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2022-04-20

摘要:百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不断演进,解放前,研究人员主要按照西方现代体育原理整理发掘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领导,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进行了项目化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受到空前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相继经历了项目整理创新、开发利用及现代化讨论以及意义结构的解释演进阶段。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篇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结果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分为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社会组织的制度传承、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这些传承模式不是平行、独立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交叉、共同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多方面模式的传承作用下完成的,而在这几方面中教育始终贯穿全部,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帮助。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文化传承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29日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路程。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才能谈得上复兴,所以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1.文化传承

近几年文化传承已经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以“文化传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相关检索,从2000年到2012年发表的文章有1614篇,近3年1484篇,占13年以来的92%,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2010年343篇、2011年495篇、2012年646篇,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等方面。

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制约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迟成勇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有所损益而不断延续,世世代代相传,同时也是文化自身的自我扬弃或辩证否定过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辅相成。麻艳香研究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的文化传递方式: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其中纵向传递是指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传承。钟志勇认为文化传承可以看作是文化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文化传播过程,例如民间艺术文化的世代传递、民族文化的族际传递、语言文字的历代传递等,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时间性、延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代传到另一代的过程,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传”主要是时间上的纵向(一代传一代)传递,“承”主要是承受、接受,在传承过程中受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制约而有所变化。

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问题已经受到国家重视而成为研究的热门,而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有很多,主要归纳为如下。

肖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形式、技术技能的繁简、所处区域及场所分为家族血缘性传承、收徒拜师性传承、宗教信仰性传承、地域民俗性传承。李荣芝提出“四位一体的模式”,所谓“四位一体”指的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不是仅通过某一类媒介而进行的传与受活动,而是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传承,是一个包括学校、社会和家庭、民族传统体育协会组织、以全国及地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在内的灵活的传承系统。李刚等认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采用“以政府扶持规范为依托,以院校、社团教研为主流,以家族传承为辅助”的“三元传承模式”,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可以构成稳固的三角关系。刘俊伟从体育强国必须有强大的民族体育品牌来支撑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为学校教育传承、竞技传承、产业传承、媒体传承、民间传承。冯强对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性进行分析后,把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分为家族血缘传承、魔巴传承、集体传承、竞技传承。普丽春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提出了弘扬传统教育、引入学校教育、构建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

2.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分析

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其优点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地域模式有所不同,而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较多;李荣芝、李刚、普丽春3位专家提到符模式应该有主次之分和相辅相成,相对较全面;传承模式中的学校、社会、家族、协会、政府等都是以人为研究主体,较容易理解和执行。不足之处:传承模式虽然较多,但都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学校、家庭、社会、赛事、教育等社会集体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同时也难以全面概括;传承模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传者和受众2方面,而对于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方面的传承研究较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缺乏“民族体育”的特色,使人们认为这种传承也叮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都可相通。

总之,目前国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不够全面,缺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其研究应该包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同时也应该考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特色,才能全面、准确概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1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

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是指传者把相关的信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传给受众。其中的语言、文字、图像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媒介,是传者和受者的中介,是传承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我国传统武术在古代主要是师承,上一代的师父传给下一代的徒弟,传承媒介主要是语言(有些古代武术可能有少量的文字或图像)。语言在古代社会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传承媒介,它的运用范围大于其他的媒介,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传者和受者可以随时根据听者的反应,调整说话的语气、内容、节奏等,体现出语言传承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伸缩性,我国儒家一贯把“言”看得很慎重,把“言”的训练看成是文化修养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的武术传承中媒介已经呈现多样化了,有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网络等等,而且传承的辈分不一定是由上向下传承,可以是同辈问的传承也可以是下辈向上辈的传承,但语言这一媒介在传承中还是占主导地位。

3.2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另一传承模式来自日常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这是一种非语言、文字式的传承。这种模式传承主要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中,上一辈人通过行为举止、耳濡目染地无声地熏陶下一代,使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习惯。例如,在我国很多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节日: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苗族的“爬坡节”“龙船节”“赶秋节”“闹鱼节”、白族和纳西族的“火把节”、侗族的“赶哥会”“花炮节”、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等,这些农事与节气、色彩的忌讳、交往的礼节、择偶等,是通过上一代人的行为影响、感染下一代人,因袭继而代代相传。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2方面:一方面是传者的主动传授和受众被动吸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受众的主动学习过程。在这2个过程中受众主动学习尤为重要,这主要是来自受众者的主观好奇心,从而产生2个后果,一是向传者发出询问和请教,另一个是模仿。在封建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模仿比较普遍,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些有威信父母、长辈、崇拜的偶像、支配社会的风俗等,在现代社会这种习惯虽然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还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更多的是传承上一辈人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事方式等。

3.3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

器物程式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文化特点,这是非语言、文字的群体共享传承。我国古代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后花园”,他们交换一块手帕、一封情书、一个玉佩、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等定情的程式,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就属于他们间的共享信息,这些信息对别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对于他们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虽然与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和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可以看作传承要素中的媒介,但它的形式是约定成俗的,传承时都是有比较确定的意义,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把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行为举止等通过身体活动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式结构,使得这种程式具有完整性。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一旦形成,其结构和功能是比较稳定的,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有小的变动,但不会伤其本义。在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每一项目都有其独有的程式,例如竞赛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其比赛规则,比赛时必须按规则进行,而对于表演类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其要求,形成了每一项目都有其自身规律和独有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体现了各个动作间的协调和有机组合,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从具体单个动作经过组合构成,形成比较固定的动作组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特点是动作的准确、协调、连贯、舒展、敏捷而富有节奏,形成身体活动在结构上体现这种动作组合的共享信息。又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舞龙和舞狮项目,龙和狮子都是一种动物没有实际意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具有呼风唤雨、消灾除魔能力的神通,而狮子被赋予吉祥的化身,代表美好的象征,故每逢节日,都会有舞龙和舞狮表演。舞龙时以人排成长队模仿龙的动态进行,这种表演形式比较固定,有一定的表演规律,舞狮表演以模仿狮子为主,按一定程式进行,主要是用于求平安,因而在中华民族百姓心中舞龙和舞狮是代表求平安,舞动的不再是“龙”和“狮”,而是希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现象是人们经过长期传承和发展创造的一种器物程式共性传承,同时也是民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几乎都是对未来美好的联想,或者是对天、地、人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憧憬。所谓“器物”不一定指“物品”,也可以是“动物”或“人”,例如武术中的各种拳法是通过器物“人”以一定的固定程式(动作)表演出来的,这种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在民族传统体育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特色。

3.4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的艺术传承

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所谓艺术传承是指这种传承方式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用艺术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进行文化传承。1)音乐的艺术传承。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将图画、雕刻语言与音乐作了效果上的分析和区别,他认为:图画和雕刻展览使艺术家和观众们仍保留在起初的孤立状态,音乐和它的盛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大家都致力于解决同一任务,使作品能够表现得更好,这是大家共同享受的一个东西,大家都饮同样的甘露,都同时被同样的感情所控制,它团结了成百人的共同行动。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原始,因而产生的音乐比较简单、纯朴、粗犷,有时只有人的简单叫声,也正是这简单音乐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原始、纯朴、粗犷的特性。例如瑶族的打铜鼓,自宋代以后一直流传至今是瑶族人民重大节日(达努节、盘古王节、瑶年)开展的活动,打铜鼓是边打边舞,动作粗犷、节奏固定,表演各种动作,滑稽诙谐,相互之间进行比赛,对最佳的鼓手要敬酒祝贺,并赠送礼品,促进民族团结。2)舞蹈的艺术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舞蹈类的民族传统体育不在少数,而且开展舞蹈活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反映人民的劳动生活、休闲娱乐、理想情操、生活爱情等。舞蹈是表现人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是翱翔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种艺术的启示,目的是以较高水平来表达人的情绪意象和譬喻,并要求传达给别人。当我们对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作为2种典型的身体文化,无论是在演练的“身韵表达”,还是在观念的“审美价值”方面都体现出高度一致性,并且它们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发展成了一门系统的、庞大的艺术体系。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服饰、器具传承作用。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可以显示人的职业、社会等级、民族地域、信仰观念等,在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制作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饰,也创造了服饰这门艺术。4)器具的艺术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所用的器具更是各种各样、各有特色,有些是简单的物体,例如抱石头、举沙袋、手顶棍、顶扁担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动物,例如斗马、赛骆驼、赛牦牛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经人加工制作而成,例如舞狮、舞龙、龙舟等。

3.5社会组织的制度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行为,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由实际行动的各单一人按照一定的目标规范合作而成,组织内各成员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进行互动,在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不是随意的,而是受一定礼仪和规定的制度制约。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根据血缘和地缘可分为家族制度传承和地域制度传承。

家族制度传承是根据血统的远近来进行传承,其特点是:直系亲属最亲,旁系亲属次之;有辈分之分,下辈要尊重上辈,上辈有责任对下辈进行督导。在封建社会家族制度内部等级更加森严,要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男女有别,在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妇必从夫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许多项目都通过家族制度进行传承,其中以武术较多。

地域制度传承是指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的传承,其特点是:1)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其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服装、语言非常相似;2)依据住地的远近、辈分的长幼而建立了一类特殊称谓,习惯也用族内爷爷、奶奶、伯伯、婶婶来称呼左邻右舍的人们;3)按当地风俗在节日举行各种活动。这类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有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火把节(白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侗族的斗牛、哈萨克族的姑娘追等。现代生活的地域制度传承可以看作比较广泛的地域或国家。

3.6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赋予超人的力量,认为大自然的各种现象都有着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万物有灵气的观念,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同大自然斗争,又要依赖大自然,人们开始了精神层面的信仰和崇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例如:苗族的“招龙”活动、汉族的舞龙、舞狮都是从精神层面表现了人们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抢花炮是较受民族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抢到花炮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天赐之福”,一人得福全队分享,全村安康,还被看作是村中的豪杰,受到男女老少的崇敬,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的驱动下,参与者非常积极,场面非常壮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作用不可低估,随着精神层面情感意念的介入,在其传承过程中会不断地被创造,现实混淆历史,有时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究读,不能作为信史引用,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赋予劳动人民的想象、智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由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化使各民族具有一种内聚力,形成荣誉与共、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处在最高位置,因而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是代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象征的传承,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和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承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例如:端午的“赛龙舟”怀念爱国诗人屈原,傣族的“泼水”代表一种相互祝福,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是传达爱情的盛会,撒拉族的“羊皮筏渡河”比赛显示了撒拉族人与大自然搏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参与朝鲜族的“跳板”活动女孩出嫁后就不会难产,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高空“走绳运动”纪念乌布力的为民除害,东乡族的“耍火把”活动预示来年的五谷丰登等,多不胜数。精神层面的传承过程是人们的心理传承过程,主要体现在沉积于人的文化心理活动中更为深刻的传承,反映在我国社会是以精神召来团结、调动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从维护社会安定层面认为这种传承是必需的,传承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精神、民族使命,代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

4.结论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先祖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达1000多项,如何进行传承足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因此,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是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前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研究应该包括文化传承的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同时也应该考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特色,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分为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是一代人把要传承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承给下一代。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中,上一辈人通过行为举止、耳濡目染无声地熏陶下一代,使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习惯;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是把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行为举止等通过身体活动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式结构,这种程式具有完整性;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的艺术传承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用艺术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进行的文化传承;社会组织的制度传承是通过人的社会组织按照组织内的一定目标规定而传承的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是沉积于人的文化心理活动中更为深刻的传承,是代表整个民族精神、民族使命,代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这些传承模式不是平行、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交叉,共同作用的。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采用的传承模式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通过多方面模式的传承作用完成的,而在这几方面的传承中教育是较为重要的一直贯穿传承的始终。

作者:苏雄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篇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演进

摘要:百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不断演进,解放前,研究人员主要按照西方现代体育原理整理发掘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了对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领导,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进行了项目化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受到空前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相继经历了项目整理创新、开发利用及现代化讨论以及意义结构的解释演进阶段。百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本上以现代体育的基本原理为取向的研究其成就是不可置疑的,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因此,阐释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意义结构”的新的研究取向将开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时代。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取向;演进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重新引起学术界人士的关注,最早大概要追溯到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从此日本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寻求日本强盛的原因时,相当一部分人把日本的强大归结为日本大力提倡的“柔道”,于是,学界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方策过程中,认识到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实用价值时,就开始了对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进行整理研究,从保国强种的角度提出了继承和发展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要求。

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演进

1.1 解放前:整理发掘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价值”这一时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运用西方传人的一些现代体育原理去发掘、阐释我国固有体育形式的“体育价值”,按照西方现代体育的组织方式规范、整理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其目的是为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争取到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中的地位。这一基本特征直到新中国成立,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1.1.1 具体体现

1.1.1.1 对武术的整理挖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关公”和西方的“秦琼”打在了一起,形成了80年纠缠盘绕的未解难题。正是在争辩中,武术人开始以科学方法研究武术、用近代西方体育的思想来审视武术,作为改良后的“新武术”受到近代体育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改进,在教法上出现了革新。首先,用近代的体育运动原理对传统武术分门别类说明锻炼价值和作用。其次,改变了传统武术教学方法,对传统武术动作进行了整理和规范,由单人教练变为团体教练,并编写教材。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一批体育人士将传统健身术和武术进行一些改造,为其向体育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冲突,终于进射出了思想火花,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口号。1901年安福系军阀马良(1876~1945)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他就根据西式体操创编了“拳脚科”和“率角科”,并将其教授给学生,当时被陕西巡抚赵次珊命名为“马式体操”。上世纪初,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武术即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机构和社团,这些机构都是主要将其宗旨定位在对武术的研究、改造和推广上,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霍元甲等人在上海开办的“精武体操学校”(陈公哲、姚蟾伯等在此基础上于1910年发展成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在继承传统武术的基础上,挖掘整理武术、传播武术,对武术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武术逐渐纳入学校课堂,并于1915年被教育部采纳,“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从而使武术被列为学校体育课程合法化。而马良在1911~1914年在山东发起所创编的“中华新武术”也被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正式体操课程。“中华新武术”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了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解配以口令,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比较适合团体教学与操练。上世纪30年代“土洋体育之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的的科学化改造,成为体育界各级人士的共识,主张从师资、教材和教法三方面促进国术的科学化。1932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的一些决议就体现了按照现代体育的标准改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努力,如组建国术专科学校、组织力量研究武术、调查并整理改良民间旧有体育活动、在各级运动会中增加国术内容等。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界借助现代体育对武术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要求。其主要标志就是1926年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和在全国建立国术馆系统。例如,它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活动宗旨和目标任务;它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它有自己的活动内容体系,包括搏击、摔角、劈剑、刺枪、其他拳术或器械5个大类;它有自己的裁判规则与方法,比如运动员比赛按体重分成5个级别,即: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轻中量级、轻量级;它有自己的名次录取办法和淘汰措施等等。所以武术的推广从此也能按照现代西方体育的模式召开自己的运动会了。

1.1.1.2 对其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 1915年左右,自然主义体育传人中国,人们对体育的认识突破了“体育即体操”的误区,拓展了人们选择体育手段和方法的视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提倡和发掘不仅仅局限于武术,开始转向养生保健方法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一些有志之士开始用现代体育来观照传统体育并热衷于推广和改造这类民族传统体育,蒋维乔(1893~1958)对静坐的整理和提倡、王怀琪(1892~1963)对传统养生术的整理和推广等都是这样的例证。191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蒋维乔写出《因是子静坐法》一书,首先在北京大学提倡“静坐法”,而后风行全国。王怀琪对传统养生术的整理和推广也是其中的代表,他悉心研究《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中国传统养生术,以现代西方体育观点加以整理,与体操相揉合,编成了多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健身操。他先后发表《订正八段锦》、《易筋经二十四图说》、《分段八段锦》、《八段锦舞》等十余种书籍,很受社会欢迎,曾不断再版。

此外,其它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按照现代体育的方式进行了整理,例如踢毽子有了专门的《踢毽术》(潘蛰虹著);放风筝也有了专门的《风筝法》(陈泽凤著,南京中正书局出版)等。也有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按照现代体育的模式召开了比赛。例如1923年长沙就曾举办过类似的“风筝运动会”。从其竞赛规程中,我们完全看到了它那浓厚的近代体育比赛色彩。它对比赛的宗旨、参赛的资格要求、竞赛分组、比赛类别、评分标准和分数等均以现代体育竞赛的方式给予了详细规定。

1.1.2 主要特征

1.1.2.1 现代体育原理是整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基础 这一阶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现代体育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去重新认识和评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价值,其中,对武术认识的变化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清末民初,提倡武术者大多将其视为一种“武士兵卒所练习”的实用技术,重在自卫强敌。而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更多的人从强健体魄的角度认识到武术的独特价值,武术不再局限于一种实用技艺,而是强调其体育意义,是“最良好之运动方法”,并主张纳入到学校体育中。

1.1.2.2 项目化改造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研究取向 正是因为现代体育基本原理是认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自然,运用西方现代体育原理来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项目化的整理和改造是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取向。如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在剔除传统养生术中神秘怪异成分之后,力图以现代体育原理和医学原理去说明其方法。在《因是子静坐法》中“原理篇”的“全身之重心”、“静坐与生理的关系”、“静坐与心理的关系”等节中都应用了现代体育和现代医学理论来阐释静坐原理。而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为了更好地对武术进行项目化的改造,其本人于1935年就曾专门到欧洲考察洋体育,以促进国术的科学化地进行项目改造。

1.2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项目整理创新

1.2.1 具体体现

1.2.1.1 对武术的挖掘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十分贫弱落后的体育事业立即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普及工农大众体育的活动中,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资助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中央政府还于1953年9月在天津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后来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期间,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提出要发掘整理发扬光大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张,以及1956年春刘少奇作出的“国家体委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价值,采取各种方法传授推广”等重要指示,对新中国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后,把武术列为推广项目,并设置了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负责对武术等民族形式体育的挖掘、整理、继承和推广工作。国家体委和一些省、市体委设立了专门武术工作机构,配备了干部。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国家体委在运动司下设武术科,之后又将之升为武术处,负责国家对武术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武术的普及推广、组织竞赛等工作的开展;并指导各地群众组织的武术活动。这是在中国武术协会、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成立之前唯一负责武术工作的部门。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从组织上保证了武术运动的开展。之后,多个省、直辖市也相应成立了武术协会或研究会。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对武术进行研究和推广的同时,体育部门也积极开展对武术的探索。徐英超指出,应该对“打拳、摔跤、刀枪棍棒等”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新体育很好的一部分”。冯文彬在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对于国术、打拳、劈刀、刺枪、骑马、舞蹈等,必须提倡和发扬,对于旧的不适当的,必须经过改造,加以批判选择,做到是科学的,有益于人民健康及生产国防的。”为了便于推广武术,1956~1958年,政府组织有关专家编写整理了《简化太极拳》、《青年拳》、《长拳》及刀、剑、棍、枪等22项拳术和器械套路,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不同流派的武术著作,如《太极拳》、《青年拳》、《绵拳》、《华拳》等。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武术推广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开始对武术发展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整顿。1955年,当时任体委副主任的蔡树藩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武术工作根据主观力量和客观情况,目前只能进行一些整理和研究。提出一些与体育有关的对健康有益的又能推行的项目”。这次整顿的后果是一方面加强了对民间武术活动予以限制,“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原有的武术活动,社会上的一些拳社和武术联谊会等组织则要求“必须停止发展”。民间习武,虽未完全禁绝,但大多转入“地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民族、民俗活动被列为封建糟粕而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这次对武术的整顿完全进入体育化发展轨道,武术开展也主要局限在一些由国家整理的“套路”,如简化太极拳和适应学校教学的一些长拳类。为此,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从西方体育运动简单化、规范化的角度出发,先后组织体育界、武术界的专家研究武术竞赛管理办法,并于195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武术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历程。1957年,武术被列为国家竞赛项目,开始每年举行全国武术竞赛和表演,同时,国家体委召集有关人士在1958年制定出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进一步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提高。1959年出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将武术项目进行了分类,此规则引导着武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比赛的竞技性,注重动作外形可比性,易于长拳类拳械项目的发展。

1.2.1.2 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级体委和民委,设立机构,加强对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领导,开展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地组织专门队伍对民族民间体育进行广泛调查,在各地体育史志中,都列有“民族体育”部类。在各省市体育志基础上,汇编了《中华民族体育志》,收录的民族体育达977项。人民体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武术丛书“中华武术文库”,其。中包括马明达教授点校的《纪效新书》、沈寿先生点校考释的《太极拳谱》等,这些成果又形成了新的武术论著,在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另外,还建立了民族体育学术团体,就民族体育的学术问题开展研讨、交流。随后在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也举行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表演,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1.2.2 特征分析:项目化整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现代体育的原理,进行了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项目”整理或创新。建国以后,一系列建立在西方体育运动标准下的武术改革,一方面满足了大众体育锻炼的需求,挖掘整理出的许多运动项目成为至今为止公园广场体育锻炼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使得学校武术的发展开始进入内容统一化、教学程式化发展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一点是,一系列的改革极大加快了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即建立了在西方体育运动模式下的武术竞赛体制。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武术运动开始步入统一标准下的奥林匹克运动竞赛模式,这一模式直接对后来武术的竞技体育化、奥林匹克运动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从20世纪的50年代末期开始,竞技武术就历史地走进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

1.3 改革开放以来:项目整理创新——开发利用及现代化讨论——意义结构的解释

1.3.1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整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空前重视。为了接续被中断或歪曲的文化传统,抢救面临消亡的文化遗产,1981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民委联合制定了“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抓紧进行挖掘、整理、提高和发展,政府推动了编写地方志和武术挖整工作。国家体委组建了“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武术研究院”,具体负责指导这两项工作。同时,还恢复了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民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自1985年至1990年短短的5年之中,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挖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9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中收集到55个少数民族的676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还有301个汉民族的民间体育项目,共计977条目,丰富和完善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与整理。此外,这个时期也有上百篇的相关论文发表(如包括武术的理论和教学的研究已超过千篇)以及有关的著作多部: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搜集和整理的著作,如1982年编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的体育部分条目,涉及到部分民族传统体育;1985年编写的民族体育集锦;1989年胡小明主编的《民族体育集锦》;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理论研究的著作,如罗廷华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1999年胡小明主编的《体育人类学》中的民族体育部分;1999年曾于久等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等等。经过挖掘整理,我国民族体育之花盛开在华夏大地,引起世界的瞩目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超越出民族地域文化的界限,被各个民族所认同、所参与,如抢花炮、射弩、赛马、刁羊、摔跤、秋千等民族传统体育,已被列为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又有完善的竞技规则、较为科学规范的体育活动。

1.3.2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利用与现代化的讨论

这一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除了继续沿袭“去粗取精”的项目整理、创新外,还呈现出另外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更多的研究关注开发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体育的产业化是当今体育界探讨的主题,这个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但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二是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背景下,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讨论也是这时期关注的热点。如对武术的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基于现代体育的标准与价值取向来探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另一种认为武术的现代化绝不是形式上采用西方竞技体育竞赛方式就是现代化了,武术现代化首先是其理念的现代化。

1.3.3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取向:意义结构的解释 正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中,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被提了出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奥林匹克化”?按照现代体育模式改造民族传统体育是否就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出路?这些问题的提出,使部分研究者改变了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审视角度,他们不再按照现代体育的文化取向去审视传统体育文化,而转向研究传统体育的文化意义与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以胡小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安于停留在事实的调查、整理,在参考、吸收国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摆脱“实证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以某个文化主体的视角去解读该文化体系的“意义结构”,进而揭示这个文化体系在其“生存环境”中的意义与价值,力图避免落入用现代体育标准的认知模式去解释传统体育文化的思维定势,通过“意义结构”的解读,探寻传统体育演进的规律。受以上学者的启发,涂传飞的《农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一书,就是持这类研究取向取得的一个成果。该研究以江西南昌县涂村舞龙活动为个案,全面考察了涂村舞龙的历史变迁,试图站在村民的立场,以村民的视角去理解舞龙活动在乡村生活中的意义,体察舞龙活动在乡村生活语境变迁中发生的渐变,整理舞龙活动在涂村变迁的过程和轨迹,揭示舞龙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和机制,从而解释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通过体察与解读,作者提出,涂村舞龙是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表现形式,其组织系统、活动流程、活动内容、符号意义,都显现出“舞龙活动”为涂村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再生机制,是乡村社会建构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它主要体现在:巩固族群认同、营造共同心理、实施传统教育、区别文化身份、强化社会秩序等方面;这种从总体上去把握、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乡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功能,显然同“项目整理”相比,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一个进步。

2、对今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思考:“意义结构”的阐释

有学者指出,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领域中有不少研究总是试图以“理(论)”服人,脱离细致的个案研究而空洞地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宏大”的理论概括。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要取得实质性发展,必须依靠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近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虽然个案研究所占比例不多,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也预示着个案研究将是未来深化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突破口;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项个案时,我们是否仅仅止于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母体中剥离出来“孤立地”进行解释,使其成为“单纯”的体育项目,以此为研究取向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技术和项目特点,就像我们对抢花炮活动的研究,仅仅止于抢花炮是怎么个抢法的,怎么定胜负的等技术性的问题?固然,以现代体育原理的取向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有助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但是,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存在范式来说,民族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体育活动项目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总体呈现体系”而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深层的意义结构和价值体系等这些更深层的东西。这就说明今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取向不应只是项目化整理,而应该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结构的多元性阐释,评估这些阐释,而后从较好的阐释之中得出解释性的结论,从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意义结构的阐释才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深刻的阐释,这也就是一切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终极目标。

鉴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而且具有复杂文明进程的国家,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义结构的阐释时,要包容不同的社会力量,体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互动关系、民间地方模式(小传统)与官方模式(大传统)的交错、兼顾小社区的个案与大社会(国家)体系的互动关系。例如,有人在对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研究中,为了能在此个案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理论思考,该研究将此村落的舞龙活动的变迁置于宋明以后该村落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变迁等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与分析,据此,从理论上归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变迁路径。虽然该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和路径的思考未必是准确的,但这种面向个案进行理论归纳的尝试可能为后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资借鉴修正的前期研究,这些连贯性的研究应有助于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

3、结语

回首百年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其成就是不可置疑的。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基本上是以现代体育的基本原理为主要价值取向,以进军奥运会、民运会或是其它形式的比赛为重点。客观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推动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与科学化改造。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延续的民族文化母体,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其生存环境中的意义与功能。而对民族传统体育“意义结构”的阐释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则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主体及其文化背景等视角阐释某一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结构和价值体系,势必将开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时代。

作者:王永忠 冉清泉 涂传飞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论文 篇3: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异化与回归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异化现象表现为:发展目标模糊,统领作用不明显;权力空心化,各项权益难以保障;内容失真,难以承载时代使命;管理松散化、评估形式化。对于异化的克服应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使命,做到文化适应;善用政府扶持机制,加快基地转型升级;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基地治理能力 ,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文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可持续发展;异化;回归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增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软实力。近年来,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动谋划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走向世界。其中,以建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为枢纽型组织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创新性举措。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相继在全国20多个省份的学校、乡镇、村寨、办事处或社区等单位建有民族传统体育基地155个,并于2013年评比出12个“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以表彰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作出的积极贡献,宣传其典型经验和做法;然而,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當前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还存在诸多异化现象,深入调查研究这些现象并探寻回归之策对弘扬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空间布局与项目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空间结构、项目结构等决定着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在传承、发展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小,政府职能部门从顶层规划建设好一批结构优化的民族传统体育基地,能够极大地发挥其在区域范围内的辐射、带动和引领功能,能够有力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全面地、健康地和可持续地发展。

项目开展是民族传统基地的主要内容,是践行基地发展使命和实现基地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达 676 项,包含球类、武术类、舞戏类、较力类、骑射类、水冰雪类及空中类、跑跳掷类、棋牌类和其他类[2]。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开展的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同时略显集中,既有较为普遍开展的蹴球、高脚竞速、龙舟、射弩、抢花炮、独竹漂、民族式摔跤、秋千、木球、陀螺、射弩、珍珠球、搏克、押加、毽球、板鞋竞速、少数民族武术、马术、 民族健身操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也有抢枢、布鲁、狩猎、跳板、石锁、翘旱船、竹马、投绣球、三人板鞋竞速、垂钓、登山、花样跳绳等非正式比赛项目。为了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我们应该淡化金牌意识和竞技至上的观念,转变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思维,从体育范畴而不是精英竞技来考虑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出路问题,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表1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分布广泛,充分考虑了满足传统体育基地布局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全国除甘肃省、香港、澳门、台湾以外都有布点,其中在贵州省、河北省、黑龙江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布点数量达到10个及以上,又以贵州省的34个为最多,各省市布点数量的多寡既与当地民委、体育工作部门的重视程度有关,更与当地民族传统体育优势与特色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2013年评比的12个“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分别来自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南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的高校、民族中学、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基地、体育俱乐部和村落,这既是对12个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以往工作的肯定,更主要的在于以“分散”的形式突显“示范基地”在全国各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异化表现

2.1 基地发展目标模糊,统领作用不明显

目标是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具有统领作用。 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基地负责人的访谈了解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存在着目标不清晰,对基地发展缺乏明确具体的定位,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就基地发展目标而言,归纳起来不外乎提高竞技水平目标、培养人才目标、活动开展目标、项目普及目标、文化传承目标等,大多数基地负责人都主旨鲜明地强调基地是为了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水平,这是基地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然而,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在于其民族性、文化性,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民族性和文化性。民族体育文化植根于民族民俗民间体育活动,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这种活动与各民族早期的狩猎、游牧、渔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反映了古代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文化决定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组织形式,只有把民族体育纳入到民族文化的整体中,我们才能通过相关民族的文化逻辑获得对传统体育活动及其文化涵义的理解,才可能获得对民族传统体育方式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也才能寻求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发展的思路与出路。

2.2 基地权力空心化,各项权益难以保障

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权力空心化简言之就是有管理机构架设,但权力运行空转的责任落空现象。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基本采用挂靠的形式組建,以挂靠在大中小学校为主,往往成为挂靠单位的附属机构,还有部分基地由于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且经费缺口过大,而不能保证全年开展活动、训练和比赛,导致运动员、教练员流失十分严重,仅在面临重大比赛和重大节庆时组建代表队比赛或表演,基地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基地权力空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地难以承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推广的时代使命,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难以留住民族传统体育优秀人才。

2.3 基地内容失真,难以承载时代使命

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内容失真即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失去其本应有的属性:文化性,各基地在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挖掘、整理和推广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全面西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过度地削减民族体育项目的民族性和传统性。追其缘由,西方竞技化模式的文明范式及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导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内容失真的根本原因。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竞技体育主流文化对非西方民族体育文化的整合力量是长期存在的,而处于边缘化的民族传统体育存在着被西方竞技模式统合的可能。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有其独立的体系,尽管不同的项目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平等的,只有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尊重各民族体育项目蕴含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习俗和禁忌,勿以猎奇的眼光或心理去探究每一项体育活动才能彰显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和价值。

要想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我们就要坚信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深厚的技术功底,其传承方式具有自身传统的文化“范式”,其教学、训练、活动、比赛有着独特的仪式、流程、规范与规则,不能采用西方的文化标准去妄加评论和指责。近年来,尽管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录制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集锦》系列片,共涉及141个项目,为了更好地保存、传承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面对西方奥林匹克现代推广体系,民族传统体育还缺失组织的社会支持,其所处的地位及其话语权利也略显边缘化。

2.4 基地管理松散化、评估形式化

调查了解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管理松散化、评估形式化的情况,松散化在实践层面表现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波动性和随意性,缺乏完整、系统和科学的制度建设,各自为政、主观决策。例如:从全国来讲,全国194个基地至今未建立统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协会,没有整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基金会;从各基地管理体制构成来看,有的组织机构没专门人员,缺乏对选材、管理、运行、激励、监管等制度设计,缺乏对管理人员行为的约束性规范。基地经费十分紧缺,每个基地每年平均费用在3万~5万元,远远不能满足训练、比赛、活动开展和日常费用,仅在像开展全国民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中,才能获得追加经费,基地经济负担比较大。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发展,疏于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不但不能促进发展,相反还会阻碍基地发展。调查得知,民族传统体育基地长时间置于政府监管之外,未能获得有效的政府政策扶持与物质支持。

3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异化的回归

3.1 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使命,做到文化适应

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力之所在,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只有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使命才不至于“名存实亡”,要想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做到文化适应[3]。Redfield率先提出“文化适应”概念,认为文化适应是指2个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发生的持续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的文化经历了从失衡到适应性改变的文化现象[4]。近代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交流中逐渐丧失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有意义与有利地位,呈现出一种文化失衡的状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如何使民族传统体育有文化?如何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增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强?即文化适应问题。

国家建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着眼点在于重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在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影响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个性。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应当切实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使命,应当摒弃体育过度功利主义和物化,保留民族传统体育的原始意义和活动形式,发挥民族传统体育在区域精神文明建设和服务社会大众生活方面的价值和作用,重拾民族传统体育“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使民族传统体育走出一条与西方体育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责任在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历时性与共时性运动的统一,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要考虑民族传统体育的特色——民族性,又要兼顾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时代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必然与这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存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虽然在文化的进化、传播、冲突和重构中其文化特征会随着时代变迁发生改变,改变的是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选择,而不变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形式,即民族传统体育的特色;因此,寻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连接点就很重要,既要保留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形式,又要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这一连接点就在于服务社会[5]。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管理者应当通过主观选择和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服务社会的土壤和环境,让民族传统体育通过服务社会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例如,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北关村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就通过集中优势力量选准当地民众喜爱的民族体育项目来改善民生、服务社会、打造精品、树立品牌、搞活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基地坚持以体育的舞台盘活村落经济,以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促进村落精神文明建设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集中开展村民喜爱的蹴球、陀螺球、民族花鼓3个项目的常规训练、表演和娱乐活动,不仅专门建设了可容纳观众1 500人、建有1 000 m2的塑胶场地的体育训练馆和500 m2露天陀螺球训练场,还曾代表山西省连续6次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多次被国务院、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民族体育先进集体”“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3.2 善用政府扶持机制,加快基地转型升级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建设、培育和发展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议:1)积极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为社会服务,主动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职能,为基地发展赢得更加宽广的空间;2)政府要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调查摸底、绩效评价与制度建设,加大财政经费投入的同时广泛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深入了解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发展现状及问题,制订未来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好基地发展方向、路径与制度保障;3)以各省民宗局、体育局为业务主管部门,从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高度加强基地硬件设施建设,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式,主动与基地挂靠单位联系对接,盘活基地挂靠单位现有资源,争取基地开展的主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纳入校本体育课程,定期组织民族传统体育基地负责人交流培训的会议及教练员培训,抓好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与开发工作。

3.3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基地治理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同样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治理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结构组合关系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治理的整体功能,决定着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议按照《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理事会、执行机构、监事会;为了提高基地运行效率,应当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规范有序的、合理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例如基地章程、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将民族传统体育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民族传统体育基地长期实践集聚的管理经验结合起来,规范基地内部各项规章制度,使基地内部治理水平上升至更高的层次,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转型发展,为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4 结束语

无论是社会的变迁、经济和文化的转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都肩负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使命和责任,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灵魂和生命力,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具备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才有其承继的理由。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出现了各种异化现象:基地发展目标模糊,统领作用不明显;基地权力空心化,各项权益难以保障;基地内容失真,难以承载时代使命;基地管理松散化、评估形式化等。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应当将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主体责任,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以“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增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强”为核心理念,实施政府政策推动与基地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轮驱动”,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EB/OL].[2016-09-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25/c_127

949618.htm.[2] 宋彩珍,万义,白晋湘.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10):117.

[3] 郑国华. 失衡与适应: 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J].思想战线,2016,42(4):33.

[4] ROBERT R,RALPH L,MELVILLE J.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9,38(1):149.

[5] 郑国华. 失衡与适应: 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J].思想战线,2016,42(4):33-38.

作者:陈宏 王华倬 黄家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