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制度创新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及特点的比较分析,从中归纳出主要的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提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这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国家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养老保障制度创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养老保障制度创新论文 篇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摘　要］　我国是全世界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状况最严重的国家。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否完善，与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相关，与农村的稳定发展相关，甚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关。当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处在非均衡的状态，政府、现存养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和失益方这三个角色不断地反复博弈是导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制度分析

［作者简介］　卢效坚，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财经系教师，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政府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广东　东莞，52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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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惯用标准， 60 岁以上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和7%，即可看作人口老龄化[1]。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状况最严重的国家。而当前全国 70%以上的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必须重视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 7.84 亿，而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达到 7.51％[2]。如此庞大的农村老年群体与城市的退休老年职工的重大区别是，他们没有工资，没有退休年龄的年限，往往忙碌一生，甚至直到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更不用谈享受退休金待遇。

因此，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建立全面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亟须解决的难题。不仅与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相关，与农村的稳定发展相关，甚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关。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增长了7390万人，增长了5.84%，平均年增长率0.57%，比1990年到200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

0～14岁的人口占总量的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了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3]。有关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在2030年之前，中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22%）；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3]。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这种人口转变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克服营养不良、饮用水卫生、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等方面的结果。（1）出生率下降。197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总出生率2.31%，相比1950年，降低了3.5%；（2）低死亡率。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195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82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95岁，而到了1995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7.36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1.89　岁[4]。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劳动年龄逐渐老化，劳动力资源日益不足。劳动年龄的群体占总人口比例的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间接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进而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2）老年保障费用投入增多，而投资农村经济的费用却相对减少；（3）家庭负担加重，供养比重不断提高，农业投入逐渐减少。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变迁理论

1.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换另一种制度的过程”[5]。而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的过程。[7]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代替旧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

2. 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可以定义为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既可以是正式的，又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企业、医院、大学等等，而意识形态、价值、习惯等就属于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范畴[7]。在本文中，制度与制度安排所指的含义相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不同的情况之下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不同，各个因素影响制度变迁的程度也各异。

3. 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由个人、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组成。其中，个人作为基木单位，是制度变迁的基本主体。组织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标的人结成的集体，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国家往往是制度目标的选择者、制度变迁进程的安排者以及制度的最终确立者[8]。在本文中，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受益者和失益者，其中，失益者包括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下遭受不公待遇的政府和农民。

4. 制度变迁的形式

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形式：（1）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它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共同的利益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7]。这种变迁的发生主要由于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利益所引起的，它通常是一种从整体到局部、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2）强制性制度变迁。它是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学者林毅夫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如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持续制度供给的不足，而国家的干预可以弥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7]。”并且，政府还可以依靠其强制力等的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等常见的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的制度变迁分析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状况，究其原因，是制度失败的结果。当前，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缺陷与漏洞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是其最深层次的原因，它表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1. 养老保障制度非均衡的制度分析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当社会处于制度均衡状态时, 制度变迁不会发生变化，而一旦社会出现非均衡情况，制度变迁就会发生[9]。从当前养老保障制度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明显处在一种制度非均衡的状态。从养老需求层面看，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人口不断攀升, 对养老需求不断增加[9]；从养老供给层面看,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制度供给主要靠国家承担，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靠家庭和个人，而对不承担赡养责任的个人或家庭也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更严重的是，农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0]。多年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农村家庭养老的资源越来越缺乏, 负担加重。加上农村人口绝对值的增加，人均土地量的减少, 土地功能弱化等因素, 导致农村养老保障能力急剧降低。农村养老保障需求和供给失衡, 家庭养老功能逐年弱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迫在眉睫[9]。

2.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出现的问题，是持续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表现。（1）农村养老保障系统不全面，工作人员待遇低，管理水平有限。首先，在很多实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地区，农民投保率颇低，回报率低，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效果。其次，对于农村的养老保险经费的投入，国家和地方财政投放低，几乎全部由农村各人承担，这对清贫的农民来说，是笔很大的开支。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不完善，并无专人管理，也缺乏监督。（2）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不健全。我国目前施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办法是基于民政部发行的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上略作修改而形成的，严重缺乏法律效力，常受一些外在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影响。方针、政策缺乏稳定性，国家常变动、更换，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无法正常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也难以步入正轨[11]。

3.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既有个人、组织，也有国家和各种社会团体。不同制度的变迁，其主体也各异。本文认为，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三个角色: 政府、现存养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以及失益方，从深层次分析，养老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实际上是这三个角色不断反复博弈的结果。

（1）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与受益方之间的关系

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是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为了绩效，为了短期目标，往往不顾整个地区长远发展，只重视城镇的发展，无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换取城镇的发展，长期下去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加重，使原本能尝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优惠的受益方遭受利益的侵蚀。这种情况下，尽管本应受益的一方想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变迁，但是由于原本受益的一方力单势薄，加上政府重经济效益，认为只有GDP的增长才是考量政绩的唯一标准，不希望加大投入来换取农村保障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在保存自身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滥用职权，故意曲解规则，修改文件，采取策略妨碍甚至取消制度的变迁，费尽周折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让制度变迁活生生地被夭折。

（2）受益方与失益方在制度变迁中的关系

对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我国政府在遭受各种舆论之后也进行了各种制度修补和完善，但效果并不明显；并且由于现存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使部分人非正常受益，这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忽视公众和失益方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之相比，社会保障制度中失益方的力量则显得比较分散。由于受益方中一部分人因怕得罪领导，无胆站出来推动制度的变迁；还有部分人怀着“搭便车”的想法，不积极参与推动制度变迁行动。另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发动、组织实施等都难以由力量分散的失益方承担。因此，以往发生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大都表现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所以说，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的形式是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

由以上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可知，当前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失益方很难对目前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形成有效制约，他们有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动机，但因缺乏顺畅的参与方式和有效的参与渠道，很难有所作为。由此看出，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核心主力只能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往针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每一次调整与尝试，都是中央政府对制度保障失益方的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由于不能完全做到及时与全面，而且并非养老保障制度失益方的每一项呼吁都能得到及时迅速的制度回应，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安排时滞性的影响作用。时滞性的存在，常使得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低效问题，导致新的制度安排的出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众多弊端，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却难以形成制度变迁。

由此可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与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处于不均衡状态密切相关，制度中失益方和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而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没有发动足够的动力如物力、人力和财力等来推动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导致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制度的非均衡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产生种种的不良后果，必须采取措施，通过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性强、科学完善、客观公正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人口老龄化［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9.htm.

［2］李东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丛论，2011,（23）.

［3］合肥老龄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分析［EB/OL］.http://hfll.hefei.gov.cn/show.asp?id=1376&category=140&sor

ts=780.

［4］詹凤敏.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8.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6］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贾保文. 创新型制度变迁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9］王晓洁,张晋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20).

［10］张峰.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公共财政，2007,（11）.

［11］花磊，欧元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论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

作者：卢效坚

养老保障制度创新论文 篇2：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及特点的比较分析,从中归纳出主要的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提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这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国家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养老保障制度;企业年金;启示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09 . 22 . 025

目前,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世界各国对原有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调整了政府、市场、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目的是通过市场的效率来弥补政府的不足和失灵。总的发展趋势是:第一,政府的社会保险财政给付责任减小,其工作重点转变为保证退休人员基本需求和弱势群体的最低需求;第二,政府从养老保障的主要提供者,转变为通过引导、规范和监管,推动市场机制运营的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发展;第三,政府、市场和个人三者的养老责任逐渐趋于均衡,形成目前较为流行的多支柱养老保障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及各项保障计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及特点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了50年历史,前30年是以《劳动保险条例》为代表的“低工资、多就业、高补贴、高福利”的国家包着企业,企业包着职工的统包政策。这种“父爱”式的保障体制使职工备感安全而处乱不惊,但也同时丧失了“动力”机制,乃至造成当代体制转换中的沉重历史包袱。改革开放以后的l5年,国有企业逐步走向独立,企业保险随之转向社会统筹。但是,高福利待遇和高瞻养率导致的高缴费率,使社会统筹的推进步履异常艰难,扩面难、收缴难,基金调剂更难。困难地区、困难行业中的社会弱势群体生活陷入贫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和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开始进入一个体制和制度创新的阶段。在体制上,围绕“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做了大量工作;在制度创新方面,将个人账户制度引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形成“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基本思路。

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已统一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积极发展补充保险(企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还未出台统一的办法。农村养老保障还在进一步探索。

1. 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障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按照城乡有别、企业先行的原则分层次展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和《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使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把实行行业统筹的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属地方管理的实施,标志着养老保障制度在统一规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02年末全国11 128万人和3 608万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分别比上年增长3.02%和6.71%。其中,企业参保职工9 090万人,企业参保离退休人员3 333万人,分别比上年下降1.17%和增长5.31%。绝大多数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基本养老金。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 171.5亿元,支出2 842.9亿元,2002年末基金滚存结余1 608亿元。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目标基本实现,年末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发放率为99.4%,比上年底提高1.6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调剂功能进一步增强,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均实行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或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2.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在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政策和本企业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提高职工退休后生活水平、对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进行重要补充的一种养老保险形式。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中,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

目前,企业年金发展有如下特点:一是行业发展快于地方,水平高于地方。行业人员为395.7万人,占70.6%;地方参保人数为164.6万人,占29.4%。行业积累基金149.3亿元,人均3 773元;地方积累42.6亿元,人均2 588元。二是经济水平决定年金发展水平。从区域分布看,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区基金积累较多,超过亿元,仅上海就积累基金22.2亿元。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高于内地省份。从行业分布看,电力、石油、民航、电信、铁道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其中电力行业积累达到58.7亿元,占全国积累基金的31%。三是国企参保积极性高。行业参保企业中,参保国企占到93%;地方参保企业中,国企占55%。

3.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

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制度相比,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滞后,还处在初期探索阶段。目前,全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在改革试点中,大都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逐步实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二是基金筹集以支定收,略有结余,逐步积累。三是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或手册,探索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四是养老金由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支付逐步改为由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或委托银行代为发放。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一是确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二是确定单位和个人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一般在20%左右。少数实行个人缴费的地区,缴纳比例起步一般为1%或3%,最高限定在8%。三是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同试点记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不尽相同。四是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由于国家尚未出台总体改革办法,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还不够规范。

4. 农村养老保障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要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加上有限的集体(人民公社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区的乡村及乡镇企业,仿照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的做法,探索建立了农民的养老保险办法。随后,根据国家“七五”计划关于“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的要求和《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展了建立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2年,民政部发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体现了自我保障为主、互助互济为辅的原则。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强调,“在农村群众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1999年国务院转发《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对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进行清理整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至2002年末,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 955个县(区、市)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5 462万人,有124万人领取了养老金,农村养老保险累积余额为233亿元。

二、日本养老保障制度现状及特点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在战后取得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的体系。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日本实行了重视家庭功能的社保政策,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目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工伤事故保险制度等。

日本从1942年开始推行养老保障制度,1961年建立了基础养老金(也称国民年金)制度,规定20岁以上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基础养老金,日本从此实现“全民皆有养老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又在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企业薪职人员为对象的厚生年金和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养老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日本,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保险费的征收是强制性的。国民年金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缴费率是按工资水平递增,工资收入水平愈高,上缴费率愈大。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资金则由个人和单位按同比例分担。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采用“后代人抚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由国家统一管理,所以又称为公共养老金。养老金的支付除了基础部分之外,还要考虑物价和工资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养老金支付额中,还包括随工资上升而增加的“工资浮动”部分和随物价上涨而上浮的“物价浮动”部分。目前,一对老年夫妇只要在退休前缴足了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就能每月领到金额为23万日元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人员平均实际月收入的80%,在有自己住宅的前提下,生活费、衣着费、医疗费、交通费、通信费和娱乐费都能得到基本保证。

目前,在日本参加厚生年金保险的民营企业中有60%实行了企业年金制度。日本的企业年金是企业对职工劳动的补偿,是对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补充,是由企业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制定的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目前大部分企业实际上把企业年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一次性支付,另一部分以年金方式支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把一笔钱留在企业,企业调度使用方便;又另有一笔钱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投资运营,免除了职工对企业未来支付能力的担心。

(2)一次性支付的数额原则上与职工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及退休时基本工资高低挂钩,但事先并不许诺,要根据支付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职工退休时企业经济状况不好,也可以少支付。

(3)企业年金按照“预先积累方式”筹集,即制度建立初期多收保险费,积累起一笔基金,待达到一定积累额之后,再按照“支付金额=保险费+利息”的公式(即收支相等原则)进行支付。

(4)企业年金的大部分费用由企业承担,个人也负担一部分。

(5)企业年金由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经营和支付。企业要分别与职工和信托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年金合同;职工先将本人应负担的保险费交给企业,再由企业将职工所交费用和企业应负担的费用交给信托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运用这笔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方向包括国债、贷款信托、动产信托、股票、不动产以及外汇证券等。企业职工退休后,由信托银行按规定向职工支付退休金。如果基金实现增值,超过了需要支付的数量,可以将规定保留额以外的部分退还给企业。由于许多企业同信托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合同,故企业年金按不同委托者分别加以管理。

(6)企业年金的水平有一定限制。企业年金与厚生年金相加不能超过公务员共济年金的水平(共济年金的水平相当于退休时工资的70%),并且可以列入成本开支。如果超过了,超过部分要征税。

三、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总体上已步入老龄化阶段。中国的老龄化与日本老龄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即“未富先老”,老年人口规模大,老人福利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持。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已开始高速发展,如同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而中国与日本老龄化也存在很多共同之处。譬如发展速度快,老龄化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老龄化城乡倒置等。日本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在解决老龄问题时的经验和教训等方面,对于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1. 企业年金制在养老保障制度中应处的地位

我国目前虽已建立了3个层次的养老金制度模式,但现阶段养老保障改革的重点仍停留在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而类似于国外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目前只处于一种零星发展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功能定位于辅助性地位,担当着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角色。随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大力发展类似国外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也应担当重要角色,而不仅仅是处于辅助性地位。这可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上体现出来。我国目前实行“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职工退休后从统筹账户中取得的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的替代率,相当于职工退休时工资的45%～55%,这样水平的替代率只能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国际公认的退休职工保持正常生活水平的替代率为75%。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企业层次的养老金计划,使其提供的替代率在20%～30%,从而使总的替代率达到75%,以保持退休职工的正常生活水平。

2. 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的立法工作

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基金运营中各相关方面几乎都无法可依,产生许多问题,最明显的,在费用的征缴、基金管理运营、基金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多依靠政策行事。实践中企业因不愿承受沉重的缴费压力而逃避缴费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这与我国企业缴费率过高不无联系,但逃避缴费损害的是就业人员的利益,如果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制止,总显得力不从心。如果把养老基金的方方面面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现有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用逃避缴费的法律责任来狠刹逃费的风气;规定基金管理和监督的机构、职权和程序,避免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建立基金管理和运营分开制度,引入基金托管人竞争机制,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

3. 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此外,还制定了一些允许提前退休的政策,一些女职工在40岁的时候即可以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提高退休年龄可以降低抚养比,减轻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也可以充分合理地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作用。与国际惯例相比,我国规定的退休年龄较低,特别是与日益延长的平均寿命不相适应,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分成两个年龄段也只存在于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干部工人之间的界限也必然淡化,直至取消;因破产等原因造成的职工失业应通过领取失业救济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应转嫁到养老保险基金上;随着劳动力自主择业和合理流动,特殊工种等作为提前退休的条件也不适应,那些因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可通过申领特别残疾保障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方式予以解决。当然,调整退休年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应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首先应逐步取消允许提前退休的规定,再逐步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统一为60周岁,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人均寿命变化等情况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4. 注重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

首先,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由部分居民扩大到全体居民,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强调政府的立法、政策参与和事后监督作用的基础上,要结合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的变化趋势,认真算经济账,才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此外,养老保障涉及许多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因此,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也要谨慎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并制定可行的过渡政策和具体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青. 我国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比较[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0,20(9).

[2] 唐葵.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吉林财税,2003(12).

[3] 张如石.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与启示[J].经济纵横,2004(7).

[4] 刘芳.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J].宁夏党校学报,2002(2).

[5] 蒋岳祥.国外未来养老金形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启示[J].社会保障制度,2003(3).

作者：贾 隽

养老保障制度创新论文 篇3：

论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养老保障制度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基于西部农民低收入状况和我国实施城市反哺农村战略，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非缴费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关键词：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养老金；政府

1.引言

2005年底，我国60岁老年人口达1.44亿，其中60%属于农村人口^[1]。目前的中国农村，除“三无”老人能够享受维持基本生存的低水平保障、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村老人开始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外①，90%的农村老人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或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依然是农村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其他社会资源都很少被用于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养老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如果说城镇老年人尚有最低生活保障作为养老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占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则处于毫无保障的困窘境地。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滞后，以及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农村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等原因，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出现了大量与农村养老相关联的问题和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广大西部地区，是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最严重的区域。为此，本文主要以我国西部农村养老问题为对象，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探索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提出政策建议。

2.西部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我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农村社区养老、“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商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西部农村养老的基本情况是，绝大多数老人依靠家庭养老，“三无”老人依靠“五保”和“敬老院”制度养老，极少数老人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由于西部农村地区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城市化、工业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以及地区和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2.1 西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

长期存在于西部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与西部农村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经济水平低下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特别是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环境闭塞，与外界联系甚少，至今还保留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更决定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虽然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美德的“孝”文化思想还有着很大影响，但是，家庭养老模式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越来越缺乏物质基础和现实基础。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了农村家庭人口数量规模逐渐减小的趋势，“8421”代际结构已经成为当前西部农村家庭的主要格局。家庭养老主要是指子女对失去劳动能力且无收入的长辈在经济上的供给和生活上的照顾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思想正是这种养老模式的客观反映。但“8421”家庭代际结构使得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中子女数的减少，加重了子女对老年人经济供养的负担。过少的子女承担了过多的赡养责任，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养老的经济来源的直接减少和生活水平的降低。

其次，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经营土地，比较收益都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也就越来越不能满足养老所需了。撇开精神需求不说，维持西部农村老年人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至少包含两大方面，一是维持生活的食物、能源、住房、衣物等生活需求，二是患疾病时的医疗需求。许多西部农村老人就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得到基本满足，更何况在我国不成功的医疗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医疗费用高昂的背景下，哪里还有经济实力去满足医疗需求。西部农村一些贫困家庭的老人生病以后，根本就无钱治疗，只能听天由命。

第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家庭养老的传统带来了冲击，青年人孝敬、赡养、照料老人的观念不断淡化，不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事件经常发生。西部农村家庭养老的能力正在不断地弱化。

2.2 维持西部农村 “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的资金来源日趋不足

西部农村的“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也在逐渐解体。“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是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有限社区福利制度，主要为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人（包括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提供吃、穿、住、医和葬等基本保障。这种养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的运行比较平稳。但是，这种建立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以社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步瓦解而逐步丧失了稳固的依托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据我们调查发现，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五保”制度还勉强能够运行，但基本上没有“敬老院”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依靠自身经济实力进入城市（镇）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西部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西部农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少，而不能流动进入城市或到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往往是年老体弱的人口，加之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西部农村的“五保户”数量会越来越多。事实上，即使西部农村的“五保户”数量不变，农村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也会增大，从而造成用于供养“五保”老人的人均经济资源相应减少的后果。“五保”老人养老保障基金入不敷出，并且资金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2.3 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因制度设计缺陷而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

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状况比较差。1992年，民政部制订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92方案），并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92方案”规定的农村养老保险缴费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和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对乡镇企业支付的养老保险资金予以税前列支。集体补助也主要是来自乡镇企业的资金。但西部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乡镇企业的数量少，有的县甚至没有乡镇企业了②。“92方案”实施的结果是：相比东中部一些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自身有能力交纳养老保险费，同时又能得到集体补助和国家财政支持，西部地区农民在无力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同时，又很少甚至得不到集体补助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了“保富不保贫”的区域差距。这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相悖逆。总体来讲，“92方案”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以下缺陷：一是由于方案强调自愿原则，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和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二是过于强调个人自助性，缺乏社会保险应有的社会性，国家和集体补助难以落实，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三是规定的缴费标准低且不确定，难以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养老金领取水平固定不变，不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四是基金实行县级管理，使得基金规模小、安全性低、风险大；五是由于基金增值渠道本来就不多，且还要从中提取3%的管理费作为经办机构经费来源，事实上侵害了农民利益，也降低了基金增值收益，使得基金难以保值增值。从统计资料来看，西部农村地区参保的人数是全国最少的，有些地方基本上就没有展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即使开展了这项工作的省市，也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因农民的不断退保而萎缩的状态。因此，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小，而且保障水平也很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的资料，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个人缴费部分共计4 576.1万元，集体补助部分更少，仅917.2万元，其中四川、青海、宁夏三省区的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数字均为0，而东部地区仅辽宁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收入的个人缴费部分就有6 775.0万元，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收入的集体补助部分就高达69 220.0万元^[2]。可见，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

3.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广大的西部农村，无论是家庭养老，“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都潜藏着较大的危机，健康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化解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呢？

关于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最适宜的模式，即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同时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农村在经济形态改变以后的必然选择。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且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80年代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区开始仿照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的做法，探索建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但由于制度设计得不合理，也存在许多问题。为此，有些学者又开始重提和强调家庭养老的重要性，但没有多少理论创新。进入21世纪，有学者在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第三种观点，即在富裕地区实行“高缴费、高支付”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贫困地区实行“低缴费、低支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辅之以家庭养老，并逐渐向“高缴费、高支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过渡^[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种观点有逐渐被第二、三种观点取代的趋势。第二、三种观点虽然赞同以社会养老保险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基本模式，但从其缴费的政策主张来看，商业保险和自我养老储蓄的色彩还比较浓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西部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社会养老保险也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建立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在西部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设计上应该进行创新。事实上，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民收入状况是制约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最关键的因素。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现实决定了其很小或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目前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农民未能够参保，即使参保也往往选择最低档的缴费，原因就在于此。

本文认为，基于西部农村经济的落后状况，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既不是第一种观点的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也不是第二、三种观点的缴费型社会保险模式，而应该是一种以非缴费性为主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

非缴费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的丹麦，之后，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这项制度。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南非、阿根廷、巴西、智利等也相继建立了非缴费性养老金制度。这些国家建立非缴费性养老金制度的目的在于缓解老年贫困。世界银行在对60多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了资助，并参与80多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后，于2005年出版了《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家比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在总结上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新思想：把过去的三支柱思想扩展为五支柱思想。即在旨在替代部分个人收入且与本人收入水平不同程度挂钩的缴费性“第一支柱”，基本属于个人储蓄账户但形式可以不同的强制性“第二支柱”，形式灵活多样（如完全个人缴费型、雇主资助型、缴费确定型或待遇确定型等）的自愿性“第三支柱”的基础上，增加了提供最低水平保障以消除贫困为明确目标的非缴费性“零支柱”（基本支柱），建立家庭成员之间或代际之间非正规保障形式的“第四支柱”。该报告还特别强调指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都必须包括旨在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零支柱”，因为五支柱的养老金制度设计的首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烫平收入^[4]。

提到西部农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农村也就成为贫困的代名词。事实亦如此，到2006年底，中国西部农村人均年收入在693元人民币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达1 175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54.7%，农村人均年收入在958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1 98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百分之55.9%^[5]。由于占全国总面积2/3以上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高山、荒漠、戈壁、高寒地区，自然条件差，同时，西部地区又是中国大江大河的重要发源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区域不适宜开展经济开发活动，基本不适宜人类生活居住。这就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一方面因为自然条件差，另一方面服从全国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不可能利用当地资源来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贫困状况将长期持续下去。

实际上，如果把贫困线标准稍微提高一点，西部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可以划在贫困人口之列。西部农村人均收入是全国最低的。表1是2002年至2005年西部12省区市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发达的浙江、江苏农村人均年纯收入的比较。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西部所有省区市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都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浙江和江苏。比如在200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最低的贵州省只有1 876.9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7%，还不到浙江的30%，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五省区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只在2 000元左右。表1还显示出，西部大多数省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较小，2002～2005年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等增幅只有500元左右，而同期的全国平均数是779.3元，浙江省为1719.59元。

一方面，西部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另一方面，西部农村人均支出的增幅却在加快。在西部农村家庭所有支出中，教育和医疗消费支出增幅大成为农村减免税费之后农民的最大负担。2003年农民的消费支出中，全国范围内的非大病户平均每户的药品、医疗服务支出为683元，大病户平均每户的药品、医疗服务支出达4 297元，西部地区大病户平均欠债5 584.79元^[6]，因病致贫或返贫现象十分严重。由于高昂的医疗费用，导致部分低收入家庭不能送病人到医院治疗。据卫生部第三次医疗服务调查，2003年全国农村贫困地区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高达70%~90%，西部地区贫困农民因无钱治疗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其中农村老人所占比重很大^[7]。西部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也很重，根据作者在四川和重庆两地的抽样调查结果，义务教育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家庭平均每年支出分别在400元和1 000元左右，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大学阶段西部农村家庭年平均支出分别在3 000元和8 000元左右，西部农村经常出现因无钱而辍学和无钱上大学的现象。因此，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不具备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能力。

政府是社会契约——国家的代理人，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保护者，因而政府部门是公共产品义不容辞的提供者。为西部农村老人建立养老体系，应当被纳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列。依照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应当按照其受益人群的范围来由不同等级的财政资金提供。无论从公民权利、维护公平，还是从促进稳定的角度来看，政府都应该在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上承担起责任来，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让西部农村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根据世界银行“五支柱”养老保障制度设计的思想，中央和西部地方各级政府应该为西部农村老人建立非缴费性“零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

那么，中央政府和西部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具备建立非缴费性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能力呢？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达到了相当程度，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体现出胡锦涛同志关于工农业发展关系的“两个趋势”重要论断的思想，也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具备了实施这项战略的财力。

从发达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践过程看，发达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教育、社会保障等，其次才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减免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重建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应该是中央政府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4.政策建议

制度化的、稳定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解决西部农村乃至全国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的内在要求及发展趋势。建立西部农村非缴费性养老保障制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保障：

4.1 法律制度保障虽然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已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成为“十一五”期间国内社会改革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要把农村养老保险在农村全面展开，还需要一系列综合性政策法规的支持与配套，特别是要纳入法律规范层面。建议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要明确将农民纳入全社会保险的范围。

4.2 养老资金来源保障西部农村建立非缴费性养老保障制度，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共同保障养老基金的筹集并进行管理，中央财政承担70%，地方承担30%较为适宜。国家财政的资金来源，一是对西部的扶贫款项，这部分款项在过去并没有真正完全落实到困难群众头上，被挪用和挤占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把这部分扶贫款用于农村养老才真正能够使其实至名归；二是在财政预算中新设立西部农村养老保险专项经费。同时在福利彩票所得的福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助老解困”。另外还可以发动社会力量，多方募集资金，并在财政监管下，由各级老龄工作部门设立社会“助老解困”热线电话和银行专户，接受社会各界、各单位和个人捐赠。

4.3 工作机制保障要切实做好农村养老金发放工作，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和配齐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这部分人的工作经费从当地政府财政中支付，不能挤占养老金。

一个有远见的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对未来西部农村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过于沉重的养老负担会严重削弱西部农村家庭自身的经济积累能力、扩大再生产能力、子女教育能力。建立西部农村老人非缴费性养老保障制度从表面上看受益的是西部农村居民，但更深入和全面地看，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注 释：

① 例如，江苏无锡、苏州等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开始领取地方财政承担部分资金的社会养老保险金，但水平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② 更有甚者，西部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不仅未在各级地方政府借债办乡镇企业时得到好处，而且因这些经营不善的乡镇企业倒闭破产连带背上债务。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3]梁鸿，褚亮.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两种观点的比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4）：58-66.

[4]罗伯特·霍尔茨曼（Robert Holzmann）.理查德·欣茨（Richard Hinz）等.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中译本）[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5]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金祥2007年3月24日在贵州省黔南州举办的“二00七中国西部城镇化论坛”上的讲话. 中新社黔南三月二十四日电 (记者 阮煜琳).

[6] 韩俊，罗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DB/OL].中国发展观察，http://www.chinado.cn/Read News asp?NewsID=282.

[7]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EB/OL].卫生部网站.

［作者简介］李建华（1969-），女，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劳动工资。

［收稿日期］2007-05-31（责任编辑：梅文）

作者：李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