身掌握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借助科学设备，对专门问题进行判断，帮助当事人鉴别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同时也使法官兼听则明，有助于法官判断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一预设出发，专家辅助人的资格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且应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方面内容。[8]实质要件是指专家辅助人必须具备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或特定的专业知识，而形式要件是指有资格接受委托的人员必须是经法律授权的相关部门依法考核后颁发职业资格证的人。

（二）建立完备的司法鉴定人准入制度

为了规范司法鉴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于2005年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首次对司法鉴定主体作出规范，但在对司法鉴定人准入制度的构建上仍需具体化、规范化。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出发，“以庭前审查为主，庭上审查为辅”[9]的鉴定人准入制度较为可取。

主辅是相对的，“以庭前审查为主”是指要严把司法鉴定人准入资格关，应就其专业资质问题、相关业务能力以及实务研究经验进行准确评估，而后再做出是否授予资格的决定，符合资格者需进行登记以进行法律上的身份认证。“以庭上审查为辅”是指在开庭审理时针对案件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鉴定人所做之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以确定其可采性与证明力，这一环节可以弥补前述登记制度之不足，也可保障庭审程序之公正与合法。

当然，司法鉴定准入的专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取得鉴定人资格认证的主体也不能因此一劳永逸，他们需要通过持续充电的方式来保持自身在相关领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高校——法院对口模式或可推广

面临科学证据“科学性”审查中不断出现的种种问题，完善制度、明确标准固然重要，法官自身的内在专业素质也是万万不可忽略的，我国的法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弊端，笔者在此不予详述，只就科学证据审查部分提出一些人才培养方式以供参考。

方式一：联合培养证据科学专家型法官

这种联合培养专家型法官的做法在我国已有实践，吉林省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于2010年达成协议——联手培养证据科学专家型人才。双方约定：中国政法大学受吉林省高院的委托，分期为吉林省法院系统培养在职法官或法官助理，所学课程包括《证据法学》等十三门必修课和《法庭DNA证据》等十四门选修课。

方式二：帮助培训在职法官

在司法实务中很容易出现鉴定人成为“实质法官”的现象，因为法官在专门性科学知识领域的能力欠缺，无法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做出有效判断。尽管我们不能要求法官精通所有领域的知识，但还是应希望法官能对多数科学领域的知识有所熟知。

三、结语

科技是把双刃剑，我们在利用它以求方便和效率的同时，也要对其“科学性”进行实质性的把关，我们不能苛求法官成为科学领域的万精油，但我们能在完善制度建设、标准划分，提高法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让司法审判的天平保持平衡，正如有的专家说的那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官是不是好的科学家，而是法官是不是好的法官。”[10]以此与法学界的各位同仁共勉。

[参考文献]

[1]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1601_21626/2009_9_1_ji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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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9年9月10日高检发研字[199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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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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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arvard Law Review， vol.108：148 1995.pp.1509～1531.转引自刘静坤译，邹明理校.新科学证据带来的挑战——评估专家证言的司法责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

[作者简介]单逍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0级本科生。

作者：单逍越

科学证据认证刑事诉讼论文 篇3：

刑事裁判文书在证据说理中的困境与突围

摘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3条曾规定“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这也明确了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基本方向和思路。[1]但就目前的现状来说，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不足的缺陷仍较为突出，说理僵化，论证模糊，难以使当事人及公众产生信服和认同。

关键词：证据说理;刑事裁判文书;实质化

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审判的最终产品，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更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所在，既展现了裁判过程，也承载了法官智慧，对于服判息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证据说理作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部分，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论证的起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证据与事实相统一、事实与法律相统一”。可以说，证据说理是证明事实，从而选择法律适用，进行量刑说理，得出裁判结论的基础。因此，证据说理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必然要求。但在刑事一审中，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现状不容乐观。有鉴于此，笔者试抽取全国裁判文书网2015-2017年三年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进行分析，欲从刑事一审中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现状、特点及原因入手，探讨强化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思路和方法。

1 刑事一审中的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现状分析

1.1 样本数据概况

笔者发现全国裁判文书网适用简易程序及适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基本不涉及证据说理，一律以“上述事实，被告人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XX、XX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等格式概括。

1.2 刑事一审中的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特点与原因

1.2.1证据采纳、采信方面说理普遍缺失

从笔者抽样调查的全国裁判文书网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发现证据说理部分关于证据采纳、采信方面说理缺失。针对无争议的证据，裁判文书基本以“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一句话予以概括。而针对被告人方及辩方提出异议的证据（基本以针对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为主），裁判文书中回应的采纳、采信证据的理由也一般为“经查，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并未有殴打等刑讯逼供行为”、“被告人未提供相关线索证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等，略显简单且缺乏详细论证。

1.2.2根据证据认定事实说理简单

根据证据认定事实说理是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事实进行的说理，展现从证据到事实的严密推导过程，让当事人充分了解法官从所采纳、采信的证据出发到形成案件事实认定的心证路程，使裁判结果更具说服力。但实践中，一审刑事裁判文书针对该部分的说理较为简单，对被告人方及辩方提出异议的检方指控事实，一般以“该事实，有XX、XX等证据予以证实，能与XX、XX等证据相互印证”等形式予以回应，对证据内容、证据之间如何相互印证等缺乏具体论证和分析，无形之中割裂了证据评判到事实认定的过程。

1.2.3证据说理方法单一

在笔者抽样调查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针对被告人及辩方有异议的事实或证据，说理的方法基本为详细罗列各项证据及证据内容，或者对证据内容进行直接引用和印证，指出哪些证据之间的哪些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这种罗列证据及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说理方法在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较为普遍，除此之外的证据说理方法几乎为零。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单纯地列举证据及证据内容仅仅是证据说理的前提。

1.2.4说理方式僵化，缺乏个案灵活性

有学者曾经批判，“我国刑事判决书格式化现象严重，刑事判决书基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样本格式进行填充，在过分重视形式的前提下，针对个案差异，对于判决理由内容的个性化阐释依然不多”[2]，而在笔者抽样调取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在这些刑事裁判文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格式固定，文书语言模板化，语气公文化，在證据说理方面，刑事裁判文书中往往堆砌“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案件事实”、“被告人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纳”等等语焉不详的表达，证据说理程式化，缺乏针对性，不同案件的裁判文书“千人一面”，很难据此了解到法官基于证据形成案件事实认定的心证过程。

2 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所面临的困境

在社会大众看来，一审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不说理、如何说理似乎仅仅把握在法官的笔下，在乎法官的个人意愿。而学者认为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缺陷的根源为：“从外部原因看，一是司法行政科层化的模式体制遏制了法官的能动性;二是传统僵化的判决书书写样式窒息了法官的创造性。从内部原因看，我国法官的法律专业素质普遍比较低，缺乏理论思维的能力，因此无法撰写出高质量的司法判决。”但实际上，造成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制度、现实操作等多方面综合导致的结果。

2.1 刑事裁判文书样式滞后不愿说理

现行的刑事裁判文书的样式规范关于证据说理的部分乏善可陈，即使有，也以原则性为主，缺乏对证据说理写作方法的系统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仅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的《最新刑事诉讼文书格式》中找到一点关于证据说理写作规则的只言片语：“特别要注意通过对证据的具体分析、认证来证明判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防止并杜绝使用‘以上事实，证据充分，被告也供认不讳，足以认定’的抽象、笼统的说法或者用简单的罗列证据的方法，来代替对证据的具体分析、认证”;“案件复杂或者控辩双方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分析、认证，一人犯数罪或者共同犯罪案件，还可以分项或者逐人逐罪叙述证据或者对证据进行分析、认证”。但是，在如何分析证据、认定证据从而认定事实等方法，笔者均未找到详细系统的规定。

2.2 舆论压力不敢说理

在现今司法大公开的背景下，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一字一词都在公众的显微镜下放大到极致，进而掀起一次又一次全民挑错的“高潮”。因此，在刑事裁判文书的撰写中，法官在证据说理部分的论述上就显得格外小心，通常套用格式模板能有效降低錯误概率，回避证据分析和认证的详细过程，以避免公众观测到法官在证据使用规则上的推理和应用，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减轻责任。在这种趋利避害心理的考量下，必然会导致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部分的一笔带过、流于形式。

2.3 案多人少、缺乏考评规则没空说理

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涉及证据分析、证据论证、事实认定等方方面面，要求法官思路清楚、逻辑严谨、论证详实，因此这意味着法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撰写。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日渐复杂化，刑事案件的数量也逐年上升，与此相对的是基层法院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法官工作强度高、压力大，加上对于法官办案绩效的考核，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法官为了确保办案效率，难以保证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对自己的每一份刑事裁判文书进行深入细致的证据说理。

更何况，现有的绩效考核机制缺乏对裁判文书说理性的有效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导致说不说理一个样，说多说少一个样，法官更难对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燃起热情和动力。

2.4 案卷移送主义难以说理

随着庭审实质化的深入开展，要求法官基于法庭审理的内容在庭审中作出证据判断、认定事实的心证过程。然而案卷移送主义的存在使法官在庭前就接触到了证据，这些证据不可避免地将会使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庭前证据被部分排除，但已经产生的法官的内心印象却往往难以真正排除。例如当被告人庭前供述与庭审供述产生矛盾时，刑事裁判文书中大量存在的“被告人庭前供述稳定，且能与XX、XX等证据相互印证”，在某方面恰恰说明了庭前接触到的证据在法官内心产生的深厚影响。因此，由于法官内心的事实判断未必基于庭审中产生的证据形成，就必然导致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中的宽泛化、形式化。

3 强化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途径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是法院以审查确认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依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法理，分析认定案件的性质，阐述处理案件的具体意见和理由，并针对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意见进行评判的过程。”[3]可以说，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性说理离不开程序的合法和实体的合理。因此，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性说理，程序和实体方面的保障要双管齐下。

3.1 样式改进：繁简分流

论证刑事案件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公开法官构建案件真实的心证过程，这需要结合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论述。“虽说让审判官自由判断，但是刑事诉讼法只要是采取实体真实主义的，当然就并不意味着审判官的恣意判断。证据的取舍选择、对证据的评价，当然都要符合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法则，而且经验上的法则必须有科学根据。”[4]笔者认为可以从证据的可采纳性和证明力角度出发，结合证据三要素明确说明每一个证据是否予以采纳及采纳理由，阐述所采纳证据的证明内容，也就是说，“判决书不应仅是将法院采信的证据展览在众人眼前，而要将各证据串联起来，形成一道紧密相扣的证据锁链，令人对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有罪确认无疑。”[5]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刑事裁判文书样式中关于证据说理部分的规定较为抽象，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改进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样式并非一刀切，而是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强化类型新颖、矛盾突出、争议较大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这不仅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也是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必然选择。

3.1.1繁简分流的标准

笔者认为，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标准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区别，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决定性条件，应该是审判中控辩双方的合意程度。控辩双方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达成合意的案件，法官审理的难度较低、工作量不大，可以使用简化刑事裁判文书;相反，双方争议较大、矛盾突出，同时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则必须使用普通刑事裁判文书。

3.1.2简化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简化

适用简化刑事裁判文书的案件因控辩双方已达成合意，双方对事实、定性、证据均无异议，在证据表现上就是辩方对证据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可，进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因此，证据说理的简化就相对集中在证据内容的罗列、法庭质证认证过程、从证据到事实的认定上。这种对证据内容、证据采纳采信、事实认定等证据说理的简化，既不会影响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影响社会大众对裁判结果的认可。

3.1.3普通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强化

相对简化刑事裁判文书而言，普通程序的刑事裁判文书针对的是控辩双方争议大、对抗程度高、案情复杂的刑事案件，要求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要针对每一个证据向控辩双方乃至被害人、证人发问，也要求控辩双方针对每一个证据就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分发表意见、进行辩论。由此形成的刑事裁判文书更必须是说理充分细致的裁判文书。故笔者认为，普通程序的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1）明确写明证据来源、证明内容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在证据来源的撰写中明确证据的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性。在普通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中做到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印证，昭显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论证心路，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事实真相。

（2）注重证据之间的排列顺序。虽然现有的刑事裁判文书样式并未对证据之间的排列顺序作出要求，但证据之间按照逻辑判断进行排列不仅使刑事裁判文书的格式更为严谨，还有助于社会大众在阅读刑事裁判文书中更快地把握证据脉络、理清逻辑顺序，更好地理解裁判结论。一般来说，证据之间的排列顺序可以按照证明力大小、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事实证据或者量刑证据予以排列。具体可以针对不同的个案争议焦点进行不同的逻辑排列。

（3）针对证据异议要进行全面、深化的证据说理。例如，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要针对被告人翻供理由、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及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分析证据的内容并全面阐述采信何种证据的理由;对控辩双方对证据有争议的案件，要对有争议证据的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并针对有争议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全面论证，详细阐述是否予以采信的理由。总之，要全方位地展示法官对证据是否采纳进行的逻辑判断，以达到社会大众对裁判结果公信力的认可。

3.2 制度保障

3.2.1坚持庭审实质化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可以说是庭审实质化的映射，全面反映了证据举证质证、证据采纳、事实认定等在庭审之中形成的内容和判断。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透彻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庭审实质化的落实。因为，证据只有在程序语境中才能真正与待证事实产生关联性，在诉讼的价值追求过程中进行“对不对”的追问以及“好不好”的判断。而虚化的庭审，事先书面审查的证据材料，必然会导致刑事裁判文书的证据说理细节不清，说理不到位、程式化，甚至面临无理可说、无理可论的情况。因此，只有坚持庭审实质化，在法庭审理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在庭审中进行充分的法庭调查和全面的法庭辩论，并得出结论，才能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进行从证据到事实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裁判结果才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3.2.2打造科学考评机制

相对审理报告的分析透彻、说理详尽，刑事裁判文书中的证据说理就显得单薄和贫乏。提高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证据说理的积极性，离不开科学考评机制的保障。我们无数次地提到，证据说理的过程，是法官评判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只有对法理及法律有深厚的了解，才能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和事实论证。这也恰恰是法官个人综合业务能力的一个体现。谢晖教授提出：“一封高质量的判决书 ，其说理就是表达法律义理的论著。”[6]苏力教授更是称：“对于英美法的法官来说，一个有良好法律推理和解择的司法判决具有长久的法律力量，这意味着自己工作影响的扩大利伸展。”[7]因此，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是全面展现法官个人业务能力的一个载体，也是考评法官业绩的一项重要依据，应当纳入到法官的考评体系中进行量化考核，证据说理是否充分透彻直接与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连接，与法官的绩效考核挂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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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力.判决书的背后[J].法学研究，2001（3）：3-18.

作者：潘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