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共6篇）

篇1：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体制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概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错案发生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因素。

一是“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二是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三是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

纵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的发现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现的过程具有偶然性。错案的发现，许多情况是因为杀人案件中的亡者归来，表明案件的证据链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或是杀人真凶出现，如聂树斌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二是发现的过程具有被动性。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的纠正未能发挥预期的功能，错案是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后才被动发现，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重审而予以纠正的；在上诉和以往的再审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都未能排除疑点，阻止冤案的发生。

三、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刑事错案证据排除所存在的两种缺陷：一是应当予以排除却未能排除。二是应当予以采纳却轻易加以排除。

在中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重口供，轻物证。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二是现场辨认频频出错。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如云南王树红强奸案、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都属于此种情况。如违反单独辨认规则，让多个辨认人同时辨认同一被辨认对象。如湖北张海生强奸案中，警察让四个小学生同时辨认张海生，严重违反了单独辨认规则。三是现场辨认存在瑕疵。在刑事错案中，通过以供促证的模式，办案人员找到严密的“证据链”，在指认现场前，办案人员已引诱、暗示甚至直接告知犯罪嫌疑人现场的基本情况和细节。到了现场，犯罪嫌疑人只不过依样画葫芦，如佘祥林在指认现场前已经在办案人员的讲解下仿画了“行走路线图”；王树红在指认现场时按照侦查人员的事先交代供述了“作案细节”。这使得案件中的有罪证据看似能够相互印证，实则降低了检察院和法院办案人员发现证据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为产生错案埋下了祸根。

三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马廷新、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中，每个冤假错案里面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杜培武遭受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最终扛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人。佘祥林遭受了长达10天11夜的刑讯逼供，结果违心承认杀人。王树红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实践中还出现了利用狱侦线人刑讯逼供。如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张辉的狱友犯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曾向他详述了强奸的作案经过，但实际情况是袁连芳多次逼供诱供，张氏叔侄是按照他的指示抄写了杀人过程。刑讯逼供常常伴随着暴力取证，如赵作海案中有2名证人证实被暴力取证，这2名证人证言最终被采信。刑讯逼供严重践踏诉讼参与人的人权，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一是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

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三是提高各类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出现差错，人为因素原因不可忽视，提高各类办案人员的整体素质就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一是转变传统的司法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疑罪从无原则，发扬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树立科学的证据意识。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容易倾向于：重口供、轻物证；通过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各种手段取得非法证据；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这就为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伏笔。二是要提高办案人员证据运用能力。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尤其是发现和提取物证等间接证据的能力；提高司法人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尤其是分析评断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的能力。三是强化证据收集、运用等专业项目的培训，借助岗位练兵、专业技能培训等平台，深化办案人员对于不同证据的收集时间、收集方式、收集后的保全和调取、收集时的人员要求、配套技术手段和设备的使用方法等专业培训。

篇2：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行为屡禁不止，虽然我国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因此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该刑诉法吸收了“两高三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在本次的刑诉法修正案中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则。下面将结合本次刑诉修正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程序，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论述。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从广义上而言，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或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具体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或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即构成非法证据。而狭议上的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本文在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时，采用的是狭议上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的排除的统称。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

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法条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说明，我国的非法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可见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有限制排除的。原则上，对于违反搜查、扣押等程序取得的物证、书证，在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不排除。但如果执法人员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获得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因为我国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还比较低，执法不是特别规范，如果将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通通予以排除，极有可能使罪犯逃脱法网，使正义无法得到伸张。三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启动 审查 举证责任 处理

四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发，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况。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赵作海案中，不仅是他本人被刑讯逼供，连证人、甚至他的前妻等并非嫌疑人的当事人也都遭受刑讯逼供。解决刑讯逼供与违法取证问题，彻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很重要的。死刑案件的特殊情况。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是命案，它们都曾经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证据认定上没有达到法定的标准，后来才获改判。死刑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一旦发生冤假错案，对司法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对于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想要在以后诉讼程序中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修改后的刑诉还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我国之前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篇3：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证据,程序正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一法治思想在对我们司法改革提出更明确具体指引的同时, 也进一步推进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步伐。作为检察人员,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理应站在法律的前沿, 树立先进的司法理念, 旗帜鲜明地捍卫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保证公正司法, 严防冤假错案。

一、正确解读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原则的法律内涵

“以审判为中心”又称“审判中心主义”。其并非新生事物, 而是素已有之。因为无论修订前还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便是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律渊源。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的上述规定, 不难断定,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其实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 且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结局性的作用。其二则指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追诉者定罪量刑。而之前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而执行则是对审判结果———判决的后续服务, 它也是只有依存审判这个中心才具有自身的实际意义。

二、牢固树立程序正义至上的现代司法理念

在司法改革进程中,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无疑起的是代表和先锋的作用。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 早已得到了学界和司法界的认同。

但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 “以审判为中心”这一进步的诉讼原则在之前却始终无力与“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惯性进行抗衡, 以至在多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过程中, 也一直未能真正落实到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因此, 使部分刑事诉讼活动变成了从公安到检察院、再由检察院到法院, 给被追诉者定罪的行政审批式的行为。因无法做到公开透明, 而完全失去了诉讼的本质, 以至于出现了司法腐败和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等严重问题, 其代价可谓惨痛。

纵观以往没有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因, 其根本就是重打击、轻保护, 重实体、轻程序的旧的司法理念仍在作祟。持有这些观念的执法者对以程序为主的判例法持批评和抵制态度, 认为只重视程序的判例法是形式主义, 虚伪的人权保护则与打击犯罪相抵触。因此压制了对以保护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为主的程序正义的追求。现在, 实践中所纠正的一部分冤假错案证明了, “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观念是落后的观念, 其指导下的刑事诉讼的结果不但造成了社会利益的失衡, 也一定程度地阻碍了诉讼制度改革的步伐, 我们必须果断地加以摒弃。

追求程序正义是现代司法的正确价值观。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 更是强调刑事诉讼要重法则、重证据、重辩论、重公开、重保护, 这些既是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 也是追求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作为检察人员,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倡导程序正义至上的新观念,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各项具体规定履行好检察职责。

三、做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据代言人

(一) 摆正自己在控、辩、审三角结构中的位置

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的解决过程既包括依赖国家权力惩罚犯罪, 又包含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因此, 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 也就是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的过程。这一平衡过程包括真实发现、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利益主张, 并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实现这种平衡构造最佳结构便是以审判为中心, 由平等对抗的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正三角形构造。

因此, 作为代表国家利益行使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 检察机关既不是为侦查机关传递定罪案卷的中间人, 更不是定罪案卷的行政审批机构。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活动中, 检察人员必须要运用证据向审判人员阐明、论证自己所指控犯罪的事实主张, 以使其相信该事实主张是真实并且合法的。而要想达到公平解决社会冲突, 藉以审判为中心的控、辩、审三方结构的诉讼程序实现司法正义, 控、辩、审三方都是不可缺失的主角。检察机关应平视并尊重辩护方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的要求。让辩护方以充分的言辞与证据之争在庭审过程中形成控、辩有效对抗, 是解决庭审虚化问题, 追求庭审实质化的关键程序要素。

(二) 依法规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决定》还提到,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 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侦查的核心任务就是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以公权力的手段, 强制收集被追诉人有罪证据的行为, 具有封闭性、非诉讼性、专权性, 并且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推行以及与公民权利保障等现代司法观念相悖。因此, 对公权力的约束和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均显得格外重要。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一章作了较大的修改。更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 以防滥用。但仍然没有规定强制刑事侦查的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因此, 检察机关高标准地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合法性的监督和审查至关重要。

以无罪推定为原则, 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非法取证为重点, 检察机关必须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审查。

第一, 证据的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形式违法的证据, 如自创证据、混合形证据、擅自改变原始状态的证据;构成要素不全的证据;第二, 证据的主体合法性审查。包括作证的主体和搜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格;第三, 收集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包括超越诉讼程序获取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取证;第四, 取得证据手段的合法性审查。包括以刑讯逼供、诱供、欺骗手段获取的口供、证言等证据和非法使用技术监督措施获取的证据。

(三) 做庭审实质化的主角

《决定》指出,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而以审判为中心便是程序正义要求的体现, 庭审实质化则是实践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的必由之路。庭审实质化是指经过正当庭审程序确定的符合客观真相的事实, 才是法律事实。以确定的法律事实为根据, 依法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检察机关应坚决抵制不符合程序规定的非法干预、不公开透明、行政审批式定罪量刑等虚化的审理方式, 旗帜鲜明地践行“程序正义至上”理念。

为保证庭审实质化, 作为控诉一方的检察机关应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转变观念。

第一, 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应当以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据为基础, 未经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 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对被追诉人定罪量刑在法庭上需要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问题展开充分辩论, 以此作为定罪的重要论证依据;第三, 裁判结果形成于审判之后。任何形式的庭前裁决都是要被否定;第四, 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论证据是否客观真实, 是否具有证明力, 只要属于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 就不得作为定罪的依据。

四、结语

篇4：浅论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

何为证据？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有证明意义。首先，类的认识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被人所认识的事实。其次，搜集证据的主体发现了但没有有效搜集或者没能发现的事实。再者，因属性变化而客观上无法搜集的事实。以上三种事实均不能作为证据。所以在诉讼程序中没有经过查证属实的事实也不可以认定是证据，即证据须进入诉讼程序后，并能证明案件事实。

刑诉法第四十八条明确指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因此，刑事诉讼证据实质是指：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依法收集并提交给办案机关或者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依法收集的， 与已知案情具有关联性的，所有各种形式的信息或材料。

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制度

1.证明标准

修正前的刑诉法在确定了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时应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但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属于“证据确实、充分”，并无详细的规定，甚至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未提及。

新刑诉法第53 条第2 款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从文义上理解就是，对案件进行定罪和量刑的每一节事实均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是对证据“量”方面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强调了定案证据的“程序”合法性，与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相呼应，是对证据“质”方面的要求；“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意指“只要公诉方的证明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或者说裁判者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还存在合理的怀疑，就应该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做出有利于被告的推定或解释，就应该判决被告人无罪”，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制度中的体现。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解释性规定，它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定罪证明标准的规定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2.“沉默权”规则

新刑诉法第50 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又被称为“沉默权规则”，指的是在刑事案件处理的所有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强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其法律意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时，有权保持缄默，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要对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并不得强制犯罪嫌疑人协助追诉机关证明其本人的罪行。这一规定与第53 条规定的不能仅依据口供定罪、第54 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结合，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轻口供”这一原则，能够有效的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是最能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上的诉讼权利之一，亦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3.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同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包括启动、调查和处理三个方面，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于侦查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均可提出控告、举报以启动程序；调查权在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若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修订的刑诉法总结了我国公安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经验，吸收了“两高三院”于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主要内容，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已较完整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2）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

（3）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等，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相对排除，即附条件排除的原则。

（4）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规范。一是规定了程序的启动，主体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启动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是口头申请。二是规定了对证据的合法性法庭审查并进行法庭调查。三是规定把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明确由控方承担，控方应证明证据的合法性，还规定证明的方法。四是法庭经过审理的处理程序，即对于经过庭审，如果法庭能够确认为非法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亦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参考文献：

篇5：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刑事证据中的证人证言

郭金夫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得极为普遍的一类证据。由于证人具有既不同于被告人又不同于被害人的独立的诉讼地位，所以证人证言对于揭露犯罪、进一步收集证据、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证人证言的概念与特征

1证人证言是诉讼当事人和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就自己所感知或观察的案件事实向侦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作出的口头的陈述。其特征为：证人证言虽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口供同属人证范畴，但又具有不同于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口供的特征

(1)通常较为客观。证人具有不同于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作证心里。被害人可能出于报复的动机有意无意地夸大犯罪事实;被告人则往往为开脱罪责而否认犯罪事实或故意编造假话;而证人由于一般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公正。基于上述特点，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更为重视证人证言的证明作用。说证人证言客观并不意味着任何证人的证言均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情况，有时证人可能受到罪犯的威胁，害怕事后报复，或与罪犯有特殊关系而不作真实的陈述;即使证人完全摆脱不正常的心里因素，也可能因感知、判断、记忆和复述等能力的影响而作不实陈述。因此，对于证人证言仍然应进行认真的审查判断。至于与诉讼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人如亲属、朋友和有个人恩怨的人等能否作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并不能免除这部分人的作证义务。但这类人员因与当事人存在特殊关系，有可能出于某种动机故意夸大犯罪事实，或者为罪犯开脱罪责。因此司法实践中在使用此类人员所提供的证言时，应特别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

(2)证人证言不可替代。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能由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作证，而不能找其他人员代替证人作证。某人或某些人了解案件情况，这是特定的和无法选择的，正是这种特定性决定了证人证言不可替代。鉴定人和见证人之所以不同于证人，就在于在鉴定和见证之前，并不了解案件情况，不具有这种特定性，因而他们可以选择和替代。证人证言不可替代性，不仅指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不能代替证人作证，还指即使了解同样案情的人也不可相互代替作证。因为每一个证人的品德素质和感受、判断、记忆、复述能力各不相同，不同证人所作的证词必定有一定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证人证言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较大的误差。因此应当使了解案件情况的各个证人分别作证，并对每个证人的证言都进行认真的核查。

(3)证人的判断和意见能否作为证据。有人认为证人证言中的推测性或判断性陈述，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因为对案件事实加以判断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能。况且，证人因受职业、知识和经验等限制，往往难以对案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倘若让其提供判断意见，势必发生诉讼上的立证混乱、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把问题绝对化，则失之于片面。笔者认为，在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包含判断的因素。证人在通过感觉器官接受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后，必然要对之进行辨别与分类，作出判断，确定刺激物的意义，最后形成概念。如果没有这一辨认和判断阶段，就不可能存在人们对事物的抽象理解而形成的印象。例如证人说看见一个穿黑衣的老头，用菜刀砍死一个戴眼镜的妇女。在此证言中凶手穿黑衣、是个老头，凶器是菜刀，被害人是一名妇女，实际上就是对数个事物进行的辨别与判断。而且，阅历较广、经验丰富和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对事物作出的判断，通常较一般人更为准确，具有更大的证据价值。例如，同一张等高线地图，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看到的仅是封闭和不规则的圆圈，而制图学家看到的则是生动的地形图，由此可见，证人所做的某种判断性陈述，尤其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人所做的判断，具有较高的证据价值。

问题的关键不在与证人的判断是否可作为证据，而在于证人证言中哪一部分判断不具有证据价值，哪一部分判断具有证据价值，如何划清两者的界限。证人所做的判断性陈述，可以划分为体验性判断和意见性判断。所谓体验性判断，指证人依据自己所体验的事实作出的识别与判断。诸如凶手是老头、凶器是菜刀、受害者是妇女都属于体验性判断，此类判断显然具有证据价值。所谓意见性判断，指不是依据自己所体验的材料，或不完全依据所体验的材料，而是依据人们的知识、经验或科学原理作出的推断。例如，有一个证人陈述。在案件发生时，曾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留长发、着风衣的人快速跑出仓库，估计此人就是罪犯。在此陈述中，估计此人就是罪犯就是意见性判断不具有证据价值，因为他所体验的事实只能使他作出有一个身高、长发、着风衣的人跑出仓库的判断，不足以作出此人就是罪犯的判断。

证人的意见性判断不能作为诉讼证据，并不意味着任何意见性判断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事实上，鉴定结论就属于意见性判断。它是由鉴定人通过对送鉴材料运用科学手段进行比对、鉴别之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鉴定结论并不要求鉴定人对案件事实有亲身体验，而只要求他根据专业知识对送鉴材料提供鉴别意见。

二 证人资格。

证人资格，是指那些人可作为证人，哪些人不可以作为证人。它决定了证人的范围。证人资格看似简单，却是一个涉及是否有足够证人出庭作证，并保证证言的客观真实，从而顺利查明案情，正确处理案件的重要问题。所以，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1中国古代和西方各国有关证人资格的法律规定。对于证人资格，中国封建法律早就作出过种种限制。唐律规定 ：“年满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作证。所谓笃疾指病重之人。”还规定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这条规定的意思是，对于谋反、谋大逆等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的特殊重罪，任何人都必须作证，不允许相互隐瞒，而对于其它罪行，则必须免除亲属之间相互作证的义务，并且禁止卑幼、部曲和奴婢证实尊长和主人的罪行。这种限制是维护封建纲常秩序的必要手段，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法制中的指导作用。

西方各国的证据法一般对证人资格不予过多限制。英美证据法认为 ：作为自然人只要具备证人的四个条件就有作证的资格。四个条件为(1)有感受和记忆能力(2)有正确表达的能力(3)亲自耳闻目睹了解事实，(4)理解宣誓作证的义务。日本证据法规定 ：裁判所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某些场合外，对任何人均可作为证人进行询问。法国和德国的证据法甚至允许4岁的儿童出庭作证。但也有限制性条款，如美国有些州规定：犯过不名誉罪或作过伪证者没有作证资格。西方各国有关证人资格的法律规定，对于我国学术界深化证人资格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正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资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这是我国证据制度对证人资格作出的原则性规定，也是衡量人们能否承担作证义务的唯一标准。对于这一规定，主要应从下述两方面加以理解;(1)证人只能是自然人。上述规定中所谓辨别是非、正确表达，是自然人所具有的生理和心里因素，说明我国证据制度只允许自然人充作证人。在司法实践中，某些机关单位和团体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材料，常常被当作证据使用。某些办案人员甚至认为这类材料的证明力高于普通证人的陈述。这不符合证据制度的原则与精神。证人证言是诉讼当事人和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的陈述。既然是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作出陈述，那么陈述者就必须具有感知和记忆案情的能力，具有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能力。显然，只有自然人才具有这些生理和心理机能，机关单位和团体是不可能具有的。再则，由证人的诉讼地位与作用决定，法律要求证人承担一定的法定义务。如证人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员、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询问、质证。证人如故意作伪证或隐瞒罪证，须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上述义务显然只能由自然人承担，机关单位和团体是无法承担的，倘若让这些组织承担，实际上意味着无人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把单位和团体出具的材料当作证人证言使用，从而影响诉讼的顺利进行，甚至铸成错案的屡见不鲜。因为办案人员对此存在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认为单位出具的材料可作证言使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司法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另一种认为，由不能充任证人的单位出具的材料加以证明的，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只能说明司法机关有权向机关、团体调取证据，并不意味单位可以充当证人或以单位证明材料代替证

人证言。(2)证人必须是生理上健康、精神上正常，达到一定年龄的人。我国证据制度虽然要求了解案情的人都承担作证的义务，但对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和年幼无知的人又给予必要的限制，不赋予其作证的资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制，是因为这部分人不能辨别自己行为或他人行为的性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倘若让这部分人作证，并加以采信，势必无法保障客观、公正、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以致铸成冤假错案。

为此：笔者建议创制有关证人资格的除外规则。我国证据制度要求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承担作证义务，但在实践中有一部分了解情况的人，由于其所承担的职权职责恰与作证义务相抵触，应考虑免除其作证义务，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则。

(1)司法人员不能充当本案证人。侦察、检查、审判人员在履行诉讼职能过程中了解到本案的情况，不能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证人的义务是将所了解的案件情况积极地提供给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的任务，是代表国家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

(2)辩护人不得在受委托的案件中充当证人。辩护人接受被告人有关代理诉讼的委托之后，一般要从各种渠道了解案件的情况。但在此之后，辩护人不能再作为证人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词。当然，律师及其他身份的人，如果接受诉讼代理之前就了解案件的某些事实，应积极履行作证义务，帮助司法机关查明案情，而不应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充当辩护人。

(3)关于某些因职业或职责而得知案件事实的人是否可以免除作证义务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一部分人因职业或职责而了解案件事实。例如医生了解病人的隐情，记者了解被采访人的私人秘密等等。倘若这些人员将有关情况提供给司法机关，这与其从事的职业或所承担的职责是相抵触的，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应获得的某种信誉，甚至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对之进行慎重的处理。

三 如何对待某些证人拒绝作证。

证人拒证的原因有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司法实践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几种

1封建法制残余作怪。中国封建统治者一贯奉行儒家“三纲五常”的说教，在法律上强调“父子相为隐”的原则。这种封建法制的沉淀，导致今天“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等观念的滋生与蔓延。某些证人考虑到自己的证言可能导致亲人或朋友的不利后果，因而不愿作证，甚至拒绝作证。

2人生观扭曲的影响。经济社会转型期，部分人拜金主义严重，无利不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致使起码的正义感、责任感和良知丧失殆尽。所以出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歹徒公然行凶，围观者数百，竟无一人愿出证的怪事。

3部分公民法制观念淡薄。表现为许多公民不知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以为与司法机关打交道没好事。

4对证人的保护不利，致使群众接受作证的消极教训。更有甚者，一些凶顽罪犯拉帮结伙，明火执仗，对敢于作证者进行残害，殃及四方，在一些地方形成恶劣的小气候，令群众丧失安全感，更不用说公开作证了。

5某些司法人员在取证的过程中，不尊重证人的合法权益，对证人缺乏耐心，态度不和蔼，这导致部分群众产生不愿同司法机关合作、对作证厌烦和抵触情绪。

6法律规定的欠缺。我国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民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未予规定。这使部分公民产生不履行作证义务也不会承担责任，还可避免作伪证之嫌的想法。而作为司法机关，因缺乏有关执法的依据，对证人拒绝作证也无可奈何。

7证人自身存在某些复杂的心里因素。如胆怯、羞耻、虚荣心、怕坏人报复等等。

因此解决证人拒证的法律思考迫在眉睫。由于证人拒证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里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应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手段加以消除。如进行普法教育，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办案人员素

质避免出现侵害证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严惩对证人打击报复的行为，确保证人安全等。但重要的是应制定解决证人拒证的对策与措施。为此笔者建议：

1建立对证人拒证予以制裁的制度。

根据法学基本理论，任何法律规范都应由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构成。尤其是法律后果，体现了国家的强制力，是保障行为模式付诸实践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律的约束力就表现在其拥有强制手段;倘若规范与强制手段分离法律将徒具空文而已。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一规范包括了条件和行为模式部分，但缺乏强制措施，实际上没有约束力。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法律应作出规定，对证人拒绝作证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对于情节轻微的，可采取拘役、司法拘留和罚款等强制措施;对情节恶劣、危害极大的，可按拒证罪给予必要的刑法处罚。

2建立有关证人的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司法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些证人因与犯罪有某种瓜葛，或提供证言于己不利，明明知晓案件情况，却担心拨出萝卜带出泥，拒不作证。例如，一盗窃犯企图入户行窃，发现屋中有人纵火杀人。该盗窃犯因怕人被追问为何出现在现场而暴露出盗窃行径，所以不愿吐露真情，后来人们怀疑其是纵火犯时，才被迫和盘托出。

为了免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将所见所闻彻底讲出，以利于迅速查处严重犯罪，笔者建议建立证人作证的刑事责任豁免制度。这种制度赋予证人受到一种特殊的法律保护权利，即证人因证实重要案情而提供于己不利的证词时，司法机关可以酌情减免其法律责任。

3加强对证人的法律保护制度。法律对于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应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对于打击报复证人的应严加追究，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可比照刑法第254条以报复陷害罪论处。另一方面，法律对于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应作出相应规定。

四、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笔者建议：应认真贯彻当庭询问质证的制度。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审查判断，但最重要的是当庭传唤证人接受询问和质证;这种方式的特殊作用是其

篇6：浅论刑事侦察中的证据

据排除程序如何把

握？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该类证据大致可分为两类：(1)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

非法实物证据，就是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对于该类证据，如果存在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可能，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2、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及时将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及相关线索、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3、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4、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