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行政法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行政法含义的重新界定，得出了科技行政法是行政法分支的结论。无论是从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角度，还是完善行政法体系和解决我国科技行政法整体性缺失的角度，科技行政法单独立法都是必要的，行政法一般理论；科技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以及国内现有立法都已经为科技行政法的单独立法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行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依法治国行政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依法治国行政法论文 篇1：

把行政法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非常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描绘了蓝图，架构了体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目标，揭示了方式方法，也铺设了路径。我国将由此迈入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迎来法学的春天，作为法学研究者和法学教育者，我由衷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正如《决定》所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决定》所提出的一系列课题，需要各方面广泛参与，献计献策，群策群力，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扎实破解。我认为，行政法将承担重要的使命。

《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而其大部分是与行政法有关的。虽然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在层次上有所区分，前两者具有更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裁量性，需要高度的政治领导艺术，但是，既然全部以“依法”来修饰，那么，在其依据是宪法、法律这个层面应当找到同类项。至于依法行政，除了依据宪法、法律之外，还要依据更多层次不同、形式多样的法规范。总体来说，应当将行政法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中，坚持（行政）组织法，健全（行政）作用法，完善（行政）行为法，制定（行政）程序法，以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和司法审查来构筑并确认法治、推进法治、保障法治，并以法治来不断推进改革。

《决定》关于法治的论述，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围绕法治进行探索所取得成果的确认、承继和发展。十八大报告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里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是对行政法上的法治精神和法治行政原理的确认、总结、归纳、延续、承继和发展。而将其规定在党的会议文件之中，这是很重要的创举。我认为，作出确认、承继和发展（即在确认、承继基础上的创新）的评价，这是对现实的总结，表明我们党在依法治国理念上长期坚持不懈并不断往前推进。

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得到了确认、承继和发展。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对于这种路径选择，四中全会同样是予以确认、承继和发展。四中全会《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得以体系化，也提出了新课题。对我国法学研究者和教育者来说，建设法治体系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刚刚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那么，法治体系又是什么？目前尚没有通说性的见解。这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把握行政法体系入手来理解。行政法体系一般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救济法。在这种静态的法体系之上进行高度归纳，贯彻动态思维理念和行政过程论，做到有法则依法，无法则辅之以情以理，运用法的原理和法解释的手段，为了公共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作为或者不作为。

《决定》内容包含七个大的方面，而将这些贯穿起来的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即以良法求善治。良法和善治，离不开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构相互间的良性互动，离不开一系列机制制度和观念认识的支撑，离不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决定》围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从六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课题。我认为，要认真确认并扎实贯彻实施这些课题，可以从十个方面来理解。

一、法律的实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有法规范的存在，才能使行使权力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测量性，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决定》虽然仅强调了法律体系之中的“法律”实施问题，但是，其关于法治政府要素的阐述，则是对既有目标的确认和拓展，也是对法治行政原理的确认、总结和体系化。

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须有过程论的视野

所谓行政过程论，是一种行政法学方法论，强调对行政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法现象，从总体上进行动态的考察和把握。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在日本发展成为通说，为其政府全面、准确履行职能提供了重要的实效性支撑。确认和实现政府职能，首先需要全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范，将改革创新置于法的框架之内，使改革创新于法有据，从而获得普遍支持和服从的正统性。也就是说，需要有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救济法，以整个行政过程的法规范的制定和完善来支撑。

《决定》要求“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揭示了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法律保留原则。并且，《决定》采用了侵益保留论，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这就提出了实质法治主义和形式法治主义对话的课题。需要建立起科学的评价制度，以确保“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者得到公正评价，而不至于受到无原则的“追责”等困扰。

三、健全依法决策机制须有参与型行政理念作为支撑

《决定》特别重视参与型行政的理念，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将为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支撑。不仅注重借助外部力量，而且还特别注重行政自身制度和机制建设，《决定》要求“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决定》特别规定：“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要求的确认和发展，并明确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基本框架。《决定》明确指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如果很好地利用前述参与型行政理论，很多风险都可以化解。

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需要理顺职能和事权作为基础

从行政组织法来看，应当首先确立政府的职能，然后才是对事权的分配。在推进综合执法的同时，也需要分类执法、统筹协调的执法观。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并不是简单理解为“大城管”，而是应当与科学分类制度相结合。职能和事权的区分，是行政组织法非常重要的课题。

五、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需要规范全过程的行为

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都应当以“依法执法”来统辖，而且需要有完善的执法程序制度、科学的裁量权基准制度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作为支撑。

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在于加强政府内部权力的监督制约

内部的监督、层级的监督是问题的根本。内部的权力制约是行政法的核心。“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行政的活力也在于裁量。在列出异体监督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同体监督、行政自律的作用，并专门列出“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强调要“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这是四中全会整个体系蓝图的亮点和重点。

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需要法律和制度的支持

《决定》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目前是“依据权力清单”进行公开，更理想的应当是“依据法定职责”公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需要法律和制度支持，相关立法亦是今后的课题。

八、救济机制的完善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

《决定》没有在第三部分谈及救济机制完善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决定》忽视了救济机制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在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已有论述，在此省略，避免了重复。《决定》要求“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这是非常好的社会状态，亦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

九、“深入”和“加快”需要辨证理解

《决定》用“深入”来修饰“推进依法行政”，用“加快”来修饰“建设法治政府”，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在多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追求形式法治主义和实质法治主义的对话；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尽量争取时间，“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要扎实推进“法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

《决定》在第七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中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三个层面。在治国和执政层面强调“依法”，意味着将党的意志转换为治国理政的举措，须有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在行政层面，所有公务员不折不扣依法行政，就是“党的领导”的最好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法律，在法制统一原则下，每个人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将行政法和法治行政原理贯彻到行使权力和实现权利的全过程，这正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最好体现和基本保障。

作者：杨建顺

依法治国行政法论文 篇2：

我国科技行政法单独立法的理论分析

摘　要：通过对科技行政法含义的重新界定，得出了科技行政法是行政法分支的结论。无论是从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角度，还是完善行政法体系和解决我国科技行政法整体性缺失的角度，科技行政法单独立法都是必要的，行政法一般理论；科技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以及国内现有立法都已经为科技行政法的单独立法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行性。在分析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和立法层次两个方面提出了建构独立的科技行政法体系的具体对策。

关 键 词：科技法；行政法；科技行政法；单独立法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宋　鹏　杨丽娟

依法治国行政法论文 篇3：

论德国行政法原则承载的效益价值

【摘要】借鉴德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对于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德国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法治原则及行政均衡原则。但是，通过组织管理理论视角的分析，我们将发现，在德国行政法中隐含着一条最重要的行政效益原则，德国行政法原则根本上承载的是法的效益价值。

【关键词】德国行政法 行政法原则 效益原则

德国行政法的基本概况

德国行政法的历史源流。德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封建诸侯君权国家、夜警国家、法治国家三个阶段，与此对应，行政法的发展也经历了君主行政法、民法性行政法、法治行政法三个阶段。在君主行政法阶段，诸侯国的君主是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身的最高主权者，行政法就是保证执行君主命令的法律；到了夜警国家阶段，宪政国思想确立，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在经济领域同人民一样是平等的民法主体，只是在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权领域才能行使国家的管理权，行政法就表现出更多的民法特征；随着国家干预自由经济程度的深入，国家的管理权已由原来的警察权领域扩大到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需求。国家管理权在经济领域的延伸，使国家行政权日益扩大，如何规范庞大的行政系统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法治意义上的行政法也就应运而生。

不同于英美法国家的行政及行政法的概念。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认为，“行政法学说研究的对象是国家。……行政在最概括的意义上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活动。”①国家活动是由组成国家的国家机构进行的，按照国家机构的功能不同，国家机构被分为三种类型：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依照此种观点，“行政是除立法和司法之外的国家活动。”②但是奥托·迈耶并不认为既非立法亦非司法的国家活动就是行政，比如军事活动，国家命令军队抵抗外敌、保护疆域、甚至是镇压国内起义，这些国家活动既不是立法活动也不是司法活动，但不能因此就称它们为行政活动。奥托·迈耶认为，行政法“就是指调整对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和被管理者的臣民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③管理意味着对被管理者的权益限制。“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④

由此可见，虽然德国行政法学界承认，依法治国是保证个人权利及以个人对行政行为的可预测性为目的。但是，德国行政法与英美行政法显然不同，德国行政法并不是以司法权限制国家行政权为目的来保护个人私权，而是以确保国家行政权力的顺利有效开展为目的的行政自我规范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内部约束。“因此，人们可以将法律的作用解释为国家对自己的约束。”⑤当然，德国行政法也承认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作用，但这种限制的效力范围止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在法律保留以外的领域，行政权免受司法干涉，自由行使裁量。

德国行政法原则

德国行政法的法治原则。德国行政法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君主行政法、民法性行政法、法治行政法。法治原则是法治行政法的核心，与以往社会阶段的行政法不同，法治行政法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德国法治具有三项法律原则：行政立法权力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法治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⑥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机构具有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但是行政机构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与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相比，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具有优先效力，同时，有些领域是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保留的领域，行政机构不得在这些领域行使管理权，即法律保留。

德国行政法的均衡原则。德国行政法以尊重国家权力与行政权为其基本目标。对于司法审查行政行为的处理原则，德国沿袭和发展了法国的均衡原则。德国行政法学界认为，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麦耶尔曾将均衡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

“所谓行政均衡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选择做出何种内容的行政行为时得全面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以做出最佳的选择判断，从而实现其实体内容的‘均衡合理’，体现法的实质正义。它全面涵盖着均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可具体导出平等对待、禁止过度和信赖保护三项子原则。”⑦

德国行政法原则对效益价值的承载

德国行政法概念承载的效益价值：基于组织理论的分析视角。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协作对效益价值的承载。在具体的组织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权力交错的现象。同时，精确地讲，现代实践着的国体制度，并没有完全划分立法和行政权、司法权的界限，有些国家是立法和行政结合紧密些，而有些国家是立法和司法结合紧密些。英美法系国的立法权紧密结合在司法权力中，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权受到行政权影响，承担立法任务的组织部门看起来更像一个政府组织。行政权和司法权在组织结构和运行过程上看像是比较泾渭分明，但它们之间的交错运行案例不一而足。原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就都是国家权力中不同部门的职责分工，又如何能分得如此清晰呢？立法权，往往表现为一种选择是否的议事权力，又怎么能脱离了实践性很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础呢？

不同的国家对国家组织部门间的关联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强调分权制衡，而有的强调分工协作。当然其优缺点也是不尽相同，不过本文并不想就此展开论述，而是基于一种系统协调的观点，根据人性效益的需求，提出分工协作关联关系的合理性。国家组织的运行是以生产领域提供的资财资源为基础的，从社会系统角度来看，国家组织对生产领域提供的资财应该本着节约和高效的原则来进行使用，如果国家部门之间能够协调一致，则会减少很多内部消耗，从而节约运行资财而实现高效社会治理。

二是特殊公民之权力对效益价值的承载。获得了国家组织体系中的职位的公民，得代表国家行使代表公共意志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是基于对此公民的信任而授予的特殊权力。在构建组织系统中的职位时，每一职位都只负责其职权范围内的事物，而所有职位的职责在组织成立之初就根据科学分工理论系统划分，因而整体上组织系统又协调为一个行动。为了保证国家组织的长期生存和活动能力的连续性，国家组织体系中的职位上的人员是需要定期更换的，也就是国家职位一般规定有任期，这是基于分工的科学理性的思想而设计的。而分工的目的则是获得组织的协同效益。国家组织中执行公共意志的公民如果背离了国家意志，人民得通过非常规手段罢黜国家组织职位上的公民的特殊权力。

德国行政法治原则承载的效益价值：基于组织理论的分析视角。法治行政法在德国行政法上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类似于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法定原则”。“所谓行政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任意行政’，具体包括职权法定原则、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原则等内容。第一，职权法定原则。这是指任何行政权力的来源与作用都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定依据，否则越权无效，要受到法律追究，承担法律责任。第二，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在国家法律秩序范围内，某些事项必须专属于立法者规范，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法律优先，亦即法律对于行政权之优越地位，以法律指导行政，行政作用与法律抵触者应不生效力。”⑧

一是职权法定原则对效益价值的承载。行政法治原则，是人们对理性和效益追求的体现，行政组织管理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设计组织职权时，要求职权要以一种组织法律（组织制度设计）的形式预先设定，并明确其职权范围，进入某职位的人员自然拥有此职位的权力。这种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的职位权力，来源于组织法律（组织制度设计）的明文授权。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去除人的情感影响的制度性规定，可以更好地承载科学理性价值，实现人类活动对效益的追求。人们在行政组织建构之初设计制度时，可以用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指导，这对于组织中的决策必然受到群体势力影响来讲，具有不对人而对事的优势。在组织系统中存在的法定职权、传统权力、个人魅力权力中，法定职权是最具有强制影响力的权力，最具有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也被赋予最高正当性。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也不赞同他的科学理性思想，但是，社会实践选择了这样的理论，以马克斯·韦伯为理论基础构建的科层组织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了优势，成为最具有效益的社会群体结构形式，大量的科层组织可以生存百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至于现在的社会系统基本上完全被科层化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不可能避开组织。

二是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对效益价值的承载。在行政组织系统中，组织法律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正当性的权力，其他的传统制度和个人魅力影响不具有和组织法律制度相同程度的正当性，只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方面，传统惯例和个人魅力才允许产出影响。即组织法律制度的最高正当性，体现在组织制度体系中的法律优先原则中。另外，组织法律制度的最高正当性，还体现在组织制度体系中的法律保留原则中。组织系统中的权力是组织法律制度确认和授予的，组织法律在授予权力时，有些权力是保留的不能授出的，即法律保留。这些权力在国家组织系统中，一般由宪法规定并保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82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人格权是组织法律保留，不被授出的权利，国家组织—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司法组织都不能侵犯由宪法保留的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同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也规定了德意志联邦国的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得以对抗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这样的宪法是在建国之初进行的科学理性的制度设计，但并不排除在国家制度运行过程中对宪法局部的修改和调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82宪法》就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四次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

这些宪法的科学理性，就本文理解，是一种双向治理科学思想的融入。在以往时代的国体设计中，君主—政府—民众的治理模式是单向的，这样的权力架构是君主至上的，君主权力没有制约。但现代的人民主权的国体设计中，人民—国家—人民的治理模式是双向的，这样的权力架构没有至上的权力，人民既是国家的主权者，同时又是国家秩序制度的服从者。

在人民主权的国体设计中，人民一旦同意成为国家的公民，那么他也就是同意了将自己的除了宪法保留的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让与国家，他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这些权利而要服从国家的公共意志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德国行政均衡原则承载的效益价值。行政均衡原则，也是人们对理性精神的追求在行政法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的政策或者私人决策理论中，人性被假设为是理性的，权衡利益得失是这种理论的决策标准。即人们在进行社会公共政策选择或者私人事务决定时，会有一个进行决策的理性思考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决策结果可能带来的利益或损失的多少，并根据此作出具有社会效益的公共决策和带来个人效益的个人决策。此种决策理论以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赫伯特·西蒙为代表，对当前行政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赫伯特·西蒙甚至断言：“行政就是决策。”

第一，组织决策性行政行为的效益标准。随着现代国家行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渗入，国家行政理论开始吸收现代决策理论的思想，在进行国家行政行为时，权衡行政行为关系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得失，以期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公共决策。国家行政在选择公共政策时，如果会对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产生损及利益的影响，那么，国家行政进行此种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是，此种损及会增进社会公共福祉。

第二，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必要性原则。为了增进公共福祉，国家行政得损及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国家行政行为是一种对私人经济权利的侵入，在国家主社会管理、私人主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中，需保持此种侵入的克制性和谨慎性。对此，需要对此种公共利益前提下的行政侵入私人经济权利的行为进一步规范，要求行政行为非到穷尽其他方法不足以增进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谨慎损及私人经济权利，即上面提到的行政法的禁止过度原则之必要性原则。

第三，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比例原则。在不得已侵入私人经济生产权利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也需进一步规范，对这样的公共政策决策，要以科学的决策理论为基础，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合理。即在政府进行侵入私人生产权利的行政行为时，需权衡利益得失，保证由此损及性行政行为增进的社会公共福祉大于由此造成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失，保证社会系统具有整体性效益，否则此行政行为不得为。也就是上面提出的行政法禁止过度原则之比例性原则。同时，为了社会的公正性，对造成损失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进行国家赔偿，即为增进社会福祉产生的社会成本由全体受益成员承担。

第四，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信赖保护原则。对于行政相对人或利害相关人来说，行政行为即是法律。因而，行政行为应该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公信力，国家行政组织不得任意撤销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此行政行为是关系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生产权利的决策，国家行政组织更要严格撤销或改变的范围。此即上面提到的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由非合法手段取得的经济生产权利，不在此撤销或改变行政行为之列。如为增进社会公共福祉不得已而为之的撤销或改变行为，则同样要以禁止过度原则为标准。

第五，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公平对待原则。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平竞争是市场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前提条件，所以，所有影响私人生产的行政行为，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具体决定，都应该以公平对待竞争主体为前提。只有公平对待经济竞争主体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具体行政决定，才能够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社会经济生产领域的效益最大化。即上面提到的行政法的平等对待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德国行政法的行政法治和行政均衡原则中隐含着一条最重要的基本行政法原则—行政效益原则，德国行政法原则根本上承载的是法的效益价值。

（作者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安阳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德]奥托·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德]何意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第7页，第14页，第108页，第81页，第67页。

⑦⑧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二版），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72～77页，第66～72页。

责编/王坤娜

作者：谢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