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商标侵权刑事法律基础论文

《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部门近年来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明确了深圳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基本遵循和目的意义，提出了全面建设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高地的总体目标，指明了深圳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性工作要点，为全面提升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内商标侵权刑事法律基础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国内商标侵权刑事法律基础论文 篇1：

浅析定牌加工商标性使用的判断标准

一、“商标使用”判定之争

涉外定牌加工（即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生产经营方式。近年来，针对定牌加工产生的商标侵权问题，学界和实务界都有大量的研究和争论。“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最大的分歧点就在“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这个判断要件，而且彼此的观点都很明确且对立。

有观点认为，贴牌行为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是商标的基本功能、首要功能。只有当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后，消费者才能凭借商标来区分不同商品的提供者。因此，对“使用商标”行为的判定应以能否起到识别功能为依据，即如果能够起到指示来源的作用，则构成商标性使用；反之則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对此，一部分反对观点认为，特别是司法实践很大一部分执法者提出，对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不宜采用“非商标性使用”的定性，而应当肯定涉外定牌加工是一种商标使用行为，原因在于尚未修法的前提下，还需要通盘考虑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规定之间的衔接问题，应当避免出现部门法间的“双重标准”。例如，“商标使用”的概念在民事案件和在“撤三”行政案件中是否存在差异。[1]

就涉外定牌加工而言，境内加工方在商品上贴附商标的行为形式上虽由加工方实施，但实质上商标真正的使用者为境外委托方，被告获得的仅是向委托方提供加工服务的相关报酬。[2]其次，在涉外定牌加工中，加工方只是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对其加工的产品进行标识的贴附，此后该产品全部出口到境外，未进入国内市场和流通领域，商标的识别功能也无从展现；产品出口到境外后，境外的委托者将这些加工的产品投放市场，商标的识别功能才体现出来。[3]而“商标使用”概念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存在的差异问题，将在本文着重进行讨论。

二、定牌加工案件中的“商标性使用”认定

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裁判理由“pretul”商标案被外界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对长久以来司法实践中关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行为判断，有了相对明确的指导意见，结束了涉外定牌加工案件裁判理由的乱状。[4]

“pretul”商标案中，莱斯公司依法受让享有“pretul及椭圆图形”商标在先，被告亚环公司与储伯公司约定亚环公司供给储伯公司挂锁，自宁波海关出口至墨西哥。挂锁的锁体、钥匙及所附的产品说明书上均带有“pretul”商标，而挂锁包装盒上则均标有“pretul及椭圆图形”商标。产品包装盒及产品说明书还用西班牙文特别标明“进口商：储伯公司”和“中国制造”以及储伯公司的地址、电话、传真等内容，相关的包装盒及产品说明书上未标注亚环公司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信息。终审法院认为，亚环公司受储伯公司委托，按照其要求生产挂锁，在挂锁上使用“pretul”相关标识并全部出口至墨西哥，该批挂锁并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也就是该标识不会在我国领域内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不具有使我国的相关公众将贴附该标志的商品，与莱斯公司生产的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的可性能。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识，其基本功能在于商标的识别性，亚环公司依据储伯公司的授权，上述使用相关“pretul”标志的行为，在中国境内仅属物理贴附行为，为储伯公司在其享有商标专用权的墨西哥国使用其商标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境内并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因此，亚环公司在委托加工产品上贴附的标志，既不具有区分所加工商品来源的意义，也不能实现识别该商品来源的功能，故其所贴附的标志不具有商标的属性，在产品上贴附标志的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此后，大量涉外定牌加工案件以此为准则，2016年“奥玛诉博鸿”案[5]、“丁思泉诉创侨公司、吉欣公司商标权纠纷”案[6]中，法院亦持类似的观点。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大致采以下判断理由：①从行为外观来看，被告在产品上标贴被诉侵权标识的行为，形式上虽由加工方实施，实质上却是基于有权使用涉案商标的境外公司的授权加工行为。②从行为结果来看，被告产品产品全部出口国外，并不在我国境内市场销售流通。由此，可以认定被控侵权商标不能在我国境内产生标识产品来源的作用，未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故该行为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三、“撤三”案件中的“商标性使用”的认定

在“厦门巨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胡棋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7]一案中，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虽然诉争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摩托车后视镜”等商品上的使用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流通领域，但诉争商标在中国已实际投入生产经营中，即生产行为仍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因此该生产行为依法应属于商标使用行为。类似的案件还有“宏比福比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温克勤公司商标祥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8]。

可见，“撤三”案件中，存在一些代加工公司，在国内仅仅从事商品生产和贴牌服务，导致第三人向商品委提出其构成三年不使用商标，而申请撤销其商标。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基本一致地将商标在国内的加工行为认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在该类“撤三”案件中，“商标使用”的裁判标准与“涉外定牌加工”案件不同。

四、结论

通过对涉外定牌加工和“撤三”案件的对比，可见司法实践中对商标使用行为认定的标准确有不同。有观点认为，如果将商标贴附行为仅仅理解为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容易导致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与其他商品侵权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标准上的差异。[9]然而，商标法不同的条款对应了不同的制度设计，而每项制度对“商标使用”也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考察各项制度中的“商标使用”，在把握含义和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还应当正确理解该项制度的立法目的。[10]《商标法》本身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商标使用”，而不同类型的“商标使用”具有完全不同的立法目的，从而无法在立法中给出具体与单一的“商标使用” 构成标准。[11]由此，司法实践对“商标使用”在“撤三”案件和“涉外定牌加工”案件中的判断，进行区别对待，应当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因此，“撤三”案件和“涉外定牌加工”案件中法院对“商标使用”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不应当成为“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贴附行为属于商标使用”这一观点的有力论证。两类案件中的双重标准存在，但合理。

此外，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制度是一国公共政策、为促进本国产业服务，这一属性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这在知识产权成为国际核心竞争力背景下更是如此。考虑到定牌加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密切相关，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可以对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使用或认定侵权的标准作出特殊规定。

参考文献：

[1]《聚焦“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会议综述》，2016年10月26日载微信公众号“知产力。”

[2]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洋马柴油机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92号。

[3]王莲峰，《海关应慎重认定涉外定牌加工货物的商标侵权》，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期，第34页。

[4]参见宋健，《对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合理注意义务+实质性损害”判断标准的解读》，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9期，第29页。

[5]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7603号民事判决书。

[6]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47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4927号民事判决书。

[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中字第265号行政判决书。

[9]《聚焦“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会议综述》，2016年10月26日载微信公众号“知产力。”

[10]曹佳音，《我国商标法中的“商标使用”概念辨析》，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10卷宗第56期，第30页。

[11]刘铁光，吴玉宝，《“商标使用”的类型化及其构成标准的多元化》，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1期，第45页。

作者简介：

阮文楚（1993～ ），女，浙江人，民族：汉，学历：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作者：阮文楚

国内商标侵权刑事法律基础论文 篇2：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圳市推出55个项目160条措施

《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部门近年来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明确了深圳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基本遵循和目的意义，提出了全面建设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高地的总体目标，指明了深圳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性工作要点，为全面提升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55项160条措施

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方面，推出包括完善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衔接等4个项目16条具体措施。

在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力度方面，推出10个项目41条具体措施，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关键领域、重点环节、重点群体专项执法，严厉打击专利侵权、假冒注册商标、网络盗版、恶意注册等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行政先行禁令制度的实施。加大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打击力度，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和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发挥指定管辖机制作用。探索研究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和优势证据规则，破解知识产权举证难问题。完善案件联合查办和移交机制、重大案件公开审理机制、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和仲裁裁决机制建设。

在提升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水平方面，《实施方案》从民主监督、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提出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实施知识产权领域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仲裁调解公证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合规建设等9个项目35条具体措施。

在加强技术支撑及信息化建设方面，《实施方案》推出加强知识产权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建设、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各环节中的应用、开展行政裁决和检验鉴定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技术调查官建设等8个项目17条具体措施。

为健全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推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逐步扩大专利快速确权通道覆盖范围，构建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快速处理机制等4个项目11条具体措施。

《实施方案》还在强化海外维权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条件建设、工作保障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近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要求“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相匹配、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强调“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从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提升创造质量和运用效益、强化全面保护、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提升，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高地，营造最佳营商环境。2021年前三季度，深圳专利授权量（19.54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2591件）、商标注册量（34.97 万件）等稳居全国首位；获中国专利金奖4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1项，金奖获奖数量占全国总数12.5%。深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指标在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中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绩效考核获全国159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第二，深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9成以上知识产权案涉及商标侵权

深圳市检察院发布了《深圳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工作白皮书（2017-2021）》（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近五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几大特点：侵犯商标权成重灾区，犯罪主体文化程度两极分化，侵权商品向线上电商转移，涉高技术新业态案件增多。同时，深圳近年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的双剑加持，给予了深圳科技创新不竭的动力。

侵犯商标权案件占比最高

据白皮书通报，2017年至2021年8月，深圳检察机关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查逮捕案件1801件3433人、审查起诉案件1705件3169人。案件数呈先升后降趋势。白皮书显示，近五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呈现出五大特点和趋势。

类型和领域比较集中

97%以上案件与侵犯商标权有关。其中58.09%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33.3%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侵犯商标权类犯罪案件件数和人数分别占总数的97.5%和97.04%；侵犯著作权类犯罪案件的件数和人数分别占总数的1.84%和1.9%；侵犯商业秘密类犯罪案件的件数和人数分别占总数的0.66%和1.06%。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深圳市2020年度知识产权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简称《深圳知识产权报告》）显示，2020年深圳市商标申请量、商标注册量均排名全国首位。全深圳市商标申请量584659件，同比增长16.7%；商标注册量362942件，同比下降8.17%。“十三五”期间，深圳市商标申请221.3万件，商标注册量140.7万件，较“十二五”期间分别增长3.2倍和3.9倍，增速在北上广深中排名第一。商标申请和注册量居于高位的同时，商标侵权也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涉案领域来看，侵犯商标权类案件侵权产品主要集中在电子、烟酒、服装及奢侈品等领域，因电子产品产业链长、市场需求旺盛、犯罪门槛低，涉及手机及配件的侵权案件最为突出。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占比较低，主要以侵犯软件著作权和知名企业技术秘密为主。

犯罪主体的文化程度呈两极分化

一方面，侵犯商标权类案件犯罪主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仅为小学或初中，法律意識淡薄，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缺乏主观认识。另一方面，侵犯著作权和侵犯商业秘密类案件的犯罪主体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反侦查意识更强，实施犯罪更隐蔽，涉案金额、社会影响更大。如南山区检察院办理的全国首宗涉及5G技术侵犯商业秘密案，两名被告人均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同时，网络犯罪比重持续增加。知识产权犯罪逐渐由线下转向线上，产品销售重心逐渐由实体店铺向电商转移，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成为犯罪的重灾区。以侵犯商标权类犯罪为例，犯罪嫌疑人大多从上述平台完成公司注册、进货、销售等行为，有的则是通过自行设立的软件交易平台或手机微信朋友圈发布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广告，招揽客户进行销售。侵犯著作权、商业秘密类案件犯罪手段新旧交织，大部分与互联网相关，如犯罪嫌疑人直接复制发布侵权APP软件，利用网络传播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也有从公司电脑将模块代码上传至代码分享社区，导致商业秘密泄露等。通过网络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手段更加隐蔽，损失更加难以认定，导致取证查处、维权难度加大。

新业态新领域犯罪增多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密集，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业态新领域成为知识产权集中行业，近年涉及芯片、大数据、5G技术、AI技术、新材料等新业态新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不断增加，新型疑难案件增多，部分案件属全国首例。2017年以来，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28件侵犯著作权案件中，13件涉及软件、布图设计、芯片等新领域，10件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均涉及5G技术、智能装备等新领域，新业态新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逐渐上升趋势。

此外，团伙犯罪趋势较为明显。如侵犯著作权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存在大量原公司员工辞职后共同设立新公司，使用原公司的技术谋取非法利益，且犯罪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盯梢市场监管、公安机关的查处信息，有人负责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销毁财务账册、转移相关源代码等，以此逃避侦查，为案件办理设置重重障碍。

相对于民事侵权案件相对较多的立案数量，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打击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维权周期以及新型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等问题。

为此，深圳检察机关正持续加大办案力度。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追诉规定，提前介入疑难复杂案件，制定侦查取证和证据审查工作指引。开展新型知识产權法律保护试点，探索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转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制度。同时，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和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平等保护。

同时，整合各方资源，加强与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沟通协作，共同制定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案指引，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深化与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合作和衔接，共同打造“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权服务平台。

司法保护与鼓励创新并重

在司法机关大力打击国内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愈发频繁，涉外企业的产品、技术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据深圳知识产权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市国际P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20209件，占全国总量30%，占广东省总量71.92%，连续1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截至2020年12月底，深圳市累计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42万件，占全国总量的38.51%。与国际创新城市相比，2020年深圳市PCT专利公开量为19141件。对比日本东京、美国硅谷、美国纽约、以色列等国际创新城市（国家），深圳仅次于日本东京，大幅领先硅谷、纽约和以色列。

深圳积极布局海外专利，专利数在全球多地区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中，2020年深圳在美国专利公开量为14761件，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位。在国际创新城市/国家中，深圳市美国专利公开量排在东京、硅谷、纽约之后，以色列之前，但增速（15.04%）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请主体方面，2020年深圳市美国公开专利量排名前三名的申请人分别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6348件专利公开量遥遥领先其他申请人。

在专利质量上，深圳市美国公开专利被引用次数排前十名的，其被引次数均超过了200。其中，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被引用专利最多，占有3件。

在欧洲，深圳市2020年欧洲专利公开数量同样位居国内各大城市之首，为9228件。在国际创新城市（国家）欧洲专利公开量排名中，深圳位于东京和硅谷之后，排名第三，领先于以色列和纽约。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分列前三位，华为公司以5951件遥遥领先于其他申请人。

截至2020年底，深圳市欧洲公开专利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十名中，有8件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专利，其中排名第一的专利被引用次数达119次。

同时，深圳市的日本专利公开量和韩国专利公开量也均位居国内城市第一。数据显示，深圳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发明专利公开总量，均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且近两年的海外专利布局优势呈逐步扩大趋势。深圳高度重视海外专利布局，1994年，中国正式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成员国。深圳当年提交PCT国际专利申请10件，到2020年深圳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20209件。

深圳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科技创新在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的双剑加持下，同向聚合、相融并进，使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才华充分施展，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

深圳销毁23吨假冒伪劣食品

2021年11月18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罚没物品集中统一销毁活动启动仪式，随后集中销毁近两年来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中查获的假冒伪劣食品23吨。

据了解，2020年10月份以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市商务局等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行动紧扣重点区域、重点市场、重点主体、重点品类，采取明查暗访、线上线下双排查等多种方式，加强线索摸排和线索经营，在常态开展全年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检的基础上，围绕节假日期间消费量大、容易出现风险的品种及可能存在季节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品种，加大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频次，力求及时发现并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注重部门联动，强化与公安部门的联合执法，涉嫌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年来，该局共查处违法案件2017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4件，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并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

当天，全国多地同步开展销毁工作，深圳市分会场由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承办，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商务局等部门协办。销毁物品为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中罚没的违法食品，均采取拆解、填埋、焚烧、化浆等符合环保的方式进行销毁。销毁假冒伪劣食品涉及假冒品牌月饼、假冒黑加仑干、“三无”大米及食用油等6个品类，货值金额超100万元。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次活动之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将紧紧围绕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继续坚决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工作要求，严厉打击各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水平，用实际行动呵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国内商标侵权刑事法律基础论文 篇3：

3D打印技术背后的法律风险及其克服

[摘 要] 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3D打印技术作为这次产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星火燎原般地在全球大范围开展，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知识产权风险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本文将探讨3D打印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与应对，以期对我国正在发展的与3D打印技术相关的权利人的保护有所裨益。

[关键词] 3D打印技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席卷而来，而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3D打印技术，也以突进式的速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3D打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知识产权产品利用的新途径，同时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凸显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与风险性问题，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3D打印技术的概念及其所涉及的原理的界定

3D打印技术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1]。它无需机械加工或任何模具，就能直接从计算机图形数据中生成任何形状的零件，从而极大地缩短产品的研制周期，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2]。3D打印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与普通打印机基本相同，只是所需要的打印材料不同，普通打印机是用墨盒和纸张作为打印材料，而3D打印机却是用一些具体的原材料，例如金属、塑料、陶瓷、玻璃等不同的打印材料，将打印机与电脑相连后，通过相关的数据建模，可以把这些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机上的三维数据变成真实的3D物体。

通过对3D打印机工作原理的介绍可以看出，只需要具体产品的数据资料、一台3D打印机和电脑，轻点一下鼠标，就可以将这些产品打印出来。不同于传统的手工制造业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3D打印技术使产品或者零部件可以快速成型、快速制造，并且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为其进行个性化定制，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降低成本。

伴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浮出水面。我们必须对3D打印过程中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防范，避免引发新的“道德危机”。

二、3D打印可能引发的风险

目前，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到包括珠宝、家具、食品、建筑、飞机、武器以及人体器官和医药产业等方面，随着时间的发展，3D打印应用的领域将会不断拓宽。基于3D打印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出，3D打印一共涉及两个步骤：其一是对要打印的物品进行扫描，得出该物品的三维设计图，或者可以直接下载网络上已有的设计图；其二是利用建模阶段得到的三维设计图，操作电脑，利用3D打印机打印出成品[3]。在这两个阶段，3D打印都可能引发诸多与知识产权以及道德伦理有关的风险。

（一）3D打印与专利权

在初始阶段，通过扫描技术，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产品的相关数据，将这些数据应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就会形成这些产品的三维模型，这些模型除了尺寸可能与产品不符外，其他外形方面没有任何的不同。3D打印技术无疑使得产品的制造更加快速、精准，但是，如果在没有经过产品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对产品的整体外观进行机械地复制，并且将其在计算机中三维化，形成扫描模型，这便是对已有产品的一种全盘模仿、抄袭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复制”，行为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独创性的劳动，可以看出行为人没有扫描模型的专利权，该权利仍然是归属于被扫描产品的知识产权人。

在此之后，行为人未经许可，对这种模型复制、出售、修改等行为极有可能会侵犯相关权利人的专利权。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另有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依照我国的专利法可知，其禁止的是商业目的，但是如果行为人只是将产品打印出来自己使用，依据现行法律则不构成对专利权人的侵权，这不利于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并且会导致生产制造业以及零售业的混乱，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

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专利侵权认定采用全面覆盖原则，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产品大多都是利用现有产品的三维模型打印出的，基本将专利产品技术方案的必要特征全部再现，对专利权人可能造成严重侵权。

（二）3D打印与商标侵权

行为人将产品的三维数据扫描到计算机中，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打印3D物品，这时很有可能会将商品上的商标一起打印下来。很多产品的商标是商品外形的组成部分，行为人打印出来的产品一般都会带有这个商品的商标，那么，如果这种打印没有取得该商品商标权人的授权就极有可能构成侵权。

如同专利权和著作权，商标也被视作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人们用“品牌”或者“标志”来界定不同的商标，商标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是由某一特定厂家生产或者提供的，其作为一种营销工具，社会认可度高的商标价值就高。如果用户利用3D打印技术将产品连同其商标一起打印出来，相当于是一种“山寨”行为。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因为3D打印技术的精确程度，使普通消费者分辨不出真伪，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三）3D打印与社会伦理道德

通过3D打印技术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有三维数据图和原材料，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是什么都可以打印出来的，那么，枪支弹药、药物、人体器官是否都可以打印出来呢？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被成功地打印出来了。

据报载，美国已有人用部分3D打印塑料部件制造了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枪支。这个口径为22毫米的步枪是一个3D打印部件和商业购买部件的混合体[4]。枪的主体虽然是塑料的，但是其中装的却是金属子弹。这种打印出来的塑料枪部件非常强大，并且完成这些不需要特殊的设备。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便可以随时制造属于自己的枪支，同时，3D打印机也成为高科技罪犯的理想工具。目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国家法律规定私人可以持有枪支，就算如此，也是需要严格的审查程序，大部分国家认为私人持有枪支是非法行为。同时，非法的武器交易也蕴含着大量的商机，这无疑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而且会增加人民的不安全感。

在医药品行业，3D打印技术也早有成果。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卷》上发表报告称，他们利用牛耳细胞在3D打印机中打印出人造耳朵，可以用于先天畸形儿童的器官移植[5]。既然耳朵可以打印，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3D打印技术的不断完善，其他器官也可以打印出来，从而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拯救更多的生命。然而，这同样也隐含着另外一种风险，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问题，甚至是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伦理问题。

三、3D打印技术迫切需要政策和法律的规范

3D打印技术颠覆了产品的制造方式，其实质上是制造业向智能化不断演进的历程，这一技术已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在工业设计、医疗、军械等领域有着突破式的发展。依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念，3D打印技术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生产方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使企业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给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6]不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从事某件事可以给其带来丰厚的回报，他也会冒着被绞死的风险。3D打印技术在催生众多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与3D打印技术相匹配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是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防止恶性刑事案件发生、促进社会良性进步的关键。

（一）用技术手段避免3D打印技术可能引发的犯罪

科技的进步往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很快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工具。作为高科技的3D打印技术，必须要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进行预防。

现代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越来越大众化，犯罪分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自家的电脑、智能手机实施犯罪行为。3D打印技术作为一个依托计算机技术而得以发展的高科技技术，很容易被人们学习，因此应加强相应的技术控制措施。对3D打印机的购买、使用范围、3D工业设计图的下载与传播进行严格的限制，利用技术手段让每一台3D打印机都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库相链接，禁止用户自行打印受法律保护的、未经权利人许可的设计及物品。

（二）完善立法，确保3D打印安全和严惩高科技犯罪

在社会调控机制体系中，法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现代国家将法律调控作为最后、最直接的应对犯罪的策略。3D打印技术可能带来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威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利用刑法这一调整社会关系最严厉的法律对高科技犯罪实施严厉的制裁，重点控制商业欺诈、恶性竞争、信息破坏、技术窃取、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的发展和蔓延[7]。将行政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刑事法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严密的规范体系，用法律手段来应对3D打印技术引发的犯罪行为。

我国亟待制订或完善科技创新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的罪名，加大对高科技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完善刑事诉讼法中针对有关高科技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将电子证据纳入法定证据的范畴，确保依法取证、技术鉴定和法庭质证活动的有效进行，以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适应时代的最新诉求。

（三）制定严格的3D打印行业规范，加强对3D打印行业的制度化管理

有些风险源于管理太少，有些源于管理太多。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管理很必要，对任何一个风险的极端或本能反应都会为其他风险提供肥沃的土壤。3D技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并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加快相关应用部门的建章立制，强化在用人上的管理是防范此类犯罪发生的重要环节。

3D打印技术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三维数据，3D打印的特殊性使管理者不能对从事相关研发工作的人员盲目信任、放任不管。应在注重技术培训的同时，开展经常性人生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业务检查、设施测试和岗位轮换，利用严格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从源头处有效遏制侵权事件的发生。

（四）强化国际合作，防范3D打印技术的跨国犯罪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高科技犯罪已经成为一种跨国跨区域性的严重犯罪，可以与国际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相提并论。由于受害方在追溯这种跨国犯罪时，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奏效，特别需要商请有关国家提供技术合作和司法协助。为了更加有效地协调各国的统一行动，遏制3D打印技术的跨国犯罪，国际社会应当制定一系列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公约，加大打击力度，整合国内外资源来全面应对高科技可能带来的犯罪。

（五）维护人类的伦理规范

进入21世纪之后，遗传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基因组已经被全部测定出来，如今基因检测已经广泛应用在遗传医学上，基因组的发现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危险。3D打印技术只要有人类器官的三维数据，并且配合相关的材料，就可以将人们的器官打印出来。由此证明，打印人类的各个器官指日可待。

克隆羊多莉的出现证明了遗传技术的无所不能，那么，利用更加先进的3D打印技术，将整个人通过3D打印技术打印出来是否可行呢？在2001年，英国就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研究生殖性克隆人，随后，世界各国纷纷禁止生殖性克隆人技术。我们在看到3D打印技术带来的医学上的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其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和伦理风险。

四、结语

3D打印技术在催生众多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迫切需要3D打印技术的业界人士、法律工作者以及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维护人类的基本伦理道德，使3D打印技术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未来生活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3D打印[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B20SsgESBTSHmAlUVF98LozEcgm3ku3hRyKjdNEiYYF

JYC_dx8qNJjU55Wwn7VasT8btLgKyBIS8EW5nsRY6a.

[2]王刚.知识产权视角下的3D打印技术[J].电视技术，2013（2）：p47.

[3][美]胡迪利普森，梅尔芭库曼. 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p68～72.

[4]徐念霞.美国首支3D打印塑料枪支引热议[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5-07/content_8966931.html.

[5]今日印刷编辑部.3D打印被称为“机器猫的口袋” [J].今日印刷，2013（3）：p2.

[6][德]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p3.

[7]于志刚.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J].中州学刊，2010（5）：p88.

作者：程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