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非上市公司审计论文

摘要：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是广义上的金字塔控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中间层大多数都是非上市公司且股权较为封闭，最终控制者的家族和泛家族成员对其持股具有普遍性、隐蔽性和模糊性特点，这与欧美国家的金字塔控制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分析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合理的前提假设。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日本非上市公司审计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日本非上市公司审计论文 篇1：

绿色经济视角下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实境遇与未来抉择

摘 要：在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动我国更好地向绿色经济转型。然而，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在理论研究、政策制度和实际操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未来需要从深入开展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继续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制度，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建立环境信息披露的第三方审核机制等方面进一步解决我国环境信息披露问题。

关键词：绿色经济；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会计；现实境遇；未来抉择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再次警醒我们，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超载和环境风险最高的国家[1]。当环境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的时候，通过建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成为人类环保史上的第三次浪潮，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经济探索并逐步推广的一项重要的环境治理措施[2]。因此，如何让环境信息披露成为绿色经济的助推力和绿色发展的促进器，也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研究和探索的主题。

一、发展绿色经济与环境信息披露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境遇

（一）发展绿色经济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密不可分，许多国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损害了它所立足的环境。历史已经证明，通过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掠夺促成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是难以持久维系的。绿色经济就是使任何经济行为都必须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健康为基本前提，同时从环境保护的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将维系生态健康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3]。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环境保护是其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可以让环境利益相关主体及时了解和监督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情况，引导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进入“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可以更好地评估企业面临的风险，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绿色企业中，减少乃至停止对污染性企业的投资，这样环境信息的披露将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领域起步较晚，缺少像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具体指标、披露模式和支撑数据等方面并没有统一强制性的规定，企业能够根据自身需要从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等不同方式中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披露模式，企业会有选择性地忽略披露大气、水、土壤等与人民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污染信息，这种环境信息的不公开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导致相应的社会监督缺位和乏力。从目前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还无法满足利益相关方对环境信息实质性的期望和诉求。据有关统计显示，由于缺乏强制性，截至2015年7月，我国只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披露了环境信息，只有极少数公司公开披露关于废水或废气排放不达标的负面信息，企业披露具体的绩效数据等严重不足，更缺乏同行业及国内外标准的比较。而40%左右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部分只是简单陈述，一笔带过，并没有足够的相关数据支撑，描述概念化，介绍表面化，泛泛而谈[4]。

二、绿色经济视角下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剖析

（一）理论研究层面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使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范围从披露内容、披露模式的研究不断拓展到动因、影响因素、经济后果、解决对策等方面，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这对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环境会计的研究，时间较短，加上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相关领域的很多理论研究是在借鉴和参考其他国家和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没能形成一套适用于我国现实国情的统一理论体系。

（二）政策制度层面

十多年前李永臣就曾经指出：“在我国现实会计实务中，还没有系统的环境会计和信息披露的制度或规范。”近年来，我国环保部、财政部和证监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办法和准则来逐步规范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但是从环境信息披露的多年实践看，相关的政策制定层面依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散布于不同部委各个规则、准则和办法中，缺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制定的法律法规效力层级更高的规范，从而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其次，虽然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是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缺少强制性要求，在披露的完整内容和形式方面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对非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在目前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中尚未被关注到，而非上市公司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数量更多，不少企业环境污染严重，环保意识淡薄，环保投入严重不足。最后，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会计准则、财务通则等指导企业会计和报告实务的规则，对于环境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我国目前的税法虽然从减免税的角度正面鼓励企业防治污染，但是缺乏环境信息披露的明确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15年修订）》中只有两处涉及环保问题，内容明显偏少，效力约束不足。从总体来看，环境信息披露依然处于缺少明确的环境会计准则指导的境况。

（三）实践操作层面

由于理论研究方面的不成熟，政策制度的不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践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实践操作层面的总体特征大致如下：环境信息披露的主体是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数量虽然在逐步增多，但总体披露的比例依然偏低，披露的自愿性不强，披露的行业性特征明显；披露资料分散，内容上随意性较大，披露时间上不持续；披露项目简单，描述性定性化内容多，数据性定量化信息少，仅限于对绿化费、排污费等极少量数据，且缺少足够相关数据支撑，导致实用性不强，信息使用者的使用效益差和获得消息有限，总体披露质量不尽人意。总之，由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专门的法律法规缺失，环境信息披露和监管体系还不健全，企业环境资源保护意识还较薄弱，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消息披露的内在动力不足。

三、绿色经济视角下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未来抉择

（一）深入开展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首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张白玲早在2001年就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核算主体的微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形成由环境成本报表和环境收益报表组成的环境报告体系[5]。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方面的理论研究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也未推动理论成果向实务领域的转化。因此，我们应该在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会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企业核算体系中加快建立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规范有关环境资产、负债、成本、费用等会计确认、计量和列报，为企业环境财务信息定量化提供直接依据，增强各企业信息的可比性。其次，强化研究成果对现实中披露实践的影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继续加强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公司经营业绩或经济后果的深层次研究，并形成稳定成熟的结论，从理论上引导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主动选择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强化其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在意愿和动力，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继续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制度

首先，完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和模式，强化其披露力度。环境会计信息的组成，大致包括环境财务信息和环境绩效信息两大类。证券会和国家环保部应分别针对此两类信息制定相应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定或办法，作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在该办法中应进一步明确哪些关键性信息必须披露，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披露，规模不同的公司在披露上有何不同等内容，以相对集中的、准确全面的法律规定代替原来零散的、模糊化的规定，以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力确立披露的权威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解决上市公司选择性披露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问题。至于披露模式，由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性质和规模企业采取不同披露模式。其次，建立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相结合的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制性的信息披露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企业真实可靠的环境信息。如果企业是遵循一定的披露规定的前提下，出于自愿目的进行的披露，则信息使用者从中获取的信息会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在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在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实行自愿环境信息披露奖励制度，在政策扶持、市场准入、资金信贷、税收减免、信誉评级等方面予以倾斜，从正面鼓励企业主动进行各种环境信息披露行为，通过创造企业自愿信息披露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增加企业自愿披露的外在动力，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最后，扩大环境信息披露主体，制定非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办法。由于环境信息不对称性现象的存在，除了国家强制规定必须定期和不定期披露环境信息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以外，公众能够公开获取的环境消息，只是来源于很少一部分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自愿披露的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和一些造成环境污染而又没有能力治理的非上市公司并不受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框架的约束，它们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可能更严重和危害更大，没有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一定程度上放任和纵容了这些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在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中，强制非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虽然存在一定难度，但是所有企业的全面环境信息披露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强化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引导非上市公司尽快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定适合非上市公司的可操作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政策和操作办法，形成覆盖所有企业的全方位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将是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未来趋势。

（三）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建立环境信息披露的第三方审核机制

我国现有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不高，除了与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缺乏等原因有关以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缺失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对企业环境保护状况进行环境审计，而信息披露与环境审计又是相辅相成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分散和不规范、量化数据及监管措施缺乏使环境审计数据收集困难，审计范围和审计标准无法确定，影响环境审计深入发展，反之亦然。尽管在2007年颁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用于规范注册会计师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时对环境事项的有所考虑，但审计只是针对企业财务报表的环境事项，不包括社会责任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其他披露载体。况且，由于该环境事项涵盖范围有限，不是所有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和环境财务信息都能被纳入审计的范围。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审计意见类型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详略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约占90%以上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否披露了环境信息都得到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6]。由此可见，在环境信息审计方面，注册会计师作为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和社会公信力的独立社会审计专业人员，没有能够发挥其第三方独立的审计监督作用。正如袁广达所说：“专门的环境会计报告和和独立环境审计准则空白，公正的社会中介监督主体缺位，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能够货币量化其价值损耗程度和数据的环境鉴证报告，并且长期以来在环境评价的制度设计中将注册会计师排除在外，导致环境信息披露市场的混乱局面。”[7]国家在尽快完善环保法律法规、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应逐步改变政府环境审计为主的现状，把以上市公司作为环境审计对象的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纳入我国环境审计体系，从而使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得到鉴证。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可借鉴国际同行的经验和做法，设置专门的环境信息审计部门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专项审计，真正发挥第三方中介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评价、监督、引导和激励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彭斯震，孙新章.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调整和战略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3）：2.

[2] 张淑惠，等.企业国际化与环境信息披露[J].商业研究，2011，（12）：64.

[3] 习近平与“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EB/OL].中华网，2015-11-03.

[4] 企业或将面临环境信息强制披露[N].中国环境报，2015-12-17.

[5] 张白玲.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研究[J].当代财经，2001，（7）：73.

[6] 李越东，舒进.环境审计现状分析——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视角[J].商业会计，2011，（15）：43.

[7] 袁广达.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鉴证主体地位的理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2）：112.

[责任编辑 刘兆峰]

作者：范莹莹

日本非上市公司审计论文 篇2：

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与两权分离

摘要：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是广义上的金字塔控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中间层大多数都是非上市公司且股权较为封闭，最终控制者的家族和泛家族成员对其持股具有普遍性、隐蔽性和模糊性特点，这与欧美国家的金字塔控制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分析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合理的前提假设。

关键词：金字塔控制结构 最终控制权 现金流权

一、引言

La Porta et al.（1999）通过追溯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发现世界上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一个终极控股股东，并且终极控股股东主要通过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目标公司，这种结构的典型特征是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出现分离，并引致隧道行为，这一研究成果开创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金字塔控制结构分析框架。终极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控制结构以资产出售、转移定价、现金盘剥等内部交易方式转移资源，谋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侵害金字塔结构底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从本质上讲，隧道行为就是把资产和收益向上输送给金字塔控制结构上层公司，把损失和债务向下转嫁给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层公司，损害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相对于传统的直接所有权理论，金字塔控制结构分析更加公平、全面地揭示企业的真实股权、控股权结构以及终极控股股东侵占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问题，更加适宜于研究“系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成为国内外研究“系族”企业或企业集团公司治理问题的普遍范式，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Faccio M.，Lang，2002）。如果相关研究过分依赖国际文献中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式，就可能会导致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需要追根溯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根本上分析问题。笔者认为，中外家族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结构特征不同，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较小。

二、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界定

大多数企业都存在一个终极控股股东，终极控股股东一般通过金字塔控制结构组成企业集团，控制上市公司（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Djankov and Lang，2000；Almeida and Wolfenzon，2005）。金字塔控制结构的概念，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采用的界定不同。大多数研究者将其界定为：终极控股股东通过直接控制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后者又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如此类推，位于顶层的终极控股股东与底层的上市公司间形成的一套由多条控制链和多个层级构成的控制结构。标准的终极所有权结构分析框架是以La Porta et al.（1999）为代表的学者构造的，目的是追踪所有者背后的终极所有者。在一个n×m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下（n为间接控制链的条数，m为某一控制链条中的层级数），“一股一权”原则中的“股”是指现金流权，它是以股东实际投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占总投资额所决定的最终所有者享有的分享剩余的权力。“一股一权”的“权”是指控制权，代表了最终所有者对目标公司未来重大决策的实际投票权。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几乎都遵循了这种研究范式对“系族”企业终极股权结构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

在我国，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家族上市公司有机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许多家族企业通过上市进一步扩大了规模，越来越多的家族上市公司通过公开发行或者买壳上市，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重要板块。家族上市公司独特的治理结构，决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的行为都体现着家族特色，一些治理结构和机制具有显著的优势。优势体现在：家族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较小；家族上市公司具有显著的文化资本优势。但是，能够符合La Porta et al.（1999）严格界定的家族上市公司凤毛麟角。所以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放松了对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界定，认为只要是终极所有者对上市公司实施间接控制就视同金字塔控制结构，如李增泉等（2008）。随着家族上市公司数量的快速增加，其所有权结构也开始变得复杂，出现了单个家族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的系族公司。这些系族公司除了包括狭义家族金字塔控制结构以外，还包括通过非上市公司平行地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的家族上市公司集团。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大多由最终控制人间接控制，这种控制结构的形成与我国处于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转轨双重背景下的特殊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控制性家族构建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不是分离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比图1中刘绍喜家族和瑞典瓦伦堡家族的金字塔控制结构，可以看出：前者的中间层是股权集中的非上市公司，后者中间层是上市公司；刘绍喜家族的核心成员直接、分散持有中间层控股公司全部的股权，瓦伦堡家族对中间层核心控股公司的股权主要由家族基金会持有；在瓦伦堡家族金字塔控制结构的每一个环节都使用了双重股票，而双重股票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图1中的刘绍喜家族的控股结构是我国金字塔控制结构的典型代表。总而言之，中外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构成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了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形式和程度的不同。

三、我国金字塔结构中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金字塔控制结构通过分层链条实现了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这样终极控股股东就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对目标公司更多的控制权。国际实证研究表明，金字塔控制结构造成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高度分离，构成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在所有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和新加坡除外），家族控股公司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最大（Claessens，Djankov and Lang，2000）。

由于法律禁止发行双重股票，并且交叉持股现象较少，因此，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中，中间层控股公司外部中小股东的存在是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唯一来源，中间层持股公司的股东构成又是决定最终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唯一因素。股东的所有权是指其依股权比例分享公司现金流量的权利，股东的控制权指基于所有权的投票权。因此具体计算时以现金流权代替所有权，以投票权代替控制权；最终所有权与最终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与最终投票权在本文中是可以互换的。

家族或泛家族成员普遍在中间层公司持股。我国广义金字塔控制结构的中间层大多数都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股东人数较少且具有封闭性。对于家族企业，金字塔控制结构一直被认为是在不降低控制权的基础上，解决融资约束的方式之一。在我国金融抑制，同时民营企业受到“歧视性”待遇的环境下，家族企业控制上市公司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获取稀缺资金。家族上市公司在股权融资时，外部中小股东主要是由实际大股东的亲戚、亲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等构成，这些外部股东主要是基于其与控股大股东的私人关系形成的私人信任进行投资决策的，他们与大股东在一种扩大了的家族规则下信守互助。因此，在中间层公司中，家族和泛家族成员持股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低，控制性家族往往被迫将家族的范围扩大到同乡或同族，形成一种比欧美国家更庞大的家族组织。在这种庞大的家族组织中，控制性家族的整体持股情况要比欧美国家复杂得多。而且，家族成员之间表现“家文化”，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和组织活动的顺利进行，家族上市公司中的这种资本文化有助于克服员工间的“搭便车”行为，提高组织运行效率，使家族上市公司的文化资本优势表现得异常显著。

庞大的家族组织导致家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家族或泛家族成员持股来增强控制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很高的隐蔽性和模糊性。首先，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中实际控制人与其家族或泛家族成员分别以个人名义持股，并且相应信息披露缺失或不足。其次，我国家族和泛家族成员难以清晰界定，外人一般很难清楚知道控制性家族“自家人”的范围，很难从公开披露信息上发现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中与实际控制人构成事实上的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者。高闯、关鑫（2008）基于实际控制人普遍利用血缘连带及其他多重类型的网络连带关系获取或强化控制权的事实，指出La Porta et al.（1999）开创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计算方法难以深刻揭示我国终极股东的隐蔽性，因而无法系统地定量分析终极股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四、数据描述性统计

对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程度，一般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一是绝对偏离程度，用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VR）减现金流权（CF）来衡量，即VR-CF，差额越大，表明二者之间偏离程度越大；二是相对偏离程度，用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系数（即最终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比）来衡量，VR/CF，比值越大，表明二者之间的偏离程度越大。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大，说明终极控股股东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目标公司较大的实际控制权。

笔者手工搜集了2008-2012年沪深A股市场中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上市公司，搜集到了2 476家，剔除金融行业和数据不全的公司之后，共搜集到了2 395家样本公司。相关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如下：VR是金字塔控制链条上各环节持股比例的最小值，CF是金字塔控制链条上各环节持股比例的乘积；（VR/CF）是VR和CF的比值；控制层级（Layers）是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链的长度，当控制性家族直接控制上市公司时取1，通过一层中间企业控制取2，依此类推。例如某控制性家族持有M公司80%的股份，M公司持有N公司50%的股份，而N公司持有底层上市公司30%的股份，相关计算如下：

VR=min（80%，50%，30%）=30%，CF=80%×50%×30%=12%，VR/CF=30%÷12%=2.5，Layers=3

利用层级指标分析金字塔控制结构的总体构成。从表1不难看出，在2 395家样本公司中，不足10%的公司是由大股东直接控制的，其余的样本公司（90.4%）处于金字塔控制结构之中。其中，半数以上（51.1%）的样本公司是由控制性家族通过一层中间持股公司间接控制的，有25%的样本公司是通过两层中间持股中介控制的，而控制层级在5以上的样本公司不足5%。这说明我国金字塔控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构成是通过一层持股中介对底层的上市公司进行控制，其次是通过两层或三层持股中介来控制。

利用VR、CF、VR/CF等指标分析不同界定下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由表2可知，不同界定下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显著不同。在2 395家样本公司中，符合广义金字塔控制结构界定的有2 157家，其中：318家被系族家族企业控制；84家符合狭义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界定。表2显示，三种不同界定下金字塔控制结构的VR、CF、VR/CF以及Layers的均值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义和狭义金字塔控制结构的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系数相差最大。广义金字塔控制结构下控制性家族平均以21.90%的现金流权获得了34.87%的控制权，而狭义结构下控制性家族平均以11.57%的现金流权获得了28.03%的控制权，相差悬殊。国内学者的现有研究认为控制性家族构建金字塔结构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出现显著分离并进行隧道行为，由前述分析可知，这一结论更适用于狭义金字塔控制结构，而在其他两种界定下的适用性不是很显著，需要进一步研究。很多实证研究以La Porta et al.（1999）的方式来计算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两权分离系数，并以两权分离系数作为金字塔结构的主要代理指标。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较小的情况下，直接应用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系数作为代理变量，是不能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特征的。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最终所有权结构是一种广义金字塔控制结构，其特征与国外文献中狭义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在利用国外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等样本时，应该考察其假设前提在我国是否成立，否则就可能会在难以成立的前提假设下运用本土数据得出矛盾甚至错误的结论。我国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不符合国外文献中隧道行为的一些前提假定，事实上国内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系族家族企业之内，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分别对待监管对象，分析现阶段我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成因及其经济后果，以期优化配置资源。S

参考文献：

1.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J].管理世界，2008，（9）：37-47.

2.高闯，关鑫.社会资本、网络连带与上市公司最终股东控制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J].中国工业经济，2008，（9）：88-97.

3.李增泉，辛显刚，于旭辉.金融发展、债务融资约束与金字塔结构——来自民营企业集团的证据[J].管理世界，2008，（1）：123-135.

4.刘芍佳，孙霈，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3，（4）：51-62.

5.王明琳，周生春.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世界，2006，（8）：83-93.

6.叶长兵，郭萍.中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股结构特征分析[J].财经论丛，2010，（6）：91-96.

7.甄红线，史永东.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79-85.

作者简介：

孙一秀，女，山东莱州，中国烟草实业发展中心审计处。

作者：孙一秀

日本非上市公司审计论文 篇3：

美国和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比较及借鉴

当前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各国经济实力的竞争，国家的经济实力又主要通过一国大中型企业的实力表现出来。我国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盛衰和综合国力的能否提升。而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已经成为当前企业改革的“中心议题”。目前，我国企业改革已经迈出重要的一步，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只要在治理机制的某一方面存在缺陷或处于劣势都会直接影响自身的经济效益，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进行比较，总结出公司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并试图寻求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借鉴价值。

一、 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将公司定义为一个由物质资本所有者或股东组成的联合体，因此，狭义而言，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传统公司治理结构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公司在于运营中物质资本所有者通过何种方式确保所有者获得投资回报。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亦称公司治理系统、公司治理机制，是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关系、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制衡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合约而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进行生产的经济单位，企业的目标不应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所有签约人的共同剩余的最大化。所以，现代公司治理的主体除了股东以外，还应包括与企业（公司）有各种联系的主体，如银行、内部职工、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等等。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只是公司内部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包括这个公司所处的法律、文化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企业与所有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其所处理的问题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或股东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与监控以及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问题。

二、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比较

公司治理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以来，主要被概括为两种模式：美英模式和大陆模式。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两个国家企业在发展背景、市场结构、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它们导致了两者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以下从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背景、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模式和内部治理结构模式等三个方面对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进行比较。

1.美、日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背景

美国从立宪到1840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依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此时的美国尚不存在过股份公司。但是从1840年以后，美国股份公司以铁路企业的发展为起点并迅速崛起，这种现代企业制度随后又很快蔓延到批发、零售、金融、制造等各大行业。美国因此成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发祥地，美国公司的组织体系、管理方法等为其他西方国家所效仿。

股份公司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集中到少数大股份公司手中，但经济力的集中与股份公司的所有权的分散是同步进行的。在股份公司所有权日益分散化的趋势下，其中掌握“有意义股权”所需的股份额也日趋减少。其结果是，现代股份公司只是由最少量的股份所有权来行使支配权，甚至完全没有股份的经营者也可以行使支配权。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股份公司所有权的趋势仍在发展。据统计，1982年美国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人数达3 200万，加上间接持股（即以股票经纪人登记和持有股票）的人数，则高达13 3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60%，这还不包括非上市公司的股东，而非上市公司在数量上占股份公司总数的95%以上，这种情况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散会产生代理成本，而高度的股权分散则会带来更大的代理成本。要减少这种成本，就需要设置一种恰当的机制，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使其为股东的利益而行动，这种机制即为公司治理结构。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直接监督成本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外部股东运用所有权直接约束的力量是不足的，由此形成了以资本市场间接监管为特色的美国公司治理结构。

日本企业结构则是典型的法人持股结构。二战前日本大公司的股权份额由以家族为核心的一些财阀绝对控制，甚至达到100%的控股，构成了战前日本企业的所有制特点。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重大结构性改组。大多数以家族为核心的财阀被强行解体，完全消灭了个人大股东，其位置均被法人股东占据。日本法律对法人持股的限制不多，并不像美国立法加以严格限制。这样就导致了日本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日本法律为法人持股开绿灯，成为战后日本法人持股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日本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加强了其独特的法人持股结构的色彩。日本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均信仰“和为贵”、“忠诚心”，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这些文化特征反映在经济活动上，就是日本企业间的兼并很少发生，这不仅因为被兼并的企业员工沦为别人的附属物，丧失独立企业的共同荣誉感，而且兼并企业的员工也会抵制一个陌生群体的进入。因此，通过兼并来促进企业的扩张在日本是很难实现的。这样，日本企业之间只能通过相互投资、交叉持股形成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相互控制，不断扩张。

2.美、日公司外部治理结构模式比较

完善的市场体系为美国公司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市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国家，其健全而有效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等为其公司的各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了便利的监控。其中，产品市场与技术市场对企业的产品和技术迅速做出评价，并影响到企业的财务；而企业财务的变化又通过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出来。金融市场通过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予以反应，这表现为公司股票价格的升降和外部融资的可能性，透明的证券市场使公司潜在的收购者能不受阻碍地收购公司的股票，从而使公司所有权易手，新的股东通过改组公司的经理层解雇不称职的经理；经理劳动力市场对经理的人力资本进行评价，从而使不称职经理的人力资本贬值，最终影响公司的收入。产品市场、金融市场、经理人市场构成了对企业和经理的外部监管体系。

相反，日本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其公司外部治理结构染上了鲜明的特色。日本模式中，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战略、运用合适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加强同企业的合作并参与企业的内部治理。日本政府运用多种手段与企业保持经常性联系、互通信息、共同商讨、制定、调整、实施有关政策、措施和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使企业按政府的意图进行运转。

高度透明的企业运作是美国外部治理模式的又一特色。在美国，通过会计、外部独立审计、内部监督制度和信息披露的四位一体，保证企业运作的高度透明，以提供一个有效发现经营者滥用权力的外部监管环境。如果没有信息的充分披露，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会难以被发现。美国企业所具有的高度的运作机制、有效透明，发达的会计、独立的审计和健全的内部监控从本质上确保了企业所有的交易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以全面公开的原则披露出来。

日本企业则是通过主银行的相机控制形成对经营者行为的外部监督。相对于以市场为公司治理模式的美国来说，银行成了日本模式的中心。尽管银行对贷款的公司拥有的股权不太大，但却能施以重大影响，包括：以股东或债权人身份，派驻人员到公司；要求查阅公司的有关信息资料；与公司高层人员洽谈，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并依此决定是否追加贷款等等。这样，银行对公司的信息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因而能对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督，使业绩稳定增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弱化了证券市场对企业的治理，企业监控权市场的功能缺失又会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主银行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形成了有力的监督。

3.美、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模式比较

美国的内部治理结构主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组成。其发达的证券市场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在美国公司的融资结构中，主要呈现以股权为主、股份高度分散化，并且股份多为机构投资者持有的特征。这种分散化的特点导致了其所有权的间接控制，即股东通过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的方式来评价经营者的绩效，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而不是通过股东会来实现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它被形象地比喻为“用脚投票”。由于分散的小股东难以承担昂贵的监督成本的问题，又会因“搭便车”而弱化对代理人约束的问题。因此美国通过“用脚投票”来抑制这一内部监控效率低下的缺点。它以简单、便捷、成本低下构成了对所有权的间接约束，成为美国股东的必然选择。

美国公司的股权分散的特点导致了股权结构不稳定，股东不能联合起来对公司进行控制，因此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和经理层则是分开运作的，经理层负责公司的日常工作，董事会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以及对经理层进行监督。传统的公司董事会常由公司的内部职员组成，因此无法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因此，现代美国企业更强调董事会的独立性。其董事须未被公司或子公司雇佣，也非任何公司雇员的亲属，不得向公司提供任何服务。这些规定确保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使其权力能够有效地予以执行。

日本模式中企业经营者成了实际权力拥有者。日本企业法人股东相互持股、交叉结合，占企业股份的绝对比重。法人股东相互持有股份常常使股东的影响力相互抵消。此外，不同的法人股东之间互相默契，互不干涉，一般不会反对公司的议案，并不构成对经营者决策的威胁。个人股东十分分散，基本上不起影响经营者决策的作用。

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构成。日本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这种状况使得日本公司的高层领导机构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是最高业务执行机构，这就形成了其决策和决策执行一体化的特点。日本企业公司董事名义由股东选举产生，实际上由经理直接提名经股东大会通过，而经理又是在董事会上选举的，这无异于经理自己选举自己，并在实际上导致了经营者具有超越股东会的特殊权力。

三、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比较的启示

我国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实践起步于90年代初。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也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结构的诞生和发展必然受到客观制度环境和传统计划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美、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比较，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合我国的国情。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选择与其发达的市场体系是分不开的，而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法人相互持股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尚无成熟的经理市场，控股股东也没有选择和监督代理人的经验，也很难找到合格的人选以组成有效的董事会。因此我们不能照搬两国模式。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宜将多种治理模式结合起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形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而言，对非国有企业可以采用美国模式，实行市场化运作，取消政府行政干预。对于水、电、气、通信、邮政等垄断性和具有显著外部效应的国有企业可参照日本模式，由政府提名或任免这类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董事通常由地位较高的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以及有相关企业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担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或从经理市场聘请。

其次，必须为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建立创造合适的外部环境。完善的市场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的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产品市场不够发达，金融市场刚刚起步，经理市场还不存在。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企业自身的运作机制不够透明，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企业管理层的渎职以及管理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健全完善的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培育成熟的“经理”市场，通过公平的竞争环境选拔合格的企业家。政府必须转变自身角色，由原来的干预企业转变为服务企业。

最后，建立和完善独立的董事制度。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其独立的董事会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控制“内部人控制”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的公司董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国有企业中“一股独大”现象依然严重，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维护。董事会、监事会名义上是平等的、平行的两元结构，而实际上是弱监督权，强执行权。监事会形同虚设，不能真正履行监督权。因此，建立独立的董事制度迫在眉睫。上市公司必须扩大独立董事的构成比例，确保全体股东的利益，规范董事的任职资格，建立对董事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和健全科学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确保董事会职责的正常执行。同时要处理好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相互关系，建立独立董事会与监事会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

作者：陶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