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法律论文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关系到其自身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等。但是由于二元户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我国的政府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组织程度水平低等非制度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户籍制度改革法律论文 篇1：

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作者简介：徐敏（1985-），男，汉族，陕西商洛人，法律硕士（非法学），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 要：户籍制度改革是目前各项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改革实际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制定改革方案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并提出具体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法律问题；法律对策

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当今改革的重点，实践证明，这种建国初期静态模式下的人口管理方式，人为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不公正，早已成了社会发展前进的绊脚石，而户籍制度改革是破解城乡体制难题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是赋予农民对自己户籍变动的选择权，并以一定的社会保障和财产保障来量化农民身份利益。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发生种种与法律矛盾的实际情况，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打着公益性目的为旗号的强制征收，这种不符合正常市场对价的征收制度将户籍制度变成“隐性征收”。用社会保障和补偿来换取农民土地的行为，其本质是将农民本该得到的社会保障变成交换。再次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充当了主导作用，将“看得见的手”伸向了本该根据意思自治双方自愿公平的协商中，导致土地财政以及造成新的不公现象产生。

一、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基本上属于国家级的法律法规，例如二元土地制度是由《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调整。户籍制度改革的操作中可能会涉及更多的法律问题。

1、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问题。 《物权法》已经明确要求以公益性为目的进行征收，而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通过各种名目将盈利性目的伪装成公益性目的，对农村土地进行强制性征收，从而变相强迫农民转户，令农民得到的补偿出现新的不公平。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 土地流转主体混乱。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也就是说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方式。但在实践中，不仅农户可以自主决定流转，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甚至乡（镇）政府、县（区）政府也可决定流转，特别是在招商引资，规模经营等土地流转中，有的县乡政府不经农户授权就与外商订立土地流转协议，然后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通知农户。这种“强制流转”或“被流转”，剥夺了农户的参与权、协商权、监督权。土地流转市场混乱，运作机制不健全。政府服务监管混乱。主要是越位、错位、不作为。如越俎代庖式流转就属主体错位，权力越位，同时存在大量的行政不作为。

3、 农村宅基地相关权益的补偿。 《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物权法》第42条：征收住宅的，还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最高院对重庆高院的答复》中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村居民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执行。”目前，补偿方式存在的问题：（1）未考虑宅基地使用权补偿（2）未考虑集体建设使用权补偿（3）未考虑房屋所有权补偿（4）权利主体地位被忽视，宅基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被忽视。

4、 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补偿。 我国《土地管理法》中的第十条规定：乡镇、村、小组三级主体拥有的土地，分别由乡镇、村、小组集体所有，并归相关集体组织管理。然而，该规定对上述三级主体的收益分配没有做出清晰的规定。很多地方为了分享收益甚至采取收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导致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异化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这些不规范行为不仅导致社会出线不稳定的现象，甚至有违法的嫌疑。从这些实际操作来看，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晰是导致农民集体收益分配不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晰之外，财务公开制度的不透明和民主管理制度也会影响集体收益权的合理分配。

二、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

1、公平合理原则。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贯彻公平合理原则。它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以社会正义、公平的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平衡各方的利益， 公平原则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那么具体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公平合理原则则需要体现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及其他各方面，只有贯彻了公平合理原则，改革的目的才不会偏离方向。

2、民生权利保障原则。 在公共政策制定上剥离户籍制度锁带来的“特权”，才能保证农民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保保障，才能真正推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全民社保待遇均等化。当社会保障实现了全国统筹和城乡基本均衡，每个居民都可以带着自己的“社保指标”自由流动，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主要通过经济因素、资源承载能力而非行政手段对居民流动进行合理调节，城市户口所承载的多种待遇和保障上的“特权”，就将逐渐淡化、减弱以至消失，户籍的旧有功能由此不断弱化、走向终结。

三、具体法律对策

1、以“置换”方式为解决宅基地问题的首选方式

。以集体的宅基地换取国有土地是解决户籍改革涉及的宅基地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在今后规划或实施“村改居”项目时，要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以“置换”方式进行。先将城市中低价征收农村中的撂荒地和废弃土地整合然后进行置换，这比直接在村集体土地进行成本高，但这是保障农民生存权的重要举措。

2、加快产权确认的相关法律立法和实施。只有通过加快土地管理法和农村集体财产方面的法律确认，才能更好地来保障农民的权益，在处理涉及到农民权益的相关问题时，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除此之外，还需要完善农民自治，通过逐步建立完善的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可以依法民主的维护自己的相关权益。

参考文献：

[1] 劳谐：《忧喜小产权房》，《上海经济》2007年第8期。

[2] 刘昱君：《向左走向右走》，《今日国土》2007年第8期。

[3] 陈商：《“小产权房”动了谁的奶酪？》，《财经中国》2007年第8期。

[4] 刘昱君、石云龙：《科学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今日国土》2007年第8期。

[5]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2002年第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 丘安辉：《农民福利为何要用财产换？》，《南方农村报》2010年8月5日。

[7] 张良悦：《论失地农民的身份补偿》，《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6期。

[8] 张办：《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的权利缺损及其补全—从以集体所有权为中心 到以农民用益物权为中心》，《法学杂志》2012年第3期。

[9] 林辉煌、桂华：《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建构—基于农地集体性的分析》，载《私法研究》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10] 王征兵、王艳静：《新视角下失地农民增收问题探论》，《农村经济》2009年第2期。

[11] 岳意定、刘莉君：《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农村土地流转经济绩效评价》，《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8期。

[12] 彭真明、陆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中国家管制的反思》，载《私法研究》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13]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2006年第2期。

[14] 党国英：《“十二五”规划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8期。

[15] 高圣平、严之：《从“长期稳定”到“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再认识》，《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16] 张力：《地权变动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律规制》，《法学》2008年第2期。

作者：徐敏

户籍制度改革法律论文 篇2：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关系到其自身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等。但是由于二元户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我国的政府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组织程度水平低等非制度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要加强制度建设，破除非制度性障碍，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政治参与 权利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大约1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渴望融入城市。他们的政治参与诉求也日趋强烈，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现在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是重要现象，它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义

首先，政治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政治参与是一种契机，借此机会让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交往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奠定社会基础，“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政治参与为他们相互交流和学习创造了机会。从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这将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接触，通过政治参与，加强了与市民的沟通与交往，培养政治素养。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能够实现个人能力与他人能力互补，在政治参与中向市民交流学习，增强自身的整体能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让你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

其次，政治参与是新生代农民工表达意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政治參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与一个社会的权利分配和政策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代农民工的一系列权利的缺失无不与政治参与不足有关。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资拖欠、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产生，一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无话语权。所以，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给他们创造一个表达意愿的平台，让政府获取农民工的呼声、听取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让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符合民意。同时这也是他们享受自身权益的过程，每个新生代农民工都是我国的公民，让他们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三，政治参与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融合，转变为市民的助推器。农民工市民化，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途径，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农民工的60%左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农民工市民化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障碍、思想观念障碍、制度障碍、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向市民的转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破除重重障碍，政治参与能够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关心，有机会参加到政府的决策中，体现自己阶层的意志，加快对城市的认同感。一方面，可以消除政府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增进农民工与市民间的沟通，互通互信，共建友谊，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参与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和质量，也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3]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广大新生代农民工没能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政治，这不仅侵犯了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也不符合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我国民主政政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参与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扩大。大量的农民工加入进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知识素质较高、思想开放、维权意识增强，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政治参与。但目前，由于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严重不足，呈现一种边缘化状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一）制度性障碍

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它塑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的次序和环境。我国一些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

1.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我国公民机械地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农民和市民。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制度，对我国的发展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农民工。他们户籍在农村，在城市务工。我国的实行的是以户籍为核心的选举登记制度，这就造成了农民工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如果要参与居住地政治参与资格，需要取得户籍所在地的证明。这些都在时间和经济上给农民工带了阻碍。因此，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取权的虚置。现行的户籍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造成政治参与边缘人的重要原因。

2.法律制度的缺失，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益的无保障

我国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其他宪法规定的权益。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还有因为法律法规落实的不到位，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变成了纸上空谈。一直以来，正是因为法律和制度的支撑不到位，农民工在城市只能扮演被管理的角色，即使有些临时性的政治参与，也极有可能因城市管理决策者的主观偏好和随意性的影响而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行常规的政治参与，再者，法律尊严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护，我国的法律执行过程缺乏公正。丧失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任，最后，法律援助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我国弱势群体，他们收入低，无法支付请律师的费用。维权意识淡薄到当政治权益遭到践踏时，无法像市民那样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3.政府精英决策体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被轻视

受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一些官员形成了官本位思想，民主的缺失，造成了政府权利集中在政府精英手中。政府的决策过程不是多方利益诉求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精英掌控着决策权。新生代农民工处在社会分层的底层，利益诉求无法上达，或者传到政府精英那而不被采纳。久而久之，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政治参与，即使参与了政府也不一定会采纳。造成了这一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冷淡和漠视。

（二）非制度性障碍

1.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热情的缺乏

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在物质利益基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政策，以便更好的实现经济利益。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性”、“理智”这些虚无缥眇的精神原因。新时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追求较好的经济收入，但是从进城农民工整体状况来看，他们多是在次属市场就业，加之城市居民和政府的歧视，新时代农民工的收入很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片面的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赚钱经济”，“金钱万能”思想逐渐抬头，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把主要精力用在赚钱和省钱上。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漠不关心的情绪，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自身素质的欠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无奈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文化程度较低，初高中占很大比例，也有一些大中专毕业生。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许多障碍和问题，难以获得政治信息，政策理解的偏差等，再加上政治素质和热情不高，他们对政治的认识不准确，他们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还不是很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赋予它们的政治权利更是模糊不清。由于自身的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全部内容和途径不是很了解，所以，即使有政治参与的政治参与的冲动，也应为自身素质的不够而搁浅。

3.组织化程度较低，

分散的、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是个体的劳动力，组织程度相当低，即使有些组织也是亲友或老乡组织起来的，靠感情来维系。维权是一种博弈，而博弈需要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较好的维权和政治参与。正是因为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农民工兄弟的政治权益经常遭到践踏，拖欠工资、劳动条件恶劣、无薪加班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形成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或多的或少的参与社会政策的形成和政府事务。参与了社会政治进程。但是这些集团里很少有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和集团，他们的个体诉求无法通过组织的形式上达。

三、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和措施

（一）破除体制性障碍，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性保障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国民待遇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关系上采取的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硬性的把公民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上采取不同的政策。改革开放已来，国家对城乡不同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调整是有限的。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障碍的重要原因，这一制度也造成进城农民工在医疗、教育、就業和社会保障方面和城市居民不同。所以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障碍迫在眉睫，只有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并代之以居住时间为依据的选举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户籍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带来的障碍，还新生代农民工国民待遇。

2．完善法律制度，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确保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法可依。立法部门要加强立法，起草符合时代要求和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改革不合时宜的法律，特别是修改和完善选举法。破除以户籍登记制度为依据的选举法，制定适合流动人口的选举登记制度。其次，严格法律执行，要按照法律的要求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是政治参与权利，维护法律尊严。使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相信法律，遵守法律。不仅要在法律实体上实现公平，也要在法律的执行上实现公正。最后，提供法律援助，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多属于弱势群体，不管在法律知识，还是经济能力，都处于弱势地位，当他们的政治权益遭到忽视或践踏时，他们不能像市民那样保护自已，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增强他们对我国政治的信任，以及对政治参与的信心。

3.发展民主政治，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

政府要改变管理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构建服务型政府，当前一些政府官员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忽略了民主，他们觉得政府决策是自己的事，民众的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所以，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加强民众参与，还政与民，真正做到人们当家作主。想方设法托宽民众参与的途径，特别是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进来，给他们搭建平台，让他们把自己意愿传到政府，以便使政府决策能够很好的照顾到这一群体。

（二）破除非制度性障碍，

1.加快发展经济，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物质支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充分发展了，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便好了，他们不在为衣食住行而烦恼时，他们就会把关注点转移到政治参与上。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拉大。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为生活而忙碌。忽略了政治参与的权利。总之，要加快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工富裕了，挣钱不是工作的唯一目的，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这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就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2.提高自身素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比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有加大提高，但是与市民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的很多项目都需要文化来支持的，如选举、竞选、提议审议等。所以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首先，加强农民工基础文化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通过教育提供外出务工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其次加强法制教育，让新生代农民工懂法、用法。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制教育，民主意识教育、政治技能教育。全方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最后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让其有一技之长，能够在人力市场经得住优胜劣汰，有个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为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入工会和发展自身组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集体话语权

“全体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的侵害，同时也应该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4]中国工会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国工会虽然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很少。他们的诉求没有办法通过组织向政府表达。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加入现有的工会组织，各级工会要积极参与立法、政策制定和推动落实。从源头上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成立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如农民工之家、农民工协会等。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的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参与政治，切实维权。最后，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的政府应鼓励当地的工、青、妇联等组织向新生代农民工覆盖。当地基层党组织应广泛吸收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使其成为农民工阶层政治参与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95页

[3] 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5期，第73页

[4]《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07-408页

作者简介

夏昊，（1983—），男，江苏宿迁人，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作者通信地址

湖南大学天马学生公寓三区19栋420室 夏昊收 邮编：410082电话：15084779498

电子邮箱：274639125@qq.com

作者：夏 昊

户籍制度改革法律论文 篇3：

关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探讨

我国从2005年底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目前已有河北、辽宁等多个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尽管各地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并没有根除。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二元户籍制度再次引起愈来愈广泛的社会争议，人们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呼声更高。

一、关于现行户籍制度的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是因为，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束缚了这一重要权利。由于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如求职、求学的不平等、福利的不平等，其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有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同时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国家统一分配户口迁移计划指标的做法难以适应不同地区需要。现行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村的发展，特别是高素质人才集中于城市，而欠发达地区饱受人才流失的困扰。由此看来，户籍制度已经妨碍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不仅如此，现行户籍制度也产生了一些腐败现象，有些人为了获得城镇户籍向官员行贿，等等。因此，我国二元化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另一种看法认为，整体打破二元户籍结构可以圆部分人“非农业户口”梦，但全盘否定此制度存在较大偏失。首先，二元制户籍便于统计国家人口。这是关键之处，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虽然户籍制度的这种身份制性质让城镇户口溢价，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持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也在逐步享有社会福利。更何况我国农民比重占了总人口很大的一部分，如此之多的农民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恐将带来农业发展滞后的结果，我国的农业经济势必大幅下降，很大程度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同时，受制于大城市有限的资源，如果户籍制度完全放开，很可能造成对有限资源的侵占，势必造成新的不平等。最后，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能有效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如果贸然改革二元制结构，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犯罪增加、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等现象，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二、关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上述两种看法似乎各有其理，但又不尽全面深刻。二元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有利于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因此，二元化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笔者建议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修改宪法并制定全国统一的户籍法。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要除弊兴利，推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户籍制度。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最大弊端是限制迁徙自由，其结果必然是利益向城镇“非农业人口”倾斜，广大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因此必须在宪法中恢复居民的迁徙自由权，使公民真正实现平等的权利，同时制定国家户籍法并推出科学的户籍管理政策措施，推动户籍管理的法制化。

二是剥离福利待遇，建立全国统一的公民居住证制度。首要任务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同时，恢复户籍功能，使之成为国家用于身份证明、人口统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待遇，改变户籍制度与其挂钩的现象。

三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保证农村居民权利与福利。城镇化是打破城乡分割、改变传统“城乡二元”的重要途径。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同时，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四是增加配套改革，力争实现公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是加强政府合作，建立全面、稳固的监管体系。城乡间各级政府的合作，可以快速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责任编辑：欣闻

作者：马虎韬