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伦理学论文

[摘要]通过分析“诗学”这一术语的含义，尝试确定故事诗学的研究角度。选取两兄弟纠葛这一故事类型，运用AT分类法（国际上通用的故事情节分类法）进行划分，对不同的亚型进行比较分析。又选取《太阳瓜》这个故事进行意象分析，进一步对两兄弟纠葛故事进行伦理分析，以期达到尝试性诗学分析的效果，对故事研究进行反思。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民间故事伦理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间故事伦理学论文 篇1：

佤族民间故事中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探析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生态伦理学视角对佤族民间故事中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进行探析，思考佤族人民所创造的民间故事中，呈现的佤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及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所体现出的对生命深刻的敬畏和关怀。

关键词：佤族 民间故事 自然崇拜 生态意识

佤族的民间故事历经岁月，反映了佤族在历史长河中自身独特的风貌。佤族民间故事中的生态文化及其中蕴含着的生态意识，不仅体现于佤族人民生产生活中与自然密不可分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村寨建筑文化之中，还穿插在佤族众多禁忌和隐秘在宗教仪式活动中的信仰崇拜之中，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它们是传承至今的佤族文化宝藏，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之一。从佤族民间故事中呈现的自然崇拜反映了佤族人民对自然生态的深刻关怀，尊重自然和自然生命的价值，并给予道德观关怀，符合生态伦理学的观点。生态伦理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它以全新的视角来解释世界，把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生态共同体，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的权利和道德关怀。[1]从生态伦理学视角对佤族民间故事中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进行探析，更有助于思索在当下社会中，我们应当保持怎样的生态意识，又应当如何保留具有民族自身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从而维持各个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

一.自然神灵崇拜中的生命敬畏思想

佤族民间故事中，呈现出佤族人民对以天神、地神、动物神、植物神、人神、山神为主的自然神灵的崇拜。在各个神话故事的描述中，神灵与人一样拥有生命、灵魂，他们尊重人和世间万物的生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强大的神力保护人和动植物的生存，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蕴含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自然界各个生命的生态关怀，符合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司岗里》《潭水和山泉》《谁做天下万物之主》《青蛙大王与母牛》等篇章中，“当时的人、动物和植物，一切的一切都有着思考的脑袋，说话的舌头，它们的长相虽然是天差地别，可是却有着共同的感受与和愿望。”[2]在佤族民间故事的描述中，自然中各个生灵，天、地、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世间万物都和人一样有生命、有灵魂。正因为万物皆是有生命、有灵魂（神灵）的，也都有思考能力，有自己的长处短处，不同的事物自有自己的价值所在，那么，其生命理应被尊重，也应该都是平等的。在《司岗里》神话的描述中，动物神达能“因怕天掉下来砸死地上的万物”，“双手托举着天”;“怕地上的万物都死光了”，就“每隔一段时间摇动大地，问一问大地上是否还有生息”。也可见自然神灵珍视大自然中万物的生命，用自己强大的本领和力量保护大地万物能安然地生活在大地上，且这种对生命的珍视无分物种，人类也好、动植物也好，都是自然神灵保护的对象。爱因斯坦曾指出：“人类本身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他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3]。强调对人之外的生命保持一种悲悯情怀，尊重所有物种的生命，维持生态稳定和平衡。

在佤族民间故事中，小米雀体型小，但它是打开司岗里（石洞），放人类出来的功臣之一;蟾蜍（蛤蟆大王）和马鬃蛇（蜥蜴）在固定地形、稳定河流时立了大功;不论大小、强弱，世间万物各有其用，各司其职。各个物种自有其独到之处，自然神灵对各个物种的生命都十分珍视，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天神（里）、地神（伦）、动物神（达能）、人神（莫伟）等本领相对更大的创造神，也没有划分等級，分出尊卑上下，自然神灵之间只有所管事物的差别，但没有任何统辖关系，大家各司其职，互相平等相处，和谐共存。在佤族神话故事中反映出来的自然神灵对生命的尊重，自然神灵之间平等的地位，以及佤族“神话”世界中神灵和神灵、人和神灵、人和动植物、神灵和动植物平等友善共处的现象。是由于在佤族先民的原始观念里，“万物皆有灵”，人与世间万物在生命的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优劣好坏之分，人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万物，都是漫长的自然生态中的一环。一方面“众生平等”认可了一切生命都有尊严性，人类没有权力伤害任何一种生命，包括动物和植物。另一方面，各种生命的存在都是一种自然的形式，残害生命就意味着悖逆自然、反叛规律，因此“珍惜生命”。平等共生一直是佤族人民的生活处事态度，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愿望。

二.动植物神灵崇拜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佤族民间故事中呈现佤族人民的自然崇拜，蕴含着对生命敬畏和关怀的心理，也蕴含着生态伦理思想。佤族民间故事中的动植物神灵崇拜中，崇拜何种动植物是出于其自身环境特点而选择的，佤族人民的生命活动与这些动植物息息相关。一方面，佤族人民的生命活动与其所处环境的自然生态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自然界的持续发展是佤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另一方面，佤族人民的活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生态，佤族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整个自然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佤族民间故事中对动植物的崇拜主要以牛崇拜、稻谷崇拜、神林崇拜为主，这些动植物都与佤族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并且在佤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

牛崇拜，在《青蛙大王与母牛》《司岗里》等篇章中，都可以体现出“牛”与佤族的自身来源和历史早有渊源。佤族先民是从佤族祖先和母牛的后代。佤族祖先达惹噶木与母牛结合，母牛生下葫芦籽长大后结出了葫芦，佤族人民就是从这个葫芦中走出来的。此外，佤族语言是向牛学的，因此说话才拗嘴拗舌的;佤族文字也是写在牛皮上，只是在一次饥荒中被烧着吃了，因此佤族没有文字。可见在民间故事中，牛是佤族自身来源的重要一环，这与“牛”在佤族社会发展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关，牛在佤族生活中不可或缺。

稻谷崇拜，在《司岗里》《我们是怎样生存到现在的》《帮骡驮谷》《谷子的来历》《水酒的来历》等篇章中有所呈现。《两兄弟卖爹》中提到“守旱谷”，是过去佤族的一种陋习，即将人头砍下来挂在旱谷地边，作为祭神之用。佤族过去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得罪谷魂（神）会伤身，得罪棉魂（神）被砍头”。谷魂与棉魂在宗教活动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是因为稻谷和棉花是佤族吃穿的物质保证。因为稻谷在佤族生活生产中重要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将其反映在民间故事之中。佤族长期以稻谷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就意味着要想维持佤族人民的生存，重视稻谷种植情况就具有必然性，对稻谷的保护是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稻谷的生态关怀。稻谷生态保护与佤族自身发展是和谐统一的。

神林崇拜，集中体现在《兄妹神》中，沧源地区佤族村寨外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被人们称之为“神林”，神林内盖着庙宇，供奉着“达吉梅”神。《司岗里》也记述到，佤族从“司岗”出来后，不知道要住在什么地方，莫伟对岩佤说：“凡有大榕树的地方就是你的住处。”所以佤族把大榕树看作“神树”，村寨边的大榕树被认为能保佑平安。在民间故事中反映出来的佤族人民对“大树”的崇拜，与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很大关联，生活在群山环绕之中的佤族与森林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森林赋予他们水源之利、衣食之本，很自然地在他們心中唤起对森林和树木的崇拜，将森林视为神林，将某些树视为神树并加以崇拜。对神林的崇拜使得佤族的许多村寨规定：“不能乱闯进神林，不能动神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这种赋予高山、树木以灵性，以神灵来左右人的命运的观念，属于唯心意识。但其强调保护森林，保护动植物的规定和行为方式，不仅能有效避免或减少自然灾害，而且维持了佤族生存地区的生态平衡，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蕴含着生态伦理理念。

三.自然崇拜中生态意识的现实价值

佤族民间故事中自然崇拜中的生态意识表现为：自然神灵崇拜中的生命敬畏思想及动植物神灵崇拜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佤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其出发点多是从自身生存为目的，尽管以“神灵”的名义，以“崇拜”的方式，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非佤族人民自身对生态理念有清晰明确的认知。但自然神灵和动植物神灵作为自然中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象征者，在精神层面上仍是佤族人民重视自然的价值、尊重生命的佐证。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佤族民间故事中呈现出了一定的生态关怀，即人对自然价值的认可和对自然及自然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人并非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自然的价值、自然的存在对人类的作用是巨大的，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佤族人民的这些生态理念和他们不断追寻“人与自然的调适、和谐”的生存方式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启示，即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应该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承认自然的权利和价值，尊重自然所有的生命体，将世间万物都看作平等的。佤族人民的生存依靠自然，且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不能肆意利用。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挖掘隐藏于佤族民间故事中，与佤族原始宗教神灵体系和观念体系紧密相关的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从中挖掘出有益于当今社会生态保护的合理因素，必将对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宣裕方、王旭烽著.生态文化概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91.

[2]尚仲豪等编.佤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

[3]Wynne tyson，he Extended Circle，New York：Paragon House，1989：76.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佤族民间故事中的生态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0Y0518）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作者：何梦琳 邓家鲜

民间故事伦理学论文 篇2：

兄弟纠葛故事的诗学分析

[摘 要]通过分析“诗学”这一术语的含义，尝试确定故事诗学的研究角度。选取两兄弟纠葛这一故事类型，运用AT分类法（国际上通用的故事情节分类法）进行划分，对不同的亚型进行比较分析。又选取《太阳瓜》这个故事进行意象分析，进一步对两兄弟纠葛故事进行伦理分析，以期达到尝试性诗学分析的效果，对故事研究进行反思。

[关键词]兄弟纠葛故事;诗学分析;类型划分;伦理取向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问世给故事研究提供了便利，然而在故事的搜集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故事的研究方法却没有跟上搜集的脚步。虽然母题研究、结构主义分析、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研究方法被运用到民间故事的研究当中，学术史梳理、故事类型分析以及对故事社会功用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但故事研究仍旧缺乏系统的理论。刘守华先生自1956年开始辛勤研究故事，被民俗学界誉为“一辈子追故事的人”，他提出的“故事诗学”的概念值得我们思考。

一、从“诗学”到“故事诗学”

目前学界对“故事诗学”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一些学者对“诗学”以及“故事诗学”的理解出发，尝试确定对故事进行诗学分析的方向，并根据确立的方向选取故事类型进行诗学分析。

就“诗学”来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内容主要是文艺理论。他指出“诗人靠神赐的灵感，而不是靠技艺诵诗”1，这可以说明诗学包括文学意义上的叙述技巧以及一些诸如灵感类的感受性的内容。童庆柄指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旨趣。”2我们从他的观点中可以提炼出文化诗学一些伦理层面的倾向。

就具体的故事诗学来说，普罗普给“诗学”的定义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诗学’一词可以有两重含义。诗学被理解为用来赋予语言艺术作品以独特性质的那些手段、手法、方法的总和。但‘诗学’一词还可以有另一重含义。它可以不是指文学艺术手法的总和，而是研究这些手法的学问”。3从普罗普的观点可以看出，故事诗学既包括故事叙述技巧，也包括对这些技巧的研究。徐岱在《故事的诗学》一文中指出，“诗学中重要的并不是争夺关于故事的话语权，不是计较哪一种艺术门类能扮演故事的最佳讲述者角色;而是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给予故事以真正的尊重，通过对故事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的开发，来落实其诗学意义。只要艺术一如既往地拥有人文关怀的承诺，那么如何表现事关人类命运的故事，就是其首当其冲的任务”。4徐岱的文章反映出他对故事的人文关怀十分看重。刘守华先生在《走向故事诗学》一文中提出，“笔者倡导‘改写’民间故事，又尝试用‘故事诗学’的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都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更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1刘先生的观点实质上是让故事经历从文本走向田野、走向多学科研究之后再次回归到文本，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单向性地原路返回，而是对故事进行多年研究的深刻反思。

普罗普还认为对故事的诗学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例如对故事的分类、故事的最小情节、故事的历史流变等方面的研究，像是芬兰学派的研究内容。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对故事进行诗学研究，应对传统内容做简单化处理，而侧重对故事文学性、伦理性的分析。首先，研究故事类型以及故事流传情况的工作量极大。随着异文的不断增加，分类以及流变情况会不断发生变化，使得分类与流变研究的难度不断加大。其次，随着异文的增加，故事的分类方法与标准需要不断调整，基于这些调整需要进行新的研究，仅仅研究故事的流传情况，意义不大。

另外，刘守华先生的著作《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也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发。作者对AT461型故事几十年的追踪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史诗性的行为。他从一开始的11篇故事到最后搜集到210篇异文，期间不断推翻自己原本的结论，不断加深对“求好运”故事类型的文化研究与精神研究。对于“求好运”故事的研究，他最开始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后期不断重视对这类故事的文化研究，这其实也反映了作者对故事研究的诗学研究转向。

综合以上学者对“诗学”以及“故事诗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故事的文学性、伦理性和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诗学分析。

二、兄弟纠葛故事的类型划分及比较分析

笔者在阅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时，发现11篇相似的故事，加上其中的3篇有异文，一共是14个故事文本。

[故事名称 采集地 异文情况 神拐杖 淄博市临淄区 1篇：一粒秫秫（安丘县） 挣了个枣木楦 高密县 1篇：枣木棒槌（长清县） 兄弟俩 莒县 无 兩兄弟种葫芦 费县 无 老大的鼻子丈把长 滕州市 1篇：梁断了（青州市） 太阳瓜 淄博市临淄区 无 神鸦 潍坊市周村区 无 金枣树 招远县 无 宝贝镜子 东平县 无 老雕叼小孩 崂山县 无 金须牙牙葫芦 济南市 无 ]

注：本表系笔者依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统计而成

笔者对这11篇故事进行情节提炼：

1.《神拐杖》（淄博市临淄区）

a.两妯娌弟媳种了嫂子炒熟的谷子，只长出一根独苗;b.神仙帮忙打谷获得丰收，弟媳不忘吃不饱的乡亲;c.嫂子效仿但过于贪婪，粮食被大雨冲走。

2.《挣了个枣木楦》（高密县）

a.两兄弟分家，弟弟只分得一只小狗和二亩荒地;b.狗耕田;c.弟弟跟绸缎商打赌而获得一车绸缎;d.哥哥借狗耕田不成而把狗打死;e.弟弟把狗坟头的桑条编成筐，大雁下蛋在筐里;f.哥嫂借筐，大雁屙屎而毁筐;g.弟弟从筐灰中找到豆子，吃完之后放香屁赚钱;h.哥哥效仿，却放臭屁被惩罚。

3.《兄弟俩》（莒县）

a.两兄弟因为贫穷闯关东。b.老大懒，赚钱少;老二勤，赚钱多。c.老大将老二推到井里，拿走老二钱财。d.老二在井中听得秘密，得到能治百病的桃，救治公主成为驸马。e.老大模仿老二，被闷死在井中。

4.《两兄弟种葫芦》（费县）

a.两兄弟分家，老大不要娘，老二要;b.老二可怜一位老嬷嬷，给她饭吃，老嬷嬷给他葫芦，种后得到一半金一半银;c.老大模仿老二，却欠了一屁股债。

主旨提炼：人不孝顺、没好心眼，就没好结果。

5.《老大的鼻子丈把长》（滕州市）

a.两兄弟分家，弟弟只得到破屋;b.弟弟砍柴走进奶奶庙，听到妖精的对话而得到宝贝，从此衣食无忧;c.老大模仿老二，但是被妖精拉长了鼻子。

6.《太阳瓜》（淄博市临淄区）

a.苦兄弟给地主放羊;b.羊被狼吃掉，兄弟到眼泪河哭，遇到神仙;c.神仙让两兄弟去太阳山找太阳瓜;d.太阳瓜需要自己培育，哥哥偷懒，弟弟勤快，哥哥得到苦饭菜，弟弟得到好结果。

7.《神鸦》（潍坊市周村区）

a.两兄弟分家，弟弟只得到两间破屋、一亩薄地;b.弟弟遇到神鸦得到黄金，但只拿了两块黄金并且帮助村里的人;c.哥哥效仿弟弟，但是贪心而被太阳烤死了。

8.《金枣树》（招远县）

a.两兄弟分家，老大不要娘，老二要;b.老二为了给娘治病而进入深山，看到枣树取得一颗金枣，老二不贪心，只摇了一个枣;c.老大效仿老二，但是没有得到金枣。

主旨提炼：懒惰的人无法得到好结果，勤劳的人才有好报。

9.《宝贝镜子》（东平县）

a.两兄弟给土地爷爷上供;b.土地爷爷给了十两银子;c.哥哥想独吞银子，将弟弟推到山沟挂在树上;d.弟弟听到狼的对话并且得救后取得宝物;e.哥哥模仿弟弟却被狼吃掉。

10.《老雕叼小孩》（崂山县）

a.两兄弟，嫂嫂把弟弟打到井里;b.老雕救了弟弟并且给弟弟金豆子;c.哥哥模仿弟弟，但因为太贪心，变成了小孩且再也变不回去。

11.《金须牙牙葫芦》（济南市）

a.两兄弟分家，弟弟只得到破房子和薄地;b.弟弟很勤奋，得到花花鸟给的葫芦种，种后得到一个宝物金须牙牙葫芦;c.哥哥要用好房子和地跟弟弟换，弟弟同意了;d.花花鸟把金须牙牙葫芦叼走了。

对以上故事进行情节简化发现，这些故事与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的“动物或精灵帮助好人，惩罚坏人”1吻合，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的613型【二人行】2、613的亚型613A型【不忠的兄弟（同伴）和百呼百应的宝贝】③、508E【狗耕田】④以及500M【卖香屁】⑤极为吻合。但实际上，不管是动物或精灵帮助好人惩罚坏人、613型、508E型还是500M型都可以归结为两兄弟（两妯娌）纠葛的类型，这个类型的故事情节基本可以概括为：a.两兄弟（两妯娌）分家，老大欺负老二;b.老二因为品质好（勤奋、孝顺、善良）而得到宝物或者得到精灵/神仙的帮助过上好日子;c.老大效仿老二却获得惩罚或者老大因为不好的品质（懒惰、不孝、恶毒）而一无所获。

这个故事类型情节的a和c基本一致，而根据弟弟改变处境的不同方式即情节b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亚型。

一是得到神仙或者精灵的帮助。弱势的弟弟得到神仙或者精灵的帮助，得到丰收或者金银，从而过上好的生活，如故事《神拐杖》《两兄弟种葫芦》《神鸦》和《老雕叼小孩》。这个亚型的突出特点是神的帮助，体现出人们依赖神仙和神仙能够惩恶扶善的美好愿景。

二是得到某种宝物。可怜的弟弟无意中听到某些对话，通过冒险而得到百呼百应的宝贝，从此衣食无忧。这个亚型具有冒险意味，并且取得宝物的过程往往十分巧妙，例如在《老大的鼻子丈把长》的异文《梁断了》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弟弟上山打柴，无意中进了动物的房屋。动物回来，他情急之下躲到了房梁上，听到了动物用宝贝变饭菜的咒语。动物吃饭时，他饿了，就在房梁上吃娘给他炒的豆子，动物误以为房梁断了逃走，弟弟借机取得宝物。这个过程巧妙而激动人心，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不得不为主人公捏一把汗。

三是通过自己的某种品质，如勤奋（《太阳瓜》）、不贪婪（《金枣树》）而得到好结果。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第一个亚型与第二个亚型中，弟弟（弱势一方）改变自己处境的方式是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而第三个亚型中，虽然弱势一方改变处境也有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但主要强调的是自身的某些品质，因此第三个亚型更具哲思，也更能凸显主人公的精神品质，从而更具有动人的力量。

另外还有一些复合型，例如《挣了个枣木楦》是狗耕田、卖香屁故事复合而成，《兄弟俩》是由不忠的兄弟（同伴）复合而成，《宝贝镜子》是第二个亚型与不忠的兄弟（同伴）复合而成，《金须牙牙葫芦》是第一个亚型与第三个亚型复合而成。

這其中《太阳瓜》非常特别，是基于这一类型而又超越这一类型的一个故事：两兄弟给地主放羊，因被狼吃掉一只羊而遭到地主的毒打，兄弟俩跑到眼泪河哭泣。此时一位老人告诉他们，太阳山上有一个太阳老汉，太阳老汉是天底下最公平的人。兄弟俩历经磨难找到太阳老人，老人告诉兄弟俩去给太阳瓜浇水，等瓜熟了就有饭吃了。哥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弟弟吃苦耐劳，踏实努力，最终弟弟衣食无忧而哥哥只得到破烂衣服和变味的饭菜。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属于两兄弟纠葛故事，但是它增加了很多神奇的事件与情节，例如眼泪河、太阳山，从而具有意象奇特、情节曲折、哲思深远、有趣迷人的特点。

三、故事的文学性及意象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选取上文提到的山东卷的《太阳瓜》（淄博市淄博区）作为分析对象。“两兄弟”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人物具有模糊性与代表性，苦兄弟、太阳老汉都是如此。民间故事的人物一般没有具体的名字，而是代之以某种称呼。这与鲁迅的《阿Q正传》里的阿Q、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K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没有具体的名字而只是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这种处理方法能够达到使人物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点。其次，故事的主人公为一对穷苦的兄弟，在这一类型的故事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处于弱势的弟弟，这也是民间故事的一大特色，主人公一般为弱势群体。

在《太阳瓜》的故事中，虽然弟弟改变命运是受到了神仙的指点并且太阳瓜也是超自然的存在，但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勤奋。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提到，神话与童话故事中的事件往往荒诞离奇，是不真实的，但是他们代表的实际上是心理上的胜利而不是有形的胜利。1苦兄弟最开始都面临着困境，得到神仙指点之后哥哥懒惰而弟弟勤奋，弟弟完成了从苦恼到勤奋积极的转变，是主人公对自己心理的克服，这实际上与坎贝尔所认为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的任务就是揭示从悲剧到喜剧在这条黑暗的内心之路所隐藏的危险”②是相契合的。

弱势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取得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英雄模式，也是人类共通的心理期待。这个故事具有个人英雄色彩从而具有现代意义。在《太阳瓜》中，弟弟完成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收获好日子，还有内心的一种从苦恼到应对与勤奋的转变。在现代生活中，不确定性無处不在，这种悬而未决会使人陷入焦虑而痛苦不堪，这种苦恼相当于故事中弟弟的苦恼，即“不知道怎么办”，而一直陷入苦恼会持续痛苦，因此需要面对。面对是一种开始，而一旦开始，实际上也就走出了苦恼，这是一种心理的转变，相当于故事中的主人公辛勤地给太阳瓜浇水终得善果。

“眼泪河”意象十分奇特，只在山东卷的《太阳瓜》这一个故事中出现。故事中的眼泪河是苦兄弟在让狼吃掉了给地主放的羊之后到的地方，并且两兄弟哭得眼泪河的河水就要漫过河崖。这种丰富的想象在文学中还有李白《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孟姜女传说中的哭倒长城。眼泪河是穷苦人民的想象，而眼泪的力量之大，在孟姜女传说中也是如此。据顾颉刚的考证，山东是孟姜女传说的出发点，他认为“哭调是在齐都中盛行的。《檀弓》和《孟子》的作者也都是山东人。汉代起来的传说说她投的淄水和崩的杞城也都在山东。所以在这件故事的初期七百余年（公元前549—公元200）之中，它的根据地全没离开过山东的中部”。1《太阳瓜》的采集地在淄博，正好是山东的中部，因此这个故事有可能受到孟姜女故事的影响。眼泪河顾名思义应该是苦难与痛苦的象征，因为苦难太多而泪流成河，它代表着劳苦人民的不易，同时也包含着人们的期盼，期盼苦难的结束正如故事中神仙的到来。苦兄弟在眼泪河旁哭泣，泪水快要漫过河崖既代表苦难的极致也意味着快要苦尽甘来，这个意象与情节极具思辨色彩。

“太阳山”是故事中神仙指点苦兄弟去改变命运的地点，山上的“太阳老汉儿”是“天底下最公道的人”，也是种太阳瓜的人，“太阳瓜”是勤劳的人辛勤培育，等它成熟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宝物。这三个意象都与太阳有关。“太阳作为原始神话中最常见的重大母题，可视为原始先民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太阳意象在某些神话中代表毁灭性与恶，例如在后羿射日中，太阳带给人们炙热与颗粒无收，但是在一些民间故事中，太阳往往代表了希望。在《太阳瓜》故事中，与太阳有关的三个意象都是充满希望的，并且“太阳瓜”需要用“眼泪河”的水来浇灌，等眼泪河的水干了，太阳瓜也就成熟了。这里太阳瓜还意味着消除痛苦与苦难，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这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信仰与信念，有了这种信念，人的精神就会有寄托和支撑。

四、两兄弟纠葛故事的伦理分析以及对故事研究的思考

与许多民间故事一样，“狗耕田”的故事类型具有明显的惩恶扬善的伦理取向，恶毒的哥哥长出长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种伦理取向与作家文学不同。当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作家文学迎合社会发展趋势，展示了生活中许多的无可奈何，并且倾向于塑造圆型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多层性格特征，作家文学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每个人物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评判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民间文学的人物大多是扁平人物，非善即恶，具有明确清晰的善恶判别标准，结局也是好人有好报，恶人受到惩罚。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待这两种伦理取向，民间故事中的惩恶扬善虽然符合人的心里期待，但“不存在任何客观价值（values）”，3同时也要警惕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作家文学应该对多元的价值标准进行鉴别，当文化与价值都被建构起来的时候，意识形态很容易进一步剥夺大众独立思维的空间。

两兄弟纠葛故事中有哥哥因为过于贪心而终得恶果的结局，这个结局同时也意味着能够帮助弟弟的宝物也消失了。这样的情节实际上是这个故事带有禁忌，按照万建中的理论，宝物的消失是违反了数量禁忌，这个禁忌的目的是求得适量。4实际上，这种禁忌显示了故事的伦理倾向，即宝物不应该一直存在于生活当中，人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财富，并且财富不应该过量，这是受到我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的影响。

两兄弟纠葛故事中还有不孝的哥哥得到恶果而孝顺的弟弟得到善果的结局，这其中包含着关于“孝”的禁忌，不孝会受到惩罚，这个禁忌的背后同样也包含着故事的伦理倾向，即人应该孝顺。“而在严峻的生存现实面前，‘孝’往往徒具形式，甚至很难保持其道德约束力。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行孝’才具有道德和文明的力量。民众的‘养亲’之孝在正统儒家看来是一种‘无异于犬马’的低层次的‘孝’，但它的要求其实并不低。能够割舍自己的生存利益（乃至生命）而尽孝的人，不管他是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事实上他已完成了一件利他行为，其道德意义是不容否认的。”1因此，两兄弟纠葛故事中的这两种伦理倾向都应该全面地看待，而不是绝对地颂扬或批评。

下面是笔者对故事学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故事的分类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找到基本情节而发现故事中的人类思考的方式以及故事优劣的原因，本文正是通过分析基本情节，才能找到两兄弟纠葛故事的伦理倾向，划分亚型，选择出优秀的故事文本。复合型因为情节起伏大、幻想成分丰富而更胜一筹，第三种亚型因为主人公的能动性更强而更动人，《太阳瓜》同时符合这两种情况而更加优秀。

其次，笔者在分析的过程中还运用了许多传统文艺理论的术语，例如“扁形人物”，在许多有关故事的研究中也都借用了文艺理论，例如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原型等。另外，由于民间文学的理论不足，研究者往往试图用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理论研究故事，这样的做法能够拓宽故事学研究的视野，但对民间文学来说，这些术语并不完全适用，创造一套适应于故事诗学分析的术语理论十分必要，这一道路任重道远。如果仅仅将故事研究停留在文学叙述技巧层面，则很难对故事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又需要拓宽故事研究的视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似乎互相矛盾，如何平衡对故事的文学研究与多学科综合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故事诗学的思考还需要不断摸索，而不是简单地下定义与确立研究范式。

最后，对故事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不要忘记故事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而故事一下子就能打动人的部分，一定是故事与人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故事给人的精神动力，因此，在研究故事时，既要深入理性分析，也要表达感性认知。

附：

太阳瓜

好多年前，俺这一带有一个福禄村，村里有个大财主叫张百万，家里雇着一百来个长工。长工里有这么一对苦兄弟，天天到眼泪河边去放羊。

有一天哪，可了不得啦，兄弟俩眼看着一只狼从南山上跑下来，拉着一只羊蹿了。张百万硬说是苦兄弟把羊烧着吃了，把他哥俩扒得光溜溜的，吊在梁头上砸了一顿，撵出门去。

苦兄弟愁得没法治，就跑到眼泪河边哭，哭得那河水一会漫到了河崖上。就在这工夫，从河上游飘过一只小船来，船头儿翘翘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稳稳当当地坐在上头。老头儿停了船问苦兄弟：“您哥俩这是为啥哭啊？”苦兄弟就把丢了羊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老头兒听完，叹了口气说：“年轻人，别哭了，我给您哥俩指条活路吧。顺着这眼泪河一个劲地往南走，道上别回头，走上他七七四十九天，就到了一座山。这座山名叫太阳山，太阳山上有个太阳老汉儿，他是天底下最公道的人。他种了一棵太阳瓜，这瓜长了四百九十七年了，到了五百年上，那瓜就熟了。那时候，这眼泪河就干了，您哥俩也就有饭吃啦。可是有一件事儿，种太阳瓜不是个容易事，得天天从太阳山上拐七七四十九个弯儿，挑这眼泪河里的水浇瓜，一担水得滴上十滴血。年轻人，咋样儿？有志气就去吧！”说完，白胡子老头儿没影了。

苦兄弟听了老头的话，就一直往东南走，走到四十九天上，果然来到了太阳山。那山上的景致可真是人间没有的，好得没得说。苦兄弟在眼泪河边看见的那个白胡子老头正蹲在一个大石鼓上给太阳瓜拿虫子哩！原来他就是太阳老汉呀！这时候，他转过来，笑滋滋地拍打拍打苦兄弟的膀子说：“年轻人，累得慌了吧？吃了饭先在这山上游逛游逛，看看大家伙怎么干活。”哥儿俩看了看，太阳山上的人都忙着呢。苦哥哥心眼儿多，他抽空偷偷地数了数太阳瓜，瓜蔓子上结了七七四十九个瓜，又数了数挑水的人儿，总共才四十七个。他心里就琢磨开了：连俺哥儿俩数上，正好一人一个太阳瓜。

苦弟弟跟在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人腚后头，看他怎么拐那七七四十九个弯去挑水，怎么着咬破自个的中指把血滴到水里浇到瓜上。瞅空他问那人：“大叔哎，你呆在这太阳山上多时节了？”那人听了，掐巴着指头算了算：“噫，记不准了，约摸三十来年了吧！”苦弟弟一听，心里就寻思开了：这瓜眼看着就熟了，可人家干了三十多年活了，自个刚来，怎么好意思分一个呢？他就拼命地干活。别人挑一担水，他就挑两担，别人滴上一滴血，他就滴上两滴，半夜五更的，别人都睡得呼呼的，他爬起来再挑一担。

苦哥哥就不和他一样了，他一天只挑一担水，还半浅不满的;道上碰上了人，他就快着点走，碰不上人呢，就吊儿郎当，半道儿上拾块儿红土，在水里搅搅，冒充是血。他得空就跑太阳瓜跟前，用手指头弹弹这个，用鼻子闻闻那个，相中了一个最大的太阳瓜。打那以后，他得空就跑到太阳老汉脸前讨好地说：“太阳爷爷，我天天挑水浇那棵瓜，累得半死不活的，中指上那血滴得太多了，等瓜熟了的时候，你可千万把那第三个瓜分给我啊！”太阳老汉老是不急不忙绷绷着脸说：“眼下是干活的时候，孩子啊，好好地干吧，老天爷有眼，淌了血汗的人能得个好报应！”

说着道着的工夫，第五百年到了。七月七这一天哪，就是太阳瓜熟的日子儿。太阳老汉把四十九个种瓜的都叫了过来。他自个儿蹲在大石鼓上，慢不溜丢地说：“午时三刻，这瓜就熟了，这四十九个瓜是血汗泡大的，今儿就得分给大伙了，可这四十九个瓜，有大的有小的，有长长的，有圆轱辘的，怎么分哪？大家伙儿都甭愁，这太阳瓜自个儿就会走道！”说完了，他提溜提溜瓜蔓子，说：“太阳瓜，找自个儿的主人去吧！”

可也真神气儿，就在这个工夫啊，太阳瓜都放出光来，简直耀得人眼珠子疼。苦哥哥使劲地瞪着眼，好生瞅着那第三个最大最圆的瓜。待了一霎霎儿，那瓜蔓子晃了两下，四十九个瓜就滴溜骨碌滚了起，苦哥哥眼看着那个大瓜往他兄弟跟前滚，他自个儿眼前滚了个长不长圆不圆的小家伙，干着急也没办法儿。太阳老汉说：“大家伙受了这些年累，这工夫该受用受用啦。”

说来也怪，这太阳瓜还真是个好东西，你要啥，里头就钻出啥来，人们都穿上了新衣裳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可就是苦哥哥的那个太阳瓜格外：里头钻出来的净是些破烂衣裳和变了味的饭菜。气得苦哥哥没法治，嗷嗷地骂太阳老汉：“人家都说你这个老头子最公道，你自个儿也这么说，你公道个啥？我要跟你算账！”

太阳老汉捋拉捋拉长长的胡子，从地上拔起那瓜蔓子来，摇晃了两下子，那瓜蔓子上的叶子就变成了本厚厚的账本子。太阳老汉揭到账本的第四十八页上，指划着苦哥哥说：“年轻人，你好没良心哪！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反过来找我算账。算就算吧，这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呢，你天天浇的不是血水，是红土水。你每天一大半工夫不去挑水，是老盘算着自个儿挑个最大最好的太阳瓜！你拍打拍打良心寻思寻思，这么着，你那太阳瓜能长好吗？”

苦哥哥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儿一头钻进去。打那以后，苦弟弟过上了好日子，苦哥哥呢，就天天哭丧着脸吃霉饭、穿破衣呗！

讲述者：户秀英，女，76岁，淄博区西周村村民，不识字。

采录者：王玉芹，女，22岁，敬仲镇东西周小学教师。

1988年采录于淄博区敬仲镇西周村。

作者简介：胥志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张素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260页。

2童庆柄：《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

3贾放：《普罗普的故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154页。

4徐岱：《故事的诗学》，《江汉论坛》2006年第10期。

1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商务印书馆，1999，第36页。

2③④⑤〔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45页、147页、108页、110页。

1②〔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黄珏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22页、22页。

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4，第71页。

2李权弟：《太阳神话意象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3〔澳〕麦凯：《伦理学：发明对与错》，丁三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15页。

4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第98页。

1周福岩：《“养”与“弃”：民众孝亲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作者：胥志强 张素素

民间故事伦理学论文 篇3：

贵州民族古籍文献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 民族古籍文献是贵州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文章从贵州民族古籍基本概况，到贵州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收集及整理，提出了对贵州民族文献的面临的困境的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 贵州民族古籍文献 资源收集 整理 探索

贵州是多个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三位，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古籍资料，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丰俗。这些古籍真实地保存和记录了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记述了各民族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文化经历，反映各个民族的特殊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体现着各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它不仅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集中展示了贵州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贵州民族古籍基本概况

贵州民族古籍从内容来说，宗教、哲学、伦理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体育、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理化、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综合等所有门类都涉及到。截至目前为止，全省已搜集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的100 多种，5000 多万字，其中有30 多种获省内外图书精品奖，为研究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习俗、宗教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民族古籍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文字类；二是无文字类。文字类古籍：一是各种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如彝文文献和水文文献，彝文文献大多是手写体。贵州的彝文古籍达万余部，主要分布在毕节等地区。毕节地区现有的彝文古籍就有4000余部，著名的文献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等。水文古籍主要表现在水书中。水书大约在秦汉之际，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形成。用水书记载的书籍，可分为阅读本、朗读本、遁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外，还有民歌的识字读本和其他各种书籍。我省的水文古籍 “贵州水书文献”已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是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史料。我省的汉文古籍数量众多，仅明清两代就有各种著作约2000 种，其中很多作品记录了贵州省各民族的历史活动。三是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这种情况在贵州各民族中都有发现。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在明清，布依族居住的地区就流传着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字，人们称之为“布依字”或“土俗字”，一些接受过汉文教育的布依族宗教祭司（布摩）当时就用这种文字来记录当地的宗教经典，还有本民族的民间故事、情歌等。侗族也借用汉字或仿照汉字创造了一种侗字，用于记录侗语歌册、历书等。被尊称为侗戏祖师的吴文彩就用汉字记侗音的手段写出了侗族文学史上第一个侗戏剧目《梅良玉》。

金石铭刻类古籍。贵州的金石铭刻类古籍按镌刻的物体分，有锡、铜、银合金浇铸钟铭、岩刻、碑刻等；按文字分，有民族文字镌刻，汉文镌刻以及民族文字、汉文合刻碑。《妥阿哲纪功碑文》是迄今发现用彝文錾刻记事最早的实物。水文铭刻类古籍主要存在于墓碑中，数量不多，最早的是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州拉下村的一块图文并茂的墓碑，据水族历法推算，此碑立于明孝宗十年（公元1500 年）。唯一的一块苗文碑位于威宁石门坎，是1916 年镌刻的。碑文反映了清末民初英国传教士柏格里从云南昭通到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创造苗文及办学校的情况。

文书类古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起义发布的檄文、文告、民间保留的契约、土司的委任状等。锦屏县苗、侗族民间林业契约文书不下10 万件。它们是产生于清代锦屏林区的民间法律文书，其内容以山林土地买卖、租佃、林产品分成及林业管理为主，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缺少经济历史文献、我国缺少林业历史文献和民间民法文献三大空白。无文字类的民族古籍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各种资料， 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口传古籍。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因此，口传古籍种类多，内容丰富，各地差别较大。具体来说，湘西方言口传古籍中汉文化成分多些，流传有远古神话史诗《板东辰》等。黔东南民间长诗数量丰富，篇幅浩繁，流传着十二路大歌。西部方言口传古籍民间故事情节曲折，故事完整、优美，代表作有《蚩尤的传说》等。此外还有迁徙占歌和众多的丧仪唱词。尤其是融历史、哲学、法规为一体的“佳理”篇幅最大。西部方言口传古籍民间故事情节曲折，故事完整、优美。代表作有《蚩尤的传说》等。此外还有迁徙古歌和众多的丧仪唱词。

二、贵州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收集及整理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关心下，经过我们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的辛苦努力，实施了水书和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抢救工程，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各民族卷的编纂工作，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民族古籍，全省抢救民族古籍上万册。出版的民族古籍100 余种5000 多万字，为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为我省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省从上世纪50 年代起就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及翻译出版工作。毕节地区就有20 部彝文古籍荣获三批次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族源流等》、《彝族诺沤书》、《宇宙人文论》3 部古籍入选了在北京的特展，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研究中心申报的国家社科课题《彝族诗歌格律研究》获毕节地区的首次立项，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六盘水，毕节地区民委邀请毕摩翻译彝族文献《指路经》18 册，彝文古籍7680 册。自1985年9 月贵州省民委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机构成立以来，已两次召开了全省民族古籍工作会和毕节现场会；实施了“水书”和“锦屏文书”调研。在黔东南，一场以“锦屏文书”为普查重点的工作从2008 年起全面推开，主要涉及锦屏、黎平、天柱、剑河、三穗5 个县的“锦屏文书”，目前的搜集、抢救已突破8 万件。在水书古籍抢救方面，荔波县在这三年间先后有《金银》、《庚甲》等20 部精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贵阳市、铜仁地区、遵义地区、安顺地区都在这些年的民族古籍普查工作中收获了大量的民族古籍文献，特别是2012年安顺出版的《安顺苗族》、《安顺布依族》等典籍。为当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探索贵州民族古籍文献资源的困境与思考

民族文献典籍是少数民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其所具有的珍贵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都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及时地做好民族古籍工作。但是面对我省数量众多、工程浩大的民族古籍工作同样面临着重重困难。

（一）经费紧张

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民族古籍整理、收集工作达不到预期效果的瓶颈。各级政府在民族文化、民族古籍的抢救、保护、发掘中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民族工作部门几年来投入了200 多万元的古籍经费，但对于更好地做好内容庞大的民族古籍工作，更好地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还显得十分单薄。单单我省的毕节地区仅近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经费缺口就达400 多万元。

（二）人才奇缺

从近几年的缺口来看，民族古籍工作存在着普查力度不够、普查面有限、普查效果和质量有待提高的问题。由于普查人员较少、基础差、普查面广、力度不够、设备简陋、难度大，加之普查人员对民族古籍知识的不够，导致了一些该普查的没普查到，不该普查的内容纳入到了普查工作中来；同时由于人员少，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能逐个进行全面的普查，在普查范围和普查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三）馆藏简陋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民族古籍工作的推进难上加难

近年来随着民族古籍工作逐渐受到各级各部门的重视，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地凸显出来，然而，馆藏经费、人员，以及如何使古籍馆藏条件得到有效改善，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古籍藏馆。

（四）民族古籍消失的步伐在加快也是一个大问题

在普查工作中发现民族古籍损毁、消亡现象十分严重，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正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加速消亡，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少数民族古籍正在被现代文明所撞击，民族古籍文化正在不断走向消亡。而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和倒卖古籍文献资料从中谋取暴利，导致古籍文献流失严重。与这些可以逐步解决的硬件条件相比，那些掌握着民族古籍、能识别民族古籍密码的民间老艺人的逐渐离去，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荔波、三都等地，能识别水书的先生正逐步老去，如果抢救得不及时，再好的民族古籍也可能成为无字“天书”。

四、结束语

我省民族古籍种类繁多，内容广泛丰富，所以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地合理利用和开发研究，要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好民族古籍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民宗、文化、档案以及各民族学会的工作职能，做到统一协调，科学管理，把解决机构、编制、经费等问题纳入政府的社会发展规划，从体制上解决民族古籍工作所需的入力、物力、财力问题。民族文献古籍的抢救和保护， 关键同样在于人才。加强民族古籍专业人才培养， 是抢救和保护好民族文献古籍的重要举措。要以提高民族文献古籍人员业务水平为重点， 把短期培训、学历教育和高级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培养一支得力的专业人才队伍。同时要考虑到民族古籍大多散存在各民族的良间文化传承人中，他们是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活化石，因此，要组织人力尽快搜集、整理他们的口传音像资料，建立口传音像资料库，在有效保护好布依族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传承人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口传古籍继承人，扶持口传古籍之家，让具有悠久历史的口传古籍能世代流传下去。

总而言之，民族古籍文献整理抢救以及开发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广大的专业工作者努力工作外，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帮助。只有这样，民族古籍文献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从而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栗敏.贵州民族古籍文献抢救整理的紧迫性与对策研究，2012，（2）

[2]李萍.让民族文化瑰宝绽放异彩.贵州民族报，2009，（11）

[3]陈晓静.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与保护.贵州文史丛刊，2011，（1）

（作者单位：贵州省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作者：张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