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开放教育论文

2022-04-16

摘要持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职业农民开放教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职业农民开放教育论文 篇1:

农民职业认同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行动的探究

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要义是农民的职业认同。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主要包括农民的自我职业认同和社会对农民的职业认同。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化与变迁过程的梳理,了解我国社会农民职业认同的变化过程。同时,以太仓为例,从科学认定新型职业农民、多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和积极宣传新型职业农民等四方面阐释太仓在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方面的现实行动,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太仓

作者简介:杨海华(1981-),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6YJA880028),主持人:马建富;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份中央一号文件,不难看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攻坚克难的重点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农村工作的核心要义。

劳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素,新型职业农民则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便成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从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措施,可谓力度之大,措施颇多。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力依然严重不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量与质依然无法满足当前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问题不仅仅在于“培”而在于“育”,最关键的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一、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内涵

在学者的研究中,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职业就代表着身份。因此,一方面农民是一种职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农民是一种身份,尤其是在户籍身份的限定下。农民就是具有农业户口的人。

新型职业农民简而言之就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把务农作为其终身职业的农业从业人员。尽管新型职业农民较传统农民有了较多先进的理念与技术。甚至也有可观的收人,但新型职业农民从职业意义上讲首先还是农民。由于长期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社会对于农民身份与职业的认同度较低。如果不解决农民的职业认同问题,即使运用先进的培训方法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也可能只是政府的自娱自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提升农民的职业认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要义。

职业是指人们为了获取持续性的收入而从事的连续性的专门类别的社会业务活动。与职业概念相对应的是身份或劳动角色,那么从另一个视角可以理解为职业就是劳动者稳定的从事某项有报酬的工作而获得的劳动角色或身份。例如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从事建筑工作的工人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可知,职业就是身份的象征,身份在个体人生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职业认同隐含着对“职业身份”的自我肯定。

职业认同是指从业人员在从事工作的过程中,个体与工作及社会环境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对于自身工作的感知、理解和情感态度的一种认同与肯定。简言之,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一种肯定性评价。实际上职业认同是个体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在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确认。然后全身心投人其中并且能从中获取幸福感的心理状态。这种确认主要包括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目标、职业的社会价值及社会认同的自我确认。因此,职业认同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职业的自我认同,即个体对该职业的现况、特征、社会期待、现实情境、未来希望、工作状态及过往经验等各层面的觉知,统合而成为对这一职业完整持久的理性认知。新型职业农民对职业的自我认同主要包括农业从业人员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情境、特征、工作状态、过往经验及未来发展的一种自我认知。二是职业的社会认同,也就是社会对这一职业理念、价值及发展取向的认可与肯定。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是指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所具有的价值观、运作方式符合主流价值观,并且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可。而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主要包括农民自身、家庭及社会公众、政府等多方面的认同。同时,职业认同是动态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改变,通过相关的人、事、经验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而发生改变。因此,要提升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需要通过今后一段时间持续的实践努力,更需要依靠政府、社会等多方合作来改变农民自己与社会对农民的固有认知,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二、我国农民的身份及职业变迁

农民职业变迁是指农民从单一的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逐渐分化转变为其他多元职业的过程。同时,职业是身份的象征,农民的身份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要想提升个体及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首先要梳理一下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及社会对农民身份及职业认知的变迁,并从中汲取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有益成分。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及社会的职业认同和行动做法提供借鉴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农民职业认同较高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亿万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逆转性的改变。农民真正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人罔。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农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此时农民的物质资料虽然匮乏,但是精神状态非常激昂与亢奋。与此同时,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行,标志着农村户籍成了农民身份的主要特征,农民不再是职业而是一种身份象征,并且身份特征更加明显。既控制了人口的流动,也限制了人们从业的选择自由,并以固定格式化的形式延续至今,影响了几代农民的职业发展。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成了土地与农业生产的主人,农民的物质稍有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农民职业与身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此时期的农民政治觉悟较高,国家、社会及农民自身对农民的职业与身份认同度非常高。

(二)改革开放以后(1978-2001年):出现农民工群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分配方式不仅使农民有了绝对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与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的唯一职业选择,农业生产甚至成为农民的副业。同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农民职业开始分化,从传统农民的单一职业向多种职业的转变,进城务工的农民就有了新的称谓——农民工,即擁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工人。因此,改革开放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生产力和劳动力得到了彻底解放,农民职业出现了分化,产生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从身份及户籍角度来看是农民,从职业角度来看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此时,社会和农民自身对于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认同度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由于存在严重的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农民身份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发展。

(三)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特别是2004年至2017年连续十四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中一部分农民将土地流转吸收进来,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农民自然转变成了职业农民。在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文件和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反之城市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很多地方出现了返乡就业与创业的农民工。因此,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不断推进、国家惠农强农政策强力加推,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举措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户籍农民甚至是非户籍农民愿意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和创业,农民自身及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在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户籍、身份与职业基本统一,农民职业也很少发生变化,对农业的职业认同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户籍与职业出现了分化,出现了农民工群体,但多数农民的流动只是工作地域和职业的改变。农民身份改变难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的身份与职业的进一步分化。阻碍了农民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农民逐渐转换为一种固有身份的象征,在此期间农民的职业与身份认同度最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视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逐渐提高。

三、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现实行动与“太仓做法”的实践与经验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我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民的现代化是首要因素,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环节。当前由传统农民或非农从业人员转换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法与手段已不是主要问题,核心问题是自我与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与身份认同。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单单是教育培训问题,更是社会价值观问题。

太仓是一座江南小城。素有“德企之乡”和“天下粮仓”之美誉。截至2015年,常住人口70.95万人,城镇化率66.28%,高出全国城镇化率近25%。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当前还未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谁来种地”的问题,农业从业人员数量锐减。由于太仓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太仓农村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城市,绝大部分户籍农民已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相关的职业。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农民也就是小部分中老年人,基本都属于传统农民,而且这部分农民也趋于老龄化。其次,是“怎么种地”的问题,传统农民技术低下。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业的新型农业劳动者非常稀缺,农民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太仓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针对农村劳动力下不去、留不住、后继乏人的问题,将农民职业化并留在农村是太仓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首要难题。作为苏南地区全国百强前十的太仓,经济发达,人民富裕,所以解决太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和农民自身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问题。值得赞可的是。太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职业认同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科学可行的“太仓做法”。因此,在当下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梳理探究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现实行动与“太仓做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认定新型职业农民,增强自我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增强农民职业认同。促进农民组织认同和归属感是顺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通过提升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认同,改变社会对农民的身份歧视。由传统农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农业的生产者、技术员。同时也是农业的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例如,2016年11月,太仓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太仓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太政办[2016]133号),《办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年龄、学历都作了相应的准入界定,比如对具有大专(含高职)及以上学历,男60周岁以下、女55周岁以下的太仓户籍居民,以农业为职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才可自愿申请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明确的分类,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类。通过认定的职业农民颁发统一证书式样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享受相应的教育资助、创业扶持、社会保险、评先评优、进修培育等激励政策,比如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费职业教育、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对参加涉农类继续教育的给予一次性学费补贴:为大学毕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创业支持;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全额或半额的社会保险补贴等等:所有这些激励和保障措施都极大地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积极性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力。但是对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需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审核认定。对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按年度进行复核。对已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取消认定资格:对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实行统计管理,以确保有一支稳定务实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因此,太仓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职业身份、设置准入门槛、分类农民职业、提供激励保障和实行考核淘汰等措施,尤其是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和提供社会保险补贴,大大增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职业认同和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二)多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政府是推动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主要力量,首先政府要科学定位农民职业化问题。明确表达政府自身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把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纳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职业培训总体规划。政府要与农业管理部门、农村社区教育机构、农业类中高等职业院校和职业技术资格认定机构形成合力面向全体农民。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资格认定和技能等级鉴定。培育懂技术、会管理和善经营的职业农民,提升农民的知识化、专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水平。从而提升农民的自信心和职业认同感。例如,2012年和2013年太仓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太委办[2012]61号)、《太仓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3-2015年)》(太政办[2013]27号),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遴选200名高中毕业生定向委托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进行学历教育、300名村级农业技术员进行短期脱产培训、6000名中青年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等三种形式,加快培养“生产操作型、技能服务型、产品经营型、主体创业型”四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太仓已形成了一套科学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根据培育对象的不同。太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定向委培模式。太仓首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定向委培模式主要是与农业类高职院校进行合作,进行专业性大专学历教育,培育一批农村后备干部及合作农场负责人作为职业农民的带头人。定向委培模式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企业参与,充分考虑学生意愿的四位一体的“政校企生”联动培育模式,主要采用“一个院校+若干农业基地”的教学实践模式,教学过程以农业职业技术院校为依托,选取各类合作农场为实训基地。全部采用“理论知识+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来完成学习任务。目前,太仓已累计招录委培生207人与太倉市签订了《农业专业人才定向培养及就业协议书》,进入农业类高职院校进行全日制三年学历教育。委培生的学费全由政府承担,毕业后统一调配至村或合作农场就业,并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其工资待遇参照所在村(社区)副职干部。首批98名委培生都已毕业并顺利就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中的一员,已奔赴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创造自己的人生。第二类是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模式。太仓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模式可概括为“专家引领+典型示范”培训模式。在具体的培训模式方面,主要包括“田间课堂”、“土专家上讲坛”、“送教下乡”、“师带徒”等模式;在课程设置方面,以灵活性和实用性为主,分类设计培训内容,落实确定农业生产实训基地;在培训方式方面,主要通过集中授课、跟踪指导、典型示范、观摩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使农民更加扎实的掌握培训内容。同时,太仓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既邀请省内外农业专家进行现场教学,又组织职业农民到省内外先进的农业生产基地进行考察观摩。截止目前,太仓已对5236名职业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通过一系列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举措的落实与推进,职业农民的培训效益逐渐凸显,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断被激发。职业农民的农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提质增效,从而全面提升了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可与职业自信。第三类是农技员轮训模式。基层农技员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终端,是直接面对农民、有效服务农民和促进科技兴农的一支重要队伍。太仓按照培养“全科医生”的做法来培养基层“全科农技员”,培训内容包括农机装备与农机化发展、农业种养技术、设施园艺、生态循环农业、农产品营销管理等多个方面,目的在于提高基层农技员的综合素质和农技知识,更好地指导和服务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对太仓全市基层农技人员的专业轮训,极大地拓宽了基层农技人员的视野,大大提高了农技员的专业素养,打造了一支稳定多元和科学专业的基层农技员队伍,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技术保障。总之,通过近几年职业农民培训的探索实践,太仓形成了新型职业农民委培、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和基层农技员培训等固有模式,构建了科学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考试人数累计达到1.37万人,持证比例达到44.8%,培育了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职业农民队伍。大大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和吸引力。

(三)全面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保障认同

政府要积极完善新型职业农民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让农民能完全享受工业企业职工的福利待遇,让农民的收入、医疗、养老、住房等都有保障,基本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收入及住房有保障。例如,太仓积极完善劳动用工标准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完善农业企业、合作农场等市场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劳动合同制度,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收入与其认证等级挂钩制度:完善参照工业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标准,建立由个人缴费、单位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职业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对于村或合作农场签订用工合同的委培生,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解除新型职业农民的后顾之忧。为太仓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因此,太仓的新型职业农民工作要签订合同,收入与职业等级挂钩。跟企业职工一样拥有自己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受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在待遇上有保证,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也享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大大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社会保障认同和农民职业吸引力,让农民更加安心地进行农业生产与农业创业。

(四)积极宣传新型职业农民,提升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将会对农民职业与身份认同起关键性作用。社会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同的宣传,利用新兴与传统媒体传播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积极开展各式各样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大赛。多宣扬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价值和出彩人生。例如。太仓政府和媒体充分地利用微时代新型媒体加强农民职业的宣传工作,表彰优秀典型和创业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广大民众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感,引导和激励更多广大有志之士加入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摒弃“农民没保障、种地没出息”的传统思想,在全社会形成农业致富的氛围。促使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令人向往的田园职业,既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能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以来,全国都进行了模式各异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但关键首要解决的是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及身份认同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身份与职业认同问题,才能有更多的知识青壮年、城归及有识之士,投入到广大农村的创业舞台中去,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贡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太仓“做法”与太仓发达的经济与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但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定、多元培育、全面保障与积极宣传等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希望能为其他地区开展新型农民培育提供一点启发与借鉴。

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杨海华

职业农民开放教育论文 篇2:

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实基础、瓶颈问题与优化路径

摘 要 持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江苏省结合区域实际,在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与实践,以持续强化政府政策,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一步优化培育机制,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等工作举措为抓手,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量和质量大幅提高、基本建立“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机制、农村创业创新成效显著、成功打造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苏南模式”。但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剖析江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发现当地还面临本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数不足、地区之间培育不平衡、总体培育供给能力不强、培育精准度不够、保障机制还不健全等问题,需要继续落实政策支持、加强精准培育、提高培育供给能力、强化创新创业网络支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发挥中高职院校作用、大力推广“苏南模式”,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江苏省

人才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乡村“五个振兴”的要求之一,高素质职业农民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生力军和先导力量,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人才支撑作用。在农村产业发展中,“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的主力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殷切期望。从此,“强富美高”成为江苏发展的新蓝图和新坐标。江苏省2018年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根据中央确定的乡村振兴“时间表”,从江苏实际出发,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全国前列。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同时也是农业大省,是全国的农业生产区和粮食生产省,面对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亟待提升、农民转移就业空间收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任务艰巨等现实困境,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重要人力智力支撑显得尤为重要。

江苏省在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初,农业部将江苏确定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试点省[1]。同年,江苏省政府专门出台《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苏政办发[2015]83号),明确提出每年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万人,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0%。近年来,江苏省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0万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不仅需要足够数量的新型职业农民,更需要具备较强职业化发展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目前江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依然存在培育质量不高、苏南苏北地区差异明显等现实困境,如何精准培育高质量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前江苏省关注的热点,也是难点。基于此,需要通过梳理近年来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政策、重要举措以及相关成效,结合广泛调研,深入剖析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提出新时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

一、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实基础

(一)持续强化政府政策,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1.省市各级政府出台系列支持政策發挥规划引领作用

作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试点省,江苏省先后出台《江苏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江苏省中长期农业农村人才发展规划》《江苏省“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明确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重点内容予以全面规划设计,并提出把百万现代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纳入《江苏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5年8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苏政办发[2015]83号)》(以下简称《培育意见》),明确提出自2015年起,每年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类职业农民20万人,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0%的目标。

在江苏省《培育意见》的指导下,各市也相继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如苏州、徐州等地在2015年底均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积极推进地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州市发布《苏州市新型职业农民社会保险补贴办法》,通过提供享受新型职业农民补贴,鼓励支持大专(含高职)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从事职业农民岗位;发布《苏州市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管理实施意见》,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地根据功能定位分为“培训中心”和“实训基地”,立足苏州市现代农业发展实际和不同区域农业产业特色,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淮安市政府2018年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年均递增5%以上,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3%以上。

2.积极落实财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自2016年以来,江苏省每年安排专项培育资金1亿元用于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2018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近2亿元,用于开展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现代青年农场主和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以及“定制村官”培育行动等,并支持建设50个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实训基地。南京、徐州、苏州、盐城、泰州等市每年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财政投入都在400万元~700万元。苏州昆山出台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实行个人缴纳的补给个人,企业缴纳的补给企业。

除了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进行财政支持外,各地还积极投入扶持资金用于学历型职业农民的培育。2011年起,省财政给予涉农专业“半农半读”中职学历教育学生每生每年1200元的学费补助;2010年以来,苏州、扬州等地采取“定点招生、定向培养、协议就业”方式,通过全托补贴学费方式委托农业职业院校为农村基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目前已培养大专、本科农业专业人才1000多人[2];2018年苏州进一步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免费上大学政策,按需开设涉农成人学历教育大专班和本科班,学习3年,取得毕业证书后,将一次性获得全额学费补助。

3.深入推进农民创新创业,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2015年,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全省高等院校涉农专业应届毕业生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培训方案〉的通知》,决定在全省高等院校涉农专业应届毕业生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专题培训工作;2017年出台《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资金重点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2018年,江苏已建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203家,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0万人[3]。江苏昆山市还成立了江苏省首个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开展多层次免费教育培训和创业扶持等;苏州鼓励大学生返乡务农自主创业,创业初期,政府每年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补贴期限暂定5年,建立新型职业农民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淮安市农委、财政局共同设立市级“4+1”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财政引导资金,明确优先扶持职业农民创业项目。

4.完善职业认定管理,推进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各地区积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给予教育资助、创业扶持、社会保险及相关表彰奖励等扶持。如2016年苏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此后,无锡、镇江、扬州、南通、徐州等多地纷纷发布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认定管理办法,推动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工作。

(二)进一步优化培育机制,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

1.创新教学模式和加强教学资源建设,着力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技能

近年来,江苏省各地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提高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如依托“云上智农”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省“农技耘”等农技服务云平台,加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职业培训;在教学方式上,通过采用学用结合、送教下乡等模式,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模式推广应用、农业职业技能提高为主要内容,提升职业农民的务农能力和水平;积极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基础上成立全省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统筹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培育合力。此外,积极加强职业培训教学资源开发,每年开展优质文字教材、微视频、PPT等教学资源评比活动,丰富完善培训教材和课程资源,如江苏省农委和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3所涉农高职院校,同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共同组织启动了28种农民培训系列教材编写,目前部分教材已正式出版。

2.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培训外,江苏省还积极探索开展高学历层次教育,主要通过农广校等培育机构与涉农大中专院校进行合作培养。如昆山、滨海、泰兴、兴化等县级农广校通过与扬州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农业院校合作,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开展更高层次的涉农专业学历教育,并对学员给予一定的学费减免补助;常州市武进区采取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定向委托合作培养的模式,该区选送20~30名新型职业农民入库人员参与2.5年函授大专(园艺技术专业)学历教育,学员学习结束考试合格后获得成人高等教育大专学历证书。

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式方面,充分发挥涉农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优势作用,如苏州、扬州等地通过开展“订单式”培育,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学歷教育、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苏州市农委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创办苏州新型职业农民学院,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设立农民社区学院分院,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场、生产基地设立农民社区学院教学点,打造社区学院三级网络体系[4],已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1618名;扬州大学、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委托或定向培养本地户籍优秀初高中毕业生611名,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后备力量。

3.探索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绩效考评机制,提升培育成效

2019年12月,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绩效考评专家组对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承担的2017、2018年部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进行了绩效考评。绩效评价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查阅台账资料、审核资金使用、现场咨询质询等形式进行。绩效考评意见显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机制完善、体系完备、台帐规范、管理严谨,资源建设成果丰硕,培训学员满意度高,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项目任务,已经成为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样板。

(三)主要培育成效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量和质量大幅提高

截至2017年底,江苏省内接受免费教育培训的农民总数已累计达到260万人,农民创业培训达13.5万人,全省已经有40%的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显示,江苏、山东、河南三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量位居全国前三,江苏省总人数分别占全国的12.74%和13.07%;从教育程度来看,江苏省各地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为34.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达到11.13%,排全国第三[5]。

2.“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机制基本建立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江苏省已初步建立了以农广校等专门机构为主体,涉农高职院校、农技推广机构以及多种市场资源积极参与,统筹协调、有序高效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运行机制。其中,农广校、涉农高职院校等公益性机构主要提供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市场主体和其他多方资源主要提供实践性教学服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联动作用彰显。江苏省通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业科技园区、农业企业、合作社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农民田间学校,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目前全省各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训基地(田间学校)有500余个。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市相城区御亭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已被农业部公布为全国首批10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3.农村创业创新成效显著

在各级政府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的引导下,到2018年,江苏省农村创业创新人员创办各类主体1.65万个,吸纳38万人就业,全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数量分别达到9.9万家、4.23万家和7400多家,建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203家,78家园区(基地)被列入全国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目录,总数居全国第二[6]。

4.成功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式”

以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典型代表的涉农高职院校以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从业者职业化为导向,通过与苏南农业园结对、与太仓青年职业农民开展定向培养班,通过300多个农民社区学院与田间课堂,对种养大户经营者、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负责人、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及其他职业农民进行多层次的培育,累计培育13万余人次,占苏锡常地区职业农民的45%左右。截至2019年,已有832家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示范社获得省级以上认定,培育了一批“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为经济发达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样本。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明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培养目标、体制机制、教学体系、培育路径等要素,已逐步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苏南模式”。

二、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调研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课题组成员自2019年6月至8月赴无锡、常州、苏州、南京、扬州、镇江、泰州等地进行实地问卷调研,主要赴地方农委、农广校以及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涉农高职院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进行问卷调研,同时也对部分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走访调研。问卷通过手机微信端推送问卷星二维码进行,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7份,具体分布见图1。其中,种植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274名,占57.93%;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中的骨干农业劳动力67名,占14.16%;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132名,占27.91%。

图1 各地区问卷回收情况

(一)新型职业农民特点分析

1.基本情况分析

从性别比例来看,新型职业农民性别比例依然以男性为主。回收数据中383名为男性,占比为80.97%;女性90名,占比为19.03%。从文化程度来看,以高中(含中職)为主,有176名,占比37.21%;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为127名,占比26.85%,显示出不少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农村产业发展中。

2.新型职业农民子女从事农业生产倾向性偏低

占92.81%的受访者没有子女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农民作为职业而言,其职业吸引力依然偏低。要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依然还需要时间和努力。

3.“乡愁型”新型职业农民比例较高

从调研数据来看,父辈是普通农民或者农业相关从业者的比例高达84.78%。从曾经的经历来看,一直务农的占比为13.32%,农业兼业占比为16.28%,城市打工者占比为27.06%。通过走访交流调研,与子女从事农业相比而言,成长于农村的职业农民,对农村有着一份情感,当条件合适的时候,更愿意留在农村或者返乡创业。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于中高等职业院校的占比为10.57%,虽然高学历的职业农民比例不高,但也侧面反映出到农村创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开始形成吸引力。

4.职业发展能力偏低

通过“我能找到更适合自己能力的农业相关行业或者相关岗位发展”的题项来看,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觉得不确定或者不能。通过访谈交流,职业农民往往具备某种农业生产技能,而对于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创新创业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则明显不足。另外,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认证证书总体比例不高,获取率仅为53.91%。

(二)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现状

1.新型职业农民具有较强的参培意愿

对“是否愿意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题项,回答“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的占比高达93.87%。在参加培训费用方面,主要以免费培训为主,参加免费培训的比例为89.43%,参加付费培训的仅占2.11%。

2.对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和认可度有所提高

“对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的题项,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比为78.52%,但仍有21.48%的被调查者对职业培训表示没有达到预期期望。认为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训时间安排不恰当和培训内容不太符合自己的需求,占比分别为32.41%和28.64%。此外,有19.71%的被调查者表示培训内容太浅显,11.78%的被调查者表示教学方法不适应。从培训对收入提高的帮助方面来看,86.61%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收入提高有帮助,反映出职业培训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分析

从期望的培训场地来看,主要以职业培训学校机构和农村实地为主。69.98%的被调查者表示期望到各类职业培训学校培训,而表示期望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和农业企业或者合作社培训的占比分别为45.67%和40.38%。

从期望的教学方式来看,期望的教学方式主要有通过课堂集中讲解、在生产经营中互相讨论教学和生产经营场所的现场观摩教学,占67.44%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而希望通过网络教学、电视教学的占比仅为13.95%。通过走访调研发现,主要原因是目前农民年龄偏大,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不熟练,比如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云课堂等;另一方面,视频教学内容与现实实际需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从培训知识的需求分析来看,需求最多的为种植养殖技术,占比为69.77%,另外对于农业经营管理知识、市场开拓知识、农业扶持政策与法规、网络销售知识等方面的需求也占据前列。可以看出当前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期望获得农业生产技术外,对于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市场经营管理等综合职业能力的需求也颇为急切。另外,从期望培训知识的级别来看,期望获得中(比较专业的知识技能)、高级(专业、管理和创业知识技能)培训的占比分别为57.08%和61.73%,只有20.08%的被调查者期望获得初级(一般基础技术技能)培训。

从培训时间需求来看,51.59%的被调查者表示在4~7天以内,26%的被调查者表示在3天以内。对于职业农民来说,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需要,还不适合中长期的集中培训,需要通过分散时间段开展教学和培训。

三、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瓶颈及原因

(一)本土农民培育基数不足

虽然从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数据分析,江苏省近3年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总量均位居前列,2018年生产型、经营型和技能服务型农村实用人才总量已超180万人,但对于农村产业发展而言,相比工业、第三产业,从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更需要以本土农民为主扎根发展。江苏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随着多年来的城镇化建设,大量乡土农民转移到城镇地区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本土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同时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如苏州市本土农民仅有20万人,农业生产者普遍以外来从业人员为主。

(二)地区之间培育不平衡

经过近年来的积极培育,江苏省内各市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虽都有所提高,到2017年底,全省平均职业农民培育度达到42%;但受限于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农业发展能力等现实情况,还存在一定的地区间培育差异。特别是苏南和苏北之间的地区差异,比如,地处苏南地区的无锡市2017年有16.3万农业从业人员,其中近50%接受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前实现省定2020年的发展目标;无锡市2019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达58%;南京在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达到49.89%。相比而言,位于苏北地区的盐城市,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仅为36.66%,2018年10月底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仅为45.58%;徐州在《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中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40%。由此可见,苏北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相比苏南地区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

(三)总体培育供给能力不强

一是教育与培训供给资源不足,涉农中高职院校作用发挥不够。目前承担培训任务的主体还是各地区农广校,而不少地区农广校在教学资源供给、师资能力方面还难以承担大量高素质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目前,江苏省内涉农高职院校中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仅有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泰州)、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镇江)、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苏州)3所,涉农相关的高职院校有南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徐州)、扬州职业大学(扬州)3所;以农业为主的涉农中职校也只有50所左右。总体而言,涉农中高職院校数量不多,地区相关培育机构数量也相对不足。二是师资队伍还存在高水平师资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特别是懂现代农业技术、懂农业经营管理、懂产业发展政策的高质量师资更为欠缺。在农业基层,对于长期扎根农村、从事农村技术研究推广的“土专家”“田秀才”更是缺乏,部分县(市、区)及乡镇农技推广队伍多年没有人员补充,面临断层的困境。三是教学资源供给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虽然2016年国家层面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材建设和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江苏省也在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系列教材,但截至目前尚未全部出版应用于教学,相关配套的视频教学资源等也还需要进一步建设。

(四)培育精准度不够

一是遴选学员的精准度不够,在遴选培训学员过程中,还存在重培训数量任务轻遴选质量的现象,存在培训需求端和供给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真正需要职业培训的新型农民未能参加培训。二是培训内容精准性不强,在培训内容上还存在内容单一。理论多实践少的现象,特别是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性化培训少,导致培训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最终导致培训质量不高。三是在跟踪培育方面针对性不强,农业生产有着地区性、季节性、持续性等特点,需要有持续的跟踪指导培育,然而目前的培训机制还未真正做到有效跟踪指导。

(五)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一是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和政策落实还不完善。目前国家层面在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方面尚处于探索与实践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江苏省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农民自愿的原则,各地制定认定管理办法的形式。认定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各市、县区也在出台各自的认定管理办法,在具体的激励政策方面主要集中在教育资助、创业扶持、社会保险和优秀奖励上,但总体而言,具体激励执行中落实力度不够。二是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第三方质量监督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调研中了解到部分职业农民培训获得感有限,有“学完没用”的感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培育政策宣传引导力度不够。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很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趋势、相关培训政策、创业扶持政策还不够了解,相关了解渠道也很有限。

四、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对策略

(一)持续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支持

要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认识持续加强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坚持长期任务与短期目标统一,总体把握与动态调整相统一,针对目前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育地区间差异问题,建议强化培育资源的省级统筹,在政策制定、资金支持、师资分配、设施投入等方面更多地向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地区倾斜,出台相关对接帮扶政策等。如出台苏中南地区中高职院校与苏北地区帮扶对接政策,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整省推进,共同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针对本土农民基数不足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出台如创业贷款贴息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农村大学生、农村退伍士兵、打工青年返乡下乡发展。

(二)有效开展全产业链精准培育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当前农村产业发展逐步呈现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对于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需求也势必呈现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对职业农民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建议突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兼顾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全产业链需求的高素质职业农民。继续加强对各类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政策支持,提高其自主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的积极性;定向给予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产业链延伸产业发展中的职业农民培育支持,加强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的教育与培训,加强在农产品进城“上行”的销售端,大力培育农产品电商人才,在工业品下乡“下行”的农村工业品应用端,加强培育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人才等。既要通过创新社会服务方式,给予财政政策支持,引导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发展,也要通过加强产业链上的职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培训,满足职业农民全产业链职业能力发展需要。

(三)着力推进职业农民创业支持网络建设

进一步落实《2017江苏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落实市场准入、金融服务、财政支持等各类政策,鼓励和引导各类返乡下乡人员开展创新创业;进一步引导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业生产到市场销售发展中为高素质农民提供创业发展机会;与时俱进加大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地区农村电商、农村物流创业人才培训,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出台支持政策鼓励中高职院校、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型经营主体及其他培育机构共同参与农民创业教育与培训。

(四)不断提高职业农民培育供给能力

继续完善“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特别是对部分落后地区的培训基础、实训基地(田间学校)设施建设,在资金投入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农业科技园区、农业企业、涉农院校及其他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等市场主体以独立实施、参与承担等多种方式开展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共享共用的教学资源建设,开发建设一批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加快适合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特点的教学培训教材建设,特别是中高级职业能力培养方面的教学资源建设;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既要加强师资队伍的遴选质量,也要加强师资队伍考核;组织开展职业农民培训需求专题调研,精准掌握各地职业农民职业发展需求,合理开发培训资源,开展精准培训;创新职业培训教学方式,加强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融合,依托“空中课堂”“固定课堂”“田间课堂”相结合的形式,满足各类学员理论与实践教学的需求;加大农民田间学校建设,如鼓励支持涉农中高职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与农村社区、村镇、农业生产基地共建农民田间学校,为农民提供就地学习和利用零散时间学习的条件。

(五)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建议江苏省各地区进一步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绩效考评,结合地方实际优化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考评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组织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后续财政支持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通过总结绩效考评经验,完善考评与激励机制,并进行全省推广应用。

(六)充分发挥涉农中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与培训作用

实施学历型职业教育与技能型职业培训并举政策,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鼓励实施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职业培训方面,继续鼓励支持涉农中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农民培训,特别是加强对苏北地区职业农民培育支持;在学历教育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培养方案等途径,委托农业、涉农高职院校开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等在职人员的高等职业教育,并对学历型职业农民给予一定创业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等政策,吸引职业农民参加中高等职业教育。

(七)积极推广“定向委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式”

借鉴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方开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订单班的成功经验,推动涉农中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农业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向省内其他地区推广地方“定向委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式”,进一步提高职业农民培育质量。充分发挥中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资源优势,特别是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加强对接帮扶,破解苏南苏北地区间培育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难题。

参 考 文 献

[1]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苏政发[2015]83号[EB/OL].(2015-08-20)[2020-06-02].http://www.jiangsu.gov.cn/art/2015/8/ 20/art_46144_2545363.html.

[2]江蘇省农业委员会.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整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J].农民科技培训,2016(8):12-13.

[3]江苏省人民政府网.我省各地多管齐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EB/OL].(2018-10-19)[2020-06-02].http://www.js.gov.cn/art/2018/10/29/art_60095_7854600.html.

[4]程宇.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J].职业技术教育,2017(17):1.

[5]2016,2017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1-29.

[6]吴琼.吸引“新农”“知农”,助推乡村振兴[EB/OL].(2018-11-15)[2020-06-02].http://www.farmer.com.cn/zt2018/sxsc/mtjj/201811/t20181115_1416838.html.

作者:周桂瑾 吴兆明

职业农民开放教育论文 篇3: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经验与创新

摘要:近年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政策经验。这些政策经验彰显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亮点和特色。总结和分析这些政策经验,对推进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深入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政策经验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徐朝晖(1968-),男,江西景德镇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苏南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实证研究”(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6YJA880028),主持人:马建富。

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政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在国家政策指引与支持下,近年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彰显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特色的政策经验。总结这些政策经验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建设,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简要的政策回顾基础上,重点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经验与创新做出总结和分析。

一、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沿革的简要回顾

本文所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政策:一是专题性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二是以“农业”“农村”“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实用人才”等为主题词的非专题性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確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要求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建设”,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农业部印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农文发农办科[2012]56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形成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2013年印发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科[2013]36号),在总结全国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义、类型、目标、重点、教育培训的制度安排、扶持政策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同年,农业部在《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农科教发[2013]7号)中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决定》指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教职成厅[2014]1号),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要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进一步要求:“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

在国家颁行相关政策的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的发展实际,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性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框架,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指引。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经验与创新

结合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实践的考察,本文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经验与创新做如下归结和分析。

(一)在新四化进程中,党和政府立意高远,始终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提供政策指引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截止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和农业生产的“农民荒”。2012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5位院士联名提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荒”问题,我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通过制定国家政策,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引和支持。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要求。此后,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始终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政策主题词,从“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供给品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布局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工作。例如,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作为加快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措施;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要“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强调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现代农业发展,着重指出,“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并继续强调要“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从这些中央一号文件即可看出,在我国“新四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立意高远,始终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进行顶层设计。这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首要政策经验。

(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中的创造性、积极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差异巨大,经济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尽管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国家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是,国家政策的具体落实,还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发展需要,创造性地组织实施。

各级地方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国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地方性智慧”,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了地方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如《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试点指导意见》(鄂农办[2013]55号)、《吉林省2014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案》(吉农科发[2014]2号)、《江苏省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苏政办发[2015]83号)、《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管理办法》(政府令第251号)、《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榆政办发[2014]96号)、《五河县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试行)》(五政办[2013]53号),等等。二是结合本地实际,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例如,江苏昆山对被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教育培训政策资助、创业扶持和社会保险补贴: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专业技能、社会服务三种类型和初、中、高三个等级,实行农技人员或教师团队将与新型职业农民结成对子,建立“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指导关系,指导发展产业和经营致富;青海省门源县,对于培育的新型职业农牧民由县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认定。并颁发新型职业农牧民资格证书和荣誉奖励,等等。三是在政策实施中,因地制宜创新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经过积极的实践探索、借鉴学习,目前,我国各地形成了多样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其中,典型的模式有: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现场传导型培训模式、典型示范型培训模式、项目推动型培训模式、媒体传播型培训模式等。

(三)注重以“工程实施”方式具体落实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农民教育培训中,逐步形成了一条以“工程(计划、项目)实施”方式推动农民教育培训政策有效实施的政策经验。例如,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先后实施了“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农业科技电波人户工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星火职业技能远程培训项目”“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春风行动”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成效。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实施中,我们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2012年,农业部开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在此基础上,2014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工程把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环节,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骨干农民为重点对象,构建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培育制度,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0万人。2015年,农业部又正式启动了“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团组织、教育部门统一组织开展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培育,通过培训指导、创业孵化、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方式培育青年农场主队伍。2016年,《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农办财[2016]38号)要求“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为引领,以教育培训为重点环节”,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案。以“工程(计划、项目)实施”方式,组织开展了本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四)坚持政策试验先行,“由点到面”稳步扩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规模

在我国教育改革中,一向重视政策试验先行。所谓政策试验是指:通过制定新的政策目标和发展规划,设计具体的改革工程(计划、项目)和设立一定数量的改革试验区,在改革试验区内率先进行以“工程(计划、项目)实施”的方式进行政策试验,以此探索改革路径,并把成功经验由试验区推向全面。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中,我们再次成功借鉴了这一政策经验。2012年,农业部印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农文发农办科[2012]56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形成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以期“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法和路径,总结经验,形成制度,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健康有序发展。”自此,以教育培训为关键环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范围从最初的100个县扩大到2014年的2个省、14个市、300个示范县,再扩大到2015年的4个省、21个市和487个示范县。这些试验区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与时俱进,通过政策创新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结合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党和政府始终坚持通过政策创新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政策创新,逐步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自2010年起,国家即开始实施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主要任务的“阳光工程”向以培养现代农业发展主力军的“新型职业农民”转移;2014年,我国开始全面实现“阳光工程”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转型:2015年,教育部举行的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党组会提出,“将职业农民培育纳人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这一意见在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确认。二是通过政策创新,动态调整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对象。例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重点是“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经营者”: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是“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2015年,在原有基础上,又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对“现代青年农场主”的教育培训;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把“林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专业人才”“乡村工匠”等作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新对象。同时,国家和地方一道逐步推进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资格认定工作。这种教育培训对象的动态调整。较好地实现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互融互促发展。三是通过政策创新。逐步加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力度。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财政投入和专项经费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教育培训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增加配套经费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据统计,2014年和2015年中央财政分别安排了11亿元的培训补助专项资金,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每年约有100万人受益;2016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3.9亿元,计划培训100万人,主要用于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2014-2015年,省、市、县(区)各级财政投入资金累计超过了20亿元。

正是在这些政策经验的积极作用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三个一批”(一批能创新、敢创业的“新农”;一批想务农、有经验的“老农”;一批高学历、有情怀的“知农”。)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截止2015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272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55%。

三、结论与反思

国家和地方政策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共同推动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健康发展。尽管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历史较为短暂。但通过积极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政策经验。这些政策经验彰显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特色,并由此开拓出了职业农民教育培訓的“中国道路”。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政策经验,是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政策设计和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国家从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高度,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进行了顶层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全局性、战略性思维。但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毕竟是一种新事物,如何具体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中去积累“战术经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经验的取得。依赖于国家和地方紧密的政策互动。同时,正视存在的各种政策问题,并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政策经验。

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张胜军 徐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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