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2022-04-20

摘要：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篇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村政治文明

摘要：党中央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农村政治建设应达到的目标，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研究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夯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理顺“两委”之间的关系；发展农村教育、加强法制建设；构建公正、透明的农村基层政权；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关键词：十七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政治文明；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权；党风廉政建设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成功举行，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做为整个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亦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道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为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指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政治建设应实现的目标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无疑，这一政治目标的提出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探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建设目标为指引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是当前迫切而现实的任务。

一、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是政治文明概念的延伸。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本身就含有基层的意蕴。因此农村政治文明是基层政治文明的特定化，是指农村中农民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最直接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最广泛的实践，是支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稳固的基础性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依据现实国情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完整战略思想体系，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具体执政方略之一。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措施，再到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仔细梳理这一脉络后不难发现，在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涉及到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可谓是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是八亿农民奋斗的具体明确的目标。

从“管理民主”这一要求来看，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简单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会促进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河中所长期实行的掠农政策、愚民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封建残余思想在一定程度内贻害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目前，中国正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期和利益格局整合期，农村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1，村民自治制度尚不健全

村民自治制度是指村民依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予的权力实行自主治理，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由于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使得现代农村的依法治村机制远未形成。大部分自治村的具体自治制度还不健全或流于形式，使得村民无法真实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必然会淡化村民们朴实的政治热情。在我国乡村政治体制下，虽然根本利害关系的冲突乃至危机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村政治关系文明还很脆弱，农村秩序化政治尚未形成。

2，“两委”冲突不断加剧

“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简称。村民委员会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的自治组织。村党支部委员会则是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它由一村之中的所有党员选举产生有能力、有文化、有思想的优秀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其他领导职务。但在现实的实践中，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并未完全置于党支部的领导下，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二者往往呈现对抗状态。另一方面，村党支部的作用往往通过支部书记一人发挥出来，极易引起村委会主任和其他村委会组成人员的强烈不满。“两委”几乎是农村全部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当然也不例外。所以，理顺“两委”关系，加强农村领导班子建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3，民主、法制意识较为淡薄

由于受经济发展状况、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及部分传统观念因素的制约，农民民主法制意识较为淡薄，甚至部分农村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权大于法”、“政策高于法”等错误的思想和意识，这对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形成了阻力。此外，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众的宗族观念仍然很严重，宗族及帮派势力在农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村干部中有自己的代理人，各宗族各派别往往会通过各种违法、违规等非常方式干预选举。

三、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对策

1，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贯彻落实者，是带领农民群众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组织者，是党的形象在农村的体现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和重要责任，肩负着推进农村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视野下，还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政治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目标任务，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这一力量源泉，才能为推进农村政治文明提供根本保证。

2，夯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理顺“两委”之

间的关系

自治性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的最基本的性质。这一性质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利。另外，现代民主的形式只有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有机融合起来，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有益于政治文明的发展。

“两委”之间的关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落脚点。能否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实践中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必不可少。但基层党组织不能因此而扼杀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换句话说，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

3，发展农村教育，加强法制建设

民主政治在基层的实践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它的运作与村民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紧密相关。而当前占全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农村，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与转变。而“民主、公正、自由、正义”等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若要被广大的政治主体——农民所接受，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农村政治文明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实践活动，而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外部保证。所以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提高农民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是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又一可行途径。

4，构建公正、透明的农村基层政权

所谓农村基层政权，并非法理意义上的基层政权，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村民委员会运行其职能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村民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当然主人。所谓民主，在农村就是村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农民权利，主要指农民管理村庄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公正透明的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极为重要。“海选制”的实行，选派优秀大学生担任“村官”可谓是明智的选择，这些举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必将大大有利于公正透明政权的构建，推动农村政治文明的再发展。

5，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是其重要议题。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不仅是整个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整个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视野下，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也就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应当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加强监督检查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全力激发广大农民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切实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各项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作者：王相月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篇2：

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馅饼”与“陷阱”

摘要：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而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克服其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双向效应

如果仅从表面感知出发，人们也许会轻易作出判断：经济落后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增长孕育政治稳定。然而，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贫穷落后与政治动乱之间这种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经济增长与政治不安定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不断变化：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二者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倘若是处在中等经济发展的水平，二者存在几乎无关联性；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二者便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在早期阶段，并不一定给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初期甚至中期，还会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往往会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破坏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局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保持了高速增长。然而，中国政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虽然实现了总体稳定，但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中国的政治稳定带来预期效果，与此同时，也孕育了大量不稳定基因，例如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保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这就是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效效应：它既有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有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

一、作为政治稳定“馅饼”的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和集中体现，也是政治安定的根基。“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定的”。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弱或倒退的时代。因为，经济增长可以满足人民的经济利益需求，提升现代国家政府能力，推动民主精神的形成与民主制度的生长，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它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最坚实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的政治秩序犹如空中楼阁。

(一)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期望

在人们所有的社会预期当中，经济利益的满足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它是人类存续与发展的基础。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动因。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不仅是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源，而且事实上阻碍了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所必须的资本积累”。如果把社会分配比喻为“分配蛋糕”，那么经济增长则是努力“做大蛋糕”的过程，显然“把蛋糕做大”是“分配蛋糕”的前提。没有“蛋糕”的分配犹如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永远无法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这就不可避免会引发公众对资源配置的不满，并进一步转化为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因此，要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离不开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发挥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社会期望的功能。一方面，伴随人们期望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增长则可以不断提高满足期望的能力，减少了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不满。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会把人们的注意力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移，使人们集中精力关注经济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政治制度的缺陷以及对政府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预防极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国民收入低、社会资源短缺、不满情绪积淀等，是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经济发展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普及并提高了教育水平，使得低层阶级眼光变得较远，政治观点更加复杂，更接近渐进主义。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国家愈富，地位低下的阶层就愈不易成为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因为贫穷者最关心的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直接利益，这些利益不是靠反对现存政治体系而获取，而只有通过现存政治体系才能予以保证。所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社会财富变得极大丰富，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社会期望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路径。

(二)经济增长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与根本保障

政府能力是一个包括政治统治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二维结构体系多重能力要素相结合所组成的系统。在众多的能力要素当中，增加社会资源能力显然是所有能力要素当中最核心的能力，经济增长能力毋庸置疑又是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当中最重要的体现。经济发展既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能力强弱的集中体现，是政府能力其他要素提升的根本保障。一方面，现代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以巩固政治统治。S.N.艾森斯塔曾经指出，传统的专制国家往往通过对经济领域的调控来实施政治控制，国家应该“鼓励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经济与投资潜力的增长进行调节，以使国家从国家的富足和生产力的增加之中收益”。事实上，现代国家不但没有抛弃这种控制手段，甚至有强化的趋向，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政绩，往往是评估政府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是政府能力的根本保障。无论是政府自身的存续，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是履行其职能都需要以一定的财力资源作为必要前提。财力资源是国家的神经，一个高度有效的政府应能从社会中动员、掌握必要的财力资源，因为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源泉。一个国家如果试图想维持任何政治统治，就必须依赖一定物质基础，而对这种物质基础的垄断就成为国家能力强弱的主要表现。恩格斯形象地说：“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没有足够的财力资源作后盾，政府连基本运作都谈不上，遑论职能的履行与自身的强大。然而，汲取资源的前提是社会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供汲取。总之，正如汉密尔顿所言：“货币被恰当地看做国家的重大要素，是维持国家的生命和行动，并使它能够执行其最主要职能的东西。因此，在社会资源容许的范围内，有足够的权力获得经常而充分的货币供应，被认为是每种政体所不可缺少的要素。由于这方面的缺乏，以下两种弊端

必然会产生一种：不是人民必然遭到不断掠夺，作为代替供应公众需要的比较适当的办法，就是政府必然陷入致命的萎缩状态，并且在短时间内灭亡。”显而易见，政府能力强弱与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

(三)经济增长是现代国家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府合法性是指现行的政治秩序被公众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被承认的状况。政府合法性取决于它所建立的制度规则或执政的正当性是否能被公众接受或者认可。合法化能力不足或出现合法性危机，政府的任何政策失败都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甚至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使它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最深刻根源。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府的麻烦事就来了。人们感到没有太多的必要去交税和遵守法律。不遵守法律不再被看作是肮脏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乱。”在传统国家，民主选举、政府绩效、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都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谈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时，政治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经济增长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认为较快的经济增长，充分的公民就业，安全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有助于政府提高其合法性。事实上，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之一，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经济增长几乎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20世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经济发展的政绩当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国家的领袖们都许诺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提高公民的社会生活水平。而令人不满意的经济表现也在造成70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阿尔蒙德在谈到合法性问题时曾指出：“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里，统治合法性的标准也包含着人们对政府作为的某些长期的期望。如果一旦作物歉收，敌人人侵，洪水成灾，那么皇帝就可能失去像帝制中国那种‘受命于天’的权力；酋长就可能失去他的权威；封建领主就可能失去农奴对他的忠顺”。由此看来，一个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的国家，商品短缺，社会落后，要想获得公众对政治体系永久地认同与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总之，作为现代国家实施公共政策能力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经济增长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强的话，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不会弱。而合法性基础愈坚实，社会控制能力也就越强，政治稳定的实现就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四)经济增长有利于民主理念的培养与民主制度的生成

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的最终价值追求，为了达成此目标，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实践，他们最终发现并选择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政体。究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理念建构的制度设计，为实现和维持政治的动态稳定与平衡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一方面，民主理念与制度有助于及时处理和妥善解决业已发生的各种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和事件，是实现政治稳定标本兼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民主理念与制度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滋生，为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的长久稳定提供了可能。总之，民主政治是一套实现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所以，有人说“民主立国是政治稳定的大前提”。戴维-赫尔德也曾经指出：“民主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和协调相互竞争的既有问题的一种价值。”民主政治所内含的信任、妥协、宽容、法治等政治理念，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这些理念是民主政治较之其他政治制度的进步，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它为实现政治稳定提供了价值基石，也为架起民主通往政治稳定的桥梁提供了理念支撑。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在使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培育了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促进了社会政治主体之间的融合与妥协，催化了市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中产阶级走向成熟，而这些特性都与政治稳定的要求相一致。利普塞特在谈到经济增长对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影响时指出：“财富的增长改变了阶级结构的形状，从以大量下层阶级为基础的伸长的金字塔形，变成中产阶级增多的菱形，从而也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使温和的民主政党获胜而使极端主义团体受挫，这样就缓和了冲突”，“作为抵消力量而起作用的那些居间组织，似乎也同样与国民财富有关”，因为“境况愈富裕、教育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参加自愿性组织，喜欢组织这种团体似乎是在一定国家内收入水平及有闲空机会的作用”。总之，经济增长使人们不再为生存和基本生活担忧，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自由结社进入公共领域，讨论公共问题，促进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宽容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促进社会资本的壮大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建立，这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渠道，为公民怨愤发泄提供了更多缓冲平台，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架起了桥梁，从而起到预防与缓解政治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

二、作为政治稳定“陷阱”的经济增长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增长确实会促进政治稳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实现，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则有可能严重地破坏政治稳定。尤其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政治参与、不平等和政治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有可能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正所谓“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有时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甚至是一个连续性的破坏过程，因为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经济增长会产生一种使社会产生紊乱和错位的力量，很容易形成不稳定效应。20世纪50年代，印度曾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极其低下，然而，印度社会却很少发生政治动乱，保持了高度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印度的10倍，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但政治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而言，却可望不可及。经验研究也表明，许多国家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进程，社会冲突会经历一个呈“驼峰形”规律的变化过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往往伴随着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加，然后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冲突开始减缓，这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类似于驼峰的形状。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治需求扩大往往导致政治系统功能不足

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政治系统功能出现不足，无法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常常是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直接根源。关于此，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经济落后国家由于贫穷，人们往往对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利益。但是，伴随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传播媒介为大众所利用，都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

望，如果他们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众参与到政治中去。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不断扩大的城市化，造成了部分人的明显失落感；不断增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渠道堵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众的不满情绪。而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却在不断地让这些失落感与不满情绪蔓延、扩展与亢奋，迫使人们向政府提出政治利益表达的诉求。然而，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也缺乏高度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对公众提出的政治诉求，难以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在政治体系内部得到减缓与聚合。因此，“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人们的要求和欲望也相应增加了。正在那时，传统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权威，人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使得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而且他们对控制也越来越感到不耐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缺乏对幸福的引导和实现能力，对现实不满的力量就不能在合理的规范下释放，就会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滞留、积蓄，酝酿成反叛的激情”。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治体系，无论是功能性还是适应性方面的改善都往往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就使得政治体系很难满足社会公众迅速增长的政治需求，而一旦“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经济增长也孕育了新社会群体的形成，那些经济地位迅速提高的社会群体即新富阶层，必然要寻求与新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如果政治体系不能有效满足和整合他们的政治诉求，必将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从而引起政治的不稳定。因此，如果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加快政治体制变革，经济增长就会与社会政治制度脱节，两者不能形成协调互动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不但无益于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可能加剧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因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从而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构成日趋严重的挑战与威胁。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下，人民存在着一种政治沉寂状态，而社会稳定是这种政治冷淡态度的副产品。但是，随着印度经济发展而走向现代化，公众产生了新的社会要求，从而打破了沉寂状态，社会活跃了，也不稳定了。

(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政治腐败——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出现

政治腐败会加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政治腐败还会损害政府形象，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导致公众丧失对政府认同的支持，降低政府威信，浪费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政治体系赖于运行的基础，即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分解社会的有机整合，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严重的腐败现象往往酝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就必然会侵蚀政府的权威。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轻者会断送改革大业，重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就会连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类国家，只要搞腐败，必然要垮台。反不了腐败，也必然垮台，腐败是合法性的侵蚀者，腐败是政府的掘墓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因为“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运行机制不健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和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全方位介入，这就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和交易提供了机会，为政治腐败的盛行提供了温床。一方面，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试图用权力换取金钱、美色、地位等各种利益，导致权力的资本化；另一方面，资本也向政治权力靠拢，寻求权力的庇护，用金钱购买权力，出现资本的权力化。正所谓经济利益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联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经济增长还很容易导致政府自身行为的私利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甚至私下结合。这些现象显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规则受到破坏，法律执行效率降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保证，分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专注，带来的消极后果非常明显：一是政府功能的畸变，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二是政府功能的失效与社会生活的失序，意味着政府“调节器”与“平衡杆”作用的丧失，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衡。对此，孙立平指出：“现代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了味，即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利联盟”，“凡是涉及到政府过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且在其中成为利益主体的，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必然会打折扣”。由此看来，经济增长的过程要完全避免腐败几乎不可能，这就为社会政治不稳定设下了“陷阱”。

(三)经济增长过程往往伴随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扩大

如果伴随经济的增长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多数人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它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属于少数人或被少数人垄断，而大多数人却在承受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或者当政府对这种不平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政府在直接制造这种不平等的时候，那么这种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就会变得令人们难以接受，就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在贫富差距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与穷人无关。然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然而，古今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之间的关系是呈曲线型的，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分配制度和调节机制的不健全，收入不均的情况会加剧。而经济上不断加剧的这种不平等往往会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从而引发对政治体系的不满。如果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不能对这种不满起到减压作用，缺少协调机制，那么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便会通过罢工、叛乱或政治游行来宣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虽然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会创造出无论是结果还是程序上都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往往被少数人垄断，而由此产生的弊害却会由多数人去分担，相对的穷人数量实际上在增加。由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因素，加上财富分配方式固有的内在缺陷，不平等几乎是现代化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挛生物”。在不突破传统分配结构的体制中，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公平或更公正的分配。即使在物质财富平等方面能

取得一定进展，但它却无法消除地位的不平等。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不平等往往是把强势群体获益的成本建立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基础之上，把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本转嫁给农村地区，把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因此不平等就造成了群体之间的嫉妒与敌意。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的：“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它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这种差距的确是正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很突出的政治特征。它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障碍的话)。”如果政府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无疑说明了政府配置社会资源能力的不足，而政府能力自身也显然会因这种能力的不足而被不断削弱，甚至不受社会公众欢迎。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无论采取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些社会成员居于不满状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富和权力无法绝对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

(四)经济增长的拐点往往引发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

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社会动乱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和落后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突然出现的那个拐点”。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也确实并非发生在法国经济最困难、最糟糕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们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它恰恰发生在法国经济经历了路易十六统治最繁荣时期，甚至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与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的地方，恰恰也是当时社会发展进步最明显也最繁荣的地方。由此看来，社会动乱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最经常的情况是，社会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导致人民生活条件较之以前出现下降或困难时期。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济增长对一个以政绩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政党与政府更重要。“不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为政绩困局的东西”。经济增长并不能永久性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尤其当经济经历长期快速增长之后，如果突然出现拐点，就极易引起公众期望与现实差距的“堕距”心理，从而引起公众不满，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及执政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理论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国经济发展过程都具有波动性，不可能永远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而且经济危机发生是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下滑或停滞的情况。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显著标志。然而，“无数的事实证明，如果不及时地治理通货膨胀，任其兴风作浪，势必人心浮动，引发骚乱”，“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毁灭社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恶性膨胀为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通货膨胀在1954年达到100％左右，由此产生了一个军人政府以及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于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被推翻，以及1976年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倒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以后，军人集团就在这两个国家掌了权。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波动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冲突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甚至直接引发了战争与革命。西方舆论甚至惊呼，通货膨胀是社会炸药，在当前的工业化世界，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常是伴随着战争或者:

三、通往政治稳定之路的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表现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经济增长才会带来更好的政治稳定，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来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是政治动荡。没有经济增长的分配，必然产生激烈冲突。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条件下分配不公，则将会引致更大的冲突。如果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对富人有利或者富人享受的利益远远大于穷人，那么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穷人必将对政府施压，激起强烈反抗。因为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必然影响到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在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穷人几乎没能控制任何政治资源，大量的政治资源被控制在富裕阶层手里，利益表达渠道被富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要么选择保持沉默，要么选择非制度化、非常规化手段来进行利益表达与宣泄，从而引起政治冲突。没有任何政府能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因此，要使经济增长成为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基因，其必由之路必然是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尽量避免它的负效应。为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类型，变“不公平的经济增长”为“公平的经济增长”，尽可能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并且平等受益。需要增强政治系统功能，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尤其是政治利益表达功能，让公众的政治诉求能够在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内得到宣泄与表达，避免采取非制度化的表达引发社会不稳定。需要完善社会分配体制，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增加的社会资源能够惠及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人。需要防止政治腐败，避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合，牺牲公众的利益作为代价。需要提升政府的合法性，防止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引发公众对政府的质疑，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等。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而不是“陷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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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毅峰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篇3：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

摘要：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之外的规律。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到建立稳定的统治，一般经历下列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呈逐级上升趋势。第一阶段是贡单阶段，其表现特征是征收贡物。第二阶段是门牌阶段，是在恢复和沿袭清朝旧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征收传统田赋漕粮为特征的农村政治。第三阶段是田凭阶段，在天国后期一些地区，在李秀成等的主持下，一些太平军贵族会向田主颁发田凭确定他们的土地产权。但即使到这一最高阶段，太平天国仍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任何变革。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主政太平军贵族的政治倾向、乡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政治军事环境是否稳定。

关键词：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基本规律；贡单；门牌；田凭

一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

对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研究，传统的方法习惯以《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太平军农村建设实绩的标准。其实，作为制度文本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距离。①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在其10余年的农村政治实践中，其实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之外的规律。

史实表明，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到建立稳定统治，一般经历下列三个阶段，且三阶段呈逐级上升趋势。第一阶段是贡单阶段，其表现特征是征收贡物。第二阶段是门牌阶段，是在恢复和沿袭清朝旧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征收传统田赋漕粮为特征的农村政治。第三阶段是田凭阶段，在天国后期一些地区，在李秀成等人的主持下，一些太平军贵族会向田主颁发田凭确定他们的土地产权。但即使到这一最高阶段，太平天国仍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任何变革。

太平天国对农村建立政治统治，不外上述三种逐级上升的统治方式。这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可作为衡量太平天国政治统治水平的尺度。

贡单阶段

贡单阶段的前提是“打先锋”，或者说贡单阶段的实现是通过“打先锋”的威慑力实现的。“打先锋”在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各种文献史料中频繁出现。最详细者当属清朝情报机构编纂的《贼情汇纂》：

贼之虏劫任意姿取，非专意于粮，然究以粮为大宗……贼目每夸言曰，军行先数百里，即遣人前往遍帖告示，令富者贡献资粮，穷者效力……此示一出，胆怯者无不络绎于道，以献于贼，城市镇聚，所至皆然，非专行于乡村也。然贼中章程亦难改矣。其初陷武昌时亦如此出示，设馆收贡，仅行一日，见所获无几，遂逐户搜刮。此时尽专虏城市，仍不扰乡民。逮陷安庆、江宁，再犯江西、湖北，于城市并不出示取贡，但肆虏劫于乡村，则仍出示督民进献。每至一处，打馆数日，必尽其欲壑而去……乡民方领得贡单，高揭门首，可为护符，熟知不数日，二起三起收贡之贼又至，乡民以贡单拒支，贼目辄勃然变色曰：“尔以贡单吓我耶，彼东王府差来，我北王翼王差来在者，尔不交贡，必斩尔人焚尔屋”。乡民股悚，又复进献。甚至一月之中，收贡之贼五六至。乡民疲于奔命，所贡之物亦渐次减，如初贡也。富贵之家，必千斤数百金，谷米数百担，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以次递减，最后之贼至，即斗米之鸡亦可塞责。惟贼踞之地既久，其另股虏劫又不知几次，且已设立乡官而下科派之令已。乡民始以进贡得贡单谓可以安居，故甘输纳，而不知责贡之无已，减如初贡也。既知贡单无益，则不甘进献，而不知贼打先锋搜刮终无遗也。② 270-271

后期天国“打先锋”行为仍然十分普遍，如记载无锡太平天国史事的《平贼记略》：

贼以四鼓出扰，民皆在梦中，哨马冲途，逢屋必烧，见人便杀，民见焚杀，群相奔避，或邻境警报接踵，复各携老幼而行…或为被掳，先索金银，后以藤绳穿发辫，或贯其颈，一串数十人不等，夜眠亦如是。或脱逃一人，必究其众，甚或杀之，凡携物倾箱倒柜，辄用刀劈，初取绸缎细软，布则弃之，其不取者毁之，迨后无所不取，使所掳之人挑之。妇女被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或契之行，或缚于马背，或使壮男背负而走，有乘路旁投河死者，有哀号不已怒而杀者，近则归城，远踞乡镇。③ 330-331

《平贼记略》生动反映了“打先锋”的某些不文明的外在形式。而反映太平天国前期活动的《贼情汇纂》，因为是情报机构对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因而更多揭示了“打先锋”和贡单阶段政治行为的某些规律性特征。

首先，“打先锋”和贡单方式，是由军兴时期的征贡行为沿袭而来的。起初并不用于乡村。史料显示，“打先锋”在太平军开始进入长江沿岸时，即“初陷武昌”时，“此时尽专虏城市，仍不扰乡民”。直到定都后随着西征的展开，随着战略重心从流动作战寻找根据地，转移到以天京为中心展开王朝战争，太平军才“于城市并不出示取贡，但肆虏劫于乡村，则仍出示督民进献”。这说明城市成为太平军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后，他们开始渴望在农村建立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便是伴随这种战略重心转变而自然实现的过渡性政策。④

其次，“打先锋”以纳贡为最终目的。太平军通过“打先锋”形成的威慑力要求乡民纳贡，向他们许诺给予安全保证，乡民之所以“甘输纳”，也为求得“可以安居”。但太平军如此施政全出于习惯使然，并非成熟政治。因此才有“贼中章程亦难改”之论。因为“责贡无已”，乡民纳贡所得贡单，并无实际法律约束力。但乡民惮于太平军打先锋的潜在威胁，仍然不得不纳贡如初。

再次，《贼情汇纂》显示，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军，虽然“责贡无已”，仍然有所克制，尚知爱惜民力。所谓“最后之贼至，即斗米只鸡亦可塞责”，以及所缴纳贡物也渐次“减如初贡”，均说明此时的太平军尚不过分横征暴敛。在这种体制下，富贵之家虽受“虏劫”惨重，但“富者贡献贡银，贫者输力”，并不说明太平军具有任何所谓阶级观念。太平军只是出于征贡的实际需要，才让富人负担更多的。

最后，史料称“惟贼踞之地既久，其另股虏劫又不知几次，且已设立乡官而下科派之令”，表明太平军如果需要在某地建立较稳定统治，有可能通过设立乡官，以“科派之令”的方式建立较稳定的统治。这便存在着向更良性的统治方式转化的可能。

总之，《贼情汇纂》所分析的，以“打先锋”为武力后盾、以纳贡为重要内容的的政治统治方式，具有简单、粗暴、非制度化的特点。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个别太平军人员违反军纪的个别行为，而是太平天国一种制度化的非制度化行为。制度化是因为这种政治作为和行为习惯，植根于太平天国以广西客家人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受到客家人族群心态和拜上帝教绝对善恶对立的世界观的综合影响。因而这种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太平军的施政取向。非制度化则是指征贡方式本身缺乏量化，其武力后盾“打先锋”更是野蛮和血腥。

这种以“打先锋”为武力后盾的纳贡统治方式，贯穿太平天国始终，是太平军接触农村社会时最先采用的方式。这是阶级分析论者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但又是无法否认的。因为这样的史料俯拾皆是：

（咸丰）四年甲寅春正月，贼窜潜城，伪春分副侍卫李丙传、伪小雪正侍卫周汶凤纵贼四乡拷索，弗从者屠灭之，民大恐，相继纳贿。夏四月……贼勒我潜贡黄金二百两。（六年）五月，贼伪国宗杨恒青阅潜城，勒乡官供应数千金……七年丁巳（三月）十四日，贼伪殿右一百零八指挥何知凉率贼二千图窜霍山，由水吼岭进驻衙前一日，经上清窜霍河口寺，闻团练至，焚掳返。勒伪乡官供应数千金。⑤ 37-38（安徽潜山）

（咸丰四年）九月，檄文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乡官，不从。十一月贼遣伪将黄文金踞石钟山……（六年）二月……贼恨湖人私劳官军，大肆掳掠，旋揭伪示，招民纳款。自是征粮责贡，几无虚日。（江西湖口） ⑥ 247

（咸丰十年）十月，贼下乡大掠，杀戮奸淫……如是者十余日。伪主将陆顺德出示安民，令各献金银，名曰“进贡”。下令立乡官。⑦ 143（浙江绍兴）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贼蜂拥至吴江，放火杀掳，……五月初九日，黎明，人声鼎沸，来贼船十余，至塔婆庵上岸插旗。…十五日，早，拾得贼伪示，要献贡纳降。……二十八日，东坊失守。有叶姓者进贡降贼，祈免焚掠。⑧ 311-312（江苏吴江）

破城以后，搜括已尽，居然出榜安民，令人进贡，领旗，编花户，给门牌，而伪以好言抚慰。⑨ 435-436（江苏常熟）

巨逆范汝增、黄呈忠分布余党，各乡镇设卡，严禁剃发，舟楫往来，概行纳税。催乡民进贡，已进贡者其村许竖旗号。⑩ 363（浙江宁波）

以上各地史料反映的至少是太平军初到某地时的情况，但又几乎是必经阶段。太平军有可能从这个不文明的施政水平向更文明的阶段过渡，但这取决于太平军贵族的施政倾向，以及他是否能够对这一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在后期天国，经常会出现本已过渡到更高更文明的统治阶段，但因为军事任务紧迫，或主将更替，而重新退回到野蛮阶段的情况。这进一步证明太平军打先锋和征收贡物的行为，是他们习惯性根深蒂固的行为。

门牌阶段

如果一个太平军将领试图为天国和自己在某地建立稳定统治，他便不可能仅仅使用打先锋和贡单方式的统治，而有可能上升到所谓“门牌”阶段。这种相对更文明更有制度保障的阶段，有助于社会秩序的迅速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恢复，从而更有利于太平军贵族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门牌阶段的重要特征是恢复和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如田赋、漕粮等。需要最先完成的工作是编制门牌。这是实现文明政治的第一步，说明太平军贵族们开始希望自己在占领区拥有支持自己物质需要的稳定社会资源。史料关于太平军此类施政的记载很多：

（咸丰四年）夏四月，潜民各户悬伪太平天国门牌。⑤ 37 （安徽潜山）

（咸丰三年）七月间，（太平军）仍下湖口，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官，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给散门牌，以安百姓。[11]137 （江西湖口）

门牌政策在清朝情报机构中得到这样的分析：

贼中初无门牌之设，癸丑六月，托言有官兵混入江宁城，举国若狂，韦贼始倡议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尺许白纸，先书伪官姓名，次列给役之散贼，后列伪年月，盖韦贼伪印，印旁编号…每贼馆各一张。若门牌无名，或未领门牌者，均指为妖杀之。② 237

以上为杨秀清时期门牌制度大略。门牌政策看来起初在天京试行，后推广到全境。门牌的编写形式透露出太平军建立合法性政治的愿望。在门牌上，太平军地方将领被先书，代表太平天国政权，而地方民众作为给役列于其下，代表着他们在太平天国社会中的受统治地位。太平天国贡役制的社会结构仍然被折射到门牌上。悬挂门牌确实不能保证乡民不被打先锋，但这毕竟孕育着文明政治的种子。一方面乡民为此在心理上增加了一份安全感，这毕竟比贡单要更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门牌也赋予太平军贵族一份责任感，因为如果他有良心履行他在颁发门牌时的承诺的话，他就必须给这些百姓以相应的安全保护，而这也为文明政治提供了可能。

在杨秀清时期，因为太平军在安徽、江西实施的农村政治，更多停留在贡单阶段，因此门牌政策仅仅是为良性文明政治提供了前提。而直到1860年太平军经略苏南、浙江后，门牌政策才更多地服务于与传统税收如田赋漕粮等相关的行政工作。传统的赋税制度虽然仍然需要改良，但是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政策的沿袭，标志着比征贡更文明的统治方式正在被太平军所尝试。以下关于后期天国在常熟和吴江施政的史料，可说明户籍制度与传统地方行政配合使用的情况：

（庚申）十月二十二日，见军师旅帅及卒长司马麾下烟户门册。称子民某，开祖父母暨兄弟姊妹妻女子妇几口，俱注年岁，向例所无，又簿填田产若干，以备收租征赋。……（十一月二日）……伪帅听书吏王某言，拟每亩办粮三斗二升，贴费钱二百十四，各乡官经理，余如门牌、船凭，亦须一二千文，统归各帅，生财之门颇多。[12]50-51

（庚申）七月初三日，贼以进贡四人为伪乡官，造户口册……八月初一日，伪职设局给门牌，借此索钱也……二十九日，设立伪乡官……十月初一日，吴江贼酋典与伪监军括取门牌钱，每户或三百或五百或一千不等。又请富户十四家为伪董事，收各铺户抽厘钱，日数十千。……十一月初三日，贼征粮米，各乡村报田数，每亩纳米一斗无升，钱五百…初九日，追完门牌银米，每户一牌完米一石五斗，银八百文，加耗二百文……（辛酉）五月初二日，贼征上下忙银……⑧ 314-317

以上史料说明门牌或户籍制度，可以作为如田赋等常规经济政策，甚至诸多捐税的基础。即便有的史料并未直接说明太平军确实编制门牌，但只要他们实行了传统的经济政策，便可以确认为门牌阶段。即便太平天国未根本改良所沿袭的清朝农业政策，但因为比自身习惯的纳贡方式文明，仍需肯定之。

田凭阶段

田凭是太平天国当局发给土地所有者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发现的田凭实物只有五件。如忠王李秀成发给花户陈金荣的田凭，准他“每年遵照天朝定制，完纳米银不得违误”。田凭还说明给予他田凭的目的是“如有争讼霸占一切情事，准该花户禀请究治”。[13]139李秀成对田凭政策的重视可在“勋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宏建钧谕”引用的忠王瑞谕中得以体现：

本藩胞与为怀，时以恤民为念。因思田凭上忙、海塘各款，均关紧要，本难推诿迟误。但查本年虽丰，蚕桑久旺，若令一律呈缴，势难兼顾，且近年米价昂贵，民力未抒，殊堪悯恻。若不量为变通，甚非加惠黎元之道。今酌议仍责成各佐将，先办田凭，次征上忙，再追海塘经费。次第举行，以抒民力，并勒限完纳蒂欠。[14] 1

李秀成在苏州主张“先办田凭”，是太平天国新政权对土地关系的重新确认，其政治意义远远重于法律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对政治忠诚者的肯定，也是对政治隔阂或异己者的强制。太平天国后期田凭政策的艰难实施，是在李秀成亲自主持下进行的。颁发给花户黄祠墓的田凭和花户陈金荣的田凭两件文物由忠王直接颁发，[15]12，14水师主将冀天义程某发给吴江花户潘叙奎的“荡凭”，也标明“所有各邑，业经我忠王操劳瑞心，颁发田凭，尽美尽善”，[15]15说明田凭政策是在李秀成的亲自督导下进行的。在保留了原有业佃关系的前提下，太平天国当局实际上处于仲裁者的角色：一方面强调“向来地丁、漕粮、田捐、税契无一不由业户自行完纳。每遇水旱借种、借资，业户、佃户情同一室，彼此相顾”的业佃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保持“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治罪”的公正态度，[14]2-3对太平天国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意义重大。

但李秀成主持颁发田凭的政策，仍然是对原有土地关系的确认，在维护原有田主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保护他们的收租权利。因此这项政策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丝毫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只有1862年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承认了着佃交粮条件下佃农的土地所有权，真正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涵义。“（正月）二十七日，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⑧ 320 但钟氏并非太平军贵族，因此他的施政不具备代表性。

纵览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实践史，根据以上规律观照后，可以描绘出这样的政治地图：在天国前期（1853年-1858年）建立较稳定统治的安徽北部和江西，安徽北部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基本处在从贡单阶段向门牌阶段过度的过程中，且征贡特征明显处于强势；④ 而江西基本处于贡单阶段。[16] 在天国后期（1860-1864）建立了较稳定统治的苏福省和浙江省，苏福省的苏州地区由于基本贯彻了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思想，因而实现了门牌阶段的农村政治，甚至部分实现到田凭阶段；[17]而浙江省的农村政治水平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部分贯彻李秀成建设思想的嘉兴郡基本实现了门牌阶段的农村政治，而宁波、绍兴处于从贡单阶段向门牌阶段过度的过程中，且征贡政治的特征明显，浙江其他太平天国占领区则基本上处于贡单阶段。[18]

二影响农村政治基本规律的变量

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在具体表现上，不仅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地域反差，而且因为并不完全遵循以上由低到高阶段的上升趋势，而不断出现阶段的倒退。在太平天国时代，从政治统治的较高级阶段倒退到较低级阶段，是十分正常的事。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的实现，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变量的影响：

太平军主政贵族的政治倾向

太平军主政贵族的政治倾向是影响农村政治面貌的主导性变量。主政太平军贵族的政治倾向无非以下两种：或习惯于征贡方式，或主动改变这种不良政治习惯，而采用较良性的政治统治方式。由于征贡行为是太平军贵族固有的政治习惯，所以这种习惯的思维定势经常妨碍良性政治的有效贯彻。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地图基本为贡单阶段的农村政治所淹没，原因正在于此。而后期苏福省和浙江省，特别是苏州地区农村政治水平较前期安徽北部和江西省的巨大进步，则全有赖于主持后期苏福省事务的忠王李秀成，其施政理念突破了旧有征贡习惯的束缚，实现了地方建设思想上的质变飞跃。[19] 而各地太平军主政贵族，是否接受李秀成的新思维，或者接受程度如何，也就是克服旧习惯的力度怎样，便成为决定后期农村政治水平的主导性变量。因此主将的变更就很容易导致农村政治面貌的变化。如果某地的统治权由儒家化倾向的贵族转移到征贡贵族的手中时，如在苏福省的无锡县和浙江省象山县，便会经历统治阶段的倒退。

无锡首任主将黄和锦为忠王李秀成亲自任命，执行忠王安民政策尤力。他为人谦和，礼请原清朝下级军官张乃修为自己看病，[20]390还“出示招募锡金老书吏，设伪钱粮局于东门亭子桥唐宅”，意在向他们请教地方行政办法。黄和锦当局的政策是“分业田收租完粮，令民自行投柜，随给伪串。城乡业田者俱得收租糊口，或顽佃抗租，诉贼押追”，基本执行的是李秀成在苏福省倡导的地主收租、佃农交租的政策。但在第三任主将、广西老兄弟潮王黄子隆武力驱逐“尚称循良之贼”的第二任主将李恺运后，形势急转直下。在黄子隆“所欲不遂，即出掳掠”的恐怖政策下，“居民迁避乡镇，市肆渐散”，③ 276-282农村政治迅速由良性的门牌阶段倒退到贡单阶段。这种变化表明太平天国执政者对某地政治的走势无疑具有主导作用。

象山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也因主将变更而出现政治统治方式的变化，同时这种变更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趋势。象山迎来的第一任太平军主将是湖南人张得胜。他“治军严整”，“御下甚严，无故不许一人出城”。在他执政时期，“兵士无一人一骑下乡喧扰，间者私出，不过三四里外，至申正必归营，从无野宿一夜者”。张得胜的优异表现使他治下的象山，即便无暇推行传统地方行政，也仍然堪称优良政治，因而得到地方人士的积极响应。“城绅数辈出城，劝各处乡官殷实绅士充当乡官，而诸君亦思以身保民，再图后效，于是凡充乡官者，多端人正士”。太平军与地方社会和谐共处，“四乡居民不遭兵火之劫，自冬租春，耕凿如故也”。但象山的太平气象不过维持一月光景。1861年农历十二月张得胜被调离，象山迎来了它第二位太平军执政者余姚人潘世忠。潘氏本为地方不良分子，所依仗者均为“病丐羸偷，志在温饱而已”的乌合之众，对民间之索取“甚至破衣碎缶亦夺取无遗”。但潘世忠的统治甚至还没有维持一月，象山就迎来了它的第三任执政者参天豫顾廷菁。顾是象山本地人，却无半点造福乡里之心，对象山“妄想为久计，将占全邑之产为己业”，[21] 209-217将张得胜通过公平施政获得的民心彻底丧尽。从张得胜到潘世忠，再到顾廷菁，太平天国在象山的施政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虽然三任执政者在象山总共统治仅仅半年，确实很难实施传统的农业政策，但即便是征贡方式，如果在施政中能够体现公正原则，如张得胜的有限公平政治，太平军仍然可以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而片面追求地方本土化，其实变相放任的后果，则必然导致更加严重的行政腐败。这也进一步证明太平军主政贵族的施政倾向是决定太平天国农村政治水平的主导性变量。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太平天国贡役制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乡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乡官制度是太平天国当局在农村实现政治统治的主要工具，乡官的地方行政经验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步入良性轨道的前提。因此乡官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就成为太平军地方行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当然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颠覆太平天国社会基本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相反，它必须首先满足太平军贵族的政治需要和物欲满足。因为太平天国贡役制的社会结构才是唯一神圣不可亵渎的，除此之外的任何政治行为，无论其性质是因循还是创新，太平军贵族都可以放任。天国后期农村政治水平的提高，乡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实现良性政治，太平军贵族也注意选拔本地人担任乡官。如绍兴佐将周文嘉“觅库房潘兰”为山阴监军，在告示中美之名曰“保举”。[22] 782嘉兴冯家桥原县役章义群，也因其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为“贼甚信任之”。1862年秋章出任嘉兴郡七县总制，“出告示于各邑乡镇，为易田赋之弊”，向太平军进言，“今当与民更始，厘已旧章，著师旅帅按户稽查，倘有一户隐匿者，则十户同坐”，[23] 155协助太平军清查田亩，征收赋税。嘉善的太平军贵族对地方名流顾午花“敬之如上宾”，向他请教地方行政的办法。顾氏建议“进贡事小，办粮事大，加善风俗，取租还赋，即请长毛三日内发二十区告示，着乡民赶紧砻米还租，然后业户取租办赋”。结果“长毛甚乐从，即请午花进城安民”。[24] 272-273

但是乡官的努力只是良性政治的必要条件，是否能够实现良性政治，则全凭主将的意志。如海宁乡官俞湖，主动向太平军“献征册”换取政治身份的确认。因为他所献田册恰为咸丰十年冬的漕花户册，所以顿解太平天国当局的燃眉之急。结果太平军凭册“按户收粮，米倍其数”，导致“吾邑（海宁）被贼诛求，惨毒如此其遍也，零星小户，无幸免者”。而当时正值饥荒，俞湖献册带来的打击面便更大。[25] 651-652俞湖个案说明，熟悉地方行政的地方人士操纵的农村政治，并不一定能过渡到良性农村政治阶段。如果缺乏监督，在有强烈征贡倾向的太平军贵族的默许下，仍然有可能维持贡单方式的水平。这也从侧面证明，乡官的作用与太平军贵族的施政倾向相比，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变量。

政治军事环境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受地域政治军事环境影响也很大。比较而言，前期太平天国总的施政环境并不十分安定，无论是皖北还是江西，都不如后期的苏福省理想。苏福省在李秀成东征后，清朝官方势力基本肃清，以团练、枪船为主的地方恶势力，或受抚，或剿灭，整体政治环境安定。军事上，在1863年常熟骆国忠叛变前，太平天国一直对东面清朝控制的上海保持着压力。可以说从1860年6月到1863年1月，苏福省拥有两年多的和平建设条件。这是苏福省农村政治成果在太平天国时代最卓越的重要原因。而浙江除了嘉兴，其它郡的情况都不理想。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自然不利于良性政治的培育，却容易滋生简单粗暴的征贡政治。

如浙江金华郡，本为李世贤经营的根据地。李世贤受兄长李秀成影响，有意推行良性的农村政治。但是由于他驻节金华的时间并不长，或应付衢州左宗棠湘军的骚扰，或奉调参加李秀成组织的雨花台会战，或出征台州、温州，因而对地方建设关注有限。现存东阳县的一些太平军公文底单，可暴露金华农村政治的一些情况。东阳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军民关系的不谐调。军事首长对乡民的随意征调，引起民夫家庭的恐慌。南门旅帅汪熙坎请示军事贵族契天福放回被他征走的挑夫三名。[26]274另一位旅帅陆君威则向军事首长堪天福控诉太平军新兵蒋某等扰乱市场秩序。[26]276乡官的腐败也是问题之一。地保王熙缉等就曾因“借端诈扰，毁抢祭器”，引起全族公愤。乡民向太平军贵族提出控诉。[26]288-289李世贤在1862年农历七月给东阳将领的信札中，坦率承认，是太平军自身施政的缺陷，造成了地方社会秩序失控的恶果。他认为“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27]33-34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自然不利于良性政治的实现。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之外的规律。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直到建立稳定统治，一般经历下列三个阶段，且三个阶段呈逐级上升趋势：贡单阶段、门牌阶段和田凭阶段。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的实现，取决于三方面变量的影响：主政太平军贵族的政治倾向、乡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政治军事环境是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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