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税征收研究论文

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征收碳税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很大。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开征碳税，是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选择。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个税征收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个税征收研究论文 篇1：

房地产税征收方案设计：收入分配效应及福利效应

摘 要：以文献述评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设计由六档税率、三种免税方式、多项减免标准形成的126种房地产税征收方案，考察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结果表明：房地产税采用“面积+价值”综合免税方式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较优。其中，减免面积标准须随税率提升而增加，福利效应受到免税方式、免税标准、税率及居民收入差距厌恶程度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 房地产税;征收方案;收入分配;社会福利

一、引 言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其中，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2021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2021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做好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房地产税征收方案设计已经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税收的职能要更多地注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1]。理论上，房地产税有助于缓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学术界对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许多研究，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研究现行房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2，3]，二是关注沪渝房产税试点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4]，三是旨在预估不同房地产税征收方案的收入分配效应。但并未得到一致结论。可能的原因，一是研究数据不同，二是房地产税的税制要素设计不同。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城镇住户调查数据[5]、产业数据[6]、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7]、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8]等等。但部分研究数据陈旧，已无法对房地产税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在房地产税的税制要素设计方面，部分研究对房地产税的税制设计尚待完善，有的关注不同税率的效应差异[6]，有的考察某一固定税率下不同免税标准的效应差异[7]。王文甫等（2020）的研究采用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同时考察了0.5%～1%之间的四档税率和四种免税方案，在免税方案设计上采用了比例扣除，如扣除人均住房面积或人均住房价值的1/2或1/3[9]。但各家庭会因为房产面积或房产价值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免税标准，有失税收公平。因此，采用可得最新数据设计房地产税具体征收方案，使之有效发挥收入分配效应，值得进一步探讨。

除了分配效应，在房地产税的税制设计中还应充分重视房地产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是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超额收益最大，即税收应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加[10]。所以，应立足于具体的房地产税制，通过恰当的税制设计来协调不同群体利益[11]，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关于房地产税社会福利效应的研究非常少。尹音频等（2019）利用阿玛蒂亚·森社会福利函数，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面积免征、人均面积免征、首套房免征三种免征模式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探讨，得出人均面积免征模式最优[12]。但该结论建立在对家庭免税面积设置为100平方米和人均免税面积为60平方米的标准下，设计依据较为薄弱，研究结論有待进一步检验。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数据，重点考察不同房地产税征收方案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以期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以文献评述和微观数据为基础设计房地产税征收方案，以减轻主观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第二，结合六档税率、三种免税方式的多个减免标准形成近130种具体征税方案，综合评估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旨在形成更加稳健可靠的研究结论;第三，在分析收入分配效应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房地产税的福利效应，以期为房地产税改革提供更加全面的实证证据和政策参考。

二、征税方案设计

（一）计税依据

针对营业用房，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房产原值的70%～90%或出租房产所取得的收入;针对非营业用房，沪渝房产税试点政策目前均将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其中上海房产税暂按房产交易价的70%计征。根据国外房地产税实践，计税方式可以分为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从量税是按照房产面积征税，从价税是按照评估价值或登记（交易）价格征税。36个开征房地产税的OECD国家中，有23个国家采用房产评估值作为计税依据[13]。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巴西的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均为房产评估值。换言之，大部分开征房地产税的国家都将房产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房产评估值来自专业机构的评估，能够综合房产地段、折旧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反映房产现值。因此，本文选择CHFS 2017数据库中各家庭样本的房产市值作为计税依据。

（二）税率

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税率设定。表1列示了国内主要文献对房地产税税率设定的情况。表1显示，2018年及其之前的文献中，最低税率为0.1%，最高税率为2%。胡海生等（2018）认为，税率越高，收入分配效应越显著[6]。然而，并非一味地增加税率就可增强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与间接税相比，房地产税作为直接税更易使居民感受到税率上升所带来的税收负担。因此，从2019年开始，学者们将房地产税税率设定范围缩小到0.4%～1.2%。

基于表1中的文献研究，本文将房地产税设计为比例税率，设置0.4%、0.5%、0.6%、0.8%、1.0%和1.2%六档税率。

（三）税收减免依据

现有研究中，房地产税免税方式大致有五种，分别是：人均房产面积减免、家庭房产面积减免、人均房产价值减免、“面积+价值”复合减免和房产套数减免。研究表明，按照房产套数减免的房地产税分配效应或福利效应不佳[7，12]。另外，有研究认为可按照家庭房产面积减免房产税[5]，但这一结论是建立在相对陈旧的数据基础上的，且该标准会受到家庭关系改变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按照人均房产面积减免、人均房产价值减免和“面积+价值”复合减免三种免税方式进行房地产税的效应评估。

1.按照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参考上海房产税试点政策，选择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面积为上限，设置0、10、20、30、40、50和60平方米的免税标准。

2.按照人均房产价值免税。利用CHFS 2017中各样本家庭的房产价值数据和人口数计算人均房产价值，并从低到高排序，分成七个组，从而设定相应的人均免税价值标准。表2展示了七个组的人均房产价值均值和对应的人均免税价值标准。但第七组的人均房产价值均值高达200万以上，由于我国大部分家庭无法达到这一标准，若按照200万的免税标准执行，样本数量太少，无法准确评估房地产税的效应。因此，选取0、1万元、5万元、10万元、25万元、60万元六个价值减免标准进行计算。

3.“面积+价值”综合免税。在分别评估按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的房地产税分配效应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较优免税面积和免税价值，测算“面积+价值”综合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

三、数据处理和方法说明

（一）数据处理

CHFS 2017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规模达到40011户，为本文的测算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因此，首先剔除房产在农村的样本。CHFS 2017中每个样本家庭至多有六套非营业性住房的详细数据，从第七套住房起并无详细数据，如“房产的建筑面积”等，因此，剔除拥有非营业性住房数量在七套及以上的家庭样本。同时，还剔除“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数”“房产现市价”“建筑面积”数据部分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家庭样本10419个，包括家庭成员特征、家庭住房特征、支出与收入等数据。家庭成员特征包含家庭人员数;家庭住房特征包含持有住房套数、各套住房的建筑面积、房产现市价;家庭收支包含家庭总收入、各项消费支出等数据。

（二）研究方法

1. MT指数。MT指数能够测算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14]，公式如下：

MT=G1-G2  （1）

其中，G1和G2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在征收房地产税前后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如果MT指数大于0，表示房地产税能够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如果MT指数小于0，表示房地產税不具有收入分配正效应。

计算税前和税后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首先需要计算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征收房地产税后的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总收入=家庭总收入÷（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数+未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数）;税后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均房地产税。

关于税后人均收入中房地产税的测算，表3给出了三种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其中，房产总面积为样本家庭拥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加总，家庭人数为共同居住人数与未共同居住人数之和，房产总价值为家庭拥有房产的现市价总和;房产每平方米单价由房产总价值与房产总面积相除计算得到。

2. 社会福利效应指数。借鉴已有研究[15]，利用Atkinson（1970）的常数弹性社会福利函数（SWF）和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Iε构建社会福利效应指数，以探讨房地产税对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16]。

SWF反映了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的内在联系，如式（2）所示。

W（y1，y2，…，yn）=∑ni=1（1-ε）-1y1-εi，ε≠1

∑ni=1ln yi，ε=1   （2）

其中，yi为个体i的人均收入;n为人数;ε为收入差距厌恶指数，值越大代表对不平等越厌恶，理论上ε可以无穷大。

Atkinson还定义了一个等量水平的收入，使得各经济单位的社会福利效应相等，是式（3）的解：

W（y1，y2，…，yn）=W（，，…，）  （3）

阿特金森指数Iε定义为：

Iε=1-/μ （4）

其中，μ为实际的平均收入。

由式（2）和式（3）可得：

W=n（1-ε）-11-ε，ε≠1

nln ，ε=1 （5）

由式（4）和式（5）整理得到：

W=n（1-ε）-1μ1-Iε1-ε，ε≠1nln μ1-Iε，ε=1 （6）

从式（6）可知，平均收入μ和阿特金森指数Iε对效用W的影响是反向的，平均收入μ的增加会使家庭效用增加，而Iε的增大会使家庭效用下降。假定征收房地产税前家庭平均收入为μ1，Iε1、Iε2分别为税前和税后的阿特金森指数，则能够维持税前社会福利水平的税后平均收入μ′2可以表示如下：

μ′2=1-Iε11-Iε2μ1 （7）

构造不同收入差距厌恶指数（ε）下的房地产税的社会福利效应指数为：

Uε=μ2μ′2（8）

其中，μ2是税后的平均收入，μ′2是能够维持税前社会福利水平的税后平均收入。如果Uε>1，即税后实际的平均收入大于能够维持税前福利水平的税后理论平均收入，那么可以认为，房地产税带来的收入分配变化使社会福利增加了，即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能够补偿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反，如果Uε<1，说明房地产税使社会福利减少了，即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家庭效用损失要大于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效用增加。Uε越小，社会福利损失越大。

四、房地产税不同征收方案的收入分配效应

利用10419个有效样本，按照式（1）分别测算三种免税方式、六档税率和多项免税标准形成的126种房地产税征收方案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人均房产面积免税

先要计算人均房产面积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征收前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差值，即MT指数（见表4）。从中发现，房地产税免税面积与MT指数之间存在如下关系特点：

首先，在税率固定的情况下，房地产税的再分配效果随免税面积的增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换言之，如果以收入均等化为主要目标，房地产税在每档税率下都存在一个最优免税面积。以税率为0.6%为例，若免税面积为20平方米，则MT指数最大，意味着此时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最显著。当税率上调至1.0%，MT指数最大时的免税面积为30平方米。其次，随着税率提高，最优免税面积也相应增加。当税率为0.4%、0.5%时，最优免税面积为10平方米;当税率为0.6%、0.8%时，最优免税面积为20平方米;当税率为1%、1.2%时，最优免稅面积为30平方米。再次，在免税面积固定的情况下，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相关。当免税房产面积小于30平方米时，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随税率的提升而减小;而当免税房产面积为30平方米及以上时，收入分配效应受税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当人均免税房产面积较小且税率较高时，房地产税会带来收入分配负效应。表4显示，当免税房产面积为0，税率大于等于0.8%时;或人均免税房产面积为10平方米，税率为1.2%时，MT指数均为负数。表明若按照以上方案对我国城镇居民征收房地产税，将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合理的房地产税征收方案有助于缩小我国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以上分析表明，若按人均房产面积进行免税，那么，房地产税税率应在0.4%～0.6%之间，且人均免税房产面积范围为10平方米～30平方米，能够使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最显著。

（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

按照人均房产价值减免，分别计算0、1万元、5万元、10万元、25万元、60万元六类免税标准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MT指数（见表5）。其中，当税率为0.4%～0.6%时，所有的MT指数都为正，并且随着人均免税房产价值的增加呈现出微弱上升再缓慢下降的态势。当税率为0.8%～1.2%时，尽管MT指数随着人均免税房产价值的增加而缓慢增加，但大部分MT指数为负值。这表明若按照人均房产价值免税，税率应不超过0.8%;否则，房地产税的开征会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在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应设计为0.4%～0.6%。此时，房地产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会随着免税价值的增加而下降。 因此，人均房产价值减免标准不宜过高。

（三）综合免税

以上分析表明，房地产税若按照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免税标准设置为10平方米～30平方米较优;若按照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房地产税收入分配效应随免税价值标准提高而减弱。因此，选取10平方米、20平方米和30平方米的人均免税面积，以及1万元、5万元、10万元的人均免税价值，利用表3中的公式测算综合免税方式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MT指数（见表6）。

相比按照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和人均价值免税的单一免税方式，综合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的再分配效应更加显著。换言之，无论税率、免税标准如何设计，房地产税实施综合免税方式将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比较表4、表5和表6能够发现，综合免税方式下的MT指数分别高于相同标准下的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方式下的MT指数。比如，“30平方米+1万元”减免标准下的MT指数范围为0.0059～0.0064，而人均免税面积30平方米标准下的MT指数在0.0036～0.0041之间，人均免税房产价值1万元标准下MT指数为负数或不超过0.0044，房地产税实施综合免税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减小收入差距。

当免税面积为10平方米或20平方米时，同一免税标准下MT指数随税率的提高而下降，下降幅度与人均价值标准相关。人均免税房产价值越高，分配效应下降幅度越大。当免税房产面积增加至30平方米时，税率变化和人均房产价值标准变化对房地产税的分配效应影响并不显著。例如，减免标准为“10平方米+1万元”时，MT指数从税率为0.4%时的0.0068陡然降至税率为1.2%时的0.0013，下降了近81%;减免标准为“20平方米+5万元”时，MT指数下降态势较为平缓，下降幅度为23%;但当减免标准为“30平方米+10万元”时，MT指数在0.0061左右波动。

总体而言，房地产税实行综合免税优于单一的按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随着税率的提高，如减免面积相应增加，房地产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越有效，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标准的变化则对分配效应影响较小。

五、房地产税的社会福利效应

综合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能够显著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缩小会增加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房地产税的征收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

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那么，房地产税使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是否能够补偿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呢？

为了进一步将综合免税与单一的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及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方式下的房地产税社会福利效应相比较，以人均免税房产面积30平方米和人均免税房产价值1万元为例，利用式（8）分别计算这两种标准下的社会福利效应指数（见表7）。实际情况中，通常假设收入差距厌恶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5≤ε≤2。

从表7的结果可梳理出综合免税方式下房地产税社会福利效应的变化特点：

1.当免税标准和税率不变时，房地产税的福利效应指数U随收入差距厌恶指数ε的增加而提高。当ε=0.5时，U都小于1，直观反映出征收房地产税使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了。可见，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福利增加并不能补偿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福利减少。当ε=1时，部分U大于1，部分U小于1，说明此时收入差距厌恶程度上升，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福利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偿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福利减少。当ε=2时，U均大于1，表明当人们对收入差距更加厌恶时，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福利增加会远远大于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福利减少。

2.在同样的免税标准和收入差距厌恶指数下，社会福利效应指数随房地产税税率的提高而小幅下降。随着税率上调，房地产税额不断增加，居民税后收入水平下降更加显著，所带来的福利损失远超过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福利增加，并且差额逐步扩大。因此，当税率提高时，房地产税的社会福利效应指数呈现随之下降的态势。

3.当税率和收入差距厌恶指数不变时，随着人均免税房产面积的增加，社会福利效应指数增加或减小，总体来说取决于ε的大小。当ε=0.5或ε=1，即收入差距厌恶程度较低时，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福利效应指数会随着人均免税房产面积的增加而增加。而当ε=2，即收入差距厌恶程度加强时，社会福利效应指数大致呈现出随人均免税房产面积增加而降低。

4.房地产税实施综合免税的福利效应指数大于单一的人均房产面积免税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将综合免税（30平方米+1万元）标准下的社会福利效应指数U分别与人均房产面积免税（30平方米）和人均房产价值免税（1万元）标准下的U相比较后发现，无论从哪个维度观察，综合免税方式下的社会福利效应指数均优于单一免税方式。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房地产税采用“面积+价值”的综合免税方式，其收入分配效应远远大于单一的人均房产面积免税或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方式。其中减免面积标准随税率提升而适当增加，能够有效发挥房地产税收入分配功能。（2）房地产税是否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受房地产税免税方式、免税标准、税率及居民收入差距厌恶程度等四个因素的影响。房地产税的福利效应在综合免税方式下优于单一的人均房产面积或人均房产价值免税方式。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房地产税的福利效应随税率提升而小幅下降。收入差距厌恶程度较强时，房地产税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福利效应随人均免税房产面积增加而削弱;收入差距厌恶程度较低时，房地产税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但随人均免税房产面积的增加而缓解。人均房产价值变化对社会福利效应几乎没有影响。

设定合理的房地产税免税方式、免税标准和税率有助于缩小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升社会福利，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在房地产税征收方案设计中，应重视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根据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现状制定科学的房地产税征收方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房地产税征收建议：（1）采用“面积+价值”的综合免税方式，即结合人均房产面积减免和人均房产价值减免两种方式。其中，免税面积标准不宜超过30平方米。（2）建议税率范围为0.4%～1.2%，各地区可根据区域特点和条件设置比例税率。过低的税率会导致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果甚微，过高的税率则会导致居民福利下降，因此，需按照地区特点设定合理适中的税率。（3）根据税率设定不同的免税标准。当税率为0.4%～0.5%时，建议选择“10平方米+1/5/10万元”标准;当税率为0.6%时，可设置“20平方米+1/5/10万元”标准;当税率定为0.8%～1.2%时，标准应提升至“30平方米+1/5/10万元”。（4）在收入差距不同的地区实行有差异的人均房产面积减免标准。当收入差距厌恶指数较低时，社会福利随着人均免税房产面积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效应指数最大化，可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设置较大的人均免税房产面积，而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设置较小的人均免税房产面积。

结合以上分析，特提出如表8所示的房地产税征收方案设计建议。该建议是基于2017年全国家庭微观数据，并考虑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以及综合考虑地区差异、房产特征等因素提出的。

另外，在进一步减税降费目标下，除关注房地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之外，也不能忽视房地产税筹措地方财政收入的职能。可多途径拓宽房地产税税基，从而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如借助“新基建”发展机遇，完善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房产价值，扩充房地产税税基;制定户籍、子女教育等相关优惠政策引进高层次人才，扩大潜在房地产税纳税群体，从而增加房地产税收收入。

参考文献：

[1] 冯俏彬. 促进共同富裕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J]. 税务研究，2021（11）：11-13.

[2] 何辉， 樊丽卓. 房产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J]. 税务研究， 2016（12）：48-52.

[3] 夏商末. 房产税： 能够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和抑制房价上涨吗[J]. 税务研究， 2011（4）：19-25.

[4] 范子英， 刘甲炎. 为买房而储蓄——兼论房产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J]. 管理世界， 2015 （5）：18-27.

[5] 詹鹏， 李实. 我国居民房产税与收入不平等[J]. 经济学动态， 2015（7）：14-24.

[6] 胡海生， 董万好， 王聪.中国房产税改革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模拟分析[J]. 税收经济研究， 2018，23（4）：10-17.

[7] 岳树民， 杨鹏展， 徐从超. 居民住房房地产税免税扣除方式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微观模拟[J]. 财贸经济， 2019 （1）：36-52.

[8] 张平， 侯一麟.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J]. 经济研究， 2016（12）：118-132.

[9] 王文甫， 刘亚玲. 房地产税不同征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与潜在税收能力的测算与比较[J]. 税务研究， 2020（4）：39-46.

[10]雷良海. 財政学[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11]曹清峰， 王家庭. 不同房产税制的福利效应——基于城市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J]. 财贸研究， 2015（2）：94-102.

[12]尹音频， 金强. 房地产税免征模式：社会福利效应的测度与比较[J]. 税务研究， 2019（4）：31-36.

[13]李本贵. 对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几点思考[J]. 税务研究，2021（1）：120-125.

[14]Musgrave R A， Thin T. Income tax progression 1929-48[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9，56（6）：498-514.

[15]陳建东，赵艾凤. 个人所得税对省际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的影响[J]. 财政研究，2013（7）：63-66.

[16]Atkinson A B.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0（2）：244-263.

（责任编辑：宁晓青）

Real Estate Tax Design：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and Welfare Effect

ZHAO Aifeng， LI Yunting， ZHANG Tianyi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China）

Key words：real estate tax; taxation plans;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welfare

收稿日期： 2021-07-12; 修回日期： 2021-12-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003046）;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9BJB007）

作者简介： 赵艾凤（1982—），女，四川内江人，博士，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改革与收入分配。

作者：赵艾凤 李云婷 张天仪

我国个税征收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开征碳税的政策选择

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征收碳税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很大。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开征碳税，是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选择。为充分发挥碳税节能减排的政策效应，我国要根据国家能源政策的目标和能源战略的现实要求，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碳税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碳税 节能减排 政策选择

一、碳税的理论依据：外部性和庇古税

碳排放是典型的环境污染问题。针对碳排放而征收碳税，是基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理论而采取的措施。外部性的概念最早由剑桥学派的奠基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1910）中率先提出。自马歇尔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庇古、奥尔森、科斯、诺斯等。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指某种经济活动给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者带来的影响。外部性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与环境问题成因的一个基础理论，但外部性理论并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首次提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赋，后人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 Taxes）。在其《福利经济学原理》（1920，Pigou）中，庇古认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外部负效应性，当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在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情况下就应由政府实施干预。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那么可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使其面临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这种价格的纠正最终必能抑制污染者的过度生产，并有效地克服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庇古还认为，环境税不仅能通过税收使得价格反映其社会成本，纠正资源价格与市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偏差，从而矫正环境问题，而且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以环境税抵减扭曲型税负，降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租税负担，促进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使用量，进而增加就业机会与产业投资。这就是庇古税“双重红利”的假说。“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自庇古之后，20世纪6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分析，“庇古税”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鲍莫尔（Baumol）和奥茨（Oates）分别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染税以及庇古税与统一排污标准成本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佳途径。庇古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使之企业内部化的设想，构成环境污染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庇古税”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从中性立场出发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实现帕累托准则（Pareto Criterion）。也就是说，建立碳税制度并以此来控制CO2的排放量，可以使不同企业根据各自的控制成本来选择控制量。相比较而言，“庇古税”较之其他控制手段，如排污标准、罚款，在同样的排污控制量的情况下，成本相对要低。所以人们认为，征收碳税可以获得“双倍红利”（double dividends），即用中性的碳税来替代如收入调节税等现有税收，在总税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可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与调整现有税收制度对经济绩效扭曲程度的双重效果。

二、西方国家征收碳税的实践经验

为了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北欧国家开始征收碳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多个国家开征了碳税，主要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英国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征收碳税。

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设立了碳税。碳税征收范围为矿物燃料，其计税依据是燃料的含碳量。碳税的税率开始时较低，以后几年逐渐增加。芬兰征收碳税的目标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将碳排放的增长率降低为零。1994年，芬兰对能源税进行了重新调整，大部分能源征收燃料税，其中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混合的能源/碳税。1995年，混合税中的能源税税率是3.5芬兰马克/千瓦，碳税的税率是38.3芬兰马克/吨二氧化碳（相当于7.0美元/吨二氧化碳）。电力部门也通过对矿物燃料征收碳税被纳入征税范围。工业中使用的原材料和国际运输用油免税。2002年，芬兰碳税税率一般为每吨二氧化碳17.12欧元，天然气减半征收。

挪威在1991年开始对汽油、矿物油和天然气征收二氧化碳税。1992年挪威把碳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煤和焦炭，同时对航空、海上运输、电力等部门给予税收减免。根据燃料含碳量不同，挪威碳税的征税标准也有差别。2005年，挪威对石油按每吨二氧化碳征41欧元的碳税，对轻油征收24欧元，对重油征收21欧元，对纸浆和造纸工业征收12欧元，对工业用电按每兆瓦时征4.5欧元的碳税。考虑到碳税会削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挪威政府决定把碳税的收益返还给企业，一部分收入奖励那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另外一部分收入用于奖励那些对于解决就业有贡献的企业。

瑞典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其税基是根据各种不同燃料的平均含碳量和发热量来确定的。征收范围包括所有燃料油，其中对电力部门使用的部分给予税收豁免。税率根据燃料含碳量的不同而有区别。纳税人包括进口者、生产者和储存者。私人家庭和工业的税率为25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考虑到企业的竞争力，工业企业只需要按50%的比例缴税。同时对某些高能耗产业如采矿、制造、纸浆和造纸、电力等给予税收豁免。1993年瑞典对工业部门的碳税税率降到8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对私人家庭的税率增加到32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同时对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给予进一步的税收减免。1994年后，瑞典对税率实行了指数化，使真实税率保持不变。1995年碳税的税率微微上调，普通税率为34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工业部门的适用税率是83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2002年碳税的税率又进一步提高，但对工业部门的税收减免由50%上调至70%。

1992年丹麦对家庭和企业同时征收碳税。丹麦碳税征收范围包括汽油、天然气及生物燃料以外的其他二氧化碳排放，其计税基础是燃料燃烧时的二氧化碳量，税率是100丹麦克朗/吨二氧化碳（约14.3美元）。碳税的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为工业企业的节能项目提供补贴。企业享受税收返还和减免的优惠，对交纳增值税的企业给予50%的税收返还（用作机动车燃料的柴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除外），如果碳税的净税负超过企业销售额的1%，税率下调为规定税率的25%；如果净税负在销售额的2%—3%之间，则有效税率降至规定税率的12.5%；对净税负超过销售额3%的企业，税率降至规定税率的5%。1996年丹麦对碳税进行了改革，退税方案更为严格，同时还执行了新的能源效率自愿协议。签订自愿减排协议的高能耗企业按优惠税率纳税。企业按用途将其耗费的能源分成供暖用、生产用和照明用三类。丹麦对供暖用能源按100%征收碳税，对照明用能源按90%征收，对生产用能源按25%征收。1999年，丹麦政府将企业供暖用能源的碳税调高到100欧元/吨二氧化碳，企业适用的能源和二氧化碳税税收体系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西方国家开征碳税后，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和减少了温室室气体的排放，基本实现了开征碳税的预期目标。以德国为例，截止到2005年德国的燃料消费减少幅度高于10%，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减少了约2 000万吨，较改革前水平减少达2—2.5%。挪威政府估计，如果没有采用碳税，目前挪威的排放量将会比1990年增长15%—20%，挪威的碳税使一些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1%，家庭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3%。为避免因征收碳而影响居民收入，丹麦、德国等国政府还通过提高养老金和转移支付领取者的补贴，减少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提高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成功地规避了碳税的收入负效应。

三、我国开征碳税的政策选择

我国现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1990至2001年，我国CO2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同期世界增加量的27 %。预计到2020年，我国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到2025年碳排放量很可能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若不采取适当措施，按目前能源消耗速度，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年将迅速扩大，给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国家能源政策的目标和能源战略的现实要求，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逐步推进碳税制度建设。

（一）征收范围和计税依据

从西方国家征收碳税情况看，碳税的征税范围主要是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其计税依据有两种：燃料的碳含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部分国家是按燃料的碳含量征税，即根据燃料的含碳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据以征税，只有少数国家是直接对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征税。根据燃料含碳量征税的方法在技术上简单易行，不用考虑能源效率改进技术和碳回收利用技术。而且，由于化石燃料的消耗所产生的CO2约占CO2总排放量的65%—85%，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基本覆盖了CO2排放源，有利于碳税实现减排的目标。但严格来说，对燃料的含碳量征收碳税与直接对CO2排放征税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方法只是鼓励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而不利于企业致力于二氧化碳的削减和回收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我国仍然以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碳税的征收范围，并按燃料的含碳量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二）碳税的税率

西方国家的碳税多数实行固定税率，只有很少国家实行累进税率，各国碳税的税率水平差异较大。2008年，芬兰对每吨CO2排放量征收20欧元，而瑞典为107.15欧元，意大利根据燃料的CO2排放量制定累进税率，最低每吨5.2欧元，最高为68.58欧元，丹麦的标准税率为每吨12.10欧元。同时，各国在最初开征碳税时多采用了相对较低的税率水平，然后再逐步提高。这种做法考虑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可以减少开征时的阻力。我国碳税税率的设计同样应遵循逐步提高、循序渐进的原则。我国碳税税率的设置，既要考虑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也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还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

（三）碳税征收环节和纳税人

从理论上看，碳税可以在能源生产、销售、耗用等环节上选择一个或多个环节进行征收。选择不同的征收环节，碳税的可操作性和效果是不一样的。从充分发挥碳税政策的社会效应角度考虑，碳税应在能源的消费环节征收，这样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但从实际管理和操作角度考虑，在销售环节征收碳税更容易操作。然而，对消费者而言，在销售环节征收碳税只相当于提高了能源的价格，并不能很好地发挥碳税的社会效应。从己经开征碳税的国家来看，北欧国家在能源的上下游都征碳税，但实际税负是以下游的消费环节为主。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是在能源的最终使用环节征税，而魁北克省则是在生产环节征税。我国开征碳税同样要考虑其征收环节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碳税的征收环节宜选择能源的最终消费环节。因为消费环节是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环节，在消费环节征税能够促使高效、节约利用能源，从而实现碳税的减排目的。况且，由于我国开征碳税初期的税率很低，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征收碳税可能无法实现碳税的社会政策效应。我国选择在消费环节征收碳税，还可与环境税或排污费等一并由政府管理部门统一征收，有利于降低税收的管理成本。碳税的纳税人是由其征税环节决定的。我国选择消费环节征税，则碳税的纳税人就是对能源最终使用并向大气中排放CO2的所有单位和个体工商。为了便于操作和实施，我国近期可以不将个人和家庭作为碳税的纳税人。

（四）碳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碳税的征收必然会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对特定行业产生较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避免征收碳税加重企业的负担，特别是对那些能源消耗大、竞争力差的行业，各国在征收碳税的同时也采取了税收减免、税收返还、参加自愿减排协议等一系列措施。比如，芬兰对电力行业免税，工业中使用的原材料和国际运输用油免税；瑞典工业征收一般碳税的50%，同时对采矿、制造、纸浆和造纸、电力等高能耗产业给予税收豁免；丹麦对交纳增值税的企业给予50%的税收返还，并对签订自愿减排协议的高能耗企业按优惠税率纳税。征收碳税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温室气体的减排，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而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因此，西方国家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还通过减免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社会保障缴费等，实现企业的总体税负不变。我国在制定碳税政策时，同样应建立完善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以避免对能源密集型行业造成过大的冲击，保护我国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同时，要鼓励促进新能源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对企业安装减排设备可以实施税收减免或返还措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普及以及技术研究等可以给予税收减免、税收返还、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鼓励。

（五）碳税收入的使用与管理

税收收入的使用关系到其政策功能的发挥。碳税收入的使用与管理，无外乎两种方式：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和专款专用管理。从开征碳税的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将碳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也有个别国家将其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养老金账户、补助贫困家庭，或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研究开发利用可替代新能源的活动。碳税收入纳入政府一般预算管理有利于维护政府预算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有利于国家对预算资源进行全局性的配置，但无法确保该项收入用于节能减排。如果按照专款专用原则进行管理，碳税收入就可以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碳税的政策效应，但专款专用又破坏了政府预算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我国在制定碳税政策时，要充分结合碳税的政策目的和政府预算管理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碳税收入的使用和管理方式。鉴于我国开征碳税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笔者建议将碳税收入按照专款专用原则进行管理，重点用于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企业节能减排的鼓励，而不纳入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管理。国家可以利用碳税收入的资金建立国家专项基金，用于对改善能源效率、研究节能技术和开发低碳排放新能源等项目的扶持，支持植树造林等项目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Z

参考文献：

[1]苏明，傅志华.碳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环境经济，2009，（09）.

[2]于金南，严刚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29（1）.

[3]周剑，何建坤.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研究及启示[J].环境保护，2008，（22）.

[4]汪曾涛.碳税征收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 理论探索，2009，（4）.

[5]张克中，杨福来.碳税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税务研究，2009，（04）.

作者：刘艳红

我国个税征收研究论文 篇3：

碳税对火电企业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下，低碳产业逐渐兴起。从近年来碳交易权相关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我国对碳排放的重视，碳税征收同样可作为约束企业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征收碳税很可能成为未来控制碳排放的另一重要举措。文章以火电企业为例，结合碳交易制度，运用成本效益原理，分析在碳税背景下火电企业未来的经营决策，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权;成本收益原理;经营决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22.05.138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气候问题给人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改善气候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低碳理念深入人心，从消费者到企业再到国家产业调整都在向低碳方向倾斜。

对于改善环境问题，我国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各种措施，例如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我国2013年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应对碳过度排放问题。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对应的另一种减排措施是碳税，碳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减排手段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可。我国虽然并未开征碳税，但是关于碳税的设想却由来已久，可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碳税将被纳入我国税收体系。而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电力行业仍以火电为主，开征碳税可通过税负调整火电企业的能源结构，倒逼其转变生产方式，积极主动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和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2 碳税征收政策

2.1 碳税征收的研究现状

从已有的研究看，国内外对于碳税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定性分析碳税政策减排的有效性。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国外研究者对已经征收碳税的各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后确实有利于环境目标的实现，国内学者根据政策施行后的效果，研究了我国碳税政策的可行性，并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第二，碳税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即能否在实现减排的同时尽可能小的影响国民经济。目前已有学者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碳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征收碳税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但是现有研究往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研究碳税体系会对国民经济总量、收入分配、社会福利、行业布局等方面的影响。而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基本单位，是碳减排的主要承担者，一旦我国实施碳税或者排放权交易制度，将会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碳税与其他减排工具的比较分析。政府补贴、碳交易均是重要的减排政策和工具，多数研究证明政府的补贴政策或碳交易政策均可以促进节能减排水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且我国正在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市场，而且研究我国碳税必然绕不开碳交易。

2.2 碳税的含义及征收依据

2.2.1 碳税的含义

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缓解全球变暖的速度。具有和环境保护税相同的性质，碳税的税率、税目及征收范围均由政府规定，达到调控国家税收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

2.2.2 碳税的征收依据

第一，双重红利理论。双重红利理论[1]是由20世纪90年代的国外学者提出。一方面，征收碳税不仅能够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便于国家财务预算的支配;另一方面，对企业碳排放征税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生产结构的变革，通过使用清洁能源或者改进生产设备等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到节税的目的，进而改善环境变化。

第二，成本效益分析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当获得的收益一定时，选择投入成本最少的方案;另一种是当投入的成本一定时，选择收益最多的方案。该理论的本质就是分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利润最大化。碳税的征收必将打破企业现有的营运结构和战略投资，促使企业从成本效益理论出发选择最佳的投资方案。

以上两种理论在经济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本文以火电企业为例进行研究，火电企业在碳税制度下产业优化升级、调整战略投资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税负成本，但是会增加投资成本，所以在选择最佳方案时，应该寻找两种成本之间的平衡，火电企业便可以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理论进行方案的选择。

2.3 碳税与碳交易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1年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截至2017年进行碳交易的单位多达三千家[2]。碳排放权与碳税的征收相比，碳排放交易属于自由交易，碳税属于国家征收，具有强制性的性质，所以碳税比碳交易权更具有显著性。目前，碳交易权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企业对于减少碳排放有了一定的意识，这对于以后实施碳税奠定了基础。碳税征收与碳交易权具有协同作用，两者相结合能达到很好的减排效果。

3 火電企业碳排放及成本效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3.1 我国火电企业发展现状

中国的火电行业起步较晚，发电技术相对落后，所以中国的发电基本采取火力发电。几十年来，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经过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现在我国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地理条件、技术等不占优势，导致我国发电主要为火力发电。根据2017年中国火电行业研究报告，呈现出总发电量增加、火力发电占比却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形势得益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由于火力发电的原材料是化石能源，其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到空气中会导致温室效应等环境的恶化。中国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呼吁大中型企业采用绿色能源。

3.2 我国火电企业碳排放分析

火力发电的原理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将能量转化为电能，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需要进一步脱硫、脱硝和除尘等处理以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然而每一步流程又会产生二氧化碳[3]。煤炭是火力发电的重要原材料，根据碳燃烧的化学原理可知，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但影响二氧化碳排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煤炭纯度、生产工艺、锅炉构造和运行条件等，如若进行节能减排可以从以上方面入手。尽管脱硫脱硝不是直接与发电相关的环节，但也需要对氮硫化物进行处理。

3.3 火电企业成本收益分析

火电企业在碳税制度下会增加减排成本，但减排的同时也会节约化石原料从而给企业带来收益，还有可能会有政府补贴等。火电企业减排成本主要是技术投资成本、排放成本、管理成本及碳交易成本，收益包括节能收益、碳交易收益。

3.3.1 技术投资成本

火电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不仅可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还能节约资源和成本，这就给企业改造更新设备、研发少排放二氧化碳技术提供了动力。但在研发改造的过程中会增加技术投资成本，这就要求火电企业充分考虑成本收益，选择最佳的投资方案[4]。

3.3.2 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主要是設备维修成本、碳排放监测成本和人员培训成本三方面。设备维修成本是指更新后的设备日常检修比传统的设备增加的部分。碳排放监测成本包含监测设备成本、监测人员工资、监测材料。人员培训成本是新设备的使用及员工对碳税额定概念不了解，需要对员工进行这些方面的普及。

3.3.3 碳交易成本

碳交易是将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5]。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法有基准法和历史排放法，具体的实行方法各个试点省市需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中国依据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既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要兼顾经济的增长趋势[6]。无论采取哪种碳排放分配权的方法，原理都是获得一定的合法额度，当企业碳排放量超过分配的额度时，企业就会面临一定的罚款，当企业碳排放量低于分配的额度时，可以将剩余的额度在市场上交易，从而获得碳交易收益。

4 碳税制度下火电企业的减排策略

碳税制度下火电企业面临较大减排压力时，火电企业可以选择主动减排并积极利用碳交易市场来规避较大的税收负担，也可以继续保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其代价就是上缴高额的碳税税金。企业虽然承担着一部分社会责任，但是其企业目标是获得最大收益。针对此问题，企业主动减排可以在减少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两方面给企业带来收益[7]。

从企业长远的投资角度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看，主动减排更能顺应未来的发展趋势，可采用的减排路径为引入节能低碳技术、使用低碳燃料发电、厂区绿化、封存技术等。相比于节能低碳技术，其他三种技术相对来说成本较高，而且相关指标不易量化。所以可以以节能技术投入为导向，通过投资减排设备、开发节能技术、改良生产工艺等技术来应对碳排放约束。在碳税制度下如何制定有利于经营目标实现的减排策略对火电企业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从引入节能低碳技术出发，对于选取最佳的减排策略给出以下思路。

第一，构建碳税和碳交易权的边际减排效益模型。在传统的边际成本研究的基础上，考虑碳税背景下火电企业运营的特点，对火电企业各个成本进行收益分析，阐述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并分析碳税和碳交易机制对火电企业减排投资的影响机制。构建碳税和碳交易权的边际减排模型，实现对碳税和碳交易权影响下企业成本效益的量化分析。

第二，计算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碳减排区间。利用上述模型对火电企业进行模拟，对模拟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将不同技术条件下的碳减排量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适合中型火电企业的税率，最终计算收益最大的碳减排区间。

第三，制定最佳的减排策略。通过计算出的模拟结果确定企业最佳减排区间的减排资本投入，当最佳边际减排效益为正时，表明企业减排过程能获得额外收益;当最佳边际减排成本为负时，会出现两种情况：若低于维持当前生产水平要缴的碳税时，企业选择最佳减排区间的资本投入，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投资策略;若高于维持当前生产水平企业要缴的碳税时，可能选择缴税而不改进企业生产结构。

参考文献：

[1]班念奇.碳税征收背景下的火电企业经营对策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18.

[2]寇江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首批纳入1700余家发电企业[N].人民日报，2018-09-15.

[3]施应玲，左艺，孟雅儒.中国火电产业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展望[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6）：136-145.

[4]涂建明，李晓玉，郭章翠.低碳经济背景下嵌入全面预算体系的企业碳预算构想[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47-160.

[5]张晓辉，闫柯柯，卢志刚，等.基于碳交易的含风电系统低碳经济调度[J].电网技术，2013，37（10）：2697-2704.

[6]熊灵，齐绍洲，沈波.中国碳交易试点配额分配的机制特征、设计问题与改进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9（3）：56-64.

[7]程发新，邵世玲，徐立峰，等.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7）：32-39.

作者：张喜荣 张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