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资本公司法论文

图/IC从2018年被列入全国人大的B类立法规划，历时三年多，公司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在2021年末公布了征求意见稿。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作的说明，“在现行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实质新增和修改70条左右”。这意味着，此次改动了三分之一的条文，实际构成了一次中等规模的修订。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授权资本公司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授权资本公司法论文 篇1：

一人公司的利弊及完善

摘要：一人公司是公司中的特殊类型，新公司法的颁布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是，新《公司法》对其规定仍有缺陷, 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立法技术上也存有漏洞,因此本文对一人公司的优点和其存在的缺陷以及其完善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关键词：一人公司；缺陷；折衷授权资本制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第五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

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这意味着以前的法律上是一直不被允许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自然人和法人设立，这对于鼓励投资创业、发展经济、构建和谐公司法律新秩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定尚存有缺陷,又缺乏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配合,在立法技术上也存有漏洞,在适用中可能造成偏离立法本意的后果。本文拟从一人公司的优点和缺点及其制度完善方面进行论述。

一、一人有限公司的优点

1.一人公司制度填补了现行公司制度的空白。《公司法》既规定了法人型一人公司,又规定了自然人一人公司;既规定了形式上的一人公司,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实质上的一人公司。通过对公司法律调整对象的扩充,增强了公司法律规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整能力。

2.公司股东的经营比较灵活。一人公司仅有惟一股东，且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额或股份；它最大的优点在于“一人说了算”。可以有效的避免经营管理上出现矛盾和冲突，使公司更能够及时有效的作出各项经营决策。

3.公司其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免除了设立者的后顾之忧。一人公司的股东只要是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清楚、明晰，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就可以避免因公司的经营失败而导致倾家荡产的风险，免除了股东个人的财产因公司经营不善而受牵连的后顾之忧。

二、一人公司制度存在的缺陷

《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定尚有缺陷,又缺乏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配合,在立法技术上也存有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注册资本规定的不平等、门槛过高。新公司法规定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同时对于注册资本的规定也过高，还要求注册资本必须一次缴足。对股东来说，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对债权人来说，它虚构了一个形式化的、容易误导的、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债权保障；《公司法》第59条第1款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且必须实际到位，以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这种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与其说在鼓励新生事物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在抑制它的成长。

《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不得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然而在一人公司对个人存在巨大诱惑，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设立一人公司的时候，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虚假出资、虚报出资、抽逃出资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仅会严重破坏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也必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会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导致大量的皮包公司、空壳公司的出现。

2.公司将导致传统公司分权制衡机制的失灵。传统的公司基本结构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并立，这一体系奉行资本平等，同股同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权力清晰，相互制衡的原则。但是一人公司的出现，导致传统公司法关于内部组织结构的规定难以实现公司的意志，也不再是多数人的共同意志，而是唯一股东的意思表示。

3.实质一人公司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公司规定的一人公司制度规范的只是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缺乏对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规制。新公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的设立条件非常严格,在公司设立上,人们仍有可能通过挂名股东成立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来设立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对一人公司设立诸多严格规制的规避方式。

三、一人公司的制度完善

鉴于以上所述的一人公司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制度的完善：

1.完善的信用体系。构建一人公司风险防范制度,除了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进行严格的限定外,完善我们的信用体系也成为降低一人公司风险的手段。首先,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都应当加大对企业失信的惩罚力度,以提高失信成本,震慑企业去守信经营,逐渐培养诚信经济的理念,并且使这种理念成为企业经营者自觉遵循的行为守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良投资,避免他们利用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权益。其次,结合我国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经济环境现状,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共享系统的建立与完善的力度。如信息快速公开化、透明化,这会使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投资者不会因短期暴利而放弃长期持久经营的机会去滥用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自然就会减少不诚信的行为。这样可以控制股东对一人公司法律人格的滥用,引导、规范公司的良性发展。

2.一人公司债务担保制度。鉴于一人公司股东组成上的特殊性,为确保交易的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通过确立一人公司债务担保制度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即要求一人公司的投资者在公司注册登记时提供一定的担保,包括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并规定一人公司除了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外,在公司清算解散时,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以公司注册时提交的担保财产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或由担保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总的来说，设立一人公司的债务担保制度比单纯地提高注册资本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方面更有意义。

3.“折衷授权资本制”。公司法中确认的折衷授权资本制鉴于法定资本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创立了 “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公司的资本总额在章程中载明，但股东只须认足一定比例的资本，公司即可成立，其余资本则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限内发行。法国商事公司法第75条规定：货币股份，在认购时应至少缴纳面值的四分之一的股款，剩余股款根据董事会或经理室的决定,在自公司在商业和公司注册簿注册之日起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根据情况分一次或若干次缴纳。日本，德国的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我国公司法可以采纳这一立法体例，而对于资金相对不足，具有创业欲望的投资者设立一人公司来说，在保障了公司在具有最低资本额的前提下，降低了公司设立的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一人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采用"折衷授权资本制"的时候，应当根据一人公司的特点，对授权缴纳资本的期限和数额应有特别的规定，比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采取设立特殊机构的形式来进行实施和管制。

如果法律在确认一人公司的同时,能够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对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制,那么一人有限公司的功能必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一人有限公司对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等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周光发.一人公司的缺陷及其规制探究[J].法制与社会，2006（7）：88-90．

[2]刘音.论一人公司的立法及完善[J].商场现代化，2007（1）：78-80.

作者：白思然　张　萌　席增雷

授权资本公司法论文 篇2：

修订公司法，不如退而结网

图/IC

从2018年被列入全国人大的B类立法规划，历时三年多，公司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在2021年末公布了征求意见稿。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作的说明，“在现行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实质新增和修改70条左右”。这意味着，此次改动了三分之一的条文，实际构成了一次中等规模的修订。而上一次类似规模的修订，还是在16年前。

那么，这次修订取得了什么成果？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北大法宝，对草案的文本、与公司法修改有关的期刊论文，以及主流媒体平台中的公司法修订建议和讨论等信息，进行了检索和数据分析，得到的整體印象是：在中国公司治理体系亟须改革的当下，草案并未对诸多现实问题作出回应，难见惊喜，徒留遗憾。
草案都改了什么

对目前草案修订的70余条，我们进行了量化统计和归纳。

整体来看，涉及新制度的确立或新增条文，可将其界定为“大”修改，这一类的修订有4处，对应的制度有3个;属于非原则性的修订，只是对既有制度或者规则的增删，调整责权利的大小，可界定为“中”修改，这一类的修订有20处;另外一类，虽然属于新增条文，但部分复制、摘抄、汇编已有规则，或者是对已有实践的确认，则属于“小”修改，这一类的修订有69处;最后一类，仅仅属于文字性调整、法条序号变动，或完全复制、摘抄、汇编已有规则，可将其归类于“无”修改，有154处。

从草案文本上看，修订类型涉及“新增”的，也就是在2018年版公司法上有实质性改动的，有74处;涉及“汇编”的，有42处;涉及“法条序号变动”的，有199处;涉及“文字性修改”的，有138处。

对文本进行数据化分析后，可大致看出草案的全貌。

首先看制度性变化，也就是“大”修改仅有三处：第一处是增加了一人股份公司制度，将原有的一人有限公司制度延伸到了股份公司，淡化了两类公司在股东数量等方面的差异;第二处是允许股份公司采取授权资本的权力安排，即董事会可以获得概括性授权来满足不断调整新股发行的需要。这显然是为了回应上市公司的呼声;第三处是增加了无面额股的规定，这其实和第二处紧密相关。这样看来，也可以说实际上只是确立了两项新制度。

再来看“中”修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值得称道，即增加了简易合并和简易减资程序;第二个方面集中于公司治理的权力调整。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将忠实和勤勉义务扩展到了监事;允许公司用审计委员会替换监事会;将经理的职权设定权授予公司章程。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是似是而非的调整，比如草案第62条，将股东会之外的其他权力全部归属于董事会。有观点认为，这确立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其实是种过度解读，草案并没把改变将股东会作为“权力机关”，而董事会是“执行机关”的定位。而且，即使不修法，也可以这么操作;再比如，第六章中将原来的“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扩展到“国家出资公司”，但这其实并不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而应放到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去调整。

接下来看，可以把“小”修改和“无”修改归在一起，构成了草案的主体。其中很多条文属于复制或简略的改编，比如第6条（名称权）和第11条（法定代表人）复制自民法典。被作为重要修改的第19条“加强公司社会责任”，其实也是民法典条文的具化，这一类大致有4条;其他的直接或间接采摘自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7条;与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的有9条;与企业国有资产法相关的有4条，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有近20条。

这些更多是文字性修改，有些名称改一下，比如股东大会改成股东会，有些是针对原来法条中的表述不统一等问题进行一般性文字调整。
期待与落差

鸟瞰草案，就会发现这次“修订”只能称得上“修补”，实质的制度产出并不多。为了反映草案的制度供给水平，我们进行了非常克制，且有局限性的文本检索统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层面。几乎所有关于公司法的研究，都是讨论规则修订或者制度改进的。我们用公司法修改作为标准，检索了从2018年1月（纳入立法规划时间）至草案颁布时间段内发表的论文，其中直接提出建议的论文一共有131篇。按照论文涉及的公司法二级主要制度的改革焦点来看，有公司治理改革59次，资本制度改革32次，公司财务改革28次，中小股东权益保护15次，公司类别改革14次，公司登记13次，公司社会责任10次，公司并购6次，企业集团3次，其他的13次。

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多个专业机构对公司法改革作出了努力。比如，商法学研究会就组织了13次主题研讨会，其中讨论公司治理5次、公司财务5次、中小股东权益保护3次、公司登记2次、公司党建2次、公司并购2次、其他2次，还有国企改革、资本制度、公司类别、企业集团、公司社会责任各1次。

其次是公共讨论层面。从2018年10月至2021年12月，在包括《财经》、《财新》、新浪、今日头条等平台，有52个网页讨论了公司法修订的内容，其中的聚焦点包括，公司治理38次、中小股东权益保护14次、资本制度11次、公司财务10次、公司类别问题8次、公司工商登记7次、公司并购7次、国企改革5次、公司社会责任4次、企业集团3次、公司党建1次、其他问题9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是具有局限性的。未纳入视野的还有众多的政府部门、各级法院、专业团体的非公开反馈和汇报。如果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从2005年公司法那次比较大的修改之后，各种讨论和方案建议一直持续不断。

综合来看，关于公司法修订的建议、观点、讨论不可谓不充足。但就目前发布的草案来看，和社会各界对于公司法热切关注明显不相称。

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草案有不少条文汇编、复制、改编自现有行政部门的既有规则，包括市场监管总局（7条）、证监会（9条）、国资委（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条），合计占到70余条中的40条。

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草案通过整编既有法规，更偏向维持现状;二是来自公共机关的声音更多地得到反馈，当然，这也符合行政立法主导的特点。
与修法目标存在差距

若和之前的立法“初心”对比，草案可算得上“高开低走”。我们也检索了与公司法、国企改革相关的正式文件，以及修法启动及进程中各种表述。尽管信息公开不尽如人意，但是仍然可以梳理出本次修法的关注点和目标。

从宏观目标来看，修法是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这一要求在近年来的多份中央文件中反复被重申，虽可能存在些许的差异，但是主线是明确的，具体归纳的话，包括“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制度型开放”“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以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相应的，中央还不断强调寻求制度转型和突破，实现治理现代化。

立法者其实是有此意识的。比如，2019年12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公开表示，“公司法修改是一项破旧立新的系统性立法工程，需要从全局性视野与系统性思维出发，把公司法置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予以统筹规划与系统研究。”

图1：修订幅度频次统计

图2：修訂文本表现频次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制图：张玲

但是，如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衡量的话，仅有两项制度创新的草案，显然离这一宏观目标尚远。

从微观的修法目标而言，在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布的各类正式消息和表述之中，公司法，尤其是其中的公司治理部分，和企业国有资产法所要面对的问题有相当的重叠。

比如，2020年10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加强法制建设，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等，并明确提出，“适应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公司法律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实践中，一些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法治观念不强，在落实出资人有限责任、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强化企业法人独立地位等方面还不到位。”

2021年1月22日，针对代表提交的公司法修订相关议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方面表示，将会同有关方面进行认真研究。这些议案提出的意见包括“完善公众公司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法人治理、健全上市公司分立及清算制度、明确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等”。除此之外，还有代表建议，完善公司股票、债券发行融资以及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等。

据此，微观的修法目标可以提炼出四个维度：强化公司的主体独立地位;完善公司治理;完善公司融资、退出、并购等资本规则;完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这大体与学界的主张一致。

将草案纳入这四个维度就可发现，除了对公司治理有所调整（董事会和经理职权调整、监事会扩权和可选审计委员会模式），以及公司融资稍有突破（授权资本和无面额股），草案对退出、并购、财务会计几乎没有触及。

横向比较的话，近年来的一些立法，的确存在着“汇编”替代“修改”的情况，包括民法典、反垄断法等。但是，有些法可以改动少一些，因为基础框架并没有改变，比如反垄断法的修改并不大，但因执法统一，细则不断配套，并无大碍。公司法完全不同，因为它对社会和经济影响巨大，并且它具有基础和核心地位，会极大地影响其他法律。

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公司法问题，可谓荦荦大者，对照社会现实需求，就更凸显了草案的局限（相关报道见《财经》年刊2020：预测与战略，“展望公司法修订：定位、原则和蓝图”;《财经》年刊2021：预测与战略，“公司法修改面临挑战时刻”）。

首先是不断滚动、波浪出现的中国公司海外合规困境。从2011年红筹股遭遇集体退市危机开始，到数年前的中概股财务造假危机，再到现在中美对调取中概股审计底稿的争议，尽管这些困境部分确实来自于美国的刁难，但如何以公司治理改革去应对合规问题，应是公司法分内的事。

其次，1993年的公司法是一个母版，虽在2005年经历了一次中等规模的修订，但并没有改变其当年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底色。如何保证国有公司独立性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也是公司法应当着眼的治理问题。

再次，现实中屡屡暴露的诸如“抢公章”“双头董事会”“公司僵局”“公司退出”“对赌”等治理、融资、并购与重组中的现实问题，草案也几无对策。

第四，对于摆脱房地产依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全局考虑，草案仅以放松股票面值要求来应对，显然远远不够。更不用说，对中介机构、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责任等被公众热议话题作出回应。

如果从战略高度来看，应当充分认识到公司法对中国经济再增长是具有推动作用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证明，比如，1979年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改革开放筑路、护航，1993年版公司法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建立。每一次，都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经济高速增长随之而至。对于这种改革策略，学界还创造了一个专门名词——增量改革，所谓“增量”，即塑造新的市场主体。

对比一下，目前草案中的制度性创新寥寥，还包括了现实需求并不显著的“一人股份公司”，不但称不上“增量改革”，就连称之为“改革”都有些勉强。
珍惜难得的修法机会

鉴于本文的篇幅限制和定位，对每一条修改的建议和评述无法展开。在此仅从理论框架角度，来分析一下草案存在的体系问题。就现有条文来看，草案可能会制造出新问题，乃至冲突。

第一，草案对公司法的定性和归属认识不清，会让存在争议的现有体系更加不清晰。

长期以来，中国公司一直面临两个面纱冲突：是民法中的法人，还是商经法下的组织。现行的公司法将两者融为一体，但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在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究其根源，法定代表人制度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与之对应的是法人登记，用“公章”行使公司权力，这和公司作为组织所需要的集体决策机制（“新三会”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存在矛盾。
2018年3月17日，河南郑州金水区工商局注册科工作人员处理申办公司业务的资料。图/中新

这种争论甚至上升为部门法的“暗战”。由于公司法修订的时间让位于民法典，立法者将现行公司法中的一些规则加以提炼，纳入了民法典，并且后者先行出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公司法和民法典的关系是什么？这甚至导致了最高人民法院需要通过《九民纪要》来进行专门解释（编者注：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并即时生效。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第九份会议纪要，而且聚焦民商事审判，故被称为《九民纪要》）。

现在的草案更加深这一矛盾，其中有3个条文引自民法典，尤其是第11条重新强调了法定代表人的专权，这种复制民法典的做法，究竟如何理解？是因为法条表述相同，去强调公司法隶属于民法典（公司法在理论和研究上归入商经法）？还是强调公司法不同于民法典，所以单独引入几个条文，以示区别？

在现实中，许多公司饱受“抢公章” “伪造公章”“法定代表人越权”等与法定代表人有关的困扰，草案现在的处理，不但无法化解这种困扰，反而可能使事情更复杂。

按照现行公司法，由董事长或经理担任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还能得到法定职权的约束。而草案直接删除了董事会和经理的职权——虽然就公司的组织属性而言，删除本身是正确的，但结合第11条来看，这意味着法定代表人失去了原有的内部权约束机制。这种安排映射到现实中，很可能加剧一个人的滥权造成的集体困境。这明显和强调保护各方利益（公司社会责任）、董事高管为公司整体利益负责、保证公司独立性（立法本意）、要求公司合规（强化内部制约），甚至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需要分权），都是背道而驰的。

与之类似的问题是改动较大的一人公司相关条文。但是至今也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一人公司真的只有一个人吗？英美法系中的一人公司，除了一个股东，至少需要两名董事和一名公司秘书。按照这一规则，就算是股东兼任董事，也至少还有公司秘书，以及另外一名董事，或者股东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来担任法人董事，从而实现对股东的制约。而草案没有类似的规则，那么一人公司就和过去一样，可以一个人身兼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去行使所有职权，即使这样的公司还能获得有限责任的保护，是否合适？就此而言，草案不仅没有解决一人有限公司的问题，还把问题扩大到了一人股份公司。

第二，草案没有解决此前形成的“对称性问题”，不符合激发市场活力、微观搞活、放管服的立法本意。

虽然草案推进了无面额股和股份公司的授权资本制改革，实际上或许是无奈之举。更可能的现实逻辑是，上市公司频繁出现发行失败，要求无面额股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规定无面额股，现行法定资本制的根基就动摇了，因为法定资本就等于面值×股份数;因为法定资本制的根基被动摇，所以草案被迫允许股份公司采用授权资本制。当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改革，此处修改值得肯定。

但是，为什么监管应该更严格的股份公司可以在资本制度上更为宽松，可以用类别股来实现“同股不同权”，而有限公司不可以呢？

基于同一逻辑，还有其他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出资额等信息要进行工商登记，而非上市的股份公司只需要登记发起股东？如果有限公司还必须进行工商登记的话，那为什么不废除公司还要置备股东名册的要求呢（工商登记和公司登记在理论和实务层面长期存在冲突）？有很多草案条文照搬了公司登记条例，但是这个条例本身是附属于公司法的，既然要修改公司法，就不应该固化不合理的制度。

此外还有衍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应当有所区别吗？哪一个权力应当更大？为什么还要让股份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去参照有限公司？而实际上对前者的监管应该更严。如果根据现有草案进行评估的话，创业者根本没有必要去设立有限公司，直接成立股份公司才是最优方案。

第三，草案在公司治理上的改进也难言成熟。

先看董事会。草案通过删除董事会的列举职权，试图确立董事会的中心地位，但这与董事会仍是“执行机构”的定位相矛盾，谈不上实现真正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删除列举职权的同时，既没明确哪些权力是董事会不可被股东剥夺的，也没规定哪些职权是董事会可以主动放弃的。假想一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股东们可以通过调整章程、股东会决议、股东间协议，从而使得董事会完全虚化，这恐怕事与愿违。

既然没有真正确立董事会的中心地位，没有實际增加他们的权力，草案第六章又为何要增加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责任？实际决策来自于控股股东，但是责任追究的板子打到董监高身上。这个困扰中国公司多年的问题，草案并未触及。

再看监事会。草案规定，董事会中有审计委员会的可以不设监事会。的确，现实中监事会权力虚置，而审计委员会的法定职权是负责对公司财务、会计进行监督，后者将前者取代并无不可。但是，为什么还要通过第81条为监事会扩权呢？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没有废除监事会，反而在监事会扩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根据现在的草案，一个理性的人，会选择继续保留监事会吗？如果可以选择，两者的职权应该是近似的，但草案却将两者分化，那该如何选择？

最后再看经理。既然废除了法定职权，那为何还规定必须保留这一职位？而且还规定经理必须列席董事会会议。如果经理担任了法定代表人，按照草案，对经理的授权和限权都由章程规定，经理就可能拥有了无限权力。

第四，草案的一些条文有些单兵冒进。草案最大的成果是引入授权资本制，但是需要认识到，授权资本制对应的是一整套资本制度，不是简单地向董事会授权，同时也需要限权。国际上大致有两种限权模式，如德国的直接限制，授权范围是现有资本的25%;亦如英美法系明确规定，董事会的融资决定不得产生浪费、增加股东负担，不得排挤不能追加投资的股东。就此而言，草案只有扩权，没有限权，在动态的资本市场中很有可能引发危机。

在各方努力下，科创板、创业板增加了类别股。然而，类别股也需要有控权机制，并通过股东平等原则加以规制。最早规定类别股的证监会规章没有规定股东平等，是因为这一原则需要由公司法来确立。但是现在的草案固化了现行规章，却又没有写入对应的股东平等原则。

需要承认，修改公司法并不容易，制度变化的成本颇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有许多问题尚未研究透彻，还未形成共识，改革也需要一步步推进。

还需要承认，一次修法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上次的同等规模的公司法修订还是在2005年，距现在已整整16年。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公司法修改很少有这么长的间隔。以英国为例，每次修法之后就紧接着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准备下一次修订，一般是一两年会有小修，数年会有大修。

正因为我们的修法机会难得，学界、业界满怀期望自然可以理解。

在我看来，草案不成熟之处如此之多，如果不能在征求意见阶段一一加以完善，则应珍惜难得的修法机会，不妨先暂时搁置不成熟的方案，继续研究和扩大讨论，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去领会“高标准市场主体规则”的立意，基于此深入推動制度改革，可能是更好选择。

（编辑：朱弢）

作者：邓峰

授权资本公司法论文 篇3：

我国资本制度改革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研究

【摘要】我国进行的资本制度改革将原有的折中的授权资本制变为完全意义上的授权资本制，这将大大增加债权人在选择借贷公司和受偿时的风险，对我国债权人保护机制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债权人保护机制尚不完善，存在董事信义义务难以明确，缺乏会计审计制度，未建立公司信用评估机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难以实现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健全公司内部结构，增加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建立公司诚信机制以及运用国家手段等多个方面构建授权资本制下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关键词】授权资本制；债权人；保护

我国2014年3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取消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股东只需认缴其出资额，而对其首次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时间没有限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这即表明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从对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折中授权资本制，对一人公司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法定资本制都转变为完全的授权资本制。

一、我国资本制度改革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影响

授权资本制（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是相对于法定资本制的一种资本模式，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其民主独立自由精神在资本领域的体现。在公司设立时，只需在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资本总额，并不要求发行人全部发行，认缴其中一部分即可成立公司；未发行和认缴的部分，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发展状况和实际需要，在公司成立后随时募集。未发行和认缴的部分尚未超出资本总额，因此再次募集时无须修改公司章程或增资，节省公司成本。在授权资本制环境下，设立公司没有资金要求，理论上而言“一元钱也可以成立公司”，突破了实收资本对公司的限制；公司运作时可随时发行股份，突破了出资比例和出资时间对公司的限制，赋予公司极大的灵活性，保障其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总体而言，授权资本制将公司模式从法律决定转变到市场决定，充分信任市场，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使公司决策经营能够直接快速地反映市场动态，紧跟市场脚步，减少国家强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在看到授权资本制有利方面的同时，授权资本制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债权人选择公司的风险增大

新《公司法》确定的授权资本制使得在任何条件下均有可能成立公司。但是，在繁荣经济市场的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极其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加上强大的经济诱惑，极易滋生不法行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债权人利益，增加债权人确立目标的风险。在授权资本环境下，市场上运营的公司鱼龙混杂，性质难以判断，债权人不能根据公司的实收资本估计公司的实际规模及偿债能力，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设立公司如此简单，不免使某些人产生利用公司的名义谋求不法利益的念头，如：欺诈、设立皮包公司、空壳公司等行为。欺诈、皮包公司和空壳公司并不是授权资本制下的新型产物，应将其视为市场经济影响下投机者逐利心态的恶果，并不能将其归咎于资本制度的变革，相应的，资本环境的变化只是对这些行为起到加剧或延缓的作用。

（二）债权人受偿风险增大

相比于债权人选择公司的风险而言，债权人受偿风险也是大大增加，这也是授权资本制对债权人权利最重要的影响。在折中资本制下，法律明确规定了首次出资额的比例及出资完成的时间，从债权人的视角看，此种情形下公司的实缴资本是确定的，偿债能力也是一定的。授权资本条件下，取消了首次出资额的比例和出资时间的限制，将确定出资额度的方式交由公司自行决定，在此情况下，公司的实缴资本不定，因而偿债能力也不确定，如若公司建立之后，在股东出资很少的情形下破产，则公司偿债能力受限，难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现行授权资本制度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缺失

（一）董事信义义务难以明确

公司尚未成立时，股东负有出资义务；公司成立之后，保障公司资本充足的义务就转移到董事身上，董事会将决定公司何时、何地、何种机遇下再次募集股份，以保障公司资本充足。因此，董事是否能够忠实、勤勉地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关系到债权人能否顺利受偿。再者，基于“股东所有权理论”和“公司资本信用理论”可见，债权人与公司仅为合同关系，并不参与公司治理活动，所以一般情况下，董事并不对其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尽管债权人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对债务公司进行限制，从而克服信息缺陷造成的不利局面，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这对债权人而言，并不是适当的反映和对策。”从公司内部完善董事行为，减少欺诈性交易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才是债权人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董事信义义务可以替代合同限制的不足，从本质上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目前，我国的《公司法》中对董事的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定较为笼统，原则性较强，在法律适用上难以判断事实，难以举证，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且在《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的信义义务中并不包括对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不能有效发挥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

（二）缺乏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

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司会计审计制度。这里所说的会计审计制度有两层含义：首先，就公司内部而言缺乏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目前，多数公司内部的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只是停留在表面，被公司部分人操控，为应对检查而设立，其职权和地位并不独立，不能真实有效地反映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能对企业董事、高管的行为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因而，整个公司内部的控制监督体系形同虚设。董事、高管的行为缺乏监管，极易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其次，整个市场经济参与者中缺乏独立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监督机构，监督市场主体的行为。现阶段，由于资本制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家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控，因此，必须出现独立的非政府性的机构承担起对公司的监督管理，从而规范公司行为，弥补授权资本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缺失。目前，如何发挥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作用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行政力量的突然撤出，是否给予公司可乘之机，侵害债权人利益，难以判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若长期对公司行为缺乏监督制约，债权人利益将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三）公司信用评估机制尚未建立

授权资本制以“赋权性规范为主导”，其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诚信机制之上的。只有良好的诚信机制作为保障，才能使得公司正常有序地经营，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对公司进行信用评估是建立公司诚信机制的首要任务。每个公司在设立时开始记录“信用”，将其经营状况好坏，信息纰漏是否及时有效，会计审计情况是否真实，及是否及时缴纳税收，按期归还债权人债务等一系列内容列入其诚信档案，对整个公司的信用做出合理的评估。公司的信用评估是动态的，根据公司行为而有所增减，为债权人选择公司提供参考。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相应的信用评估机制，债权人选择公司时所参考的信息多数由公司内部提供，没有第三方机构的评价作为辅助，容易使债权人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做出错误判断；且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不会承担相应的失信成本，难以对公司行为形成制约，因此，债权人能否顺利受偿难以保障。

（四）法律揭开公司面纱难以实现

授权资本制模式下，将债权人利益保障的重任，合理地在公司资本制度之内与之外的制度链之间进行配置。以事后的低资本化下的公司人格否定与衡平次位规则，代替了事先的无例外的强制性最低资本额安排。可见，“揭开公司面纱”是授权资本制下的债权人保护伞，若不能有效地运用该制度，债权人就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护。但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适用的范围极其有限，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仅能依据公司股东滥用法人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请求法院揭开公司面纱，对于空壳公司，欺诈行为，公司资本严重不足等情形没有规定。而且，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缺乏相应诉讼程序的支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格的原被告范围、举证责任均无相应的规定，使得法律揭开公司面纱变得难以实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完善，难以为授权资本制下的债权人提供强有力地后盾，加剧了债权人的风险。

三、我国授权资本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首要措施是规范公司行为，使其经营管理活动处于监督和管理之下。首先，明确各部门职责，杜绝职责篡位，防止公司经营决策权由部分人掌控的情形，保障各个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赋予监事会、会计部门和审计部门独立的职权地位，使其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其次，通过章程明确董事信义义务。通过规定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监督考核方式及责任承担，使董事明确自身职责，做到忠实勤勉，保障公司健康发展。最后，要建立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辅助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公司治理模式要从目前的股权中心转移到职业经理人为中心，将公司决策与个人利益相分离，完全交由职业经理人团队进行，从而减少公司内部控制发生的机率；同时，控制权市场的建立可有效改变公司股权结构，对抗“一股独大”的情形，对公司管理者形成外部制约。通过在公司内部形成的良性循坏机制，增加公司收益，从而减少资产替代情形的发生，能够保证债权人顺利受偿，以此消弭债权人风险。

（二）完善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发挥第三方监督机构的作用

为了保障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稳定，必须在市场内部建立起非行政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经济，监督公司行为。市场参与主体必须从原有的公司和国家的单一主体发展为公司、国家、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信用评估机构等多元化主体。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作为债权人在选择借贷对象时，不仅可以依据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还可以根据信用评估机构的评估意见，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公司纳税情况等多方材料进行核实，了解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做出正确判断。增加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极大地丰富了债权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债权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授权资本制下，也可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公司信息公开，建立诚信机制

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支撑英美法系实施授权资本制的基础。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够反映公司经营现状，对债权人提供帮助；其次，公司必须及时披露信息。当原有信息发生变更时，一定要及时披露，使债权人能够掌握公司经营的最新动态；最后，信息披露一定要全面彻底。不能刻意隐瞒公司信息或对公司信息进行筛选，选择有利信息进行披露。在公司进行虚假信息披露时降低其信用评估等级，使其在借贷、融资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还要对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追究法律责任，使其承担巨额赔偿，并惩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如此一来，公司若进行不实的信息披露将会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会因此而破产。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公司经营处于阳光之下，增大债权人选择公司的安全性。

（四）适当的国家手段保障债权人利益

极端的自由经济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带来经济的衰退。所以，在授权资本制下也要适当运用国家手段进行调控。首先，可合理运用税收手段保障公司资本充足，排除过高授权资本数额。美国政府以授权资本为基础征收特许经营税或股份税，授权资本大大超过预计发行的资本只会增加税收负担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利用税收手段迫使公司在确定授权资本时，确立一个符合公司发展规模的数额。其次，在工商登记时载明公司的实收资本。美国部分州要求在公司营业资信证书或授权证书中载明公司的实收资本，而不是注册资本或发行资本，以利于相对人辨清该公司资本的真实情况。再次，建立公司抽样年检制度。抽样年检制度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实施，对抽样检查结果进行公布，对不合格的企业进行处罚。最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如：对董事信义义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法律规定不甚完善的地方加以完善，并使这些制度能够真正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保护债权人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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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穹.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与完善[J].法商研究，2004（1）.

作者：吴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