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交通灯控制管理论文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随之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近公布的2012年基尼指数高达0.474，已超过危险警戒线，面对于这种状况，本文着重从重新认识基尼系数开始，从不合理的体制方面分析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并简单说明解决的措施。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城乡交通灯控制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城乡交通灯控制管理论文 篇1：

基于城乡共生理论的广州大城市病外部空间体系病因分析及对策

摘要：广州作为超大城市，“大城市病”正处于全面爆发阶段。需要从共生理论角度思考处理好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的关系。外围城区功能配套不完善，城区县镇村间资源分布不均，需要将中心城市周边乡村地域（所辖县区乡镇）纳入直接吸引与辐射空间范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关联转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建立以中心市区为核心，包括中小城镇与乡村区域在内的城乡一体化功能地域。

关键词：大城市病;城乡共生;外部空间体系

广州从特大城市晋升为超大城市，面积7434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840万，常住人口1400多万，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控制户籍和常住人口在920万和1550万以内，2013年的广州市人口城市化率已达83%，而土地的城市化率为63%，住房的城市化率为66%。伴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广州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存在着这样的现状：荔湾、越秀、天河、海珠、白云、黄埔中心城区集中大量现代化服务业，同时专业批发市场数量庞大，高低端产业犬牙交错，引发交通拥堵、居住逼仄;番禺、南沙、黄埔东北部、花都、增城、从化等外围城区功能配套不完善，城区县镇村间资源分布不均，“大城市病”正处于全面爆发阶段：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城市更新、文化缺失、来穗人员融合、相对贫困人口增加、经济面临增长困境等问题。广州在思考如何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标准化、精准化和品质化的城市治理水平。广州治理城市病的经验也将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共生理论

1.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

共生理论是起源于共生（Symbiosis）这一生物学名词并由之发展而来的。德国学者德贝里（1951）最先提出共生一词并做出正式阐释，认为“共生的本质就是不 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之后，共生概念得到生物学家们的进一步认识，柯勒瑞、刘威斯等人提出并阐释了 互惠共生的概念，生物学家斯科特（1969）则对共生概念进行了更为确切的界定，认为这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1970）提出细胞共生学说，并且从生态学 的角度再次解释了共生的含义，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 种类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道格拉斯 （1994）认为，“共生体本质上是生物体从其共生伙伴处 获得一种新的代谢能力，从而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 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并各自获取一定利益的 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总之，最初生物学中的共生主要强调的是生物间共同生活与生存的一种密切联系。

2.共生理论的拓展

多领域的深化 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扩展应用于生态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领域，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共生思想率先在生态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拓展，并成为种群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陈锦赐（2004）利用生物学的共生观念，建构出了环境共 生的理论架构体系，指出环境共生本质上是为了保证 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顺应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活 生产方式，基本观念在于高效率地、最低伤害地利用自然资源，目的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皆能和合共生、互利共存。

共生概念已由最初的生物学名词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更要强调的是，在多学科领域的应用中，总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均能反映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和谐、共进。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共生理论应用的整体性脉络。

二、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

1. 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论述

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使生产力有计划地利用和平衡分布。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条件”换言之，即消灭城乡分离必须实现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目前我国学术界认为农村工业化的模式主要有外生型、内生型和综合型三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主要是内生型的，即主要由农村内部原因所驱动。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上完成，如果按发展经济学将工业化所划分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话，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为此，在农村工业化的模式选择上应当与时俱进，在实施内生型农村工业化的同时，有条件地引导城市工业向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农村地区扩散。

2. 共生理论表明城市与乡村共生体还没完全形成

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外围城镇（所辖县区）和周边乡村地区功能不健全，经济规模小、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短缺、产业支撑不足，大、中、小不同各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不合理。共生理论对城乡统筹问题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要解决当前的大城市病，就必须采用共生这个超越经济的视角，来进行城乡协调统筹发展，只有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真正树立共生理念，使城乡之间在空间上互为环境，城带乡、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治标又治本。

三、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的完善策略

乡村是国际大都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中心城市周边乡村地域（所辖县区乡镇）纳入直接吸引与辐射空间范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关联转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精细农业、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和表率。

1. 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加快建设连接从化、增城、花都、南沙的快速轨道交通，健全镇际快速经济干道，加快公路主干道市政化改造和农村道路覆盖。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农村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推进村民危破房改造、路灯、交通灯、绿道建设，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治安设施和信息化设施建设。到2020年，实现全部行政村通公交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期达到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70%以上。

2.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统筹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全面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建设水平。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提升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村创建水平，建设岭南特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群。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农村改厕、“四好农村路”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北部乡村旅游景观公路，将美丽乡村和生态景观串点连线成面。科学治理“空心村”。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壮大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带头人队伍，提升主体从业者生产经营能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支持从化区建设全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

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义务教育。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公办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推动市属公办名校以建设新校区、托管、建立学校联盟等方式与外围新城合作办学。鼓励教师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任教，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校长定期培训制度。

建立覆盖城乡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救助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步调整机制，增强社会救助精确性。加强前置救助，探索实施支出性救助。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建立城乡就业服务管理机制，对本市户籍居民城乡适龄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政府资助，帮助其实现技能就业。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训，实施技能晋升计划，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本市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补贴，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转移就业创业。

4.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人口就业与产业不协调。引导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村工业化的进展，使农村在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化逐渐接近，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就地城市化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落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施重要农产品增量提质行动，开展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试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油、肉、菜等供给安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壮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集群，建設优质农产品加工、贸易、流通集散中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和服务网络，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加大对北部山区贫困镇、贫困村2.8万人的贫困对口帮扶力度。把全市贫困家庭纳入帮扶对象，对我市相对贫困人群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脱贫一批“五个一批”分类扶持贫困家庭。衔接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生态特别重要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包干参与扶贫。

作者简介：刘凤梅（1977- ），女，山东即墨人，教授，主要从事治理现代化与思政教育研究;程高军（1977- ），男，湖北武汉人，讲师，主要法学教育教学研究;顾群（1979- ），女，山东高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学、乡村振兴等研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城乡共生理论的广州‘大城市病’治理现代化研究”（GZ17ZX056）、广东省特色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广州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发展研究”（2019GWTSCX03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合作治理视阈下的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研究”（2019GZGJ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刘凤梅 程高军 顾群

城乡交通灯控制管理论文 篇2：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再思考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随之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近公布的2012年基尼指数高达0.474，已超过危险警戒线，面对于这种状况，本文着重从重新认识基尼系数开始，从不合理的体制方面分析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并简单说明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贫富差距；不合理的体制

一：关于基尼系数的再认识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反应收入差距的指数，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到03之间收入较为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及其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这个表示收入差距的指数也常用来表明一国的贫富差距。2013年1月18号，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从以上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高于04，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这些官方公布的数据受到广泛的质疑，民间有的统计机构得出的数据，已经高达06，更是令人忧虑。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基尼系数高于04的并不只有中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也高于04，而且有逐步拉大的趋势，但是美国社会较高的基尼系数并不会引起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惶恐，也不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中国较高的基尼系数则会引起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即使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由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其相对贫困阶层，也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而中国则不然，没有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国，一些低收入的阶层很容易陷入生活的贫困。二，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相对公平，大家没有怨言；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而存在着很多人为的，不公平的因素，所以，民怨较多，易诱发社会问题。由以上分析可见，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我国的贫富分化严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贫富分化大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贫富分化不公平才是关键。因而，探寻贫富差距分化背后的原因，特别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因，然后，有针对地解决和改善这些不公平的因素，使合理的因素主导贫富分化，减少并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因素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二：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既有合理的因素造成，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导致，在这里，本人主要着重分析不合理的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主要是不合理的体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一），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中国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基础。这是因为，从历史看来，也即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户籍制的限制，阻碍了农民进城去获取财富，也限制了农民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农业支撑工业，即为了发展工业，大量牺牲农民、农村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格局，造成了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宽了户籍制，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务工，以获取更多的财富；甚至在2000年以后，实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什么免粮税，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基础的薄弱，人口众多，生产率极其低下，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自身拥有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源很少，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本身的各个方面的竞争力都不行，所以总体上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逐渐的拉大。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农用地被征用，一些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若不加以很好的调节与控制，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剧，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当然，这只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项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和各项福利，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会更加巨大。

（二），政策倾斜所造成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在我国，贫富差距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东、中、西部呈现较为显著的地区贫富差距。当然，地区贫富差距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历史的原因，东、中、西部的历史经济发展基础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东部強于中部，中部强于西部；比若说，地理环境原因，东部地区相对一中部和西部来说，交通较为便利，比较方便地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经济。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后富，共同走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实行的政策又加剧了东、中、西部的贫富分化，我国在东部地区设置了很多经济特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给予很多政策优惠，鼓励东部地区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就导致了东中西部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尽管最近几年我国开始关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有所缓解区域的贫富差距，但是业已形成的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缩小的，何况先富的地区会集中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把整个蛋糕做大，对于带动后富很多时候做的并不是很好。这种区域差距，很难在短时期得到缓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只能受制于这种区域的贫富差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财富，这也造成了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的固化。

（三），分配体制不公造成的行业差距

行业差距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一个最突出的最特色的表现，也是引起民怨比较多的一个因素。近年来，金融保险、电力煤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外贸烟草等行业的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他行业的人们收入水平较低，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因为这是不公平的分配体制所致的。正如学者陈志武所说，“……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多的是靠权利结构来形成的。中国存在着太多的资源配置，收入配置，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只符合权力的原则。”[1]也就说，在中国，政府凭借手中的权利，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源如电力、通信和交通灯分给一些行业，交给一些人来发展，这些行业由于掌控了这些资源，形成了垄断。这些垄断行业不参与市场竞争；价格有他们自主决定，消费者对此没有发言权；各级政府依靠垄断行业获取财政收入，对其关爱有加。这就造成本该为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创造财富的资源成了政府和某些行业的私有财产，他们不仅不为人民谋福利而且凭借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垄断价格，不断榨取人民群众的微博的收入。这些年来，人民一直对价格居高不下的石油、通讯、交通费用很不满，2012年的国庆国家高速公路免费，很多人为了享用免费，都挤到了一块，竟然造成了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325万元，为世界所罕见。

除此之外，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我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个是必须注意的。国家一方面向中小企业征收了很多税，一方面又要求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这么重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能为人们收入的增长提供更好的机会，这也会导致在这些企业就业的人们越加的贫穷。这样一来，我国较少的垄断企业和较多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在这两种企业工作的人们收入差距也很明显，而这种差距是有权利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分配体制所导致的，因而会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改善以缓解人们的不满，这会引起社会的震荡，不利于我国的政治稳定，不利于我国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所致成的贫富差距

这里所谈到的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不健全，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了贫富差距。典型的有“官倒”，一些有权利或者与权力者比较近的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在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倒买倒卖，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有“国有资产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利，用较低的价格把本来属于国家的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其个人却是大发横财。还有“腐败”，腐败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民众不满的重要的地方。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原有的规范需要加以调整，也需要结合现实的发展需要形成一些新的规范体制。因而，在新旧体制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纰漏和疏忽，一些人会利用这些疏忽，滥用公权，非法牟利。而且，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执行的不到位，就更助长了腐败现象，“权利寻租”屡见不鲜。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腐败情况，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714人确定为外逃；多地官员紧急抛售房产，其中官员抛售豪华住宅最厉害的是广州和上海，分别为4880套和4755套；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

三：缓解贫富差距的措施探析

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都会出现的状况，特别是后发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状况。但是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并不是合理的，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且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是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不合理的因素，会给人们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不良因素。为此，我们要采取措施缓解贫富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使农民增收

中国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贫富差距中最主要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缓解：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那样，首先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其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巩固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大力增加转移性收入，完善各种农村补贴、保险、和保障机制，从各个方面增加提高农民收入。最后，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主要是强化农村的教育水平，为农民以后的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均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逐渐缩小区域贫富分化

协调区域发展，对中部和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采取对口支援，政策引导，财力支持，毫不动摇地坚持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支持，以保证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尽量完善各种公共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促使区域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使资源利用合理化，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3，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竞争体系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因而完善分配制度是消灭贫富差距的重中之重。陈志武指出，“我认为，要改變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是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依我看首先要改变权利所控制的资源的范围和深度，其次就是对权利进行制约。只有做到这两点，才可能改变中国资源失衡的现实。”[1]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时，就应注重公平，把能够生成财富的资源，如土地、电力等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到社会中去，使人们在最初的起点上就可以公平竞争。其次，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比列，促进社会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转变。同时完善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比列，以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利益。除此之外，要完善税收制度，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提高个税起增点，增收遗产税和奢侈品税等。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在第三次分配中，要促进官方公益和民间公益的发展，为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总而言之，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4.加强廉政建设和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腐败是引起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加强廉政建设，俭政建设。加大打击腐败现象的力度，并将没收的财产转入财政的社会救助帐。降低各级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比如说加大公车的改革力度，减少其开支；大力压缩近乎奢靡的官场吃喝接待等，也将这些钱财用于社会保障和救助事业。同时，制定和执行较为严格的行政制度，防止出现权钱勾结，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除此之外，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使每个在市场中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资源和先赋的资源创造财富。杜绝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导致的暴发户现象。（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志武.中国贫富差距是权利分配的结果[J].时代周刊.2012，6.5.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张昆仑.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冷思考[J].经济学研究.2005，1.

[4]邓海潮.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理性思考[J].经济经纬.2004，2.

[5]熊光清.中国贫富悬殊的成因和对策：制度层面的考察[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1012，11.

作者：余海翔

城乡交通灯控制管理论文 篇3：

“城市大脑”： 开了什么“脑洞”

时隔一个月，马云又来安徽了。

6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与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有关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将建立定期协商联席机制，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电子商务、跨境贸易、智慧旅游等行业加强深度合作，更好助力数字江淮建设。其中，推进数字江淮建设，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城市大脑建设，吹响了安徽数字“智”理的号角。

当双方的思想碰撞激荡庐州时，400公里之外的杭州，阿里一手缔造的城市大脑，正在上演着城市有序运行的一幕幕。作为城市大脑的诞生地，杭州创造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杭州模式”，也引发了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新一轮“智”理建设热潮。“现在全国宣布要做‘城市大脑’的大概有500多个城市，几乎涵盖了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和地级市。”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封松林说。

城市大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脑”？到底有什么魔力，会让城市如此偏爱？
进入算力时代

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未曾想到，杭州城市大脑起源马云的一次“堵车”。

2012年12月，“2012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在杭州召开，原本上午9时开始的会议，因马云迟到而推迟了几分钟。

造成马云迟到的原因正是杭州交通拥堵。彼时，杭州交通拥堵程度排名全国前3，是有名的“堵城”。马云找到了时任阿里巴巴集团CTO、阿里云总裁王坚，寻求破题的方向。“城区既有的道路规划已基本定型，能不能从技术角度解决杭州拥堵？”

2016年4月，王坚提出城市大脑设想。为什么取名城市大脑？

王坚经过了一番深思才得出了答案。“城市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应该把城市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

从一开始，王坚便赋予了城市“會思考”的使命，“思考”的核心是数据。“杭州注册的车有250万辆，但正常情况下的某一时刻，道路上只有20万辆车，最堵的时候其实也只有30万辆。”在王坚看来，解决交通顽疾的关键不是250万辆车，而是“多出来的10万辆”。

杭州率先在萧山区市心路试点，投用交通模块，计算道路监控、红绿灯等设施每天产生的海量数据，得出实时的交通优化方案，智能调节红绿灯，车辆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至5%，最高达11%。

“治堵”上的初战告捷，让杭州城市大脑建设走上了“快车道”。2017年10月，城市大脑1.0版本发布，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杭州拥堵下降到全国第57位。同年11月，城市大脑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在改善城市交通治理方面的显著成效得到国家认可。

2018年5月，杭州发布全国首个城市数据大脑规划，时限为5年，首次确定了城市大脑未来各阶段的主要建设目标和应用领域（交通、平安城市、城管、旅游、医疗、环境、信用）。

同年9月，城市大脑2.0版问世;仅仅3个月后，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步入3.0版本建设阶段。与以往不同，3.0版本建立了中枢系统，开始从单一的交通“治堵”向“治城”迈进，全面走向城市多维度治理，并融入到杭州城市建设当中。

“交通方面的探索实际上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到最后城市每用一度电也是被计算过的，每一滴水也是被计算过的。”在王坚看来，城市发展经历了马力时代和电力时代，如今已步入算力时代。

“当城市第一次有了马力，城市就必然需要道路;当城市引入电力，必然需要建成电网;当城市对算力产生依赖之时，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城市大脑’产生的逻辑。”王坚分析认为。

梳理城市大脑发展历程会发现，无论版本如何迭代更新，背后的实质是数据的汇集和计算，更强调即时、全量、全网、全视频，离不开数据的互联、在线、智能和开放。“城市大脑就像人脑一样，具有视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系统，并能及时有效分析数据，发布行动指令。”专家分析认为。

这些年，智慧城市建设风起云涌，快速化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感而不知”“盲人摸象”“雾里看花”等现象，杭州城市大脑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智慧城市，一举站上了风口。
城市的“标配”

2020年3月起，杭州城市大脑又大火了。

在位于云栖小镇的杭州城市大脑展厅里，来考察、取经的人一拨接一拨。“目前，只接待各地政务考察，由于疫情原因，拒绝了很多，平均每天要接待10拨人以上。”负责人告诉《决策》。

城市大脑接待任务的“猛增”，源于其在疫情防控上的创新—“健康码”。这款从城市大脑孕育而出的“战疫神器”，已被全国200多个城市“抄作业”。

这已不是杭州城市大脑第一次惊艳全国。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如同封在瓶子里的香槟，“嘭”的一声，能量大迸发，引发了全国城市大脑建设的热潮。

最先跟进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这一类城市人口超千万，发展超前，在城市化进程中率先遇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超大城市病”，亟需技术赋能城市治理。

它们并不是全域式推进城市大脑建设，而是渐进式地选择一块“田”来试验。2018年3月，北京海淀区开始着手建设城市大脑，今年底将初步建成;2019年2月，朝阳城市大脑启动试运行。

无独有偶，上海城市大脑的诞生，也是从“一扇窗”率先展开。2018年3月，上海浦东新区城市大脑正式上线，被誉为堪比科幻片的城市管理;2019年3月，上海首个区级城市大脑在普陀运行;今年4月，上海明确“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建设目标。

“一方面，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更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由此决定了城市大脑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人口众多的大型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大城市的试错成本高，不可能一下全面展开。”杭州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周旭霞对《决策》分析说。

这一类城市的城市大脑往往分为多期项目进行，投资额达到数十亿元，走的是“单兵突进、试点先行”向“纵深推进、全面提升”的路子。

相对大城市的大手笔动作，中小城市在城市大脑的建设模式上，更为全面，多为全域覆盖式推进，也进入快跑状态。“过去建设城市大脑，大城市比较多，但它不受城市大小的限制，实际上小城市更需要，需求很旺盛。”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讯飞智元总经理张友国告诉《决策》。

最典型的便是山东省高青县。这座人口不到40万、GDP不足200亿元的北方小城，却在2019年因一场全国县域智慧城市峰会而被外界所知。

高青从城市战略发展高度上，引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从“智慧高青”到“链上高青”，再到“高青大脑”的转变，成为县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一个县域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能够从各个维度去给它匹配相应的技术，试错成本不大。”周旭霞分析认为。

从企业角度来看，也进一步印证了城市大脑席卷全国的浪潮。2018年开始，一些企业很快嗅到商机，大规模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尤以BATH（百度、阿里、腾讯、华为）四家巨头为甚。

2019年，BATH城市大脑建设达到高峰，多达93个。不完全数据显示，从2015-2019年，BATH中标了117个城市大脑项目信息，涵盖25个省市地区、44个城市，涉及招标金额达到102亿元。

在竞逐城市大脑的赛道上，全国城市已经形成共识。“类似于‘城市大脑’这样的智慧城市系统，正在逐渐成为城市的‘标配’，谁家没有‘大脑’都不好意思串门了。”
“未来城市的竞争”

当一种现象频繁出现的时候，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动因，城市大脑热潮也是如此。那么，全国城市对其“上头”的深层因子是什么？

首先，城市大脑是实现城市向智慧化飞跃的新动能。

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城市治理也在朝着多元化治理、长效化运营、精细化服务的方向转型。基于城市大脑，实现时空框架下的多源数据融合、数字化计算的智能协同效应、城市级全面洞察，将实现城市从智能化向智慧化的飞跃。

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它不仅是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还包括杭州各个部门和单位837亿条数据的“知识储备”，市民的手机、市民卡、交通灯、医院都是“大脑”可以直达的“触手”，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其次，城市大脑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抓手。

城市大脑的核心是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全过程全时代、全覆盖全方位的管理，从而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促进城市全周期管理。

于城市治理者来说，城市大脑是全新的工具，不仅能实时掌握一手资料，而且能通过分析比较作出更精准的决策。过去，杭州城市运行的数据靠报表层层报送，现在通过城市大脑的数字驾驶舱，如同司机在驾驶室里就能观察路面情况，成为城市治理的扫描仪。

第三，城市大脑是盘活数据要素的新举措。

数据生产要素属性的提升，关系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也关系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据开放共享。

作为开放式中立的平台，城市大脑将政府开放共享的数据与社会数据高效融合协同，实现城市域的知识管理，激活数据潜在价值，为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兴资源和以人财物为代表的传统资源高效流动，提供了新路径。

最后，城市大脑是“两新一重”的重要内容之一，带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基建。

疫情冲击下，新基建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标签。而城市大脑作为新基建中的重要信息基礎设施，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牵引性强、附加值高，不仅可以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能带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

走在前列的杭州，很快喝上了“头啖汤”。仅杭州“城市大脑·欢快旅游”10秒找空房、20秒景点入园、30秒酒店入住等应用场景，让游客“多游一小时”，就能为杭州旅游每年增加10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如今的杭州，以城市大脑为典型的智慧理念，早已内化至城市产业生态的方方面面，创新效益呈裂变式增长。杭州数字经济已连续19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贡献率超过50%，正在朝着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奋进。

采访中，城市大脑相关负责人和专家一致认为，城市大脑的建设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让人们的“脑洞”大开，进而带来理念的更新。

综合来看，城市大脑揭示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也预示着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未来城市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智慧化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产业创新能力、社会治理水平、宜居宜业水平相互之间的一种竞争。”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曾指出。
“一城一脑，千城千脑”

目前，杭州城市大脑的效益开始逐步显现，走在全国前列，自然成为其他城市学习借鉴的对象。那么，学习“杭州样板”，学习什么？

城市大脑的关键在于数据，难点也在于数据，如何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是建设的难点所在。“对很多部门来说，数据象征着权力，一开始杭州的有些部门也是不愿交的。”周旭霞告诉《决策》。

但很快，杭州就找到破题之策，以“一把手”联动多部门高位推动城市大脑建设。在市级层面，成立杭州城市大脑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另有6位市领导担任副组长，一位副市长主抓，各区县（市）和各部门主要领导均为领导小组成员。

不单“大建设”要如此“兴师动众”，杭州一些“小创新”也是联动而行，最具亮点的便是工作专班制度。杭州以项目为单元，建立工作专班，统一在云栖小镇集中办公，并在办公场地、后勤服务、设备设施及云资源等方面，给予专班统一保障。

杭州媒体形容这一创举解决了数据共享的“最后一厘米”，城市大脑打通的不仅是数据，还有部门、层级、城乡、理念的隔阂。在这方面，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同时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担忧。

“杭州‘城市大脑’的一些创举，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想要，都能拿到一整套操作流程、实施细则‘依葫芦画瓢’。但如果把‘城市大脑’作为标签、门面和政绩，手里即使有再完美的方案，也只是叶公好龙，不能真正收获红利。”这要求地方既要有改革创新的魄力，更要有干事创业的担当。

与方法、技术的复制推广相比，绝大多数来杭州学习的考察团，往往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也想做‘城市大脑’，要投多少钱？”

城市大脑建设周期长，投资动辄数亿元，对于一些财政本就不富裕的地方，无疑是一种奢望。特别是后发地区，显得尤为紧张。

從目前城市大脑的运营模式来看，政企合作成为主导模式。政府利用国资平台，和外部企业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营，可以有效化解资金压力难题。

风物长宜放眼量。“‘城市大脑’的投入，就跟药物开发一样，一开始投入很大，但一旦规模化应用以后，成本便会下降，并且杭州已经先行先试，有些弯路不需要再走一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分析认为。

尽管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为全国提供了城市大脑的范本，但在国家标准层面上，还没有一个城市大脑的规范标准出台，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于地方而言，城市大脑的规定动作固然重要，但当地的自选动作也必不可少，只有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符合本地需求的智慧平台、应用场景，才能可持续运转下去。

“未来‘城市大脑’会是‘一城一脑，千城千脑’。每个城市都会拥有针对自己城市特点定制的‘城市大脑’，实现更好的城市运作。”上海浦东临港智慧城市发展中心主任陆肖元说。

作者：姚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